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傳播史料學學科體系建構審思

焦 寶 程麗紅

若以1834年1月《東西洋每月統記傳》刊載《新聞紙略論》為開端，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已經走過了近190年的歷程，即便從1927年戈公振出版新聞史研究著作《中國報學史》算起，也已有近百年歷史。在這期間，史學研究理論不斷豐富、新聞傳播事業持續發展、人類信息技術迭代革命等等都在影響和深化新聞傳播史的書寫。特別是近年來，新聞傳播史研究“不斷強化‘本體意識’和創新研究‘范式’”，尤其是引入“社會史”“媒介史”“實踐史”等新書寫范式，“拓展新聞傳播史的研究視野”，推動了“研究的多樣化和特色化”。①季為民、李斌：《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新發展與再探索》，《現代傳播》2021年第6期。固然，新聞傳播學研究向來是“常為新”的，追求新名詞、制造新概念、追蹤新理論、發展新范式，近年來，更是緊跟技術潮流，但這種“常為新”的研究也引發了一些質疑和反省。②胡翼青：《新聞傳播研究不需“時效性”》，《青年記者》2012年11月下。對于新聞傳播史研究來說，在強化“本土意識”和創新研究范式的同時，如何進一步夯實研究基礎、提升研究品格，已經成為新聞傳播史研究需要面對的問題。從史料發掘出發拓展新聞傳播史研究的境界，便是對這一問題的一種回應。文史哲諸學科均重視各自學科的史料學學科和知識體系建構，從而為各自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依據新聞傳播學特有規律、形成獨特的史料運用方法，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中國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學科建構①程麗紅在“中國新聞傳播史料學構建路徑與理論”研討會上的發言，參見《“中國新聞傳播史料學的構建路徑與理論”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新聞春秋》2020年第5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提上議程，并受到新聞傳播學界的注意。②近年來有如王潤澤教授“百年中國新聞史史料整理與研究”、趙建國教授“中國共產黨新聞宣傳工作史料收集、整理與數據庫建設（1949—1966）”、蔣建國教授“多卷本《中國報刊閱讀史》”、程麗紅教授“清代新聞傳播史料整理與史料學建構”等國家重大項目獲得立項，這類項目均體現出比較明確的新聞傳播史料學學科意識的自覺。

一、中國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建構可能

以學科性質來說，“中國新聞傳播史史料學是史料學的一種，隸屬于具體的專史類史料學，是對新聞傳播史料進行搜集、整理、考證、鑒定的科學?！毙侣剛鞑ナ妨蠈W所指稱的史料，“主要是指用于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的各種材料，即新聞傳播業發展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幫助我們認識、解釋和重現新聞傳播業歷史過程的所有客觀事物，包括實物、文字和音像網頁電子資料等?！雹弁鯘櫇桑骸稑嫿〝祿r代中國新聞傳播史史料學體系》，《新聞大學》2018年第1期。確立了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基本概念之后，對于具體問題的思考也已經展開，我們團隊已經有如《清代新聞傳播史史料學主要問題芻議及建構意義》（申暢，《華夏文化論壇》2022年第1輯)、《清前(1616-1644)新聞傳播史史料整理：范疇與意義》（程麗紅、劉威，《未來傳播》2022年第2期）等論文發表。但我們還應從根本上解決什么是新聞傳播學特有規律，什么是新聞傳播學獨特的史料運用方法等關涉新聞傳播史料學學科建構的歷史觀、方法論方面的根本問題。

