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者的堡壘：“美好年代”法國魯貝市的工人合作社*

滕子辰

2018 年6 月8 日由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刊登的一篇關于魯貝市1歐元置房的報道在法國引起熱議。①費加羅網：《魯貝：1 歐元房屋即將成為現實》(2018-06-08)，https://immobilier.lefigaro.fr/article/roubaix-les-maisons-a-un-euro-sont-loin-d-avoir-enthousiasme-les-habitants_0605aea0-6b14-11e8-96bb-dd327e172637/，訪問日期2021 年7 月21 日。受到英國利物浦城市議會推出的“1 英鎊買房計劃”（Homes for a Pound）的影響，魯貝市議會于2017 年推出“1 歐元購買房屋”計劃，并在2018 年該計劃獲得議會批準，從2019 年開始售賣1 歐元房屋以解決城市的大批空置房與老舊危房。作為法國第一個推行此項計劃的城市，這座100多年前崛起的工業城市也成為當時法國新聞媒體競相報道的熱點，魯貝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市再次獲得了法國人的關注。

從這座城市的歷史來看，作為19 世紀中葉到20 世紀初法國紡織業重鎮的魯貝一度被稱為“法國的曼徹斯特”，②在法國學者的研究中，認為最早提出“法國的曼徹斯特”這一稱號的是1843 年諾爾省的本地報紙《里爾日報》。參見Chantal Petillon, La population de Roubaix: Industrialisation,démographie et société 1750-1880, Villeneuve d’Ascq: Septentrion, 2006, p.13。其城市化與工業化在“美好年代”③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指法國社會從19 世紀末期開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結束的一段時期。因為該時期的法國處于一個相對和平的黃金發展時期，而被法國歷史學家使用“美好年代”一詞來定義這段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急速擴張的時期，這里引用斯特林大學雷諾茲教授的觀點，只是將該術語用作跨越1900 這個時間段的簡寫，而不暗示任何價值判斷。參見Sian Reynolds, Paris-Edinburgh: Cultural Connections in the Belle Epoque, New York:Routledge, 2016, p.2。讓法國的許多城市望塵莫及，而這一時期的魯貝也是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的中心，無論是早期的比利時工人黨還是法國的蓋德派和工人國際法國支部都在這座城市留下過足跡。按照法國政治學家雷米·列菲弗爾的說法是“社會主義在這里光芒四射，創造了工人神話的城市”。④Michel David, Bruno Duriez, Rémi Lefebvre et Georges Voix (dir.), Roubaix: 50 ans de transformations urbaines et de mutations sociales, Villeneuve 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06, p.87.因此，這座特殊的城市在20 世紀60—70 年代吸引了研究勞工史和城市史學者的關注，⑤值得注意的是，該時期歐洲的歷史學家不僅開始關注城市歷史的研究，在20 世紀60—70 年代，即法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深入發展的重要階段，法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群體將史學研究的觸角延伸到當時社會歷史的各個層面和社會運動的各個領域，“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徑也影響到許多歷史學家的研究。關于法國城市史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參見Daniel Roche,“Urban History in France: Achievements, Tendencies and Objectives”, Urban History YearBook, Vol.7(1980); 梁民愫：《20 世紀法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階段特征及研究取向》，《光明日報》2018年7 月16 日，第14 版。他們往往選擇一種“自下而上”的方法研究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們的活動與政治訴求。與此同時，隨著新社會史學的興起，一些歷史學家關注以城市為主的工人生活，更多的是采取一種“非意識形態”的方法研究工人階級的文化、性別和日常生活。①該時期關于法國工人階級的研究可以說汗牛充棟，其中以喬治·霍普特（Georges Haupt）、馬德琳·雷貝里奧（Madeleine Rebérioux）、米歇爾·佩羅（Michelle Perrot）、克勞德·威拉德 (Claude Willard)為代表的歷史學家貢獻巨大，他們的研究擴寬了法國勞工史的研究視野，其中涉及工人階級的性別、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范式也影響了許多歷史學家，他們的著作這里就不再贅述，在《社會運動》（Le Mouvement social）雜志的第100 期中關于勞工史的研究有著出色的學術史回顧。但是歷史學家卻沒有過多關注魯貝的工人合作社，這一領域的內容往往只是簡單地伴隨著魯貝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政黨的研究而存在。②雖然歷史學家缺少對魯貝工人合作社的關注，但是關于其他地區的工人合作社可以 參 見 Louis Bertrand, Histoire de la coopération en Belgique: les hommes, les idées, les faits,Bruxelles: Dechenne, 1902; Jean-Jacques Meusy, La Bellevilloise (1877-1929).Une page d’histoire de la coopération et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ais, Paris: Créaphis, 2001。

在這樣的研究背景下，1969 年法國的雜志《北方研究》（Revue du Nord）為魯貝刊登了一期專欄。在這期專欄中，有一半的文章涉及魯貝的社會主義政黨、工人的政治宣傳和工人的日常生活。其中羅伯特·皮埃洛斯（Robert Pierreuse）在他的文章中認為，魯貝的和平社承擔著組織工人學習社會主義理論（主要是蓋德派理論）和舉辦相關節日慶典的任務，但是作者只簡單提到了和平社（La Paix）在宣傳方面產生的影響。③Robert Pierreuse, ?L’ouvrier roubaisien et la propagande politique 1890-1900?, Revue du Nord, tome.51, No.201(1969), pp.249-273.尼古拉·奎利安（Nicole Quillien）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在魯貝的活動情況，在他的文章中涉及和平社與社會主義政黨一起管理魯貝的青年團體。④Nicole Quillien, ?La S.F.I.O.à Roubaix de 1904 à 1914?, Revue du Nord, tome.51,No.201(1969), pp.275-289.

