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背景下農村孝文化的失落與價值重塑

胡尹慧

（重慶科技大學，重慶 401331）

我國已步入中度老齡化階段。民政部《2022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有2.8億，占總人口比例為19.8%，其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2.098億，占比14.9%。另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人口預測結果顯示，到2050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5億，占比將達38.81%，屆時我國將步入重度老齡化社會。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背景下，一方面，城鎮化引發嚴重的農村空心化與老齡化問題，從而給鄉村社會治理帶來嚴峻挑戰；另一方面，社會價值觀多元化、宗族觀念淡化以及親緣關系紐帶松弛凸顯出農村傳統孝文化的日漸失落，也成為當前農村社會治理亟待解決的一道難題。

1 農村孝文化失落的具體表現

1.1 重養輕孝

在強調敦孝悌重人倫的傳統倫理社會中，孝是最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譜系的核心內容。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儒家看來，孝乃仁之本，是人之天性所蘊含的愛親之本能，而孝的內容則包括養親、敬親、順親、守禮與繼志等內容。在孔子看來，養親是最基礎和最低層級的一種孝，相比物質需求的滿足，對父母精神層面的關懷以及發自內心的陪伴和守護更為重要。故只要父母健在，子女應盡量避免遠游，且“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論語·里仁篇》）?？鬃右嘀赋鲂⒌累`行的一大難點就在于“色難”，即長期發自內心地敬愛父母，并待之以和顏悅色。又認為，在親子關系發生矛盾時，應盡量做到順親與無違，并在父母言行確有不當時委婉加以勸諫。為進一步規范孝行且充分體現“敬親”的要求，孔子還提出在父母生前應“事親以禮”，在父母亡故后奉之以喪葬和祭祀之禮。而在所有孝的內涵中，孔子認為最高層級的孝是繼承父母之志，所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論語·學而篇》），從而凸顯出孝對傳承家風、家訓的重視與強調。

然而，隨著社會競爭加劇與生活節奏的加快，許多農村子女對孝道內涵的理解正逐漸退回到最低層級的物質供養。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均規定了子女對父母有贍養和扶助的義務，據此許多人就認為只要讓父母吃飽穿暖，履行了經濟贍養義務就算盡孝，并且給父母提供物質供養越充裕，就越孝順。還有甚者，認為只要自己生活好、不啃老，也算是孝。相比儒家對孝道內涵的詮釋，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人們大多基于生存和發展的壓力而忙碌奔波，甚至被迫遠走他鄉，從而疏于與父母的溝通交流，就連看似簡單的親子陪伴也日益變得“奢侈”。此外，部分子女在父母生前不管不問，待父母離世后卻大肆操辦喪事，以示其“孝道”。但其實傳統社會固然看重喪禮儀式，但其目的不過是通過喪祭禮儀來表達子女慎終追遠的人文情懷和對父母先輩的敬愛之情。而相比死后的哀榮，孔子和儒家更看重的其實是父母在世時子女能否以禮事之。

近年來，在部分農村地區，老年人自殺現象正愈演愈烈。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2019年全球自殺狀況》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自殺總人數為116324人，其中農村自殺率為城市自殺率的1.69倍，而在農村自殺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比例高達60%。在物質生活條件不斷改善的時代背景下，農村老人為何成為自殺問題最突出的一個群體？導致老人自殺的誘因是什么？根據武漢大學劉燕舞教授針對農村老人自殺誘因的調查，只有少數老人是基于生存困境而自殺，更多誘發老人自殺的原因要么是為疾病所困、不愿拖累家人，要么是對代際關系的不和諧甚至是冷漠感到絕望從而選擇了死亡。按照研究者的觀點，自殺的農村老人往往是受傳統鄉土文化影響最深的人，也是對孝敬與孝順抱有較大期待值的群體。[1]當老人在面對自我生存能力持續下降，而子女無法提供有效情感支持時，容易產生被邊緣化的感覺，甚至發展成自我認同危機，進而喪失對生活的信心。[2]因此，選擇自殺既是他們對現實的妥協，也是一種解脫式的抗爭。

1.2 代際供養倒掛

當前中國的現代化是以城市化為基礎和前提，城市化在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徹底改變了農村社會結構。在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從農村涌入城市后，農村地區開始面臨嚴重的空心化和老齡化問題。未富先老和養老保障體系建設相對滯后，使得農村家庭需要為養老承擔更多的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但在家庭結構失衡和社會風險急劇上升的時代背景下，農村代際間在撫育與贍養上的均衡交換關系已經被打破，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遭遇嚴峻挑戰。在一個以留守老人為主體的空心村莊，承接主體的缺失讓代際反哺與孝道難以為繼。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社會競爭的加劇，成年子女在個人發展、購房以及婚育方面的壓力與日俱增，從而迫使已步入老齡化的“父代”繼續為“子代”無條件提供經濟與勞力支持，代際供養倒掛的格局由此形成。尤其在農村男女比例日漸失衡之后，受傳統觀念和家庭責任感的驅使，許多農村父母為幫助子女成家立業而面臨巨大經濟壓力，為資助子女操辦婚禮或買房而被迫傾其所有甚至不惜舉債的不在少數。在幫助子女成家立業和儲蓄個人養老資源發生沖突時，絕大多數中國父母選擇了前者。這是因為在傳統家庭倫理觀念中，為人父母的基本責任便是努力為家人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以及幫助子女成家立業。除了經濟上的支持，在子女面臨個人事業和家庭撫育無法兼顧的困境時，許多農村老人還需要全力為子女分擔家庭照料與代際撫育的壓力。當子女在異地時，一些老人還不得不告別熟悉的鄉土生活環境，淪為城市“老漂”族。而傳統農村家庭中“男尊女卑”的格局也由此被打破，青年婦女開始在婚姻關系和家庭生活中扮演主導者角色，贍養和孝敬父母的觀念逐漸淡化。在一些多子女的農村家庭，年邁父母的贍養問題甚至成為引發兄妹矛盾與沖突的重要導火索，傳統孝道倫理與現代鄉村生活正漸行漸遠。

