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律與制度相統一：社會主義的資本闡釋原則

王 程

(安徽財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蚌埠 233000)

提要： 馬克思在特定的歷史動因中考察資本運行的規律，規律與制度相統一是馬克思論證資本范疇的總體語境，在此基礎上，資本作為生產要素和社會關系的同構體，在不同制度情境中表現出不同的融合方式。資本主義制度中呈現的“資本邏輯”無法用來詮釋社會主義資本的行為規律，闡釋社會主義的資本原則同樣需要在規律與制度統一的總體原則下分析具體的勞資關系、流通形式和分配格局。通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分析，揭示社會主義的資本運行矛盾，厘定社會主義的資本運行限度在于基本經濟制度中的收益界線、人民政權制度中的政治紅線和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中的倫理底線。通過反思社會主義的資本特殊規律，可以證明人類經濟文明新形態具有實質性的理論內涵與實踐指向。

一、問題的提出

從社會存在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發展過程中內生出特殊的資本形態，社會主義的資本行為規律實現了對西方資本邏輯的歷史性超越，由此開啟了一種新的經濟文明形態的宏大敘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新的時代條件下資本理論研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這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研究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盵1]219自覺地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澄清社會主義資本的歷史前提、劃定歷史界限，從而開啟一種嶄新的資本形態探索之路既是理論面臨的緊迫任務，也是時代賦予的重大責任。毫無疑問，《資本論》關于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運行總規律的經典論斷，對反思當下各類資本性質與行為規律具有指導性意義，在此基礎上，國內學界主要在資本中性論、資本二重論、權力結構論等三種分析范式中探討社會主義資本問題。資本中性論認為，《資本論》中的科學抽象法“抽象掉資本主義規定性的一般商品”[2]，由于社會剩余是資本生成的首要條件，積累并不意味著剝削，“那種無法實現自身的即期補償的剩余勞動或剩余價值……與其說是一種剝削范疇，毋寧說它是一種積累范疇”[3]。將資本這個現代社會普遍性要素作為生產力推動手段運用于具有特殊性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可以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目的。資本二重論把資本的社會形態和經濟技術形態分別對應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維度，將作為一般性的生產要素的資本和作為特殊性的生產關系的資本置于“人民主體”價值本位下加以總體駕馭[4]，以期實現對社會主義資本運行模式的科學把握。權力結構論認為資本是“勞動價值的市場權力的集中化表現……全社會的資本力量通過市場競爭共同分割全社會的剩余價值”[5]，以人為本配置剩余勞動是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人民對資本行使權力的重要方式。

上述討論對于社會主義的資本研究起到理論推動作用。然而，當下部分關于社會主義的資本研究基調定格在作為一般性的生產要素和特殊的社會制度相結合的理論視野中，不僅造成了闡釋結果呈現規律與制度分離的局面，更由此引發了諸多理論問題：其一，《資本論》中資本規律的理論表達植根于資本主義制度語境。雖然規律會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6]8。但制度情境作為前置性條件貫穿文本始末，它是否可以直接用來詮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資本運動規律，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其二，既然資本是生產要素和社會關系的同構體，那么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如果只梳理資本的社會關系屬性而忽略生產要素質的差異，會造成資本范疇邏輯運動的割裂。實際上，無論在生產要素層面還是社會關系維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資本規律均應有別于資本主義制度中的資本邏輯。如何展現這種特殊性規律是解鎖社會主義資本性質的核心環節。其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資本矛盾運動和“資本邏輯”的區別在哪里？社會主義的資本限度在哪里？對這些問題的反思，既是從根本上對《資本論》當代價值的深度思考，也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無法回避的話題。

二、馬克思關于資本規律的歷史唯物主義表達

長期以來，理論界習慣將《資本論》中關于資本規律的理論抽象定位于現代人類社會普遍規律的基調上，忽視了“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7]526的具體化語境?；诖?，人們對社會主義資本的闡釋大多局限在“資本的普遍規律呈現在社會主義特殊制度”的話語體系中，《資本論》被當作超越歷史的一般性科學文本加以對待，而資本邏輯也被適用于解釋任何存在資本的社會制度中。這種認知不僅走向了以實踐為內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反面，喪失了《資本論》鮮活的時代價值，更無法回答社會主義資本領域內的重大現實問題。實際上，“在《資本論》中，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方法論及普遍范疇正是由于特定社會時空條件的中介才獲得其實質內涵，而須臾不能脫離這種歷史特定性本身而獲得某種‘偽獨立形式’”[8]，《資本論》所談及的資本規律本身就是與資本主義制度統一于一體的特殊規律。

