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吶喊》普實克捷克文版譯介考察※

郭建玲

內容提要：普實克1937年翻譯出版的《吶喊》捷克文譯本，是魯迅百余年域外傳播史上第一部直接以《吶喊》命名的魯迅小說專集，也是魯迅特別看重的一個譯本，在《吶喊》譯介史乃至中國現代文學海外傳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普實克留日期間譯介《吶喊》，是受《文學》雜志《弱小民族文學專號》及魯迅翻譯觀的觸動，表現了二戰前夕的世界形勢下中捷民族文學之間的共鳴。普實克以普通讀者為目標群體，對《吶喊》的篇目及順序做了調整，在譯后記中對魯迅及其創作進行了分析。作為普實克魯迅研究的最初成果，《吶喊》的譯介在觀點和方法上奠定了“布拉格漢學學派”魯迅研究的基礎。在歷史語境中考察《吶喊》捷克文版的翻譯，為我們了解《吶喊》的海外傳播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也有助于學界更全面客觀地了解普實克魯迅研究的特點。

普實克1936年與魯迅通信，征求翻譯《吶喊》捷克文版的意見，魯迅在病榻上回信，不僅不收稿酬，還親自提供照片、撰寫譯本自序，這是中國現代文學海外傳播史上廣為人知的一段美談。但以往的研究多關注這一交往史實1如顧鈞：《普實克與魯迅》，《中華讀書報》（北京）2005年10月19日；陳漱渝：《普實克和他的東方傳奇》，《上海魯迅研究》2010年第1期；張娟：《魯迅、普實克與捷克的魯迅圖書館》，《上海魯迅研究》2017年第1期；葛濤：《魯迅致普實克書信文稿回歸鉤沉》，《讀書》2018年第10期等。，對普實克翻譯《吶喊》的背景、捷克文譯本的面貌、譯后記的觀點及影響等缺乏足夠的了解。

普實克留學中國期間就得知魯迅的大名，閱讀了《吶喊》，但翻譯《吶喊》是他之后到日本留學期間的決定。是怎樣的契機促動普實克翻譯《吶喊》？他是如何與魯迅取得聯系的？捷克文版《吶喊》是怎樣的一個面貌？普實克在譯后記中如何將魯迅介紹給捷克的廣大讀者？與他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對魯迅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的評價之間有什么關系？對《吶喊》捷克文版譯介史實的鉤沉，有助于進一步了解《吶喊》的海外傳播之旅及中捷兩國之間的文學情緣。同時，《吶喊》的譯介是普實克魯迅研究的最初成果，奠定了五六十年代以他為核心的“布拉格漢學學派”魯迅研究的基礎，對捷克文譯本的考察也有助于更客觀全面地認識普實克魯迅研究的內在學術理路及該學派的生成特點。

一 在日本翻譯《吶喊》的背景

1932年10月，普實克獲得捷克斯洛伐克東方研究所的資助，到中國做社會經濟史的考察。剛到北京不久，普實克經張君勱及其夫人的引薦，拜訪了胡適，希望在拜讀了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之后，能進一步了解新文學的發展情況。胡適給普實克開列了書單，并介紹了他認為“最優秀的作者”，“其中當然有魯迅”。1［捷］雅羅斯拉夫·普實克：《中國 我的姐妹》，叢林、陳平陵、李梅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0章“世界大戰后的青年運動”，第156～157，370頁。普實克開始閱讀新文學作品，其中《吶喊》是“最早讀過的現代文學中的一部”2［捷］雅羅斯拉夫·普實克：《中國 我的姐妹》，叢林、陳平陵、李梅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0章“世界大戰后的青年運動”，第156～157，370頁。，令普實克“驚喜交集”：“我一下子就開始懂得了周圍人們的面貌并理解了他們的靈魂，魯迅為我打開了一條通向中國人內心的道路，教導了我如何去愛他們?！K于我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沉思的，受著苦難的，主要是正在努力著的中國！”3［捷］普實克：《回首當年憶魯迅》，上?！督夥湃請蟆?956年11月17日。這是《解放日報》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特約稿，原稿用中文書寫。但當時普實克的學術興趣剛剛從原先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轉到古代話本和民間文學，還未真正轉向中國現代文學。萌生譯介《吶喊》的念頭，是普實克到了日本之后。

