“ 規則的過?！保杭夹g隱含的暴力邏輯*

內容提要：技術的社會效應是利弊同在的：一方面，技術在全面進入生產與生活的過程中讓大多數人的每日生活變得更加容易，它讓普通人意識到他們與其他人具有同等地追求美好生活與幸福生活的權利；另一方面，占有機器體系與占有技術絕不是一回事，人們可以輕松購買到機器設備，但卻不能任意更改和消除技術應用的規則，他們在使用機器體系的過程中反而會受到技術官僚化、資本化與虛無化的轄制，因為機器體系的實質是技術邏輯的器物化，它具有集中權能的傾向，在技術數字化與智能化的透明結構中潛藏著導向愚蠢、懶惰和倦怠的結構性暴力，而這又將成為人們進一步追求平等與自由的束縛、障礙和瓶頸。

關鍵詞：規則 官僚主義 結構性暴力 拓撲式轉變

在現代資本主義秩序下，技術邏輯有了自主性，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權力隨后逐漸圍繞它重組。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技術的數字化、金融化與智能化沒有讓勞動者工作得更少，而是更多，“最近一份對過去研究的總結表明，美國人可以說是工作到死：工作導致心臟病、高血壓、胃病、抑郁癥、心力衰竭等一系列疾病”①。盡管技術介入生活的最初目的是為了讓人們有更多的機會回歸和參與日常生活，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資本主義、信息資本主義、消費資本主義和自由職業者資本主義等“高度資本主義”共同催生出一個恐怖的“過勞時代”，家里家外都成了職場，經濟活動的24小時化迫使每個人都化身為一個全天候的工作狂。②技術正在掏空人類，它非但沒有能力繼續釋放出更多的想象力和創造空間，反而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制造出近乎百分之四十的“毫無意義的工作”③，普通人在官僚主義的規制下正日益墮化為徒勞的生命，看似公平的“規則”之下實則暗藏結構性的暴力威脅，現代資本社會的一大特征就是官僚生活和官僚手續日益成為人們追求自由和美好生活的轄制。無論是愚蠢、懶惰還是情感的荒漠化，都是技術隱含的暴力邏輯必然展開的結果，而這些又共同造就了充滿日常惰性的官僚主義生活。作為一個切口，技術的規則性悖論成為我們反思技術與暴力內在關聯性的一個課題。

一 結構性愚蠢：技術官僚化的暴力威脅

技術是美好的，讓另一種生活居住當下是技術的社會使命，技術一直發揮著把可能生活轉變為現實的創造性功能。從經濟尺度來看，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發展，毫無疑問是技術取得全面勝利的現代化過程，技術帶來了生產力的指數級擴張與社會生活的總體進步，它不僅戰勝了時間，而且消滅了空間，人們的日常生活需要已經在很多方面都能夠得到即時滿足。更重要的是，技術文明打破了封建文化壁壘，普通人得以發現他們的生活和其他富人的生活一樣具有意義，技術不僅是科學的果實，也是窮人生活的希望。另一方面，技術的解放力量終究是有限的，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總是在無形之中滲透著“規則”的力量?！耙巹t”在這里主要指技術的應用和運作所要遵循的規律和法則。誠然，作為媒介作用的機器是一種無歧視性的工具，它沒有自己的主人，人們能夠在使用機器的過程中讓每日生活變得更容易，從而為人們的未來敞開更多的可能性；但是作為權力作用的機器只是在形式上分有一般技術的平等邏輯，實質卻是一種充滿了結構性暴力的強制性規范，它在使用過程中必然制造區分，它在為少數掌權人積累權力的同時必然要求大多數人忍受來自技術可能性的暴政。技術結構性暴力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人們在發明機器的時候非常聰明，但在使用機器的時候卻顯得非常愚蠢。比如，行政與文書工作的設計初衷本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簡單、高效與自足，然而官僚主義的做派卻讓我們的生活走向與填表糾纏不清的命運。