閱讀史的相關研究給了我們啟發。閱讀史研究關注新聞傳播活動中的讀者及其閱讀實踐，這不僅使得諸如文人日記、書信、回憶錄、雜記、年譜、報刊上向來不為人關注的讀者來信、通訊及讀報感想，乃至小說、文人文集中的讀報描寫與記錄，報章雜志的訂閱、借閱、贈閱記錄等都可以成為研究史料，更重要的是，視角的轉換提供的是一種方法論的轉變。如此一來，不僅新聞傳播史料的范疇闊大起來，新聞傳播史料學的特有規律也明晰起來，新聞傳播史研究與一般史學，甚至文學史、哲學史等專門史學不同，它關注的應該是新聞信息傳播與流通的全過程中諸環節的歷史，這就決定了新聞傳播史料不僅僅是新聞傳播業發展過程中所遺留的史料，還包括新聞傳播活動過程中不同主體、環節的活動史跡。概言之，新聞傳播史料學所指稱的史料應是新聞傳播活動全過程中的史料，新聞傳播史料學應是對新聞傳播活動全過程中的史料進行研究并建構起相關史料研究方法與理論的科學。

史料學是治史的門徑之學，歷來為中外史學家所重視。傅斯年1928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④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歐陽哲生主編，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頁。這一被廣泛引用的觀點一經提出便在史學研究界引發了關于理論與史料、史觀與史料等持續不斷的爭議⑤理論與史料的關聯互動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引發了一場社會史論戰，可參見羅志田：《理論的凸顯：社會史論戰對史學的一個影響》，《社會科學戰線》2021年第9期。，周予同因此將史學研究劃分為“史觀派”與“史料派”。⑥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學林》1941年第4輯。在爭論的過程中，傅斯年強調史料的本意卻逐漸消隱不見了。幸而，隨著新見史料的增多，不僅對傅斯年觀點的曲解與誤解得以澄清，而且學界還認識到“‘史學只是史料學’對于歷史研究的積極作用，還有在傅斯年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的余地”。⑦桑兵：《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實際上，對于史料在歷史類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幾乎沒有學者否認。史料學在歷史學、文學、哲學乃至音樂史等文史學科中，都已經較為成熟。⑧史學學科翦伯贊、謝國楨、榮孟源、何忠禮、黃永年、陳高華、陳志超、馮爾康、張憲文、曹天忠等，哲學學科馮友蘭、張岱年、劉建國等，文學學科潘樹廣、徐有富、張可禮、穆克宏、曹道衡、劉躍進、馬積高、王兆鵬、陶敏等先生都著有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為各自學科奠基的史料學論著?！皻v史文獻是歷史的見證，研究歷史文獻的史料學是歷史學的最主要的輔助學科。沒有歷史資料無從去說明歷史，沒有史料學便沒有歷史研究，也就沒有歷史學?！雹亳T爾康：《清史史料學》，沈陽：沈陽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1頁。這是著重強調史料學研究之于歷史類學術研究的奠基作用。對此，謝國楨先生在其《史料學概論》序言中也曾說：“史料學是史學輔助學科，是研究處理史料的原則和方法。史料來源包括文字的（各種文獻書籍及銘刻）、實物的（出土文物和考古遺跡）以及民間口傳的?！雹谥x國楨：《史料學概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序言”，第1頁。這就不僅強調了史料學的地位，而且指出了史料學的研究方向。對史料學的重視在作為歷史類學術研究的新聞傳播史研究中自不例外：新聞傳播史料學是新聞傳播史研究乃至新聞傳播學最重要的輔助學科之一，對于新聞傳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從史料學的大范疇、大視野來觀照新聞傳播史料學，從新聞傳播史學科的特定規律、特殊問題來界定新聞傳播史料學，是進行新聞傳播史料學學科定位的基礎。從當前史料學研究的趨勢來看，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首先是，20世紀以來，史學理論變革深刻影響著史料學。以海登·懷特1973年出版《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一書為標志，后現代史學在全世界范圍內開始產生廣泛影響。史學理論經歷的現代-后現代歷程，歷史敘事的復線和多元多樣化，語言學轉向帶來的歷史學文本化等等史學理論觀念的變化同樣反映在史料和史料學研究中。在理論和范式的轉換中，更多類型和范疇的史料進入到歷史研究視野當中，心態史、人口史、性別史等等都是如此擴充了歷史研究中史料的類型與范疇。③俞金堯：《書寫人民大眾的歷史：社會史學的研究傳統及其范式轉換》，《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尤其是，“語言學轉向帶來的文本化歷史，促使國內學者開展史料批判和拓寬史料范圍，促進了閱讀史、歷史記憶和概念史等領域的研究?！雹軛钊A：《“后學”留痕：后現代史學在國內的傳播、實踐及影響》，《東岳論叢》2021年第1期。在新聞傳播史學科中，諸如閱讀史、心態史等相關研究的興起，以及對相關史料的挖掘和研究就來源于此。新聞傳播史料學學科的建構不應再“滿足于事業化新聞傳播的研究，非事業化的新聞傳播卻遭到漠視”，使新聞傳播史研究縮水為新聞事業史研究，“不能滿足于一般化的陳述和一而再的內容重復與材料堆砌，而是要致力于發掘和研究新的史料?！雹荽髟?、陳鋼：《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本體意識與范式創新》，《當代傳播》2010年第3期。作為“經驗性范疇和超越性范疇相統一的”⑥董立河：《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人文反思評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歷史研究活動，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學科建構一方面需要汲取歷史學理論發展的最新成果，不斷豐富提升我們對于新聞傳播史料及其研究的認識廣度、深度和程度，同時，也需要針對新聞傳播活動的發展，及時保存和提煉最新史料，超越經驗性認知傳統，進入到諸如互聯網史料等相關領域的深入開掘與思考當中。

