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視角下張謇慈善事業研究

孫 艷

（江蘇商貿職業學院 通識教育部， 江蘇 南通 226011）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共同富裕的理念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時期，老子就提出“天之道，損有余以補不足”，認為人應效法天道，富裕者要接濟貧窮者?？鬃又鲝垺安换脊讯疾痪?，提醒統治者應避免貧富不均的兩極分化，防止給社會穩定造成巨大隱患?？梢哉f，共同富裕，天下大同，一直是幾千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孜孜以求并為之不懈奮斗的人生理想。中國近代慈善事業先驅張謇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提出“國家之強,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而彌縫其不及者，惟賴慈善”[1]430的理念并付諸實踐，“為通州民生計”，“為中國利源計”[2]6而興辦實業；為傳播知識，傳授技能，阻斷貧困代際傳遞而發展教育；為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基本生活而投身慈善。他改革傳統善堂善會，變革中國傳統慈善事業，借鑒西方經驗，興辦近代新型的慈善公益機構，在南通構筑了一個體系完備的近代慈善組織網絡，成為影響和推動中國慈善事業近代化進程的重要人物。當代學界對張謇慈善事業的研究起步較早，關于其慈善思想、慈善活動和慈善影響的研究成果豐碩。然而，以共同富裕為視角開展的研究尚不充分。為此，本文以共同富裕為視角，對張謇慈善事業既扎根于傳統慈善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傳統慈善的局限，體現出的繼承與超越性進行深入探究。

1 慈善動因：從“仁者愛人”到“濟政之窮”

張謇熟讀儒家典籍，畢生服膺儒家學說，其經營實業、興辦教育、投身慈善等均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所謂“道德學問經濟文章，皆由善讀經傳來也”[3]。仁愛思想是儒家慈善思想的主要內容。從內涵上來說，“仁”主要指人與人之間的愛?！墩撜Z》中樊遲曾經向孔子問仁，孔子的回答是“愛人”，《禮記》解釋為“上下相親謂之仁”[4]652，“仁者，可以觀其愛焉”[4]859。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解釋為“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5]。諸多儒家典籍都將“仁”解釋為對他人的愛。張謇多次在其慈善相關論述、演說中引用儒家經典，闡明其興辦慈善事業的動因，也鼓勵和號召更多民眾加入慈善事業。1876 年，他對科舉考試正場題答曰“求仁于施，則施不博不可謂仁矣；求仁于濟，則濟不眾不可謂仁矣”[6]4，將博施濟眾與儒家的仁愛緊密聯系在一起；1922 年，在《南通第三養老院開幕啟》中，他引用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表達“院之老人，棲息得所矣”[2]235；1924 年，在《救濟太嘉昆寶常五縣難民募捐啟》中，他呼吁“視天下之饑猶己饑，視天下之溺猶己溺，為得位之圣人言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凡人之欲為仁者言之也”[2]257。己饑己溺、推己及人的理念均出自儒家《論語》《孟子》等經典。

仁者愛人、惻隱之心、推己及人等理念是儒者最基本的人生信條，而張謇興辦慈善事業的實踐遠超上述理念范疇。他以儒家思想為根基，推而廣之，矢志力行，立足南通，放眼全國，將慈善事業與地方自治和國家富強緊密聯系在一起。張謇雖然提出慈善主要彌縫實業和教育之所不及，但亦認為“失教之民與失養之民，茍悉置而不為之所，為地方自治之缺憾者小，為國家政治之隱憂者大也”[1]431。按照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的解釋，社會財富的調節分配可以分成三個層次，即市場調節、政府調節和道德調節，且“人類在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出現之前，主要靠道德力量進行調節。有了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后，道德調節也在發揮作用”[7]，當社會發生大動亂時，市場失靈，政府癱瘓，但人類社會仍延續并發展，就是依靠道德力量發揮調節作用。張謇身處近代中國內憂外患之時，軍閥混戰，社會動蕩，民不聊生，他興辦慈善事業，并認為慈善可以“濟政之窮，與政所不能及”，是一項“通于政”的事業[6]373，這樣的思想認識非常超前。

