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轉型中的“知識繼替”及其制度供給

荀麗麗

一、引言：農業轉型的知識維度

農業強國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宏偉藍圖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基。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既有國外農業現代化強國的一般特征，也有基于自身資源稟賦、文明底蘊和時代需要的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理論涉及農業勞動力轉移、農業技術進步、農業資源稟賦利用，但由于中西方國情農情存在較大差異，上述理論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式農業現代化（黃樹民，2013；孫生陽、鄒一南，2023）。對于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內涵與特點，學者從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關系、糧食安全、工農城鄉關系等角度展開討論（孔祥智，2023；羅必良，2022）。歷史地看，農業現代化所表述的是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進程，其內涵也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發展的。20 世紀60 年代，農業現代化意味著“機械化、水利化、化肥化、電氣化”，改革開放后，農業現代化不僅涉及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更涉及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現代生產體系、現代經營體系的建構，以及現代農業服務體系的完善與發展(朱鐵輝、辛嶺，2023）。農業現代化的一般特征具有相對性、動態性和綜合性，但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下，“大國小農”的基礎國情、“人多地少，超小規模的土地家庭經營”的現實農情，是理解農業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的根本出發點，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關系問題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主要矛盾（葉敬忠等，2018）。

關于中國農業轉型的研究，通常圍繞“勞動生產率”“土地規模經營”“農業社會化服務”等概念展開，較少對農業轉型的“知識維度”展開討論。事實上，在西方經典的農業現代化理論及其反思中，“知識”并未缺席，但卻通常作為特定理論體系中的一個從屬性的概念。比如，對世界農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農業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傳統農業是一個經濟概念，即“完全以農民世代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為基礎的農業即為傳統農業”?！案脑靷鹘y農業”的關鍵在于引進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而新的農業生產要素不僅要引進雜交種子、機械等物的要素，還要引進具有現代科學知識、能運用新生產要素的人。農民的技能和知識水平與其耕作的生產效率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在舒爾茨看來，“知識”構成了“人力資本”的一部分，他特別強調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尤其是教育投資（舒爾茨，2022）。而在斯科特的政治學視野中，現代國家機器的基本特征是“簡單化”，現代科學農業在“馴服自然”中建立的“生產與利潤”模型及其所表現出的標準化和單一化正是現代國家權力實踐的一面“知識透鏡”（斯科特，2009）。

在本研究中，“知識”將被置于農業轉型研究的“前臺”，而不再作為一個從屬性的分析概念。農業現代化首先是人與自然互動中“知識規劃”的再造。農業轉型則首先表現為“知識類型”的轉換。早在18 世紀的英國，近代農業革命的新氣象改變了農業的社會組織結構，為了提高生產力和經濟收益而生產的商品化農場替代了以家庭消費為主的維生型農場，科學原理和機械發明被引入農業生產，并出現了體系化的農學著作，甚至在農業生產實踐中出現了“書本農業知識”與“勞力農業知識”的對立與爭議（祖田修，2015；Fisher，2018）。清朝后期，中國人得以認識、引進和傳播西方近代農業科學技術。孫中山、鄭觀應、陳熾等趨新人士，竭力表達了移植西方農學知識，借以改良中國傳統農業，實現國富民強的宏愿。近代農業變革的核心就是農業的“科學化”。傳統農業被認為是中古式的“經驗農業”，而現代農業被認為是西方式的“學理農業”。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是兩種不同的“知識類型”：“是由順天稼穡，進而為科學的種植；是由粗放的農作，漸進而為集約的農作；是由自然的生產，漸進而為人工的栽培；生產方面，乃由少量而增至多量；品質方面，乃由惡劣而改為改良，病蟲害的程度漸次消滅了；工作的效率，漸次而增加了”（楊瑞，2018）?，F代農業雖然沒有絕對完全的定義，但在農業經營的角度，它是資本和知識替代勞力和資源的農業；在社會分工的角度，它是專業化、一體化的農業，它為整個社會而生產，是市場導向的農業；而從技術的角度，它是全盤機械化、化學化、科學化的農業（樊亢、戎殿新，1994）。當然，晚近的農業現代化也強調了農業發展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維度，即綠色化的可持續農業或永續農業。

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相比，農業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最薄弱的環節。農業綜合效益不高、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不足、農業農村公共服務滯后、農業生態環境惡化等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在農業轉型研究中開啟“知識維度”，旨在通過新的“理論視野”為農業轉型發展和制度創新開辟出一個新的“問題域”，進而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出發點推動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習近平，2023；陳錫文、韓俊，2018）。

本文擬結合2023 年8 月對成都市崇州和邛崍兩地現代農業產業發展現狀的實地調研，通過對“農業共營制”改革與發展歷程的分析，展現農業轉型作為“知識轉型”的內在含義，討論農業轉型中的“知識繼替”對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性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的現代農業轉型存在較大區域差異，農業知識類型的轉換也因作物種類的不同而相異。本文主要聚焦于成都平原的糧食規?；a區域。糧食規?；a在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中具有典型性和維護糧食安全的戰略意義（桂華、劉洋，2017），不失為透視我國農業轉型“知識繼替”的一個良好切入點。

