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演化及其影響因素的地理探測*

李云濤 ，王海英 ，陶 犁 ※，白廷斌 ，3

（1.首都師范大學資源環境與旅游學院，北京 100048；2.首都師范大學首都旅游研究院，北京 100048；3.云南財經大學經濟研究院，昆明 650221）

0 引言

鄉村旅游是保護鄉村生態環境，改善鄉村非農就業結構，有效推進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是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之一。鄉村旅游地作為鄉村旅游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鄉村旅游活動的依托載體，其空間分布情況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鄉村旅游發展水平。同時，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諸多問題的解決，需建立在正確分析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及其影響因素的基礎上。

鄉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演化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受到國內外學者關注。從研究內容上看，國外學者從鄉村旅游地的空間結構特征[1]、空間演化規律[2]、影響因素[3,4]、驅動機制[5]、開發經營模式[6]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國內相關研究相較于國外起步較晚，主要圍繞鄉村旅游地的景點類型劃分[7]、空間分布特征[8]、空間聚集特征[9,10]、影響因素[11]、空間分布與時空演變機制研究[12,13]、發展模式[14,15]、綜合評價研究[16,17]等方面。從研究方法上看，國內外學者都逐漸由定性研究轉向注重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定量方法主要使用了非期望產出模型[18]、空間點格局分析法[19]、地理集中指數[20]、空間基尼系數[21]、地理聯系率[22]、緩沖區分析[23]、全局空間自相關方法[24]、格網分析法[25]等數理模型和空間分析方法。從研究的空間尺度上涵蓋了全國[26,27]、區域[28,29]、省域[30,31]、市級[32]，也有從微觀視角出發[33,34]，通過選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鄉村旅游案例地進行剖析。我國鄉村旅游研究起步較晚，加之2013年以前旅游主管部門對于鄉村旅游的統計數據較少，這使得多數宏觀中觀尺度的研究在數據獲取方面就遭遇瓶頸，近年來雖有增多的趨勢，但對影響因素的研究以單一定性分析為主。此外，目前對于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研究多為靜態分析，動態演化分析的相對較少。

北京鄉村旅游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過30余年的積極探索，形成了在區域特色、行業管理、業態創新等方面極具特色的鄉村旅游“北京模式”，為中國鄉村旅游的發展探索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截止2020年8月，北京市共有32個全國重點鄉村旅游村、34個中國美麗休閑鄉村、21個國家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點、274個星級民俗村、6 042個星級民俗接待戶[35]。北京作為我國鄉村旅游發展較早且較成熟的地區，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對北京郊區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演化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的研究尚不多見。且近年來，北京不斷完善鄉村旅游評定標準，加之全市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都將對京郊鄉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格局產生重要影響。在此背景下，分析京郊鄉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演化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對促進北京鄉村旅游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鑒于此，文章以2010—2020年的京郊鄉村旅游特色業態和鄉村民俗旅游村為研究對象，綜合運用計量地理學模型和ArcGIS 10.2空間分析工具，分析京郊鄉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特征及演化過程，定量剖析其影響因素，旨在探索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演化特征，明晰其影響因素，為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結構的優化，促進京郊鄉村旅游的健康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北京郊區地處華北平原西北邊緣，西部為西山屬太行山脈，北部和東北部為軍都山屬燕山山脈，四面與河北省接壤，東南面與天津市接壤，具體包含了門頭溝區、房山區、通州區等10個北京市下轄的區級行政單元（圖1）。京郊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獨特的歷史人文景觀，不僅是拱衛北京中心城區的綠色生態屏障，也是北京市民休閑度假、親近自然、體驗民俗文化的重要旅游目的地。鄉村旅游是京郊旅游的重要組成部分，京郊鄉村旅游憑借鄉村特色產業、優美的自然風光和獨特的民俗文化，逐漸形成了包括民俗旅游村、休閑度假村、觀光農業示范園等眾多極具特色的京郊鄉村旅游目的地。

圖1 北京郊區區位

1.2 研究方法

1.2.1 標準差橢圓

標準差橢圓法是分析空間分布方向性特征的經典方法之一[36]，可從中心性、方向性、空間形態等方面，直觀地刻畫出研究對象在區域空間分布上的整體性特征。該文借助標準差橢圓，以揭示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時空演變特征。標準差橢圓法主要包括中心點、長半軸、短半軸和方位旋轉角等基本參數。其中，方位旋轉角表示京郊鄉村旅游地分布的主趨勢方向；長半軸表示京郊鄉村旅游地分布在主趨勢方向的離散程度；短半軸表示其在次趨勢方向的離散程度。具體測算過程參考文獻[37]的研究。

