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國際法與區域國別研究新視野

殷之光 李誠予 王獻華 章永樂 王維佳 吳義龍 雷少華 傅 正 陳曉航 宋念申 強世功

殷之光：主體性的發現

作為一個連續四年參與暑期班的“老教師”，我每次來都能感受到不同的啟發與激勵。這是由于在這樣一個環境里，集合了一群具有共同問題意識的同仁，從諸多不同角度進行教學相長的研討而產生的結果。這也是我為什么選擇做這個行當的重要原因之一。

去年剛剛回國時，許多人問我為什么要回來。我說，在海外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始終有一種做客卿的感覺。我想，這種感受恰就說明了我們在課上曾經提到過的一個命題，即人是在時間與空間中游走的生命。我們對世界的思考，對自我的認識，都無法脫離時空維度而獨立存在。也正是在這個命題基礎上，我們進一步思考章永樂老師提出的“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問題”才有意義。

說到這里，我們不禁要有疑問。知識難道不是客觀、普遍、足以穿透時間與空間屏障的嗎？在這里，我們面對著一種由觀念帶來的迷障?？陀^與普遍并不能等同于永恒。當我們將時間與空間維度納入對這兩個問題的思考中之后，便能發現在這兩個維度的糾纏、重構、革新中，一個動態的、多樣的、豐富的世界才真正得以不斷形成。我們對自身的認識，一方面在這個變動的世界中進行自我塑造，另一方面也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塑造著這個變動的世界。

在承認了上述條件后，我們對主體性問題的討論才有意義。主體性的出現并非對他者的拒斥，而是在與世界不斷互動中的自我實現。這是一個漫長的、往復的歷史進程。在過去較長時間里，我們始終安心于用一套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語言來描述自我，并自覺或不自覺地相信，這套理論語言是抽離時空、亙古不變的真理。這種理論的遲鈍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且與近百年來西方自由帝國主義全球擴張及其相伴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連。今天，我們對社會、政治、歷史理論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問題進行批判與反思，以及對中國的發現，并非要用一種中心主義取代另一種中心主義，而是希望恢復理論真正的活力，還原理論本身對多樣的、動態的世界進行描述與抽象的能力。這個工作則需要將理論重新放進時空的維度中，發現其普遍性追求，也亮明其局限。只有在這樣的對話中，理論才得以向未來推進。

重新回到開頭我提到的，為什么要回國的問題。對主體性的發現也是時間性的。它應當被視為一個動態的進程。15 年前，我也像在座的許多老師一樣，向西而行，試圖在西方的知識中尋找到自己。許多年之后再次回望，我才意識到，這個向西的旅程本身遠比我原初構想的向西的目標重要得多。在這個10 多年的旅程中，我目睹了阿拉伯世界的動蕩，也目睹了金融危機之后歐洲社會的低迷與彷徨，更目睹了中國國力的變遷以及在這個進程中遭受的種種無端指責。也恰是在這個時代變遷的大背景下，我們大多數人參與討論并挑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西方的理論霸權，尋找理論的主體性，才得以成為可能。

這種對理論主體性的發現不僅僅是中國的，更是世界性的。我剛才提到，對既有普遍性敘述中西方中心主義問題的發現與批判，并非對普遍性本身的否定。恰恰相反，我們現在進行的工作，就是要將普遍性從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化理論敘事中拯救出來。這需要我們將視野打開，將人類不同時空中對普遍性問題的思考都納入討論范疇之內。這也不是要簡單地通過羅列的方式展現多樣性，而是需要在人類整體性的交流互動過程中，動態地、語境化地理解多種普遍主義話語的此消彼長、相互糾纏，并在這個復雜的關系中，理解現代世界秩序的構成。區域國別研究很多時候的確是對他者的深描，體現這種深描“客觀性”的重要方式需要隱去我們作為觀察者的主體存在。然而，當我們假裝成一個超然世外的旁觀者時，我們恰恰也不知不覺地迷失了自己。在這種偽裝的超然中，我們或者不自覺地將自己幻想為被觀察者的一分子，與研究對象產生了共情，產生了研究一國愛一國的現象；或者居高臨下，站在由某種普遍主義話語支撐的“客觀”立場上，對被觀察者做出臧否。無論如何，這種為了體現“客觀性”而刻意隱去的觀察者主體，往往成為消解客觀性的根本原因。

對主體性的發現與承認，則可能是走出這種困惑的途徑之一。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在《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提到了所謂“雙重視角”（double vision）。在這本書中，薩義德時刻提醒著讀者們自己的身份。在寫作中，薩義德時而用“我們”，時而用“你們”，也會用“他們”來指稱巴勒斯坦人。隨著這種代詞的轉換，我們清楚地感覺到了觀察者薩義德、作為讀者的我們，以及被觀察者的巴勒斯坦人之間現實存在的距離，感覺到了作為美國學者的薩義德和作為巴勒斯坦人的薩義德在走進巴勒斯坦社會這個現實之后，兩種自我間的游移與交錯。這種“雙重視角”坦然地將薩義德作為一名“參與的觀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的面目呈現在讀者面前，將他自身的觀察與思考，將他個體多種社會身份之間的游移與交錯變成了一個有機的動態過程。同時，也正是不掩飾“雙重視角”的薩義德才能將封閉、完結的文本重新打開，并將其融入開放世界之中，成為這個世界有生命的片段。作為作者，也正是在這種不掩飾的文字里，才能誠懇地邀請讀者，參與到這個充滿多樣性的復雜旅程之中。薩義德主體位置的認識與自覺，無法簡單地用對巴勒斯坦“身份”的“認同”來概括，而更應當被視作對單一身份定見的主動突破。

今天，我們對主體性的發現與承認，一定程度上與薩義德文本中觀察者的現身發生著共鳴。我們今天的區域研究既不是為了成為被觀察者，也不是試圖將某種理想的形態強加于被觀察者身上；我們是要在這個觀察的關系中，不斷認識并反思自己，并在這個過程中積極介入這個世界的塑造。作為在時間與空間中生存的生命，我們也正是在這個不斷地探尋與對話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我們的任務、我們的立場及我們的使命。我們從來不是面向歷史的終結而生，我們是歷史不斷前進的組成部分。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

李誠予：文明標準中的邊境要素

我個人的研究興趣在中國古典法理學。以傳統經學觀之，古代中國無世界之認識，但有天下之概念，并以文明次第劃分華夷，其標準與近現代國際法秩序存在形式上的近似，質言之，皆著眼于文明秩序。華夷之別可分兩個層次看待。其一，以民族和地域為尺度，由九州五服的政治哲學轉化為中國、諸夏和夷狄之別，從而在地理上成就中央與邊疆的關系。其二，劃分華夷根本上不是地理問題，而是文明標準問題。達不到標準，諸夏可退為夷狄；達到了標準，夷狄則可進為華夏。所以，在公羊家的“三世”說中，當人類社會進展到“太平世”，“王者無外而夷狄進于爵”，文明以止，天下大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樹立起來的文明標準與此存在實質差異。

以英國第二帝國為代表，歐洲殖民主義最初帶有一種宗教式的使命感，以為自己的天職是要將先進的文化輸出到那些愚昧、落后的社會，以成教化之功。這套高度道德化、正當化的理論遭遇挫敗之后，經過亨利·梅因（Henry Maine）等人的反思，轉而承認原住民社會的自身價值，開始在自然需求和原始情感上締造認同政治的底層邏輯。然而，無論哪個版本的文明觀念，既擺脫不了等級秩序的結構意識，也絕不肯承認這種秩序有可能發生顛轉。因而，不變的是背后那套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法。晚清以來對現代及現代性的討論也很難擺脫這種文明次第的陰影。誠如章永樂老師在課上提到的東亞憲法焦慮。我們為什么要有憲法？因為它是現代國家的標志，有了它就有可能在和西方列強談判時平起平坐。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仍然需要對現代與現代性進行持續批判?，F時代的文明標準是什么？爭論恐怕永無終止。方向在哪里？殷之光老師或許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向：基于全球南方的國際主義必須成為思考的前提?！昂瘛钡墓餐w一定會到來，永遠在到來。