1934年9月，普實克得到日本政府邀請和資助到日本進行學術考察，這是九一八事變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日本官方努力爭取國際輿論的結果。1932—1934年在中國學術考察期間，普實克撰寫了大量的報道和社論1這些文章后來補充結集為《中國 我的姐妹》，于1940年在布拉格出版，對捷克民眾了解中國以及青年學者萌發中國研究的興趣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及時發回國內，在捷克《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使得捷克人民對中國抗日斗爭產生同情”，而且“對遠東的這個偉大國度產生了好奇”2［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漢學研究》，李玲等譯，學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頁。?？梢院敛豢鋸埖卣f，普實克的這些文章與同時期捷克記者基希的報告文學《秘密的中國》一道，共同奠定了1930年代捷克民眾認識并接受現代中國的意識和土壤。普實克的這些文章也引起了日方的注意，當時日本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及日本國際文化關系協會遂邀請并資助普實克赴日本學術考察，以“補正”普實克在這些文章中表達的對日本的看法。3［捷］Vlasta Mádlová, Augustin Palát：Jaroslav Pr??ek：Sources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founder of the Prague School of Sinology（ 《雅羅斯拉夫·普實克：布拉格漢學派的奠基者／生命和著作的資料》），Masaryk?v ústav a Archiv AV ?R, v. v. i., Praha 2011, p.31。1934年9月至1937年1月，普實克在東京帝國大學繼續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史，并學習日文，其間與文獻學家長澤規矩以及主要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戲曲的漢學家鹽谷溫有較多接觸交往，還成為了日本漢學團體Shibunkai的成員，做了有關儒家哲學及俗文學《三言》的兩次專題講座。如果不是因為來自上海的《文學》雜志的觸發，普實克很可能沿著興趣正濃的中國古代哲學和俗文學的學術方向繼續開拓，而不會重新關注《吶喊》，以翻譯開啟日后奠定其漢學界權威地位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接觸到1930年代魯迅參與主編并發表了不少文章的《文學》雜志，是觸發普實克翻譯《吶喊》的重要契機。在日本期間，普實克讀到了《文學》雜志《弱小民族文學專號》以及魯迅的雜文《題“未定”草（一至三）》，深受感動?！度跣∶褡逦膶W專號》是《文學》雜志為躲避國民黨的報刊審查制度集中出版的文學專號之一，1934年5月1日出版，為總第2卷第5號，主旨是“在供讀者以弱小民族文學與強國文學比較之資料，并以見出文學與民族運命關系之一斑”4《本刊辟謠》，《文學》第3卷第3號，1934年3月1日。。專號不僅登載了捷克斯洛伐克建國慶典和波西米亞鋼鐵工廠的照片，以圖像的方式直觀呈現了捷克斯洛伐克一戰勝利后擺脫奧匈帝國統治走向民族獨立的建國成就及發展現狀；還登載了胡愈之（署名化魯）的理論文章《現世界的弱小民族及其概況》，其中將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歸為“戰后新興國及政治經濟上受帝國主義支配”的“小國民族”，但稱它“在歐洲新興諸國中，為最傾向民主之國家。其民族文化，已發展到相當的水平”，文后還刊登了兩篇捷克作家的作品譯文以及戲劇家加拉·揆伯的介紹。魯迅的《“題未定”草（一至三）》作于1935年6月10日，發表于同年7月1日《文學》月刊第5卷第1號。魯迅就林語堂攻擊其不譯聞名的英美法德作品而去譯介捷克、波蘭等被壓迫民族的文學“其弊在浮”，予以反擊，闡明自己從《摩羅詩力說》以來介紹外國文學的一貫主張，指出凡所譯介都必須同我國人民大眾“易于心心相印”，對于中國革命有所幫助，而“現在又到了‘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的危機，弱國文人，將聞名于中國”。作為現代翻譯的前驅者，魯迅從《域外小說集》開始便特別注重外國文學作品的精神和價值，除了俄國，他翻譯的幾乎全屬弱小民族的文學。魯迅所說的“現在”，正是九一八事變之后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愛國救亡成為主題的時代，弱小民族文學更加成為魯迅譯介的重心。

有感于魯迅長期推介弱小民族文學的努力，1936年6月23日，普實克從東京致信《文學》雜志編輯部，表達愿為促進中國與捷克文學交流盡一份力的心情。1936年10月1日《文學》第7卷第4號“通信”欄登載了《捷克普魯司克博士的來信》及編輯王統照的回復，使我們得以了解普實克翻譯《吶喊》的背景。

在這封信中，普實克首先贊許魯迅在《“題未定”草》中主張選擇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不可以武力政治力與文化相比”的觀點，就讀到《弱小民族文學專號》上刊布的捷克文學作品表達了欣喜之情，“追隨著捷克文學第一次的腳步到中國的土壤上引起我最大的興趣”。隨后，普實克介紹了捷克斯洛伐克新成立的文學團體“歐羅巴文學俱樂部”。該俱樂部由捷克、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學者、文學研究者及讀者組成，主旨是推介世界文學的重要作品，尤其是國外的近代作品，由捷克最大的印刷家提供出版機關。作為該團體的“中日文學顧問”，普實克介紹了中國文學的譯介“獨付闕如”的現狀，表達了“利用時機愿與中國的文學界相接觸”的懇切希望。普實克向編輯部說明，他已向俱樂部推薦魯迅的《吶喊》并獲接受，但苦于對中國近代文學的隔膜，希望能得到中國文學界的協助，以校閱或翻譯出版物，使中國近代文學在歐洲的譯介能夠落地。普實克深信，即使是“少數人的合作”對于改變當前的情形也“當有極大的助力”。

王統照執筆的《編者的復信》對普實克將中國新文學介紹到捷克的熱忱表示感謝，肯定了普實克推薦翻譯《吶喊》的提議，并表示愿意排除隔閡與困難以促進中國文學在捷克的傳播。普實克給《文學》編輯部還隨信附上了致魯迅的英文信，希望《吶喊》的翻譯能得到魯迅同意并作序，請《文學》雜志社代為轉交。不久，普實克收到了魯迅1936年7月23日在病榻上寫的回信，隨信還附上了一幀個人照、《吶喊》短序、馮雪峰的《在中國文學上的位置》以及新近出版的小說集《故事新編》。1《360723（捷）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8～389頁。來自《文學》雜志和魯迅的積極回復，堅定了普實克翻譯《吶喊》的計劃，并實質性地推動了計劃的落地。