眾所周知，《1857—1858經濟學手稿》框架性地研究了資本范疇的邏輯運動?！罢谓洕鷮W的方法”一節詳細說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內涵，“這里的抽象法不是缺乏歷史觀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抽象法，而是唯物的、辯證的科學抽象法”[9]，它預告了即將展開的資本運動規律研究，是一種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才能具體呈現的真理性判斷。規律本身“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10]25，無論在生產要素層面還是社會關系維度中的資本，其規律性只能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時空內發生作用。明確上述問題后，對《資本論》中資本屬性的科學把握還需具體考察三個環節：一是西歐特定歷史情境的唯物主義內涵；二是這種歷史情境如何成為資本形成的中介；三是規律本身呈現何種邏輯特征。實際上，為了突出資本規律與制度相統一的內在特征，馬克思曾分四個階段集中闡述資本主義前史，而這四個階段對于《資本論》中資本規律的科學抽象均具有不同的理論意義。

第一階段發生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通過對西歐中世紀以來社會結構變動的考察，在時空尺度中提供了資本生成的歷史界劃。這一階段的研究并沒有明確指向資本性質和運動規律，而是在生產方式變革的宏觀層面呈現出資本形成的特定時空場，即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互動為經度線，在分工形式和交換關系、交往方式和市場范圍、貨幣關系和資本生成、階級形成和利益固化四對矛盾的緯度線下，建構起資本主義社會生成的總體性場域和發展界限。資本作為這一場域內的“以太”，被框定在具有特定內涵的歷史唯物主義語境中?？梢哉f，《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于西歐社會歷史的宏大敘事，對于以后的三次具體性深化研究起到了廓清范圍、劃定界限、提供總方法論的重要作用。

第二階段見于《1857—1858經濟學手稿》中“資本主義關系的原始形成”。馬克思明確將研究目的指向了“價值”范疇，力圖通過西歐社會自然勞動關系的解體—雇傭勞動關系的生成—活勞動作為資本形成的價值之源—資本對活勞動的占有及剝削這一邏輯理路的澄明，呈現“勞動一般”范疇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決定性作用?！耙詣趧訛槌叨鹊牡葍r物的交換，會轉化為不通過交換而對他人勞動的占有，轉化為勞動與財產的完全分離，或者更確切地說，會把這種情況當做這一制度的隱蔽背景而顯示出來?！盵10]163這一觀點為《資本論》時期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價值形式、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等重要的理論闡發提供了中介性準備。具體而言，資本主義史前西歐社會結構變動最重要的歷史結果在于封建社會的解體①，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和生活貧乏的自由勞動者成為普遍的社會勞動力量，形成了“勞動一般”。它既是生產力即將發生歷史劇變的“活酵素”②，也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形成的核心中介。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語境中的“勞動一般”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社會生產力革新的理論表達，在更深層次的社會制度領域內傳達出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私有制屬性。進而言之，雇傭勞動關系的生成形式導致了生產要素的目的性在于全社會的生產力量為私有財產的增殖而服務。在生產力層面，抽象的社會力量是資本無限沖動之源；在社會關系層面，私有制屬性又為它自身創造了約束性障礙，成為危機必然發生的根本原因。資本在生產要素和社會關系的雙重語境中獲得了一致性的解釋。自由勞動力凝結為抽象的社會力量成為西歐特定場域的歷史事實。資本作為勞動一般(價值)的凝結，是特定歷史情境中生產力的抽象體現，以生產要素的形態出現在社會生產領域，而這種抽象體現又是在特定關系基礎上生成的剝削勞動力的現實力量。故此，馬克思指出：“價值是商品的社會關系，是商品的經濟上的質?！盵10]38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在社會關系層面體現為雇傭勞動關系，在制度層面就表現為資本主義制度，這對于理解《資本論》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價值形式、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起到了樞紐性作用?！皠趧右话恪彪m然是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價值和資本形成的最重要理論前提，但不能直接理解為任何現代社會形態資本形成的抽象規律?！皠趧右话恪北旧砉倘粵]有體現出具體社會形態的情境色彩，但范疇所蘊含的社會關系已經作為一種否定性因素融入范疇生成的理論形態中。就此而言，《資本論》中闡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價值等范疇，只形成于資本主義社會特定的制度情境中。而馬克思用“可見，資本顯然是關系，而且只能是生產關系”[10]168作為本節的理論總結表明，作為關系形態的資本只能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生成的前提中認識和把握。

