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宮廷文化的重審 歷史與文學的互證
——高志忠學術研究芻論

龍其林

（上海交通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240）

新時期以來，國內古代文學研究迅速得到恢復與發展，涌現出一批重要的學者和重量級著作。學界的老中青三代分布合理，中年一代固然甘于堅守，青年一代也在研究思路與方法上不斷嘗試，整個學科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態勢。在古代文學研究界，有一批新銳的青年學者潛心于研究，他們以現代意識對話經典，融合文學史料與研究方法，發表了一系列研究個性突出、視角獨特、厚重扎實的論著。高志忠即是其中一位，他在中山大學獲得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學位，后在暨南大學博士后流動站工作，現為深圳大學故宮研究院院長、文學院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古代詩文與詩文批評，兼及明清宮廷戲劇與故宮學研究。高志忠在《文藝研究》《美術研究》《戲劇藝術》《戲曲藝術》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宮廷戲劇史料匯編與文獻文物研究”及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廣東省哲社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等課題多項，學術兼職有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散曲研究會理事、廣東省中國文學學會理事等，主編“故宮學研究叢書”一套，出版《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明清宮詞與宮廷文化研究》等學術專著四部。學術專著《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商務印書館，2012）、《明清宮詞與宮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出版后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

高志忠的學術研究聚焦于明清兩朝的宮廷文化這一領域，通過對明代宦官詩文創作、宮廷戲劇以及明清宮詞等方面內容的研究，提出對于明清兩朝宦官文學的新認識，糾正了長期以來停留在人們印象中的對于宦官及其文化身份的扭曲評價。高志忠的文學研究立足于豐富的史料，善于通過文本細讀以小見大，分析出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與群體心理，借此探究宦官創作觀念的嬗變及其背后所蘊藏的豐富文化信息。他的宦官文學研究思維敏捷而態度嚴謹，材料扎實而觀點新銳，尤其善于從文學與歷史的相互闡釋中發現富于意味的細節。

一

高志忠的文學研究以明清兩朝的宦官文學為對象，他不是從政治、階級層面來看待宦官這一特殊群體，而是將其視為一種特定時期的社會現象、文化現象，努力挖掘隱藏在宦官身份表象下的豐富文化信息。高志忠的宦官文學研究涉及面廣泛，既有對明代宦官教育狀況、文化活動、權力角逐的系統整理與解讀，又有對宦官文學產生根源的透徹剖析，由此呈現出一個生活方式獨特、情感世界飽滿的宦官文學領域。高志忠的宦官文學研究重視對明清文人創作觀念和文化形態流變的審視，厘定明代文人與宦官之間的復雜關系，努力還原明代宦官專權影響下明代文人和文學的生態。

高志忠的學術研究重視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稽考了大量罕見宮廷創作資料，在對這些信息的歸納中提取出一系列讓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高志忠通過對明代宦官受教育情況的系統考述，改寫了人們對于宦官固有的生理與心理雙重“變態”的印象，揭示出其作為一個文化素養相對較高的知識群體的形象。知識型宦官大多產生于明代的內書堂教育、帝王伴讀和名太監門下，他們的存在是宦官文學誕生的前提和基礎。高志忠針對知識型宦官的詩文活動進行了全面梳理，探討宦官文學作品的存佚情況，對一些較為重要的宦官文人的生平進行稽考，在大量文本細讀過程中概括了宦官文學在思想性、藝術性方面的特點，從而展現出宦官文學創作內容與風格的多樣性?；鹿匍L年累月深居宮中，生活權利和自由受到限制，加之自身的身體缺陷和外界社會的歧視，使得他們的詩文創作表現出對禁錮困居生活、孤獨寂寥心理的刻畫，多有發憤辯誣之作。高志忠注意到“他們的創作不用考慮社會意義，功業名利，所以是更本真更自然的有感而發。也因為其身處獨特的人文環境，他們特有的視野和思維，形成獨特的文學體現。更由于其特殊的處境，我們從其作品中體味出不同于常人的特殊表達”①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78頁。。萬歷時王翱曾作《詠籠雀》，將長期困居皇家牢籠的寂寞凄涼和無可奈何表露得淋漓盡致：“曾入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奈愁何？徒于禁苑隨花柳，無復郊原伴黍禾。秋暮每驚歸夢遠，春深空送好音多。圣恩未遂銜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雹趨⒁姼咧局摇睹鞔鹿傥膶W與宮廷文藝》，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65頁。曹化淳的《睹南來野記感懷》則力圖洗刷自己“開門迎闖王”的冤屈，是宦官借助詩歌辯誣的力作。由于這個群體特殊的生理因素和心理狀態，知識型宦官為求心靈的安頓更加相信宿命與迷信，他們往往崇尚禮佛與問道，因而對事物的認識和把握也極具宗教哲理意味，也催生出意境飄逸的詩文，如：“仙樂忽從天外傳，嶺云盡向洞中歸。羨門久訂餐霞約，直入玄關與世違?！币灿谐錆M禪宗頓悟之感和哲理性的詩句，如：“萬物備于我，我身當踐行。既無不了事，那有未忘情?！?/p>