在日本的最后一段時間，普實克暫時擱置了興趣正濃的中國中世紀通俗文學的研究，在其夫人弗拉斯塔·諾沃特娜（Vlasta Novatná）的大力幫助下，全身心地投入《吶喊》的翻譯中。在普實克1937年1月返回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吶喊》捷克文譯本的片段就已經在布拉格發表，并已經附上魯迅的短序2［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漢學研究》，李玲等譯，第160頁。，這不僅預告了《吶喊》的出版，而且拉近了魯迅與捷克讀者的距離。魯迅頌揚文學是國際交流最寶貴的方式以及捷克文譯本的特殊意義：“我的作品，因此能夠展開在捷克的讀者的面前，這在我，實在比被譯成通行很廣的別國語言更高興。我想，我們兩國，雖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為我們都曾經走過苦難的道路，現在還在走——一面尋求著光明”3魯迅：《〈吶喊〉捷克譯本序言》，《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44頁。，使對中國現代文學毫無認知的捷克讀者產生良好的最初印象。普實克被熱忱所鼓動，竭力向捷克民眾推介魯迅及中國新文學的熱情可見一斑。

二 面向大眾讀者的捷克文譯本

《吶喊》捷克文譯本1937年12月由布拉格的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為“人民叢書”之一。這是魯迅百余年域外傳播史上第一部直接以《吶喊》命名的魯迅小說專集11920年代，東南亞及西方國家開始關注魯迅及其文學創作，《阿Q正傳》《孔乙己》等《吶喊》中的小說被翻譯成日、韓、俄、法、英、德等多種語言，或單獨刊發，或被收入各類作品集，但在1937年之前，海外還沒有直接以《吶喊》命名的魯迅小說專集出版。參見王家平《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1909—2008》，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顧鈞《魯迅小說在英語世界，1926—1954》，《國際比較文學》（中英文）2021年第4卷第2期；王姍姍《魯迅作品法譯本綜述》，《文學教育》2018年第10期；謝淼《魯迅在德語世界的經典化歷程》，《文學評論》2017年第6期等。，也是魯迅格外看重的一個譯本。

《吶喊》捷克文版封面為淺黃褐色，硬皮織面精裝，32開，173頁，右上角豎排黑色繁體“魯迅”二字，字體為楷體印刷體，但筆畫上有意做了調整與夸張，如“迅”字的折筆和捺筆上揚；底部一道粗重的黑線，右下角為黑色捷克文書名“V?ava”，整體設計樸素、莊重、有力。封二正中為鏤空的出版社首字母LK2采用鏤空大寫字母的設計，在以后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捷克文譯本如茅盾系列作品的封面得到沿用，成為一種醒目的風格。，字母上橫斷套寫出版社全稱LIDOVá KNIHOVNA，版權頁未標明發行數量。譯本前面有影印的魯迅親筆短序手跡和與之對照的普實克的捷克文翻譯，最后有注釋及普實克的譯后記《魯迅及其作品》3感謝浙江外國語學院捷克語博士盧子玥對注釋和譯后記的翻譯。。遺憾的是，魯迅贈送普實克的個人照未被收入。

魯迅在回復普實克的信中慷慨應允，“您可以隨意翻譯，我都承認，許可”4參見《360723（捷）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普實克根據需要，對《吶喊》做了三個值得特別關注的處理。第一，捷克文版并非全譯本，而是一個選譯本?！秴群啊肥囚斞?918—1922年所作短篇小說的結集，按照寫作時間先后排列，依次為《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明天》《一件小事》《頭發的故事》《風波》《故鄉》《阿Q正傳》《端午節》《白光》《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加上《自序》，共計15篇。捷克文版依次收入了《阿Q正傳》《孔乙己》《藥》《白光》《風波》《明天》《狂人日記》《故鄉》，未收入《自序》《一件小事》《頭發的故事》《端午節》《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普實克在譯后記中寫道，所收8篇小說的故事“都發生在魯迅稱之為‘年青時的家鄉’的小鎮及周邊的鄉村——未莊和魯鎮。中國現代文學第一次出現了中國村鎮的風光，第一次出現了生活在沉睡的荒僻角落里的村鎮小人物”?？梢钥闯?，普實克敏銳地發現了《吶喊》對中國小說在農村題材上的開拓性貢獻，特別關注鄉村人物的形態和社會轉型期舊文人的命運?？疾臁秴群啊愤x本，我們不僅要關注普實克選了哪些，還要關注沒有選哪些。未入選的《一件小事》《端午節》主要是以北京為故事背景的；《頭發的故事》發生地點不明確，風格上近乎雜感式的獨白1王建平：《〈吶喊〉中不應被忽略的一聲“吶喊”——〈頭發的故事〉解讀》,《魯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8期。；《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都寫快樂的童年，具有散文化特征，“顯然是一個整體”2郜元寶：《戲在臺下——魯迅〈社戲〉重讀》，《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相比而言，入選的作品是更“典型”的小說，在技法層面也更復雜。在小說藝術層面上，普實克既喜愛《吶喊》中現實性比較強的作品，對于《白光》這樣較具現代主義風格的小說，普實克也非常欣賞?！栋坠狻访鑼懽儜B心理和幻覺，是“具有多種暗示、多層含義、結構錯綜復雜”3［德］魏格林：《魯迅短篇小說〈白光〉試析》，顧聞譯，《魯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2期。的文本，里面瘋了的文人最后到底是怎么死的，這個魯迅在小說中“未解釋的、不得解釋”的問題，顯然令普實克著迷。

