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與農業協調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

石培玲 周雨琳

(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西安 710119)

中國是傳統農業大國，農業興衰成敗、農民生存狀態的好壞向來是事關整個國家安危得失的重大問題。從現代化的本質要求看，小農經濟所代表的落后生產力也是中國步入現代化的掣肘。中國革命勝利的前夜，在為新中國繪制藍圖時，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清醒地認識到，“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這一基本國情將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1](P1430)新中國成立后，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一個嚴峻的考驗就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協調工業化與農業發展之間的關系，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共產黨對于農業現代化的思考和探索正是基于工業化與農業發展、農村振興、農民富裕這一中國現代化所特有問題而展開的。在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視野中，農業現代化既是農業集體化機械化所帶來的生產力解放，更是中國工業化的基礎，或者說是工業化的題中之義，即“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2](P310)。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提出了發展工業與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方針，這一戰略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思路，時至今日仍然意義深遠。

一、如何處理落后的農業生產力與國家工業化的矛盾是中國現代化特有的問題

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在他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TheModernizationofChina)一書中，曾對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有創見性的解釋，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有其獨特的內涵，它意味著“從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會，走向著重利用科學和技術的都市化和工業化社會的這樣一種巨大轉變”[3](P1)。同時，他也批評了將“現代化”與“工業化”相等同的觀點，認為后者弱化了現代化內涵中農業生產力的增長，而事實上“每公頃土地以及每個勞作者的平均農業產量指數的增加，至少與以工廠為基礎的工業產量的增加具有同等的意義”[3](P5)。盡管羅茲曼對中國現代化歷史和社會結構的研究及結論存在頗多誤讀，但是他非常敏銳地洞悉到農業的進步與農村變遷在中國現代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從比較的視角關注到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性。

中國有著悠久的農耕文明歷史，并在此基礎上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被動地卷入世界現代化體系，雖然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并未啟動，但是關于工業化與農村發展何者優先、中國應該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的論爭一直是近代以來有志于探索中國現代化問題的人們所關注的焦點話題。比如，在孫中山所設想的未來中國現代化的遠景中，工業化是國家富強的首要任務，“我們革命之后要實行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買很多的機器，去開采各種重要礦產。象煤礦、鐵礦……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也用機器去制造貨物……中國將來礦產開辟，工業繁盛，把國家變成富庶，比較英國、美國、日本，還要駕乎他們之上”[4](P22)。而致力于鄉村建設的梁漱溟則提出以鄉村建設開啟中國工業化道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開發中國產業，不存成見心中空洞的人，定規要從農業入手。農業生產增加，農民購買力增加，工業才可興起”[5](P641～642)。

農業與工業的關系、農村向何處去的問題之所以在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的背景中凸顯，一方面與中國是一個傳統農業大國的國情相關，同時也與中國農村在近代以來的遭際密切相關。20世紀前期，在國際國內多重因素相疊加的打擊下，中國農村已經陷入到嚴重衰退的境地。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斗爭中對此已有深切體察，1931年，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中發現，土地高度集中已使廣大農民無法生存下去，“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則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結論，只有兩個字：革命”[6](P26)。

通過革命消除幾千年來中國鄉村貧富不均的現象、實現耕者有其田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目標追求，那么革命勝利后怎樣引導廣袤而貧窮的鄉村盡快擺脫貧困、向著現代化的富裕之路前行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新課題。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土地改革完成了中國農村中的一場重大的社會革命，但是它并沒有導致農業的經濟革命”[7](P144)，大量獲得土地的農民不僅在生產方式上主要依靠手工耕作，而且小規模的、分散的經營方式也制約著生產效率的提高，小農經濟已成為現代化的掣肘。1950年，劉少奇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二次會議上所做的《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窮苦農民，而是為了要使農村生產力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之下獲得解放，以便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盵8](P293)1955年7月，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中針對中國農業面臨的形勢時更進一步指出，由于中國人口多，可耕地相對不足，加上“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后，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仍然不富?！盵9](P429)。不僅如此，在國家工業化大規模展開的情形下，這種分散的個體經營的土地所有形式既難以滿足即將發展起來的工業化的商品糧和原料需求，也難以適應工業化日益擴大的市場需求，特別是重工業領域的適農產品，如拖拉機、化肥、現代運輸工具、電力等，“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9](P432)。他指出，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使“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9](P431)由此可見，相較于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所走過的城市征服鄉村，或者說鄉村城市化的道路來說，新中國現代化開啟之際所面對的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內在張力則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嚴峻問題。

