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研究

陽寧東 楊 燕

（1 西南民族大學 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2 四川藝術職業學院 科研處，四川 成都 611131）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與旅游的融合發展，已成為當前非遺連接現代生活、實現非遺活態化保護與創新性傳承的主要方式。一方面，非遺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合理利用、傳承發展是新時代背景下非遺保護工作的指導方針。作為一種新的大眾生活方式，旅游為非遺提供更多的實踐和應用場景，激發了非遺的生機和活力，成為非遺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渠道和動力源泉。另一方面，被稱為“民族記憶”和“歷史活化石”的非遺，具有多元的表現形式和豐富的文化內涵，被業界和學界普遍認為具有良好的旅游開發價值，可與旅游融合發展用以提高旅游業的發展質量。因此，非遺與旅游的融合發展，不僅是推進非遺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加強非遺保護的一種主動選擇[1]。

隨著科技迅速發展和文旅消費的不斷升級，非遺與旅游的深度融合逐漸被提上日程。2023 年2 月，《文化和旅游部關于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的通知》明確提出，在有效保護的前提下，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并從加強項目梳理、融入旅游空間、豐富旅游產品、設立體驗基地、保護文化生態等八個方面提供了指導，目的在于通過與旅游深度融合，豐富非遺傳承實踐形式，引導相關群體在旅游服務中充分闡釋非遺內涵，支持社會力量廣泛參與，使各主體共同發力，推動非遺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2]。因此，推動非遺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對于扎實做好非遺的系統性保護、促進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成都以“三城三都”（世界文創名城、旅游名城、賽事名城和國際美食之都、音樂之都、會展之都）為抓手，堅持“以文興業、以文潤城、以文惠民、以文互鑒”，努力打造彰顯中華文明魅力、天府文化特色的世界文化名城。其中，建設世界旅游名城成為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設的重大支撐，地方政府、投資商、企業和社區等不同主體逐漸推出許多場景空間、主題路線、特色文旅IP 和節慶集會活動等新型文旅產品體系，帶動了成都非遺與旅游的融合性發展。

一、成都市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的基礎條件

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成都市擁有的非遺資源數量眾多。據統計，成都市現有市級以上非遺代表性項目229 項，其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遺代表作1 項，國家級25項、省級50 項、市級154 項；現有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9 個、傳承基地22 個、傳習所74 個、傳承基地學校50 所[3]。非遺名錄保護管理體系不斷完善，為非遺保護傳承提供了示范引領。

成都市非遺數量眾多，種類豐富，保護利用工作卓有成效。2009 年8 月，文化部將成都正式確立為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的永久會址。經過多年發展培育，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已成為世界各國展示非遺保護實踐的交流平臺、凝聚智慧和發展共識的學術高地、開展文明友好對話的民心紐帶，也為成都非遺旅游融合發展提供了國際性營銷渠道和傳播效應。2011 年，國際非遺博覽園落戶成都，成為非遺文化節的日常對外展示載體和非遺生產性保護的永久平臺。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成都非遺旅游的常態化開展提供了場所與空間，成為大眾游客了解、認識和體驗成都非遺的景區化窗口。

近年來，以“弘揚匠心精神，傳承非遺技藝”為目標的“成都手作”異軍突起，成為彰顯成都非遺之美的一個非遺品牌和一種運營模式?！皷|門市井”非遺特色體驗街區，匯聚了川渝地區眾多的非遺美食和工藝美術品，營造了實地消費體驗場景，促進了成都非遺與旅游市場的快速融入?！俺啥际肿鳌蹦Ｊ揭淹ㄟ^線上+線下渠道推向全國，在淘寶、京東等平臺搭起了“四川非遺商城”“成都非遺館”等銷售平臺，突破了非遺產品銷售的地域限制。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指導引領下，成都市通過地方政府主管部門和各類組織機構的非遺保護實踐，為非遺走向旅游市場積累了豐富的資源基礎條件。