第二，普實克對所收的8篇作品的順序做了重新安排，將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調到了倒數第二篇，將《阿Q正傳》列為首篇。一方面，《阿Q正傳》是魯迅小說中在西方被翻譯得最早、翻譯得較多的作品4參見王家平《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1909—2008》，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普實克在致魯迅的信中提到，他尤其希望將《阿Q正傳》翻譯成捷克文。而且，普實克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和歷史，對中國文學的史傳傳統很感興趣，對新文學與傳統的關系特別敏感，《阿Q正傳》以“正傳”的標目和章回體的史筆敘事，描繪辛亥革命前后貧苦農民阿Q的精神世界，其擬傳記色彩的文體創變5辛明應：《傳的解放——桐城文體與〈阿Q正傳〉的生成》，《文學評論》2022年第6期。，想必令普實克印象特別深刻。相比較而言，《狂人日記》幻覺式的自白、反邏輯的敘述、奇思突起的審美話語，“傳統小說的面容頓失”6孫郁：《與幼小者之真言——〈狂人日記〉的副題及其他》，《文藝爭鳴》2018年第7期。。另一方面，普實克對各篇作品順序的“重組”，可能體現了他對《吶喊》內容上總體關聯性的把握?！秴群啊穼Ψ饨ǘY教“吃人”歷史及本質的概括，振聾發聵，“吃人”不僅指有形生命的被吞噬、遭毀滅，如阿Q的被槍決，夏瑜的被殺，孔乙己的死亡，也是無形精神的被戕害、主體性的喪失，如陳士成的發瘋，狂人的“候補”；而且參與“吃人”的，不僅有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統治階級，受壓迫的底層民眾也構成了“無主名的殺人團”的一部分。1楊聯芬：《中國現代小說導論》（第2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1～83頁。如果說魯迅以《狂人日記》開篇的“一發而不可收”，是對“吃人”主題高度象征化概括后的紛呈演繹；那么，普實克的重新編排，大致就是從對“吃人”現象的藝術呈現到本質內涵的深刻揭示，體現了從閱讀者、研究者和翻譯傳播者的視角對《吶喊》主旨逐漸深入理解的過程。為了避免捷克讀者對“吃人”的誤解，普實克在譯本最后的“注釋”部分解釋“易牙食子”的典出，并特別指出在中國“食人”屬于違法犯罪行為。而將《狂人日記》與《故鄉》銜接收尾，則使兩篇作品因文末“救救孩子”的聲音和對前路的“希望”成為一個整體，也與前面的作品構成了“吃人／救人”的某種內在張力，表露了普實克對魯迅總體創作意圖的體察與考量，正如譯后記最后所分析的，“但魯迅不是一個幻想家，也不僅僅只是個藝術家。他的藝術，他講述奇異故事的非凡能力，是為他的‘希望’服務的。他希望知識分子與人民融合在一起，希望宏兒和水生能相互接近，希望學者與勞動人民之間根深蒂固的壁壘能夠消失。這是魯迅的希望，也是他的遺產”。

第三，普實克將《藥》的篇名改為《一個革命者的墳》，這或許與普實克對《藥》的主旨及藝術特征的把握有關?！端帯肥恰秴群啊分邢笳髦髁x色彩特別濃重的一篇作品，對象征主義手法的運用，“幾乎抵達了頂點”2畢飛宇：《什么是故鄉？—— 讀魯迅先生的〈故鄉〉》，《小說課》（增訂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92頁。。其中“藥”和“墳”是小說最核心的兩個意象，一明一暗，都兼具了結構情節和表達主旨的功能?！八帯笔桥c魯迅人生早期的很多關鍵選擇直接相關的一個個人因素，“墳”的意象則來源于魯迅的同鄉、“光復會”革命盟友秋瑾在紹興被處決這另一個人因素。以往研究者多關注“藥”的隱喻性和象征性，甚至認為它“幾乎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全部中國小說的總標題”3許子東：《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香港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109頁。。普實克從跨文化理解的角度加以注釋，說明以人血作藥、人死后可作藥的說法并不局限于中國，世界其他國家也存在類似的迷信。相比較而言，圍繞“墳”的意象的神秘感，有著新思想的革命者遭到普遍誤解的痛苦和犧牲的偉大1［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中西文學關系的里程碑》，伍曉明、張文定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頁。，在普實克看來，似乎更能表達小說的意旨和藝術魅力，讀來也更為動人。