二、理論框架與核心概念

（一）農業“知識系統”中的社會角色分類

在知識社會學的脈絡中，知識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構造（Shapin，1995）。其一，知識與社會生活之間是相互連接的，“一定的知識類型與一定的社會結構形勢之間有著相互依賴的關系”（茲納涅茨基，2000），人類對社會系統的參與通常依賴于其對某個特定知識系統的參與，其在社會系統中的行為通常取決于他將參與什么樣的知識系統，以及如何參與。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者來說，“知識系統”與“參與了這一知識系統的構造、再生、應用與發展的人”具有同樣的意義（茲納涅茨基，2000）。其二，知識是復數的、情境化的；既有“知道它是什么的”學術性知識，也有“知道如何去做的”實踐性知識。其三，知識的傳承與創新是一種集體現象，而非個體現象，它依賴于多元行動者的互動和交流（伯克，2023）。

農業是最能體現觀念、物質與社會關系交織互動的場域。知識，與土地和勞動一樣，構成了農業生產的關鍵性要素。對于農業中土地、知識與勞動的“鐵三角”，費孝通先生曾在《江村經濟》中有淺白質樸的敘述：“農業，只是從它的狹義來說，指的是使用土地來種植人們想要種的作物。要研究如何使用土地，必須先分析土地本身。土壤的化學成分、地形和氣候都是影響農業的條件。我們也需要了解谷物的生物性質?！欢?，農業占用的土地不只是自然實體。文化把土地變成了農田。在農業中，直接指導人類勞動的是人們自身掌握的關于土地和谷物的知識。通過技術和信仰表現出來?！鞭r業知識是“通過農民的實踐經驗的長期積累一代一代傳授下來的。這是一種經驗性的知識，使人們能控制自然力量，以達到人們的目的。詳細的調查研究會表明這個地區的農業科學發展到如何高的程度?！鶕夹g需要出發的農田安排，對勞力組織、土地所有權和親屬組織都有深遠的影響”（費孝通，2001）。費孝通的敘述恰是對中國傳統小農“知識圖景”的描述。中國傳統的基于經驗與勞力的農業技術知識，成熟早、水平高，直到清乾隆時期都保持著世界領先的水平。西方近代農業科技是以節省勞力為目標，以機械化、電氣化和農藥化肥的使用為特征的（魏露苓，2006）。

在《知識人的社會角色》一書中，茲納涅茨基從處于相對孤立和保守的共同體或無文字社會中的“農民”入手來展開其關于知識分類的討論。與工匠、商人、家庭主婦一樣，農民從事實際的職業，在其作為行動者的日常生活過程中，是很少感覺到真正需要那些“專于知識”的人。在農村或小城鎮聚居地，“只要某一共同體所包括的人們被認為具有足夠的知識去完成共同體所要求的各種實際功能，就不會需要那些專門致力于開發知識的科學家”（茲納涅茨基，2000）。

茲納涅茨基將上述經驗性的農業知識稱為“工藝知識”，并區別于他之后討論的“技術知識”。在本研究中，筆者將借用“工藝知識”與“技術知識”的概念分類，為分析農業轉型中知識系統的演變的提供理論框架。

所謂“工藝知識”，是指傳統時代那些獵人、家庭婦女、農夫所具備的實用的實踐知識?！耙粋€獵人知道捕捉獵物所知道的一切，知道有關野獸、捕獵工具以及可能影響他的活動的自然因素（包括魔力）等一切東西。一位印第安婦女的家務技能，包括大量關于她所采集的植物和有關用于縫紉、烹飪、編織、紡織、制陶、搭帳篷的物質和器具的知識。人們也認為農民應該具有關于他所耕種的植物在不同季節中生長情況的知識，以及干擾植物生長的雜草、土壤、施肥方法、氣候、馬匹和家畜，他所使用的各種工具等方面的知識”（茲納涅茨基，2000）。檢驗工藝知識的有效性的是實際應用。這些知識不是某個科學實驗的結果，完全是獵人、婦女、醫生、農民的個人知識的總和。

