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革命的路徑生成及其啟示意義研究

劉玉東

（中共南京市委黨校，江蘇南京 210046）

社會革命是多維度、深層次的變革，涉及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恩格斯指出，“任何一次真正革命都是社會革命，因為它使新階級占據統治地位并且讓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1]276，揭示了社會革命改變舊秩序，建立新社會秩序的路徑特征。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2]，進一步揭示了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與社會革命路徑選擇的關系。經過1949 年新中國成立至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式建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這場偉大的社會革命，不僅使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發生改變，生產關系和所有制形式發生轉變，文化觀念不斷更新，也探索了實現社會革命的路徑，對新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審視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革命路徑的生成軌跡及其經驗，有助于深刻理解社會革命的路徑及其優勢。

一、社會革命路徑選擇的價值觀原則分析

社會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有長遠的視角和規劃，也需要分階段推進，從而避免盲目冒進或過于保守。因此，領導者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和目標，制定適當的策略和行動方案。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分析中國社會的矛盾和問題，提出社會革命的主題及其實施方案。

（一）社會革命以堅持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的政治權利

新中國成立前后，政治問題異常復雜，既要解決軍事管制委員會向人民政府移交權力、舊政府工作人員去留等具體問題，也要著眼于破除舊的政治影響，建立新的政治生活等長遠性、根本性問題。社會革命的政治主題涉及對革命目標的明晰設定，需要建立新的領導制度與決策機制，以保持對革命方向和進程的控制。黨的領導必須反映人民廣泛的需求與期望，鼓勵和支持公眾參與政治活動，并獲得人民的政治支持。

1.社會革命以實現人民民主為政治目標。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對政治體制的預期，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有比較明確的說明，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的國家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3]239。1949 年6 月，毛澤東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是馬克思主義國家職能理論中國化的代表著作，闡釋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民主政權的政治主張。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包含了工農大眾、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等群體的代表?！吨袊嗣裾螀f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中國人民由被壓迫的地位變成為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代替那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反動統治”[4]2?！豆餐V領》中關于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主張，從根本政治制度層面明確了國家權力屬于人民的政治原則。1954 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將“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政治原則納入憲法，清楚地闡明了社會革命必須實現人民民主的政治主題。

2.人民民主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政治保證?，F代政治不僅要回答權力歸屬問題，還需因政治的復雜性，將一定的政治權力委托給專業政治家，從而逐步發展出政黨政治。馬克思指出，共產黨是領導無產階級運動最具資格和能力的政黨。在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政治上需要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國家的形式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1]314。列寧進一步指出，這個過渡時期共產黨應是“整個運動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5]。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成為新中國首要的政治問題?！豆餐V領》明確規定，“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明確了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政治原則。1956 年，周恩來提出“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6]，清晰地總結了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在政治實踐中的關系。

（二）社會革命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保證人民的經濟權利

新中國成立前后，不僅面臨恢復生產的問題，還要解決勞資矛盾、地主與農民矛盾等深層次問題。這些矛盾與舊社會積弊交織在一起，顯得尤為復雜。社會革命需要識別經濟活動中的問題，建立新的、更公平且有效的經濟模式，以調整改善資源和財富的分配，解決可能的經濟沖突和困難。由此，人民的勞動權利成為保證經濟建設可持續性的條件。

1.社會革命以建立計劃體制保障人民參加勞動的權利。恩格斯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理想的生產方式應是“通過有計劃地利用和進一步發展一切社會成員的現有的巨大生產力，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將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3]330。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著眼于建立組織社會化大生產的計劃管理體制。在實踐層面，全民占有生產資料是一個整體概念，個體并不能以所有者的身份任意支配。因此，恩格斯所說的“計劃地利用”“人人都必須勞動”，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只能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家代表人民來支配生產資料，組織社會化大生產，以及組織實現這種生產關系下的社會分配。中共中央于1953 年2 月頒布《關于建立計劃機構的通知》，提出建立和健全計劃機構、統計機構，要求各級黨組織成為社會化大生產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保證人民充分占有和使用生產資料，保護和發展工業，公平分享發展成果，建立有計劃、有組織的經濟體制。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啟動后，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把中國建設為“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明程度的偉大的國家”[7]。

