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實施青年動員的策略及啟示

苗佳坤

青年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未來和希望，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關鍵在于青年。青年動員源于社會動員，社會動員指有目的地引導社會成員積極參與重大社會活動的過程，并且具有廣泛參與性、一定程度的興奮性、目的性、秩序性等特征。[1]青年是社會群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青年動員也必然從屬于社會動員。

青年動員指某一政黨、團體作為動員主體，有組織、有計劃地通過多重策略，影響和改變青年群體的思維觀念與行為方式，致力于形成共同的價值認同，并參與到為實現某種特定的目標而進行的社會變革之中。在中央蘇區，中國共產黨憑借自身先進的組織優勢，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青年動員工作，極大促進了蘇維埃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強調，“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把青年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動員起來，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是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和青年工作必須回答的重大課題?！盵2]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對青年動員的實踐探索對于新時代青年動員工作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借鑒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青年動員的緣起分析

贛西南、閩西地區的廣大青年長期遭受著封建軍閥的殘酷剝削，迫切渴望一個先進政黨引領他們改變黑暗殘酷的境遇。中國共產黨作為旗幟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高度重視青年群體在社會變革中所蘊含的蓬勃力量，將青年動員作為蘇維埃政權發展的重要工作。中央蘇區在成立之后面臨著嚴峻的戰爭危機，國共雙方矛盾日趨激化，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及其地方軍閥勢力不斷進攻“圍剿”新生的紅色政權。正是在動員主體與客體相統一以及現實形勢的催化下，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開展青年動員已是歷史必然。

第一，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的理論導向。青年動員是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的重要命題，歷代馬克思主義者都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青年，將青年動員作為始終需要面臨的歷史課題。馬克思、恩格斯身處于資本主義飛速發展的工業革命時期，現代意義上的青年群體的雛形初步形成，并且已經逐步展現出自身所蘊含著的潛在力量。恩格斯高度重視青年群體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作用，在《伊默曼的<回憶錄>》中曾引用到，“青年人掌握了發言權，我們的未來比任何時期都更多地取決于正在成長的一代”[3]。列寧作為無產階級青年的又一偉大導師，在領導俄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敏銳意識到團結和動員青年群體對于無產階級取得革命事業最終勝利的極端重要性。他強調，“整個斗爭的結局都將取決于青年”[4]，能否爭取到青年群體的支持關乎著革命斗爭的走向和最終成敗。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旗幟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在中央蘇區開展青年動員，實際上也是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的必然結果。

第二，贛西南、閩西青年內心渴求政治進步的強烈意愿。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的青年動員，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與青年群體在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統一，二者是雙向選擇的結果。贛西南、閩西地區由于封建軍閥勢力統治，社會民生凋敝，土地兼并現象極為嚴重，地主富農把持了絕大多數土地。據《尋烏調查》統計，“占人口總數88%以上的貧農中農只占有全縣30%的土地，而占人口總數7.4%的地主富農卻占有全縣70%的土地”[5]。大量青年農民迫于生計淪為雇農，承受著更為殘酷的地租剝削。除地租外，苛捐雜稅如契稅、印花稅、人口稅等層出不窮，閩西龍巖縣“捐稅有四十多種，每人的負擔要二十八元”[6]，農村地區常常出現“禾頭根下毛（沒）飯吃”的悲慘景象。五四運動之后，贛西南、閩西地區的青年運動蓬勃開展，大批進步刊物書籍，如《新青年》《列寧學說》《馬克思主義》等在當地廣為流傳。1920 年，袁玉冰、黃道等青年學生在南昌成立進步青年社團“改造社”并創辦《新江西》?！缎陆鳌芬渤蔀閭鞑ヱR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陣地。贛西南、閩西青年在嚴峻的生存環境以及科學理論傳播所帶來的思想啟蒙的雙重作用下，階級覺悟及斗爭精神逐漸走向了自我覺醒，青年迫切需要尋求新的政治力量帶領他們找到改造社會的新途徑、新方法。

