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共運和中共黨史的角度闡釋好習近平外交思想

歐陽向英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雹倮?，《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第376 頁。同時，他也指出：“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雹趶垥运?、林暉、杜尚澤、張賀：《賡續歷史文脈 譜寫當代華章—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紀實》，載《人民日報》2023 年6 月4 日，第1 版。只有置身于人類歷史長河，我們才能透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本質和發展方向，才能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戰略方位和精神實質，也才能把握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

習近平外交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是21 世紀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也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關口。這是習近平外交思想提出的大背景。2020 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指出，要清醒認識國際國內各種不利因素的長期性、復雜性，妥善做好應對各種困難局面的準備。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雹邸吨袊伯a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22 頁。一方面，中美博弈日趨全面復雜，國內改革也到了“深水區”和攻堅區，新冠疫情又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新挑戰，只有充分認識到艱難險阻才能發揚斗爭精神；另一方面，中國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取得了彪炳史冊的歷史性勝利，將對世界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是最為積極的一個變量，可以促進風險和機遇相互轉化。習近平外交思想既是對戰勝內外困難和挑戰的指引，又是對內外聯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擘畫。由于現實問題是不斷變化的，習近平外交思想也在生長中；由于社會主義實踐具有全面性和探索性，習近平外交思想又具備體系化雛形。對習近平外交思想進行系統的研究、闡釋甚至發展，無疑是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研究的重中之重。

研究習近平外交思想，要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原理和方法。馬克思主義是認識世界、把握規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習近平外交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外交領域的集中體現。運用西方的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方法，既無法完整理解和闡釋習近平外交思想，也無法準確運用習近平外交思想回答中國所面臨的外部挑戰和熱點問題。雖然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在中國薪火相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總的來說，運用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進行研究的還是太少了。復旦大學李濱對國際經濟基礎和國際上層建筑的分析是一項重要的理論貢獻，因為就這個問題馬克思沒來得及完成他的寫作計劃，就去世了。從國內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發展到國際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鍵在于看全球化時代國際生產方式發生了哪些變化，導致國際經濟基礎發生了什么變化，以及國際權力到底是由什么組成的，它是一種關系性權力，還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些問題需要被講清楚。在數字經濟時代，霸權國家的國際權力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后發國家是否有可能借助某一領域的快速發展實現彎道超車，大國在數字領域的博弈對國際權力產生了哪些影響，很多重大問題亟須回答。這方面的現有研究要么過于細分，專注某一技術或某一領域；要么過于寬泛，停留在概念辨析和現象描述上，理論支撐太少。作為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我們非常期待做出相關的研究成果。

從中國到世界、從歷史到現實、從政治到經濟，以及從成就到問題，只有在縱橫比較和交叉中才能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找到準確的方位和站位，而跨學科研究是比較難駕馭的。研究習近平外交思想，既要有所本，要吃透原著原文，又不能照抄照搬，而是要說明“新時代外交思想”新在哪里，為什么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將指引我們向何處去。所以，研究習近平外交思想既涉及黨史、國際共運史，又涉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外交實踐，綜合性是很強的。

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很多國際規則都已被打破，潘多拉魔盒將要被打開，世界局勢變得愈發兇險。如果各國只強調自身利益至上，世界政治有可能倒退回叢林法則時代。美國一向宣稱“美國至上”“讓美國再次偉大”，英國脫歐也是英國利益至上思維方式的結果。但是，自私自利真的可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嗎？要知道，世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我們共同擁有一個地球，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而欲望是無限的。如果各國不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要多吃多占，遏制別國發展以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那世界就會變成你死我活的沙場，更不要談層出不窮的全球性問題，比如氣候和環境問題、糧食危機、傳染病、恐怖主義等問題怎么解決。這些問題不是單一國家可以解決的，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有些國家，問題來了，就推諉、甩鍋、嫁禍于人，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使國際秩序向著更公正合理的方向邁進具有了現實可行性。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戰、共同責任把各國前途命運聯系起來，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這一理念蘊含了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思想精髓，為周邊、亞太、中非、中阿、中拉命運共同體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皹嫿ㄈ祟惷\共同體”理念被多次寫入聯合國、金磚等國際組織決議或宣言，成為凝聚共識的引領性旗幟。

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重大問題的回答。有研究者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建立在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共同體，與建立在世界主義上的共同體有很大不同。這里就產生一個重要的問題，共同體和社會有什么區別？一個社會包含很多共同體，還是一個社會就是一個共同體？比如李濱這樣講共同體的產生：由于物質生產和勞動分工，人與人有了相互依存的關系，就產生了共同體。我覺得，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在當下的世界生產與交往的基礎上，為解決國際社會的利益沖突而提出的，這與馬克思所說的真正的共同體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它與虛幻的共同體的區別在哪里？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如何凝聚共識？這是構建“共同體”的關鍵。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對外交實踐會有更大的指導意義。