除了歷史學家，近年來關于魯貝工人的研究也吸引了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地理學家等不同學科研究者的關注，這座城市也被稱為“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實驗室”。⑤Michel David, Bruno Duriez, Rémi Lefebvre, Georges Voix, Roubaix: cinquante ans de transformation urbaine et de mutation sociale, Villeneuve d’Ascq: Septentrion, 2006, p.18.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兩位社會學家保拉·科薩特（Paula Cossart）和朱利安·塔勒班（Julien Talpin）的研究，他們通過社會史和社會學的方法研究魯貝和平社的社會互動機制和政治影響。他們認為和平社不僅是政治和社會生活交織在一起的空間，還是工人階級政治化的一個重要場所：和平社是工人參與政治生活的“跳板”，他們借助工人合作社鍛煉自己的行政能力，積累政治經驗。⑥Paula Cossart, Julien Talpin, ?Les Maisons du Peuple comme espaces de politisation étude de la coopérative ouvrière la paix à Roubaix (1885-1914)?, Revue fran?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Vol.62, No.4(2012), pp.583-610.然而社會學家在考察和平社的時候忽視了早期比利時人與和平社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和平社對當地工人階級意識覺醒的啟發作用。

通過以上學者的研究不難發現，跨學科的交流為這一研究領域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與研究視野，工人合作社所扮演的社會職能、政治角色以及成員的社會實踐已經成為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共同關注的研究領域。但是對于魯貝這座被稱為“比利時殖民地”①將魯貝比喻為比利時殖民地的說法出自Michel David, Bruno Duriez, Rémi Lefebvre,Georges Voix, Roubaix: cinquante ans de transformation urbaine et de mutation sociale, Villeneuve d’Ascq: Septentrion, 2006, pp.22-39。而這種稱呼最早則是比利時貴族在寫給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信中寫道：“比利時不需要對外殖民，在它的家門口就有一個殖民地，那就是法國，在那里我們有成千上萬定居下來的同胞?！眳⒁奐ean Stengers, Emigration et immigration en Belgique au XIXe et au XXe siècles, Bruxelles: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1978, p.60。的邊境城市來說，還需要借助跨國史的研究視角來分析具有比利時“人民之家”特色的和平社，以此考察和平社與比利時移民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其特點。因此研究19 世紀末期魯貝的工人合作社不僅有助于理解魯貝工人階級的形成，還可以從跨國史的角度分析移民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復雜性。

一、魯貝和平社成立的歷史背景

和平社是法國的第一個“人民之家”合作社，于1885 年在法國諾爾?。∟ord）的魯貝市成立，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蓋德曾參加開幕儀式。1890 年魯貝已經有5000 多個家庭加入了和平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魯貝的和平社不但成為法國北部地區社會主義組織活動的中心，而且對于法國工人黨（PO）來說，其重要性堪比工會。②Judy Anne Reardon, Belgian Workers in Roubaix, Fr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77, p.174.作為“美好年代”魯貝市乃至整個法國北部地區規模最大且影響最深的工人合作社，和平社的創立與魯貝市在19 世紀的發展息息相關。

從19 世紀初期開始，由于第一帝國實行的保護主義以及復辟王朝時期法國禁止進口外國棉紡織品，魯貝的紡織業急速擴張，紡織業的發達也讓城市經濟一度十分繁榮。到19 世紀中葉之前，魯貝已成為法國羊毛生產的中心之一，其紡織產品的生產量已超過法國其他城市并成為法國工業城市擴張的經典案例。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使得從澳大利亞進口的原料更加穩定。正是這一時期，專門從事羊毛織造的魯貝在全法甚至是國際上都享有法國“羊毛之都”的美譽。③Georges Franchomme, ?L’évolution démographique et économique de Roubaix?, Revue du Nord, No.51(1969), pp.226-227.1871年至1891 年間，魯貝紡織品的產量翻了一番，在羊毛消費增長的刺激下，紡織品的產量一直持續增長到1914 年。魯貝的紡織品尤其是精紡毛料也成為法國最有價值的單一出口商品，超過了傳統的奢侈品和葡萄酒，魯貝也依靠精紡毛料和呢絨織品成為法國的毛紡織業中心之一。④[英]約翰·哈羅德·克拉潘：《1815—1914 年法國和德國的經濟發展》，傅夢弼譯，商務印書館，1965 年，第284 頁。

作為法國第一個紡織中心的魯貝，其城市面積從1827 年的44 公頃增長到1884 年的349 公頃。城市人口在19 世紀上半葉以5 倍的增長速度位居法國城鎮人口增長率的第一名：①Xavier de Planhol, Paul Claval,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02.從1826 年的13132 人增長到1901 年的124365 人。魯貝的工業化使城市人口幾乎全是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只占很少的比例。1900 年，這座擁有十余萬人口的城市中有近35000 名紡織工人。這種無節制的工業化也導致了城市的無序發展，整座城市就像一個熱鬧的蜂巢，工廠和住宅交織在一起并且密不可分。②Rémi Lefebvre, ?Les socialistes, la question communale et l’institution municipale, Le cas de Roubaix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Cahiers Jaurès, No.177-178(2005), pp.72-73.但是從當時法國城市的發展速度來看，其城市化可以說遙遙領先于其他城市。1896 年魯貝成為法國的第八大城市，因為其飛速發展的城市規模和猛增的城市人口也被稱為“一座位于法國北部地區的美國城市”。③?Les Grève du Nord?, Le Temps, Mai 25, 1880.