其次是技術進步帶來的史料學研究方法和理論革命。一方面，新史學興起，引發了史料認知的革命?！靶率穼W提倡問題史學和整體史的理念，促使史學研究領域從傳統的政治史向經濟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法制史等方向轉移，關于下層社會和民眾的歷史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相應也促使傳統史料觀念發生轉變。研究者的眼光不再僅局限于官方檔案和文獻，而是構建了一種包括各類歷史文獻、文物考古、圖像影視、口述等資料在內的多元史料體系。長期以來不被人們關注的民間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信仰習俗、地產稅契、買賣交易、日記書信、碑銘墓志、口碑傳說及回憶錄等資料都被納入史學研究的對象，成為重要的史料來源，擴大了史料的內涵和范圍，史料邊界不斷擴大，樣態更加多元?！雹邉⑵迹骸丁笆妨细锩保航陙淼氖妨蠈W研究及反思》，《北方論叢》2021年第5期。史料的內涵與范圍、邊界與樣態的豐富，使得史料研究方法也發生了重要變革。最重要的變革便是新技術對于史料研究即史料學的革命性影響。吳玲⑧吳玲：《大數據時代歷史學研究若干趨勢》，《北方論叢》2015年第5期。、馬衛東⑨馬衛東：《大數據時代史學的多元發展趨勢》，《史學月刊》2017年第5期。等老師較早思考了大數據技術對于史學與史料研究的影響。馬衛東認為大數據使歷史學的史料樣態、研究客體與主體、研究方法、史學傳播形態等呈現多元化態勢，史學從學術殿堂走向普通大眾。在大數據等新技術的影響下，新的史料研究方法開始不斷出現，比如王天根利用數據統計和電腦制圖的方式考釋了大英圖書館藏“發信件簿”⑩王天根：《大數據時代的珍稀史料考釋及史學價值所在——大英圖書館藏“發信件簿”數據化處理及其反映清帝國通訊之側影》，《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王海灃等利用卷積神經網絡的深度學習技術對近代報紙中的海量廣告圖片進行了自動化的內容分析①王海灃、鄧柯、陳靜：《基于卷積神經網絡的近代報紙廣告圖片聚類方法》，《數字人文》2021年第2期。，這都是利用新技術新方法進行史料研究的典型嘗試。針對這些新的研究方法所帶來的史料學研究變革，郭輝認為海量的數據與便捷的檢索方式將不斷提高史學研究的精度，促進史學“科學化”，從“解釋型學術”向“求是型學術”轉變，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融合趨勢也得以加強。②郭輝：《大數據時代史學研究的趨勢與反思》，《史學月刊》2017年第5期。

