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
——廣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之二

覃彩鑾

（廣西民族研究中心，廣西南寧 530028）

銅鼓，因以銅鑄造而得名。其高大的形體、莊重的造型、洪亮的音質、精美的紋飾、精湛的工藝和多重的功能，集權力、神性與樂器于一身，成為廣西壯族及其先民獨具特色的一種青銅器，是廣西壯族及其先民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發展的綜合體現，也是廣西壯族先民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因銅鼓與中原的銅鼎屬性基本相同，都是權力的象征，故有“北鼎南鼓”之說。壯族是最早鑄造和使用銅鼓的民族之一。早在兩千多年的戰國時期，壯族先民已開始鑄造和使用銅鼓，并穿越歷史時空，隨著甌駱人的不斷發展，世代傳承下來，至今仍在壯族民間流行使用，被稱為“活著的銅鼓”。一方面，正是壯族及其先民的智慧和創造精神，塑就了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底蘊深厚和獨具風韻的銅鼓文化，豐富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青銅文化寶庫。另一方面，銅鼓作為壯族古代青銅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和文化藝術發展的載體，從起源、鑄造工藝、鼓體造型到紋飾圖案都受到中原青銅文化的深刻影響，吸收、融入了諸多中原文化元素，是我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碩果和歷史見證。通過對壯族及其先民銅鼓文化中的獨特性及所包含的中原文化元素進行甄別與剖析，可以增進人們從整體上對廣西各民族與中原漢族關系及其文化交流互鑒歷史的了解，進一步加深對習近平關于“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等重要論述的理解[1]，增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性。

一、銅鼓：壯族歷史文化的重要標識

銅鼓是我國西南地區別具特色的一種青銅器，在我國豐富紛呈的青銅文化中風韻獨具、光耀閃爍。我國是世界上發現銅鼓最多的國家，廣西和云南則是我國發現銅鼓最多的地區，在海南、貴州、四川、湖北、湖南也有發現。隨著民族的遷移和文化交流，銅鼓還傳入東南亞地區，成為一種世界性文化。根據2015 年開展的全國銅鼓專項調查統計，我國館藏的銅鼓有1 676 面，民間收藏的銅鼓有1 500 多面。其中，廣西出土、收藏銅鼓最多，館藏的各類銅鼓達500 多面，民間收藏的銅鼓僅河池市所轄各縣就有1 417面，其中東蘭縣538 面，是收藏銅鼓數量最多且流行使用最多的縣，被命名為“銅鼓之鄉”。如果說，在云南發現年代最早的春秋時期的萬家壩型銅鼓，那么廣西則是發現銅鼓數量最多、分布最廣、類型最全（即銅鼓分類中的八大類型都有發現）的地區。