2 發生農村孝文化失落的原因

2.1 家庭社會結構變遷與代際失衡引發孝文化的失落

在被城市化浪潮裹挾之前，中國是典型的農業社會。幾千年自給自足式的小農耕作方式對民族特性與價值觀的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農民，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國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國”。[3]在中國因改革引發的社會轉型進程中，農村的社會結構和家庭結構隨之改變，而這種變動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的持續流出所引發的?！吨腥A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我國農村人口總數為4.9億人，占全國總人口比重34.8%，其中農民工總數為2.95億。在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涌入城市后，農村常住人口的數量急劇減少，空心、空房、空村現象日益突出，農業經濟和村莊社會面臨衰敗風險。

當外出務工逐步取代農業成為支撐大部分農村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后，社會競爭與生存壓力對家庭代際關系形成較大沖擊，代際關系的重心逐漸下移，老年人對家庭的影響力、控制力明顯削弱。部分老人還將面臨生活照料資源短缺、精神慰藉匱乏以及失能失依的風險，農村老人由此成為邊緣化的社會脆弱群體。在個人意識日漸強烈加之功利主義價值觀的沖擊下，傳統孝道倫理觀對個體的束縛漸趨弱化。甚至部分農村子女對年老父母的態度開始取決于父母自身的價值或有用性，認為當老人在經濟、勞力上可以為他們提供支持和奉獻時，敬老才是有用的。這種觀念反過來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老人對自身的價值判斷。對許多農村老人而言，養兒已經不再為了防老，代際傳遞的意義只是為了傳宗接代。一旦子女全部外出務工，留守老人可能連最基本的經濟供養和生活照料都成問題，更談不上心理和情感需求的滿足。

2.2 鄉村共同體裂變加速傳統文化的解構

在現代化與城市化的雙重沖擊下，傳統農村社會被迫進入分化和重構的階段。在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涌向城市后，農村家庭的經濟條件雖得到了較大改善，但由此也引發了傳統農村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的異化。在經歷這場現代化變遷之前，中國的農村社會是建立在血緣、地緣和宗族關系基礎上的以家庭為核心的共同體。梁漱溟先生將這種共同體稱為“倫理本位的社會”。[4]而按照滕尼斯的觀點，所謂共同體，是指以共同的血緣、地域、歷史文化或習俗為基礎，以共同意志和情感認同為紐帶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形式。[5]而生活在鄉村中的人們基于共同的歷史文化與地理邊界，依托血緣家庭，通過農業生產勞動來建構特有的社會關系網絡和社會規范，由此成為一種典型的共同體。

在現代性入侵農村社會前，我國的鄉村共同體是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結構，這與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十分吻合，家庭生產和勞作以父權為核心，先輩的生產經驗在代際間傳承并被固定下來，相對封閉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決定了鄉村共同體的內在穩定性。因此，即便遭遇了近現代工業文明的多輪沖擊，傳統農業社會的許多因素和特點仍然牢不可破，以家庭為單位開展農業生產仍是主流的社會生產模式，而以孝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則是幫助鄉村共同體實現自我修復的重要精神支柱和聯結紐帶。直到20世紀90年代，城鎮化的進程才推動鄉村共同體逐步走向裂變，而這種裂變又進一步加速了傳統孝文化的解構。

首先，人口大規模外流使鄉村共同體面臨主體缺失的危機。當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加入進城務工的隊伍后，傳統的農業生產由于勞動力缺乏開始步履維艱，擺脫土地依賴的農民不再依靠土地和農業來維持生計，人口的流動和職業的分化迅速推動鄉村共同體發生異變。在傳統的熟人社會環境下，鄉村共同體中的村民累世聚居，形成了共同的鄉土文化和強烈的鄉土認同感，這些都是傳統鄉村共同體賴以存續的根基。而當鄉村血緣、宗族以及地緣對鄉村社會成員的聯結與紐帶作用被日漸消解和淡化后，鄉村共同體就從熟人社會過渡到了無主體熟人社會。[6]這標志著傳統農耕文明在一定意義上的解體，而依托農耕文明而生的傳統文化作為傳統鄉村共同體自我約束機制也因此失效，傳統的鄉風民俗漸行漸遠，村民對鄉土傳統文化的認同感開始下降。