第三，嚴峻的革命形勢下的現實趨向。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以后，中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宣布共產黨為“非法組織”，并且對中國共產黨采取了極端殘酷的恐怖政策。1928年通過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中規定“意圖顛覆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或破壞三民主義而起暴動者”[7]以反革命罪論處。在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之下，據史料統計，1927年3 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8]中央革命根據地在形成之后，地處反動勢力的包圍之中。國民黨反動派視中央蘇區為眼中釘、肉中刺，長期以來對蘇區采取嚴厲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圍剿”。爭取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是蘇區的中心任務，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須緊密圍繞中心任務展開。青年群體在爭取反“圍剿”勝利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青年團工作決議案》中鮮明指出，“青年顯然已經成為蘇維埃運動主要的一種組織力量”。[9]在革命形勢的現實驅動下，動員廣大青年投身于反“圍剿”戰爭以及蘇維埃建設之中，已經成為蘇區青年工作的首要任務。

二、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動員青年的實踐策略

動員策略直接影響著動員的最終成效，是青年動員的關鍵所在，只有找尋出契合現實的動員策略，才能調動起廣大青年的積極性，進而實現動員的預期目的。在中央蘇區，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其自身的組織優勢，通過構建青年組織網絡，開展多樣化宣傳，保障青年權益以及強化思想政治教育等手段，開展了一系列符合客觀條件且行之有效的動員工作。

第一，中國共產黨著力構建青年組織網絡以積聚青年動員力量。調動廣大青年群體凝聚在革命任務與集體利益的周圍，是一項龐大且復雜的工程，其必定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組織網絡為青年動員提供機制運轉的保障。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就強調，“參政沒有組織就退化成群眾運動；組織沒有參政就退化成私人小集團。強有力的政黨必須有高度的政治制度化和高度的群眾支持。動員和組織這兩個緊密關聯的共產黨政治行動口號，恰好指明了一條政黨獲得力量的途徑”。[10]組織力量的強大與否，是動員能否深入開展的關鍵。在中央蘇區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于構建堅強有力的組織網絡，以保障青年動員工作的有效實施。

共青團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青年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是中央蘇區青年組織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共青團與青年群體有著天然的親近感，是黨與青年之間溝通的紐帶。在中央蘇區共青團組織始終明確自身的總任務，即“動員組織和領導最廣大的勞動青年，用他們組織的斗爭的力量……為鞏固蘇維埃根據地爭取蘇維埃在全國勝利而斗爭”[11]。在少共蘇區中央局成立之后，蘇區共青團積極完善和健全基層團支部，且開展了一系列務實有效的組織建設工作，逐漸扭轉了大革命失敗后組織薄弱的艱難處境。據資料統計，僅1932 年2 月至4 月間，江西蘇區新發展團員10675 人，團員總人數較3 個月前增加1 倍，團員總人數達21064 人，共青團支部發展到772 個。[12]由共青團直接領導的少年先鋒隊、兒童團也積極將組織觸手延伸至普通群眾之中，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中提到，“凡有一個赤衛大隊的地方，有一個少隊，不分男女，年齡16 歲至23 歲。有一個赤隊及少隊的地方，就有一個勞動童子團”[13]。除共青團組織之外，中國共產黨也積極在工會、反帝同盟等群眾組織中專門建立青年工作部門，并且專門強調各群眾組織應該在團的領導下“成為黨和團的一切政策在青年群眾中實行的橋梁”[14]。

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開展青年動員的過程中，逐漸構建出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共青團組織為中堅力量、各群眾組織青年工作部門為輔助的青年組織網絡。這一具有鮮明革命色彩的青年組織體系打破了傳統宗族組織對青年的束縛，廣泛輻射到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性別的青年群體之間，為蘇區青年提供了一個政治參與及社會治理的平臺，同時也為共產黨開展青年動員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