所謂“技術知識”則肇始于“工藝知識”的失靈：一是在出現無法納入任何熟悉模式的不確定情境時，工藝知識的踐行環境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重大變化，比如傳統小農遭遇某種不熟悉的病蟲害；二是與異文化共同體的文化接觸或本文化共同體產生內部創新，引出了新的定義情境的方法和新的成敗標準。此時便需要擁有更高級的“技術知識”的人的參與。擁有“技術知識”的人不是實施工藝的人，而是研究工藝的人。他必須擁有更廣博的知識，不限于個人的職業經驗，可以提供忠告和仲裁，他必須懂工藝知識的理論部分。擁有技術知識的人，在他所診斷的理論問題解決之后，還有兩項任務，一是制訂計劃，二是執行或實施計劃?！凹夹g知識”衍生出兩種社會角色：“技術領導”與“技術專家”?！凹夹g領導”負責定義情境并為行動者制訂計劃，而且直接指導計劃的實施過程。不僅要接受技巧技能方面的訓練，而且要具備一種處理其所領導的群體可能遇見的各種各樣技巧性情境的能力。他應該知道如何預先確定其所領導的群體展開行動的目標，以及為實現上述目標所必須的各種操作性過程如何在成員之間進行分配?！凹夹g專家”則專門進行診斷，知識完全與其實際應用相脫離。他們不僅不會參與具體的計劃執行過程，而且沒有責任去決定應該執行哪些工藝活動。專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決策之前為技術領導提供其所缺的專門知識。

茲納涅茨基也鮮明地指出了近代以來科技革命中“技術專家”與“技術領導”的核心作用?！敖倌陙?，在工藝性的控制自然現實方面所取得的進步，應主要歸功于技術領導者、專家和自主發明之間的合作，他們的功能在于創造為制定將由工藝專家去執行的計劃所需要的知識、并發明由工藝專家去模仿的新的模式”（茲納涅茨基，2000）?；仡櫖F代農業演進的歷史，我們不難發展，現代農業的“知識圖景”不僅出現了“工藝知識”和“技術知識”的知識分化，更出現了“專于知識”的社會角色，即專研農業科學的“技術專家”和農業生產中踐行農業科技的“技術領導”。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農業知識系統是融合了科學原理、應用農技與實踐農藝的綜合體?，F代農業知識系統中的知識生產、傳播、應用與更新是在農業科學專家、經營性技術領導、農業實作勞動者等多元農業行動者在互動中共同完成的。

在本文中，“工藝知識”代表了經驗小農的實踐性的農作或農藝知識；“技術知識”則是構成了以機械化、化學化和科學化為特征的現代農業經營的“專業知識”；“技術專家”代表了農業科研和教育體系中掌握學理性知識并探索農業科技進步的農業專家，“技術領導”則對應于現代農業實踐中區別于小農農作的、引入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農業行動者，如農業職業經理人、職業農民等社會角色。

一般而言，農業知識代表了農業行動者對其所處環境的認知。在現代農業背景下，通常包括了作物種植知識、市場行銷知識和農業政策知識。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知識主體”不再只是把握人與自然互動的大師，更是技術、信息、資本的管理者和駕馭者?，F代農業的發展中“農業已從純粹的‘農作’轉變為一種科學活動，因而要求務農者不僅要作一名農場主，而且同時還要是一名科學家、工程師、管理者、多樣化生產專家、市場和銷售的行家里手，因此，農場主必須在數學、科學、通訊等方面接受全面的高水平的專業教育”（樊亢、戎殿新，1994）。

（二）“知識繼替”與作為多元行動者的“新農人”

受費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社會繼替”概念的啟發，本文引入“知識繼替”的概念來分析農業轉型過程中知識系統的斷裂、更新、再生與延續。所謂“社會繼替”是指“所有社會不能不不斷地預備下新人物等著去接替舊人物死亡和退伍所發生的缺位”，因為“在一定的社會分工結構中，職位是有一定的。因之新分子要入社必須由舊分子把他的職位讓出來。這是繼替過程。繼替過程若沒有一定的規則，勢必引起社會的混亂。為了避免社會的混亂，任何社會都有它的繼替機構，按著一定的原則，使社會職位，包括對物和對人的各種義務和權利，和所擔任的工作，在規定和公認的方式中，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使社會的新陳代謝，有條不紊地進行，不影響社會的完整和個人的生活”（費孝通，2009）。在費孝通看來規定繼替方式的原則有兩種，一是以“機會”來決定，一是以“選擇”來決定。一如人類社會發展史中，社會繼替原則由“身份”到“契約”的演變。身份是由出生和血緣傳承決定的，是一種親屬原則；而契約則是個體基于自由意志的選擇?，F代社會的繼替方式已經逐漸脫離了親屬原則。

在費孝通看來，生育制度是種族綿續和社會繼替的文化手段或人為保障。為了維持社會結構的完整，“社會繼替”包含了兩個層面的含義：其一，從人口容量的角度，因為人壽有限、生死無常，社會中要保有一定的人口數目來負擔分工結構中所規定的工作；其二，從社會規范的角度，社會分工合作結構中所規定的權利、義務與規則需要傳遞給“新分子”，即通過教育機關來完成“新分子”的“社會性撫育”。農業轉型中的“知識繼替”同樣包含兩個維度：其一，一定數量的適合現代農業生產的新型“知識主體”的生產與再生產；其二，現代農業知識系統在多元的農業行動主體的網絡化互動中實現自主知識更新的社會機制。