第三階段的闡述明顯展現出理論抽象之后再次回到具體的循環過程。它出現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積累”中，這次集中闡釋發生在從中介到事實的過渡完成，即對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基質所形成的價值以及以價值為內核的資本范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科學抽象完成之后。從內容上看，馬克思本章闡述的表面目的是具體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6]822，而“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6]822。但如果結合本章最后一節“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馬克思更為深刻的用意在于，通過全面總結資本的生成、擴張以及毀滅的核心程式，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規律。由于資本的自然過程(資本規律)的必然性帶來了對自身的否定，因此必將在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語境中發現未來社會形態的秘密。

第四階段呈現于《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六章“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態”和第四十七章“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顯而易見，馬克思為了更為清晰地辨別現代資本的實現形態和前現代社會各種剩余形態的不同，通過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中的片段式對比，在更為具體的語境中揭示了資本實現過程的社會性質表達：一是澄清了利潤、利息、地租等具體形態在資本主義史前的社會關系內涵、社會結構表達以及對現代資本形成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用；二是在此基礎上，循環式地聚焦并印證了資本實現形態的制度屬性問題。同時，馬克思在論證過程中反復強調生成在雇傭勞動基礎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決定作用。

總的看來，這四個階段的闡釋在結構上也呈現出“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其意義在于，只有通過對資本的歷史唯物主義考察，能不斷深化資本規律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關系的科學認知，從而在規律與制度統一的層面重識資本的本真面相。正因如此，對于“資本邏輯”的闡釋就應嚴格框定于資本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呈現的否定性和必然性的展開程式，它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前文所述的資本生成的歷史唯物主義邏輯；二是資本在資本主義制度中表現出的矛盾性擴張邏輯，它在社會存在的本質層面表現為剩余價值的產生和形態轉化及其社會后果，而在社會意識形態層面則呈現出拜物教的顛倒幻象；三是資本的消亡趨勢邏輯，體現為資本最終走向自我對抗和自行終結的結局。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回答本文第一個問題。如果直接將《資本論》中范疇的運動范式套用到社會主義制度語境內，實際上無法詮釋社會主義資本的特殊性問題。應當本著“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置身于社會主義資本生成的特定歷史情境，在具體的歷史生成脈絡和社會關系紐帶中錨定社會主義資本的屬性，從而揭示社會主義資本行為規律與制度相統一的理論內涵。

三、社會主義資本生成的制度情境與闡釋原則

探討社會主義的資本問題，不能單向度地用制度屬性嵌套出資本的性質，而應從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的內生性關系中檢視資本的具體形態，在認識對象生成的歷史時空尺度中劃定資本規律與制度同構的理論界限。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于“物的依賴性”的生成基礎發生了變化，考察資本規律的核心程式應落腳于制度的物質承載基礎與社會關系的互動維度中。當然，這種考察不應迷失在碎片化的歷史材料中，“應該在表述中以抽象法為主、講范疇、從簡單到復雜”[11]109。其實，經濟學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社會主義經濟范疇進行過深入研究并提供了極富創造性的思考路徑，孫冶方先生指出，研究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范疇的性質，“從概念、定義出發是不容易找到相同口徑的。應該從生產關系出發。因為一切經濟上的概念、范疇是反映生產關系的”[11]165。顧準先生在研究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價值規律時認為，社會主義生產屬于社會化大生產，“產品的社會價值與個別價值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價值范疇的根據”[12]。由此可獲三點啟示：一是研究經濟范疇需要在制度的內生性語境中同時考察二者的具體性；二是經濟范疇的內涵和外延不能從經典文本中直接套取，而應在生產過程中變通式地理解；三是生產關系作為社會關系的基石，是分析經濟范疇性質的首要指標?？陀^地說，囿于計劃經濟體制，一些經濟學家還無法觸及社會主義資本這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核心范疇。但循此思路，可以在三對辯證關系中對闡釋社會主義資本的原則進行具體分析：一是在生產領域定位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二是在流通領域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三是在分配領域深思共同富裕的邏輯進路。由此澄明與“資本邏輯”相迥異的社會主義資本運動形式，錨定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對物的依賴”的特殊形式，呈現社會主義資本規律與制度的統一形式。