二、成都市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現狀

作為中國非遺重鎮，成都歷來十分重視非遺保護與傳承工作，積極探索非遺進景區、進社區、進鄉村，推動非遺與文旅商體融合發展，助力產業興旺與世界文化名城建設。

（一）建設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場景，為游客提供非遺旅游體驗基地

首先，認定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場景名錄。2017 年，認定公布成都市第一批非遺特色小鎮10 個。2019 年，認定公布第一批非遺項目體驗基地40 個，并組織市民、游客和旅行社、媒體代表考察非遺項目體驗基地。其次，培育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場景。充分發揮傳統工藝產業在鄉村振興中的帶動作用，初步建成成都國際非遺博覽園、天府錦繡工場、文殊坊、安靖蜀繡園、安德川菜產業園、錦門絲綢文化園、成青路盆景產業帶、桂陶產業園、道明竹藝村、懷遠藤編街、臨邛文博創意產業示范區、明月國際陶藝村等12 個集休閑生活、文化旅游、產業發展、非遺傳承于一體的傳統工藝產業新場景，年總產值與吸納就業人員不斷攀升。近年來，地方政府相繼與成都文旅集團等企業合作共建14 個“成都手作”非遺傳承體驗中心，集傳承、體驗、教育、培訓、旅游等功能于一體，包括安仁古鎮、西嶺雪山、西來古鎮、五鳳溪古鎮、平樂古鎮非遺傳承體驗中心等。

（二）增強各地旅游景區的非遺內涵，為游客提供展演活化體驗活動

成都在全市開展了“暢游成都、體驗非遺”活動，重點在古鎮等歷史文化景區展演傳統表演藝術、展示展銷非遺產品，展現了非遺的多彩魅力。以非遺為核心的傳統節會活動在各旅游景區舉辦。例如，每年春節期間，武侯祠景區舉辦“武侯祠大廟會”民俗活動；每年正月初七，杜甫草堂博物館舉辦“人日游”民俗活動；每年大端午（農歷五月十五日），郫都區望叢祠博物館舉辦“望叢賽歌會”活動，三道堰鎮舉辦“三道堰龍舟會”民俗活動。此外，主辦方還有意識地將非遺元素融入主題公園，讓市民游客體驗非遺項目，感受非遺魅力。如市內的人民公園，既有聲名遠揚的鶴鳴茶社，也有糖畫、剪紙等非遺體驗項目，讓游客在休閑中體驗成都本土非遺的魅力。

（三）開發和培育各類非遺旅游產品，不斷豐富旅游產品的文化內涵

根據旅游者吃、住、行、游、購、娛等需求，積極開發非遺旅游產品與商品，包括非遺美食、非遺主題酒店與民宿、非遺康養與研學旅行、非遺旅游文創產品與商品、非遺旅游線路等。2021 年，成都開展了以公園、園區、街區、酒店、民宿、餐廳等為表現載體的第一批非遺美學生活場景遴選工作，認定公布20 個非遺生活美學場景。同年，成都市文化廣電旅游局與成都市教育局聯合認定公布第一批成都市非遺研學旅行實踐基地20 個。這些基地與相關創意設計機構合作，積極研發設計、策劃包裝蜀錦、蜀繡、漆藝、竹編、棕編、繩編等非遺研學旅游產品。各非遺基地與點位還聯合旅行社、新媒體推出錦繡、竹藤、茶香、陶藝、醞釀、蜀味、百戲、絲竹、康養、匠心等多條非遺之旅線路產品，組織實施“巴蜀非遺少年行”“非遺工坊探秘”等體驗性活動，為成都旅游市場增加了更多具有非遺內涵的文旅產品。

（四）宣傳和推廣非遺旅游發展動態，擴大非遺旅游活動的輻射范圍

在成都市文化廣電旅游局的組織下，成都在全市遴選有特色和舉辦基礎的民俗活動，提升傳統民俗活動的舉辦規模和影響力，打造成都民俗活動品牌，如 “黃龍溪女巧文化周”、金堂種酒文化系列活動等。傳統醫藥類非遺項目還充分利用端午、重陽等傳統節日開展體驗活動，不斷擴大非遺旅游融合發展的社會影響力。成都非遺不僅在線下與旅游相融合，還在線上舉辦活動，擴大了影響。例如，邀請網絡達人體驗非遺工坊、非遺之旅線路，進行多場直播，吸引大量網民觀看并參與討論，讓非遺與電商、短視頻、網絡直播等新媒體相融共生，增強了非遺旅游活動的輻射范圍。

三、成都市非遺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面臨的挑戰

非遺與旅游的深度融合發展，其目標是在有效保護的前提下，推動非遺與旅游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其路徑是要推進非遺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彰顯非遺的時代魅力與時代價值。成都在非遺與旅游深度融合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實踐探索，成效突出 ，同時也面臨一些現實挑戰與發展困境。

