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辭學視域下國外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的可視化分析

李 克，王甜甜

（山東大學 翻譯學院）

1 引言

隨著西方修辭學在20 世紀初的復興，尤其是新修辭學運動的蓬勃發展，修辭學領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新修辭學派把修辭與“象征行為”關聯在一起，將修辭學的研究對象拓展到一切非語言層面的人類行為（李克、高婷，2021）。因此，傳統上被邊緣化的女性交際行為亦可在新修辭學視域下找到其“生存空間”。女性主義修辭研究打破了傳統修辭理論的男權傾向，促進了修辭學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發展，被西方學術界認為“將在很長時間內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Kuypers，2009：258）。近年來，國內學者雖對女性主義修辭這一領域有所關注，但整體上對其著墨較少，且研究重點大多集中在女性主義修辭的概念內涵（吳方敏，2007；何金梅，2008；王志偉，2012），對這一方向的研究趨勢缺乏較為全面的定量分析。

有鑒于此，本文將借助Citespace（6.1.R2）分析軟件，以WOS 數據庫1974-2021年間國外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的相關文獻為數據源，從關鍵詞、作者共現、機構共現、戰略坐標等方面對近50 年來國外女性主義修辭研究進行可視化分析，以期對該概念有更清晰的把握，并探究其在新修辭背景下的研究動態、熱點與前沿，為中西修辭研究者提供可資借鑒的分析視角。

2 研究背景

feminism 這個詞源自法語，本屬中性詞，主要指性別概念。傳統上，女性主義指女性為了擺脫壓迫、追求男女平等權益而進行的抗爭，但如今女性主義則泛指為了消除任何被主流文化邊緣化的群體所受到的各種形式的壓迫而進行的抗爭，包括但不局限于膚色差異、軀體殘障、年齡差異、社會經濟地位、男女同性戀等（王志偉，2012：126）。女性主義的產生出于“一種讓全人類、女性和男性從性別角色模式、支配和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需要”（Foss，2004：151-157），并且“自始至終將性別作為核心研究范疇，以揭示女性從屬地位的根源，進而嘗試重構性別格局乃至消滅性別歧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和安全隱患”（孫子堯、苗菊，2019：137）。隨著女性主義的內涵從生理意義擴展至社會意義，女性主義研究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的局面，也為修辭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西方新修辭學運動以理查茲（Richards）和伯克（Burke）等人的修辭思想為理論先導，在20 世紀初逐漸傳播，到20 世紀中葉盛行起來（姚喜明，2009：222），新修辭學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鄧志勇，2016：40）。隨著修辭范圍的不斷擴大，修辭學家們運用心理學、語言學、交際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尋找修辭學研究的新視點，女性主義修辭研究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1973 年，著名修辭學家坎貝爾（Campbell）發表的文章《婦女解放的修辭：一個矛盾》初步奠定了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的基礎。20 世紀70 年代屬于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的萌芽階段，坎貝爾代表的女性主義學者從語言層面揭示了女性遭受的歧視與壓迫，呼吁建立新的話語框架。20 世紀80 年代，這一概念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應用范圍不斷擴大。女性主義學者吸收不同學科的成果，重新審視女性在修辭學歷史上的作用，將女性主義視角納入修辭研究中。20 世紀90 年代，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的內容進一步深化，研究主要探討女性主義修辭特征、修辭策略和修辭理論與實踐。進入21 世紀以來，新修辭研究蓬勃發展，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得以延展，出現了大量女性主義修辭泛化研究，女性主義修辭研究范圍開始觸及殘障研究、酷兒研究、族群研究、文化研究等多個研究領域（王志偉，2012：126）。

西方新修辭學的不斷發展為女性主義修辭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以及更加多元化的研究視角。新修辭學視域下，女性主義修辭的研究目的實現了社會轉向，即研究如何用言辭加強人類的溝通和理解，用修辭手段消除群體之間隔絕的狀態，緩和社會矛盾。在西方新修辭學視域下探究國外女性主義修辭研究趨勢，不僅利于跟蹤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熱點與前沿，也順應了新修辭學的發展趨勢。