這座城市的發展之所以能夠突飛猛進除了自身的紡織業傳統與法國實行的保護主義以外，還與19 世紀中后葉的工業革命與比利時移民有關。魯貝依靠周邊豐富的煤炭資源，成為法國最早使用蒸汽技術的工業城市之一，而來自比利時大量的移民也填補了勞動力的不足。此外，魯貝商人的膽識和創造力，也是這座城市商業和工業飛速發展的原因。他們往往會冒著破產的風險根據市場的需求對自己生產的紡織品進行調整，不同于法國其他地區家族企業的謹慎和保守，魯貝的商人們充滿活力、雄心勃勃、勤儉節約并富有想象力。④Judy Anne Reardon, Belgian Workers in Roubaix, Fr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77, pp.60-61.此外Anne 在博士論文中提到，經濟史學家戴維-蘭德斯（David Landes）從19 世紀魯貝的家族企業出發分析該城市的工商業發展，蘭德斯認為魯貝飛速發展的原因除了本地商人的因素外，也與里爾市的競爭有關?？梢哉f在一個經常被描述為19 世紀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中，魯貝是法國為數不多經濟與工業水平飛速發展的城市，甚至在19 世紀中葉被稱為“法國的曼徹斯特”。⑤Claude Fohlen, ?Esquisse d’une évolution industrielle.Roubaix au XIXe siècle?, Revue du Nord, tome.33, No.130-131(1951), p.93.飛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為魯貝和平社的創建打下了良好的經濟和群眾基礎，另外法國19世紀80 年代整體的工人運動也促進了和平社的創建。

1871 年巴黎公社運動失敗后法國的工人運動受到了沉重的打擊。許多工人代表被處決或者是被監禁，法國的工人聯合會也被迫解散。直到1884 年《瓦爾德克－盧梭法》（la loi Waldeck-Rousseau）的實施使法國的工會合法化并促進勞務交換的產生。⑥Olivier Wieviorka, Christophe Prochasson, La France du XXe siècle, documents d’histoire,Paris: Seuil, 1994, p.85.工人階級在1870 年到1914 年形成了有意識和有組織的社會群體，而工會（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工會）也越來越傾向于將工人組成綜合性團體。⑦[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帝國的年代：1875—1914》，賈士蘅譯，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146 頁。在法國表現為最初依靠工會開辦的勞工聯合會[或譯為勞動交易所（bourses du travail）]開始出現于法國的各大城市中并為法國的工人提供會議接待與社會救濟的場所。通過這種方式促進了法國工會組織的發展，勞工聯合會也成為工人聚集的場所。

除了一開始的救助功能外，法國的勞工聯合會很快還有教育方面的功能。此后法國63 家勞工聯合會都會提供以下服務：工人的就業安置、圖書館、職業培訓、應急基金、通信、法律咨詢、夜間收容所、湯屋、醫療服務、淋浴浴池。勞工聯合會唯一缺少的就是具有消費性質的合作社，許多組織者和工人都希望把它變成一個完全屬于工人階級的“人民之家”。在這座工人數量占據多數的城市中，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城市的工人亟需一個維護權利并符合自身利益的場所。①Sandrine Zaslawsky, Maisons du Peupl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La Chaux-de-Fonds:Bibliothèque de la Ville, 2017-2018, pp.1-2.但是除了魯貝自身的基礎以外也需要注意魯貝和平社的“比利時元素”。

二、魯貝和平社的創建

魯貝作為靠近比利時并且移民眾多的邊境城市，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魯貝和平社的創建：作為群眾基礎的大量比利時勞工以及比利時社會主義者的推動。

1872 年在第一國際的倡導下，比利時成立了第一個被命名為“人民之家”的消費合作社（Maison du Peuple）。這種主要由工人創建的合作社，最早通常會租用或購買地皮開辦面包店，通過這種方式把支持社會主義合作社的工人集中起來。②Louis Bertrand, Histoire de la coopération en Belgique: les hommes, les idées, les faits,Bruxelles: Dechenne, 1902, p.110.隨著合作社運動在比利時的擴大，工人們發現他們的活動空間不足，因此他們主要以根特和布魯塞爾的社會主義合作社團體為主，規劃了一座新的合作社用于工人活動的場所。1899 年4 月2 日，由比利時建筑師維克多·奧塔（Victor Horta）設計的“人民之家”大樓在布魯塞爾正式開放，這座“新藝術”（Art Nouveau）風格的建筑不但成為比利時工人黨的總部，也作為工人合作社的模板影響到歐洲的其他城市。③Louis Bertrand, Histoire de la coopération en Belgique: les hommes, les idées, les faits,pp.340-343.

比利時“人民之家”合作社的特點是“專注合作”（coopération engagée）。在自給自足與平等的原則下，合作社的商店主要服從于社會主義宣傳，以組織、保衛和解放工人階級為目標。合作社的資金主要來自合作社本身的盈利和工人的捐款，此外參與合作社活動的工人也需要提供志愿服務。根據1891 年布魯塞爾大會上比利時工人黨的報告，根特和布魯塞爾的“人民之家”每天能生產大約19000 公斤面包，比利時合作社為宣傳工作提供的資金每半年可能在4 萬法郎以上。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譯：《第二國際第二、三次代表大會文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年，第124 -125 頁。

