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游戲

蕭深

不久前，格雷澤家族出售曼聯股權引發球迷熱議，幾乎同時，“歐超”事件也再次爆發，外來資本對于歐洲足壇的影響成為行業的關注焦點。

但本文并不完全聚焦于格雷澤和歐超，而是以這些事件背后的重要推手美國資本為切入點，探討歐美體育運行模式的根本差異。這種差異所體現的，正是體育產業與政治經濟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美國資本為何玩不轉歐洲足球？在狹義的體育概念內似乎找不到答案。我們需要對體育關聯的產業進行分析，認知這些產業在相關國家和地區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并理解不同經濟體運轉模式的差異所在。

以足球為例，表面化的文化層面分析屢見報端，贊美或是反思也由此開始。不乏類似這樣的標題出沒：中國為什么沒有xx文化？且不論“文化”本身就不是有利無弊的簡單概念，哪怕其中的歷史多么悠久細節多么美好，那也只是體育的一翼而已。

現代足球與體育產業“ 發展”（不是褒義詞）到今天，資本已成為不可替代的決定因素，文化在各種因素的博弈中正處于下風。這種“經濟基礎影響上層建筑”的東西，又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勢必造成掌控資本力量的幕后老板與代表文化傳統的球迷群體之間的巨大矛盾。這種矛盾在球隊戰績較好時固然得以稍加掩蓋，卻永遠不會真正消失。

但資本勢力并非完全趨同甚至內部也存在尖銳沖突，美國/歐洲/中東資本格各自有不同的打法和目的。如何辨識這些資本的底層基礎和頂層邏輯，而非分出高低上下或批判一番，才是重點所在。

首先應該明確，經濟而非競技意義上的國際足球，除世界杯外已基本等于歐洲足球（世界杯仍具備吸引全球資本特別是新興勢力的價值）。此種格局的形成，既是歐洲對南美進行類似“殖民地式掠奪”的結果，更是南美整體衰退的直接體現。而過去十數年美國資本涌入歐洲足壇，一定程度上又是美國對歐洲“經濟殖民”的組成部分。

這一帶有歷史周期律特征的循環，反映了歐美雙方實力的此消彼長，以及美國全球出擊最終推動美元回流的重要進程。足球作為歐洲文化的核心資源之一，勢必成為美國資本搶灘登陸的主要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美國在政治經濟的整體博弈中占據上風，可他們對歐洲足球的改造卻稱不上成功。

“成功”與否并非是戰績，美國老板當家的球隊雖飽受爭議，依然不乏冠軍入賬；球隊營收也不算評判標準，無論如何“格雷澤們”還是生財有道。這里的“不成功”指的是美國資本在運營模式上對歐洲足球的改造失敗。

標志性事件當然是歐洲超級聯賽的潮起潮落。美國資本試圖打破歐洲俱樂部足球的傳統格局，把各國聯賽變成“歐超”的塔基，然后再造一個北美四大職業體育聯盟式的產物。他們利用各方勢力對歐足聯這一官僚機構的長期不滿，作為己方揭竿而起和轉移輿論視線的武器，確實在一時之間形成“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

但“ 歐超” 的快速落幕實屬必然。這當然不是因為歐足聯具備多么強大的能量，也不完全由于它對歐洲足球造成的若干影響，而是此事給西歐發達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潛在社會危機。事后被媒體大肆鼓吹的“球迷反對導致歐超流產”的文化故事，本質并非以弱勝強的童話，而是各國政府擔心由此帶來的民眾上街及選票流失。所以他們不約而同地親自下場干預，用政治強力暫時瓦解了資本同盟。

歐洲法院在前不久最新公布的判決中，認定國際足聯和歐足聯限制歐超的行為可能違反歐盟法律，這也被一些人視作歐超可能起死回生的轉折點。誠然，謀求歐超成立的重要動力之一是追求更大的經濟利益，但歐超對本國聯賽體系的沖擊，卻可能導致各國足球的經濟基礎瓦解進而動搖社會基礎，這一點并不會因為判決而改變。因此，歐超想要成為現實依然道阻且長。

“歐超”失敗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歐洲缺乏美國的物質基礎。美國體育擁有極高的經濟獨特性，縱向維度表現為產業上下游和社會各環節的緊密串聯，橫向維度表現為“資本家的平均主義”。

美國依托資本優勢，建成了一個以多項目職業體育為展示平臺，全國大學和高中為供應基地的巨大市場，而這個市場又是可以自給自足，甚至脫離全球體育市場而存在。這種體育產業的獨特性，恰恰是其經濟實力的縮影。