第二，中國共產黨開展多樣化宣傳工作以擴大青年動員效果。宣傳工作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輿論引導和政治動員的重要法寶。黨的六屆二中全會通過的《宣傳工作決議案》中明確指出，“黨的正確的宣傳工作，便是最實際的工作，而且有推動黨的一切其他實際工作的偉大作用”[15]。在中央蘇區青年動員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明確只有說服青年，才能領導青年、贏得青年。為此，黨團組織通過開展多樣化的宣傳工作，向廣大青年傳遞黨的政治信仰，將民族危機直觀展現在青年眼前，促使廣大青年自覺地凝聚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

一是充分依托報紙作為宣傳動員的主陣地。報紙是宣傳工作中最行之有效的宣傳工具，列寧曾強調，“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16]。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后，共青團等青年組織在中央蘇區大力推進青少年報刊事業的發展，諸如《青年實話》《少年先鋒》《時刻準備著》《赤色兒童》等專門面向青少年群體的報紙雜志紛紛涌現，成為青少年群體了解時局形勢及黨的政策的重要渠道，其中《青年實話》作為少共蘇區中央局的機關報，在報道內容上兼具指導性與鼓舞性，通過刊登展示青年革命形象及精神面貌的文章及漫畫，鼓勵和引導青年加入革命隊伍?！肚嗄陮嵲挕芬云洫毺氐那嗄昊匦?，在蘇區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現實影響，已經成為“紅軍中青年和工農勞苦青年必不可少的讀物”[17]。

二是標語、口號是宣傳動員的重要載體。中央蘇區黨團組織在青年動員中充分發揮標語和口號的宣傳動員作用，將其作為營造社會輿論，渲染革命氛圍的重要武器之一，“一個標語抵得一支紅軍”[18]。革命標語、口號在蘇區分布極為廣泛，農村墻壁、石碑、樹木等均有留存，可以說將革命理念在潛移默化間融入青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在標語口號內容的選取上，中國共產黨敏銳覺察到廣大青年反抗階級壓迫、追求社會變革，將反帝反封建、擴大紅軍等革命中心任務與青年群體的內心渴求緊密相連，采取最簡潔有力、旗幟鮮明的語言，如“打倒侵略華北的日本帝國主義”“勇敢的青年加入紅軍”等，最大限度地調動青年群體的積極性，使之投身于蘇維埃革命與建設之中。

三是運用文藝作品使宣傳工作更加通俗化、青年化。中國共產黨針對工農青年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的現實困境，結合青年自身強調個性新穎的精神需求，將黨的政治主張與革命思想融入歌曲、話劇等文藝作品中，使其可以更加直觀生動的引發青年的情感共鳴。蘇區黨團組織在各地廣泛建立俱樂部和列寧室，組建藍衫劇團、火線劇社等文藝社團，在根據地開展紅色文藝匯演，創造了眾多具有鮮明革命色彩和地域特色的紅色作品，諸如歌曲《歌唱蘇維?！贰都t色少兒》，話劇《最后的晚餐》《誰給我們痛苦》等。

第三，中國共產黨將切實保障青年自身權益作為開展青年動員的重要基礎。青年動員從根本上始終要以保障青年自身權益作為動員的前提和條件，一切脫離了青年自身利益而開展的動員都是不切實際的，保障青年權益在青年動員中起著關鍵作用。中國共產黨在蘇區開展青年動員的過程中，準確認識到青年當下的生存需求、政治需求以及家庭需求，開展了一系列的青年權益保障工作。

一是開展土地革命，改善青年生活狀況。中國共產黨深知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在根據地建立之后，先后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等，立法規定，“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興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所有，分給無田地及少田地的農民耕種使用”[19]，并且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又逐漸總結出“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掀起了分田運動的熱潮，廣大青年農民由此獲得了土地這一解決生存問題的核心要素。同時，蘇維埃政府廢除了眾多苛捐雜稅，建立了相對健全的稅收體制，極大減輕了青年農民的經濟負擔，青年生活狀況逐漸得到改善，為動員青年參與政權建設及革命斗爭提供了基礎性的物質保障。