合作社致力于改善工人的飲食習慣，同時向工人出售一些消費品。合作社也會為政治、社會、文化和休閑活動提供場所，鼓勵工人積極參加政黨和工會的活動。在比利時的“人民之家”中，工人們可以進行體育、唱歌和音樂活動，圖書館會為他們提供書籍閱讀。他們也可以在咖啡館看報紙，閑暇之余能參加合作社舉辦的職業技能培訓班或者和工友們一起聚會玩游戲，以及參加合作社組織的演出，等等。

通過比利時的“人民之家”可以看出比利時工人階級的獨立和成熟，他們作為一個新興的階級能夠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的城市中保持一定的獨立性。隨著合作社會主義的傳播以及城市之間的交流，比利時的“人民之家”合作社模式很快傳播到法國、意大利、英國、荷蘭、挪威、瑞典、羅馬尼亞等國家。據統計，最高峰時有2000 多個合作社活躍于歐洲的各個城鎮之中，直到20 世紀60 年代開始衰落。②Sandrine Zaslawsky, Maisons du Peupl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La Chaux-de-Fonds:Bibliothèque de la Ville, 2017-2018, p.11.特別是1891年，在比利時首都召開國際社會主義大會期間，布魯塞爾的“人民之家”讓參加會議的代表們印象深刻，因為比利時的工人合作社除了為工人們提供額外的社會服務外，還被視為確保工會自主籌資的一種手段。③Sandrine Zaslawsky, Maisons du Peupl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5.

需要注意的是，工人群體尤其是比利時移民對于魯貝創立合作社產生的作用。19 世紀40 年代開始，由于弗蘭德斯地區馬鈴薯作物的疫病和收成歉收以及比利時亞麻產業不景氣導致的工人破產，比利時在1846—1856 年間大約有1.7%的國民移民國外，其中大多數比利時人來到法國的里爾和魯貝等地。這是因為除了法國一直有接受外國移民的政治傳統外，許多比利時移民往往以前就從事于紡織工作，他們和曼徹斯特的愛爾蘭移民一樣，都受到雇主們的“歡迎”。④關于曼徹斯特的愛爾蘭移民參見[英]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等譯，譯林出版社，2013 年，第512 頁。這些移民相比國內的工人來說更加“聽話”與容易剝削，法國也尚未出臺保護外國勞工的相關法律。但是這些城市中不會說法語、不在法國納稅、工資低于法國工人并且很少參與工人運動而受到資本家歡迎的勞工群體仍然作為城市的勞動力發揮著自己的影響。⑤Judy Anne Reardon, Belgian Workers in Roubaix, Fr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77, pp.78-80.

第二帝國末期魯貝的比利時人大約占城市總人口的55%，⑥Maurice Agulhon, Histoire de la France urbaine, tome 4 : La Ville de l’age industriel,Paris: Seuil, 1983, p.307.此后的20 年里比利時人在城市中的比例依然非常高，以至于魯貝看起來更像一個比利時城市而不是法國城市。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889 年法國出臺一部界定公民身份并且敦促外國人入籍政策的實施。因為擔心入籍后需要在法國服兵役，并且比利時的物價低于法國，一些比利時勞工選擇保留自己的比利時國籍，成為在魯貝工作但是居住在邊境地區的邊境工人，但這也意味著他們享受不到諸如選舉、子女接受法國教育的權利。這些比利時勞工一邊遭到工廠主的剝削，另一邊也遭到了當地人的歧視，經常被法國勞工嘲諷為“黃油鍋”。①Firmin Lentacker, ?Les frontaliers belges travaillant en France : caractères et fluctuations d'un courant de main-d’?uvre?, Revue du Nord, tome.32, No.126-127(1950), pp.134-135.之所以稱比利時勞工為“黃油鍋”（Pot au burre），是因為他們一般周一早上去法國上班，周六晚上帶著工資回家，在法國期間只吃自己從比利時帶來的食物并且自己節衣縮食，這很容易引起法國工人歧視。

在政治和社會上處于一種邊緣化狀態的比利時勞工，往往會受到社會主義者的影響而積極加入和平社，隨著合作社運動在法國北部的興起，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支持來自自己家鄉的合作社。當魯貝的和平社成立之時，他們會選擇在和平社中購買商品并且參加合作社的志愿者活動。除此之外，和平社還扮演著一個類似“同鄉互助會”的角色。例如，當不會法語的比利時人在這里尋求幫助的時候，和平社中來自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會去市政廳幫助他們辦理一些事務。②Jacques Landrecies, ?Une configuration inédite: la triangulaire fran?ais-flamand-picard à Roubaix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Langage et société, No.97(2001), p.47.此外，在這位文學家和語言學家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法國人為比利時移民起的綽號，這些比利時的移民也常常被法國人稱為“北方的德國佬”（Boches du Nord）、“罷工破壞者”（briseur de grève）、“餓死鬼”（crevards）等具有污名化的稱呼，而這也可以看出當時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存在的隔閡。

魯貝和平社的創立也離不開比利時社會主義者的推動。比利時社會主義者對于最初和平社的創立和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和平社最初的22 個成員中，有16 人是比利時人。③Judy Anne Reardon, Belgian Workers in Roubaix, Fr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77, p.173.而這也得益于比利時工人黨成員在19 世紀70 年代在魯貝地區的宣傳。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安塞勒（Edward Anseele）和貝弗倫（Van Beveren）通過魯貝的弗拉芒工人組織宣傳財產和階級的基本理論，強調無產階級解放的必要性，并且定期在靠近魯貝和比利時邊境的一個小村莊舉行會議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參加會議的工人多數都是來自魯貝的弗拉芒人。