在工業化過程中實現農業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人破解這一難題的堅定答案。在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所走過的國民經濟恢復、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波瀾壯闊的行程中，農業現代化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擘畫新中國現代化藍圖的厚重底色。1954年6月，毛澤東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案》一文中將“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與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并列為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奮斗目標。[9](P329)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報告正式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10](P303)，“盡快地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0](P304)的現代化戰略。

二、在國家工業化的背景下對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探索

1952年年底，隨著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農民土地所有制的確立，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實現農業機械化、讓廣大農民過上幸福富裕的生活成為中國農村走向現代化的目標追求。

新民主主義革命后期，中國共產黨在提出為中國現代化而斗爭的歷史使命時，已經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現代化既是一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過程，又是一個農業自身現代化的過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是不能鞏固的”[11](P1081)。農業現代化之于中國并不是一個單純的農業機械化、鄉村城市化的過程，而是與國家工業化相契合的農村發展、農業進步、農民富裕的過程，這一思路始終貫穿于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前景的構想中。1948年4月，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將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看作是發展工業、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基礎。[1](P1316)新中國誕生前夜，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民主主義建設藍圖中，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是新中國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內容，因而“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1](P1477)。

5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為中國現代化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礎，對于尚處于“一窮二白”狀況的新中國來說，實現國家工業化必然是現代化的優先安排。但是，將農業現代化看作是工業化戰略的重要組成，將工業化與農業生產力發展看作是不可偏廢的要素，卻是中國共產黨現代化戰略的獨特設計，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9](P432)基于新中國從落后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趨勢和要求，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創新性思考：從農業合作化入手，實現土地的集體化規?；洜I，依靠科學技術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發展鄉村工業吸納勞動力，最終實現城鄉平衡發展等。

第一，通過走合作化道路造就與國家工業化相適應的集約化經濟，同時讓農民成為有組織的力量。在傳統農耕社會的歷史上，小農經濟的分散性造就了農民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狀態，而這種散漫無序的狀態又進一步加劇了小農經濟的脆弱性，使農民個體因無力抵御天災人禍的打擊而沉淪。民主革命時期，在農村斗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破解中國農業和農村問題的最優答案，這就是農業的合作化和將農民組織起來。1943年，在《組織起來》的講話中，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陜甘寧邊區合作社的歷史作用，認為通過建立合作社把群眾組織起來，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11](P932)。不僅如此，他還從現代化的高度看到了合作事業所帶來的農村社會的整體變革與進步，指出從生產團體開始逐漸養成合作的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進步，文化也會提高，衛生也會講究”，“我們的農村社會，就會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礎的上面了”。[11](P1017)

1952年，隨著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完成和工業化的啟動，農業和農村如何在為工業化提供支持的同時納入國家現代化戰略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在借鑒蘇聯經驗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提出“先合作化，后機械化”的中國農業現代化新方案，因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9](P431)。從現代化的國際比較的視野中，毛澤東對此作出過詳細解釋，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盵12](P197～198)他將改造和消滅農村農民分散的個體經營方式、引導農民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的社會主義改造看作是近現代中國農村的“第二次革命”。[13](P348)盡管在合作化推進中出現了過急過快的問題，但毋庸置疑，農業集體化的實現不僅為中國農村和農業的現代化創設了必要制度和秩序保障，而且改變了農民“一盤散沙”的歷史頑疾，建構了農民與社會、農民與國家的新型聯結關系，為農民走向共同富裕和國家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第二，依靠科學技術發展農業。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就將改革農業技術的問題提到全黨工作的重要日程上，他說：“我們要摸農業技術的底。搞農業不學技術不行了?！盵2](P309 )5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范圍的科技革命興起之際，中國共產黨人敏銳地注意到這一改變世界的大趨勢，前瞻性地提出“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9](P438)，到“三五”計劃時期，“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并進”，“全黨必須為了這個偉大任務的實現而奮斗”。[9](P438～439)

依靠科學技術發展農業，既是一個戰略上的設計和考量，又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探索、積累經驗的問題。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圍繞著這一問題，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認識。

一是農業技術的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有步驟地推進。1959年，毛澤東在一篇《黨內通信》中寫道：實現農業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14](P236)。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決議對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時間作出了更加清晰的表述：“我們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盵15](P57)報告中提出：“使我國的集體農業在技術上逐步實現現代化，這是關系我們國家命運的一件大事?！盵15](P66)