1.2.2 重心坐標

重心坐標表示某一區域范圍內，某種屬性值在空間內各個方向上能夠保持均衡的點的坐標[38]。通過觀察重心的空間變遷，可以了解該種屬性值在區域范圍內的發展方向和平衡問題。假設某一較大區域由n個小區域構成，第i個小區域的中心坐標為Ni(xi，yi)，ui為該小區域的某種屬性值，則該種屬性值意義下的區域重心坐標為)，計算公式為：

1.2.3 核密度估算法

核密度估算法是一種非參數估計方法，即借助一個移動的單元格或窗口，對給定區域范圍內的點或線格局的密度進行估計[39]。通過核密度估算法測算所得的核密度值及其可視化后的形態特征，能清晰反映出京郊鄉村旅游地在空間上的集聚或離散特征及時空過程。核密度估算公式為：

式（2）中，Kn(x)為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核密度估算值；n為京郊范圍內的鄉村旅游地數量；h（h＞0）為指定帶寬的平滑參數；為核函數；k為權函數，表示鄉村旅游地x的權重，若x與中心點的距離越大，其權重越??；x-xi表示鄉村旅游地x到鄉村旅游地xi的距離。

1.2.4 地理集中指數

地理集中指數是某一節點要素在研究區域范圍內各子區域的空間集中分布程度，是衡量研究對象區域分布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標[40]，其計算公式為：

式（3）中，G為京郊鄉村旅游地的地理集中指數；xi為京郊第i個區縣的鄉村旅游地的數量；t為京郊鄉村旅游地的總數；n為北京郊區區縣的數量。G的取值范圍為[0, 100]，G值越大，表示京郊鄉村旅游地的分布越集中。

1.2.5 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經濟學中用于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收入均衡程度的重要指標，地理學中運用該方法刻畫某一地理要素的空間分布離散程度[41]，其計算公式為：

式（4）（5）中，G為京郊鄉村旅游地的基尼系數；pi為京郊第i個區縣的鄉村旅游地數量占京郊鄉村旅游地總數的比重；N為北京郊區區縣的數量。G的取值范圍為[0, 1]，G值越大，表示京郊鄉村旅游地的分布越集中。C為均勻分布度，G值越大，則C值越小，表示均勻度越低。

1.2.6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探測空間分異性，揭示其背后驅動因子的一種計量分析方法，因其具有無線性假設、共線性免疫、使用靈活等優點，被廣泛用于探測分析地理對象空間異質性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理[42]。具體做法是比較該影響因子在不同分區內的區內方差和全區的總方差，其計算模型為：

式（6）（7）中，q為某個影響因子對某一地理現象空間分異的影響作用能力的探測值；h=1，2，…；L為自變量X和因變量Y的分層；Nh和N分別為層h和全區的單元數量；σ2h和σ2分別為層H和全區的因變量Y的方差。SSW和SST分別為層內方差之和與全區總方差。q的取值范圍為[0, 1]，q值越大，表示影響因素X對京郊鄉村旅游地時空分布影響作用力就越大。

1.3 數據來源與數據預處理

該研究以京郊10區范圍內的鄉村旅游特色業態、鄉村民俗旅游村為研究對象，主要來源于2010—2020年北京市旅游主管部門公布的北京市鄉村旅游特色業態名錄和鄉村民俗旅游村名錄，共1 063家。經濟、社會發展等數據主要來源于京郊10區政府網站發布的2010—2020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政府工作報告，部分補充數據來源于2010—2020年的《北京區域統計年鑒》。北京郊區矢量數據、河流數據從全國地理信息資源目錄服務系統獲?。╤ttps://www.webmap.cn）；數字高程模型（DEM）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http://www.gscloud.cn/）；氣溫、日照時數、風速、空氣相對濕度等氣象觀測月均值數據來源于國家氣象科學數據中心（http://data.cma.cn/）北京市郊區的14個基準臺站，時間范圍為2010—2020年；空氣質量等級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歷史發布值（http://www.cnemc.cn/），時間范圍為2010—2020年。