在農業轉型中引入知識的維度，是將農業轉型視為“知識場域”轉型，并將其看作一個容納了多元行動者的知識流變的動態的歷史過程。知識主體的更替、知識范式的更迭、知識場域的轉型才是歷史變遷的重要動力（酈菁，2019）。一方面，“誰是農民”的問題正在經歷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傳統農業的“知識繼替”是通過“經驗小農”的家庭傳承來實現的；在現代農業的“知識繼替”中，出生在農民家庭的青年一代，并不必然習得農業知識，而新的農業經營條件所匹配的知識系統也需要新的知識主體的塑造，即“新農人”的塑造。在新的“農業生產結構”中生成了新的“農業知識場域”，如果社會系統無法培育出適合新的知識系統的行動主體，農業轉型發展中的“知識繼替”就會出現主體缺位或斷層，農業現代化背景下的農業轉型與發展也將流于破產。另一方面，農業現代化作為一個“知識流變”的動態的歷史過程，農業知識系統本身的新陳代謝從未止步，產業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業需要不斷面對農業生產的新事實與新問題，并能夠實現自主更新的知識體系。

三、農業轉型中的“知識繼替”：基于成都平原的經驗調查

（一）農業轉型中“知識繼替”的“雙重斷裂”

崇州的幅員面積大約為1089 平方公里，耕地面積為31.7 萬畝，常住人口為78 萬人。崇州整個地形包括“四山一水五分田”，屬于都江堰精華灌區的核心區，是成都西部百萬畝糧油產業生態圈的中心區域，也是整個成都平原農業規模經營的示范區，即“天府糧倉”的核心示范區。崇州“農業共營制”的誕生與發展是面對農業轉型困境逐步摸索的社會歷史過程，筆者嘗試從“知識繼替”的維度來回顧和解析這一歷程。

從1998 年起，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崇州面臨著農業轉型發展的困境。當地人將其概括為“土地細碎化、農戶兼業化、農業勞動力弱質化，糧油副業化”。一方面，崇州農民戶均土地3.5 畝左右，且平均分散成5—7 塊，最大田塊不超過2 畝。隨著大量農民向二三產業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老齡化嚴重。由于糧油種植的收益僅占農民家庭收入的極小比重，單個的小農戶無法在“進城打工”和“回家種地”之間實現高效的平衡。另一方面，在分散經營和分散居住的條件下，政府對農業的公共投入分散，公共服務配套難。農民為節約勞力無序使用化肥農藥，導致農村面源污染嚴重，農產品質量安全難以保障。農產品競爭力低下，市場發育不足，無法形成主導產業。在這樣的背景下，“經驗小農”開始不愿意種地，逐漸退出了實際的農業經營。為避免土地撂荒，許多農戶將土地“白送”給別人代種，甚至要“倒貼”肥料款才能將實現“土地流轉”。這一時期，“經驗小農”不僅在人口數量上大量流失，其“知識系統”在糧食生產中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小規模家庭經營在糧食生產中可謂低質低效?！罢l來種地”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

在這一背景下，農業規?；洜I的趨勢愈益迫切，小農戶與現代農業實現有機銜接的機制成為學術討論和政策實踐的重點。2007 年，中央一號文件將現代農業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2008 年之后，中央一號文件持續關注推動土地流轉和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和鼓勵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流轉集中土地，開展規模經營，出現了許多“整村流轉”“全域流轉”的案例。2008—2010 年，崇州也出現了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然而，依賴政府補貼人為推動的土地流轉帶來許多負面效應，土地成本大幅提高，加劇了土地的“非糧化”和“非農化”。由此，許多學者認為在小農與現代農業的鏈接模式“土地規?；辈⒎俏ㄒ灰?，“服務規?；辈攀顷P鍵。土地流轉需要健全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為支撐（孔祥智、穆娜娜，2018）。

在崇州農業轉型發展的經驗中，“土地規?；焙汀胺找幠；倍紵o法有效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首先，從土地規?；慕嵌葋砜?，“資本投入”引導的“土地規?；焙投喾N新型經營主體的登場并沒有順理成章地改變農業經營弱質低效的狀況。家庭農場式的“大戶”可以應對100—150 畝的規模，再繼續擴大種植規模時，畝均單產和畝均利潤都會下降；而一些種植專業合作社雖然表面上在“產、加、銷”環節推動農民的組織化，提高農民的市場參與能力，但在實際發展中也因無法協調利益分化的小農之間的生產合作而日漸松散，最終“名存實亡”；一些資本雄厚的工商企業，對農業領域抱著“有苗不愁長”的簡單化想法，在大規模流轉土地之后因為嚴重缺乏適合現代農業規模經營的專業知識而大面積虧損，農民也沒能從土地流轉中獲得租金收益，企業與農民的關系惡化。事實上，無論是大戶、合作社還是農業企業，當他們作為“流轉主體”實現了土地規?；?，都要面對農業規模經營帶來的“知識系統”的轉換，當他們無法作為新型的“知識主體”來完成農業轉型的“知識繼替”時，農業現代化便無法落地。