高志忠從事明清宦官文學與文化研究的過程中，注意在文學與歷史的坐標系中進行互相闡釋，以避免單一學科視野切入問題時可能存在的視野局限。他特別注意“孤證不立”，對于難以確認作者、年代、背景的文本不輕易下結論，而是系統整理、考釋了大量例證，可見其客觀、嚴謹的學術研究態度。例如，明代的宦官事務活動范圍相對較廣，他們既受命于朝堂之上，也時而作為礦監、稅監、提督等任命游走于各個領域，他們接觸的人員來自各個階層。富有學養的宦官可以利用這些便利條件進行文學創作與交游，其主觀的個人文學行為便對整個明代文學建設多有影響?！叭缭谂c帝王的文學交游中，直接促進了宮廷文學的發展，而宦官之間的文學影響，以及宮內教書等，又直接促成奴婢文化圈的形成。而他們往來于地方與朝廷之間，又直接帶動廟堂文學與民間文學之間的交流。其廣泛交友文人士大夫和僧侶人員，又使得奴婢文學、士大夫文學、宗教文學之間多有融會貫通。也由于明代宦官對明代社會的影響廣泛而深遠，他們也成為明清各種文體創作的重要主題之一?！雹蹍⒁姼咧局摇睹鞔鹿傥膶W與宮廷文藝》，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27頁。高志忠認為，既可以從文學角度給予宦官以特殊觀照，也可以透過他們的視角給文學以特定審視，這就是宦官與文學之間的“互相闡釋”。在討論了明代宦官對明代文學風格嬗變產生的影響后，高志忠隨后對明清詩文、戲劇、小說、謠諺、宮詞進行系統梳理和解讀考析，總結出宦官的生活際遇、功過是非也成為文學創作的一大題材。如李玉的《清忠譜》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旨在揭露魏忠賢的罪惡，幾近真實地再現了明末東林、復社與“閹黨”及其余孽斗爭的社會歷史。④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66頁。又如徐禎卿《雜謠四首》中“東市街，西市街，黃符下，使者來。狗觫觫，雞鳴飛上屋，風吹門前草肅肅”的描寫，敘述了宦官專權導致民間生活動蕩。①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67頁。

高志忠對宦官詩文材料的整合梳理與考析論證，開拓了宦官文學研究這一新領域，彰顯了其勇于創新的鉆研精神。明代宦官文學所展現出的宮廷生活場景和歷史畫面，某種程度上也填補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空白，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對于宦官與文學“互相闡釋”的探究，倡導了文化互證這一研究理念，是其學術研究的亮點。