二是持續完善保障青年權益的法律體系。在廣大蘇維埃區域中謀取青年“最低限度的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之解放”[20]是中國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持之以恒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明確指出要“保障青年勞動群眾的一切權利，積極的引導他們參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發展新的社會力量”[21]。在政治上，法律規定16 歲以上青年擁有參加蘇維埃政府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實現了政治上的民主與自由。在經濟上，隨著《土地法》《勞動法》的頒布，廣大青年也從封建人身依附關系中得到了徹底的解放，同時蘇維埃政府積極普及免費教育，廣大青年享有受教育權。青年的切身利益以法律的形式被確立了下來，其自身也從真正意義上與廣大蘇區勞苦人民一起成為了蘇維埃政權的主人。

三是優待紅軍家屬，解決青年參軍的后顧之憂。隨著革命斗爭及擴紅運動的發展，大批青年加入紅軍，前往革命斗爭的最前線，但在長期的前線斗爭中，家庭問題始終困擾著廣大青年戰士。青年戰士是家庭的支柱及主要勞動力，由于長期遠離親人，許多青年戰士難免產生耕地荒廢、家中事務無人處理的擔憂。面對青年戰士的顧慮，蘇維埃政府及時頒布《優待紅軍家屬條例》，組織耕田隊、割禾隊等，保障紅軍家屬的農業生產。共青團等群眾組織也積極開展“禮拜六”活動，動員根據地團員青年幫助紅軍家屬勞作耕種，并且對困難家屬進行慰勞救濟。據《紅色中華》報道，建寧安仁區獨立師幾位紅軍戰士“開小差”回家并拒絕歸隊，區委迅速組織同志開展優屬工作及宣傳教育，當其看到優屬工作得到切實執行后，幾位離隊紅軍戰士“再也不好意思見人面”[22]，并迅速歸隊了。

第四，中國共產黨強化思想政治教育以突出青年動員實質。馬克思曾談到，“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盵23]通過滿足利益驅使青年參與的方式雖然直接有效，但如果缺失了足夠的精神支撐，當利益無法被滿足或發生沖突時，其動員結果必然會以失敗告終。在蘇區由于受到客觀條件制約，所能為青年提供的實際權益是相當有限的，所以對廣大青年施以思想政治教育以增強其價值認同是極為必要的。

一是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從實質上講是一種信仰教育，根本目的在于使廣大青年樹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為使蘇區青年能夠科學認識并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發行翻印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宣傳手冊、學習讀物等，努力使馬克思主義理論通俗化、大眾化。同時，中央蘇區也會組織“列李盧紀念周”“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等大型紀念活動，充分利用節日教育所營造的革命氛圍推動馬克思主義在青年群體間深入傳播。除此之外，中央蘇區還專門創辦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以及各級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開展系統化、專業化的理論研究及教育培養。

二是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同樣也是青年動員的關鍵之要。在根據地建設及革命斗爭中，青年群眾顯然已經成為革命運動的生力軍和突擊隊，對廣大青年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勢在必行?！都t色中華》每期都會刊登國內外時事新聞及黨的政策方針，并在報道中曾鮮明指出，“兩種制度”和“兩種政權”的尖銳對立，已經“成為國際和國內的時局的核心”[24]，讓青年群體了解當下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并且意識到自身利益與革命斗爭緊密相連，從而激發他們反抗壓迫追求解放的愿望，以啟發青年的階級覺悟。

三是推行科普文化教育，破除封建迷信。開展務實有效的政治教育，就必須要提高青年群體的文化水平。中國共產黨考慮到工農青年群體普遍文化水平較低的現實情況，積極發起掃盲運動，在村縣之間建立識字所、閱報社、勞動夜學等，并且編寫符合工農青年特點的看圖識字課本，以期使掃盲運動在青年群體中普遍而深入地開展，同時針對農村地區盛行的封建迷信思想，中國共產黨也努力進行科普教育，耐心向群眾解釋傳播科學知識。在《青年實話》中專門創建“不信神教運動”專欄，提出“不信神教運動，節省求神拜佛的浪費，幫助紅軍戰費”[25]的口號，顧作霖、凱豐等黨團領導人也積極發表科普文章，如《提倡植樹運動》《開展反迷信運動》等，對工農群眾進行耐心的解釋教育，弱化封建思想對青年群眾的壓迫束縛。