當然，應該看到，這是政治哲學層面的論證，不能取代現實政治斗爭。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王獻華老師在討論阿卡德帝國時，強調兩河流域城市國家的歷史連續性必須建立在“文明理由”之上，跨越受外在條件制約的“不確定地帶”，才有可能走向繁榮昌盛?；蛟S是基于相似的認識，強世功老師提出，我們需要將邊疆理解為不同文明相互沖突的地帶，反過來，也必須在跨文明的視野中思考邊疆。這里的關鍵問題之一在于一種歷史的能動性，以及挖掘、激發這種能動性的方式。宋念申老師的課讓我感到東北亞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的典型性。什么是東北亞？地理范圍究竟有多大？在這些基礎問題上其實也存在很深的爭論。地理學認為，東北亞是中國東北部、日、朝、韓，加上俄羅斯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趨^域經濟研究，這個范圍則可以將俄羅斯、中國全境、蒙古國、朝鮮半島、日本全部納入東北亞。因此，任何一個學術選擇都應該基于歷史能動性的考量。我們的暑期學校叫作“帝國、國際法與區域國別研究新視野”，該標題就包含著這個基礎問題，同時也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即帝國、國際法、區域國別三者的相互界定關系。正如宋念申老師的研究，將“無人地帶”概念置于19—20 世紀國際法理論進行知識考古學的觀察，各國權力的交叉、纏斗使最初一個地理勘察官員的無心之失，進展為新老帝國沖突疊加的焦點。邊疆還是那個邊疆，也不再是那個邊疆，它以幾乎全新的方式完成了重新界定，成為我們當今討論技術高邊疆、金融新邊疆等問題的知識先驅。王維佳老師對世界傳媒體系的建立與變遷的研究，為我們樹立了具體研究的一個榜樣，也讓我反思自己在方法論上的一些問題。

例如外蒙古獨立問題，1945 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外蒙古的全民投票并沒有，也不可能通過法律手段一勞永逸地解決蒙古問題，反而加劇了中國境內問題。傳統的解釋是基于冷戰背景的，而冷戰研究又總是將大國對抗視為問題焦點。但如果換個角度，像強世功老師所提示的那樣，將邊疆視為國家的決定性力量，將主要國際力量在該時期的對華政策視為中國解決邊疆問題的一個條件，視為不同文明在前線地帶的沖撞，就很可能得出不太一樣的認識。這里面有個主體性轉換的問題，這似乎是個很大的問題，但答案可以來自一種常識性的反思。比如說為什么在法學院研究自然法是正當的，而研究傳統經學就是怪異的？是否可以把研究自然法當成研究經學的一個條件？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總之，本次暑期學校對我個人來說形成了強烈的智識刺激，相信各位學員也得到了很多收獲。最后，請允許我用奧登（Wystan Hugh Auden）在1939 年寫下的幾行詩結束我的發言：

明天屬于年輕人，詩人們會像炸彈般沖動，

湖畔的漫步，數星期的融洽交流；

明天會有自行車比賽，在夏日黃昏穿行于郊外。

但今天只有斗爭。①《奧登詩選：1927—1947》，馬鳴謙、蔡海燕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299—300 頁。

（作者系內蒙古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

王獻華：文明史與區域國別研究的使命感

我年輕時候聽過一句話，叫作“渾不知今夕何夕，又怎能一生嬉戲”。從我的角度理解，首先就是我們現在在什么時候？往大了說是在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之中，在我們看到復興的希望的時候，危中有機，機中有危，人類一再證明不能用僥幸得到復興。這個語境之下，我想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子孫都有自己的責任感，也是我們的歷史使命感。我們本來就應該在這個世界上有不太一樣的位置。當然我們不是要去打擊別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有我們的使命，民族的使命，個人的使命。

我們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概念，有它的意義，因為正道還是不那么正道，這是關乎整個人類未來的問題。在這個語境之下，我們的任務，我們要做什么？我們每個人能做的不一樣，在這里我想起我和章永樂老師共同的朋友，對我來說意義非常不一般。他跟人純粹聊學術問題，可以聊一通宵，這對我來說不是一個非常經常的事情。我們共同的朋友劉海波老師，他11 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個說法，叫“自成體系，自建光榮”。這是一種真正有主體性、有勇氣的追求。作為研究者，我想在學術上可以把定位定到這里—自成體系，自建光榮。這個世界的問題我們來回答如何？我們可以回答得更好。

有主體性意味著一種做法，一種標準。我本科是歷史系，碩士到博士先在宗教系，后來學楔形文字這種比較偏的東西，但是有一點我從來沒有忘掉，我學這些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給出過高屋建瓴的答案，他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和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都強調，“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②《習近平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載《人民日報》2015 年8 月24 日，第1 版；《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載《習近平書信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211 頁。。我從自己的經驗來講，也覺得不管大家學什么專業，對歷史的重視作為知識基礎的培育是很重要的。沒有足夠的考古和語文知識，只是道聽途說地去空談理論，這個是不行的。我傾向于在自己研究世界的基礎之上去觀察、思考我們關心的問題，這個可能是抽象和理論化的正確方式。

另外，大家看到我的工作單位叫全球文明史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是我們自己建的，幾年前才在上外建立。我們本來準備叫全球通史研究所，為什么？基于一個感想。當時就我對全球史的了解來說，我覺得歐美人的全球史其實是不通的。

有一個小故事：寫19 世紀世界演變的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號稱21 世紀的布羅代爾，說是默克爾有一年過生日，專門邀請他參加生日派對，這成為全球史取得社會影響力的典型案例?，F在默克爾不當總理沒有那么忙，但過生日肯定已經不會再請奧斯特哈默。我們用全球文明史努力發展我們的思路，只是要講的內容就太多了。

老師們中，傅正老師做現當代，我是做非常老的時代，但我們有共同的話題。宋念申老師也提到全球史一方面反對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塑造一些東西，這一點我特別有同感。我的理解，簡單來說，全球史這個概念我們沒必要丟，全球史肯定都會講自己的主體性，那就各自寫自己的全球史，在這樣一個語境之中，到底誰真誰假，誰通誰不通自然也就出來了。我覺得我們寫的全球史會更有說服力，比德國人的全球史、美國人的全球史更靠譜?；氐讲僮鞯膶用嫔?，不是說我們一定要規范性地說全球史該怎么做，只是要做得更好，更有說服力。區域國別研究大概也是一樣的吧。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章永樂：從玄奘法師的“西途東歸”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非常感謝王獻華老師提到我們的亡友劉海波老師的“自成體系，自建光榮”這八個字。這是劉海波著述中最打動我的八個字，概括了中國在今天正在推進的事業，從產業經濟領域解決“卡脖子”問題，到學界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在最近的數十年，中國取得了許多前無古人的成績，但是這些成績并沒有帶來成比例的自豪感。問題出在哪里呢？就是因為我們適用的“光榮”的標準，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發達國家所設定的，而且這不僅是一套政治標準，更有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來論證什么才是“光榮”。我們拿這樣的標準來衡量自己，就會活得充滿歉意，喜歡自我反思，老覺得自己這也不對那也不對。這就是不掌握“光榮”的評價權所帶來的結果。中國的戰略決策層走在學界的前面，提出了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呼吁，這從根本上就是“自建光榮”的呼吁。