人是技術的存在，技術是人類一般智力的成果，當人類將他們的一般智識灌注于機器，一個鐵人（機器體系）就出現了。這個鐵人分有人的屬性，伴隨著它的智能化與數字化，它越來越像人，而人只需要站在它的旁邊完成輔助性的工作就能滿足社會需要和個人生活需要，人與機器的界限變得模糊化了。機器體系的實質是一般抽象規則的現實化與器物化，它的發生邏輯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把工人重復性、規則性與周期性的每日勞動簡化為可替代的機器勞動，在同一勞動上節省工人的勞動時間，在讓他們的生活成本變得更節約的同時也讓他們獲得體驗其他生活的可能空間。問題的癥結在于，人們可以輕松占有機器體系，但卻不能隨意左右機器體系應用的規則，“任何技術的用途多半是由技術的結構決定的，也就是說技術的功能是技術形式的自然產物”①。這就是說，雖然機器的日常應用能夠為人們追求美好生活與幸福生活的多樣性創造物質上的技術條件，但是技術本身的規則并不具有開放性，恰恰相反，它隱含的封閉性傾向反而為官僚主義提供了可乘之機。

技術邏輯企圖把社會運轉過程變成一個透明的結構，而它一經確立，就會不可避免地向愚蠢的結構轉變，透明之中隱藏著不透明的力量。愚蠢即無能為力，人們無法行使作為主人的權利，這是對主體性的一種閹割。正常情況下，透明會直接激起人們的恥感。在《圣經·創世記》中，亞當和夏娃受蛇的誘惑，在偷吃智慧果的日子里眼睛明亮了，當他們看見自己赤身露體的狀態，感到羞恥的第一反應是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編織裙子遮擋陰部。奇異的是，當代“赤裸生命”的神圣在于他們在大數據的“凝視”之下是透明的，然而被透視的信息人和數據人在被一覽無余之時，卻沒有表現出絲毫被侵犯的警覺，這在過去的一切世紀中都是難以承受的羞辱，即使有所感應，一切很快就被數字技術打著安全之名和去身份化的幌子給遮掩過去。技術的智能化造就了人類的愚蠢，盡管這并不是人們想要看到的，但是一種隱秘的恥辱像幽靈一樣盤旋在人們生活的周遭世界，與此同時，由于技術的文化霸權主義改變了人們對恥辱的定義，人們不再有能力清醒地捍衛獨屬于他們的自由、隱私與榮耀。

歸根結底，技術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生產過程，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性建構，雖然技術隱含人類自由與平等之光，但它同樣隱含著暴力威脅?！耙粋€人若要對完全欠缺了解的他人的行動施加相對可預測的影響，那么唯一可行的方式很可能就是暴力?！雹俦┝Φ奶囟ㄐЯυ谟诿獬瓣U釋性勞動”（即溝通、商談、協商）的過程而直接產生社會影響。不同于古代社會那種充滿了排斥性的戰爭暴力，現代社會的暴力主要是通過技術邏輯來實現擴張的，它早已不是刻板印象中你死我活的肉搏，而是更加依賴于經濟、政治與文化交叉作用的無聲的同意過程，這種滲透到日常生活每一個毛細血管的強制力看似柔軟，卻絲毫不遜色于暴力。數字技術真正的威力不在于它的透明性和安全性，也不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常常遭遇隱私被泄露的威脅，而在于它以一種無形的至高權力規定了人們的存在方式：一個不懂數字技術的人是會被限制收入、消費和出行的人，沒有了手機、電腦和網絡，他的日常生活總是會遇到各種麻煩，他被迫淪落為一個不被社會生活日常所接納的“赤裸生命”。因此，暴力并非主要指實打實的推搡、拳打、捅刺或爆炸，它還可以是一種暴力威脅以及在彌漫性的潛在暴力下得以確立的那種社會關系，即強制性社會規范。用韓炳哲的話來講，暴力通過技術發生了一場“拓撲式轉變”：“現在，它的作用方式不是對抗，而是玷污；不是公開攻擊，而是暗中傳染。這種暴力的結構轉變日益統領當今的暴力事件?！雹?/p>

二 制度化懶惰：技術資本化的權力壟斷

結構性暴力在本質上是一種專斷權力，它免除了更進一步的平等，是權力使人們變得懶惰，也是權力壟斷了人們想象另一種生活的創造力。官僚制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它是對玩的恐懼③，它致力于把公務員變成人民的公仆，構建一個理性、高效與便捷的公共社會，它被引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懈怠，但是公權力向著私權力的腐化和淪落總是不可逆地導向懶惰?！皬膶嵺`上來看，我們不斷徘徊于創造性和解放的可能性之間，因為這種可能性往往被資本主義惡魔般的威脅所阻礙?！雹荞R克思主義有一個基本觀點，勞動是人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但是技術作為人的手和腦的延伸在時空轉移中一再地挑戰勞動的經濟社會地位，不斷地重塑人的存在方式。雖然勞動與資本本處于同一起跑線，但是資本主義發展與技術進步具有一致性，而這種同構性以被貶損的勞動為經濟基礎，資本由于獲得了技術加速的加持而遙遙領先于勞動，這一差速造就了現實遠遠落后于可能的巨大鴻溝，自由解放的未來預期被無限期地推遲了，“所謂技術壟斷論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藝和技術的統治”⑤。技術的資本化過程意味著技術不再是勞動者手上的勞動工具，而是轉化為一種經濟權力，作用于勞動者的肉體與精神。