3 數據分析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TS=（feminism rhetoric）或TS=（feminist rhetoric）為檢索式，檢索類型為article，檢索到的最早文獻是1974 年發表的The Rhetoric of American Feminism: A Social Movement Course 一文。該文中，作者林庫格爾（Linkugel，1974）探討了女性主義修辭的課程大綱，指出了女性主義修辭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本文收錄數據的最終日期為2022 年9 月16 日，而數據庫尚未收錄2022 年的全部數據。為保證年度數據的完整性，本文收集數據時間截止2021 年12 月31日，因此，檢索時間跨度為1974-2021 年。經標準化處理后，獲得文獻數621 條。下文將基于所得數據從歷年發文量、關鍵詞共現、作者共現以及機構共現四個方面分析挖掘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的發展脈絡與研究熱點，為分析把握該領域的發展動向和知識關聯狀態提供科學依據。

3.1 國外女性主義修辭歷年發文量

某一學科科研成果發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領域的研究水平和發展狀況。圖1 為WOS 數據庫中1974-2021 年間，以feminism rhetoric 和feminist rhetoric為主題詞檢索到的發文數量的統計結果。如圖所示，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發文量總體呈上升趨勢?；诓煌攴莅l文量的分布狀況，國外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的發展趨勢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萌芽期（1974-1993）與攀升期（1994-2021）。

女性主義修辭研究是伴隨著西方女權主義運動而興起的研究方向，與女權主義運動發展狀況密不可分。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從20 世紀60 年代開始，一直持續到20 世紀90 年代。由圖1 可知，1974-1993 年是國外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的萌芽期，20 年間發文量總計15 篇。該時期女性主義修辭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發展較為緩慢，但該階段是女性主義修辭學研究的關鍵時期，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圖1 女性主義修辭歷年發文量

1994-2021 年國外女性主義修辭研究成果呈現快速增長趨勢，進入攀升期，發文量逐年攀升，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女性主義修辭研究已經相對成熟。1991 年，美國黑人女作家麗貝卡·沃克（Rebecca Walker）發表的《成為第三次浪潮》一文標志著女性主義“第三次浪潮”的開始，它強調女性主義問題涉及多種族、多族裔、多宗教信仰、多民族習俗、多元文化、多性取向、多元價值等各種問題，主張跳出原有的女權主義思維框架，呼吁消除社會性別角色和偏見。女性主義“第三次浪潮”提出的各種實際問題得到了學界的呼應，由此涌現出了大批優秀成果。同時，西方修辭學在20 世紀后期不斷突破傳統的、狹窄的范圍，將目光投向社會，開辟了廣闊的新修辭研究時期。在此背景下，女權主義修辭理論不斷得到完善與發展，學界掀起了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的熱潮，這恰好與此階段發文量的顯著增加相吻合。

3.2 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分析

關鍵詞是一篇論文主題的高度概括，關鍵詞知識圖譜可以客觀呈現出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的熱點及研究路徑的演變。利用Citespace（6.1.R2）中keyword 分析功能對發文的關鍵詞進行分析，設置時間跨度為1974-2021 年，以1 年為一個時間分區，在閾值選擇區域選擇前N%（Top N%），N 取5，得到共341 個節點，1 020 條連線。女性主義修辭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可參看圖2。

圖2 女性主義修辭關鍵詞共現圖

圖中節點和字號越大，代表該關鍵詞出現的頻次越高，通過節點之間的連線顏色深淺，我們不但可以判斷節點之間的共現關系，也可以將其視作把握研究動向的標準之一。如圖所示，women（女性），gender（性別），politic（政治），feminism（女性主義），discourse（話語）等節點較大，關鍵詞之間的連線較豐富且連線顏色較深，屬于女性主義修辭研究領域中的熱點內容。