壯族及其先民鑄造和使用銅鼓，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出土的銅鼓不僅數量多，分布廣，而且類型齊全。1994 年田東縣林逢鎮和同村大坡嶺戰國墓葬發現兩面萬家壩型銅鼓（因最早發現于云南楚雄萬家壩而命名），是目前廣西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銅鼓，而后相繼在百色、貴港、桂林、賀州等地發現石寨山型銅鼓（因最早發現于云南省晉寧區石寨山戰國墓而命名）。1955 年北流縣（今北流市）發現云雷紋大銅鼓，鼓身高67.5 厘米，鼓面直徑165 厘米，重達300公斤，是我國乃至世界上發現的形體最大的銅鼓，故被譽為“銅鼓之王”，被命名為“北流型銅鼓”。1987年靈山縣舊州鎮長基行政村尚坪村出土一面鼓面飾有蹲蛙立體造型的銅鼓，被命名為“靈山型銅鼓”。1972 年在廣西藤縣蒙江橫村冷水沖出土一面鼓面四周鑄有蹲蛙、騎士及鳥獸立體造型的銅鼓，被命名為“冷水沖型銅鼓”①按照考古文化類型標準器出土地命名的原則，以最早發現的地點命名，此后凡發現與其文化形態相同或相似的遺址或文物，皆以最早出土地點命名之。 另外，我國銅鼓學界按照銅鼓的不同形制和花紋，將我國各地發現的銅鼓分為八個類型，即萬家壩型、石寨山型、 北流型、靈山型、冷水沖型、 遵義型、麻江型、西盟型等。 其中的北流型（北流市）、靈山型（靈山縣）和冷水沖型（藤縣）銅鼓，因最早發現于廣西，故以其發現地作為標準器命名。。從銅鼓造型和紋飾特征判定，廣西出土的萬家壩和石寨山型銅鼓應是從云南傳入，而北流型、靈山型和冷水沖型銅鼓，形制和紋飾特征與萬家壩和石寨山型銅鼓明顯不同，萬家壩和石寨山型銅鼓都是鼓面小于鼓身，頸胸外弧度大于鼓面；石寨山型銅鼓的鼓身多飾羽人劃舟、羽人舞蹈花紋圖案；而北流型、靈山型和冷水沖型銅鼓，都是鼓面大于鼓身，鼓面邊沿多飾有蹲蛙、牛、騎士等立體形象，其中以北流型銅鼓年代最早，約為戰國至秦漢時期；而靈山型和冷水沖型銅鼓的年代約為漢代至隋唐時期?？梢钥隙?，北流型、靈山型和冷水沖型銅鼓應是世代居住在廣西的甌駱工匠所鑄造。宋元至明清時期，壯族民間相繼鑄造和使用遵義型、麻江型、西盟型銅鼓。特別是紅水河流域上游的東蘭、天峨、南丹等縣民間，因流行“螞蟲另節”活動，幾乎每個壯族村寨乃至每個宗族都保存有由雌鼓雄鼓組合的銅鼓。當地壯族以擁有銅鼓為榮，凡節慶、祭祀、集會、喜慶之事必敲擊銅鼓伴奏歌舞。春節期間村與村之間還舉行賽銅鼓、跳銅鼓舞活動，雄渾洪亮、震撼人心的鼓聲伴隨著人們的歌聲舞蹈和歡笑聲，在山谷田峒間回蕩，成為壯鄉一道別具特色的文化圖景。清末至民國年間，由于銅鼓鑄造技術失傳，銅鼓存量日趨減少。銅鼓屬大型空腔類器物，鼓壁薄且均勻，鑄造工藝復雜，對音色的要求極高。因此，鑄銅鼓之形易，敲出的音色要得到當地群眾的認可則難。直至20 世紀90 年代，河池市環江毛南族自治縣韋氏兄弟經過多年探索與反復實驗，終于掌握了銅鼓鑄造工藝技術，成功鑄造出形音兼具、獲得當地老鼓手和群眾認可的銅鼓，失傳的銅鼓鑄造技術得以重拾和延續。在鑄造過程中，韋氏兄弟還融入現代科技和文化元素，實現了銅鼓文化的繼承與創新。爾后，東蘭民間工匠也掌握了銅鼓鑄造技術，開始鑄造銅鼓，使得民間銅鼓的擁有量與日俱增，實現了銅鼓文化的復興和光大。壯族銅鼓文化還影響了廣西的瑤、苗、彝等民族，豐富的廣西銅鼓文化反映了廣西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銅鼓已走出壯族山鄉，進入城市的節慶活動，并且還登上了中央電視臺文化節目，壯族銅鼓習俗亦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而銅鼓圖像也成為城市建筑裝飾和雕塑的重要元素，營造出濃郁的銅鼓之鄉的氛圍，實現了銅鼓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成為廣西民族文化的重要標識和特色文化的亮麗名片。

據研究，銅鼓由炊器的釜發展演變而成。銅鼓在壯族及其先民的社會生活和信仰觀念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且具有多重功能。一是樂器，即在節慶集會或祭祀活動敲擊銅鼓伴奏歌舞，營造隆重、熱烈氣氛，激發歌舞者的熱情，以敲擊銅鼓為節拍，歌舞的節奏，呈現出抑揚頓挫、整齊劃一、賞心悅目的效果。二是權力、社會地位、身份或財富的象征。歷史上，銅鼓是青銅器中的重器，通常是部族中德高望重、富有權威的首領、王侯、將領或貴族才能擁有。正如《隋書·地理志》所云：“有鼓者號為‘都老’，群情推服?！北彼螛肥贰短藉居钣洝肪砥甙宋遢d：“俚僚貴銅鼓，以高大唯貴。鳴此鼓集眾，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極為豪雄?！比巧裥灾?。銅鼓因具備響徹、渾宏之聲，如同雷聲，故被壯族及其先民賦予神秘的靈性，視之為溝通神靈之器，銅鼓面上所飾的太陽紋、蹲蛙、牛、鷺鳥等塑像，是壯族及其先民崇拜的對象，民間還流傳著許多關于銅鼓的神話故事，將銅鼓看作一種通神之器。在祭祀活動中，敲擊銅鼓祈求天降雨水、風調雨順、農業豐產。唐代許渾《送客南歸有懷》中就有“瓦尊迎?？?，銅鼓賽江神”的詩句。四是敲擊以集眾或作為指揮軍隊作戰的號令。