技術邏輯常常給人一種錯覺，決策掌握在官僚主義者的手中。的確，技術邏輯的反叛傾向在于技術具有集中權力的趨勢，但這不是問題的根源，它并非內在于技術，而是后來居上的一種意識形態，重點是權力具有相對獨立的自主性。權力意味著規則的執行者不必更多地去擔心什么、了解什么和去做什么，他的意志、情感和想法在規則面前是過剩的東西，人在這里被形塑為一臺喪失了思考能力的行政機器，他只是在執行官僚手續，他也只能按照規章辦事，這是最保險也是最安全的選擇，因為他的“過度”思考反而會為他帶來麻煩。從程序上來講，官僚制保障了權力的民主化，然而規則的效力不是無限的，它不僅一經產生就很難更改和消除，而且很有可能從一開始就是為了修補漏洞而產生的一個附加條件，最終官僚制反倒成為制度化懶惰的形式。規則作為想象力的產物，最終反而成為粉碎想象力的工具。懶惰不是勤勞的對立面，而是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對立面。工人階級的消極怠工被管理層視為有損車間經濟的行為，但是在這種“偷懶”中至少表達出普通人對另一種生活的向往，與此相應的是，官僚制才是想象力真正的天敵。

技術與權力具有親緣關系，不同于簡單的機器，機器體系是機器的集群，是復雜的技術，機器和機器體系可以向窮人開放，而作為權力的技術思維不會?！翱傮w而言，技術人員通常與握有權柄的人而不是權力對象具有相同的觀點，他們與經理、軍官走在一起，而不是工人和士兵?！雹僦Z布爾的技術研究發現，盡管“記錄-回放”技術②遠比數值控制技術更富有效率也更具經濟可行性，但它卻被扼殺在萌芽狀態，因為“對于管理層來說，它們已經認識到這種更簡便的方法能夠大大節約成本，但它們寧肯犧牲這種成本與時間上的經濟，也要維持對生產過程的總體控制”。③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技術發展強化了技術壟斷的根基，泰勒制把勞動者貶低為“受過訓練的大猩猩”，管理層通過科學管理占有了技術而獲得對生產的控制權，對工人的監督和約束有效制止了生產過程中的“偷懶”④。新技術帶來的機會不是平等的，大多數勞動者被束縛在麻木、無聊和機械的工作上，只有少數精英能夠從事富有想象力的勞動，工人階級對機器體系有著深刻的異化感和疏離感，技術以一種不可控的姿態凌駕于勞動者之上。不同于早期技術革命中大多數創新主要是由工匠等無產階級實現的，20世紀的技術走向被牢牢地掌握在以經濟牟利為主要目標的資產階級手中。自五六十年代開始，針對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革命步伐大大放緩，飛行汽車、火箭船、潛水艇、新能源、無線通信等技術研發被無限期地擱置了，而從70年代開始投資明顯地轉向針對強化勞動紀律和社會控制的技術，現有的技術大多被投入到全新的商業用途，旨在加速資本流通與緩解資本過剩，確保美國經濟不會重新陷入蕭條?？偟膩砜?，最近幾十年的技術加速只是手段的改進與完善，而未見目的的質的飛躍，它在不停地創造付費，卻不能容納更多的生產力。聊天機器人ChatGPT是這一趨勢的典型代表，此種技術應用不會帶來別樣的未來，只會加速中產階級的無產化趨勢，因為Chat?GPT投入生產生活所要取代或貶低的正是證券分析師、教師、醫生和會計等中產精英的勞動和勞動價值。而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營造的技術幻象，它將政治訴求凌駕于經濟訴求之上，它絲毫不在乎它將打碎多少普通人的生活理想，與生產力相比，生產關系顯然是更為重要的“續命”對象，資本主義致力于使其成為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而不是實際上能夠帶來最優經濟效果的選項。

三 情感荒漠化：技術虛無化的“同情疲勞”