此外，張謇對傳統慈善理念進行了批判性吸收。當時善惡有報的理念影響甚廣，不僅存在于佛教和道教的教義中，亦記述于諸多儒家典籍中?！兑讉鳌份d“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書》載“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報應之說深刻影響了當時普通民眾的行為選擇，成為根深蒂固的慈善倫理傳統。對此，張謇卻有著理性且清醒的認識。1922 年，張謇在第三養老院開幕演說中提出：“夫養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謂積陰功，沽名者謂博虛譽。鄙人卻無此意。不過自己安樂，便想人家困苦，雖個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濟，然救得一人，總覺心安一點?！盵8]508推己及人，不圖回報，只求心安，這樣的觀念相較于傳統善惡有報的理念顯然更加理性和豁達，體現出崇高的精神境界。

2 慈善范圍：“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儒家倡導的仁愛是一種等差之愛。孟子指出“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祭義》載“立愛自親始”；《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相較于佛道等諸家流派，儒家重視血緣親情，主張通過血緣親疏來界定仁愛次第，并將仁愛由家庭成員逐漸推廣到社會成員，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論，即傳統社會中，個人以自己為中心形成遠近不同的網絡，就像投石入水，以石為中心，向外形成一圈一圈波紋，波紋遠近就如社會關系的親疏。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傳統慈善事業往往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為紐帶，呈現出宗族性、區域性和封閉性等特征。

張謇的慈善事業深受家庭的熏陶和影響。他四歲時，“通海大旱，蝗”，蝗蟲遮天蔽日，“落地積厚二三寸”，“饑民滿道”，“先母雜蠶豆作飯，見乞者恒輟箸予之”。此時，年幼的張謇已能“俯檻拾棒擊蝗”[9]。1911 年，張謇在華洋義賑會演說中說道：“鄙人髫齡，聞先父母述道光二十八年之大水、咸豐六年之大旱，鄉里被災之酷狀、一家處困之情形。先父母即以治河為地方水旱預備之要，常常申說?！盵8]196童年的經歷和父母的教導，讓張謇對水旱災害有了深刻的認識，他致力創辦社倉、疏?；春?、創辦保坍會等，始終將救災防災、賑濟災民放在重要位置。

張謇的慈善事業始于鄉里而不局限于鄉里。自1884 年起，他在家鄉海門創辦社倉，預防饑荒引發社會動蕩；恢復溥善堂，專門收容無主尸體；借款平糶賑災，救濟災民；設立公厝，暫時停放棺木。此后，張謇慈善事業由點到線，由線及面，覆蓋生老病死，兼顧日常保障和災害救濟，致力于構建一個“人人能自養，人人能自治”的理想社會?！抖Y記·禮運》篇為世人描述了一個“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社會，張謇數次引用《禮記》中的文字闡述自己的慈善理念。如：1904 年為通州新育嬰堂題寫的對聯“養幼少，作新民”；在《南通養老院記》中引用“老幼孤獨不得所，大亂之道也”[6]372。他在1916 年《殘廢院開幕演說詞》中說道“比念古稱窮民者四，鰥寡孤獨，而老居其三，幼居其一，故先營育嬰堂、養老院。之四者外，其窮而無告者，則為篤癃殘廢之人。蓋其得天不全，而可悲憫與鰥寡孤獨等，乃更設殘廢院、盲啞學校于狼山之麓”[8]340-341?？梢?，張謇慈善事業關注的對象不局限于某一類群體，而是致力于實現“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體現了仁者愛人、天下大同的精神內涵。