定期的宣傳活動讓安塞勒和貝弗倫在魯貝的工人群體中知名度很高，尤其是1880 年在他們的指導下，魯貝的工人發動了繼1849 年之后的第一次有組織的罷工：為了提高紡織工人的工資，5 月8 日約有2 萬名魯貝工人加入罷工。該時期的魯貝也成了法國勞工最重要的罷工中心之一，④Michelle Perrot, Les ouvriers en grève, Paris: Mouton & Co e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1994, pp.351-352.這也影響到法國北部包括里爾和圖爾克因（Tourcoing）在內的其他市鎮紛紛效仿魯貝而舉行罷工。1880 年的罷工結束后，因為擔心安塞勒在魯貝的弗拉芒工人中的影響力會導致更多的勞工動亂，法國的警察開始監視安塞勒并限制其在法國的活動。①安塞勒是蓋德的私人朋友并經常和他通信，此外他也和拉法格、瓦揚、馬隆和阿勒曼保持聯絡，而這些人都是當時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關鍵人物，因此也受到了法國警方的特別關注。

和平社在魯貝創立后不久，警察對安塞勒等外國社會主義活動家的監視不斷加強，由于擔心來到法國會遭到逮捕，他們把組織的領導權移交給法國人。但是這并不妨礙安塞勒與法國工人黨的合作以及他在魯貝工人心中的地位。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經常被邀請到魯貝的和平社發表演講，他們會用弗拉芒語談論社會主義和工人合作社，往往會贏得很多工人的喝彩，現場的氛圍會讓人感覺到魯貝是他們的主場。通過安塞勒在魯貝地區的活動不難看出，早在法國的蓋德派占據魯貝之前，比利時人就把馬克思主義對工人狀況的分析帶到了魯貝。②Charles Lefebvre, ?Socialistes fran?ais et belges de la fin de l’Empire au début de la IIIe République?, Revue du Nord, No.148(1955), pp.196-197.隨后的時間里，安塞勒和貝弗倫在家鄉根特市依靠紡織工人協會（Association des Tisserands）提供的2000 法郎的貸款創立了根特的社會主義合作社——前進社（Vooruit）。③Louis Bertrand, Histoire de la démocratie et du socialisme en Belgique depuis 1830,Bruxelles: Dechenne, 1907, p.336.起初的前進社只提供面包售賣服務，后來它的功能擴大到出售雜貨、藥物、咖啡、圖書、成立《前進報》和支持工人儲蓄，此外前進社還提供健康保險，并為工人開設了教學課程。

作為正式隸屬于比利時工人黨的合作社，其目標是解放無產階級并資助社會主義活動，在安塞勒看來，合作社能讓“工人階級在這座堡壘中用土豆和面包轟擊資本主義社會”。④Paula Cossart, Julien Talpin, ?Les Maisons du Peuple comme espaces de politisation étude de la coopérative ouvrière la paix à Roubaix (1885-1914)?, Revue fran?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Vol.62.No.4(2012), p.41.和比利時的“人民之家”模式一樣，和平社也成為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其盈利的錢一部分用于社會主義候選人的競選之中。⑤Judy Anne Reardon, Belgian Workers in Roubaix, Fr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77, p.173.甚至和平社還贊助過非魯貝市社會主義者議員的競選，如作為里爾市的議員，拉法格曾經接受過魯貝和平社特別委員會的贊助。⑥?Souscription?, Roubaix socialiste, Novembre 14, 1891.

三、“美好年代”魯貝和平社的特點與影響

1885 年成立的魯貝和平社作為比利時“人民之家”的產物，最初的目的和比利時的消費者合作社一樣，都是為了讓工人們能夠購用低廉的價格購買食品。合作社的任何成員都可以用低廉的價格購買面包、煤炭和其他日常生活消費品，合作社會將收入按購買比例在成員之間重新分配。合作社是一個民主的場所，這里的成員人人平等，每個人享有一樣的權利，同時每位成員也需要擔任合作社的志愿者為合作社的日常運作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隨著和平社的發展，其作用不僅僅局限于面包、煤炭或雜貨店的銷售。這里也將成為一個工人團結的空間，促進工人階級意識的覺醒。此外，合作社在當時也發揮著社會保障的作用，通過募集而來的資金，它不分國籍，為加入和平社的工人提供社會和醫療服務。

在提供工人福利方面，和平社每年都要留出2%的利潤，其中的三分之一用于救濟基金，以幫助生病或受傷的工人，三分之二用于宣傳基金和養老基金。例如，負責管理救濟基金的委員會在1906 年2 月至8 月間援助了334 個家庭并分發了5415 個面包。這并非和平社獨有的功能，在法國北部地區與比利時的合作社中都維持著免費的醫療和藥品服務，在發生事故或死亡時提供社會保險，在罷工時提供救濟基金。①在和平社的第一條章程規定中寫道：“該社的目標：(1)逐步建立人民藥房，以及培訓、療養和認證機構；(2)以合作社為核心建立一個互助會，為生病或無法工作的成員提供幫助?！本唧w參見Paula Cossart, Julien Talpin, ?Les Maisons du Peuple comme espaces de politisation étude de la coopérative ouvrière la paix à Roubaix (1885-1914)?, Revue fran?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62, No.4(2012), pp.30-31。

在1904 年3 月至4 月魯貝紡織業大罷工期間，魯貝150 家工廠中的25000名工人受到影響，和平社花了5000 法郎購買肉食品，臨時為其成員發放肉湯，并免費分發面包。和平社還保證向罷工的社員提供每周15 法郎的救助金，在法庭上為他們辯護并支付社員與其雇主之間的沖突所引起的法律訴訟費。這些資金除了來自合作社出售商品的利潤外，也有一部分來自講座、音樂會和舞會的門票銷售。和平社甚至會專門為鑄造工人的利益，舉行一次公開會議以募集資金。②?Solidarité Ouvrière?, L’Egalité Roubaix-Tourcoing, Novembre 29, 1895.