但怎么建構我們自己的“自主知識體系”呢？我在這里就想到了玄奘法師，《西游記》里面的唐僧。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玄奘法師前往天竺取經，在那爛陀寺等地精修佛法十余年，學成之后，代表戒日王朝君主信奉的大乘佛教，參加在曲女城舉辦的法會，與代表其他教派的天竺高僧辯論，大獲全勝。玄奘法師載譽東歸后，十九年內翻譯經論達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翻譯強調譯文的忠實、精準，成為佛典翻譯史上的一大分水嶺。而玄奘法師奉唐太宗之命口述成文的《大唐西域記》，可謂法師學術工作之外的“智庫”工作成果，獲得了唐太宗親筆批示，為唐初中央政府處理西域軍政事務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段饔斡洝分粚懥颂粕魈烊〗?，沒有寫唐僧寫《大唐西域記》，我想這跟明朝未能像漢唐那樣控制西域，明朝的講述者和編輯者跟西域存在較大心理距離感有關。

今天在座有一半老師是在國外拿的博士學位，完全可以說，玄奘法師是我們這些留學生的典范。但是玄奘法師有沒有局限性呢？玄奘法師在“東歸”后展開的另一項工作，是按照佛教原典的精神，力傳法相宗（亦稱“唯識宗”），其教義反對“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立場，而且理論復雜煩瑣。法相宗數傳而衰，在中國本土最終勝出的，實際上是主張“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佛教教派。任繼愈先生評論指出，法相宗衰落的原因在于“這一宗派不適合中國的需要”。玄奘法師將一系列佛教經典翻譯為漢語，這只是佛教中國化的起點，但在這一方向上，他并沒有走多遠。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在我們本土的知識體系中扎得更深，可謂中國古代“區域國別學”研究的經典文獻，不僅對大唐作出了重要貢獻，后來更是成為那些疏于記錄歷史的南亞國家考古發掘和歷史敘事重建工作的重要指南。

打個比方，玄奘法師就好像是一個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博士，一方面，把美國某個領域中最為經典的一批文獻翻譯過來了，而且忠實地傳播他的老師的主張，但這些主張在中國后繼乏人；另一方面，他寫了一本關于美國政治與社會的隨筆集，火了，不僅有國家領導人批示，而且我們普通讀者也愛看?！洞筇莆饔蛴洝坊鹆?，不是法師刻意的，他提供了當時的中國本土社會想要的東西，但他自己并沒有下大功夫琢磨中國本土社會到底需要什么。他如果真在這方面下功夫，應該會仔細思考忠實傳播他的老師的佛學教導是否會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問題。

在今天，當我們面臨“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時候，怎么看待玄奘法師，其實也涉及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處理和自己的留學經歷的關系。我的主張是，要有“西途東歸”的自覺。我們在西方的知識體系中進行博士論文選題，按照那個知識體系的要求展開論證，最后也按照那個知識體系的評價標準拿到學位。我們受到的嚴格的研究方法訓練是非常寶貴的。然而，研究議題的設置的確會存在不同知識體系的差異問題。我們穿越了不同的知識體系，而這使得我們可以做一件工作，那就是面對當代中國“自建光榮”的需要，重新思考我們所熟悉的西方知識體系的那些要素究竟是如何產生的，以及是根據什么樣的結構性原則被組織到一個體系里的，簡單來說，就是研究這個體系是怎么被“做出來”的。相應地，我們就能夠進一步思考，我們可以帶著自己的主體性，對流傳到我們手中的人類文明的思想與知識遺產，進行新的組合，形成我們自身的體系。

做這樣的工作，在現在的學術體制下，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因為你不是根據成熟的范式來寫文章，你做的工作甚至會被一些嚴守“家法”的學界前輩認為是不尊重他們。無論是在發表、職稱晉升還是人才帽子的評定中，遵循別人已經走出來的路，總是相對比較安全的。但是，“自建光榮”是我們無法回避的時代使命，面對這個使命，我們最終需要做出自己的選擇。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

王維佳：帝國史中的信息傳播問題

我們這個暑期班的一個關鍵概念是“帝國”，在中國知識界，這是一個近來很火熱的概念，確實也蘊含了極為豐富的歷史想象力和政治辨析空間；另一個關鍵概念是“區域國別研究”，這是一個在政策變動背景下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也是一個在官方體制中上升到一級學科地位的概念。然而在知識討論中，將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的議題并不太多。這可能是北大暑期班一個很明顯的特色。從社會科學和國家政策需求互動的角度來看，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領域近年來非常受重視?！皡^域國別”“國家安全”都已經成為一級學科，我們新聞傳播領域的“國際傳播”也正在爭取獲得同樣的地位。然而在這些研究領域內部，真正能夠做到歷史貫通性的討論非常有限，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多數研究停留在事實信息的介紹上，鮮有深入的歷史性、政治性思考。

從我個人學習和研究的心得角度，“傳播”和“帝國”兩個概念之間的相互關聯，帶來了很大啟發，這是在與各位老師不斷進行跨學科交流的過程中獲得的收獲。

一方面，對帝國的討論帶給信息傳播問題一個基于歷史結構變動的整體視角；另一方面，信息傳播問題也為理解帝國和世界歷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和思考路徑。例如，大家都知道當前的全球自由經濟遇到很大問題，全球化遇到很大阻力，其中，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信息傳播的問題，而在信息產業領域，在網絡控制領域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都是今天全球性的關鍵問題。那么對信息傳播產業和全球網絡中權力與制衡的研究，就會成為我們理解當前全球化困境的一個現實抓手。

在這個意義上，信息傳播是一個操作性地理解帝國問題、理解全球權力結構問題的絕佳途徑。這里面我們有非常多的具體研究的問題，例如，不同的群體之間怎樣連接，如何構成網絡，按照什么規則相互交流，等等。

與此同時，通過信息傳播網絡的分析，我們也可以更清晰地區分帝國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形態，更具象也更深入地理解人類歷史的階段性變化。

舉例來說，15—16 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在歐洲思想歷程和帝國歷史中是一場顛覆性的“空間革命”。從信息傳播的角度來看，這一空間革命的核心就是重新發現“海洋”這種新媒介，并且發掘了它連接全球的特性。相比陸地，海洋是地理與人文的真空地帶，一個天然的壟斷通道，具有陸上傳播不可比擬的效率優勢、成本優勢和安全優勢。從征服、占取和壟斷的角度來看海洋，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單一性：這是一張不用轉換技術標準、不必繳納高額關稅、不需支付維護費用、不受屬地政治環境影響的、四通八達的巨型網絡。如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言，當歐洲人發現海洋聯通全球這一地理事實之后，他們“第一次像把一個球體攥在手里一樣了解了這個地球的實景和全貌”①［德］ 卡爾· 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林國基、周敏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37 頁。，全球傳播體系也由此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從那時開始，歐洲人不再只用點對點連接的方式來看待跨地域傳播，而是獲得了一種普遍聯通的網絡思維和一幅全球性的戰略地圖。在這個意義上，“空間革命”本質上是一場“媒介革命”。從此以后，海洋不再被認為是各種文明分享與互鑒的中間地帶，不再是一個交通線路上彼此搭界、不斷接力的無限空間，而成為一個有限的、閉合的、可以在理念上瓜分和控制的戰略區域。從教皇子午線和《托德西利亞斯條約》的年代開始，尋求對全球通商與通信網絡的獨占或瓜分就成為西方殖民力量的首要目標。對海洋航線的壟斷啟發了帝國主義者，教會他們如何對待此后的每一種全球性媒介—通信電纜、無線電、新聞通訊社、通信衛星、因特網，與現代媒介技術演進相伴而生的是一種尋求用單一力量或者寡頭協商的方式來控制國際傳播體系的野心和偏執。

這個時代，可以說是現代帝國和現代帝國主義的開端。它跟古代帝國領土擴張的方式不同，是一個自上而下有設計、有規劃的過程。在沒有力量支配，甚至沒有力量到達一處的時候，現代帝國就已經在理念上劃分和占取了這個地方。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理念都是在一種媒介的創新和突變過程當中產生的。