技術邏輯最厲害的地方不在于它極大地簡化了生活，而在于它讓生活世界的主體遺忘了他們才是能動者，他們才是規則的主人，規則理應為他們的日常生活需要服務，人是文明的創造者，技術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為了人的意義而誕生的產物。人們耗費了時間和精力進行創造，理應收獲美好生活，然而“資本的大一統如今好似將一切吸收吞沒，它表達出的是一種共識性暴力”①。技術的可能原則是辯證的，盡管技術的發展速度與它所帶來的變革是驚人的，但是幾乎每一項新的技術發明導向的都是監視、工作規訓和社會控制，共享社會和一個沒有工作的烏托邦不僅沒有到來，而且技術的暴力邏輯正在造就一群絕望的勞動者，絕望到愿意從事幾乎沒有回報的工作，“暴力的內向化可以讓服從主體把外在統治機關化進內心，將其變作自己的一部分”②。失業不是一種幻覺，而是真實發生的事件，“雖然出現了許多新的人類工作，我們仍然可能看到新的‘無用階層日益龐大”③。技術虛無化帶來的最大隱憂就是普通人連被剝削的機會都被剝奪了，當大多數人變得如草芥般無足輕重，他們將不再反抗剝削，而是反抗自己墮向“無用階級”④的命運。這正是技術邏輯最富有顛覆性的地方，機器什么也沒有做，一切都是人為的，人機融合的趨勢讓人們不斷地質疑人和機器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而這恰恰是馬克思最為反對的一點，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意義是不證自明的：“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還有什么其他的意義似的！”⑤人的生產與再生產才是發展技術的最終價值歸宿。

官僚制傾向于以一種不合情理但不可避免的內在邏輯擴張，除了愚蠢和懶惰，技術的結構性暴力還助長人的麻木、冷漠與無情，使勞動者沒有能力看到他們在獲取新技能的過程中可能會丟失的技能；除了壟斷人的智力和想象力，技術邏輯還壟斷痛苦。泰勒制的工作原理是解除工人思考的責任，隨著資本主義主導的這種技術邏輯蔓延至整個社會生活，一套新的生活倫理就誕生了：一個不使用技術的人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技術壟斷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讓人們相信技術可以更好地代替他們進行思考。盡管這種變化在長時段內還只是量的變化，但其中已經蘊藏著質的變遷，技術的數字化與智能化不僅貶低人的勞動，而且正朝著把獨屬于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也變成機器可以代勞的方向發展，情感的荒漠化將是接下來的一個重要議題。一個不能思考的人是被剝奪了情感的人，“認知心理學家一再證實，不存在脫離情感的純粹思想；沒有情感的人根本無法思考”⑥。技術結構性暴力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產生高度一邊倒的想象力結構，不論是主人和仆人、男人和女人、雇主和雇員、富人和窮人，“結構性暴力的受害者對受益者的關心往往遠超受益者對受害者的關心。這很可能是除暴力本身之外，維系這種關系最強大的力量”⑦。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一般情況下，人們對悲傷和苦難的同情與難過遠比我們對快樂的同情更為強烈，由于窮人長期過著悲慘的生活，這種難以根本改善的困境容易滋生旁觀者的倦怠情緒，最終他們只能對活生生的苦難無動于衷，根源在于這種憐憫不是人們自然而然的情感，它依賴于抽象的想象，這決定了人為的同情總是脆弱而短暫?！皻J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輕視或至少是怠慢窮人和小人物的這種傾向，雖然為建立和維持等級差別和社會秩序所必需，但同時也是我們道德情操敗壞的一個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財富和地位經常得到應該只是智慧和美德才能引起的那種尊敬和欽佩；而那種只宜對罪惡和愚蠢表示的輕視，卻經常極不適當地落到貧困和軟弱頭上?！雹俑窭撞當U展了斯密結論的當代性：“倦怠社會”的“同情疲勞”導致處于社會底層的無權者不僅要提供維持社會運轉的大部分實際體力勞動，而且還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去想象頂層人的思維、去嘗試揭示這個社會的底層運行邏輯，而掌權者可以絲毫不在乎他們的死活。結果是想象力為自己套上了一道枷鎖，他們的闡釋性勞動不僅沒有改善他們的體力勞動境況，反而更加鞏固了這個不平等的暴力結構，他們的想象性勞動不僅沒有促逼可能世界的到來，反而變得愈發不可能了。