第一，矯正與塑形：重構勞資關系。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書評中精辟地指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盵13]傳統觀點認為，資本必須在雇傭勞動下產生，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末明確指出：“盡管勞動作為雇傭勞動的形式對整個過程的面貌和生產本身的特殊方式有決定的作用，雇傭勞動卻并不決定價值。在價值的決定上所涉及的，只是社會一般勞動時間，只是社會一般可以支配的勞動量?！盵14]998《資本論》第一卷及三個手稿的文本之所以強調雇傭勞動的重要性，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雇傭勞動形式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形成的最基本的生產關系，而雇傭勞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資本和資本主義制度形成了一種反復循環的內生性結構?；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一般勞動時間(價值的形成)是不是在雇傭勞動基礎上完成，這是關涉當下社會主義制度中各種資本形態元屬性的重大問題。從社會存在角度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子集，而市場經濟必然要求以各種資本形態作為推動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從此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資本具有內生性關系，資本在生產要素和社會關系的雙重語境中均獲得了新的內涵。馬克思指出：“價值規定本身要以社會生產方式的一定的歷史階段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這種歷史階段一起產生的關系?！盵15]從勞動力主體性的生成前提看，從計劃經濟體制內轉軌而來的、對生產資料擁有所有權的市場勞動者作為制度中的領導階級出場，是價值形成的前提性條件，這與西方封建社會解體時產生的自由勞動者有著根本區別。從我國法律制度前提看，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體現了勞動主體在法權上的政治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無論何種性質的企業，勞動對任何性質的資本在法律上都具有最根本的支配權，這是社會主義資本在政治制度層面區別于一切資本主義制度的勞資關系表達。而法權關系由生產關系決定，因而從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關系層面看，還需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重點區分三個層次的經濟關系。

其一，公有制企業(或國有成分控股的企業)由于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性質，勞動者并非雇傭工人，而是全體產權所有者的具體執行者，這部分勞動者通過社會主義民主程序行使企業管理權并享受一系列制度保障待遇。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了交換的普遍化，社會化生產形成了社會一般勞動時間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價值范疇，凝結為“國有資本”，但背后的勞資關系前提已經發生了徹底變化，勞動對資本具有所有權和支配權。生產關系生成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構筑了維護勞動者主體地位的物化力量，導致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發生了性質變化——生產要素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方向矢量轉變為社會和全體勞動者的價值增殖。資本的生產要素和社會關系雙重屬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獲得了統一。

其二，混合所有制企業(私有成分控股的企業)，公有成分對私有成分的影響和改造主要體現為生產管理過程中約束私有成分的任意行為、保障勞動者地位、維護勞動者利益和監督生產方向等方面。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在實際生產過程中也不是以資本主義制度中純粹的雇傭勞動形式出現，價值增殖過程中凝結出的“混合資本”在總的方向上仍以社會利益為總目的。在此前提下，剩余勞動的分配兼顧私有成分的現實利益。以上兩種形式的公有成分在當前國民經濟中約占55.7%的比例，由于公有制成分主要涉及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如基礎設施建設與利用、基礎資源開發與使用、高精尖技術創新與應用)，因而能夠精準有效地規范、調控和引導各種類型的勞資關系與社會主義制度相契合。

其三，各種私有成分的經濟主體(包括外資主體)，在勞資關系的表象層面呈現出類似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雇傭勞動形式，主要在市場契約、管理制度、利潤分配過程中顯露出資本的私有屬性。但這類勞資關系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僅在局部發揮作用，且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導控，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根本限定，這種類似于雇傭勞動的勞資關系形式也與資本主義制度中的雇傭關系有重要區別。勞動對資本不再是單純的從屬地位，私有經濟主體中的勞動者可以通過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中明確規定的程序與資方進行平等對話，獲得國家權力的保護，維護勞動者應得的經濟權利。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內的資本在勞資關系上已發生了前提性改變。有學者通過數學計算得出“由于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故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增長率通?？偸堑扔诿x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16]的結論，為印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資本作為生產要素和社會關系的統一提供了技術性支撐。概括來說，這種前提性改變在資本生成層面體現出勞動與資本的支配權發生了扭轉，資本作為社會權力，在根本上成為人民占有生產資料的現實力量。