其次，在城市文明和物質文化的沖擊下，現代因素對傳統文化的解構作用日趨明顯。市場經濟使個體的利益訴求被無限放大，社會運轉模式由關系驅動向利益驅動轉變，帶動鄉村從倫理為本位型的社會向契約型社會轉變，進而引發傳統價值觀念的異變。近年來，一些鄉村地區圍繞婚喪嫁娶、紅白喜事大興攀比風、請酒風，婚嫁彩禮水漲船高，既是鄉村社會交往貨幣化的標志，也是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異化的現實表征。

2.3 家庭倫理觀的現代性轉向助推孝的內涵異化

人口大量外流使農村傳統家庭秩序失去了依托和基礎，而城市社會的快速轉型與發展又進一步推動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向現代化轉變。這種轉變首先集中體現為代際關系的轉變。在傳統孝道觀念盛行的時代，“父代”對“子代”擁有絕對的權威和支配能力，子女須無條件服從父母的意志，父母或祖父母在世時，子孫應悉心供養，不能別籍異財，更不能打罵或控訴家中尊長，否則就是“不孝”或“惡逆”，而這兩種情況均是傳統律法中十惡不赦的“重罪”。而在現代家庭關系中，父母的權威日漸下降而子女的家庭地位不斷提升，成年后的子女趨向于相對獨立的個人生活，在個人婚姻與家庭生活中的自主性得到了強化，與父母的情感聯系卻往往隨著婚姻關系的建立逐漸轉淡。而家庭倫理觀的第二個轉變就體現于婚姻目的與功能的現代化。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在婚姻締結的目的中，傳宗接代的孝道因素已退居其次，婚姻關系所承載的社會責任與義務隨之減退，性與情感等關系個人幸福生活的因素日漸突出，這意味著婚姻目的從社會性向私人性的轉變。在現代家庭的建構過程中，婚姻關系已經取代親子關系，成為建構和維系家庭最重要的紐帶。這使得家庭結構趨于核心化與小型化，即現代家庭關系的核心已經從以縱向的親子關系為主軸逐步轉變為以橫向的夫妻關系為主軸。家庭倫理觀的第三個轉變則體現在功利價值觀對家庭的入侵上。經濟社會的現代化強化了社會成員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而傳統孝道觀念的淡化又進一步加速了個體本位意識的覺醒。與此同時，受市場經濟和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的影響，鄉村社會人際交往的單位逐漸從家庭轉變為個人，社會交往模式也從封閉型逐步轉向開放型。這種轉變有助于個體擺脫傳統倫理的束縛，但也進一步削弱了個體對家庭的依賴性，進而導致家庭觀念由濃轉淡。

3 建構新家庭倫理觀：重塑孝文化價值的路徑思考

傳統社會建構的基礎是家庭，而現代社會建構的基礎卻是個體。由此帶來的問題就是家庭觀念漸趨淡漠。自2020年以來，我國人口出生率開始跌破1%，少子化與老齡化形勢日益嚴峻。在此背景下，重塑孝道價值，對于生命繁衍、社會發展與民族精神的承繼就具有了緊迫而現實的社會意義。按照學者葛劍雄的觀點，當前我國迫切需要推進傳統孝文化的現代轉化與價值重塑，即通過引入現代價值觀念來對孝的內涵進行改造，借助孝來開展生命義務教育，并借此強化家庭倫理責任與社會繁衍意識，引導青年人明確家庭和生育是個體應當肩負的一種社會義務與責任，將有望解決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發展難題。[7]

在傳統社會，家庭是社會建構乃至國家建構的基礎，是道德教化的主要場所。而在現代社會，家庭既是個體社會化的起點，也是個體幸福與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受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影響，新的觀念與生活方式給傳統鄉村家庭結構和家庭生活方式造成了較大沖擊，但還未從根本上動搖家庭的本質。因為無論在何種社會形態下家庭的基本內容和價值取向都是相對穩定的。父慈子孝、兄弟相親、夫妻相愛，家庭成員間的“血緣親情”與“互助友愛”是任何時代背景下家庭倫理所共通的主題，也是家庭存在的全部意義之所在。面對傳統家庭倫理調控機制因為現代價值觀的沖擊和孝道觀念的淡化而瀕臨解體的危機，應當從傳統家庭倫理中汲取孝慈、仁愛及互助等美德，同時注入符合時代要求的新的人文價值內涵，如民主、平等、獨立、尊重與奉獻等，以此來營造良好的家風氛圍，重塑富有時代特色并蘊含現代孝道觀念的新型家庭倫理道德體系，推動老齡化社會走出家庭倫理的危機。

為此，相關政府部門需要加大對農村地區開展慈孝文化宣傳和教育的力度，明確現代孝文化在勸導社會向善、開展鄉村家風建設以及強化社會責任意識方面的價值定位。繼續發揚孝文化對延續生命、塑造生命價值觀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引導農村家庭樹立自由平等、友愛互助的現代家庭倫理觀，將孝從單向的義務轉變為雙向互動的權利與義務，以推動其價值內涵的現代化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