數據預處理方面，借助“百度地圖坐標拾取系統”，通過網絡爬蟲獲取京郊鄉村旅游特色業態、鄉村民俗旅游村的經緯度坐標，共1 063處，使用ArcGIS10.2軟件的坐標轉點工具，將其轉化為點要素矢量圖層。對氣象觀測數據的處理，使用ArcGIS10.2軟件的地統計分析模塊選用樣條函數插值法對各項氣象數據進行空間插值。

2 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演化

2.1 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范圍特征

借助ArcGIS10.2軟件繪制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和2020年的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重心、標準差橢圓，直觀地反映出京郊鄉村旅游地的主要空間分布范圍演化趨勢，如圖2、表1。

圖2 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和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重心及標準差橢圓分布

表1 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和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標準差橢圓參數

從重心軌跡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出，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和2020年的京郊鄉村旅游地重心分布所在區域較為穩定，均位于昌平區內，這表明京郊鄉村旅游地密度較大區域在昌平區。重心移動軌跡為：昌平區內，2010—2013年重心向東南方向遷移，2013—2016年向東北方向遷移后，重心總體保持在東北方位。

（1）從標準差橢圓計算結果來看，標準差橢圓的形態變化幅度不大，方位與北京郊區的形狀、方向大致相似。2010年的標準差橢圓位置差別相對較為顯著，偏向于西南方向，其余年份呈小幅變化態勢，并未出現橢圓方向、面積較大變化差異的情況。

（2）標準差橢圓面積逐漸減小，空間分布越來越集中。從橢圓的面積變化來看，2010年的標準差橢圓面積最大，為14 465.48km2，此時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最為分散。2013年橢圓面積開始逐年下降，2020年橢圓面積略微增大。整體上看，橢圓面積主要呈減小趨勢，表示京郊鄉村旅游地主要分布范圍逐漸由分散趨向于集中。

（3）標準差橢圓長軸長度呈“減小—增大”的過程特征，由2010年的87.73km逐漸減少為2016年的78.38km，2019年和2020年小幅增大，可看出京郊鄉村旅游地在南北分布主方向上呈現“分散—集中”的變化過程。標準差橢圓短軸長度呈小幅波動，但總體變化不明顯，2010年的短軸長度最小，為52.49km，2016年后維持小幅度波動變化，這表明京郊鄉村旅游地在東西分布次方向上的空間變化并不明顯。

2.2 京郊鄉村旅游地分布集中程度

借助地理集中指數來衡量京郊鄉村旅游地在京郊各區的空間分布集中程度。根據地理集中指數模型，計算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的實際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數和均勻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數。假設第i年京郊鄉村旅游地數量為n個，且平均分布于京郊的10個區內，則均勻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數計算公式為Zi=n/10，計算結果見表2。

根據表2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出：2010—2012年實際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數G略大于均勻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數Z，表明京郊鄉村旅游地在各區分布較為集中，且集中程度變化較小。2013—2020年實際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數G則均小于均勻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數Z，且G值總體呈逐年減小趨勢，這表明該時期內，京郊區級層面的鄉村旅游地分布集中程度呈連續小幅下降?？傮w而言，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在區級層面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且呈逐年小幅增加態勢。

表2 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地理集中指數

2.3 京郊鄉村旅游地分布均衡程度

借助基尼系數可以衡量京郊鄉村旅游地在京郊各區內部的分布均勻程度。根據基尼系數和均勻分布度計算模型，計算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的基尼系數和均勻分布度，計算結果見圖3。

根據圖3可以看出，2010—2020年基尼系數均保持較高水平，維持在0.92以上，除2011年有小幅下降，總體呈逐年上升趨勢；均勻分布度總體保持較低水平，除2011年小幅上升，其余年份呈逐年下降趨勢。這表明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在京郊各區內部的空間分布均維持極不均衡狀態。

圖3 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基尼系數和均勻分布度

2.4 京郊鄉村旅游地密度分布特征

借助ArcGIS 10.2的核密度分析工具，計算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和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核密度，對其進行可視化呈現（圖4）。由圖4可以看出，京郊鄉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核密度變化較為明顯，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特征，具體如下。

圖4 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和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核密度

（1）2010—2013年高密度區數量逐漸增加，呈現以點狀輻射分布為主的特征。201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已初步形成了位于昌平和密云的兩個高密度核心區。2011—2013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相比2010年時數量明顯增加，形成多個高密度區，其中，昌平的高密度核向北延伸拓展，密云的高密度核轉化為高密度區。這些高密度區奠定了之后京郊鄉村旅游地密度變化的主要區域，具體主要集中在昌平、密云、懷柔、延慶以及大興。