為直觀體現該領域研究的高頻關鍵詞，我們在隱藏檢索詞feminist rhetoric 及feminism rhetoric 后，將文獻關鍵詞共現性較強的45 個共現關鍵詞提取出來（見表1）。其中，出現頻率前十位的關鍵詞為women（女性），gender（性別），politic（政治），feminism（女性主義），discourse（話語），race（種族），social media（社交媒體），feminist（女性的），masculinity（男性），body（身體）。

表1 女性主義修辭關鍵詞共現頻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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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2 和表1 所示，該領域關鍵詞數量較多，但頻次較低，這說明女性主義修辭研究內容較為豐富，但集中度較低，學者關注的側重點存在差異。就研究范圍而言，該領域的關鍵詞總體分布較廣，主要涉及權力、社交媒體、社會運動、地理、歷史、經濟、科學等諸多領域，“顯現出新修辭學多學科交叉性及其巨大的、迷人的實用價值”（鞠玉梅，2003：65）。當代修辭學的綜合性特征不僅體現在修辭學對其他學科的借鑒上，還體現在它以修辭學的視角對其他學科的涉獵，如廣告、新聞、甚至意識形態方面（柴改英、張翠梅，2007：23）。無獨有偶，女性主義修辭研究不僅運用語言學、邏輯學等學科的理論，還廣泛使用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來闡釋人類情感與行為的動機，這即是新修辭學背景下學科交叉融合的結果。

就研究重點而言，從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women（女性），gender（性別），politic（政治），feminism（女性主義），masculinity（男性）等來看，該領域的重點仍然集中于對其概念內涵、研究對象等方面的探究。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代西方新修辭學既是一門實踐藝術又是一種話語研究的綜合理論（馮志國，2015：25）。修辭學除了關注口語和書面語等傳統的修辭語篇外，還應該把目光投向傳統演講技巧以外的話語，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話語，如法律、經濟、政治、數學等學科的話語，甚至諸如建筑、繪畫等非語言形式的話語（鄧志勇，2009：102）。根據對該領域高頻詞的分析，女性主義修辭研究既包括狹義修辭學領域中的傳統書面話語分析，如discourse（話語）和discourse analysis（話語分析）也包括廣義修辭學領域中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話語分析，如politic（政治），social media（社交媒體），social justice（社會公平）等，正如福格蒂（Fogarty）所說：“新修辭學是任何語言形式、視覺符號、象征符號的勸說表征；它是促使人們相互理解并產生合作的方式”（馮志國，2015：25），這符合新修辭學的發展趨勢。

3.3 作者共現知識圖譜分析

研究人員是推動學科進步的中堅力量。對作者和研究團隊進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掌握研究中發文作者之間的合作程度。我們利用Citespace（6.1.R2）中author 分析功能對發文的作者進行分析，在閾值選擇區域選擇前N（N 取5），結果出現478個節點與173 條連線，生成了發文作者共現知識圖譜（見圖3）。

圖3 女性主義修辭作者共現圖

就作者共現的總體分布而言，圖中節點分布較為分散，作者之間連線較少，僅呈現五組有合作關系的作者群體，且多為兩兩作者之間連線。由此可見，研究者之間的合作不明顯，相關話題研究團隊尚缺，研究群體及機構的合作與交流仍待加強。值得注意的是，圖中顯示作者與作者之間連線數大于2 的作者群體有兩組。其一是邁森巴赫等（Meisenbach et al.，2008）四位作者合作完成的They Allowed: Pentadic Mapping of Women’s Maternity Leave Discourse as Organizational Rhetoric 一文。這項研究考察了21 位至少休過一次產假的女性訪談話語，將戲劇五位一體的應用從傳統的修辭文本擴展到訪談話語，體現了新修辭學不局限于研究勸說，而是關注一切話語的研究趨勢。