三、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實施青年動員的現實啟示

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通過開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青年動員工作，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廣大青年參與到革命戰爭以及蘇維埃建設之中。立足于新時代的今天，盡管青年動員的條件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中央蘇區青年動員所蘊含的寶貴歷史經驗，對于新時代青年動員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一，青年動員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新時代青年動員的本質屬性。百年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進程證明，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確保中國青年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共產黨在青年動員的過程中始終扮演著組織者和引路人的重要角色，黨的領導是青年動員得以有效實施并蓬勃發展的根本保證。少共蘇區中央局編寫的《團員教育綱要》中首先強調，“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唯一領導革命的司令部”[26]。在中央蘇區青年動員的過程中，蘇區廣大青年正是在黨的多重動員策略地驅動下，始終明確共產黨是青年動員的領導核心，積極走上了擁護紅色政權的革命道路，最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動員成效。立足新時代新征程，相較于中央蘇區，當前青年動員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唯一不變的便是共產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立足新時代新征程，中國青年的奮斗目標和前行方向歸結到一點，就是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努力成為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盵27]只有牢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為理論指導，始終遵循黨對青年動員工作的戰略部署，新時代青年動員工作方能進而有為、行穩致遠。

第二，青年動員應始終圍繞黨的中心任務。青年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先鋒力量，青年動員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將青年群體團結于黨現階段的中心任務之中。在中央蘇區，黨的中心任務即擴大紅軍力量并爭取反“圍剿”戰爭的勝利，這一時期青年動員的動員策略、具體實踐都是基于這一中心任務展開的，“沒有青年、就沒有戰爭，沒有勝利”[28]。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盵29]青年群體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事業相伴而行，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青年群體都是“中國夢”道路中踐行使命、敢于擔當的主力軍。新時代青年動員的重要目標是要讓廣大青年認識到“青春夢”與“中國夢”是緊密相連的，“中國夢”也必將在一代代中國青年的接續奮斗中成為現實。

第三，樹立青年榜樣突出正向引導。榜樣教育是青年動員中的一種重要方式。某一政黨或國家通過將自身所要表達的意識形態以鮮活具體的人物、集體形象傳遞于民眾之中，規范其思維意識、行為方式等，從而達到動員的效果。中央蘇區青年動員中，尤為注重通過樹立青年典型開展榜樣教育?！都t色中華》作為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經常報道表現突出的青年典型，如《六縣赤少模范營隊上前方去了》《我們要學習光榮的例子》《光榮例子一個又一個！》等。在當下社會文化環境中，青年自主意識日益增強，在多元化價值觀念導向下青年“偶像崇拜”等現象大肆蔓延，強化青年榜樣教育勢在必行，通過在全社會范圍內選樹先進青年典型，為青年樹立正確的尺度標桿，使榜樣形象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時通過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等青年楷模評選活動，加強青年典型與青年之間的溝通交流，通過青年楷模與青年群眾之間的雙向互動，實現新時代青年群體之間的精神共鳴。

第四，強化新時代青年干部隊伍建設。建設高素質的青年干部隊伍是青年動員的客觀要求。青年干部是青年動員工作落實的“最后一公里”，其能力與素質直接影響著青年動員的效果。在中央蘇區中國共產黨通過創辦列寧團校、干部培訓班等，培養了一批信念堅定、本領過硬的青年干部，如胡耀邦、蕭華、肖鋒、賴大超等人，在領導動員蘇區青年參加革命戰爭和蘇區建設的過程中發揮了顯著的示范作用。許多蘇區青年干部在之后的革命事業中逐漸走上了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這也充分展現了蘇區青年干部隊伍建設的巨大成效。毛澤東曾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30]。新時代青年動員工作依然離不開青年干部的奮斗實踐。培育青年干部的過程中，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頭腦，始終明確理想信念是青年干部的首要標準，要保證思想意識不迷失、不滑坡，同時要積極依托各級政治學校及主體培訓班，深入推進“青馬工程”，從而培養德才兼備、深入群眾的新時代優秀青年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