從這個海洋性媒介的歷史起點開始，出現了一種理解全球網絡的帝國思維，其關鍵一點就是維系網絡體系的單一性。今天之所以有中美戰略博弈中圍繞信息科技變化、圍繞互聯網和平臺經濟的爭執，正是帝國對全球網絡單一體系控制能力逐漸弱化而產生的應激反應。從海洋時代開始，從對航路的控制，到后面對鐵路交通的控制，對信息通信系統的控制，再到對賽博空間的控制，都可以在這一思路上建立分析的基礎。這里面涉及的國際法規（比如，多邊協調機制還是利益相關方的機制等）不僅是傳播領域的熱點問題，也是國際政治領域的熱點問題。

另外，網絡連接問題的重要性及其研究價值還與它所連帶的非常龐大的物質資源、人力資源和工程技術有關。所有網絡體系，從鐵路到電信，所涉及的鋼鐵、稀有金屬、橡膠、銅礦等都是國際大宗投資和大宗貿易的重點領域。這些資源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歐洲意義上的“新世界”，因此考驗著帝國的資源調配能力和人力調配能力。由此可見網絡建設對于帝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影響。舉例來說，大英帝國在非洲修建鐵路時，不僅可以將工程技術人員和大批物資調配到印度洋西岸，而且可以從旁遮普調配成千上萬的錫克教農民去做勞動力；美國和加拿大在修建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鐵路時，也要大規模地調配中國苦力。網絡基建的能力體現著帝國的全球控制能力，也體現著帝國運行的基本方式和規則。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擴張和控制，離不開國家暴力機器與資本創新能力之間的巧妙配合。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最早從中世紀開始，歐洲國家就在不間斷的戰爭中形成了軍事強制力與資本創新力之間的緊密關系。伊麗莎白女王與海盜群體之間的合作、伊比利亞國家與熱那亞航海家之間的合作都是典型。到中世紀晚期，絕對主義國家逐漸崛起，戰爭和軍隊的規模不斷擴大，軍事能力開始集中于王權，金融資本開始介入戰爭生意，國家財政與軍事科技研發、生產密切結合，逐漸形成了軍事 — 工業復合體的原型。由于超級金融體系和龐大軍事工業的興起，壟斷資本的能力逐漸膨脹并不斷在全球各地尋找新的創新和獨占的空間，由此，宗教傳播的熱情、帝國擴張的野望、資本擴張的沖動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對國際傳播體系加以壟斷控制的強大動力。這種戰爭機器的運作方式并沒有在當代世界發生多少改變。美國宇航局與馬斯克之間的結合，以及在此基礎上推出的星鏈網絡系統可以說是一個最新例證。

帝國的存在并不僅僅以“實力”作為基礎，還包括很重要的合法性確認過程，也就是它的文化傳播過程，也是帝國跟傳播之間相互關聯的關鍵問題。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塑造不是簡單地基于國家形象和帝國形象，而是通過對知識體系的創設，去傳播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認識世界的規則。例如，以歷史哲學面目出現的文明等級論、以客觀進化面目出現的現代化理論等，都試圖講述現代世界構成的普遍性方式。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帝國傳播問題，是一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不斷生產共識和文化霸權的過程，是帝國合法性生成的過程。

以上所列舉的一些角度，都是我覺得從帝國與傳播關系的角度去理解全球歷史、國際法規的很重要的問題。在這里我也做一個邀請，歡迎各個學科的年輕學者加入全球傳播歷史與國際傳播問題的研究當中，共同為理解帝國、理解世界找到一些新的靈感和新的路徑。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長聘副教授）

吳義龍：政法法學與社科法學的互動

我對于帝國、國際法和區域國別研究這個重要的研究議題和領域，并不是太精通。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是因為蘇力老師在2001 年關于中國法學研究流派有一個劃分，大致有三個流派：政法法學、詮釋法學和社科法學。①蘇力：《也許正在發生—中國當代法學發展的一個概覽》，《比較法研究》2001 年第3 期。今天的議題，如果從法學的研究視角來看，屬于政法法學，而我的研究方向是社科法學。

政法法學與社科法學之間有共同點，都強調交叉學科、多學科和跨學科，但兩者之間也有不同點。這也正好給了我一次難得的機會，讓我以社科法學陣營的視角來看政法法學，看看對我們以及對整個法學研究會有什么樣的啟發。兩天前，章永樂老師給我發了一篇他最近新寫的書評，就是關于強世功教授最新著作《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以下簡稱“《文明》”）的書評，②強世功：《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序》，三聯書店（香港）2021 年版；章永樂：《從“法律多元”到“世界帝國”》，未刊稿。借助這個書評及其他相關文獻，我簡單談談自己的一些感想。

政法法學的研究視角給了我兩點很大的啟發，第一個啟發是強調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其實，我們社科法學也是有批判、有反思的。比如說，我們社科法學對于傳統的中國主流的法治話語也有反思。但是，就此而言，政法法學不僅有批判和反思，甚至更加往前推進了一步：不僅是反思和批判有關法治的話語，甚至對于法治本身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這種批判，不僅通過不少重要術語予以重新界定，同時也大大擴展了我們的分析框架。

比如說，閱讀了章永樂老師的這篇書評，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帝國不僅是一個概念，而且是一種方法。這和我以前的認知完全不一樣：我以前理解帝國，總是把帝國和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在這里，帝國其實跟主權、民族國家緊密相關。大家知道，國際法上的政治主體（或實體）通常就是主權國家或者民族國家。但是你會發現，這個主權、民族國家其實以帝國作為背景、以全球化作為背景，是全球化的產物。從歷史上看，主權國家其實是一個例外，是一個新鮮事物，而常態則是帝國。③在另一篇文章中，章永樂指出，《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序》最具學術范式意義的論斷是，以“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范式來理解當代世界是完全不夠的。參見章永樂：《“帝國研究轉向”與法學研究的中國道路自覺》，《社會科學》2023 年第11 期。這一點是我之前所不知道的。

此外，《文明》對一些重要的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而這個界定本身則是由問題意識驅動的。當我們遇到問題，尤其是新問題，援用既有的一些理論、概念無法對其進行有效解釋的時候，我們其實要先停一停，反思我們的概念是不是有問題，我們的理論是不是有問題。我們說，一個問題的產生，其實意味著這個問題原有的語境發生了某種改變，這將促使我們反思原有的理論和概念是否能應用于新的語境，是不是需要對其進行重新界定。這個對我有特別大的啟發。

第二個啟發是，政法法學的研究視野特別宏大，因為社科法學研究法律，重點研究的都是一個比較具體細微的對象。研究具體、細微的東西，如果忽視了一個更為宏大的語境或者背景，其實很容易看錯或者看偏研究對象。比如說，我們重新構建全球新的法秩序時，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政治秩序以及更重要的文明秩序，其實看不透，或者看偏了所謂的“法秩序的構建”。正如強世功教授所言，“需要圍繞帝國、文明與國際法等全球法秩序建構問題展開討論，在更為一般的理論意義上思考法秩序的建構?！雹購娛拦Γ骸度绾嗡伎颊ā?，《開放時代》2023 年第1 期。從這個方面來說，政法法學的研究視野很宏大。這里的一個重要啟發是，當我們研究法律或法學問題的時候，不僅要了解這個具體問題本身的語境，而且要引入全球視野、帝國視野和文明視野。

說到“文明”，強世功教授認為，在“文明”這一概念中，“文”與“明”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張力，也就是說，通過“明”不斷推動人類認知能力的提升，從而不斷摧毀、重建已確立的“文”。②強世功：《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開放時代》2022 年第2 期。另外，章永樂老師在書評中提到，“世界帝國”的興起所帶來的“古今之變”，關鍵就是“文明”中的“明”壓倒了“文”，乃至重新定義了“文”。③章永樂：《從“法律多元”到“世界帝國”》，未刊稿。因此，如果我們按照強世功教授的說法，將“明”界定為認知能力，而將“文”界定為文化觀念，④強世功：《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開放時代》2022 年第2 期。那么，在不同時代，這兩波力量的對比是有差異的：在早期，可能是“文”壓住了“明”；而對于現在來說，則是“明”壓住了“文”。但在未來，“文”與“明”之間關系將會是怎樣的？我們要如何在這兩種價值之間做出選擇呢？