再者，從“服務規?；钡慕嵌葋砜?，隨著農業生產鏈條的分工，一些社會化服務主體成為為農業生產環節提供專業服務的組織，主要涉及農機作業、植保防疫、田間管理、農資配送等領域。從事農業生產性社會化服務的合作社，如農機合作社、植保合作社等，在許多種養類合作社形同虛設的情況下，因其內在的合作化需求而不斷成長壯大。理論上，小農戶可以通過購買生產性社會化服務來引入現代農業的生產要素，社會化服務供給的規?；梢栽诓桓淖兺恋貦鄬俚那闆r下實現土地規模經營。但實踐過程中，小農戶直接對接社會化服務主體，存在交易成本高、管理風險大的困境。小農戶在土地規模的限制下對于農業技術改進、農業知識更新往往不感興趣。用當地人的話說“花時間學技術提高100 斤的糧食產量，還不如打一次麻將來的多”，但是對于規?；a者而言增產50 斤的意義也相當重大。換言之，在“土地規?；焙汀胺找幠；敝g，缺少一個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的“知識主體”。

我們不難發現，糧食種植的規?；洜I事實上創制了一個完全不同于小農戶經營的“知識場域”。在糧食生產“耕、種、管、防、收”的五大環節，可以實現生產鏈條的全程機械化。從良種選育、耕地播種，育秧插秧、施肥用藥到收割倉儲，新技術的應用更有利于節本增效。在這一知識場域中的農業行動者，需要新的著眼于作物、人力、資金、技術的專業的知識統籌?！爸R繼替”的斷裂危機，一方面表現為傳統從農人口的流失；另一方面更是表現為具備專業技術和管理知識的農業行動主體的缺位?！敖涷炐∞r”的適用于小規模經營的“一般性農業知識”無法適應規?；a的需要；不具備新的專業技術知識的其他類型的經營主體，比如上文提到的單純立足于“土地流轉”的家庭農場、合作社和企業資本，也無法填補“知識繼替”的缺環。作為“知識主體”的農業行動者的塑造與養成可謂是農業轉型“知識繼替”良性新陳代謝的關鍵。

（二） 從“身份”到“契約”：農業職業經理人與“知識繼替”的新機制

面對“地碎、人少、錢散、缺服務”的農業發展困境，崇州通過“農業共營制”的模式全面解決“誰來經營、誰來種地、誰來服務”的問題。2010 年，當時地處偏遠的隆興鎮L 村十五組的30 戶村民，有28 戶在外打工，只有兩戶農民在家種地。在政府的指導下，以村為單位，由村黨支部搭建平臺成立了“YL 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民將土地的經營權入股到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設有社員代表大會，并設立了理事會和監事會。理事會代表全體社員負責生產經營決策、財物收支管理；監事會負責監督財物狀況和執行狀況。理事會出面聘用“農業職業經理人”來負責具體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業職業經理人和社員的利益聯結機制為：合作社通過爭取各類政策支持和社員自籌資金來負擔農業生產成本，除去生產成本，經營純收入按照1:2:7 的比例進行分成：10%作為合作社公積金；20%作為農業職業經理人報酬，70%作為社員分紅。負責“種地”的農業職業經理人相當于現代農業生產中的“車間經理”，也是農業生產中的“技術領導”，負責全年農業生產計劃的制定和執行，并統籌各類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開展農業綜合服務。為了更好地監管和激勵農業職業經理人的專業農業經營，村集體或土地股份合作社一般會要求農業職業經理人交付生產成本的30%作為保證金，這也成為農業職業經理人選聘的一道門檻。

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伊始，農業職業經理人的“選聘”曾成為一個難題。合作社無法在本村的農戶中選出一個“生產能手”來為合作社種地，當地農戶給出的說法是“不愿意種地，也不會種地”。YL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第一任“農業職業經理人”由鎮農技中心的技術員ZWS 來擔任。ZWS 懂技術，善管理，當年稻田從5 月經營到9月，就實現了社員每畝稻田分紅500元?！稗r業共營制”的模式也迅速在成都推廣?！稗r業共營制”包含三大板塊，即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業職業經理人和現代農業綜合服務。農業職業經理人處于核心的樞紐地位，既是土地規模經營的生產責任主體，也是在規模經營中細算成本賬、統籌運用各類技術和服務的“知識主體”。作為“技術領導”，農業職業經理人為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制定計劃，從專業化播種、專業化育秧，機耕、機插秧、機防、機收、田間運輸、烘干倉儲等各個方面來進行成本核算和生產管理，甚至其統籌運營要延伸到精深加工和市場銷售環節。