2.社會革命以建立公有制保障人民公平獲得勞動權益。要實現恩格斯的“同等的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就必須限制資本的剝削，建立全民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社會主義是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在具體的歷史背景和經濟水平下，各個國家有著具體的實現方式。在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都是人民自主占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即便集體所有制代表的是全社會局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這種利益也不是個體的私人利益。為化解新中國成立前后國內尖銳的階級矛盾，中國共產黨借鑒了蘇聯經驗，在《共同綱領》中規定所有未進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實現耕者有其田”。1950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進一步明確了依據這一原則進行土地所有制改革的規范。1953 年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8]，這就是經濟領域“一化三改”的社會革命。毛澤東指出，“黨的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9]，再次強調了這一社會革命主題的重要性。

（三）社會革命以推進社會組織化保證人民的社會權利

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管理較為粗放，一些地痞流氓混入保甲組織，個別保甲長甚至是國民黨反動派殘余分子，封建家庭倫理關系和不良習俗在社會生活中依然存在，一貫道、宗族組織、同鄉會館等組織存在藏污納垢現象。這一領域的社會革命，就是要通過對公共服務部門的改革，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同時通過鼓勵和提高公民的參與和合作，推動社會生活向更公平、人民更滿意的方向發展。

1.社會革命以建立高度組織化的公共生活保障人民的權利。社會建設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來規范人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 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對于無產者來說，他們自身的生活條件以及當代社會的全部生存條件均為偶然之物，“單個無產者無法加以控制，也沒有任何社會組織能使他們加以控制”[3]120。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也指出：“在國有土地上建筑大廈，作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盵3]240這些論斷強調了基于國家公共責任，用有組織的方式解決公民生活問題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執政后，為了承擔更多的社會生活中的公共責任，必須提高社會建設的組織化程度。1949 年，毛澤東親自參與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宣言》提出，“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10]，以提高社會組織化水平。此后，毛澤東多次發表提高組織性的講話，將其作為社會建設的導向。在“三大改造”完成后，資本家和地主作為階級被消滅，城鎮居民大多成為機關、學校、國營或集體所有制企業等單位的職工。個體農民向集體農民轉變，每個人都被納入特定的單位，形成大范圍的分工合作，從而摒棄小農社會分散個體與擴大社會合作相矛盾的社會結構。人民在這種以單位制為代表的公共生活中，獲得工作以及相關的工資、醫療等福利保障。

2.黨組織在社會公共生活中發揮著凝聚人民群眾力量的作用?；鶎狱h組織對于促成社會成員共同的追求目標與價值觀，以及協同行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為提高黨在社會建設活動中的領導與組織能力，基層黨組織需要深入各類社會單位，履行聯系與組織群眾的職責。1950 年5 月，《中共中央關于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的指示》否定了部分地區實行的“自報公議黨批準”的建黨方法，明確了以“公開建黨”代替“自報公議黨批準”的工作原則，以加強黨的領導?！肮_建黨”要求基層黨組織從“地下工作”向“地上工作”轉變，推進各行業黨組織建設，并要求各級黨組織公開開展宣傳教育活動，提高群眾覺悟。該指示還強調黨組織應全面參與社會治理，堅定地將貫徹群眾路線作為基本工作原則，以防止出現忽視群眾意見和放棄黨的領導的偏差。由此，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以黨組織作為聯系社會各方的紐帶，保證新的社會整合與治理合作得以實現的策略。

（四）社會革命以突出人的主體地位保證人民的文化權利

盡管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在一定意義上豐富了我國文化，但到1949 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以革命和解放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以經世致用和博雅為特色的傳統文化以及以民主和科學為主旨的新文化之間缺乏有效融合，導致價值共識度降低。社會革命同樣要針對文化建設中的問題，打破傳統束縛，塑造新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觀。在此過程中，教育和思想工作都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的文化經驗和表達權利，增強其文化建設的參與度。

1.社會革命以馬克思主義引領人民群眾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張，在每個時代，統治階級的思想都是占據主導地位的，并強調“一旦理論掌握了群眾，它就會變成物質力量”[3]9。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的這一觀點有深刻的理解。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成果，易于民眾理解和接受。1955 年，《中共中央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對文化建設的方向性闡釋具有代表性，即讓干部職工“在實際工作中學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思想武器，改進黨和國家的工作”[4]64，從而以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改造人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另一方面，廣泛傳播黨的理論是引導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關鍵。黨中央提出，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都必須“隨時隨地向人民群眾進行宣傳”，并要“向一切反動的和錯誤的思想與主張進行不調和的斗爭”[11]。唯有如此，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才能整合社會的多元價值觀，塑造主流文化和社會的根本價值理念，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基礎。