3 慈善方式：踐行以工代賑和教養兼施

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奮斗，這是根本途徑。共同富裕不能“等靠要”，不能養懶漢，慈善事業亦是如此。以工代賑和教養兼施是張謇興辦慈善事業的兩個重要特征。面對頻繁發生的淮河水災，張謇積極主張以工代賑，疏?；春铀?，從根本上解決淮河泛濫問題。1887 年，在主持河工計劃時，張謇致函河南巡撫倪文蔚，建議乘黃河決口朝廷賑災之際，采取以工代賑的方法，疏浚黃河，“夫施工之人，應賑之人也”[10]32，“蓋大災未弭，為工程增一役夫，即為草野去一盜賊”[10]37。1906 年淮河水災，張謇建議除發放急賑物資外，應以工代賑，募集部分災民疏浚廢黃河，引洪澤湖之水由廢黃河入海。張謇指出，“水道不修，則水災尤必有之事，有災即又須賑。徒賑無益，甚且養成一般人民之依賴性，故以工代賑，為中國向來辦賑至善善策”[8]197。

傳統慈善事業重養輕教，忽視了受助對象生存技能的培養，效率低下，容易滋長人的惰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張謇在慈善事業中改革傳統善堂善會，注重教養兼施，培養受助對象的技能，以期其自立于社會。他創辦狼山盲啞學校，指出，“盲啞學校者，慈善教育之事也…… 夫人人能受教育以自養，則人人之能自治，豈惟慈善教育之表見而已。此愚兄弟創設斯校之微旨也”[8]350。張謇對通州舊有育嬰堂進行革新，“力去普通嬰堂腐敗之陋習，參用徐匯教會育嬰之良法，開辦一載，活嬰千余，成效照然”[2]105。育嬰堂的兒童達7歲被送入幼稚園。之后，女童中聰穎的升入師范附小，畢業后升入女子師范，師范畢業后可自謀生路；魯鈍的進入女工傳習所、女子蠶桑講習所，以求得一職業。男童則進入貧民工場，習得技能，掌握謀生的本領。此外，張謇設立的棲流所還教授乞丐各項手藝，讓其能夠自謀生活。據1925 年陳翰珍撰寫的《二十年來之南通》記載，在棲流所內“習有小藝而分遣各處作工謀食者已有八九百人之多”[11]。

4 慈善內涵：兼顧物質救濟與精神教化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富裕。慈善不僅具有物質救助功能，也具有風俗教化意義。盛行于明末清初的同善會曾明文規定，對不孝不悌、賭博健訟、酗酒無賴，及年少強壯、游手好閑以致赤貧者不予救助，試圖以此整頓社會道德秩序。王衛平指出，勸人為善歷來是慈善事業的題中應有之義。近代以來，人們依然行善與勸善并重，致力于教養兼施，物質幫助與移風易俗、改造社會兩不偏廢[12]。這一慈善內涵在張謇慈善實踐中充分體現：其慈善事業不僅關注民眾物質生活的救助，也注重社會風俗的教化。

張謇長期身體力行，致力于慈善事業，刊登募捐和鬻字啟示，進行勸善演說，其意義不僅在于慈善經費上的募集，更是對社會民眾勉敦善行的引導和教化。在《常樂老老院開院啟》中，張謇明確指出慈善具有化民成俗之意，“欲興教化，厚風俗，使后生小子油然動其孝弟之心而樹之聲，其必自養老始”[2]227。在為殘廢院募捐的啟事中，張謇呼吁社會各界予以襄助，“除為勸募金錢外，凡飲食所屬米草油鹽面麥糕餅之類，衣服所屬棉絮布帛被褥衣褲鞋帽之類，無論大宗小件，均所拜受”，并指出“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自治之責，匪在一人……寸縷粒粟，可以為善”[8]341。在1916 年《為殘廢院盲啞學校鬻字啟》中，張謇說道：“諸君雖略損費，然不論何人，皆可牛馬役仆，又可助仆致愛于篤癃無告之人，而勉效地方完全之自治，使城南山水勝處，不復有沿途群丐之惱人，倘亦諸君之所愿聞乎?！盵2]167-168張謇號召帶領社會民眾廣泛參與和支持慈善事業的言行具有提高民眾道德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意義。