二是強調科學技術的推廣與運用要與農業生產實際相結合，要以科學的精神對待農業的發展。1958年12月，毛澤東在江蘇、浙江、遼寧、河南等地視察后，根據群眾的生產經驗和科學研究成果，總結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的“八字憲法”，即以深耕為中心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將以上各項措施看作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整體，從而解決了長期以來在農業增產的技術手段上的偏頗。他主張科研人員下基層，與基層領導、農民群眾相結合，把科學技術帶到農村去，用樣板田來帶動、教育農民，促成農業的增產和農民的增收。

三是將農民科學文化素養的提高作為推廣科學技術的前提。農民是科學技術的主要應用者、實踐者，是農業現代化的主體。但是，幾千年來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這不僅加劇了他們的貧困化程度，也阻滯了生產力的發展。新中國誕生前夜，毛澤東提出了“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重要論斷。施拉姆(Stuart R.Schram，1924～2012)將之解讀為：這意味著要使農民學習知識，特別是學習城市所創造的技術知識，從而把他們帶入現代世界。[16](P120)在合作化運動中，針對中國農民文化素質普遍偏低的現實，毛澤東清醒告誡全黨，文盲偏多與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尖銳的矛盾”，“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17](P219～220)為了切實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提升農民運用農業技術的能力，他提出，要在有條件的鄉建立農業技術夜校、農業技術學校和農業科技推廣站，把學習農業技術同掃盲結合起來。[9](P450～451)在這一精神的指導下，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國廣大農村普遍建立了農校并開設了實用型農技課程，加上農村工業提供的實用技能培訓以及各級農業技術推廣站面向鄉村的科技知識推廣等，搭建起農村與農民與新技術新知識相連接的橋梁，對于農民科學文化面貌的改善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以鄉村工業的發展帶動農村和農民的富裕。在現代化的歷史上，近代西歐國家幾乎毫無例外地將工業化和城市化作為現代化的目標追求，因此西歐國家的現代化史也可以看作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以英國為例，其工業化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個大量農村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的過程，是小城鎮不斷發展為大工業城市的過程，在這場歷經工業革命前后且被史學家稱為“漸進的、不露聲色的、難以辨認的長時段過程”中，英格蘭和威爾士已經有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初步實現了城市化。由于工業革命的拉動作用，大量農民涌入城市恰好滿足了煤炭、鋼鐵和汽車制造業對勞動力的強烈需求，大大推動了工業化向縱深發展。雖然中國的現代化會遇到世界現代化的共性問題，即“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11](P1077)。但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農民占人口主體的國家來說，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現實問題將是農村發展起來后大量勞動力的轉移要求與城市吸納力不足的矛盾，如果這一矛盾不能妥善的化解，不僅會引發鄉村的不安，而且還會累及整個國家的工業化發展。

50年代是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蓬勃興起的年代，豐富的實踐為中國共產黨解答這一問題提供了參考，逐漸形成了通過發展鄉村非農產業吸納勞動力來解決這一矛盾的構想。

1958年3月，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社辦工業”“鄉辦工業”的設想，提出依托人民公社體制，發展鄉村工業，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促進農村全民所有制的建立。同年11月5日，他在閱讀輕工業部黨組報送的《關于人民公社大辦工業問題的報告》時，肯定了報告中關于“在人民公社中大辦工業，是輕工業發展的基本方向”的建議，認為這是為“輕工業找到了路子”[18](P492)。他提出：“經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全國工業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19](P504)，“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20](P197)。作為人民公社體制的一部分，農村工業化的設想不僅僅是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為國家工業化創造條件，其更高遠的理想目標在于，通過鄉村工業的發展最終消除城鄉差別，實現城鄉均衡發展。但在國家工業化尚處在起步階段的情況下，社辦工廠的大量上馬所造成的生產效率低下、國民經濟比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證明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農村工業化是行不通的。1962年，社辦工廠停止舉辦。但是，基于農村發展、農民富裕、消除城鄉差別的考慮，毛澤東對社隊企業的探索和思考并未止步。從實踐中看，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社隊企業在中國經濟困難的年代里依然頑強地走出了一條生存之路，到70年代中期，農村中約有2000萬農民成了農村工廠全日制或半日制的工人。這些社隊企業為吸納勞動力，以及帶動農村教育、衛生、科技推廣和人口素質提高提供了重要支持。