（2）2014—2016年高密度區呈連片拓展特征，形成昌平、懷柔雙高密度核心區。2014—2016年京郊鄉村旅游地數量規模迅速擴大，高密度區向周邊擴展延伸，在延慶、密云、大興形成多個高密度連片區域，懷柔形成高密度核心區并向東輻射拓展。

（3）2017—2020年形成以昌平、懷柔為雙高密度核心區，密云、延慶、大興多個高密度連片區并存的格局。2017年以來，昌平、懷柔的高密度核心區核持續擴張，昌平的高密度核心區向南向擴展，懷柔高密度核持續向東擴展。密云、延慶、大興三區的高密度區形成較大范圍的連片區域，門頭溝、房山、通州、順義連片區域較少。

3 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影響因素研究

3.1 影響因素的選取及數據處理

3.1.1 影響因素的選取

很多學者對不同地區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演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見表3，可以看出，鄉村旅游地的形成與發展不僅需借勢于鄉村自身的自然生態環境條件，同時經濟、文化、政治、交通條件等多個因素也驅動了鄉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演化。

表3 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影響因素文獻總結

參考相關已有研究成果，結合京郊鄉村旅游發展和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實際情況，該文認為，京郊鄉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演化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總體上可將影響因素綜合為自然環境因素、產業經濟因素和社會政治因素三大類。

自然環境因素是鄉村旅游開發和建設的基礎，海拔低、地勢起伏緩和、臨近河流、生態環境優美的鄉村，往往易于形成鄉村旅游地。產業經濟因素包括了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旅游產業發展狀況、農業發展狀況等，產業經濟發展狀況好的地區，經濟發展水高，產業結構合理，旅游產業發達，推動著鄉村旅游的形成與發展，從而影響鄉村旅游地的形成與分布。社會政治因素主要包括旅游政策導向、交通基礎設施、旅游地常住人口等，旅游政策指導鄉村旅游地的發展方向，較好的交通基礎設施提升鄉村旅游地的可達性，旅游地常住人口為鄉村旅游地提供了客源，支撐著鄉村旅游地的形成與發展?；诖?，該文構建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影響指標（表4）。

表4 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影響因素

（1）自然環境因素：海拔高度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鄉村及鄉村旅游資源的形成與分布，從而影響鄉村旅游地的形成。河流為村莊提供水源保障，河流沿岸土壤肥沃易于形成農業種植生態景觀，同時河流水系也可作為鄉村旅游觀賞景點。氣候舒適的地區有利于農業生產活動的開展，而游客對氣候體感舒適度也影響著游客的旅游意愿。良好的空氣質量可提升游客在鄉村旅游過程中的旅游體驗，空氣質量較差，尤其霧霾天氣的出現，會極大影響游客體驗，損害鄉村旅游地形象。林木綠化率是衡量地區自然生態環境質量的重要指標，良好生態環境的鄉村往往會受到游客的青睞，較易發展成為鄉村旅游地。

（2）經濟產業因素：地區生產總值反映了地區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對鄉村旅游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進而影響鄉村旅游地的形成與空間分布。第三產業占比反映地區的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及產業結構狀況，鄉村旅游作為第三產業的新興行業，第三產業的發展狀況勢必會影響到鄉村旅游地的形成與發展。旅游收入可以體現地區旅游業發展水平，鄉村旅游的發展離不開當地總體旅游業的支撐，當地旅游產業越發達，對鄉村旅游發展的支撐力度就越強。A級旅游景區擁有較好的旅游品牌和豐富的旅游資源，鄉村旅游地可依附于景區實現聯動發展。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反映了地區農業發展水平，農業發達的地區，往往鄉村發展程度較高，可拓展多種發展業態，易于形成鄉村旅游地。

（3）社會政治因素：交通是鄉村旅游地形成和發展的基礎，發揮著連接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橋梁的作用，是鄉村旅游系統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本地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影響著他們的旅游出行意愿和旅游消費能力，從而影響到鄉村旅游地的發展。本地的常住城鎮居民是鄉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場，常住城鎮人口較多，潛在的鄉村旅游客源規模便越大。政府政策為鄉村旅游的發展提供了支持與引導調控，決定著鄉村旅游地的發展方向、規模和空間布局。農林水事務支出反映了政府財政用于支持農業、農村發展的資金投入情況，積極的財政扶持可加快鄉村旅游地的發展，但財政的地區傾斜會影響鄉村旅游地的形成與分布。