第二，規導與互補：融洽政府與市場關系。在流通領域中理解價值流動過程，是完整審視資本規律與制度相統一的必須環節，如馬克思所言，資本“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物”[17]，《資本論》第二卷系統論證了流通對于價值增殖的中介作用。雖然馬克思沒有明確闡述資本主義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但通過揭示資本在流通中遭遇的障礙與連續性破壞，刻畫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背反屬性。實際上，“資本的流通過程就像貫穿資本主義政治體的命脈，不顧一切地追求再生產出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關系”[18]。如果說生產領域生成了資本的諸多面相，流通領域恰恰是這些面相同構為資本本質屬性的動態場域。如此看來，社會主義資本在生產域中呈現出迥異于資本主義資本的全新樣態，也必然訴求一種全新的流通領域與之相匹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資本實體得以量化表現的場域，重塑政府與市場關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

其一，政府與市場關系體現了政治制度與經濟基礎相一致。資本主義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背后是政治制度與私有制的共謀，但二者在共謀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產生出無法調和的背反關系，最終導致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奠基于基本經濟制度，基本經濟制度體系中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主體地位又決定了政府不可能脫離市場游離于經濟活動之外。具體而言，社會主義制度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一致性體現為三個向度：一是生成基礎相一致，二者均生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生產關系確立的基礎上；二是領導主體相一致，二者均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運行；三是運行目的相一致，二者都以“人民利益”為根本目的。這三個一致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根本性質上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以私有財產增殖為目的的流通場域。從市場規律看，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在要素配置領域發揮主要作用；從資本的流通形式上看，政府的經濟職能體現在為資本合理發展破除障礙、提高資本形態轉化效率與約束資本任性擴張三重職能中。概言之，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流通領域內具有明確的運行邊界，在邊界之內，政府為資本在陽光下運行，實現人民財富的最大化涌流提供制度保障；在邊界之外，政府嚴格約束資本的任意行為，維護社會的和諧發展狀態。

其二，流通形式多樣化凸顯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多維拓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流通領域內體現為雙軌制的流通形式——合作經濟機制與市場機制作為規范性流通機制同場共存。合作經濟作為我國特有的溝通城鄉經濟交換的創新機制，通過政府主導下經濟主體自主組織的生產與消費的直接對接，既可以打開資本增殖的通道，又能起到資本帶動各經濟要素共同運動的作用。柄谷行人曾設想了一種可能性的共產主義——聯合，“資本和勞動者都有共同的利害關心”[19]，這種方式在合作經濟中得到成熟運用。合作經濟固然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種特殊的供銷形態，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煥發出新的生命，在W-G和G-W’過程中發揮著雙向調節的作用：一是合作經濟以實現使用價值為目標，資本流動為使用價值服務，凸顯了社會主義生產的合理性；二是能夠通過政府力量集聚資本所需的資源，使資本在快速對接的各類渠道中獲得原材料和勞動力，消弭資本流動的障礙；三是通過供銷社的引導，資本以較短的時間在廣闊的農村市場打通貨幣形態轉化的空間；四是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大環境下，合作機制通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亦解決了計劃經濟體制下交換方式單一的癥結；五是資本流通避免了無序擴張，供銷社作為一種國家屏障，對農村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加以保護，有效地解決了資本擴張的任性和破壞性?？偠灾?，由各種合作機制、產銷機制、聯營機制與市場機制互補建構起雙循環流通場域，使社會主義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現實性上獲得了統一。

其三，金融體系雙軌制促使個別資本形成社會總資本。當下由信用制度演化而來的金融體系成為經濟體系中的關鍵力量，社會主義金融體系背后反映出政府對市場的導控職能。社會主義金融體系由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銀行所主導，而商業銀行必須接受具有政府性質的央行監管。無論社會主義資本市場如何發達，銀行作為“中央調節器”始終控場資本流動的速率與數量。銀行作為貨幣機構在形式上管理著全體貨幣資本，貨幣資本的具體屬性固然多樣，但在銀行層面都作為一種社會總資本而出現。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銀行受市場規律調節，可以按照市場規律自行決定信貸與投資的比例和規模。貨幣資本在投資過程中經過銀行的中介之后，已經發生了所有制性質的轉變，尤其是在由G-W的轉化過程中，銀行猶如“主體性質的轉換器”，各種性質的資本在銀行的投資過程中都成為具有社會主義屬性的固定資本，從而鞏固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由上觀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社會主義資本的流通領域，在流通形式和流通目的兩大層次上都區別于資本主義宣揚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場域中能夠最大化地對接使用價值的實現，破除阻撓資本合理運行的非理性障礙；“市場行為是個人過程與一般社會過程的統一”[20]，作為社會關系的資本在流通中不斷實現人民財富的順暢流轉，鞏固、擴大和增強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流通領域與生產領域相契合，在運動中呈現內容與形式相一致，制度與規律相統一。