三、工業與農業并舉的創見為傳統農業大國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普遍意義的方案

從近代歐美國家的歷史看，現代化的進程就是一個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上升，直到占據主導地位，可以說，現代化即是工業化。但是，對于50年代中國的現代化來說，始終面臨著“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現實難題，特別是在國家的資金積累非常有限的情形下，實現農業現代化不僅僅是農業和農村如何發展的問題，還意味著怎樣合理安排工農業的發展排序和農業現代化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從農業合作化運動到“農業為基礎”和“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經濟建設方針的提出，農業生產發展和農民生活改善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思考中國發展問題的重心所在。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農業關系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盵2](P199)農業既是輕工業的原料來源和消費市場，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和資金積累的來源，“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盵2](P200)他提出，要搞好工業化，就必須“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2](P200)。這些思考清晰而堅定地表達了農業是工業的基礎的思想，超越了西方工業化的普遍路向，成為中國現代化戰略的一個重大創新。

在工業化與農業發展的關系上，毛澤東從中國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2](P240～241)的論斷，認為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同時，決不能忽視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生產。他反復強調，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2](P241)。

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上，1957年是重要的謀篇布局之年。通過總結“一五”計劃與農業合作化的經驗，中國共產黨對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認識日漸成熟。1957年9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首次提出“農業是工業的基礎”的思想，認為在工業化發展起來的同時，“兩只手，一只抓工業，一只抓農業”，提出了在國民經濟發展全局上要關照農業，“要偏一下才能平衡”[18](P208)。同年10月，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2](P310)

1959年7月，通過總結“大躍進”的教訓，毛澤東提出要重新確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21](P963)。1963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將農業現代化作為四個現代化之一，再度彰顯了農業現代化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位。

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曾對中國共產黨人以農業為基礎的現代化戰略作過評價，認為它不僅是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突破，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重大創新，“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一切社會事業(包括文化、教育、科學等)的基礎。這是一條普遍真理，或者說，這是各個社會共同的一般的規律……現在大家已經知道馬克思對于農業勞動生產率、對于農業剩余產品的看法，就已經孕育著這個思想；但是明確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這個說法”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于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貢獻”。[22](P217～218)

余 論

20世紀50年代，隨著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解體，眾多新興民族國家開始走向現代化之路。但是，對于后發展國家來說，在現代化選擇上也普遍面臨著如何處理“外來模式”與“本土因素”的關系，走出自己的現代化道路的艱巨課題。誠如羅茲曼所言，外來模式是后發展國家普遍選擇的現代化模式，更多的是對先行國家的模仿，“而本土模式則反映著一個國家獨具的歷史背景”[3](P3)。中國共產黨人所探索的中國現代化方略既是基于對現代化普遍規律的把握，更是深刻理解中國歷史和國情的產物。

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背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保持著深刻的洞察與清醒的認識，即中國是一個被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壓迫剝削了一百多年的貧窮落后的國家，需要“有幾十年時間，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將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來”[2](P221)。這一嚴峻的現實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將國家工業化置于優先發展的地位，也決定了必須有國家戰略層面的農業對工業的支持。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是新中國工業化的起步階段，為了盡快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農業必然地承擔起為工業化積累資金的任務?！盀榱送瓿蓢夜I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在未來將來自大規模的農業，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9](P432)。這一設想的初衷是在發展中實現工業與農業的互補、國家積累與農民收入的共同增長，但在實踐中卻遇到了一個兩難的問題：一方面，農業現代化特別是農業機械化、農產品商品化將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增加農民收入；另一方面，農業作為重工業的主要資金來源，需要提高農業的積累率。怎樣超越蘇聯模式、貫徹工農業均衡發展的國民經濟指導方針顯然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艱巨任務，而且50～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也使得趕超工業化強國的戰略壓力日趨增大，國民經濟發展重心必然向工業特別是向重工業轉向，“農業支持工業”，提高農業的積累率就成為解決這個兩難問題的選擇。

即便如此，在工業化如火如荼展開、亟需資金支持的情況下，怎樣將工業化發展中農民和農村付出的代價降到最低，怎樣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怎樣消除城鄉差別，仍是中國共產黨人最關注的問題。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的初期就提出了正確處理國家、集體與農民個人收入關系的思考，對于這三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2](P221)1958年以后的幾年間，他反復強調并時刻關心的依然是農民生活的改善和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認為務必藏糧于民，并指出這是一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關系。在具體做法上，提出了要采取多種辦法縮小工農業生產的剪刀差，如較輕的農業稅、以合理的價格統購農產品、以薄利多銷或適當的降價政策向農民供應工業品等，這些設想對于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們黨制定“三農”政策發揮了指導性作用。

2018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講話中指出：“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盵22](P255)這既是今天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共識，也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集體持續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與成就的高度肯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從國情出發，對農業現代化的戰略方位、實現路徑的探索及該過程中積累的寶貴經驗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