社科法學有很多不足，政法法學對其有批評。在這里，我會為社科法學做一點小辯護。在不同價值間如何選擇，社科法學其實可以和政法法學共同來面對這個問題。為什么呢？因為如果按照我們傳統關于價值、意義的討論，它會有一個相當致命的不足。這就是：當兩種不同價值和利益產生了對峙關系，你是無法（或很難）通過理性辯論來說服對方的。因為你的價值跟我的價值不一樣，誰的價值更應該得到追求？如果僅僅源于我們傳統的思維方式，在價值A 和價值B 之間是無法選擇究竟是價值A，還是價值B。如果出現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哪一種生活方式更值得我們追求？在這個問題上，社會科學恰恰能夠給我們提供幫助，因為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即我們可以在很多具體的語境里，把價值問題轉化為事實和經驗問題，從而可以推動我們對價值和意義問題的探討。

（作者系河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雷少華：“未來已來”的學科融合時代

非常感謝章永樂老師邀請，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說這次的感想。

20 多年前，我大學入學時候，我清晰地記得在開學第一天，系主任說：“諸位同學，對于你們來說，今天學國際政治有可能有點早，因為目前的中國還沒有到有能力應用國際政治學科的時候。但是對該學科有興趣的同學，要有這樣一個信念，你們不要轉專業，在這個專業領域里面堅持學習，繼續做下去，我相信再過20 年，國際政治一定會成為國家非常需要的學科?！?/p>

在1990 年代中期，國際政治專業大部分學生沒有一個人會知道我們學國際政治能夠做什么？整個國際政治課程都是西方關系理論，例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一旦提現代國際關系時，我們被灌輸的都是民族國家從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開始，歐洲中心論成為現代國際關系的基礎。所以說，一代一代的學生被這樣一種知識框架所約束。

前幾年，學校有一個活動，國家發展研究院姚洋老師做了主題發言，給來自中國港澳地區的學者講內地的改革開放。我被安排做該活動的主持，看了這個題目以后，自然而然地認為，由著名經濟學家講改革開放，一定是講經濟改革。但是讓我沒想到的是，姚洋老師用了一個小時在講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做總結的時候，我說：“當經濟學家開始研究政治學了，這將給我們這些學政治學的人帶來前所未有的學科危機?！?/p>

今天區域國別研究學科重新蓬勃發展，做國際關系的人自然而然認為區域國別研究就是我們天然的學科領域，但是沒想到法學院的老師現在也開始“侵入”我們的傳統研究領域，所以才有了咱們這個“帝國、國際法與區域國別研究”研討會。我更加感受到不同學科在不斷“攻城略地”。過去是“不動聲色地蠶食”，今天則是“明目張膽地鯨吞”。

法學院老師用了一個帝國和國際法的名義就擴張了他們的學術領地，對我們國際關系學科進行“蠶食鯨吞”。但是這也恰恰是一個新學科正在融合的過程。而在這樣一個新的學科中，我們所有的同學、所有的老師將慢慢形成一個新學術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不存在誰蠶食、鯨吞誰，而是一個融合的過程。這個融合過程包括了國際政治、法學、歷史、新聞傳播、歷史及外語等相關學科。

所以，既有的不同學科在慢慢融合的過程中，就會產生新的知識體系。新的知識體系不是將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民族等領域進行簡單的疊加和堆砌，而是把已經存在了上百年的各個學科，無論是人文學科還是社科科學，融合出一種新的思維模式，也就是形成“區域國別研究的主體性”。在這個主體性下，我們可能重新構建新的領域。雖然這個新的領域名字不變，但是內容卻會發生巨大變化。很遺憾的是，往往許多新概念和新知識，政治家經常比學者更早更全面地提出。

例如，“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這都是我國的政治家提出來的。因此，在中國快速發展的今天，中國學者需要在知識體系上加速構建新的話語和知識體系，也就是“知識權力構成”。雖然學者在知識權力內部，但學者間不斷地爭論是一種常態化。然而，知識權力邊界擴張，不能僅僅由政治家推動，更需要由我國學者加速推動。

因此，回想20 多年前老先生說過：“你們現在學國際政治太早了，30 年之后中國將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你們將是30 年后最主要的時代引領者?！币虼?，令人非常高興的是，我們看到這個時代已經到來了。最后我想引用華為的一句廣告詞—“未來已來”。我覺得今天這個時代，無論是對在座的資深學者、年輕的教師，還是更加年輕的學生，無論從事學術研究還是政策研究，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時代。這個大時代要求我們自己慢慢形成一套理論、方法、研究路徑，從而可能把一個貌似舊有的知識領域，逐漸拓展出來一個“具有中國立場，具有中國情懷”的新知識體系，希望在座諸位老師和同學追趕“未來已來”的時代大潮，共同努力，加速構建學術共同體，讓我們珍惜它、愛護它、擴展它。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傅正：荊棘密布且緊要的區域國別研究

說起國際關系學和區域國別研究，我想起一件真實的事情：2017 年11 月14 日晚上，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前校長尼古拉斯·德克斯（Nicholas Dirks）在清華有場講座，德克斯是南亞問題專家，十分了解美國區域研究的傳統；他這場講座的題目原為“學者與間諜”，意在揭露美國區域研究與其全球情報分析的關系。奇怪的是，出于各種原因，題目最終定為“美國區域研究的興起”。為什么一個美國學者不可以在我國學術界直白地揭露其學術研究的政治背景呢？這很荒謬。

我想這件事情反映出一個尷尬的現象：我們不愿意或者不敢承認哲學社會科學背后的政治性。這種政治性倒不一定表現為具體的政治圖謀，它更多的是某種潛移默化的政治立場。我先從一個學術概念出發，談談這種政治性，然后談談我對區域國別研究和法意暑期學校的理解。

剛才好多朋友講到“全球史”，全球史研究在今天很流行，為什么西方學術界在已經有了成熟的世界史研究的情況下，還會鼓吹全球史？我研究思想史出身，對于一個學術概念或學術流派的理解總會有些自己的“職業病”，往往喜歡考察這個概念或流派針對些什么。

全球史是針對傳統世界史的，因為傳統的世界史研究總是以國別史為中心，總是把國家政治作為歷史敘事的主線。比方說美國史、英國史、法國史、德國史、俄國史以及這些國家之間的國際關系史，它們共同構成了傳統世界史研究的框架和主干。這種世界史研究傳統起源于19 世紀以后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無疑，全球史研究針對過去的世界史研究框架。在當代西方學者看來，民族國家起源于近代歐洲，民族國家本身就是歐洲中心論的體現。為了反對所謂的“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當代全球史研究會采用去民族國家化的敘事，會把敘事重心從國家政治變成非國家因素，比如文化、物產或者環境變遷。

所以我們會看到，全球史研究什么的都有，從白銀、棉花、蔗糖到動植物的物種交換，甚至廁紙、馬桶、內衣等。它們無一例外都處在國家政治的視野之外，都體現了破除民族國家敘事的訴求。顯然，傳統的世界史和當代的全球史都不是脫離政治的純學術。沒有19 世紀歐洲民族國家激烈競爭的政治現實，就不會有傳統的世界史框架。同理，沒有歐洲二戰以后的“去民族國家化”，就不會有全球史。兩者都是西方政治現實的產物。

我并不懷疑西方學者破除歐洲中心論的真誠態度，然而我卻始終感到西方學者再怎么抱有破除西方中心論的良好意愿，但他們始終無法真正擺脫西方的經驗，也無法真正理解亞非拉人民目前需要什么。所謂的“破除西方中心論”，也就僅僅是自我感動而已。西方政治現實滋生出的學術范式，又怎么可能真正擺脫西方經驗呢？