其二是薩拉薩爾等（Salazar et al.，2010）七位作者合作完成的Applying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to Adolescent Sexual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Rhetoric or Reality?一文，該研究從生態學的角度分析了美國的青少年性健康問題，體現了女性主義修辭的跨學科交叉融合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義修辭研究受制于學緣關系的影響。如薩拉薩爾（Salazar）、布拉德利（Bradley）、達盧加（Daluga）、朗（Lang）和迪·克萊門（Di Clemente）均屬埃默里大學行為科學與健康教育部，其中薩拉薩爾和迪·克萊門還同屬埃默里艾滋病研究中心，學緣關系密切，因此存在合作關系，而后因工作調動而產生地域差異，合作發文量有所減少。因此，女性主義修辭研究應該加強各研究群體及機構的合作與交流。

根據表2，就作者發文量頻次而言，排位最高的作者發文量為3，分別為M. G.Mcdonald，C. Bulbeck，C. L. Griffin，Wang B.，S. Hayden 五位作者，發文量為2 的作者有27 位，其余作者發文量僅為1。由此可見，女性主義修辭研究已經受到了較多學者的關注，但是鮮有學者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就研究內容而言，高產作者的作品題目涉及的研究內容較為豐富，包括體育、政治、經濟、醫療、外交、種族等。此外，高產作品中出現較多新穎的研究視角，如體育敘事、酷兒理論、新自由主義、地緣政治等。劉亞猛（2008：20）認為，任何自命為新修辭的學科都有責任和義務將其思考范圍拓展到整個話語實踐領域。女性主義修辭研究呈現出的多維視角、跨學科與跨領域特征與新修辭學的發展特征相符合。

表2 女性主義修辭高產作者作品

就文獻發表時間而言，高產作者發表時間主要集中在20 世紀末至21 世紀初，與女性主義修辭研究1994-2021 年的攀升期相吻合，但文獻還是主要集中于近十年，說明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發展勢頭較為強勁。此外，同一作者的研究之間具有連續性，其作品間隔年限以1~5 年為主，最長的間隔年限為20 年。如作者麥克唐納（Mcdonald）分別于2005、2008 和2015 年發表的三篇文章都涉及在體育領域中的女權主義話語分析，其研究從運動員經歷、體育獎學金、女子籃球協會三個角度揭示了體育在支持性別平等方面的作用，研究有逐步深入的趨勢。

3.4 機構共現知識圖譜分析

基于Citespace（6.1.R2）中的機構institution 分析功能對發文機構進行分析，我們選擇前5%的機構，生成了女性主義修辭發文機構網絡知識圖譜（見圖4）。

圖4 女性主義修辭機構共現圖

如圖所示，圖中節點最大的是發文量最多的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傮w來看，女性主義修辭領域研究機構的發文量不夠集中。圖中機構各節點之間的連線數較少，只有極少數為兩至三個機構之間的連線，這說明女性主義修辭研究間的聯系較少，學術交流有待加強。

值得關注的是，圖中左側連線數較多的是以蘭卡斯特大學為中心的機構合作研究群體。語言學與英語語言系是蘭卡斯特大學的王牌院系之一，也是英國最大的語言學系之一，擁有40 多名語言學領域的專家和先進的語言學實驗室。位于圖左下方的是蘭卡斯特大學與分別來自普渡大學、密蘇里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索爾茲伯里大學、伊隆大學的五位學者完成的論文Standpoints of Maternity Leave: Discourses of Temporality and Ability，該研究對21 位從事粉領職業的女性進行了立場分析，其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女性主義修辭學的當代文化意識形態系統和邏輯（Buzzanell et al.，2017）；而位于圖左上方是蘭卡斯特大學與巴黎國立高等礦業學校社會創新中心、科克國立大學應用社會研究學院、科英布拉大學社會研究中心、愛爾蘭科克大學凱爾特研究與社會科學學院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Practising Childbirth Activism: A Politics of Evidence 一文，該研究探討了生育組織提供的產科實踐經驗對婦女分娩活動的重要作用，并提出生育組織應該參與政策制定，成為合法的利益相關者（Akrich et al.，2014）。合作機構的所在地涉及法國、愛爾蘭、葡萄牙、美國等國家，這說明女性主義修辭研究開始突破空間上的局限，存在跨國合作的研究現象。此外，合作涉及社會學、經濟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等專業機構，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征，順應了新修辭學的發展趨勢。