無論是篇目的選擇、編排還是《藥》的“改名”，都可以看出普實克是有明確的翻譯意圖和受眾定位的?！秴群啊肥堑谝徊糠g到捷克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普實克希望給捷克的普通讀者提供一個便于接受和理解的版本，以引起捷克廣大讀者對中國及中國新文學的興趣，而不是為了滿足研究的需要。盡管普實克自謙“譯文遠遠表達不出原作之美”，但他的翻譯總體保留了各篇小說的原貌，如《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的分節，《狂人日記》前面的文言小序等，對一些讀者不易理解的地方做了微調，如將《阿Q正傳》第二章的“優勝紀略”和第三章的“續優勝紀略”，分別改為“阿Q被欺負”和“阿Q的勝利”。

三 譯后記《魯迅及其作品》：魯迅研究的起點

捷克文版最后附有普實克的譯后記《魯迅及其作品》（第156～173頁），這是普實克魯迅研究的最早成果，也為普通讀者了解魯迅及其作品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全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東京悼念魯迅逝世的情況，轉述了在上海舉行的魯迅葬禮的場面；第二部分介紹了魯迅的生平及其創作；第三部分分析了《吶喊》里的部分作品。

普實克并沒有就東京魯迅追悼會做實錄式的報道2魯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根據北平《世界日報》1936年11月16日的通訊報道，1936年11月4日下午，日本東京舉辦了隆重肅穆、頗具規模的魯迅追悼會，出席者700余人，日方以佐藤春夫為代表，中方則以郭沫若為代表，通訊披露了一些細節信息，并重點轉發了郭沫若的演講致辭。參見肖伊緋《郭沫若這樣贊頌魯迅：夏商周以來最偉大的人物》，《北京青年報》2017年3月28日。，譯后記標明東京追悼會的時間為1936年10月12日，信息也有誤，推測普實克當時很可能沒有出席追悼會。普實克重點引用了郭沫若的致辭：“魯迅先生的死，就是剛才佐藤先生所說的，不但是中國的損失，東方的損失，而且是世界的損失！他的死是很值得哀痛的，尤其是死在大眾被壓迫的時候。但是魯迅先生永遠不死！”向捷克傳遞了“魯迅屬于世界”的價值，突破了將魯迅僅僅作為中國作家的定位。在簡要轉述上海魯迅葬禮的情景時，普實克則強調，“任何壓迫都不會使勞動人民放棄魯迅先生指明的前路”這一意義，凸顯了魯迅文學作品的革命性及思想價值。

譯后記的第二部分是對魯迅生平及創作經歷的介紹。普實克大致按照時間線索梳理了魯迅的一生，但并非平均用力，而是特別關注魯迅與傳統的關系、魯迅短篇小說的開創性、魯迅作為革命家的意義、魯迅譯介弱小民族文學以及文學史研究的學術貢獻。普實克認為，“魯迅的文學有進步性、革命性，又與歷史和中國古代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考察魯迅的青年階段時，普實克特別指出了傳統的影響具體表現為故鄉浙江的文脈、父親的教育以及小說的題材傾向?！罢憬爸苓叺貐^自12世紀以來便是小說家、劇作家的中心?！痹谄諏嵖丝磥?，魯迅與傳統的關系還表現為從他父親那里獲得的“非同尋?！钡墓诺湮膶W及歷史的教育，“古代文學的知識影響了魯迅日后的創作，使他對中國文學傳統價值的理解更豐富、更細膩”。在考察來自母親方面的影響時，普實克發現，魯迅與絕大多數現代作家不同，從未選擇愛情作為小說主題，筆下人物多為男性，很少嘗試刻畫女性形象，“從未沉溺于中國文學慣常表現的兩性關系的多愁善感”，并認為在這方面魯迅“更接近傳統作家而非現代作家”?？偨Y這些因素，普實克認為，魯迅的小說是“以經典傳統為本質的呈現”，與其弟周作人的散文“以現代思想為完美工具，對傳統文學藝術進行重塑和錘煉”異曲同工。