第三，先富、后富與共富：整合分配關系。馬克思認為：“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分配關系不過表現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盵14]1000“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生產關系基礎的社會主義勞資關系，在分配方式上就體現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在深層次的資本運動領域則表現在資本各種實現形態上。由于資本在社會生活的現實層面總是以工資、利潤、地租、利息等利益形式加以呈現，因此思考社會主義資本在實現層面的具體特征，就需在利益分配領域深度解析“先富與后富”到共同富裕的邏輯進路。

其一，資本實現語境中的“富?！?，體現為使用價值的增長與合理分配?！顿Y本論》第三卷論證的各種資本實現形態，最終都以貨幣形式在流通領域轉化為資本，生成了“人”與“物”關系顛倒的幻象。社會主義生產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社會財富體現為實體經濟增長帶來人民生活的獲得感的提高。誠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算的形式仍以貨幣為度量單位，但通過制度導向和調節，富裕的實現最終將落實到使用價值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指出：“搞超出能力的‘福利主義’是不可持續的，必然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我們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重在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人民群眾最關心的領域精準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兜住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底線，不吊高胃口、不空頭許諾?！盵21]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三次分配層級轉化過程明確規定了資本形態實現的最終途徑，其中第一次分配體現了市場規律與資本實現的技術規律的統一，第二次分配凸顯了社會主義制度規制資本實現的運行方向并展現了技術規律與制度屬性的一致性，第三次分配則彰顯出資本運行的社會整體利益觀念，在倫理領域進一步矯正貨幣“拜物教”的幻象。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制度強調的“富?！?，不同于資本主義制度以金錢為標準的虛偽繁榮，而是在制度層面指明了資本實現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強人民實際享有的物質基礎。實際上，分配關系最終由生產關系決定，社會主義資本實現領域內的諸多轉化形式均可以回溯到生產關系領域內，社會主義資本也在社會深層結構到表層分配關系的運動過程中實現了首尾統一，循環上升。

其二，先富、后富到共富，明確了社會主義資本運動的文明使命。社會主義資本的生成區別于資本主義資本血腥的原始積累。前文論及的社會主義資本的生成和流通過程，框架性地展現了社會主義資本發展壯大的動態圖景。不可否認，任何社會制度中的資本均要經歷階段性的形態轉化。資本主義資本積累以剝削—剩余價值的積累—貧富分化—資本家施舍為閉環。社會主義資本積累在分配領域則表現為先富、后富到共富的邏輯進路：一方面，先富群體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和法律約束范圍內，依托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然形成的經濟實力，通過自身勤勞智慧的勞動獲得不同質態的資本積累基礎，先富群體的富裕導向是為共同富裕打下基礎和提供示范引導作用。在此意義上，先富群體的利益分配在制度的確認下既破除了平均主義的誤區，又內涵了公平正義的價值判斷。另一方面，后富群體為社會主義總資本的積累貢獻的剩余勞動，通過三次分配的利益調整，最終回溯為自身獲得感的物質基礎?？傮w而言，先富和后富的最終歸宿是共富，即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發展，資本在此運動過程中突出顯現了其文明使命。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資本作為現代人類社會中新的資本樣態，在生成、流通和實現場域均迥異于資本主義制度中純粹的資本運行模式。由此回答本文第二個問題可以概括為三個要點：第一，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在運行矢量、流通形式和分配形態上同時具有區別于私有制屬性的社會性力量；而作為社會關系的資本又在社會深層的結構領域體現出與生產要素相一致的生產關系特征。第二，生產要素與社會關系的一致性在社會經濟活動與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辯證關系層面就體現為規律與制度的統一。第三，上述兩個統一形成了一種新的“人對物的依賴”關系，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具備了堅實的物質承載力量，擁有自身特有的運行邏輯。