就高產發文機構來講，由表3 可知，發文量最多的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 State Univ）（發文量為7），其次是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 N Carolina）（發文量為6），多倫多大學（Univ Toronto）、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 Texas Austin）和威斯康星大學（Univ Wisconsin）的發文量均為5。發文量為4 的機構為2 所，分別是普渡大學（Purdue Univ）和馬里蘭大學（Univ Maryland），發文量為3 的機構為8 所，發文量為2 的機構為38 所，其余機構發文量均為1。就高產機構所在地區來看，發文量大于3 的14 所高產機構中，有9 所位于美國，2 所位于英國，2 所位于加拿大，1 所位于澳大利亞。美國憑借其領先于各國的研究實力和優勢，占據西方修辭學領域的主導地位（李紅滿、王哲，2014），因此率先成為女性主義修辭領域的研究重鎮。此外，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實力和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高產機構所在國家及地區佐證了新修辭學研究的發展布局狀況。

表3 女性主義修辭高產機構發文量

當代修辭學的跨學科性集中體現在修辭意識、視角和方法在人文社科的不同領域和不同學科的廣泛應用，也表現在通過引進、吸收和利用所有這些不同學科提供的理論資源構建起一個20 世紀新修辭研究這一事實（劉亞猛，2008：295）。以上高產研究機構均為國際知名的綜合類院校，學科種類齊全，便于開展深度的女性主義修辭跨學科研究。一般來講，傳播學被認為是修辭學的當代形式。發文量靠前的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多倫多大學、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威斯康星大學的傳播學專業的排名均較靠前，學科實力強勁，均設有專門的修辭學或傳播學學院（研究中心），如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安南伯格傳播學院在政治傳播、民意波動等領域卓有建樹，學院下設多個研究中心，包括公眾政策中心、全球傳播研究中心、兒童與媒體實驗室等，具有學科交叉的特點，符合新修辭學的學科融合趨勢。

4 女性主義修辭研究的熱點及趨勢分析

為了對女性主義修辭領域的研究前沿及趨勢有更加清晰的認識，本文將基于Citespace 所得的關鍵詞341*341 共現矩陣，對該領域進行共詞聚類分析及戰略坐標圖解讀。

4.1 戰略坐標圖分布概況

依托Citespace（6.1.R2），我們勾勒出女性主義修辭領域的關鍵詞聚類表（見表4）。根據所得到的69 個聚類，我們進行新穎度與關注度的計算，并以關注度為橫軸、新穎度為縱軸建立戰略坐標圖（見圖5）。

表4 女性主義修辭領域關鍵詞聚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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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女性主義修辭研究戰略坐標圖

戰略坐標圖分為四個象限，根據女性主義修辭研究所得關鍵詞聚類在不同象限中的分布情況可揭示新修辭背景下國外女性主義修辭的研究熱點與趨勢。如圖所示，上述所得69 個聚類中，11 個聚類位于第一象限，23 個聚類位于第二象限，29 個聚類位于第三象限，6 個聚類位于第四象限。