在成都崇州和邛崍的調研中，我們發現，在農業職業經理人的“選聘”中，過去是否有“種田”經驗并不是重要的參考項。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返鄉大學生以及具有豐富社會閱歷和其他領域經營管理經驗的返鄉創業人員非常受青睞。因為他們可以在短時間內習得和適應新的農業知識系統，對于大型農機、無人機，農業信息化平臺等都有非常強的學習應用能力。在當地，社會影響力較大的代表性農業職業經理人分別是崇州的WLL 和邛崍的HJY。WLL 是“90 后”大學生，HJY 則是參軍后退伍回鄉。他們的父輩都是當地第一代農業規?；洜I者。然而，父輩的影響只是他們“職業選擇”中的一個因素，他們更看中農業職業經理人這份“職業”給他們帶來的良好的經濟回報和發展前景。在這個意義上，農業發展的“知識繼替”從原有的“身份制”為主的模式——即農民基于家庭經營的經驗性的農藝傳承，轉變為現在基于專業教育和職業選擇的“契約制”為主的模式。

（三）“職業經理人團隊化”與“知識繼替”中的自主更新

在“農業共營制”的實踐中，作為“知識主體”的農業職業經理人的專業運營日益表現出“團隊化”的趨勢。以崇州YL 合作社的WLL 為例。2015 年WLL 返鄉從農，最初只是擔任YL 合作社近3000 畝土地的農業職業經理人，幾年發展下來，如今已經是三家土地合作社的職業經理人，在成都的不同縣域負責經營近6000 畝土地，農業機械化率80%以上，年收入超過百萬元。WLL 組建了自己的職業經理人團隊，并統籌協調農機合作社和植保合作社。從糧食種植的實際出發，每個職業經理人的最佳經營面積是300—500 畝。職業經理人的平均年收入為15 萬—18 萬元。

農業職業經理人的“團隊化”體現了作為知識主體的農業行動者具有了內部的分工結構，更有利于農業知識服務的規模擴展和自主的知識更新。在規?；Z食種植的實踐中，農業職業經理人團隊會根據農業生產的實際需要不斷地反饋其對于新技術和新知識的需求，有利于糧食生產節本增效的新技術得到迅速的推廣。WLL 主導的YL 土地合作社在2022 年與MJ 米業等龍頭企業合作，簽訂優質糧食訂單，以市場為導向，在源頭把控優質水稻和小麥品種，實現增產15%。在生產環節，用有機肥替代化肥，減少化肥量40%，增加了土壤肥力，也增強作物的抗病蟲害能力；開展病蟲害綠色防控（采用太陽能殺蟲燈、螟蟲誘捕器等），減少農藥使用量30%。同時，農業經營也從傳統單一的規?；N植轉變為“種植、加工、銷售”的全產業鏈經營，實現了農業產業的提質增效。

農業職業經理人不僅僅可以以自然人為主體，也可以以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合作社或農業公司為法人主體。崇州的YF 農機合作社，不僅為農民提供免費的農事咨詢，還提供全程的農事托管服務。YF 農機合作社將自己定位為“新銳職業農人”，創辦了自己的“夢農業”交流小報，并成為一個農業機械的自主研發者和先進農機的引進者。邛崍的HJY 退伍回鄉擔任農業職業經理人，通過整合土地合作社、農機合作社和植保合作社搭建了更具有團隊傾向的“SH 農業”農事服務中心。HJY 的“SH 農業”是當地農業科技轉化與示范的前沿陣地。四川省農業科學院的作物研究所和植物保護研究所的試驗示范基地就設在其經營管理的區域內。農科院的技術專家會對他們進行點對點的技術指導?！癝H 農業”引進水稻機械化育秧技術、育供插秧新模式，目前，育秧能力可達到每小時2400 盤，可以為周邊三萬余畝農田提供優質秧苗；推廣水稻寬窄行機插增密生產技術，無人駕駛智能插秧機插秧技術，提高作物光能利用率、減少病蟲害，提高生產效率；推廣使用無人機精量追肥、施藥、封閉除草、施撒基肥技術，實現全天候智能化自主作業，減少植保人工需求，實現作業高效，節省農資，減低成本。我們發現，作為知識主體的“農業職業經理人”是推動農業轉型發展中的“知識繼替”的農業行動者；他們更愿意采納為農業生產“減肥降藥”的綠色化的新技術，更積極地參與農業新科技的試驗與示范，更主動地與農業科技專家和農技推廣人員建立“網絡化”的互動，從而參與“活化”了一個立足于農業生產實際和高質量發展的自主更新的農業知識系統。