在這兩大趨勢加持之下，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建構應該是高水平、高起點、高質量的。尤其是新技術、新方法對于新聞傳播史料的搜集整理來說“恰恰是一個機會”，“以數據庫的形式進行史料學構建，將會是個開放的可持續發展的平臺。所謂開放，即針對單個史料，從技術手段上實現隨時發現隨時補充的搜集模式；所謂可持續發展，即針對新類型的史料，從技術上實現隨時添加新的史料類型目錄的模式，而不必重新解構原有史料分類標準，從而實現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分類不斷細化完善，隨時根據新聞傳播學的發展而調整，構建‘理想的史料體系’的目標。這是對傳統史料學研究方式和成果呈現的徹底揚棄?！雹弁鯘櫇桑骸稑嫿〝祿r代中國新聞傳播史史料學體系》?？上У氖?，盡管不少新聞史學者對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學科建設不斷發出呼吁，提出了不少具有可行性的設想，但在當前新聞傳播學學術研究和教學科研都大量壓縮“史”的內容的背景下，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學科建設問題始終沒有在教學科研層面受到重視。在新聞傳播史料學還沒有形成一整套體系完備的規范之際，以嚴格的史料觀念，規范的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辨方法，開拓新聞傳播史料學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促成新聞傳播史料學學科的高水平、高起點、高質量建設，構建起規范、嚴謹、科學的新聞傳播史料學學術體系，已經是勢在必行。

二、中國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學科基礎

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其他學科成熟的史料學學科體系和新聞傳播史研究領域諸多學者的前期努力，為我們了解、深入、整理、分析新聞傳播史料提供了按圖索驥的鎖鑰。史料學成熟的學科體系和新聞傳播史研究成果構成了新聞傳播史料學學科建構的基礎。

一方面，史料有學。一般認為，史料學是自有歷史學以來就有的學科，但史料學的學科自覺實際是很晚近才發生的。在我國，梁啟超、胡適、傅斯年等人對史料的強調，僅僅是一種歷史研究的客觀經驗總結和理論萌芽。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胡繩在批判“史學即史料學”這一觀點的同時，更進一步指出，“應當有計劃地進行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訂、注疏、翻譯（譯成現代普通話）等工作，并且使史料學成為有系統的科學”④胡繩：《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 —論現代中國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歷史學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觀念》，《歷史研究》1956年第11期。，而顧頡剛、鄭天挺等人的教研實踐尤其是王可風的相關理論主張，才逐漸使“史料學”作為獨立學科的觀念深入人心⑤劉萍：《王可風與中國史料學學科建設》，《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并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催生出一大批史料學奠基性著作。史料學研究的實踐和相關理論探討、新技術新方法對史料學研究疆域和方法的拓展，都為當前我們認定“新聞傳播史料學”是“有學之學”奠定了基礎?！笆妨稀敝坝袑W”，尤其是新聞傳播史料之“有學”，首先建立在新聞傳播活動本身特有之規律與屬性之上，同時，史料之成為“學”，應有其基本的理論、內容與方法。史料學作為歷史學中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在整個學術研究中有它的獨立地位和科學價值，它不是學術研究的附庸，而是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傳播學作為新興學科，尚未建構起獨立的史料學學術體系，受益于文史哲等傳統學科史料學學科體系建設的寶貴經驗，新聞傳播學更能夠也更應該高水平、高起點、高質量地建構起體現新聞傳播學獨特規律的史料學。