處于第一象限的聚類的新穎度和關注度值為正，屬于核心型聚類。第一象限中的聚類研究潛力大且受到研究領域的密切關注，屬于整個研究領域中較成熟的研究內容和方向。由此可知，當下女性主義修辭研究中，女性與社交媒體、女性政治參與、社會再生產、女性生育、網絡媒體與女性主義研究、性別差異、女性批評話語、大眾女性主義、新聞內容分析、女權主義外交政策、唯物主義女性主義等的關注度與新穎度較高，潛在研究動力較足。

處于第二象限的聚類的新穎度高，關注度低，屬于潛在型聚類?？梢?，諸如女性學習與教育、墨西哥女權主義修辭、跨種族修辭批評、婦女健康、女性語言策略、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女性主義地緣政治、婦女政治權利等成為該領域新近產生的潛在研究領域。

位于第三象限的聚類的新穎度和關注度都低，屬于整個研究領域中的邊緣主題?？梢?，女權主義浪潮、女權主義心理學、女性主義實踐派、女性主義藝術創作、后殖民女性主義等已得不到學界的充分關注，屬于該領域中的邊緣話題。處于第四象限的聚類的關注度高，但新穎度低，屬于基礎型聚類。

4.2 女性主義修辭戰略坐標解讀

4.2.1 研究熱點分析

根據第一象限聚類，我們可歸納出新修辭學背景下女性主義修辭領域的研究熱點。第一，新媒介和電子化時代女性主義修辭研究。20 世紀出現的種種典型修辭形勢無一不呼喚著一個其外延拓展程度此前根本無法想象的大眾傳媒（劉亞猛，2008：288）。修辭學是一門有效使用話語的綜合性的語言理論（胡曙中，1999：3），隨著突破時空限制的傳播技術不斷得到發展，女性主義修辭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符號或語篇，如何在網絡時代更好地促進語言的有效使用成了該領域的熱點話題，如韋斯特（West，2020）通過對網絡博客文章和評論的分析，旨在建立醫療衛生系統中的權利框架，將生育倡導與女權主義健康正義運動聯系起來?？茽柶ざ鳎–olpean，2020）認為，數字空間有助于增進對女權主義非殖民化的理解，而克萊因曼、科普和威爾遜（Kleinman，Copp & Wilson，2021）則對AlterNet 和Vox 上的兩篇抵制性別中立語言的文章的評論進行了定性分析，并對女權主義者如何挑戰性別中立語言使用現狀和促進社會變革提出了建議。以上女性主義研究揭示了在當今瞬息萬變的信息化時代中，積極探索網絡媒體中語言發展和進步的修辭進路已經成為一個新的熱點，但這些研究主題仍然有待進一步深化。

第二，跨學科語境下女性主義修辭理論與實踐研究。目前女性主義修辭結合政治學、經濟學、醫學、外交學、哲學等開展的跨學科研究成為修辭學界普遍關注的核心和熱點問題，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揭示修辭與政治、權力之間密切關系的女性主義修辭批評研究。女性主義修辭批評是對修辭話語進行分析，揭示壓迫、支配和歧視是如何通過話語的修辭運作而產生的，從而挑戰這個過程，使人們知道他們有選擇的方式和行為的能力（鄧志勇、王懋康，2008：12）。語言不僅是性別發生的主要空間，還是斗爭和協商的場所?？评蛻烟兀–olley & White，2019）對四位澳大利亞保守派領導人的話語進行了修辭批評分析，揭示了保守派男性純粹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接受女權主義，以提高他們在投票公眾中的地位，他們對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的女權主義政策抱有消極態度。加利普（Galip，2021）則運用女權主義修辭批評和話語方法，審視了一些現有的庫爾德女性研究，試圖揭示庫爾德女性的建構及其含義。不難看出女性主義修辭學者們已經開始將社會學、政治學等研究成果運用于修辭理論構建和實踐應用中，其研究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征，符合新修辭學跨學科融合發展的趨勢。