（四）“職業教育培訓體系”與農業“知識繼替”的社會路徑

新技術和新知識的運用是現代農業轉型發展的核心驅動力?，F代農業發展中“知識繼替”的機制也呈現出新的結構特征。傳統的農民技術培訓存在分散、低效，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等短板，農民往往為了培訓發放的毛巾香皂等小禮物而被動受訓。為提高農業職業經理人的經營水平，成都市建立了教育培訓、認定管理和政策激勵三重機制構成的“農業CEO”教育培訓體系。第一，將正在從事或真正愿意從事農業規?；a經營的人作為培育對象，專門成立了由成都廣播電視大學、成都農業科技職業學院、四川農業大學、成都市農林科學院、成都大學生物產業學院、成都信息工程大學等共同組建的成都市農業職業經理人學院作為專業培訓機構。除了短期理論和實踐培訓外，還聯合農業科研院校的專家和基層農業技術人員建立了農業職業經理人的導師隊伍，通過“導師制”開展“一對一”的跟蹤指導，邊干邊學。第二，對作為“知識主體”和“技術領導”的農業職業經理人開展專業化的“等級評定”。成立農業職業經理人評價委員會，根據誠信度、生產技能、管理能力和經營水平開展初級、中級和高級職業經理人的認定，并頒發《農業職業經理人證書》。凡是出現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違法違規、重大安全事件和失信問題的，將失去參加職業等級評定的資格。每兩年開展一次職業考核，根據考核結果給予維持、提升或降級。第三，農業職業經理人作為一個新興的職業也獲得了許多政策扶持。比如，農業職業經理人可以以個體身份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憑借初、中、高級農業職業經理人證書可在銀行分別獲得信用貸款10 萬、20 萬、30 萬元，并給予50%利率補貼。

農業職業教育體系是為現代農業實現“知識繼替”的社會路徑。農業職業教育機構是產生“知識繼替”的“新分子”的“社會性撫育”機構。農業職業教育如何適應現代農業轉型發展的需要，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

（五）農業“知識繼替”中的代際更迭

目前崇州的農業職業經理人隊伍中，大學生占12%，傳統的種糧大戶和農機農技人員占20%，近70%為外出務工返鄉創業人員。傳統的“老農民”已經無法勝任職業經理人的工作?！敖涷炐赞r業知識”在向“學理性農業知識”轉換。從年齡結構的更迭來看，崇州市的農業職業經理人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代際的更替。在農業職業經理人初現的2010—2011 年，農業職業經理人隊伍大部分是村干部，70%以上是50 歲以上的，其中55 歲以上的占50%；而到了2022—2023 年，農業職業經理人的年齡結構轉變為：45 歲以下的占60%，45—55 歲的占30%，55 歲以上的僅占10%。不難發現，農業經營者由原來的老齡化和弱質化轉變為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

四、基于農業知識繼替的制度供給：兼論鄉村振興的人才政策

著眼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優化的農業供給側改革是實現農業強國的必由之路。長期以來，農業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困擾于“供什么、誰來供”的難題，公共產品供給與需求之間錯配嚴重。本文意在指出，農業知識以及良性的“知識繼替”機制是農業農村發展的重要公共產品，探索基于農業知識繼替之制度供給的農業政策是全面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著力點。

在以往的農業政策體系中，農業知識及其繼替機制并沒有被當作獨立的變量給予關注。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業農村發展的公共產品供給中，農田水利設施、農村交通道路，農村信息化設備等“硬性”的公共產品供給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知識”維度的“軟性”的公共產品卻常常淹沒在“農業技術推廣”“農業文化遺產”“鄉村文化”“鄉村人才”等條目中隱而不彰。農業知識及其繼替機制并不完全等同于“技術推廣服務”和鄉村人才的“引、育、留、用”，而是旨在探索一種為農業現代化提供自主知識繼替與更新機制的綜合性農業政策。具體而言，著眼于農業轉型“知識繼替”的制度供給，是針對相對薄弱的農業“科技教育”領域，探索更具有整合性的農業政策創新。

第一，農業轉型中“知識繼替”的良性機制離不開作為“知識主體”的農業行動者的社會培育機制。農業職業教育是新型農業知識主體的社會撫育體系。然而，目前為止，農業職業教育是我國職業教育中最薄弱的環節，甚至有轉變為單一升學渠道的趨勢。農業職業學校專業特色不突出，畢業生從農人數少，普遍存在輕農、去農、離農的趨勢。2022 年12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2023 年2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提出堅持把鄉村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長期以來，推動農業職業教育的政策工具常常停留在規范性和指導性的層面，缺乏強有力的干預性的政策工具和切實的公共投入。而在現代農業發達的國家，農業職業教育是農業公共投入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以法國為例，法國設有多層次的農業職業教育體系和分類細致的農業職業文憑認證系統。2020 年，法國農業部撥款13 億歐元用于農業職業教育，占年度總預算的三成（劉玲玲，2021）。我國農業職業教育的建設與發展應成為涉農公共投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教育部門的職責。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農業職業教育并不是單一的學歷教育，而應當成為新型農業行動者在不同階段尋求知識更新和技能培訓的“階梯”，更應該著眼于社區教育和終身教育，培育適應農業現代化需要的有自主更新能力的知識主體。