（一）從更廣范圍看，成都非遺旅游融合發展對象主要為傳統工藝、戲劇和民俗節慶活動等，對非遺資源的旅游化利用還需深入挖掘

推動非遺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首先應在守正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標準規范來擇取可被轉化為文旅產品的非遺資源，以便充分發揮非遺在現代生活中的創新轉化效用，凸顯非遺保護的“活態性”。所謂“守正”，是指保留非遺作為文化資源時最為本質的部分，即它以地方民眾為中心所形塑出來的生活實踐和傳統知識結構，以及由此外顯的文化符號與主體形象。在此前提下，將非遺推向大眾旅游市場，以旅游消費和體驗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我們就會發現，成都目前被應用于旅游市場中的非遺資源多為傳統工藝、戲劇和民俗節會等，其他類別資源如民間文學、傳統舞蹈、曲藝、傳統醫藥、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等，轉化應用較少。然而，這些非遺資源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及其旨趣其實也具備潛在的旅游吸引力要素，包括審美、科學、知識、趣味、浪漫、幻想等。因此，我們不僅要對那些久負盛名的非遺資源進行旅游化利用，也應將視野擴大到更廣范圍的非遺保護名錄，去深入挖掘目前還處于靜置狀態但卻有旅游潛力的非遺資源。

如果再繼續深入分析目前已在旅游市場上活躍的非遺資源，我們發現，即使如常規性演出的川劇和成都皮影戲等，也并未完整地將余下的“被單戲”、川劇圍鼓、成都木偶戲等非遺項目進行旅游融合性開發，而更多是停留于文藝表演階段，局限于藝術人士與戲迷、本土居民等小群體之間。在寬窄巷子、錦里和一些茶館、酒樓等大眾旅游場所，“變臉”和“吐火”等特技幾乎成了川劇的代名詞，成了川劇這一非遺項目的簡化版展示載體。然而，完整的川劇非遺項目特技還包括變髯口、飛袍變須、藏刀、魔燭等精彩技藝，其大眾知曉度較低，在當前的旅游市場上難覓其影。川劇這一頗具地方代表性的非遺項目，在如今的旅游展示中還缺乏舞臺美術、表演服飾、臉譜面具和經典劇目等配套文化輸出，以致游客獲得的非遺旅游體驗不夠完整與豐富。

對此，我們不僅需要有意識地擴大非遺旅游化利用的資源類別和內容要素，也應該制定評價標準，以確保非遺資源旅游化利用的科學性、規范性和系統性。

（二）從更深層次看，成都非遺旅游融合發展仍處于“非遺產品+旅游空間+行為展演”搭配階段，其文化敘事的主體性結構還未有效建立

在文旅融合發展大背景下，非遺走入旅游空間，以物品銷售展示與技藝過程再現為主要特征，讓游客在參觀與體驗中了解豐富多彩的非遺項目。在新興的非遺研學旅行中，主辦方常會邀請非遺傳承人或者其他表演者在現場為游客進行表演性展示，希望通過參與者的互動去實現對非遺內涵的認知與理解。這是旅游活動展演活化的一種表現，即通過展演場景的布置、展演者的分配和展演活動的組織等環節來實施，更多體現為集中在遺產物象本體上的活化，其目的是為增強遺產的可視性，延續遺產本體的生命力[4]。

從旅游體驗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因為，在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過程中，主辦方已經意識到活化的價值，并以此來對非遺的非物質性進行有形展示，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旅游體驗質量，加深受眾對非遺的認知與理解。但是，這樣的體驗仍存在一些問題。一是體驗的過程容易因為時間短和文化預熱不夠而形成快餐式的旅行經歷，容易將游客的興趣點引向非遺的物質層面，即認知點最終落于視非遺為一種有趣、好玩的技藝活動，而忽略了這些技藝活動背后所隱含的歷史底蘊、文化功能、集體意識與思想理念等無形價值。其二，由于文化內涵的傳遞和領悟需要一定的闡釋講解過程，因此，文化轉譯的服務與供給就顯得尤為重要。何謂“文化轉譯”？其實就是產品供給方針對游客無法或很難理解的非遺旅游產品文化內涵與精神價值問題，提供相關的講解闡釋，以便主客之間構建起更為暢通的文化共享渠道。目前，無論是川劇、成都皮影戲、武侯祠廟會、人日游草堂等傳統產品，還是蜀繡、陶藝、竹編、草編等新興活動，對非遺項目的文化內涵闡釋工作力度還不夠，需進一步加強其主體敘事結構的系統構建，從而為非遺保護與傳承建立更為廣泛的大眾支持系統。