2.社會革命以服務人民的文化建設為國民教育的目標。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了“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12]857，后又進一步指出“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12]1012，主張“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明確了文化發展方向。馬克思主張普及教育，并強調這種教育應當是義務性的，以確保民眾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盵13]從國民教育的內容來看，必須是德智體等方面的全面發展；從教育的主體來講，必須是為人民辦教育。這樣，人民的文化觀念和價值導向才能得到普遍的改革。毛澤東在《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思想教育”和“全面教育”的概念，統一了國民教育問題上的認識。社會革命在這個過程，也是圍繞著一種共享的意識形態展開的，這種意識形態為革命提供了道德和政治上的正當性。經驗表明，這種意識形態需要通過宣傳、教育和其他形式的信息傳播在社會中推廣。

總之，堅持從人民立場出發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確立社會革命的主題和提出國家發展戰略藍圖的實踐原則。從本質上看，從人民立場出發制定政策，就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在中國的運用，就如毛澤東所強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聯系”[14]。社會革命是新秩序對舊秩序的替代，而建立新的政治體系、經濟社會體制以及文化教育體制，還必須建立相應的組織基礎，這是社會革命必須解決的又一問題。

二、社會革命路徑演變中的組織結構構建分析

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成功的領導者必須建立一個穩定且可以持續推動國家發展的路徑。列寧為這個過程確立的政治原則，是要求共產黨對“蘇維埃國家的全部政策實行總的領導與指導”[15]。新中國黨的組織體系的發展為黨領導社會革命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黨的政策制定、執行以及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與革命的過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從組織建設的角度去研究黨如何領導社會革命，是深入理解中國社會革命成功之道的重要視角。

（一）黨在政治領域領導社會革命的組織銜接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發展聚焦于政治體制和黨的執政體系建設，確定中國共產黨與國家政權機構的關系是建立黨領導社會革命路徑的核心問題。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在政治領域推進社會革命的基本路徑，即建立以黨員干部為骨干的政權機構，并確保黨對一切政權機構的領導。首先，推行黨委制、黨組制，規范黨組織與黨外組織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在俄國十月革命后，列寧領導下的俄共建立了一黨執政框架下的黨團制，其核心理念是在黨外機關中建立黨團，黨團接受黨委會的領導，黨委通過黨團實現對所有政權機關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借鑒了這套制度經驗，黨的七大以后正式將黨團改為黨組，發展出黨委制和黨組制，要求黨中央關于政府工作的一切決定由政府中的黨組執行，從而強化黨對各級政權機構的領導，確保黨的政治理念和方針政策貫徹落實。1949 年11 月，《關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內組織中國共產黨黨委會的決定》和《關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內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的決定》規范了新中國黨和政權機關的基本關系，此后推行到各個層級的地方機關，形成了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重大工作的體制機制。其次，通過制度的創建與完善，細化黨政關系的組織規范。這一時期，黨還陸續制定和完善了黨政機構之間的請示報告制、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首長負責制、黨管干部制、分口領導和雙重領導制度。黨的組織體系與國家政權體系上下貫通，形成了以黨委為核心的政治格局。最后，統一培養、訓練和調配干部。為保證制度路徑暢通，1953 年頒布《中共中央關于統一調配干部，團結、改造原有技術人員及大量培養、訓練干部的決定》，開始對干部進行統一培養、訓練和調配，從干部人事組織建設上進一步強化了黨對政權體系的領導，使得黨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力不斷擴大，黨政關系更加緊密?？傊?，黨的組織體系與國家政權體系銜接，保證了黨對政權機構的領導，凸顯了黨在社會革命中的核心作用，為黨領導社會革命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基礎、組織保障。

（二）黨在經濟領域領導社會革命的組織銜接

為組織人民群眾廣泛地參與社會化大生產，黨領導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管理體制。中國共產黨在中央層面設立了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建立從中央到省、區、市各級計劃管理機構，在國家計委領導下展開工作。在省、區、市層面，設立企業工委以在國家計劃的宏觀框架下領導地方工廠、企業開展工作。在生產單位的微觀層面，全國范圍內的廠礦、交通等企業展開民主改革。各級黨委大量抽調干部到企業，訓練工人中的積極分子，選拔一批職工進入管理崗位掌握企業領導權，并建立工會委員會、職工代表會議以聯系普通職員和工人。因此，黨的組織體系成為經濟建設體系的骨干，保證了社會化大生產組織方式的歷史性變革。