另一方面，新聞傳播史有學。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整個人文學術領域受到所謂后現代觀念的影響，發生了一場學術研究范式的革命，其核心即語言學轉向開啟的歷史書寫研究的轉向。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于史觀的論爭、多元研究范式的開拓，都在某種程度上推動著我們對以文本為核心的歷史書寫的認知不斷走向深入。在這一過程中，史料和史學之間的糾葛再也不是“史料即史學”那么簡單，至少，我們已經能夠確定，對于史料學研究來說，鉤沉或打撈史料僅僅是史料學的基礎研究，更深層面的學理探索，才是史料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對于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學科建構來說，另一個堅實的學科基礎，毫無疑問是新聞傳播史研究的優良傳統。在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新聞無學的學科焦慮實際上一直伴隨著學科的發展。近年來，面對著信息傳播技術革命的日新月異，新聞傳播學界緊追技術發展，但面對日新月異的媒介技術進步仍表現出的理論闡釋無力狀態更是造成了整體性的學科尷尬。然而，“中國新聞史（新聞傳播通史、思想史、斷代史、區域史、專門史等）研究是中國新聞學研究中成就最大、成果最豐碩的領域?！雹俅髟?、陳鋼：《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本體意識與范式創新》。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新聞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內容層面，各項議題全面深化，通史研究獨領風騷，專題研究精彩紛呈，個案研究佳作迭出，史料整理逐步深入。在方法層面，研究范式不斷創新，突破單一政治史、革命史范式，融入了現代化、社會學、生態學、閱讀史等多種方法”②張曉鋒、程河清：《中國新聞史研究70年（1949—2019）》，《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年第8期。，可以說，“新聞傳播史研究隊伍日益壯大，思想不斷解放，視野不斷拓展，范式不斷更新，內容不斷豐富，方法不斷創新，成果數量不斷增加，質量不斷提升，學術地位和社會影響不斷擴大”。③鄧紹根：《回顧與前瞻：新中國70年新聞傳播史研究》，《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在新聞傳播史豐厚的學術積累基礎之上，徐培汀《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新聞史學史卷》以及趙戰花《中國新聞史學史》等對中國新聞傳播學術活動進行歷史梳理和系統評價的學科史著作，為新聞傳播史料學研究確立了一個較高的起點。也正是在新聞傳播史豐厚的學術積累基礎之上，王潤澤等學者已經關注并開始了新聞傳播史料學學科建設的思考和研究，其《方漢奇教授新聞史研究的史料觀》④王潤澤：《方漢奇教授新聞史研究的史料觀》，《新聞春秋》2017年第1期。和《構建數據時代中國新聞傳播史史料學體系》等文章均是新聞傳播史料學建構的開拓性作品，尤其是后者，更是關于新聞傳播史料學學科建設問題的第一篇論文。新聞傳播史研究和新聞傳播史料學領域的相關思考，奠定了新聞傳播史料學學科建構的直接基礎，由此，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學科建設問題可以說是呼之欲出了。至2019年，程麗紅獲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清代新聞傳播史料整理與史料學建構”，標志著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學科建構問題正式納入到新聞傳播學界的研究視域。

三、中國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建構邏輯

新聞傳播史料學的研究內容，一方面是對新聞傳播史料本身的研究，包括對具體史料的輯佚、?？?、注釋、補遺、辨偽、考訂源流、分類以及價值判斷等。唯有如此，才能夠從學理上厘清新聞傳播活動中史料的分布與構成，勾勒出新聞傳播活動的全景，建立起新聞傳播史料學完整而又科學的知識譜系；另一方面，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學科建構也離不開對自身理論框架與知識體系的探索，不僅要注意微觀的史料考釋，更要關注新聞傳播史料本身的史源、形態、類型、特點、價值和利用等，探索搜集、鑒別和運用新聞傳播活動中史料的一般規律及方法。因而，對于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學科建構，我們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其一，突破媒介形態為中心的新聞傳播研究范式。以新聞傳播活動為緯度，鉤沉、發掘史料，用史料編織出媒介形態豐富、傳播場景生動的新聞傳播圖景。其二，重思進步史觀，避免預設結論和先入為主地編排史料，而是以史料本身來呈現新聞傳播活動中媒介形態的自主性與人的自主性之間的復雜樣態、來展示作為整個歷史環境有機成分和基礎要素的新聞傳播活動的豐富形式，也就是以媒介形態為重點、以媒介實踐為中心呈現史料本身的豐富與真實、多元與系統。其三，超越精英史觀，視角下沉，全面勾稽史料。官修史書、內庫檔案自不待言，舉凡文人書札、章奏、詩文、筆記雜著以及小說、戲文、影像資料、互聯網資料、口述文獻等皆應檢視其中關涉新聞傳播活動之史料，以呈現新聞傳播活動的多元維度、多重視角。