和平社除了為魯貝的工人提供服務外，也開始與當時蓋德領導的工人黨積極合作，尤其在經濟上支持工人黨的選舉活動并且為工人黨組織的罷工和宣傳活動提供場地。1892 年，魯貝市議會的多數席位以及市長職位落入工人黨人手中，社會主義者卡雷特（Henri Carrette）當選為市長，蓋德在1893 年和1906 年當選為魯貝市的議員。以法國工人黨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者獲得了魯貝的控制權，這一時期的魯貝被蓋德稱為“社會主義者的圣城”。③Jean-Numa Ducange, David Broder (Translator), Jules Guesde: The Birth of Socialism and Marxism in France, Gewerbestrasse: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60.此外，在沈煉之先生翻譯的蓋德寫給選民的一封致謝信中，曾有這樣一句話形容魯貝：“對于無產階級來說，魯貝是一座神圣的城市?！睒蔷胚x編：《沈煉之學術文選》，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201 頁。這種來自國外的合作社模式起初引發了蓋德的質疑。他認為任何節約都會被工資鐵律否定，但是當他來到法國北部地區進行社會主義活動時，他發現這種比利時模式在該地區的獨特性以及在工人心中的重要地位，他認為其組織性和宣傳能力可以用于工人黨之中。①Robert Baker,“Socialism in the Nord, 1880-1914: A Regional View of the French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12, No.3(1967), p.364.正如蓋德1895 年在北方工人聯合大會上所說：

我們最需要的是擴大我們的政治和選舉的地理范圍，特別是模仿英國的工會組織、比利時的合作組織和德國的政治組織；簡言之，就是要從國外的勞工和社會主義組織吸取有用的東西并努力使之適應我們自己的精神和習俗。②?Programme du Parti Ouvrier?, Le Travailleur, Mars 13, 1895.

隨著蓋德對合作社態度的轉變以及他本人所宣揚的“集體主義”，大多數蓋德主義者都選擇與和平社合作。這也意味著和平社正式接受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收編”，成為宣傳社會主義的中心，而原先的工會成員也默許了這種現象的發生。③1899 年的《平等報》刊登了一篇關于和平社擴建之后的文章，其中寫道：“人民之家是一個有責任讓自己變得有魅力的場所，原因就在于它屬于人民……經過幾個月之后再來這里的時候，一切都經過了修繕?？Х葟d粉刷得非?？蓯?，里面裝飾著成全世界最重要的社會主義活動家的肖像……宴會廳非常華麗……在墻壁上掛著的肖像中，有蓋德、饒勒斯、馬克思、李卜克內西等人的畫像。大廳還懸掛著用藍色彩帶裝飾的社會主義格言……”具體參見 ?A La Coopérative La Paix?, L’Egalité Roubaix-Tourcoing, Ao?t 9, 1899。工人黨的成員除了在管理委員會中擔任重要職務以外，還會以合作社成員的身份參加合作社的會議。他們中有些人還是城市議會的議員，因此魯貝的市政廳也被稱為“和平社的分支”。④Rémi Lefebvre, ?Le conseil des buveurs de bière de Roubaix (1892-1902).Subversion et apprentissage des règles du jeu institutionnel?, Politix, No.53(2001), p.98.在1892 年至1908 年期間，最多約有100 人在合作社管理委員會工作過。其中有24 人是工人黨或者是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FIO）的成員；在1892 年至1908 年期間，有17 人是工人黨的候選人，15 人是當選的市政官員也是工人國際組織的成員。⑤Paula Cossart, Julien Talpin, ?Les Maisons du Peuple comme espaces de politisation étude de la coopérative ouvrière la paix à Roubaix (1885-1914)?, Revue fran?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Vol.62, No.4(2012), p.43.

在社會職能方面，合作社為工人黨的教育、宣傳活動提供場所。和平社擁有一個約1300 本書籍，包括文學、科學和社會學著作在內的圖書館，并免費對其社員開放，成員也可以在這里加入各種社會主義相關的小組，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閱讀工人黨會議記錄、報刊和書籍。以魯貝的馬克思主義小組（Groupe socialiste Karl-Marx）在1892 年10 月的活動為例，晚上7 點半，他們會在和平社討論會議記錄、接收新成員、研究市政問題以及集體閱讀。此外，還有魯貝自由思想小組、布朗基小組、社會主義青年小組、工人人道主義小組等一系列左翼小組選擇在和平社從事類似的小組學習活動。⑥《魯貝社會主義報》刊登的《活動通知》一欄中可以發現魯貝各種小組的活動情況，通過這份刊物可以很好地了解到魯貝不同社會小組在和平社的活動情況。具體參見? Convocation ?,Roubaix socialiste, Janvier 10, 1892; ? Convocation?, Roubaix socialiste, Octobre 29, 1892; ?Convocation?,Roubaix socialiste, Octobre 1, 1892。因此在第七屆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全國大會上這種工人合作社被來自諾爾省的社會主義代表稱為“社會主義者的小學”，他們認為工人合作社可以讓不熟悉組織和不了解社會主義學說的工人進入社會主義的世界。①Parti socialiste SFIO, 7e congrès national tenu à Paris les 15 et 16 juillet 1910, compterendu sténographique, Paris: Au siège de Conseil National, 1910, p.170.