四、社會主義制度中資本的矛盾與限度

本文最后需要回答社會主義制度中資本的矛盾和限度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要設立‘紅綠燈’，健全資本發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邏輯清晰、制度完備的規則體系?！盵1]220必須承認，矛盾是任何社會資本存在的前提，而矛盾具有兩面性特征，“資本的矛盾經常促成創新，很多創新改善了人類日常生活質量。矛盾若演變成資本的危機，便會出現‘創造性破壞’”[22]。社會主義的資本在矛盾運動中實現生產要素的周轉、展開自身形態的轉化并容納社會關系，矛盾既為資本提供了破除發展障礙、整合發展資源的動力，也不可避免地帶來負面后果。這里首先須區分資本邏輯和社會主義資本矛盾運動的異質性。如前文所述，資本邏輯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否定性運動的必然性，體現為擴張—矛盾—危機—消亡的總體程式，資本邏輯與資本主義制度相一致，資本的最終消亡亦伴隨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而實現?！拔覈鴮嵭械纳鐣髁x制度，社會總體發展規律并非‘資本邏輯’，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盵23]社會主義資本運動不能用資本邏輯予以詮釋，應當在資本的特殊性規律中予以具體分析，宏觀地看，社會主義資本運動呈現出三重矛盾。

第一重矛盾體現為資本與勞動的扭矩。雖然社會主義制度在規制性層面明確了勞動對資本的支配地位，但資本客觀運行所生成的社會性物化力量仍會與個體勞動之間形成較大的張力。抽象的社會物化力量具有無限吸納個體勞動的沖動，資本對具體勞動仍具有壓制的危險。第二重矛盾體現為資本與政治的邊距。社會主義資本雖然與制度具有內生性關系，但資本與政治之間必須有明確的邊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難免造成資本對社會空間的脫域性吸納，制度設計應始終警惕資本權力抽象化對政治權力的侵犯。第三重矛盾體現為資本對人的精神的侵浸?？傮w來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人的信仰、精神和價值觀所呈現的負面現象不能草率地用“拜物教”加以概括。但由于交換的普遍化和抽象物化力量的存在，資本對欲望的開發會造成精神對貨幣的迷戀和對物欲的過度渴求。因而需要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勞動倫理觀念，同時創造性運用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加以矯正。解決上述三重矛盾的核心任務在于明確社會主義資本運行的限度。概括而言，規導資本的力量必須從規律與制度的統一性層面獲得，從而使資本在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中呈現特殊的必然性邏輯。

第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資本運行的經濟界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制度性表達，也是資本生成、運行和實現的總體性場域，為資本劃定了經濟領域的運動限度?！耙环矫嬉运兄菩问揭幎ń洕A，以此限定和規范國家的主體性邏輯運動；另一方面通過經濟關系、社會關系等向生產力進行‘力’傳導，以此適應或推動生產力的客觀性邏輯運動?！盵24]具體來說，資本在基本經濟制度內的限度表現為三個層次：一是資本對剩余勞動積累的總趨勢在于整合社會勞動鞏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使資本積累成為社會主義基礎的放大器，形成不以某個利益群體意志為轉移的強大客觀力量。通過公有制基礎的不斷構筑，鞏固勞動對資本的支配權。二是資本在流通領域內周轉的方式必須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語境下完成。誠然，政府作用不體現為直接干預市場規律。在資本流通過程中，政府既是“裁判員”和“消防員”，還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制度供給”，提供“規劃圖”和“路線圖”，把有效配置經濟資源和實現人民整體利益加以整合。三是資本收益的邊界應當在人力和自然資源的合理限度內。必須通過制度約束，保障人的全面發展權利和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狀態。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邊際收益最大化”，在社會主義資本收益層面應轉變為促進人的發展最大化、生態空間最大化和人民獲得感最大化三者相一致。