在簡要介紹了魯迅青少年時期的家庭變故、學習洋務、日本學醫、棄醫從文、回國后的沉寂生活之后，普實克重點敘述了魯迅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及參與社會公共活動的情況。普實克認為，魯迅對所有事物的“獨特看法”是《吶喊》“最非凡的力量，有了它，魯迅能描繪出宏大的畫面，表達出深刻的思考，這一切都使他很快在中國文學界占得一席之地”。關于魯迅的“上海十年”，普實克評價道，盡管“革命家魯迅的光輝掩蓋了作家魯迅的光芒”，但數量龐大的雜文顯示了魯迅作為一個“文筆犀利、特立獨行的諷刺文學家”的價值和意義，尤其是加入“左聯”后，魯迅“開始全力投入到革命斗爭中，猛力抨擊當時法西斯主義越來越強烈的政府，捍衛藝術自由，以實現藝術服務民眾”。普實克特別提到，盡管來自西方的各種宣傳口號在當時的中國大肆宣揚，但中國國內的革命口號“仍保持了中國人文主義和社會集體主義情感的底色”，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魯迅作為“中國青年的精神領袖”的作用?？梢钥闯?，普實克對魯迅短篇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同等重視的，對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和革命家的魯迅都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勾勒了一個熱情的、頑強的、有著激烈的戰斗精神的“魯迅形象”。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普實克還特別介紹了魯迅譯介弱小民族文學的語境和貢獻，雖然簡短，但非常有語境感和感染力，為捷克讀者理解書前魯迅的短序提供了背景性的認識，也進一步加深了目的讀者對魯迅的情感認同。對于漢學家們不太關注的魯迅的學術研究，普實克也給予了高度的認可，“魯迅的文學史研究也非常有意義。魯迅很清楚，中國的小說和戲劇中保存了最完美的民間藝術范本，一種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文學，每一個想要為人民群眾寫作的作家都應該堅守這個傳統。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第一部小說史著作，顯示了魯迅非凡的學術才能”。普實克的評價顯示了他本人作為文學史家的學術興趣1在關于《吶喊》翻譯的通信后不久，普實克8月27日再次致信魯迅，就中國舊小說的一些問題與魯迅探討，并得到了魯迅“很有價值的建議”。參見《360928（捷）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魯迅全集》第14卷，第398～399頁；雅羅斯拉夫·普實克《中國 我的姐妹》，叢林、陳平陵、李梅譯，第370頁。，魯迅關于民間文學傳統及其社會功能的闡釋，對普實克1950年代初的著作《解放區的中國文學及其民間傳統》不無一定影響2布拉格漢學學派的某些學者近年來認為，普實克的解放區文學研究是受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鼓動， 是普實克學術生涯的一個遺憾和敗筆，這樣的評價實際上忽略了普實克對中國文學民間傳統及其發展始終關注的內在學術理路，某種程度上存在著“后社會主義”時期后設視野的偏頗。參見捷克漢學家羅然《“文章合為時而著”——普實克及其時代》，郭建玲譯，《小說評論》2023年第3期，原文為英文，發表于《歐洲漢學學會雜志》2021年第2期；馬立安·高利克視《解放區的中國文學及其民間傳統》為普實克“最糟糕的一個作品”，見［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漢學研究》，李玲等譯，第77、159頁。。

譯后記的第三部分是對《吶喊》的分析。普實克敏銳地發現，區別于中國傳統文學田園詩般怡然自得的鄉村，魯迅卻在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時期南方城鎮和鄉村的社會環境中“揭示了一系列的悲劇”：

這些悲劇在一幅巨大而殘酷的畫面中匯集在一起，描繪了幾個世紀以來被壓垮的冷漠、麻木而徒勞的生活?！谶@里，人們會因為偏離了傳統偏見所設定的道路而付出生命和幸福的代價。魯迅展示了這個看似祥和卻充滿了病態的人性、畸形的欲望的環境，任何外來世界的新潮流、新思想都被扭曲、化約以屈從于舊的秩序。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變革、政變，并沒能使中國走出泥潭，使其發生任何改觀。熱心的革命者的鮮血被迷信的人民蘸上饅頭，據說人血是治療肺癆的良藥；被罷黜的皇帝重新登基的謠言受到保守統治階級的熱烈歡迎，作為滿清奴役象征的辮子迅速遍地開花，剪了辮子的人惶惶不安，害怕被斬頭；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里，人們心中想象的革命不過是古代農民起義的翻版，一個燒殺搶掠的機會；一個狂人恰當地描述了這是一個人們互相殘食的吃人的社會。這樣的短篇小說實在比一些說教的學術文章更能說明中國社會的動向。

在分析了《阿Q正傳》的歷史背景即辛亥革命的失敗源于民眾的愚昧后，普實克進一步指出，魯迅文學思想的革命性在于，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體會著中國社會這片涼薄靜默的土地，在這種難以捉摸的無政府主義里，魯迅做著得不到回應的抗爭。他覺得，只有像在俄國掀起的革命浪潮，那種傾注了所有熱忱的龐大的政治思潮，才能將中國民眾喚醒，才能激發人們對于除生存需求之外的事物的興趣”。

在藝術層面，普實克就《阿Q正傳》《孔乙己》《藥》《白光》《故鄉》五個作品逐篇做了分析，與文學傳統的內在關聯始終是普實克考察魯迅小說藝術的一個內在視角。他評價《阿Q正傳》“是對8世紀受到廣泛喜愛的中國文學的模仿”；《孔乙己》“延續了中國古典小說對特點鮮明人物的描寫方式”；在《藥》《白光》中，魯迅則“像古代作家一樣，喜歡省略、隱晦，喜歡給讀者想象的空間”。普實克以布拉格學派的結構主義理論分析了魯迅高超的小說藝術：

《藥》就是魯迅藝術的最佳范例。只是幾個場景，幾段對話，兩條情節線也沒有被明顯地講述出來。讀者只是從茶館里面幾位茶客的對話中得知要殺一位革命黨示眾。讀者同時也會明白，人血不能醫治肺癆。僅是簡單描寫的畫面就足以完成兩個悲劇的心理刻畫。

以中國古代小說家為榜樣，魯迅還喜歡將小說置于現實與神秘的交界處。紅白相間的花環是如何出現在墳上的？兩個女人在墳前相遇又是怎樣的巧合？所有這些都可以被解釋清楚，花環是革命同志放在夏瑜墳上的，但是這些在小說中都是以一種隱晦的方式透露出來的，這就是中國古代小說的極大魅力。