二

高志忠的學術研究具有強烈的解剖色彩，這種解剖重在深挖某個現象背后的種種誘因，理清其間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后直抵誘因內核，彰顯出犀利、精準的思維智慧。在《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一書中，高志忠呈現了宦官與文人之間既交善又交惡的復雜關系，以及文人在擅權宦官影響下的生存際遇、思想狀態。隨之，針對當時諂詩諛文大行其道，士風文風大為突變，高志忠做出精準的解剖。此外，對于明代宮廷戲劇的繁盛、內外廷演戲的“離合”所作的精細評析，亦是高志忠游刃有余地運用解剖手法來研究問題的突出表現。

用解剖手法作為文學的研究方法，好比為文學的某些征候做手術，要于紛亂復雜的表象中，梳理條條誘因，找出最關鍵的因素所在，特別考驗研究者的思維能力和學識水平。高志忠運用“解剖手法”進行的學術研究，秉持著客觀、嚴謹的態度，論據充分又與主題相契，加之其開闊、靈敏的思維，在解讀某類文學現象時往往能夠一語中的。在解剖某個問題前，高志忠會查閱大量相關的文獻資料，一方面是用來佐證其解剖結論，另一方面是用來證明確實存在某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梢哉f，高志忠對于學術研究的“解剖手法”是層層遞進、富有條理的。例如，過去人們對于宦官的研究多停留在其政治影響層面，而鮮有人在考究明代文學時考慮到宦官帶來的影響，高志忠則在審視明代文學的流變中敏銳地捕捉到這個重要因素。他查閱大量文獻資料，順著宦官與文人的交往情況、知名宦官的生平考略，剖析出在擅權宦官的影響下，明代文人的心態發生的大幅改變，文學團體分化重組，文壇風氣也變得軟媚庸俗、歸隱風盛。原本成長于李東陽及其茶陵派羽翼下的前七子，隨著宦官劉瑾的專權，因不滿于李東陽對專權宦官的曖昧行為和隱忍態度，最終與茶陵派分道揚鑣，另立門戶。不僅如此，李東陽的態度也引起茶陵派內部成員及其門生的分化，主要表現為兩派：一派是只反劉瑾不反李東陽，另一派是既反劉瑾也反李東陽。而到后來，經過與劉瑾的交手、斗爭，以七子為核心的復古派成員又出現了分頭發展的局面，他們或棄文入道，加入理學家行列，或先后復官，卻又受到李東陽一派的排擠。還有一部分人干脆選擇回家隱居，并形成新的作家群落?！皣烂艿姆ňW、文網等高壓政策，使館閣之臣多數懷有疑畏的心理，進而被馴服為極為小心、屈從的一個群體”②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38頁。，同時“擅權宦官的威令震懾使士人多明哲保身，而他們的威逼利誘又使不少士人走上依阿取勢之路”③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39頁。。高志忠從《中國古代佞幸史》擷取一例：“佑貌美而無須，善侍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須？’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④參見王丙歧《中國古代佞幸史》，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71頁。文士的諂媚求全一方面助長了宦官的專權之勢，一方面又使得諂媚風氣大行于世，形成惡性循環。一部分遭到擅權宦官打壓的耿直之士愈挫愈勇，因反閹氣節為人推崇，而還有一部分文士走上了聲色享樂之路。其中的竟陵派因經歷過黨爭的腥風血雨，在被動或主動歸隱后，其詩文創作則多了一種野老鄉居的清冷幽深。