4.2.2 潛在研究熱點分析

根據第二象限聚類，我們可歸納出新修辭學視域下女性主義修辭的潛在研究熱點。第一，女性主義修辭的研究范圍不斷擴大，關注的對象逐漸多元化，與多個學科的交叉越發明顯。新修辭學關注的是幾乎無所不包的人類交際行為，用伯克（Burke，1966：172）的話來說，“哪里有勸說，哪里就有修辭；哪里有意義，哪里就有勸說”。女性主義修辭研究不僅包括針對女性的各種壓迫與統治，還包括其他任何種族與群體遭受的各種不公平待遇。因此，如同新修辭學一樣，女性主義修辭的研究領域亦無所不包。就研究對象而言，女性主義修辭研究包括且不限于醫療話語（de Hertogh，2018）、軍事國防話語（Leuschen，2018）、政治話語（Enoch，2020）等。與此同時，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及其在修辭研究中的廣泛應用，女性主義修辭研究與信息技術的關系日益密切，逐漸呈現出較強的數字化多模態趨勢，如哈洛、羅利特和胡斯（Harlow，Rowlett & Huse，2020）使用女權主義幽默理論對肯塔基州的職員金·戴維斯（Kim Davis）相關的政治表情包中使用的修辭進行了定性、定量分析，認為網絡表情包推動建立了性別化的政治和傳播體系，但忽視了潛在的同性戀權利問題。

第二，女性主義修辭在社會關系方面的調節功能得到廣泛關注，實用價值日益顯現。理查茲（Richards，1936：3）早在20 世紀30 年代就把修辭學作為研究交際中產生的誤解及其糾正方法的一門學問。伯克（Burke，1950：14）也提出，修辭是聯結人類隔離狀態的橋梁，因而可促進人們思考，增強社會的內聚力，創造和平。修辭的目的不再是尋求在每一件事情上發現可行的說服方法的能力，而是為了增進理解，把相隔絕的人們聯系起來（溫科學，2003：29）。從勸說到交往，這是當代新修辭學與傳統的古典修辭學的根本差別。目前女性在不同社會背景、文化背景和語境下的話語模式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缧詣e背景下的女性主義修辭（Peters，2015）、跨族群背景下的女性主義修辭（Slotkin，2020）以及跨國籍背景下的女性主義修辭（McGee，2021）研究不斷涌現出來，女性主義修辭在揭示兩性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促進人類理解、調節社會矛盾等方面展現出的實用功能日益凸顯。

第三，女性主義修辭研究更加注重修辭過程，強調交際雙方的互動性。與古典修辭學相比，新修辭學更重視受眾對話語交際的影響，明確了話語交際是修辭者與聽眾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因為“修辭是在人們的互動中發生的”（Borchers，2011：11）。美國修辭學家福斯（Foss）教授提出的邀請修辭學就表現了這一發展趨勢，它“以女權主義修辭學思想為指導原則，不以改變、控制他人為目的，而以尊重他人的價值與觀點，增進理解、建立平等關系為目的”（張玉芳，2016：106）。它更加注重探討交際的過程，是致力于“邀請對方理解自己，以此理解為手段創立基于平等、內在價值和自主決定權的一種相互關系”（Foss & Griffin，1995：4-5）。邀請修辭學至今仍在女性主義修辭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赫斯等（Hess et al.，2020）在其研究中肯定了邀請修辭在化解交際雙方沖突、挑戰偏見中發揮的積極作用。海登（Hayden，2021）則在其文章中探討了修辭封閉（rhetorical closure）與邀請修辭在19世紀和21 世紀女權主義話語中的共同運作方式，體現了女性主義修辭對交際雙方互動過程的重視。

5 結語

新修辭背景下女性主義修辭的研究觀點與研究方法呈現出多元開放的格局。明晰該領域的研究趨勢，跟蹤研究熱點與前沿，將為國內開展女性主義修辭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價值。當然，由于數據庫收錄材料的有限性，本研究所收集的文章可能無法涵蓋該領域國外研究的所有文獻，因此亟待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