普實克對《藥》藝術層面的解讀，主要是圍繞“墳”而不是“藥”的意象展開的，這與他將小說題目改為《一個革命者的墳》相一致。

四 情感動機與學術意義

普實克在1936年留日期間萌發譯介《吶喊》的想法，捷克文譯本很快完成并出版，由此魯迅及其作品進入捷克斯洛伐克，這一切并非出于偶然。首先，普實克譯介《吶喊》是由發自內心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學交流的責任感所驅動的。梁盛志在20世紀40年代發表的《外國漢學研究之檢討》中指出，漢學家就研究對象的選擇“既無國人之傳統觀念，亦少客觀之選擇標準，其漢學研究范圍方向之決定，多視主觀之情感”1梁盛志：《外國漢學研究之檢討》，分上下兩部分連載于《再建旬刊》第1卷第8期，1940年4月11日；第1卷第9期，1940年4月21日。文章概覽了海外漢學研究的緣起和現狀，評價了外國漢學研究的優缺點及啟示。該段引文出自連載的“下”，第24頁。。中捷兩國有著相似的社會境況和歷史遭遇，都經歷了飽受帝國主義侵略和欺凌的近代史，盡管捷克斯洛伐克在一戰后獲得民族獨立，但文化上仍處于被漠視或蔑視的境地。2［捷］克里瑪：《布拉格精神》，崔衛平譯，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魯迅等中國現代作家對捷克這樣一個中歐小國民族文學的熱情譯介、高度肯定甚至向之學習的態度，使普實克看到，捷克文學之于中國不是一個“異己”的存在，而是一個“心心相印”的存在，他為中國作家能體驗捷克文學中的歷史、心理與情感而倍感欣慰，為中國人對捷克文學中的民族民主意識的欽佩之情而感到自豪。另外我們也看到，即使在國家貧弱的大環境下，魯迅以其不屈的精神風貌以及反對專制主義、追求民主自由、探索民族獨立的創作，成為黑暗時代燃燒的火炬，使普實克找到了思想的共鳴與精神的呼應，“讀了魯迅的小說就使人體會到生活的悲劇是何等的相似，它與整個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緊密相連而處處相通。因為生活到處皆同，生活被蹂躪，被侮辱，被踐踏，在中國和歐洲是同樣的痛苦”3［捷］普實克：《回首當年憶魯迅》，上?！督夥湃請蟆?956年11月17日。。正如魯迅在《〈吶喊〉捷克譯本序言》中所勉勵的，用文藝來溝通人類，使彼此不隔膜，相關心，這是“最平正的道路”，普實克也希望以文學翻譯增進兩國之間的了解。

同時，在日本兩年多的學術考察補充了普實克在中國的經歷，使他能夠擁有一個更廣闊的視角和更具世界性的眼光來理解中國。普實克是個密切關注全球政治形勢的年輕漢學家，“納粹在德國的勝利，二次世界大戰的逼近和發生，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廣大領土的占領，歐洲和亞洲贏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艱難”1［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漢學研究》，李玲等譯，第102頁。，這一切在他1934—1945年間寫的專題論文中都有所反映，這些文章后來收入他1947年出版的專著《論中國的文學與文化》。2Jaroslav Pr??ek，O ?ínském Písemnictví a Vzdělanosti, Praze: Vydavatelstvo Dru?stevní práce, 1947.作為一個來自弱小民族的留日學者，普實克對二戰爆發前夕中捷兩國各自面臨的民族危難有著同呼吸共命運的情感體驗3普實克在日期間的日本漢學界已經呈現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為政治意識形態和帝國主義服務的傾向和氣息。參見葛兆光《為什么“從亞洲出發思考”？》，中華好學者，2023年2月13日，https://mp.weixin.qq.com/s/x6O1z13nrDqplsM9p0yXfw。，在動蕩不安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對中國文化的價值及其意義有著更深刻的體認：“跨過一切混亂，中國文化正在成為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古希臘羅馬文化同等重要。這是一門充滿智慧的生活學問，它教人謙虛謹慎，與世無爭，注重自然之美，它的哲理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捷］雅羅斯拉夫·普實克：《中國 我的姐妹》“后記”，叢林、陳平陵、李梅譯，第429頁?？梢哉f，在1936年的國際形勢下，普實克對《吶喊》的譯介與魯迅等中國作家的翻譯活動構成了弱小民族文學之間雙向互動的“命運共同體”。