和平社還舉辦面向公眾的辯論會和講座，這些活動一般由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或左翼知識分子主講，為大眾啟蒙社會主義知識。和平社除了組織正式的活動以外，還會定期舉辦諸如音樂會、戲劇以及嘉年華等一系列的娛樂活動用于宣傳和教育。和平社是魯貝銅管樂隊、合唱團、小號手團體、體操和舞蹈團體、擊劍俱樂部、戲劇團等組織的活動地，這些團體為合作社成員及其子女提供免費課程，并獲得和平社提供的補貼。和平社既為不同的團體提供排練室，還組織他們表演并提供場地，因此其成員和市民都會定期來這里觀看文體活動。

和平社舉辦娛樂活動，不但能夠賺取一定的資金用于合作社的開銷，而且使用這種非政治性的手段更能吸引民眾接受社會主義教育，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在當時戲劇也能傳播社會主義思想，人們能夠發現戲劇中存在的階級斗爭?！雹贜icole Quillien, ?La S.F.I.O.à Roubaix de 1904 à 1914?, Revue du Nord, tome.51,No.201 (1969), pp.278-279.劇院的戲劇節目會在同一晚表演一個政治性較強的作品和一個比較娛樂的作品。例如，在一個名為“曙光”的戲劇團首次亮相和平社的時候，他們一晚上表演了兩場戲?。阂粓雒麨椤秹浩日吲c被壓迫者》，另一場名為《我的妻子與我的雨傘》。③?L’Affaire de La Paix?, L’Egalité Roubaix-Tourcoing, Janvier 6, 1899.

和平社組織的各種文體活動表現出了一個獨特并且屬于工人階級的生活空間。作為魯貝工人生活的中心場所，和平社一方面采用傳統的諸如音樂會、合唱團以及學習小組的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和宣傳活動，不僅讓工人階級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啟蒙”，還促進了工人階級的團結，體現出社會主義者對工人階級集體觀念的重視。例如，在1894 年和平社合唱團的一首歌詞中這樣寫道：

有一個組織正在不斷壯大，它代表工人階級的聯合，團結、互助、博愛是它的座右銘……④團結、互助、博愛也是當時工人階級用來對抗資產階級政府的口號，與之對應的則是自由、平等、博愛。歌詞節選自《合作社組織的優點》這首歌，Médiathèque de Roubaix,Chansons de la Médiathèque de Roubaix, CHA_0145。

另一方面和平社成員也利用比利時移民尤其是弗拉芒人對星期日慶典、街頭游行唱歌等集體娛樂活動的熱愛，在每年的勞動節、巴黎公社紀念日或者一些諸如復活節、升天節和狂歡節等天主教節日舉行城市嘉年華與社會主義主題相關的晚會。在狂歡節的派對游戲中，最受歡迎的娛樂活動有風靡比利時咖啡館的迷宮臺球（Le Billard Labyrinthe），也有結合法國與弗拉芒地區傳統的桌上游戲(Trou-Madame)以及吸煙者比賽等沒有政治色彩但符合當地民俗與工人階級傳統的娛樂方式。這種結合地方民俗與天主教傳統的活動也可以看作魯貝這座邊境工業城市活動的特色。

總之，從早期和平社的成立到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期的發展，可以看出“美好年代”魯貝的和平社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和平社具有很強烈的比利時特色。從19 世紀80 年代和平社的建立開始，比利時社會主義者都做出巨大的貢獻，他們一邊發揚著國際主義精神為魯貝的和平社籌集資金，另一邊深入魯貝的弗拉芒工人中間宣傳社會主義思想，也為他們帶去比利時“人民之家”合作社的運營與盈利模式。在和平社組織的娛樂活動中，比利時特色的游戲也經常出現在各種和平社舉辦的嘉年華之中，活動中工人高唱弗拉芒方言與法語改編而成的歌曲在當時也起到了團結移民工人的作用。①Elien Declercq, Lieven D’Hulst, ?L’univers de la chanson ouvrière dans l’agglomération de Lille-Roubaix-Tourcoing (1870-1914)?, Revue du Nord, No.385(2010), pp.376-377.

二是“美好年代”的和平社雖然宣傳革命思想與階級斗爭理論，但是在實際的活動中也會適當改變策略爭取團結。傳統的社會主義史觀點認為，蓋德派往往比法國其他的社會主義者更激進，在處理工會與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關系方面表現得“笨頭笨腦”，不僅采取宗派主義，態度也很粗暴。②[法]克洛德·維拉爾：《法國社會主義簡史》，曹松豪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第52 頁。但是在和平社的活動中不難發現，蓋德主義者會根據實際情況改變自己的宣傳與運作模式。蓋德主義者們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學習比利時社會主義者的管理經驗并且利用合作社的平臺融入本地與外地的工人之中以爭取更多選票?？梢哉f，魯貝之所以能被蓋德主義者“征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蓋德主義者主動融入合作社之中。

三是和平社與其他城市的工人合作社或者勞動交易所不同，一方面，它是工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第二個家。從城市的空間來說，它既是這座工人城市的消費中心，也是城市的文化和娛樂中心。依靠和平社社會主義者能更好宣傳其主張并動員市民參加相關的選舉與投票，19 世紀末魯貝的選舉參與率和動員率是全法國城市中最高的，分別在83%和74%左右，可以說和平社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③Paula Cossart, Julien Talpin, ?Les Maisons du Peuple comme espaces de politisation étude de la coopérative ouvrière la paix à Roubaix (1885-1914)?, Revue fran?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Vol.62, No.4(2012), p.42.另一方面，雖然魯貝的和平社與法國其他地區的工人合作社和勞動交易所一樣都具有諸如為工人提供救助、教育和勞動保障的社會職能，但是和平社與它們最根本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在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之下承擔著政治使命，和平社所扮演的政治身份高于其社會身份，而后者之中社會主義政黨與合作社的成員要么是屬于合作關系，要么雙方是互不干涉的關系。