同樣基于解剖的研究方法，高志忠對明代宮廷戲劇的盛行與戲曲種類的繁多進行了剖析。首先，從宮廷戲劇的表演者——宦官的演戲淵源出發，高志忠考察了宦官演戲的歷史和建制變更，進而系統梳理了明代宦官演戲的種類、劇場、劇目、伶人優語等作為旁證，反映出明代宮廷戲劇的繁榮之勢所言非虛。確立了可供解剖的對象后，高志忠開始一一從與宮廷戲劇相關的人物思想和心態進行分析。高志忠認為，明初皇家為了政權穩固嚴令控制民間戲劇演出，后來才對宮廷演出加大投入，明代皇族家庭的庶民思想、帝王的個人喜好以及宦官伶人對明代帝王的投其所好促進了宮廷戲劇的發展，但此外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布衣出身、僧侶經歷，使得他對戲劇這種民間俗文學樣式比較欣賞和接受，他通過一系列的政策律令，讓戲劇在宮廷得以傳播發展。而明代帝王好戲的習氣，則加速了戲劇演出在宮廷的繁榮興盛。負責帝王娛樂活動的內廷宦官見風使舵，乘機進獻新聲巧技以博取帝王的恩寵，這種一味迎合帝王口味的戲劇演出或許會使傳統戲劇的道德教化、諷諫意義逐步退化，但總體來說，宦官參與宮廷戲劇演出以邀寵獲幸的競爭之勢，刺激、促進了宮廷戲劇種類的更新與戲曲審美風格的多樣化。在談到明代宮廷戲劇演出的沒落時，高志忠指出“聲色娛樂在多事之秋，比之政權，帝王更知孰重孰輕，明末風起云涌之際，崇禎不再幸玉熙宮，甚至遣散罷黜伶人”①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97頁。，一語道破了宮廷戲劇存在的最主要條件。這樣精準凝練的剖析，直抵明代宮廷戲劇繁盛的核心因素。在論及明代教坊司與鐘鼓司出現的“合流”情況時，高志忠指出“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雅樂的失落。帝王不重視雅樂，嚴重而言就是一種禮樂崩壞，直接后果就是教坊司的衰敗，鐘鼓司的興起”②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12頁。。教坊司與鐘鼓司原本分工不同，教坊司負責在外廷的文人士大夫面前公開演出，要求顧及國家體面、道德教化，而鐘鼓司主要對內廷的皇帝負責，投其所好即可。當鐘鼓司不斷受到帝王的重視，演藝職能已可由內廷延伸至外廷，且外廷教坊伶人受到帝王寵幸則“閹割”入內廷演戲，此種在業務和人員上的“合流”，正體現了彼時宮廷由重教化到偏娛樂的過程。至明朝中后期，這種偏娛樂的形勢還在繼續發展。因律令的寬松和城市經濟的發展，南戲在江南一帶迅速崛起，后傳至京都，進入內廷。神宗新設四齋和玉熙宮專門學習南戲，南戲善于表現盛世王朝聲色娛樂、歌舞升平的特點使其在宮廷大受歡迎，重教化的宮廷傳統戲劇北雜劇則呈日趨衰弱之勢。

高志忠對于明代文學流變、明代宮廷戲劇繁盛和宦官內外廷演戲的“離合”解剖研究，既見解獨到，又精準恰當，這與他學術研究中從宏觀上把握命題，條分縷析探究各種誘因的研究思路密切相關。此種解剖方法，對于學術研究初學者也具有啟示意義。

三

高志忠還擅長“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即通過細讀文本，探究文本本身創作觀念的嬗變和闡釋文本所蘊含的各類文化信息。這種研究方法在其專著《明清宮詞與宮廷文化研究》有集中的體現。在這本專著里，高志忠首先對明清宮詞的作者、作品進行了系統的歸類、整理，進而通過梳理、分析一百多篇明、清、民國時人撰寫的宮詞序跋、題詞等，研究了明清宮詞作者的宮詞觀念和晚清宮詞的嬗變，并對宮詞這一文體所蘊含的豐富文化信息及社會價值給予了積極的評價。