問題是既然頂層人對底層人毫不在意，他們為什么還要去想象和在意頂層人的想法呢？“我們對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所表現的順從和尊敬，常常是從對他們的優越境遇的羨慕中，而不是從對他們給予善意的恩賜的任何期待中產生的?！雹谌绻讓尤酥荒茉陧攲尤说纳罘绞街姓覍ぷ约捍嬖诘膬r值和意義，那么，他們必然首先要喪失自我，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和勞動都是喪失自我的人，資本首先是喪失自我的勞動；他們之間必然是被撕裂的個體，他們各自為戰，很難形成關于共同利益的意識，最終人們集體感受痛苦的能力獲得了免疫。這決定了闡釋性勞動或想象性勞動的偽善性，顯然它更關注抽象的人而不是具體的人，它渴望一個人人富足的普遍生活福祉，卻無法切中直接而現實的物質生活利益，它僅限于官僚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只要無涉政治而僅限于消費選擇，反叛的想象力也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從長遠預期來看，它與官僚主義的技術結構具有一致性。暴力等同于不容質疑，“技術壟斷論剝奪了我們了解世界的社會、政治、歷史、思辨、邏輯和精神的基礎；沒有這些基礎，我們就無法認識我們不相信的東西”③。官僚主義致力于把人變成一個無思的生活機器，他不用在意社會進步，也不必關心技術變革，官僚生活是一種停滯的倦怠生活，它的日常是將有限的視野強加于人，最終“同情疲勞”把可能之事變成沒有人相信的不可能之事，而另一種未來常常是讓人們相信不可能之事絕非不可能，這正是想象性勞動的真正使命和宿命，不能將想象性勞動的成果轉化成物質力量的思想只能在想象界釋放威力，它一觸碰到堅硬的物質現實就會煙消云散，因此新的現實必須掙脫想象的枷鎖，革命性的改變必須克服官僚主義的惰性思維。

那么，在談論技術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談些什么呢？顯然，人與機器絕不是兩個可以相互獨立的“敵對世界”，“我們自然地住在科技世界中，而且科技地住在自然世界里”④，人與機器也絕不是簡單的工具關系，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伙伴關系，人們對工具不會產生什么難以割舍的情感，可如今人類再也沒有辦法想象沒有手機和網絡的日子，使用機器意味著一種“慣例”，它深刻地嵌入人們日常生活的方式、習俗和習慣當中。因此，取締技術、阻滯技術發展絕不是我們討論的目的和方向，重點是讓人以人的方式去活著，而不是以機器的方式而存在。我們之所以批判技術不是因為技術沒有帶來社會進步，而是因為技術做得還不夠，尤其是技術與生產力的結合還不夠，這里潛藏著一種失望的情緒。人們可以輕松占有一臺機器設備，但這并不能使人們成為機器的主人，技術潛在的暴力威脅通過機器體系涵納的爆炸式信息捕獲了每一個人，技術隱含的自由力量被壓抑了。機器體系是有限的，技術理性不能告訴我們什么樣的生活才是值得過的，它只會權衡利弊然后告訴我們如何最好最快地得到它，它無法幫助我們做選擇，也不能進行價值判斷和取舍?？偠灾?，技術理性不能替代人的情感與意志。

綜上所述，繼續批判和警醒官僚制，探討規則的悖論性自由，既是必要的，也是有意義的。技術是通往自由的一把未來鑰匙，但在這條道路上總是充滿了各種威脅、挑戰和悖論。一方面，自由意味著成為一個獨立的人，他不是依賴于他人的恩典為生，而是依靠自己、用自己的雙腳站立在大地上；另一方面，人的社會性存在決定了人們注定要生活在一個相互依存與彼此承諾的網絡結構當中，這意味著他們的生活必然會受到交織社會力量的管控與約束。技術在隱含自由邏輯的同時，也隱含著一個向暴力邏輯墮化的空間，并且不同于排斥性的戰爭暴力和血肉暴力，技術隱含的暴力邏輯具有隱而不顯的擴張性，它是暴力的內向化，其自我施加的超額壓力在模糊人機關系的邊界的同時，正在衍化為普遍同意的共識性暴力。于是，期望與現實的差異常常讓人感到有關技術進步和解放的宏大歷史敘事毫無意義，然而可能與不可能的辯證法的真正意義在于促使科技智人擁有清醒的認識，而清醒的認識正是關于如何更好地生活的智慧。

（周春林，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創新研究”（項目編號：17BKS1153）、2023年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專項課題“作為‘文明方法論的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項目編號：2023VZH009）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