（三）從更高水平看，成都非遺旅游多呈現出單一式、散點型和偶發性的融合發展模式，對非遺旅游“有形—有感—有效”的全面情境性營造還不足

隨著消費社會的到來，場景消費的趨勢日益明顯。當大眾游客面向各種被營造出來的非遺消費場景時，看到的更多是散點型的、單一式的非遺旅游體驗業態與商品銷售，再加之隨機舉行的各種非遺節慶活動，很容易讓非遺處于一種應景性的旅游體驗場景模式。由于非遺本身就是一種與日常生活實踐緊密相聯的歷史性產物，它在與旅游融合發展時應該從傳統的“在空間中消費”轉向“對空間的消費”，從而讓非遺空間自身成為一種生活情境性消費物，并且應該是具有連續感、契合感和真實感的?？梢哉f，當非遺空間成為一種消費品時，它不僅是由物品、設施、活動、服務和人群等組合而成，蘊含了具體的現實功能，而且傳遞著特定的文化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情感心理和精神氣質等無形遺產[5]。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非遺與旅游的融合發展，應是“有形性”與“無形性”的統一，應具備從有形的生活形態層、到有感的獲得狀態層、再到有效的精神共鳴層這樣的遞進關系[6]，方能體現出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的多層次性與文化深度性，符合非遺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的更高水平要求。

從消費空間構建的角度來看，成都已經建設起來的常態化非遺旅游融合發展場景，大多還是集中在以傳統手工藝帶動旅游消費、地方就業和鄉村振興等方面，所呈現出來的消費空間主要是非遺工坊、非遺項目體驗基地、非遺傳承體驗中心、非遺特色小鎮等場所。目前，這些地方營造出來的消費空間層次較為單一，基本上都是側重于對非遺產品“物”的靜態展示和技藝過程“術”的有限體驗方面。一方面，對非遺“物”的靜態展示，主要表現為相關手工藝成品的擺放與銷售，凸顯的是非遺的物質性，其形式多轉化為旅游紀念品、文創商品和地方特產等。另一方面，對于非遺“術”的有限體驗，更多是在旅行社的帶領下，基于各種組織活動的需要，在規定的一兩個小時體驗時間之內，擇取非遺項目中容易上手和費時較少的環節進行象征性體驗，而非遺自身所承載的歷史文化、精神價值、集體記憶及現實挑戰等非物質性內容，傳遞力度不夠，未能有效突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非物質性和無形精神性。

四、推動非遺與旅游深度融合，助力成都建設世界文化名城

成都建設世界文化名城，是基于成都城市深厚文化基礎和比較優勢提出的發展目標，也是基于對當今世界文化發展大勢和城市發展規律的前瞻性把握[7]。

在建設世界文化名城過程中，成都如何利用好歷史悠久、特色鮮明的傳統文化資源？如何讓天府文化在城市形象建設中實現有效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傳承，以彰顯傳統文化的現代表達和當代價值？成都非遺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是其中重要一環。

（一）拓寬非遺旅游化利用的資源類別，確立非遺旅游開發對象的選取標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非遺包括六大類?！段幕吐糜尾筷P于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的通知》要求，加強項目梳理，突出門類特點。針對不同類別和特點的非遺項目，成都應根據具體的旅游開發利用標準進行融合視角下非遺項目的選取。一方面，非遺旅游開發對象的選取標準，應基于旅游資源的吸引力要素。吸引力，是旅游資源的本質屬性，主要指“具有吸引旅游者的獨特的內在品質”[8]，包括具有外顯的吸引力和影響旅游行為的能力[9]。在選取可供旅游利用的非遺資源類別時，應重視非遺旅游吸引物的社會屬性。另一方面，旅游資源的吸引力還應體現出符號屬性，尤其是標志物（符號），它們是旅游吸引物與旅游者之間的重要介質，是能夠向旅游者傳遞核心吸引力的信息和信息載體[10]。當某些非遺資源類別被選入旅游開發對象時，它應該兼具物的自然屬性（客觀屬性）和社會屬性，具有不同于一般“物”的突出的符號屬性，以此形成非遺旅游吸引物系統，而非僅僅是單一的非遺物品。