黨的政治領導保證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建立。首先，沒收帝國主義國家在華資本，掌握國家經濟主權。1949 年3 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新中國成立初期，雖然允許外國企業在遵守中國政府法令的前提下繼續經營，但在華外資企業逐漸采取自動歇業、轉讓出售或出租等形式放棄經營。1950 年美國對中國實行禁運封鎖后，中國陸續接收了這些企業。其次，沒收官僚資本為國家所有。到1949 年底，沒收的官僚資本企業達2 858個，涉及產業工人75 萬多人。此后，進一步對企業中公股公產進行清理，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擴大國有經濟占比。最后，實施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整個土地改革中，共沒收征收了約7 億畝的土地，并將這些土地分給了約3 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16]。此后，黨在農村的中心工作是進一步發展互助合作運動。同時，在城市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組織體系與生產管理體系的銜接，形成了引領經濟領域重大變革的途徑。計劃管理體制和地方企業工委的建立、生產單位的改革以及所有制的改造，進一步強化了黨在經濟領域的核心地位，從而確保黨能夠有序推進社會化大生產。這些因素共同奠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基石，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

（三）黨在社會領域領導社會革命的組織銜接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以黨的組織體系為骨干，構建社會治理架構，將人民群眾組織到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之中，形成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結構，為引領社會革命奠定了組織基礎。首先，建立街居制的社會治理系統。新中國成立之初，各地探索居民委員會、街人民代表會議等基層組織形式，以替代保甲制治理功能。居委會與街道職能有效對接，成為黨和政府政策的有力推動者。其次，建立行政村制的社會治理系統。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民協會或農民代表會議既參與選舉鄉政府委員會，成立鄉人民政府，也協助政府工作，逐步發展出農村自治組織與基層政權緊密聯系的組織關系，行政村成為社會合作治理的基本單元。再次，建立戶籍制的社會治理系統。1950年，公安部提出有步驟地建立全國性戶籍制度，于1951 年頒布《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此后，民政、街道等行政單位將社會福利與戶口掛鉤，使戶籍制在社會管理和服務中發揮重要作用。最后，建立單位制的社會治理系統。單位提供職工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一些單位還為職工建設住宅，并組織家委會進行管理。從整個社會來看，農民由農業部門管理，通過勞動部門申請辦理招工（就業）手續后成為工人；工人受勞動局管理，通過人事組織部門辦理吸收、錄用手續后成為干部；干部由人事局管理，包括干部的工資福利、人事變動等。社會組織化程度的提高，確保了黨領導的社會治理體系在社會領域變革的順利進行。

此外，零散的社會組織也被整合起來。一方面，主張積極發展各種社會組織，因為“各種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建立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17]；另一方面，主張強化管理，對社會團體重新登記，同時重視加強工會、農會、青年團組織工作。黨既要依靠這些群眾團體完成社會治理任務，也要借助這些組織大量發展黨員，并強調這是黨的組織工作方針之一。為確保工作有序推進，各級黨委分配干部到這些組織兼任職務，進一步增強了黨對社會成員的有效組織。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組織體系與社會治理體系銜接，形成了引領社會變革的路徑。黨通過建立街居制、行政村制、戶籍制和單位制等社會治理體系，引領社會革命，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和發展。這種高度組織化、有序化的社會結構，為黨的領導和社會治理提供了堅實基礎。

（四）黨在文化領域領導社會革命的組織銜接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發展以人民為服務對象的國民教育，構建了引領文化領域社會革命的路徑。黨一直高度重視思想文化工作，很早就設立中宣部專門負責意識形態、新聞出版和教育方針等工作。新中國成立后，相繼設立了負責管理文化教育工作的政府機構，如文化部、教育部等。在黨組織領導下，這些機構與中央、各級宣傳部共同制定黨的思想宣傳和文化教育政策。為了傳播黨的思想文化，黨還建立了眾多教育機構并組織培訓活動。例如，普遍建立黨校系統、軍政大學、革命大學等培訓機構和開設各類訓練班、學習班，以增強黨組織傳播思想觀念的能力；在城市中按區域或系統設立業余政治學校和政治夜校，組織在職黨員及黨外干部的政治學習；在高等學校開設馬克思列寧主義課程，中等學校開設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學內容；運用廣播、報紙、出版物和各類文教工具向社會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所有的“報刊編輯部和學術機關應當在黨委領導之下發起和組織學術問題的討論”[4]68。