銅鼓主要由銅錫合金鑄成，其制作含有諸多科技元素。銅鼓一般由鼓面、胸、腰、足、耳和立體飾像六個部分組成，形如圓墩，鼓胸曲腰，腹和底皆空，兩旁附對稱雙耳，遍體飾紋，可謂集造型、雕塑、刻畫鑄造、樂器、禮器、重器于一體，融科技、美學、物理、化學、幾何、工匠精神和民族智慧于一爐，堪稱精美的藝術作品和包含諸多科技元素的產品。甌駱工匠大約在戰國時期開始鑄造銅鼓，隨著鑄造經驗積累、技術提高和認知深化，甌駱工匠從早期鑄造的小型實芯器物的基礎上，逐步掌握了鑄造大型空腔類青銅器的工藝技術，開始了銅鼓的鑄造。大型空腔類、圓形且側面腰部呈曲線起伏、器壁厚度不足1 厘米的青銅器，是青銅鑄造中難度最大的一類器物，其鑄造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實心體或小型空腔類器物。實驗考古證明，銅鼓模與范的塑造及紋飾雕刻是關鍵。首先是選擇質地純凈、黏性強的泥料，經過充分拌合增加黏性，先塑出鼓的內模，而后在內模外壁通體刻畫布局有序、種類多樣、線條細膩、構圖完整的花紋圖案，繼而用泥料完全敷蓋在內模上，以翻出范板。如此一來，內模通體上刻畫的紋飾便翻印于范體內側，然后將外范分割為二，使之與內模分離。接著要將內模（即范芯）外壁通體削去一層泥料，再套上外范，其間用支釘有序支隔，使內模與外范之間形成空隙，其空腔的間隔度便是銅鼓的鼓壁厚度。最后將合金的銅液從澆注孔注入空腔內，直至飽和。待銅液冷卻后，揭去外范，搗碎內模，取出銅鼓，對澆鑄過程中形成的毛刺、飛邊等進行修整，再焊卯上另行鑄造的立體裝飾塑像和鼓耳，一件完整的銅鼓便宣告完成。耗費工匠們大量勞動和精心制作的模與范，鑄造一面銅鼓后便廢棄。若是繼續再鑄造一面銅鼓，需要重新制作模與范。所以，在出土的眾多銅鼓中，沒有兩面完全相同的銅鼓，原因便在于此。在廣西發現的許多銅鼓內壁，還發現有鏟削的痕跡，專家分析認為，這應是工匠們為調節銅鼓音色留下的，說明先民們對銅鼓音色的重視。據銅鼓專家研究，鑄造形體如此宏大、結構如此復雜的銅鼓，很可能采用的是從中原傳入的失蠟鑄造法。通過對銅鼓鑄造工藝及過程的記述，便可知銅鼓鑄造的復雜性及技術難度，其中還不包括銅錫礦的開采、冶煉、煉爐修筑與結構、鼓風設備、合金比例等。