（一）唯物史觀：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史觀建構

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史觀是史學分析的透鏡。梁啟超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時，就曾經說過：“一般作小的考證和鉤沉、輯佚、考古，就是避難趨易，想徼倖成名，我認為病的形態。真想治中國史，應該大刀闊斧，跟著從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個的歷史來”。⑤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6頁。20世紀以來的歷史研究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唯物史觀是人類認知歷史活動、把握歷史規律的科學史觀，欲要做出“大部的、整個的歷史”，必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唯物史觀下的史料學建構首先意味著反對碎片化裁拼歷史、割裂歷史等歷史虛無主義思潮。①楊全海：《軟性歷史虛無主義的實質與危害》，《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6期。將新聞傳播史料置于中國乃至全球新聞傳播活動以及更為宏觀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中，審視抽象其基本規律，構架出完整的研究視野，從而避免由于視閾狹窄、思維片面而形成的史料研究的“碎片化”，是建構新聞傳播史料學的首要問題。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發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打破歷史研究碎片化等軟性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本方法。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唯物主義”是“以發現歷史的運動規律為任務的”②孫正聿：《歷史唯物主義與哲學基本問題——論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哲學研究》2010年第5期。，在這一過程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堅持以史料為歷史研究依據，以人民群眾及其創造為歷史研究對象，完整把握新聞傳播活動中的獨特規律，清晰呈現新聞傳播活動中的史料整體面貌，系統梳理新聞傳播活動中史料的生成與研究等諸多問題，就成為推動新聞傳播史研究的必然路徑。

反對碎片化地裁拼、割裂歷史，并不意味著弱化具體史料的研究。在新聞傳播史料學研究當中，歷史的運動規律要落實在具體史料中。具體史料是承載歷史規律認知的基本材料，這也是唯物史觀的辯證要義所在，更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闡發唯物史觀時強調“現實的個人”的重要原因。③汪信硯、李志：《“現實的個人”：唯物史觀的入口處——〈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個人概念及其意義》，《哲學動態》2007年第9期。挖掘更豐富的新聞傳播活動中具體的、個性的史料，建構新聞傳播活動中“以‘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為內容”的史料體系，才能夠真正實現“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統一”。④孫正聿：《歷史唯物主義的真實意義》，《哲學研究》2007年第9期。

需要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歷史實踐進程中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應當作為包括新聞傳播史料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遵循。比如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重要的戰略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21世紀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發展的原創性貢獻”。⑤劉同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創性貢獻》，《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于我們認識新聞傳播活動的本質作用、思考新聞傳播史料學研究的歷史觀念都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在馬克思新唯物主義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⑥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頁。的格局下，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來認識承載人類普遍交往行為的新聞傳播活動，能夠使我們更開闊新聞傳播史料學的研究視野，關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的全時空新聞傳播活動史料，開掘人類普遍交往過程中的作為共同體的長時段人類新聞傳播活動史料，最終實現新聞傳播活動全過程、人類信息交往全時空的史料體系建構。