通過對和平社的歷史性考察能夠發現，和平社對魯貝人的政治與社會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首先是和平社組織的各種講座、文體活動和學習小組對于魯貝工人階級意識的覺醒起到了促進的作用。這些活動讓不同職業、不同文化水平甚至不同國籍的工人們意識到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工人們借此團結在一起，共同反對工廠主的剝削。此時的工人階級已經意識到自己與資本家們的對立，他們也依靠自己手中的投票權希望建立一個新的制度。①這里關于勞工階級意識的產生具體參見[英]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等譯，譯林出版社，2013 年，第951 頁。例如，在19 世紀末期魯貝選舉社會主義市長的時候，工人中流傳的一首寫給資本家的歌曲這樣寫道：

你被勞動者汗水換來的財富塞滿了，你有馬匹和情婦，你是工廠里的國王。唉！盡管你擁有財富和金子，那你的煩惱是什么？你在市政廳里什么都不是，在那里你將永遠什么都得不到。②Robert Pierreuse, ?L’ouvrier roubaisien et la propagande politique 1890-1900?, Revue du Nord, tome.51, No.201(1969), p.260.這首歌中可以看出，當時工人階級投票選舉出的社會主義市政廳中并不歡迎資本家。

其次是和平社對于魯貝社會主義發展帶來的積極影響。和平社除了宣傳社會主義思想以外，還資助社會主義者的選舉以及他們組織的罷工，許多社會主義者在和平社中的實踐也為他們積累了一定的政治資本和行政經驗。1912 年被選為魯貝市長的讓-勒巴斯（Jean Lebas）在1901 年至1906 年期間擔任和平社的書記員，在合作社的工作經歷也讓他在成為市長之前就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合作社內部也會舉辦研討會以培養工人黨成員的表達能力，讓他們能夠傳播社會主義并且成為一名合格的演講者。③Paula Cossart, Julien Talpin, ?Les Maisons du Peuple comme espaces de politisation étude de la coopérative ouvrière la paix à Roubaix (1885-1914)?, Revue fran?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Vol.62, No.4(2012), p.33.在和平社工作的社會主義者比其他人更清楚如何與工人們交流，他們能夠和工人打成一片并且讓工人為自己投票。

最后和平社對來到魯貝工作的比利時移民產生了一定影響。和平社通過組織法國當地和弗拉芒特色的活動不但讓比利時移民更好地融入當地的日常生活之中，還減少了當地人與比利時人的隔閡。加入和平社的比利時人也會在這里學習簡單的法語，購買法國的貨物，接受蓋德派的社會主義思想，這些比利時人不再是本地人口中的“黃油鍋”，而是一起參加社會主義活動的同志。未來這些移民會在諾爾省蓋德派的發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讓魯貝的社會主義運動變成了某種“進口的社會主義”。④Rémi Lefebvre, ?Le socialisme pris au jeu du territoire.L’ancrage de Jules Guesde à Roubaix?, in Bernard Dolez and Michel Hastings eds., Le parachutage politique, Paris: L’Harmattan,2003, p.244.

總之，“美好年代”魯貝的和平社一方面為工人階級提供了消費、娛樂和學習社會主義相關理論的場所，促進了工人階級意識的覺醒和工人的團結；另一方面作為“社會主義者的堡壘”，和平社也是社會主義者在城市中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據點，在法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四、結語

法國歷史學家拉布魯斯（Ernest Labrousse）曾在霍普特（Georges Haupt）1964 年出版的《第二國際史：1889—1914 年》的序言中這樣寫道：“至少在某段特定的時期或者對于一些國家來說，社會主義的編年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敘述以及社會主義的抗爭史都值得去研究，無產階級需要屬于它的英雄史學?！雹貵eorges Haupt,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1889-1914, Paris: Mouton, 1964, p.12.因此作為在物質上支援工人階級，精神上啟蒙勞工的機構——工人合作社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中占據重要的地位，應當受到勞工史、社會史和社會主義史學者的關注。

“美好年代”魯貝在法國的特殊地位以及由跨國工人占據主體、比利時社會主義者擔任早期創建者的工人合作社，可以說在法國的工人合作社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那么能否嘗試用跨國史的研究方法來書寫社會主義的歷史？歷史學家讓-努馬·迪康熱（Jean-Numa Ducange）認為，1880 年到1914 年第二國際歷史的研究現在已經復蘇，其中具有國際性質的（l’international）跨國和全球史研究都可以視為研究社會主義的切入點。但是關于跨國史的相關研究又存在使用概念方面的模糊不清以及部分研究人員追求“時髦”等問題，因此對社會主義史研究來說，這種研究視角除了增加一部分學術內容以外，很難實現質的飛躍。②Jean-Numa Ducange, Elisa Marcobelli, ?Introduction?, Cahiers Jaurès, No.234(2019),pp.4-6.

結合本文來看，選擇法國和比利時接壤的魯貝和平社進行研究能夠深入地理解“美好年代”法國工業城市合作社的問題，并且可以借助跨國史的視角來研究工人合作社的發展與影響。值得注意的是，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雖然比利時“人民之家”合作社模式在歐洲的跨國傳播影響到了法國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并且在法國的工業城市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也不能忽視法國社會主義政黨、工會以及國家層面的相互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