根據所屬門類，精準對接旅游產業項目，找準非遺項目與旅游的融合點，再根據不同的旅游空間和細分市場進行不同特色的產品開發，從而可以圍繞某一類非遺項目形成多元輻射的旅游產品體系。比如，民間文學類別中的“魚鳧傳說”國家級非遺項目，本身就是很好的古蜀文明旅游素材，它擁有的傳說故事和相關遺址遺跡也很多。因此，在將其與旅游融合發展過程中，可以根據不同面積的旅游空間進行不同類型的旅游產品開發，從而形成“一心多瓣”的花式開發模式。具體地，可在面積范圍比較大的旅游景區，打造一臺以魚鳧王國傳說為主題的旅游演藝節目，或傳統凝視，或沉浸共享，或場景營造，或科技加持，將其內涵融入其中。與此同時，在那些空間較小的旅游景點，如寬窄巷子、錦里等人氣場所，可以通過民間故事、擺龍門陣以及戲曲表演等傳統形式進行這一主題的敘事布局，也可以采取當代年輕人喜歡的“脫口秀”形式加以適當改編，進行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二）注重非遺展演空間中的文化闡釋，凸顯非遺旅游產品的非物質性

當被選取出來作為旅游資源進行開發利用時，非遺就開始了從生活記憶向著展演文化的轉變。展演，并不意味著不真實，而是當前文旅融合產品開發的一種主要手段，即將因時代背景的演變而逐漸消失或衰退的傳統文化在旅游空間中加以再現與重構，從而構建出眾多的文化展演空間，包括舞臺、道具、演員和觀眾等多維元素。其中，展演空間、產品、服務等供給端和游客觀看、參與、體驗、反饋等需求端共同推動了非遺記憶的復蘇與重塑，將非遺所涉及的地方場所、傳承人物、產生過程和重要事件等要素給予活化，以便形成既包括有形物質環境，又包括無形精神文化的共同記憶。

目前，成都旅游市場上的非遺展示，重物質、輕非物質的現象不同程度存在，游客容易被眼花繚亂的非遺物質性產品所吸引，對產品背后的非物質性領略不夠，對非遺保護與傳承的共鳴激發不足。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的初衷——以旅游活化來促進非遺保護與傳承，還沒達到。對此，應通過對非遺展演空間中的文化闡釋轉譯服務及相應的特色話語體系來幫助游客真正認知到非遺中所蘊含的生活內涵和文化意旨，進而優化游客的非遺記憶。

文化展演常被視為一種社會化平臺下文化的展示和交流行為，通過節日、儀式等動態方式傳遞文化生活，成為文化保護和記憶傳承的重要方式之一[11]。然而，現實中的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更多注重的是文化展示，而對文化交流有所忽視。在非遺研學旅行中，許多主辦方會為參與者提供相應的過程講解與展示，并創新性地設計出主客互動體驗環節，以提升非遺旅游體驗質量。但是，從整體的非遺旅游融合發展狀況來看，這樣的過程性服務與文化闡釋工作往往流于表演展示，活化手段較為單一，多為“我做你看”“你問我答”的模式。同時，一些年老的非遺傳承人受教育程度有限，對非遺項目的文化內涵難以深入淺出地解說。因此，非遺旅游融合項目或活動應提供專業、系統和常態化的文化闡釋服務，以便凸顯非遺的非物質性。例如，對川劇這一典型的成都非遺旅游項目，無論是川音、唱詞，還是臉譜表情變化與動作含義，均需要有成熟的文化闡釋配套，包括在表演前為游客提供簡短的文化預熱，在演出后舉辦文化沙龍，為主客之間創建可以深度交流的特定空間。這樣，不僅能夠幫助提升非遺的展演活化水平，也能夠凸顯項目相關的價值承載、情感賦予和信仰意象等無形文化內容。