高志忠“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是在大量閱讀文本的基礎上進行的。大量閱讀可以讓研究者對研究對象變化、發展過程中所蘊藏的某些規律產生大致的印象，再經由對文本資料的系統分析和精細考證，歸納出某些僅憑單個文本資料所無法認識到的隱藏信息。而這類信息往往比較重要，能夠揭示更為深層次的意涵。這種“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類似于“觸類旁通”或“由點及面”的發散思維，要求研究者思維特別靈敏活躍，也要求研究者有足夠的耐心和嚴謹的態度去確認、證實。而一旦能夠確證，“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可帶來新的學術意義。在《明清宮詞與宮廷文化研究》一書中，高志忠就發現，明清宮詞的創作頗多禁忌，一般是清朝寫明朝的宮詞，民國時期前清遺老寫清朝的宮詞，而本朝人作本朝宮詞則多是贊美頌揚之言。通過大量考察收錄和未被收錄于《明宮詞》的作者與作品，高志忠指出除了明朝人所作的明朝宮詞外，大量的明宮詞是生活在清初的前明遺老和清人所作。如撰寫《崇禎宮詞》186首的王譽昌，是明末清初的常熟人；撰寫《啟禎宮詞》100首的高兆，是康熙時閩縣人。①高志忠：《明清宮詞與宮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1頁。在這些宮詞作者中，遺老身份者占了很大的比例，他們大多有過前朝做官的經歷，對君王懷有依戀和感恩之情。而至清朝，統治者對漢文化中的一些特殊用語和稱謂禁忌甚多，文人不敢輕易涉筆宮闈之事，于是轉向撰寫、考證和整理明宮詞或歷代古宮詞。鑒于文網森嚴，清朝人作本朝宮詞，就多了頌揚之聲。如清代胡延的《長安宮詞》，顏緝枯的《汴京宮詞》寫的是慈禧、光緒逃亡時的事件，他們將侍奉危難之際的君王看成是皇恩賜予的機會，內容多頌聲。②王丙歧：《中國古代佞幸史》，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3頁。朝代更迭之際是宮詞的“井噴”之時，高志忠認為“遺老們好為宮詞也在于借此聊以自慰的同時，可以喚起整個群體的集體記憶和彼此認同”③高志忠：《明清宮詞與宮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頁。。雖然在創作上受到限制，在明清時期，宮詞作者和作品的數量仍蔚為可觀，遠超之前歷代。從這些宮詞的序跋中，可以看出明清宮詞的創作講究“實錄”求真與反串“代言”，還講究諷諫意識與風騷傳統。隨著晚清后期創作隊伍的壯大和更多名士的加盟，宮詞這一詩體不再囿于后宮情怨和瑣屑軼聞，家國、時代風云也成了其創作的主題，原本香艷的詩體風格變得大氣、深刻。例如，《圓明園詞》和《頤和園詞》這兩首宮詞，即以圓明園、頤和園兩大苑的變遷，見國運興衰，寄托個人隱憂。④高志忠：《明清宮詞與宮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頁。再看針對1927 年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一事，孫雄即“效梅村體”作長歌《昆明湖曲吊海寧王君靜安》以抒其悲。對于晚清宮詞主題和風格的流變，高志忠認為“遺老們因為改朝換代，也不再顧及身份和禁忌，他們的宮詞在感懷之外，更多的是對時局、社會、人生的思考。由此，宮詞的社會性和社會價值也不斷被擴大和深化”⑤高志忠：《明清宮詞與宮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頁。。