上述條件，即使是理想中高度一體化的歐洲也無法滿足。而美國資本“只想摘桃子，不愿打基礎”的做法，確實可能造成歐洲足球產業的整體塌方。于是“歐超”反過來促成了歐陸各國上層之間難得的一次聯手，這出乎美國人當初的預料。

一擊不中未能實現目標，再加上全球大環境的迅速變化，美國資本的逐漸退潮也就合乎情理了。國內輿論議論頗多的“歐美體育理念不同”只是表面文章，經濟原因比意識形態先行才是實質。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外部資本會離開歐洲足球的舞臺。拿歐洲商業化程度最高的聯賽英超來說，對外來資金依然有著高度需求。這是因為英國政府自撒切爾夫人時代開始，已放棄了大部分第一和第二產業，足球這種可以充分吸納投資的優質第三產業標的，就成為他們賴以生存的搖錢樹之一。

何況倫敦作為全球金融重鎮，能夠為各路資本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各類服務，也是其他歐洲國家不具備的條件。

中東是接過美國大旗的核心力量，也是各種收購傳言中的主角，比如沙特公共投資基金和阿布扎比主權投資基金這種富可敵國的資本。當然，他們背后的故事也絕非是“土豪一擲千金”那么簡單，而是國家意志的海外實踐。

以沙特為例， 所謂“ 2030 愿景” 的根本， 是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維系社會穩定。國內盡可能擺脫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高度依賴，拓展新能源領域創造就業帶動內容；國際上加大石油出口，獲取更多外匯儲備。體育在這個宏偉計劃中，資金占比固然不大，卻有較強的國際輿論效應。

除收購海外俱樂部之外，沙特還在國內足球聯賽和舉辦國際大賽（F1/達喀爾）上投入了在外界看來頗為龐大（實則于自身規模有限）的資金，走出申辦世界杯這一步也順理成章。

與之相反，英國首富這類人物的出現，更多只是昔日帝國的回光返照。其個人的故事意義大于整體的經濟作用，長期價值不應被過分放大（對球隊的戰績幫助也不值得高估）。

對被投資一方（ 英超） 而言，中東資本雖然金融手段未必單純，且意識形態和本國存有沖突。但所屬政府的全球影響力有限，不會像美國資本那樣出現尾大不掉的風險，因此對這種投資更是你情我愿。

但英超模式的最大風險并不在于某一政治勢力主導，而是經濟層面的持續高杠桿運轉，就是這種做法直接推動了轉會/工資/版權費用的各種天價。高杠桿的重要基礎是增量市場有足夠空間，這樣風險尚可控制。

如今全球體育由于經濟下行的關系，都開始吃存量市場的老本，豪門球隊也屢次傳出財務危機。一旦預期衰退后市場出現倒掛，后果嚴重就可想而知。

因此歐洲也出現了以德甲為代表的另一種運營模式，即對外資較為抵制的低負債保守策略。這直接導致了德甲目前的經濟競爭力遠不及英超，但也給預防風險上緊了安全閥。這種模式的成因不單因為德國人的謹慎作風，更由這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決定。

德國相比英國保留了較多的工業基礎，有一套頗為健全的體系。同時德國并非以金融立國，對海外資金的需求和吸引力均不如英國。這就使德甲需要更多依托于本地產業和民眾，德國聯賽引以為傲的球迷文化也正是以此為基礎，才能在足球事務中扮演相對重要的角色。

與此同時， 德國也試圖借鑒美國的部分發展思路。譬如德甲和NFL的合作，在數據呈現和媒體傳播方面都有一些大洋彼岸的影子，再加上著名“50+1”的模式本身又包含了北美四大聯盟的特點。從中不難看出，德國在目前的全球政治環境下，在給以足球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尋找一種“軟著陸”的可行性方案。

歸根結底，當全球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即將并已經開始成為歷史的時候，如何在列車進入隧道后找準前進的方向，這是擺在各國政府面前的首要課題。越是在這種時候，不尊重規律的做法產生的危害就會越大。

足球和體育從來就不可能在歷史大勢中獨善其身。技戰術層面去思考進退得失固然有其價值，可一旦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崩塌，那不管是什么地方的資本都不可能扶大廈于將傾。即使左腳踩右腳梯云縱一步登天，“萬有引力定律”還是會把人從空中拽到地面然后摔個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