從出土銅鼓的形制和紋飾看，銅鼓的鑄造，也經歷了從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早期鑄造的北流型銅鼓，形體雖大，但器壁厚重，紋飾簡單，音色也較低沉。秦漢至南北朝時期鑄造的靈山型和冷水沖型銅鼓，結構合理，造型美觀，線條起伏有致，紋飾豐富，構圖精美，地方特色鮮明，音質洪亮悠揚，標志著銅鼓鑄造技術的成熟。銅鼓的鑄造，工藝復雜，技術難度大，涉及銅錫礦的開采、冶煉、合金、銅鼓模范的塑造、裝飾圖案花紋的雕刻、合范、澆鑄、修整調音、焊接（鼓面裝飾塑像）等復雜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有精湛的技術和嫻熟的工藝，還需要高效的組織與分工協作。壯族先民甌駱工匠在學習和借鑒云南百濮工匠鑄造的萬家壩和石寨山型銅鼓造型的過程中，根據本民族的審美觀念和社會生活的需要，在銅鼓造型、結構、花紋圖案裝飾等方面作了諸多改進，攝入了諸多本民族文化元素，實現了銅鼓鑄造的創新，并且包含諸多科學原理，提高了銅鼓品質。秦漢至隋唐時期，壯族及其先民鑄造的銅鼓，形體適中，裝飾美觀，紋飾精致，莊重大氣。甌駱工匠鑄造時，將鼓面延伸至鼓身外，既可優化音質，又便于手持移動。其鼓胸束腰侈足，利于敲擊時銅鼓音的共鳴與釋放。鼓面邊沿的立體裝飾雕像，皆取材于其生活、信仰和崇拜物，如青蛙、牛、鳥、龜、騎士等，并且采用單獨雕塑和鑄造的方法，而后焊鑲于鼓面周邊，嚴密穩固，渾然一體，可謂匠心獨具。更令人贊嘆的是，當時尚未出現圓規類繪圖工具，但工匠們鑄造的銅鼓，無論是鼓面、鼓胸還是鼓底，線條圓潤，規整對稱，完全符合黃金律，反映了壯族及其先民高超、嫻熟的鑄造工藝和創造智慧。唐代劉恂《嶺表錄異》卷上贊曰：“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以來，爐鑄之妙，實為奇巧?！盵2]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云：“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致，四角有小蟾蜍?！盵3]壯族及其先民鑄造銅鼓造型之莊重，結構之精妙，紋飾之精致，由此可見一斑。

二、銅鼓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銅鼓是壯族及其先民的一種標識性青銅器，也是壯漢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載體，凝聚著壯漢民族的智慧和創造精神。一方面，銅鼓作為一種集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科技、民俗、審美為一體的重器，無論是其起源還是文化內涵，都源于社會生活和文化藝術積累，即銅鼓的造型來源于作為日常生活中用于炊煮的釜，銅鼓中心光芒四射的太陽紋、鼓面邊沿的立體蹲、牛、鳥等圖像，寓含著壯族先民對太陽、青蛙、牛、鷺鳥的崇拜，是工匠們對生活的觀察、提煉和融入銅鼓文化的結果。另一方面，壯族及其先民居住的廣西，西面是青銅鑄造業發展較早的云南，東北面與湖南毗鄰，是青銅鑄造業發達、青銅文化繁榮發展并南傳廣西的主要通道。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原青銅器及其鑄造技術已通過湘桂走廊，傳入甌駱人居住的廣西，催生了廣西青銅鑄造和青銅文化。秦和漢王朝統一嶺南后，隨著大批中原人南遷“與越雜處”，帶來了中原青銅鑄造技術，進一步促進了青銅鑄造業和青銅文化的發展。壯族及其先民在鑄造銅鼓過程中，既受到云南銅鼓文化的影響，更受到中原青銅鑄造技術和青銅文化的深刻影響，因而壯族及其先民鑄造銅鼓的工藝和裝飾花紋圖案，學習、借鑒和吸收了中原地區的青銅鑄造技術和文化元素，既促進了銅鼓鑄造業的發展，又豐富了本民族銅鼓文化的內涵。中原青銅文化元素，主要反映在銅鼓的使用功能、鑄造工藝、技術和裝飾的花紋圖案中。

（一）銅鼓功用蘊含的中原文化元素

壯族及其先民鑄造和使用的銅鼓，有其自身的起源和發展軌跡，即造型源于作為炊器的釜。早在新石器時代，先民們用作炊煮的圜底、鼓腹、侈口的陶釜已經出現。將釜倒置，便是銅鼓的早期類型——萬家壩型銅鼓。銅鼓出現后，隨著社會發展，銅鼓被賦予多重社會功能，并且由最初的樂器演變成部族酋首權力、身份、地位和財富的象征。但其名稱和用作禮樂器的功能，則受到中原禮樂文化的影響。