全球史的一個直接產物就是今天熱議的“新清史”。比如歐立德（Mark Elliott）強調蒙古帝國的全球化，或者說蒙古帝國對于全球化的貢獻，這意味著全球化在近代歐洲資本主義興起之前就存在了；歐洲資本主義不是全球化的因，而是全球化的果。顯然，蒙古帝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歐立德等人據此鼓吹清帝國的蒙古性，甚至把清帝國等同于西方近代早期帝國，比如哈布斯堡王朝。我不懷疑歐立德等新清史專家在學術立場上的真誠性，然而我意識到，盡管過去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總被批評為“西方中心主義者”，但他們遠比這些新清史專家更懂中國，更了解中國人民需要什么。

因此，我常常感到，僅僅依靠西方學者不可能完成破除西方中心論的任務。他們流行的“白左政治正確”雖然迎合身處歐美的非裔或亞裔精英，卻不適合廣大第三世界人民。真正破除西方中心論，有賴于第三世界自身的思想崛起，包括我們中國土生土長的第三世界研究。我相信，這既是區域國別研究的重大意義，也是區域國別研究的艱巨任務。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不應諱言自己第三世界的政治立場。

區域國別研究在中國是一個新生的領域，也是一個荊棘密布的領域。大概在2015 年的北京大學政治與法律年會期間，我們晚上吃招待餐，遇見北大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李曉寧老師。李老師研究情報出身，沒那么多學術界的彎彎繞繞，他直白地向我們提起不久前參加的一場“一帶一路”高規格學術會議，“結果會場上我問‘一帶一路’經過哪些國家，竟沒有人答得出來”。之后，他還挨個考我們“一帶一路”國家的首都在哪里，弄得我們緊張得不得了。

這可能真實地反映了我們了解第三世界的現狀。當時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憂心忡忡—中國學術界自1990 年代以來，總是把眼睛盯著美國和日本看，以至于在世界史研究當中，美國史和日本史占去了絕大部分，剩下那點也主要是19 世紀以后的英國史，不要講亞非拉史了，就連歐洲史研究都很貧乏，大片大片的空白等著填補。所以我當時很著急，遇到學術界懂法語的朋友就鼓動他們研究非洲史，不要再整天抱著?？?、德里達不放了。?？?、德里達當然很了不起，但他們需要那么多人扎堆研究嗎？法國對非洲的殖民史研究難道不比?？?、德里達更重要嗎？

我后來發現自己還是太單純了，不自覺地坑了別人。因為?？卵芯?、德里達研究在哪里都能找到核心期刊發表論文，非洲史研究呢？沒刊物。好不容易有個刊物吧，它還不是核心期刊，因為影響因子太低。

毫無疑問，今天荒唐的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對于新生的區域國別研究來說是很不友好的，這是區域國別研究荊棘密布的主要原因。以市場化的方式管理學術，以工科的方式管理人文社科，一定會造成“旱的旱死，澇的澇死”—少數用處已經不大的領域集中了絕大多數學術資源，而大片亟待開發的領域卻罕有人問津。所以在這里我要特別表達對于亞非拉研究者的欽佩之情，在座的有許多同志研究非洲、研究俄羅斯中亞、研究南亞東南亞，感謝你們，在學術環境并不友好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堅持從事有價值的研究，這很了不起。

強世功老師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有一門研究生的課程，叫作“法學經典選讀”。這門課程很有意思，雖然名為“法學經典選讀”，卻沒有講授狹義上的法學經典，反而講授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若米尼的《戰爭藝術》、馬漢的《海權論》、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理樞紐》、喬治·凱南的《蘇聯行為的根源》等非法學領域的戰略學著作。以至于當時我參與他的課堂討論時，總在擔心學生的心態—學生們會不會抱怨“我辛辛苦苦考進北大法學系，就是想當名律師，這《戰爭論》《海權論》跟我當律師有啥關系”？

2019 年7—8 月的某天，強老師跟我商量新學期的課程安排，他問我：“能不能在課上討論中國傳統思想，比如讀一讀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王守仁的《傳習錄》、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或《大同書》？”我當時忐忑不安，問強老師：“學生會不會有意見？會不會覺得這些不是他們想學的？”有意思的是，強老師回答：“法學難道不應該關注這些嗎？法學不應該滿足于搬弄法律條文，真正的法學應該關注正義及其可能的條件，這需要綜合性的知識能力。我們不能把法學降格為訟學?！?/p>

我相信，區域國別研究的活力亦在于此，它不是以僵化的學術分科為導向，而是以復雜的現實問題為導向。你說我們研究某個對象國或對象區域，或者研究某個區域熱點問題，它究竟屬于歷史學的范疇、哲學宗教學的范疇，還是政治學法學的范疇？顯然都不是，它超越狹隘的學術分科本身。

北大法學院有打破狹隘學科藩籬的優良傳統，區域國別研究也有打破狹隘學科藩籬的現實需求。法意暑期學校作為北大法學院和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共同的結晶，不可避免地帶有鮮明的跨學科烙印。我相信這是法意暑期學校的重要特點或優勢，使它判然有別于其他大多數暑期學校。

本期的法意暑期學校的主題是“帝國”，“帝國”研究超越某門具體學科。因此我們的學員涵蓋了各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專業人士，有人研究法學，有人研究國際關系，有人研究政治學，有人研究外語，有人研究歷史，甚至還有人研究中文，各個方向都有。這是我喜歡法意的地方，因為我也不想局限在某個學科內部。能在法意跟大家交流，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機會。

感謝法意，感謝大家，你們給我帶來了深刻的思想沖擊。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陳曉航：國際法史研究的批判性與保守性

“帝國與國際法”這一主題是始終貫穿各屆法意暑期學校的主題之一。在座有不少來自國際法學專業的學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也察覺到近20 多年來西方國際法學界的變化。這些變化的一個明顯特征便是西方學界對歐洲中心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反思和批判。

在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則故事。在暑期學校授課過程中，各位學員肯定聽到不少關于批判國際法學以及批判國際法史的內容。在歐美國際法學界，一旦談及批判國際法史的研究，基本上繞不開一個人，他便是芬蘭的國際法學家馬爾蒂·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扑箍夏椎难芯亢椭鰧H法學術生態的影響和改造是巨大的，而且我認為在未來的很多年內，他的思想在國際法學界會持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差不多兩年前，我參加了他的新書發布會。有一位韓國的國際法學者問了在場嘉賓這樣一個問題。他提問道，在歐洲的國際法學中有威斯特伐利亞傳統（Westphalian tradition），他主張建構一個與威斯特伐利亞傳統相匹配和平行的以東亞為中心的國際法傳統（Eastphalian tradition），并問在場嘉賓這一主張的可行性。在場眾多嘉賓（不少是批判國際法學的學者）的回答很有意思，大部分觀點認為既然現有國際法的知識體系已經足夠完整并且自洽，為什么需要去改變它？從這個角度而言，即便批判國際法學對國際法的結構批判和話語批判是巨大的，但是當這一套國際法語辭體系面臨來自外部（比如東亞的）學者的質疑的時候，它反而可能采取一種保守主義的立場和態度。

恰因如此，我們在看到批判國際法學批判性的同時，也需要理解它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呈現出的保守性。這與今天各位老師發言密切相關。包括剛才傅正老師所說，我們不能夠低估西方學者在對自身學術傳統進行反思和批判過程中體現出的善意，但是我們同時需要看到自我批判本身的保守性，以及可能展現出來的封閉性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區域與國別研究和法意暑期班所代表的學術思潮是需要堅持和不斷發展壯大的。它能夠凝聚來自不同專業的學者之間的共識，從長遠看能夠重塑國際法的知識結構和知識體系。