（二）有機體理論：新聞傳播史料學的理論支撐

從本質上說，人類社會系統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⑦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3頁。馬克思對于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存在的理論思考，對于我們進行新聞傳播史料學的理論建構具有重要意義。在人類的社會活動當中，“人與社會系統各要素在環境中相互作用，并對人類社會行為具有重大影響”。⑧師海玲、范燕寧：《社會生態系統理論闡釋下的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2004年查爾斯·扎斯特羅關于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新探討》，《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人類的新聞傳播活動歷史與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共筑了社會發展的歷史，作為整個社會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共生、互動、互滲，因而，應該采取“以科學認識為基礎的內在地融合了哲學的、價值的、藝術的多種認識方式的整合性歷史認識方式”⑨蔣大椿：《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在馬克思主義社會有機體理論視域中觀照人類新聞傳播活動歷史體系、構建新聞傳播史料學的理論框架。這一理論框架至少應涵括三方面的內容：首先是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定義、概念、范疇、研究方法等概論性內容；其次是針對不同國別、不同時段、不同階層、不同性質的新聞傳播活動進行具體的史料分析及知識譜系建構；最后是對新聞傳播史料學知識譜系及一般規律與方法的理論總結。

以目前學界研究較為薄弱的清代前中期（1644—1815年）新聞傳播活動為例，馬克思主義有機體理論視域中的新聞傳播史料學理論體系建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首先，對清代前中期新聞傳播史料中的報刊史料整理進行再審視，并使之系統化。清代前中期的報刊研究，學界已經有不少相關成果，如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聞傳播史》、朱傳譽《清代塘報研究》、孔正毅《清代邸報研究》、廖欣《清代京報研究》以及方漢奇先生《清代北京的民間報房與京報》等，對不同的報刊史料均有所涉及。這一時期的報刊史料具體應分為邸報、京報、宮門抄、轅門抄和小報等，但在清代文獻包括官方文獻中，對邸報、京報、朝報、小報等名稱常相混用，因此對于相關史料不僅需要搜集整理，還需要分門別類加以審視。清代前中期是我國大一統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關鍵時期，進行清代前中期的新聞傳播史料研究，必須以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的視角、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思路進行，必須充分注意到史料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其次，需要系統整理官方正史、順康雍乾嘉五朝實錄與起居注、朱批奏折、上諭圣訓等在內的內庫檔案、官方史料、地方史志等文獻中的新聞傳播史料。再次，也要注意到清代奏折是保存完好、彌足珍貴的史料，奏折本身是一種信息傳播活動的介質與載體，同時其中也富有新聞傳播活動相關史料。此外，如滿漢文的清代檔案史料、清代方志，清人邊疆史地著述、文人書札尺牘、筆記雜著、日記隨筆等私人文獻，詩文小說等其他文字文獻，包括圣諭宣講、戲文等講唱文藝作品甚至流言、歌謠等在內的清代前中期的口傳言語史料也需要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進行爬梳剔抉、辨偽考釋，以與其他相關史料比次條理、參互考尋。從總體上看，僅僅是清代前中期新聞傳播活動的史料問題便是千頭萬緒，其中，還有幾點尤其需要特別指出：其一，除了文字史料還應注意實物史料的搜集，比如關涉傳播技術進步的新聞傳播信息印刷存版、宣講場所遺址遺存、有關新聞傳播的碑刻等；其二，清代前中期的新聞傳播史料不僅存在于清代前中期的相關史料文獻當中，同時也存在于其后相當一段時間內的史料文獻中；其三，不僅僅是雜史筆記、文學文本，甚至是正史、檔案文獻也需要有去偽存真的辨偽處理，這是進行文獻整理的前提。也唯有如此，才能夠整理出史實準確、史料豐贍的可信史料匯編，為新聞傳播史研究夯實筑牢根基。