鼓作為一種傳統打擊樂器，歷史久遠。鼓的名稱、擊鼓伴奏歌舞之俗，源于中原地區。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鼓”字，屬會意字，左邊是鼓的本字，右邊是“支”，表示手持棒槌擊鼓之意。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曰：“鼓，郭也。春分之音?！盵4]古文“郭”“廓”相通，有擴張、延伸與成長之意。東漢劉熙《釋名·釋樂器》稱：“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盵5]東漢應劭《風俗通義》釋云：“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盵6]由此可知，“鼓”的名稱和文字，在公元前16 世紀的商代已經出現。

鼓的歷史源遠流長。據考證，在舊石器時代，原始人類遇到喜慶之事會手舞足蹈、敲擊石器助興。到了新石器時代，原始人類發明了燒制的陶器，出現了用陶土燒制成上圓、中鼓、空腹的“鼓”，用木棒或蕢草制成鼓槌敲打為樂，故《禮記·明堂位》有“土鼓，蕢桴葦草，伊耆氏之樂也”的記載[7]。商周時期，土鼓開始用于皇家組織的祭祀與禮儀，《周禮》規定：“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蠟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盵8]221這在祈求豐年和年終國祭蠟中，都用鼓舞娛媚神靈，并且還建立了專門管理鼓樂的機構和“鼓人”官職負責管理鼓制、擊鼓等事，制定有一套鼓樂的制度。正如《周禮》所云：“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盵8]116此后，鼓舞更加規范，用于各種祭祀、軍事、勞作等活動，前期使用的土鼓演變為用陶土或原木制成鼓腔，蒙上獸皮鼓面，使得敲擊的鼓聲更加雄渾洪亮，標志著“革鼓”的出現。由于鼓聲雄渾洪亮，響徹天際，震撼人心，故古人將鼓聲與雷聲類比，賦予神性，且擊鼓求雨祈豐年習行成俗，《易·系辭》有“鼓之以雷霆”之說?？梢?，擊鼓祭年求雨祈豐年、擊鼓伴舞為樂，源于中原。南傳廣西后，為甌駱人所借鑒和吸收，融入銅鼓功用之中，亦敲擊銅鼓祭年求雨祈豐年、敲擊銅鼓伴奏歌舞以為樂。

（二）銅鼓鑄造工藝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中原華夏民族是我國最早鑄造青銅器的民族，公元前10 世紀前的夏商時代已開始鑄造青銅器，并且經歷了從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初始階段，首先從鑄造結構簡單的實心體小型器物開始的。已出土的考古資料證明，這一階段流行采用的是合模（范）鑄造法，即使用一塊對剖的石料，內中各鑿刻出所鑄器物的半邊形體，留出澆注的小孔，然后將兩范緊扣為一體，將合金的銅液從孔口注入范體內，直至飽和。待銅液冷卻后，揭開石范，取出鑄件。如果需要，可用此范繼續再鑄。廣西武鳴區元龍坡戰國墓葬里也出土有此類石范。另一種是泥模（范），即使用經過拌和的黏土制成鑄范，形態和鑄造方法與石范相同，一范可以多次使用，重復鑄造。所以在出土的小型實心體青銅器中，常見有戈、矛、鉞、劍、鏃、鐓、斧、錛、鍤、鑿、刀等小型兵器或生產工具，形制相同，均是使用此類模（范）反復鑄造的結果。隨著鑄造經驗的積累和鑄造技術的提高，工匠們開始鑄造空腔類器物，如生活用品、樂器乃至禮器，常見的有鼎、壺、鬲、甑、罍、尊、簠、斛、觥、盒等。此類空腔類器物通常采用內范外模澆注法進行鑄造，這是鑄造的發展與進步。大約到春秋時期，出現了失蠟鑄造法（也稱“熔模法”），這是一種比青銅鑄造更先進、更精密的一種鑄造方法，即使用蜂蠟做成鑄件的模型，再用其他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經過加熱燒烤后，蠟模全部熔化流出模型，從而形成空的型腔，然后向型腔內澆鑄銅液，凝固冷卻后，便可鑄成器物。失蠟鑄造法是在外模內范鑄造法基礎上的創新，用蠟類取代了傳統的模與范間的支釘，使鑄件具有無模范之痕、飽滿光潔、細致精密、玲瓏剔透之特效，標志著青銅鑄造工藝與技術的創新與巨大進步。銅鼓研究專家認為，銅鼓作為結構復雜的大型空腔類器物，很可能是采用失蠟法鑄造而成。失蠟鑄造法是中原工匠在長期的鑄造過程中，經過不斷實踐與摸索的開創性新成果。這種創新性鑄造法南傳至廣西后，甌駱工匠學習并逐漸掌握了內模外范失蠟鑄造法，應用和融入銅鼓鑄造實踐中，并根據本民族需要和審美觀，以創新精神，巧妙地注入地方民族文化基因，鑄造出一面面造型獨特、結構嚴密、紋飾精美、內涵豐富、具有鮮明地方民族特色的銅鼓。事實證明，民族文化交流為民族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活力，促進了文化的發展，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與璀璨風采。中原文化傳入廣西，對廣西甌駱及其后裔壯侗民族文化起著引領和促進作用?？少F的是，廣西甌駱及其后裔學習和借鑒中原地區的內模外范和失蠟法鑄造工藝，用以鑄造與云南萬家壩、石寨山型銅鼓不同、具有鮮明地方民族特色的“粵式”銅鼓，并獲得成功，豐富和發展了我國銅鼓的新類型，形成了文化交流互鑒的碩果，堪稱中原文化與甌駱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例，也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典范。如果沒有中原內模外范和失蠟鑄造方法的傳入、影響和借鑒，壯族先民可能難以在戰國至秦漢時期就鑄造出形體如此龐大、結構如此嚴密、造型如此凝重、紋飾如此精美、風格如此獨特的銅鼓，這是民族文化交流作用與魅力的生動詮釋。