對于明清宮詞創作觀念嬗變的探究，是高志忠對于文本本身“以小見大”的研究，在闡釋明清宮詞這一文體所蘊含的各類宮俗文化方面，高志忠則更為熟稔地把“以小見大”運用到更廣闊的天地。高志忠發現，宮詞作為我國古代詩歌的一個特殊命題，是以描寫宮廷生活情態為主。運用“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透過宮詞這個“窗口”，可以窺見宮廷的性風俗、飲食服飾、婚喪嫁娶、宗教信仰、行樂文化、時俗風物等各方面的信息，還原當時宮廷各色人等的生活影像、精神風貌和心理狀態。而這些過往的或物質或非物質文化遺產中蘊含的大量文化信息，也具有相當豐富的史料價值，與其他文化互為印證，拓寬了俗文化研究空間。例如，宮廷性風俗方面，高志忠通過對相關宮詞的解讀，為讀者呈現了明清時期的性啟蒙教育和帝王耽于春藥秘術、好男風的狀況，以及太監、宮女之間的對食與菜戶關系。吳士鑒《清宮詞》有云“（雍和宮）宮內法輪殿，塑男女裸體佛像，謂之歡喜佛”，即揭示了歡喜佛在當時充當著性啟蒙的功用。⑥高志忠：《明清宮詞與宮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頁。此外，春畫啟蒙和動物交合情狀也是宮廷性啟蒙教育的重要途徑。明代《禁御秘聞》有載：“國初設貓之意，專為子孫生長深宮，恐不知人道，誤生育繼嗣之事，使見貓之牝牡（公母）相逐，感發其生機。又有鴿子房，亦此意也?！庇秩鐚m廷飲食方面，高志忠總結出“皇家要的是鐘鳴鼎食的體面、禮節，飲食中體現的更多是政治意味和習俗傳統。而習俗傳統又有嚴格的規制，即按照節令世俗，有明確的典制說明”⑦高志忠：《明清宮詞與宮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頁。?！度穼m詞》中的記載“水殿荷香撲御楂，風前撒扇疊輕紗。玉纖竟采銀苗菜，莫損池間并蒂花”，則傳達出“宮廷里食用的銀苗菜還往往是宮女們在皇家花園的水澤中采挖的”這一讓人意想不到的信息。⑧高志忠：《明清宮詞與宮廷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頁。再如宮廷對待西洋文化的態度方面。明萬歷年間，隨著西洋文化的傳入，傳教士給宮廷帶來了自鳴鐘、相機、樂器、咖啡、洋酒、馬戲雜耍等各種新奇的事物?？疾烀髑鍟r期的上層社會如何面對這些嶄新的異域文化和藝術，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心理?！度穼m詞》云：“佛號暗隨宮漏轉，自鳴鐘應自鳴琴?！弊⒃唬骸啊兜劬┚拔锫浴诽熘魈迷谛溟T內。利瑪竇自歐羅巴國航海入中國，神宗命給癝，賜第此邸。其俗工奇器，候鐘應時自擊有節?！睆倪@則宮詞可知，傳教士利瑪竇得以進入明朝宮廷，并在宣武門內修建天主教堂，他帶來的自鳴鐘起了重大的作用。再看清朝方面，吳士鑒《清宮詞·慈禧照相》云：“垂簾余暇參禪寂，妙相莊嚴入畫圖。一自善財成異寵，都將老佛當嵩呼?！边@則宮詞是講慈禧政后閑暇扮成觀音的樣子，讓身邊的內監扮成善財童子一起拍照，傳達了慈禧比較迷戀現代照相技術這一信息。高志忠對于明清宮詞所蘊含的文化挖掘既豐富全面，又細致生動。若沒有搜集、參考大量相關的文獻資料及敏捷、活躍的思維，很難達到如此讓人“驚艷”的研究程度，足見其豐厚的文學閱歷和深厚的學術鉆研精神。

高志忠的學術研究敢于創新，獨辟蹊徑，對現象背后的根源研究細致透徹，讓人信服；能以小見大，通過文本細讀，探究其本身或背后更大的視野。他對宦官文學這一概念的提出，開拓了文學研究的新領域。對于明代宦官與文人、文壇、宮廷戲劇的關系研究，不僅在明代文學研究方面有意義，對明代史學、明代戲劇的研究也極有意義。對明清宮詞作者、作品、序跋和創作觀念的系統整理歸類、細致分析，更是具有極大的文獻價值。而對明清宮詞進行的文化闡釋，也傳承了民族記憶，大有裨益。在學術研究過程中，高志忠秉持著無征不信、孤證不立的原則，參考了大量文獻資料，文中所有論點均有材料支撐，故其文論讓人讀來如品知識大餐。高志忠還將自己的人生經驗、生命感受適當地融入研究對象，在論及明代一些文士招到擅權宦官的迫害只會“舍生取義”不講究斗爭策略，且排斥、攻擊那些注重斗爭策略的文士時，高志忠“恨其不爭”的情懷流露讓其研究多了一絲人性的溫暖，也帶著理性的光輝。高志忠將默默耕耘、勇于開拓的鉆研精神與嚴謹、敏銳兼有人文情懷的學術探究結合在一起，折射出其不俗的學術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