此外，張謇在創辦慈善機構時就注重其社會教化功能，力圖提高民眾道德水平，從精神層面改造社會。如：創辦女子師范學校時，提出“女子無學，則家庭教育不良；家庭教育不良，則社會趨向不正”；創辦慈善機構貧民工場時附設惡童感化院，注重對孩童的品德引導和教育；建設公園、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場所，致力改變“風俗日益澆薄，賭博妨害社會”[8]365等社會問題；張謇指出，“教育以通俗為最普及，通俗教育以戲劇為易觀感”[8]444；“改良社會，文字不及戲曲之捷，提倡美術，工藝不及戲曲之便”[10]636，建立更俗劇場，發揮戲劇移風易俗的作用?？梢?，張謇的慈善事業兼顧物質救助與精神教化，生動體現了共同富裕是物質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統一。

5 慈善功能：弘揚民族精神，維護民族自尊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周秋光指出：“近代慈善事業興起、發展之際，正是西方列強加緊侵略、瓜分中國，中華民族面臨著嚴重生存危機之時……正緣于這一特殊的歷史氛圍，近代慈善事業在某種程度上亦成為抵御外侮、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一個手段，催發了國人的民族意識?！盵13]張謇投身慈善事業也有弘揚民族精神、維護民族自尊及增強民族自豪感的背景因素。

張謇參觀西方教會在上海創辦的養老院時，發現“行其庭穆然，洞其室涓然，辨其事秩然，相其人溫然”，于是“退而思之，惘惘然，恤恤然，我中國未嘗有也”。張謇認為“安老云者，猶孔子意”，尊老敬老乃中國之傳統，西人在上海所辦養老院井井有條，回到南通后頗有感觸，于是捐資建設養老院，“博采良法，訂為院規”[6]373。1911 年，張謇專門就美國紅十字會委派工程師來華勘導淮河一事致函盛宣懷，建議“推誠相商，待以賓師之禮，以無負鄰邦美意”；同時，在勘導過程中要注意美方委派人員的考察，如“其人果系熟于河海工程，將來或即聘為工程師”，為我國所用。但是，勘導淮河主動權應由我國掌握，“一切勘導經費，誠如前教，應由自籌，以存國體”[14]。1912 年，張謇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會晤，李提摩太稱中國非真能實行普及教育、公共衛生、大興實業、推廣慈善四端，必不能共和，必不能發達。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躋身一等強國；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國。并問中國究竟有幾省能試行一二。張謇猝無以應，勉強答之：或者沿江各省州縣能行者，但一時不易遍及。李提摩太回應說，有三兩處作模范即善，愿他日待望。張謇深感慚愧，遂于次日作《感言之設計》，對將來推廣慈善事業做了通盤計劃[8]236。上述體現了張謇在興辦慈善事業過程中弘揚民族精神、維護民族自尊的思想意識。

6 結 語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并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近代中國墜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面對內憂外患，張謇認識到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興辦實業、教育和慈善事業，嘔心瀝血，矢志力行。他立足中國實際，“對于世界先進各國，或師其意，或擷其長，量力所能，審時所當，不自小而諉，不自大而夸”[1]524。張謇的慈善事業一方面植根于傳統慈善文化，儒家的仁者愛人、以民為本、天下大同、以義為利等傳統慈善理念在張謇慈善事業中均有淋漓盡致的體現。同時，張謇擁有開放的胸襟和洞明世界的眼光，積極學習西方慈善機構先進經驗，通過興辦慈善事業以“濟政之窮”，在慈善活動中注重以工代賑和教養兼施，融物質救濟與精神教化于一體，注重弘揚民族精神，維護民族自尊，致力于構建一個“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社會。這些特質超越傳統慈善事業的范疇。張謇的慈善理念和實踐對發展當代慈善事業，培育慈善意識，促進共同富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