（三）銅鼓紋飾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早在新石器時代，先民們就開始在陶器上刻畫或模印各種花紋圖案作為裝飾，既可增加器壁的皺褶度，便于手持不易滑落，又能增加陶器的美觀感。到了商周至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青銅鑄造業的產生與發展，在青銅器特別是禮器上飾以形式多樣、布局對稱、紋飾繁縟、圖案精美、寓意深刻的花紋圖案，將花紋圖案裝飾發揮到了極致，實現了青銅器別致造型與精美紋飾的完美結合，使之成為青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青銅文化的內涵，也增加了青銅器的靈性與魅力。青銅器紋飾作為一種視覺語匯，成為傳遞人們的信仰、風俗、文化心理、價值取向和審美觀等信息的藝術符號，通過這些藝術符號詮釋社會文化內涵，揭示其藝術成就、特色與面貌。青銅器上裝飾的花紋圖案，多取材于大自然、信仰和社會生活，是工匠們藝術創造的結果，反映了人們的信仰、愿望、追求、審美和藝術成就。不同民族由于生活的自然環境、經濟生活方式、所處時代和審美觀的不同，其藝術形式、花紋圖案種類和裝飾風格也不盡相同。在民族交往交流過程中，不同地區和民族鑄造的青銅器裝飾花紋圖案也在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吸收與交融。因此，紋飾的種類、裝飾形式、方法及風格特征，往往成為辨別青銅器的鑄造年代、民族和相互影響的重要依據。中原地區青銅器及其鑄造工藝與技術的南傳，不僅促進了廣西甌駱青銅鑄造業的發展，而且將中原青銅器裝飾的花紋吸收和融入銅鼓，形成中原青銅紋飾與地方民族特色紋飾的巧妙結合，使之成為廣西甌駱與中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載體和歷史見證。