（三）全過程史料：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史料體系

建構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史料體系，核心在于關注新聞傳播活動全過程的史料。新聞傳播活動不僅是“由傳播主體、收受主體、傳播媒介和傳播內容四大要素構成的”①楊保軍：《試論新聞傳播規律》，《國際新聞界》2005年第1期。，也不僅是這四大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新聞傳播活動至少還包括信息傳播觀念、信息運行機制、傳播話語權力等諸多影響要素?；谥T多參與和影響要素在新聞傳播活動全過程中的相互關系與相互作用，在新聞傳播史料體系建構過程中，就要關注新聞傳播活動全過程中諸多要素的相關史料。

在以往的新聞傳播史研究中，我們的研究視角大多集中在新聞事業史、媒介史、新聞傳播從業者等要素上。比如，我們研究晚清報刊史，視角多集中于報刊、報人等，實際上報刊僅僅是媒介形式、報人僅僅是傳播主體，視角集中于新聞傳播活動的某個或某些要素，是難以獲知新聞傳播活動全過程的傳播面貌的。至少，我們還要弄清楚諸如民眾是怎樣獲取信息、表達輿論的，報刊傳播渠道呈現什么特征，報刊傳播效果如何等問題，如此就需要依賴于閱讀史料、媒介環境史料等新聞傳播活動全過程中其他要素相關史料的發掘與研究。

建構新聞傳播活動全過程的史料體系，關鍵在于視角的變化——從精英視角向底層視角轉變。底層視角理論源自于對精英史觀的反思②王慶明、陸遙：《底層視角：單向度歷史敘事的拆解——印度“底層研究”的一種進路》，《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6期。，無論是對于媒介技術賦權、普通民眾崛起為傳播主體的當下，還是正處于崛起中的中國社會而言，這一理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③趙樹凱：《“底層研究”在中國的應用意義》，《東南學術》2008年第3期。，因而尤其值得我們關注。這一研究視角的轉換，要求我們不僅僅關注帝王將相的宏大敘事，更要關注“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④恩格斯：《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6頁。新聞傳播活動是“感性的人的活動”①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頁。，因此，底層視角就意味著新聞傳播史料學研究要關注新聞傳播活動中那些活生生的人的實踐及其史料遺存。將視角對準新聞傳播活動中的受眾、讀者，關注非中心地帶、邊緣人群，聚焦在傳播效果與影響上，在書寫與印刷文字史料之外，發掘口傳系統史料、圖像史料乃至更為豐富的實物史料，唯有如此，方能拓展新聞傳播史料的主體來源、形式內容、觀念影響等全方位史料體系的豐度與厚度。

結語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雹陉愐。骸蛾愒鼗徒儆噤浶颉?，《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66頁。在人類信息傳播技術日新月異，信息及其傳播活動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新材料與新問題之際，研究信息以及人類的信息傳播活動便是我們這個時代學術之新潮流。近年來，歷史研究的碎片化招致了諸多批評③章開沅：《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相關的討論至今方興未艾。實則，所謂“碎片化”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我們在海量史料信息涌現之際，信息處理的新技術、新方法、新觀念都未隨之獲得拓展。新聞傳播史料學的學科建構問題，從根本上說既是預流一代學術的問題，更是解決面對信息極大豐富時代新聞傳播史研究的學術方法論與學術觀念更新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個信息建構平行世界、人類加速懸?、躕iang Biao，“Suspension：Seeking Agency for Change in the Hypermobile World，”Pacific Affairs，vol.94，no.2，June 2021，pp.233-250.的時代，對于史料之類信息處理的新技術、新方法、新觀念以及由此所建構起的史料理論，是我們回顧人類新聞傳播活動歷史軌跡、窺知人類信息生活未來的重要途徑。同時，作為一門人文與社會科學交融、歷史與當下現實結合的學科，新聞傳播學及其史料學建構，從來就是一門直面當下、關注現實的學科，唯有夯實筑牢史料學基礎，才能夠建設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聞傳播學，才能得預信息時代學術發展之潮流，才能夠回應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世界大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