3.1.2 數據處理

數據的定量化處理。如表5所示，對部分不能直接獲取量化數據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處理。

表5 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二級影響因素數據等級類型劃分

（1）對自然環境因素的定量化處理。海拔高度（X1）使用ArcGIS 10.2軟件從京郊的DEM數據中提取。河流水系（X2）借助ArcGIS 10.2軟件對京郊河流水系構建0～2km范圍以內的4級河流緩沖區。氣候舒適度（X3）參考文獻[50]的研究，使用溫濕指數（THI）和風寒指數（K）的加權求和進行測算，權重分別為0.270 5、0.485 6。溫濕指數多用于評價較高氣溫時濕度對人體舒適度的影響度，風寒指數多用于評價較低氣溫時氣流對人體舒適度的影響度。溫濕指數（THI）和風寒指數（K）的計算公式為：

式（8）至（10）中，THI為溫濕指數和K為風寒指數；T為華氏溫度（°F）；t為攝氏溫度（°C），f為空氣相對濕度（%）；v為風速（m/s）；s為日照時數（h/d）?？諝赓|量（X4）使用空氣質量優良率進行刻畫，為京郊各區全年空氣質量等級為優良以上的天數占比。

（2）對社會政治因素的定量化處理。交通通達度（X11）使用京郊各區年路網密度進行表征，為京郊各區年道路通車里程與京郊各區的區域面積之比。相關政策（X14）選取京郊各區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鄉村旅游”一詞的頻數。

數據的區屬處理。海拔高度（X1）、河流水系（X2）按照具體數據的區間類型進行分級，其中，海拔高度（X1）的區間設置參考不同地形的海拔高度進行劃分；河流水系（X2）緩沖區半徑設置依據漁網格點距離河流的距離，由于62.45%的格點位于2km范圍內的緩沖區，構建0～2km的4級河流緩沖區，據此進行等級類型劃分。影響因素X3～X15均為區域統計數據，按照行政區劃進行歸屬，借助ArcGIS 10.2軟件使用自然間斷點分級法對每年的具體數值進行空間離散化處理，分為5個等級，見表6，將數值量轉化為類型量。使用ArcGIS 10.2軟件對京郊10區進行格點化處理，設置漁網為2km×2km，生成3 750個格點，而后匹配每個格點所在區域的鄉村旅游地核密度值和15個影響因素的等級類型，分別作為地理探測器的因變量Y和自變量X數據進行提取。

表6 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格局二級影響因素因子探測

3.2 影響因素的地理探測結果分析

借助地理探測器對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演化的二級影響因素進行風險探測、因子探測、生態探測和交互探測分析。

（1）風險探測：可識別不同影響因素對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影響是否具有差異性。探測結果表明在0.0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下，對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主要有交通通達度（X11）、海拔高度（X1）、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X12）、常住城鎮人口數（X13）、地區生產總值（X6）和A級旅游景區數量（X9）。

（2）生態探測：用于分析比較兩個影響因素對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影響作用能力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探測結果表明海拔高度（X1）、空氣質量（X4）、A級旅游景區數量（X9）、常住城鎮人口數（X13）的影響作用能力要強于其他影響因素。其他影響因素之間的影響作用能力差異在統計上不顯著。

（3）因子探測：因子探測的q值大小可表示該影響因素對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影響作用能力強弱。根據表6的因子探測結果可以看出，2010—2020年海拔高度對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影響作用能力最強，從2015年開始，海拔高度的影響作用能力均保持在首位。北京郊區地形多以山地為主，山區占北京市總面積的62%，京郊鄉村旅游地大多分布于海拔較低、坡度緩和的自然溝域地帶。京郊實施溝域經濟開發戰略帶動了溝域鄉村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鄉村旅游資源開發，易于形成鄉村旅游地。