黨的組織體系與宣傳教育體系的銜接為文化建設提供了路徑，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文化發展，確保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1951 年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提出開展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指出“學術的批評和討論，一般地應當服從于向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宣傳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針”[4]69。此后，全國范圍內大中小學教職工和高中以上的學生推動思想改造。1952 年1 月，全國政協決定成立學習委員會，專門負責組織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以及工商、宗教界人士開展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主要內容的學習運動，使這些群體成為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同時，文化建設更加關注普通工農大眾，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基本方針[18]。學校向工農敞開大門，各地大力發展工農教育，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干部文化補習學校（班）等。在黨的領導下建立宣傳教育體系，不僅提高了國民綜合素質，也塑造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共識和價值認同。

總之，黨的組織體系與國家治理體系的組織同構，構建了黨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領導社會革命的組織基礎，由此黨自我革命所形成的變化，必然會通過一定的組織渠道對社會革命產生深刻影響。

三、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路徑特征分析

從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社會變遷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在社會革命中起到了把方向、保落實的領導核心作用。這種客觀作用使黨能夠以持續的內部改革和自我優化，為社會革命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從而推動國家的進步和發展。

（一）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

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符合國情的中國道路，是社會革命的重要任務。正如列寧所指出，國家發展必須依靠共產黨的“政治領導正確，靠它的政治戰略和策略正確”[19]。政治領導是中國共產黨從政治高度上對黨和國家發展進行正確決策、管理和指導的方式。以黨的自我革命提升黨的政治領導能力，包括領導干部對于政治信仰的堅定和政治意識的增強，政治大局的洞察和判斷，政治方向的準確把握，負責任的決策和執行，以及遵守政治紀律等方面。

以黨的自我革命提升政治領導能力的價值，就在于能夠為黨把握社會革命的本質問題，為中國道路的探索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黨的主張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同提供保證。黨組織作為各級國家機構的領導核心，黨的自我革命成效必然會反映到國家機構建設中，彰顯國家機構的政治屬性，強化國有企事業單位的政治導向，發揮群團組織的政治作用，將廣大人民群眾最廣泛、最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提高各類組織和個人對政策的理解和認同。黨的政治追求貫穿于國家機構工作的任何環節，黨的政治底線是任何國家治理機構必須恪守的原則。習近平強調：“黨的政策是國家法律的先導和指引?！盵20]黨的領導的重要形式是，通過法定程序將黨的政策主張轉化為國家意志，成為國家治理的制度規范。正是由于黨的自我革命不斷為社會革命提供新的發展理念、行為動力和行動規范，確保了國家建設的正確方向。

（二）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形成積極的文化共識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塑造中國精神是社會革命的又一重要內容。其內涵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內核，也必須體現中華民族和中國本土的精神面貌。思想領導是黨通過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引領社會革命的重要方式，具體表現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通過理論武裝、組織引領和文化引導等方式，加強人民群眾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和情感認同，鞏固全黨全社會思想上的團結統一，為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武器和思想動力。新中國成立后，黨重視加強思想文化工作。一方面，組織黨員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學習人類歷史上一切先進的文化成果，克服舊思想、舊作風，形成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新思想、新理念；另一方面，有效培育全社會的集體記憶和觀念共識。由此，黨內的思想建設與全社會的文化建設形成了內在的一致性。

黨的自我革命提高思想文化領導能力的價值，體現在能更好地以黨的理論和觀念引領文化建設，塑造中國精神，從而凝聚社會革命的價值共識。首先，樹立共同愿景，即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引導人民朝這個方向努力。其次，樹立共同使命，即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再次，樹立共同價值觀，即提出人民判斷是非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標準，如1949 年毛澤東主持起草的《共同綱領》中提出的培育“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只有不斷提高正確理解文化本質問題的思想文化領導能力，才能真正把握塑造什么樣的中國精神和怎樣塑造中國精神的基本問題。中國共產黨提高思想文化領導能力的價值在于抓住最本質的問題，即通過社會革命塑造中國精神，將人民的遠景追求、鄉規民約、道德公約和文明公約的行為準則等與當下的使命擔當結合起來，不斷塑造人民的共同信仰和價值認同。

（三）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實現高效的治理活動

社會革命是國家結構性變革，必須以黨的組織創新為基礎。組織領導是指中國共產黨通過選拔任用干部形成執政團隊，并通過各級組織和黨員干部治理國家，帶領人民群眾為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貢獻力量，實現黨的任務和主張。組織領導能力是黨的政治領導和思想文化領導得以順利進行的保障。自我革命對組織領導能力的提升，就是以政治生態的自我凈化，嚴明紀律作風；以制度的自我完善，優化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組織優勢；以組織建設的自我革新，嚴密黨的組織體系，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發揮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以組織能力的自我提升，維護黨的團結、黨同人民的團結，實現黨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執行力。