一些研究提到“中國文化中沒有對外征服的基因”，我想對此補充一點：除了基因外，社會主義之所以具有優越性，還在于建立了社會主義和諧統一的民族觀、歷史觀和文化觀。從毛澤東提出“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①《毛澤東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01 頁。，到鄧小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②《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28 頁。，從江澤民提出“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保證各國和睦相處、相互尊重”③《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版，第524 頁。，到胡錦濤倡議“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④《全國兩會文件學習讀本· 2009》，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1 頁。，再到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⑤《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9 頁。，可以說，鏟除大國主義、擴張主義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就致力于此并堅持下來的，和平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國古代邦交有“和合”文化傳統，我們很好地繼承了，同時封建王朝的擴張傳統，我們摒棄了。把這一點揭示出來，說明新中國外交對古代中國外交既有繼承又有發展，也是合理的。

談到擴張主義，不能不提蘇聯外交的教訓。唐努烏梁海1944 年被并入蘇聯版圖，1946 年國民黨政府依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外蒙古獨立，以及1937 年和1944 年蘇聯出兵新疆等問題，不能回避。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蘇聯解體緣于沒有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就是說蘇聯的國家行為里面包含了很多非社會主義因素。相較于列寧，斯大林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和大國沙文主義者。我們反對歐洲議會抹黑斯大林，肯定他在內政外交上取得的輝煌成績，但是不能不提他主導的蘇聯外交犯下的錯誤。蘇聯的大俄羅斯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和擴張主義至今影響俄羅斯的外交環境，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有了這些錯誤對比，更能體現出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先進性和科學性。文章后面還講到戈爾巴喬夫外交，顯然是一個難點。有研究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許多方面都有值得肯定之處，但在外交調整過程中，他天真輕信、激進輕率、矯枉過正，缺乏政治家應有的智慧與能力，所以最后蘇聯解體了。這樣給人的感覺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是對的，只是沒執行好，這與國內學術界對他的評價不盡一致。新思維是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放棄馬克思主義斗爭哲學，以一廂情愿的理想主義代替殘酷的國際斗爭現實，甚至主動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靠攏，他所任命的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更是一個徹底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者。蘇聯外交史的相關內容比較敏感，我們在研究中應盡量考慮周全。

關于中國革命史的對外部分，有些研究認為：只要堅持民族解放運動這一目標，革命往往發展相對順利；反之，超越這一目標，比如王明“左”傾的教條主義把建立蘇維埃作為革命的目標，革命往往遭受挫折。我對這個說法有一點疑義。王明是在土地革命時期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時期又犯了右傾投降主義，單講“左”傾時期，他的錯誤也不是要建立蘇維埃，而是不顧實際情況實行進攻路線，以及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無情打擊。王明是于1931 年1 月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掌權的，此后被派往共產國際，而中華蘇維埃于1931 年11 月7 日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毛澤東任主席，所以革命遭受挫折的板子打到建立蘇維埃上就錯了。早期我們黨的領導人從李立三開始就“左”傾冒動、不切實際，主要是不會用兵、好大喜功，但是蘇維埃是以后根據地的雛形，是共產黨政府的雛形，不能說想建立蘇維埃的政治目標是錯誤的，只能說王明等人在軍事上“左”傾冒進是錯誤的。革命的目標如果不是建立蘇維埃，只是民族解放，那就只能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了。

認識資本主義，涉及一個問題，即福利國家是不是資產階級政治共和制度必然的結果？除了共和制本身，是不是也有工人階級斗爭的因素？否則資產階級改良派就成了救世主。實際上，在北歐福利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全國性總工會和雇主聯合會達成“總協定”是一個特色。工會放棄社會主義斗爭目標，資本家承認工會的合法性，承諾把經濟增長的一部分用于發展社會福利，維持高就業率，這是斗爭的結果，也是相互妥協的結果。只強調斗爭性是不對的，只強調妥協性也不對。斗爭是妥協的前提，妥協是維持同一性以便繼續斗爭的手段。對“矛盾”概念的理解和“斗爭”哲學的應用應該貫穿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始終。

最后，回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大變局”的內涵到底是什么？余麗在《國際政治研究》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認為驅動國際格局變動的“十大矛盾”推動大變局演化，這十大矛盾包括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分配、科技發展不均衡、文明沖突、發展與人口 — 資源 — 環境的矛盾，等等。①余麗：《新時代中國國際政治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國際政治研究專業委員會2019 年年會綜述》，《國際政治研究》2019 年第4 期。我認為，既然我們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么這個矛盾即使不是全新的，也應該是次新的，而且是全局性的、結構性的，非戰略性的、非根本性的矛盾不應被列入其中。還有研究提出，古典自由主義產生的矛盾激化導致百年前的大轉型，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矛盾激化導致現在的百年變局。我是基本認同這個觀點的。一百年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后國際格局進入相對穩定的狀態，這個過程從1917 年十月革命算起，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好是一百年?，F在，世界的整體結構從基本穩定到不再穩定，這是百年未有之現象，也是當今世界動蕩變得更加頻繁的一個根本原因。所以，大變局應該是從國際格局的角度講的，變的是格局的局，而不是從科技革命、人口變化等角度講的。

習近平外交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相結合的重大理論成果，是新時代我國對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直面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傳統思維方式和實踐模式，將世界各國、各民族的發展視為“共同體”，為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變革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的創新，也必將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注入新活力，展現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擔當。從國際共運的角度，特別是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角度，闡釋好習近平外交思想，體現其科學性、時代性、先進性、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國關學者的光榮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