第二，我國的農業“教育—科研—推廣”體系應進一步融合發展，強化農業技術推廣的教育屬性，建立“以人為本”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知識和技術的更新與發展已經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主要動力。以美國為例，其完善的農業教育、科研和推廣系統始終在農業生產的前沿一線開辟和探索技術新領域，并幫助農場主把這些新知識、新技術迅速轉化為實際的生產力。農業技術推廣的基本職責是“教育人們準確把握所面臨的問題，向他們傳播有關知識，并鼓勵他們在實踐中運用這些知識。至于他們運用這些知識的方式，則應由他們根據自己的理念做出選擇”（樊亢、戎殿新，1994）。農業教育和農業研究是為了推動農業科學的發展，而農業推廣工作則是將研究與應用結合起來的關鍵環節。在某種意義上，農業技術推廣是一種直接面向農民的“非正規”的教育，其實質是“提高勞動者素質”（夏敬源，2009）。

我國的農業科研教育體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與農業一線的融合發展還存在很多短板。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效率低下，不僅使農業科技的探索脫離農業生產實際，新知識和新技術的挖掘與創造也常常無法與農業行動者建立有效的互動。我國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變遷實現了公益性技術推廣和經營性技術推廣的分離。政府主導的公益性農業技術推廣人員專業水平不足，特別是基層農技推廣人員存在行政化和后勤化的趨勢；而市場導向的經營性農技推廣體系往往成為農資銷售的社會關系網絡，農業生產者只是作為消費主體而購買技術服務，并不是作為“知識主體”來面對農業實際和展開技術選擇（陳義媛，2021）。政府主導的公益性農技推廣應“以人為本”，不是針對“技術”來推廣“技術”，更是著眼于培育高素質農民的“知識服務”。

在上文的研究中，我們已經看到農業知識系統“網絡化”的特質，知識的更新是在多元主體的互動與交流中創造的，并不是某一個或某一類知識主體的單向貢獻。著眼于農業“知識繼替”的良性新陳代謝的制度供給，應將政府公共服務或公共投入的方向聚焦在推動“知識流動”的網絡關系的建構，使政府公益性的農技推廣服務成為農業知識流動的“催化劑”。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科技特派員”制度正是著眼于鏈接農業科技專家與一線農業實踐的制度設計。農業職業經理人培訓中的“導師制”，以及“專家大院”“田秀才、土專家”的養成計劃等都是有益的嘗試。

第三，“鄉村振興、關鍵在人”，鄉村人才參與鄉村社會發展路徑取決于他們對農業農村某種“知識系統”的參與。人才的“引、育、留、用”應著眼于農業農村“知識系統”的“活化”。正如習總書記所言“要著力培養一批鄉村人才，重點加強黨組織書記和新興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的培訓，全面提升農民素質素養，育好用好鄉土人才。同時，要引進一批人才，有序引導大學畢業生到鄉，能人回鄉，農民工返鄉，企業家入鄉，創造機會，舒暢渠道，營造環境，幫助解決職業發展、社會保障等后顧之憂，讓其留下來，能創業?！保暯?，2023）其中“創造機會、舒暢渠道、幫助解決職業發展、社會保障等后顧之憂”應是農業人才政策改革的針對性方向。

五、結語

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黨的二十大擎畫了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總體藍圖：未來五年“三農”工作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到2035 年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農業強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建設的農業強國、實現的農業現代化，既有國外一般現代化農業強國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所謂共同特征，就是要遵循農業現代化一般規律，建設供給保障強、科技裝備強、經營體系強、產業韌性強、競爭能力強的農業強國。所謂中國特色，就是立足我國國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農耕文明的歷史底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時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簡單照搬國外現代化農業強國模式”（習近平，2023）。

本文認為農業現代化是農業知識系統的更新與轉換，農業轉型主要表現為“知識轉型”，建構農業轉型中“知識繼替”的良性機制是實現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通過剖析“農業共營制”的發展實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農業現代化轉型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農業“知識繼替”的斷裂危機?！巴恋匾幠；焙汀胺找幠；辈⒉皇乾F代農業發展的充分要件，而實現二者有機鏈接的“知識主體”的生產與再生產才是更為關鍵的樞紐性環節。傳統的經驗小農不僅在人口數量上從農業生產中流失，也無法成為現代農業知識系統的有效參與者。農業轉型中的“知識繼替”原則正在經歷從“身份制向“契約制”的轉變。農業職業教育和“以人為本”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可以視為現代農業知識轉型的“繼替機構”或新型知識主體的社會撫育機制。本文認為，農業知識以及良性的“知識繼替”機制是農業農村發展的重要公共產品，而與之相關的科技教育領域歷來是我國涉農公共投入的最薄弱環節。著眼于農業轉型“知識繼替”的制度供給，需要探索一種為農業現代化提供自主知識繼替與更新機制的，兼顧科技、教育與人才的綜合性農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