對于青年學者而言，法意暑期學校能給我們提供思考框架，但是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框架層面。知識框架需要血肉的支撐，問題意識可以很大，但是落腳點一定要小。法意暑期學校能給各位提供“腳手架”，但是知識大廈的“磚瓦”還是需要各位學員結合自身的專業領域和知識傳統，不斷整合、不斷突破。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

宋念申：尋找一種新的普遍性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法意暑期班。我認為章永樂老師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找到不同學科比較前沿的學者，把他們的思想匯集在一起。我理解，這后面的目的或者說期待，是重新塑造我們和世界的知識關系。不論是法學界、政治學界、歷史學界，還是國際關系等學科，現在確實到了這樣一個時刻了。但最大的一個困境是，我們上學時候所習得的這一套邏輯、方法、概念和分析框架，已經越來越不適用。怎么辦？我非常希望從別的學科、從更多的經驗研究和理論研究中吸取營養，滋養自己的學科。但是這樣的平臺不多。這是法意暑期班特別大的價值，它至少走出了第一步，讓我們在這個平臺上交流共同的想法。

我前天上課的時候，收到非常多的反饋，很多在我的學科圈子里面得不到，這種相互刺激非常好。后面一個老問題，就是未來我們的學科發展怎么辦？這涉及剛才傅正老師講的，我們應該有怎樣的立場、方式，去重新審視我們和世界的知識關系？從我自己作為一個中國研究者的角度看，我覺得需要尋找一種新的普遍性，這個普遍性不是舊有普遍性的反面或鏡像，而是一個容納各種各樣不同文化因素和實踐經驗的雜糅的東西。這個里面邊界感其實很模糊。比如說全球史的視角問題。我們當然都知道，全球史出發點是對過去以民族國家為敘述單位的歷史敘事的反動，這沒有錯。但是，全球史也有另外一種傾向，它打破原有國族疆界之后，也可以指向國族重塑。所以全球史不是簡單地反民族國家，它在某種政治意識形態操弄下，完全可以用來做相反的事情。我自己很希望全球史這個視野被帶到中國歷史研究里面，因為歷史研究總是期待新鮮的刺激，當然這種刺激里面必然有我們選擇性吸收的問題。

我在課上回答一位同學提到的怎么認知“新清史”的問題。我認為不需要一味排斥新清史的所有觀點。如果我們同意，中國或中國古代王朝不能簡單等同于漢人王朝，那么新清史的很多判斷可以用來證明我們歷史的多元面貌，不一定非得陷入非此即彼的對立狀態。當然，過于極端的主張我們必須反對，并且可以用學術的方法批判和反駁。

仔細探討中國從古代到現當代的實踐，我們很難用我們現有知識框架和知識邊界去定義，因為中國在不斷吸收新的東西，而且不斷展現多元可能性。這恰是今天特別重大的問題，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如何重新理解普遍性。當我們提出新的普遍性原則時，是不是要用舊的普遍性思維塑造一個一元的單一的我，借助一個對立的鏡像來理解自身？

我喜歡孫歌老師在《尋找亞洲》里提出的思辨。她指出：亞洲這個地域，其多元性就是其最重要的普遍性。①孫歌：《尋找亞洲：創造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貴州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所以當重塑我們和世界知識關系的時候，首先要有開放和擁抱的姿態，在打開的過程中，把自己的可能性塑造得更為充實和圓滿。我也非常希望能夠借助大家的智慧，我們一起從各個學科中汲取營養，重新思考我們的知識框架。

（作者系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

強世功：追溯源流的“學術自覺”—從特殊主義轉向普遍主義

今年是第四屆“帝國與國際法”暑期班，組織這個暑期班就是針對目前高度學科化、專業化、建制化的研究趨勢，希望圍繞時代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展開跨學科、跨專業的討論，推動學術創新和發展。特定的學科專業格局是特定的社會秩序的產物。人類秩序面臨大變動的時代必然要回溯到人類秩序的根本性整全問題，對傳統學科專業及其理論范式進行革新，由此產生新理論甚至新學科。目前的學科體系及其專業理論范式是歐洲崛起后圍繞西方現代化秩序塑造而成的，中國崛起正在推動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必然會推動理論范式的革新乃至學科體系的重建。為此，我們就需要回到類似帝國和文明這些關于人類秩序的根本性思考上來。聽了大家的發言，我想談幾點看法供參考。

其一，思考問題比單純掌握理論更重要。大家來自各種不同學科和專業，都受到專業規訓，自覺不自覺地按照學科專業方法來思考代表專業水準的理論問題。這種思考都受到專業局限，預設了解答問題的各種理論和知識。然而，這些專業問題來源于一些本源性的重大問題，尤其是覆蓋很多專業領域的整全性問題，而專業?？坪蛯I理論往往是從一個側面來回應這些根本問題的。從博士研究生訓練開始，老師就希望大家在專業領域找到一個研究的小切口，甚至越專業越微觀越扎實越精細越好，但老師肯定希望這個具體專業的研究要著眼于回答一個更大的理論問題。這就意味著，扎實的專業研究必須與宏大的理論思考結合起來。

“學而不思則罔?！辈┦垦芯恐性鷮嵉膶I訓練是在培養學術研究的手藝，但回應什么樣的問題、有怎樣的理論和現實關懷，才體現我們的眼界、胸懷和境界。工匠和藝術家的區別不在于手藝，而在于視野和境界，這其實也是專家與學者、學者與思想家的區別。因此，思考問題才是做學術研究的關鍵。若喪失追問的能力，就會迷失到專業理論中，將自己熟悉的專業、理論和方法看作絕對真理，進而成為專業、理論和方法的囚徒。比如前些年流行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就是一個例子，以“材料說話”為圭臬的實證史學也同樣如此。

因此，我們從業余邁向專業的過程中，要警惕專業的教條主義，提醒自己“問題比專業理論更重要”，好的研究不僅在于提出好的問題，而且在于進一步推進對問題的理解。我們之所以推動這種跨專業對話，就是希望大家從不同的專業或理論角度回到帝國、文明這樣一些人類秩序的根本問題上來，反思自己的學科專業理論是如何回應這些問題的，并在這種學科對話中推動理論創新。

其二，思考問題必須重視經典，甚至圍繞經典問題展開。一旦進入問題的思考，那么“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幾千年過去了，人類面臨的很多問題其實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時代里給出不同解答。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問題與古今中外的所有思考過這些問題的人建立內在關聯,由此形成了一個“思考共同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會辨識其中的經典作家和經典著作。經典不僅率先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設定了后來人們思考問題的方法，給出解答這些問題的基本范疇乃至理論體系。經典作家就是立法者，經典就是規范我們思考問題、展開學術研究的法典。正是圍繞這種經典形成了文化傳統乃至文明秩序。

因此，閱讀經典是展開學術研究必備的學術熏陶，經典為我們思考問題提供了參照，讓我們理解自己的專業理論是從哪些經典中生發出來的，更重要的是確立了我們理解和評判學術研究的法則和尺度，從而將根本問題與枝節性問題區分開來，把經典著作和參考文獻區別開來。大家在博士期間，往往將精力集中在閱讀參考文獻上，而忽略對經典著作的認真研讀，尤其今天在座不少同學是歷史專業的，大家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挖掘檔案和史料上，而忽略思考“歷史對人生的利弊”。我們今天缺的不是檔案史料或考古資料，而是面對材料提出問題的能力。如果說閱讀參考文獻、檔案材料就像打拳模仿別人的招式，那么閱讀經典著作其實就是站樁、扎馬步，養自己的真功夫。我們閱讀經典不是為對經典展開思想史的專業研究，而是培養我們理解世界、思考問題的能力。