1.太陽紋。全世界同在一片藍天和太陽照耀下，太陽給大地帶來光明與溫暖，給萬物帶來生機，因而世界各地普遍崇拜太陽，中華各民族也流行太陽崇拜，并且流傳著許多有關太陽的神話故事。在我國歷代文獻或詩詞中，從《周禮》《尚書》《史記》《山海經》到屈原《離騷》乃至后期的詩詞中，都記載著人們對太陽的崇拜和贊美。又因太陽從東方升起，故稱之為“東君”，如南北朝魏收的《五日詩》中就有“因想蒼梧郡，茲日祀東君”的詩句。我國許多民族一直保留和傳承著祭拜太陽習俗。在中原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中，最早發現的太陽紋在陜西銅川三里洞出土的商代早期獸面紋鼎上。商代晚期至西周以后，青銅器上太陽紋飾日漸增多，河南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銅彝和西周時期的弓形器上，都飾有帶芒星的太陽紋。隨著中原青銅器的南傳，其青銅器的裝飾花紋圖案也隨之傳入，對甌駱銅鼓紋飾產生深刻影響。甌駱工匠不是簡單吸收和復制中原青銅器的紋飾，而是根據銅鼓的功能和本民族的信仰及審美觀，對太陽紋的裝飾部位和紋樣形態作了別具匠心的布局和創新性美化。工匠們將其花紋裝飾與銅鼓的實用巧妙地結合起來，采用寫實的藝術手法，將光芒四射的太陽紋置于鼓面中心，中間為加厚凸起的圓餅形太陽體，周邊有序地鑄出8—12 道光芒紋，芒紋外飾一圓形暈圈，使太陽紋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紋飾單元。中間加厚凸起的圓餅形太陽體，是敲擊銅鼓部位。將之適度加厚，使之耐于敲擊、不易損壞。圓餅形太陽體的周邊所飾的光芒形紋，既形象又生動美觀，表達人們對太陽的崇拜心理，同時又可使敲擊銅鼓的聲波沿著芒紋向四周均勻傳播，優化了銅鼓音質，使鼓聲渾厚、悠揚、悅耳，反映了甌駱人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借鑒與吸收，體現了甌駱工匠的智慧與創新精神。

2.其他紋飾。中原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上的紋飾，種類繁多，形式多樣，常見的紋飾種類有獸面紋（饕餮紋、夔龍紋、蟠虺紋、鳳鳥紋、牛紋、魚紋、鳥紋、虎頭紋、蟬紋、龜紋等）、物象紋（圓渦紋、半人半獸紋、陶紋、貝紋、垂鱗紋、蕉葉紋、乳釘紋、花瓣紋、羽紋、五銖錢紋等）、幾何紋（雷紋、云紋、方格紋、連環紋、鋸齒紋、回形紋、重環紋、網紋、水波紋、弦紋等）等。這些紋飾布局規整、形象生動、構圖精美，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反映了人們的信仰、文化藝術創作與審美觀念，展示了工匠們卓越的藝術創造，為莊重、別致的青銅器增輝添彩。中原青銅器南傳廣西后，其銅器上的花紋裝飾，得到甌駱人的認同和欣賞。甌駱工匠在銅鼓的花紋裝飾中，既有取材于自然界、經本民族藝術化的紋飾，如立體蹲蛙、雙蹲蛙、牛、翔鷺、銜魚翔鷺、羽人、羽形紋、雙鳥、蟬、田螺、斿旗、變形船紋、乘騎、水波、漩渦、蕉葉、花瓣等紋飾，顯示出鮮明的地方民族特色；也借鑒和融入了大量的中原銅器上的紋飾，如北流型、靈山型和冷水沖型銅鼓上的太陽紋、云雷紋、方格紋、弦紋、乳釘紋、重圜紋、鋸齒紋、回形紋、四出錢、龜紋、萞紋、葉紋等。有的銅鼓因以中原青銅器紋飾為主，如北流出土的“銅鼓之王”，鼓面中心為八芒星太陽紋，周邊暈圈內全部為細密的云雷紋，故稱之為云雷紋銅鼓。中原青銅紋飾的吸收與融入，豐富了銅鼓紋飾，增加了銅鼓的裝飾美。所以說，銅鼓紋飾是地方特色紋飾與中原紋飾薈萃的集合體，反映了古代廣西甌駱及其后裔對中原文化的認同、互鑒、吸收與交融，促進了銅鼓文化的發展與繁榮。

中原青銅器及鑄造技術傳入廣西，對壯族先民甌駱人銅鼓的鑄造產生深刻影響。作為最早鑄造和使用銅鼓的民族之一，壯族及其先民借鑒和吸收中原的鼓和青銅文化，開創了銅鼓的鑄造。壯族先民甌駱人學習和借鑒中原青銅鑄造技術，應用到銅鼓的鑄造中。其所鑄銅鼓既保持了鮮明的稻作文化特色，又學習和吸收中原青銅鑄造技術和花紋裝飾，并且在借鑒和吸收過程中不斷創新，形成了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最佳模式。因此，壯族及其先民鑄造的銅鼓，不僅成為漢壯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載體，也是漢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