對于非遺的文化內涵闡釋工作，培育專業的講解隊伍，尤其是針對不同年齡段和不同偏好需求的游客群體進行個性化講解服務，同樣必不可少。比如，對于目前需求量較大的非遺研學旅行，如果還只是采取一般的導游講解方式，那么，學生可能就很難真正理解非遺的價值和魅力，而往往將其視為一種可滿足好奇心的娛樂性工具。因此，對不同年齡段的學生，應以他們各自能接受的文化講解話語體系來幫助其對非遺無形價值的領悟。當然，這樣的文化闡釋和傳播工作，并不僅僅限于語言的運用，而是在語言闡釋的基礎上，盡量借用科技、實驗、游戲、動漫、影視等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文化轉譯服務，以便激發他們對非遺無形價值的感知與認同，實現非遺保護與傳承的可持續性。

（三）推動非遺旅游融合中的情境營造，形成多層敘事的系統性體驗結構

情境營造被用于商業空間設計中，具備輻射性與互動性的特點，主要指在受眾情感記憶范疇內，運用設計手段，通過物理空間的布置和場景的營造，以記憶勾連引發共鳴，讓受眾深度認同并參與其中[12]。情境營造的目的是通過在空間環境設計中有意識地構建環境系統來滿足人的多種需求。其環境系統不僅包括形態、材質、色彩、功能等有形要素，也包括情緒、記憶、體驗與空間關系等無形要素。有形要素與無形要素共同組合，體現設計環境的物質需求和情感需求。

非遺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過程中，進行情境營造是為游客打造系統體驗結構的重要方式之一。具體而言，可從物理情境、文化情境與社會情境等多重敘事結構體系給予構建。物理情境，主要是以非遺的有形部分為主要內容的展示與體現，包括場景復原、記憶再現和產品展示等。文化情境則是圍繞物理情境而延伸出來的非遺故事、過程體驗、文化講解等，對展示對象的表達和塑造從直白呈現到文化承托，將情境概念從物理空間延伸到文化語境。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的目的是助力非遺保護與傳承能形成更加深厚的社會受眾基礎，因此，社會情境營造是整個體驗系統結構中的最頂層，以此調動非遺保護單位、旅游市場主體、行業組織、金融機構、高校等社會力量，運用市場機制，引導各方參與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實踐。

以成都“四川揚琴”國家級非遺項目為例，該項目的保護單位為成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四川揚琴主要流行于成都、重慶、瀘州、自貢等城市，表演形式有說有唱，由五個演員演唱，即行話“五方人”，分為生、旦、凈、末、丑五行當。當曲目中人物眾多時，可一人兼唱多角，且每人兼操一樣樂器，另有鼓板、懷鼓、三弦、京胡、二胡等，以唱為主，以說為輔。從文化價值來看，它是巴蜀歷史文化的傳承載體，以特有的方式記載和傳承了巴蜀歷史文化。從旅游開發角度來看，四川揚琴具有先天的表演藝術性，可以成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設的重要資源之一。

對四川揚琴的情境營造，可以考慮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物理情境的營造。一是非遺項目本身的情境營造，二是非遺項目與旅游線路、不同旅游空間相融合的情境營造。除了常規的旅游演藝之外，還應注重對項目在表演消費前的情境營造，包括圍繞旅游的吃、住、行、游、購、娛進行相關非遺元素的融入與介紹。同時，還應選址適合四川揚琴表演的旅游空間和休閑地帶，如人氣高漲的旅游景點、城市知名公共空間、成都典型茶館及度假地域等，為游客提供良好的體驗空間。其次，文化情境的營造。四川揚琴的演奏，離不開傳統曲目與現代創新曲目。曲目反映的故事人物、歷史背景、行為風格、思維情感等內涵應有效地傳遞給游客，讓游客通過非遺傳承人、展演者、主持人等各類文化載體進行敘事式旅游。同時，充分利用數字科技發展成果，加大對非遺文化解說的系統建設，營造更具有代入感和氛圍感的非遺旅游敘事情境。最后，社會情境的營造。非遺旅游的開展，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娛樂休閑，而且還應是民俗和社會生活的“進行時”。作為文化消費的社會大眾，除了通過非遺旅游獲得新的認知外，還能通過這樣的公眾活動參與，獲得社交契機與交流空間。在娛樂放松的同時，提供能夠激發出某些情緒和共鳴感的場景與體驗，可以促進情感能量的迅速提升和認同范圍的擴大，實現非遺與旅游深度融合的集體效應與社會意義。比如，圍繞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而形成的多主體價值共創這一圖景，就是社會情境的真實寫照。它推動非遺與旅游深度融合，吸引公眾參與到非遺保護傳承中來，進而助力成都建設世界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