第二，人民政治權力制度：資本運行的政治紅線?！鞍倌晡从兄笞兙帧敝械闹袊厣鐣髁x制度處于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政治權力的集中和社會階層多元化并存，必須審慎地處理資本與人民政權之間的關系。資本的政治限度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結構中引導資本合理地參與社會治理。主要涉及公共服務領域內的諸多繁雜性事務，可以借助資本力量節約行政成本，有效地提供優質服務資源，對接特殊群體的特殊要求，滿足社會群體的多元化需要。諸如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資本介入公共資源供給、資本以技術方式參與社會治理等領域，制度已然形成相當成熟的治理經驗。二是杜絕資本干預國家權力?？傮w思路體現為權力組織的彌漫滲透與制度阻滯相結合。一方面，運用網格化模式將黨的權力組織深入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的微觀領域，尤其在私有資本集中的領域普遍建立黨組織，通過點面結合的方式，重塑資本群體的正確質態。另一方面，通過建立紀律防火墻、制度防火墻和法律防火墻三道阻滯體系，優化程序運行機制，阻滯資本干預國家政權，最大化地避免資本運行干擾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第三，社會主義道德規范體系：資本運行的倫理底線。從本質上看，道德倫理觀念屬于意識形態范疇。馬克思指出，不能“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7]544。資本的社會主義倫理底線須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活動實踐中加以厘定：一是人對生產資料占有的公有制主體形式，決定社會主義道德觀念以集體主義為總原則，這是約束資本無限制逐利的沖動，塑造以國家和人民整體利益為取向的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最根本的社會基礎。二是無產階級的主體地位決定了社會主義道德系統對資本物化趨勢反思的必然性，能夠有效驅散以“資本邏輯”為內核的拜物場。中國共產黨統籌全社會宣傳系統、教育系統和文化傳播系統，自覺引導公民理性認知經濟發展的目的和手段問題，在公平與效率、物欲與自由、人性與理性、人類與自然、傳統與未來之間為資本良性循環劃定道德界限，引導財富回歸人的生活世界。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道德融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基因，成為澄清價值觀念抵御資本侵蝕的深層力量。傳統文化中的公共性優先原則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對利益選擇的價值方向，它同樣可以嵌合在社會主義資本運行的價值選擇中。在公共服務的關懷和公共利益的框架中彰顯資本行為的價值理念，使個體在公共生活的制度安排中感受到資本的文明力量。

上述三個限度既是社會主義的資本行為范圍界劃，也是其發展的制度條件。事實上，在世界歷史進程總體規律中，社會主義的資本也有揚棄自身的歷史過程，但揚棄路徑從根本上區別于資本主義危機爆發的極端形式。社會主義的資本揚棄必將伴隨人對物的徹底占有、社會勞動的直接交換、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升華而完成。由此看來，作為規律與制度的統一，社會主義的資本行為范式可以視為一種人類經濟文明形態中的動力程式，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經濟領域內的具體表達。

結 語

本文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嘗試回答三個和資本相關的問題。從馬克思對資本范疇闡釋的具體語境即生產要素與社會關系相一致、規律與制度相統一談起，指出研究資本必須回歸特定的歷史情境、特殊的生產關系、具體的社會結構和復雜的價值觀念中。通過闡釋社會主義制度中資本的研究原則在于具體分析勞資關系、梳理流通形式、審視分配結構等維度，發現資本特殊的行為規律、目的導向和運動趨勢。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體現著“一與多”的辯證關系：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是充滿著豐富的多樣性、特殊性、創造性的實體性指認；資本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多”，以其特有的潤滑劑、倍增器和財富放大器的功效充實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規定性。社會主義資本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存在著整體的統一性、貫通性、一致性，資本各要素之間的流動與社會主義制度呈現趨同式發展的態勢。社會主義制度下資本也存在矛盾和限度，必須在制度優勢的框架中規范資本行為，提升資本治理效能，發現社會主義資本運行規律與制度相統一的具體模式。

注 釋：

①這里的封建社會指的是典型的西歐封建社會?！兜乱庵疽庾R形態》中明確闡述了其特征：一是“自耕農”作為封建關系解體的產物進入城市，為城市提供了大量純粹的自由勞動者，這些群體主要進入了工場手工業領域。二是資本雇傭關系的生成在城市手工業群體中完成，分工的擴大和城市“聯盟”的興起可以促進超越自然形態的等級資本而生成商人資本。這種資本已經孕育出了現代性社會的雇傭關系。三是資本在形成的過程中既受到專制王權庇護下市場統一的支撐，又面臨掙脫王權束縛的歷史任務，“國家”以一種雙重身份矛盾地出現在資本面前，它既是“襁褓”也是“桎梏”，這就是資產階級學人所宣揚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所面臨的社會歷史情境。四是資本的人格化主體在12世紀末城市自治運動時期就已經醞釀出了強烈的個人主義原則，經過啟蒙運動的現代性塑形，個人自由主義已經成為西方世俗世界奉行的思想綱領。

②也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創立的勞動價值論始終堅持“活勞動”創造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