通過對2010—2020年各影響因素的q值求和，發現旅游收入、A級旅游景區數量、地區生產總值和交通通達度也具有較強的影響作用能力。旅游收入反映了區域整體旅游產業的發展水平，鄉村旅游作為區域旅游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旅游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具有完善的旅游服務體系和較強的旅游吸引力，能夠為鄉村旅游的發展提供較好的支撐條件。地區生產總值高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高，公共基礎設施完備，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高，投資環境好，能夠促進鄉村旅游地的建設與發展。A級旅游景區往往具有較好的品牌效應和市場規模效應，旅游基礎服務設置較為完善，可以對景區周邊的鄉村產生較強的輻射帶動作用，有利于周邊的鄉村迅速開展旅游活動。交通通達度決定著游客前往鄉村旅游地的便利程度，尤其是在鄉村旅游地形成發展初期，會直接影響游客對鄉村旅游地的選擇，因此，2012年的交通通達度的q值為第一位。

（4）交互探測：用于識別兩個影響因素共同作用于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時，其影響作用能力會否增強或者削弱。結果表明，2010—2020年15個影響因素中任意兩個影響因素交互作用后其影響作用能力均呈非線性加強和雙因子加強狀態，其中非線性加強狀態最多。如2020年海拔高度與其他影響因素交互作用后呈非線性加強狀態，交互產生的影響作用能力均大于兩個因素影響作用能力之和。這也進一步說明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差異是多影響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3.3 影響因素的影響作用能力演化分析

參考文獻[51]的計算方法，將各一級影響因素下所對應的5個二級影響因素的因子探測q值進行相加，將其作為一級影響因素的q值（圖5），分析各級影響因素的q值演化特征。

圖5 2010—2020年一級影響因素q值探測結果及變化

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作用能力波動上升，總體保持第三位。自然環境因素的因子探測q值及變化趨勢如圖6所示：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作用能力在2011年略下降后，2012年快速上升，2013—2020年總體保持著波動上升的發展趨勢。京郊由于山區廣布，鄉村旅游地的形成與后續發展在考慮自然生態環境、河流水系分布的同時，更注重對地形地貌的考量。海拔低、地勢相對平坦區域，利于對外交通路線的建設和農用地的連片集中使用，更有利于鄉村旅游發展。因此，2010—2020年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作用能力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海拔高度、河流水系等二級影響因素的影響作用能力逐年上升，2015年后海拔高度的q值居所有二級影響因子的第一位。

圖6 2010—2020年自然環境因素q值探測結果及變化

經濟產業因素的影響作用能力雖呈下降，但總體居第一位。經濟產業因素的因子探測q值及變化趨勢如圖7所示，可以看出：2010—2013年經濟產業因素的影響作用能力呈穩步上升趨勢，2014年開始下降后直至2019年才有明顯回升。從整體來看，經濟產業因素影響作用能力最高的一級影響因素。旅游收入反映了區域旅游業發展的整體水平，2010—2020年旅游收入的q值在2016年和2017年處于15個二級影響因子影響作用力的第2位、第3位。地區生產總值和第三產業占比為區域旅游業的發展提供基礎，地區生產總值越高的地區經濟水平越大發，第三產業占比越高區域旅游服務水平越高，有利于鄉村旅游地的發展和管理，所以這兩個二級影響因素的影響作用力總體分別處于第4位、第6位。農林牧漁業總產值是鄉村發展的基礎，農林牧漁業總產值越高，鄉村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有利于鄉村旅游的開展和鄉村旅游地的形成，其影響作用力總體分別處于第7位。

圖7 2010—2020年經濟產業因素q值探測結果及變化

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作用能力呈波動下降，總體居第二位。社會政治因素的因子探測q值及變化趨勢，由圖8可以看出：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作用能力2010—2012年為上升趨勢，2013—2014年有所下降，2015—2016年短暫回升后，2017—2020年保持緩慢下降趨勢。旅游交通決定了到達京郊旅游地的便利程度，隨著交通路網的建設與完善，區域交通通達上升，其對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影響作用能力呈下降趨勢，q值由2012年的0.059 3下降為2020年的0.014 6。旅游政策和鄉村建設投入引導鄉村旅游地的發展方向，但隨著鄉村旅游的繁榮，鄉村旅游地的建設由注重數量的增減，逐漸轉向為注重數量的增加和兼顧質量的提升，其q數總體呈波動上升的趨勢。京郊鄉村旅游主要以吸引城鎮游客群體到鄉村游玩，但隨著北京鄉村旅游市場的繁榮，鄉村旅游的游客群體主要以北京市城6區的游客為主，京郊地區的城鎮居民對鄉村旅游地分布的影響逐漸減弱。