自我革命提高組織領導能力的價值在于，保證有合格的體制機制、人員隊伍和組織方式，使社會革命各事項得到有效落實。從體制機制變革的角度來看，黨的組織體系就像一張張開的網，將各領域的治理主體聯系到一起，保證上下級、體制內外的治理活動的有效銜接和聯動變革。從人員隊伍變革的角度來看，黨既吸收治理活動的骨干分子入黨，也推薦黨員干部到重要崗位任職，以保證黨在社會革命中有足夠的人才支持。從組織方式變革的角度來看，黨組織聯系基層、黨員聯系群眾的組織方式，使自我革命的價值不僅體現在黨自身的正確性，更讓人民深刻體驗到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而加入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實踐。由此，黨的組織體系讓治理主體普遍形成高效的合作，使黨的自我革命與社會革命同向發力，催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結構性變革。

四、新中國社會革命路徑的實踐邏輯及其啟示

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革命的關鍵因素，就是堅守人民立場，通過保護和激發公民的表達和參與權利，使公民成為社會革命的推動者；基于黨的組織建設，通過強化黨內外組織銜接，使黨的影響力廣泛滲透到社會各層面；堅持自我革命，通過煥發黨的生機活力，使黨有效應對和解決國家興衰中的難題，引領國家走向繁榮富強。

（一）國家興衰作為歷史的重要主題，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深層次問題,社會革命基于黨的自我革命破解國家發展中的難題

破解國家發展中的難題，需要深刻的改革和創新，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正是這種改革和創新的關鍵驅動力。這種自我革命不僅對黨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更從根本上決定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方向和未來。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是一種主動和深刻的自我變革過程。它要求黨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完善，以提高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為人民和社會提供更好的服務。這種自我革命強調自我批評的原則，嚴格審查和評估黨的工作和行為，及時發現并糾正錯誤和不足，從而提升工作效率，增強服務質量，激發黨組織的活力和創新能力。另一方面，社會革命要實現的深刻變革，需要以黨的自我革命為引擎。社會革命是實現社會結構、權力關系、價值觀念等基本元素根本性轉變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通過黨的自我革命實現對執政理念、策略、組織和行為的全面檢查和改革，從而使黨能夠適應社會的深刻變化，解決國家發展中的難題，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二）新時代的社會革命與以往相比，同樣要進行政治和經濟變革， 也同樣要對社會的結構和功能進行組織重塑， 在這個過程中黨內外的組織銜接是社會革命的重要內容， 社會革命就是基于黨的組織體系建設優化國家治理體系

新時代的社會革命，一要強化黨內外的組織銜接。組織銜接是一種結構關系，涉及黨內外組織的信息交流、決策協同、資源共享等方面。通過加強這種銜接，黨的領導力可以更深入社會組織，推動社會革命的實施。從組織學理論的角度看，這種銜接可以看作是一種“嵌入性”的體現，使得黨的影響力能夠通過社會組織的網絡傳遞開來，形成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二要以黨組織建設促進黨內外組織的建設。組織同構增強了黨內外組織在結構和功能上的相似性，黨的組織優化和改革可以借此傳導到其他組織，推動組織優化和效率提升。從制度理論的角度看，這種同構性可以看作是一種“模仿”或“模式復制”，各種組織通過借鑒黨的組織優化措施，實現自身的改革，更好地適應變革的需要，從而提高社會革命的效率。

（三）中國共產黨對社會革命過程中人民主體性的堅守， 以及在這一框架下對政治權力與公民權利間關系的認識， 決定了社會革命必須基于探索公民權利的實現而體現自身價值

公民維護自身利益的表達權利和參與權利，又以言行的基本形式踐行了人民主體性的政治原則。新時代的社會革命，一要完善維護公民表達權利的渠道。公民的表達權利使公民能夠參與政治生活，成為社會革命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因此，維護公民的表達權利，為公民提供實現個人自由和發揮社會作用的途徑，是社會革命踐行人民民主政治原則的必然要求。二要搭建維護公民參與權利的平臺。公民的參與權利不僅是一個政治權利，更是一種社會實踐，它使公民能夠參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政策制定、生產分配、社會服務等。這種權利的實現，使得公民不僅是社會革命的受益者，更是推動者和實踐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公民的參與權利是實現人民主體性原則的具體體現。因此，社會革命要始終堅守人民立場，充分實現公民權利對于個人和社會的重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