其三，從事學術研究要有追溯理論傳統的“學術自覺”。圍繞經典以及經典提出的問題，我們就會形成一個研究傳統。閱讀經典著作就需要關注經典所塑造的研究傳統。這就意味著我們要有理論研究的學術自覺，明白自己的研究屬于哪個理論傳統脈絡，有些經典著作往往是在理論傳統中確立起來的。今天大家的研究往往直接對接西方當下的專業問題，在國外讀博士更是如此。這無疑有助于推動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在專業領域中的接軌，但我們不應該一直追隨西方當代學術往下走，而應當向上追溯并反思自己的研究傳統，包括這些研究傳統中經典作品設定的理論假設或研究方法。這就意味著我們要追問自己研究的問題在西方學術傳統中是如何形成的，由此上溯“西學源流”就可以真正深入西學傳統。就像剛才章永樂老師講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既然取“經”，那首先就要辨識取回來的是不是西方文明中的“經”，以及它在何種意義上成為“經”。然而，如何辨識經典，如何區分正典與負典、區分精華與糟粕，唯有對西方文明傳統乃至人類文明的根本問題有深入思考才能培養出鑒別力。

西方經典進入中國必然會融入中國文明發展的源流中，形成自己的學術傳統。我特別希望大家要重視上一代、上上一代人的思考，自覺地接續我們自己的學術傳統，由此追溯五四一代的研究，進而越過五四進入中國學術思想的傳統。今天大家無論英文能力，還是文獻資料，都超越了上一代人，但這并不意味著大家在思考能力、思考深度上超過了上一代人。就像今天講中國式現代化，大家才回過頭來重視羅榮渠先生當年的思考。因此，建構中國特色自主知識體系無疑需要從建構中國學術傳統入手。在這方面，社會學有非常自覺的研究傳統，那就是接續費孝通先生的鄉村和邊疆研究傳統。然而，我們還要重視其他一些傳統。比起《江村經濟》，林耀華先生的《金翼》似乎“更中國”，他關注社會變遷，但更關注社會變遷下中國人對個人命運、家族命運乃至國家命運的思考。之所以要重視《金翼》這樣的經典，就在于社會變遷不僅僅體現在經濟社會方面，而且體現在對倫理秩序和生命意義的沖擊，忽略這樣的經典恰恰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能力闡明中國人生活背后的“道”和“理”。今天類似《江村經濟》的研究多如牛毛，但類似《金翼》的研究很少。再比如當年潘光旦的研究，我們僅僅知道他關于生育、優生的論述，其大量論述被后人忽略。聽說《潘光旦全集》最近正在編輯，但卻找不到能夠為其寫序的學者。潘光旦先生對中國古典傳統有深入研究并有大量著述，而這些研究在過去西方理論范式主導的漫長歲月中很少有人關注。這就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需要帶著自己的眼光重新追溯自己的研究傳統，自覺地激活研究傳統中的經典。

我們今天缺的不是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學術論文，而是缺乏對人類文明根本性問題的深入思考，我們有中國古典文明的經典，有西方古典文明和現代文明的經典，但更需要打通古今中西、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經典。中國文明復興的標志就在于產生這樣的偉大經典。唯有“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心智和視野才能寫出經典。從這個角度看，我希望大家不僅有寫作專業論文的能力，而且有思考人類普遍問題、成為立法者的思想沖動和精神氣質。

其四，對中國問題的理論思考和學術研究要從特殊主義走向普遍主義。追溯學術傳統必然要面對五四以來的古今中西問題。中國傳統的學術思考毫無疑問是普遍主義的，然而在五四以來的近代知識轉型中，西方的普遍主義取代了中國的普遍主義，由此形成西方中心主義，甚至出現“全盤西化”。古今中西問題變成了普遍與特殊的問題，西方的、現代的就是普遍的，而中國的、古代的則是特殊的、地方性的，無論右翼自由主義還是左翼馬克思主義都是如此?？梢哉f，隨著中國古典天下秩序的崩潰，中國古典的思想秩序、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也隨之解體，由此全面引入西方的學術理論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然而，西方學術理論是從西方本土經驗中生發出來的，用西方理論概念來描述中國歷史經驗和社會現實，不可避免會形成“詞”與“物”、“規范”與“事實”之間的錯配，導致中國人喪失思考的主體性和生活的正當性，只能被動地回應西方理論提出的“為什么中國沒有×××（比如資本主義、市民社會、法治、人權、民主等）”的理論詰難。

在這種回應西方普遍主義的“啟蒙敲詐”的過程中，中國學術思考要么采取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來自我否定并形成全盤西化立場，要么基于中國本土的主體立場形成一種本能的特殊主義敘事的自我防御，并由此形成“中國化”“中國特色”乃至“本土化”的敘事模式。這種強調中國本土特殊性的理論范式雖然可以借助后現代主義解構西方中心主義的普遍敘事，但這種解構主義也必然會消解中國本土經驗中包含的普遍道理。因此，當我們批評“美國例外論”的時候，其實沒有注意到，我們中國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例外論，其中最大的例外就是我們有五千年未間斷的文明。這種例外論尤其體現在“王者不治化外之民”的政治思想傳統中。如果我們繼續秉持這個古典傳統，那么未來無論面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制度建構，還是面對解決人類共同難題的全球治理，都會受到這種特殊主義的羈絆。

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其核心要義就在于面對全球化時代普遍主義敘事的挑戰，有意識地推動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中國本土特殊主義的敘事轉向基于中國本土經驗的普遍主義敘事，從而探索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展現的人類邁向現代的普遍道理，并以此激活中國古典傳統中的普遍主義。唯有在古今中外普遍主義敘事的對話中，才能探尋人類未來秩序的普遍之道。我們今天討論的帝國、天下、文明這些主題實際上就是在探尋人類秩序的普遍之道。

探索普遍之道意味著人類面臨的問題都是相同的，只是我們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給出不同的答案。西方現代性乃至后現代理論就是基于西方經驗或過往人類經驗給出的答案，那么，我們依然需要根據中國經驗乃至當下人類的普遍經驗給出新的解答。這也是我為什么一開始就強調“問題”的重要性，我們需要始終圍繞人類面臨的普遍問題展開思考。比如政治學的核心問題有：人類如何建立秩序？神與人的關系是什么？自我和他人的關系是什么？強者和弱者的關系是什么？西方理論有系統的解答，中國古代經典也有系統的解答，那么我們今天能不能給出新的解答？在這個意義上，不能簡單地把中國問題當成地方性的本土問題、家庭問題、人倫人情問題、多元一體的大一統、王道霸道問題等，這些看起來非常中國的問題，無疑是在回應人類秩序面臨的普遍問題。因此，我們不僅要講出其中的道理，而且要追問為什么其他文化中給出不同于我們的回答。因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無疑在推動中國文明的復興，這并非民族主義的，而是普遍主義的，是基于普遍主義的思考來奠定現代中國文明的文化根基的，能夠為人類現代文明提供一種新的形態。在這一點上，當年的德國哲學非常了不起，面對英國和法國率先崛起產生的現代理論，德國的回應始終采取綜合英法的普遍主義立場，是一種在精神層面上更高的普遍主義。

我們的暑期課程涉及帝國、領土、邊疆和民族等問題，不少同學對討論古今帝國興衰充滿政治熱情，尤其面對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挨打、挨餓和挨罵的歷史。我希望大家把這種政治激情轉化成智識激情，對宇宙奧妙和歷史法則充滿熱情，對世界上一切有意義的思考充滿熱情，對人世間各種事物充滿熱情，去學習、去思考、去研究。就像剛才章永樂老師講的，唐僧取經所推崇的“唯識宗”未能成為中國佛教主流，但它在中國思想的版圖中依然非常重要，我們需要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納入中國的知識版圖和思想版圖。在這個方面，近代西方崛起對整個世界的知識渴望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尤其是早期的傳教士、探險家和人類學家對于人類知識的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唯有對知識充滿熱情，對智慧充滿熱情，才能涵養出良好的學術生態，才有可能在你們中培養出偉大的思想家。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