圖8 2010—2020年社會政治因素q值探測結果及變化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該文以京郊鄉村旅游特色業態和鄉村民俗旅游村為研究對象，借助ArcGIS 10.2軟件，運用重心標準差橢圓、地理集中指數、基尼系數、核密度分析等空間分析和計量地理學模型，對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演化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借助地理探測器的定量分析，探討了影響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演化的影響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發展的重心變化較為穩定，均位于昌平區范圍內，重心遷移軌跡總體呈現“先東南方向，后東北方向”的遷移變化特征。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的標準差橢圓的形態變化幅度不大，橢圓方位基本呈現“東北—西南”方向分布，長軸呈“減小—增大”的過程，短軸變化平穩。

（2）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在京郊各區內部的空間分布呈現較為顯著的集聚分布、不均衡分布特征，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3）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的密度分布高密度區數量逐年增多并呈連片拓展，逐漸形成以昌平、懷柔為雙高密度核心區，密云、延慶、大興多個高密度連片區并存的空間格局。

（4）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演化受自然環境因素、經濟產業因素和社會政策因素的共同影響。自然環境因素次一級的二級影響因素包括：海拔高度、河流水系、氣候舒適度、空氣質量和林木綠化率。經濟產業因素次一級的二級影響因素包括；地區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占比、旅游收入、A級旅游景區數量和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社會政治因素次一級的二級影響因素包括：交通通達度、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常住城鎮人口數、相關政策和農林水事務支出。

（5）海拔高度、旅游收入、A級旅游景區數量、地區生產總值和交通通達度是影響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主要影響因素；任意兩個影響因素交互作用后對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影響作用能力均強于單個因素的作用?？傮w來看，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作用能力逐漸上升，居第三位；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能力呈波動下降，居第二位；經濟產業因素的影響能力逐漸下降，仍居第一位。

4.2 建議

以往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影響因素的研究，大多以單一定性分析為主，籠統地將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地方政策等影響因素并置，缺少主次關系的判別，且研究時間多為單一靜態年份。該文借助計量地理學模型和GIS空間分析方法，嘗試對2010—2020年京郊鄉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演化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梳理，根據影響因素作用能力的演化，綜合判別影響因素的前后關系，為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布局的優化提供決策依據。同時，將氣候舒適度、空氣質量納入到影響因素中進行定量化分析，豐富了原有討論要素的框架范疇。但該文在影響因素的選取方面，暫未選取北京6個主城區的外力作用影響，后續研究可對其進行深入分析。此外，該文僅對于京郊鄉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演化現狀進行了分析，對于京郊鄉村旅游地未來可能的空間分布發展趨勢未做出預測，后續研究可持續關注。對京郊鄉村旅游地的發展與空間布局優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優化空間布局，加強區域聚集發展。依據產業集聚和區域平衡的發展布局原則，在京郊鄉村旅游地分布稀疏、集中程度不高的地區，如順義、通州，扶持鄉村農業發展與村莊基礎設施建設，加強鄉村旅游資源的挖掘，逐步提升鄉村旅游發展實力。在高密度核心區的昌平和懷柔，高密度連片區域的密云、延慶、大興，強化其輻射擴散效應的發揮，整合周邊鄉村旅游資源優勢，優化各類資源要素的配置，帶動周邊鄉村的發展，以形成集聚效應，實現鄉村旅游地的“雁陣”式發展格局。

（2）構建溝域綠道系統，增強鄉村旅游地發展活力。北京郊區部分區域，如延慶、密云，鄉村旅游地聚集分于低海拔的溝域地帶，可根據溝域地勢特點構建綠道系統，將區域范圍內的各個村莊景點進行串聯，實現村落景觀化、農戶景觀化，助推鄉村旅游地的健康發展。同時，借助綠道建設，增強更多村莊、景點的宣傳機會和可進入性，推動更多鄉村旅游地的形成與發展。

（3）以景區為依托，帶動景區周邊鄉村旅游地的“景村融合”發展。北京郊區擁有眾多高品質的國家A級旅游景區，如八達嶺長城風景名勝區、京東石林峽風景區等，可就近將鄉村旅游地和國家A級旅游景區結合在一起，構建“景村融合”協調發展機制。景區帶動周邊鄉村圍繞景區拓展業態，實現景區與毗鄰鄉村旅游地的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同時，景區與周邊村莊聯動打包宣傳，共享旅游服務配套設施，共享客源市場，逐步形成景區村莊一體化融合的發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