盡管普實克回國后并沒有“趁熱打鐵”，繼續魯迅研究，二戰期間的主要學術精力仍在中國古代文學和歷史的研究上51937年10月21日，普實克參加了東方研究所研究部舉辦的成員會議，會議晚上8點開始，由B. Hrozny教授主持，主要內容是由遠東回國的普實克報告他的研究情況。根據《東方檔案》發表的會議紀要，普實克報告了他在中國和日本的學術進展，介紹了他在中國古典通俗小說方面的收獲、即將推出的論文《宋代的說書人》以及未來在這方面的研究計劃，但普實克沒有分享自己對中國現代文學的了解和即將出版的《吶喊》捷克文譯本。Jaroslav Pr??ek, On my journey in the Far East, Archiv Orientální, Vol.IX, 1937,pp.438～439。參見普實克：《我的遠東之旅》，《東方檔案》1937年第9卷，第438～439頁。，但由《吶喊》的譯介點燃的火種，使魯迅始終成為普實克心頭念念不忘的一個關切點。在為1940年出版的學術游記《中國 我的姐妹》補寫的專章《小說家魯迅及其他》中，普實克高度評價魯迅的作品及人格魅力，稱魯迅“以其強勁有力而又簡明扼要的筆鋒”創作的《吶喊》，“在中國文學史上，從某些方面看，可與杜甫的詩相媲美。后者也同樣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寥寥數筆便描繪出了社會的凄涼和悲慘景象。這些詩里充滿了憤怒的吶喊、神秘而陰霾的心情”1［捷］雅羅斯拉夫·普實克：《中國 我的姐妹》，叢林、陳平陵、李梅譯，第370頁。普實克將魯迅與杜甫相比，很可能是受到了魯迅寄贈的《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即馮雪峰的文章《關于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給捷克譯者寫的幾句話》的影響。。這樣一種跨越小說和詩歌的文學史比較，顯示了普實克對《吶喊》的思想性及抒情性藝術基調的把握。同年，普實克在柏林的《新中國》雜志上發表德語論文《中國的新文學》，認為魯迅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并特別強調，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必須與古代文學聯系起來考察，不能一刀切為兩截。2該文以《新中國的文學》收入《論中國的文學與文化》。另參見顧鈞《普實克與魯迅》，《中華讀書報》（北京）2005年10月19日。1940年代末，隨著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國先后成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共和國以及中捷友好關系的締結，普實克的研究重心從中國古代文學開始轉向現代文學。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普實克帶領其弟子們投入了大量精力，較為系統地譯介和研究魯迅，形成了東歐乃至整個國外魯迅研究領域成就突出且獨具特色的“布拉格漢學學派”3參見劉燕《從普實克到高利克：布拉格漢學派的魯迅研究》，《魯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4期。。1951年，普實克與其學生（后成為其第二任妻子）貝爾塔·克列布索娃（Berta Krebsová）合譯了《吶喊》和《野草》全文，以《吶喊——野草》為書名在布拉格自由出版社出版，普實克對1937年翻譯的8篇小說進行了修改，并按照原著恢復了《藥》的篇名及各篇小說的排列順序。4V?ava. Polní tráva. P?el. Jaroslav Pr??ek a Berta Krebsová. Praha: Svoboda, 1951.1954年，該譯本改名為《魯迅選集（一）》，由捷克斯洛伐克文學、音樂與藝術出版社刊行。

普實克一直主張“翻譯應該先于所有文學漢學的研究成果”5［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漢學研究》，李玲等譯，第77頁。的治學路徑?！秴群啊返姆g及普實克的譯后記，作為布拉格漢學學派魯迅研究的起點，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普實克對魯迅與傳統文學之間復雜關系的注重，對魯迅小說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綜合考察，用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的方法對魯迅小說敘述結構的分析，以及對魯迅作為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整體形象的把握，為布拉格漢學學派的魯迅研究在觀點、方法、路徑上奠定了學術基礎。

普實克在譯后記中勾勒了一個集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體的完整的“魯迅形象”，這成為布拉格漢學學派魯迅研究的一個基本認識。在1960年代初對黃頌康博士學位論文的批評文章《魯迅：革命家與藝術家》及更為著名的批判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長文中，普實克進一步突出了魯迅文學創作的“革命性”1普實克的文章《魯迅：革命家與藝術家》［Lu Hsün: the Revolutionary and the Artist, Orientalische Literatuzeitung, 1960(55), pp.229～236］是對瑞典華裔學者黃頌康（Huang Sung-K’ang）博士的著作《魯迅與現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Lu Hsü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阿姆斯特丹：Djambatan，1957）的書評，被李歐梵列入《抒情與史詩》的附錄“普實克現代文學研究書目”，但未被收入選集正文。普實克和夏志清的論戰，參見［捷］雅羅斯拉夫·普實克《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李歐梵編選，郭建玲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雖然其中有冷戰格局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基本態度是一脈相承的。另外，以《吶喊》的譯介為起點的研究，也影響了普實克的中國現代文學整體形象觀。普實克及其學生們所研究的中國現代作家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郁達夫、葉圣陶、巴金、老舍、丁玲、周立波等，“他們和我們民族奮斗的命運、和我們從一個封建傳統的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這樣一個大的歷史際遇相關，他們都是有擔當的作家?！麄冴P注的才是大多數人的命運、民族的命運”2參見曾祥金《“我的工作實際上是隨著課堂在不斷地變化”——程光煒訪談錄》，《創作雜譚》2022年第4期。，通過這些作家探究中國文學的民族性及民族國家的興起，成為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貫穿始終的學術關懷。

在文學史觀上，普實克特別注重魯迅與古代文學的聯系，而不是將他與傳統割裂開來，體現了布拉格學派強調文學內在演化過程的文學史論的影響3陳國球：《文學結構與文學演化過程——布拉格學派的文學史理論》，《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與捷克斯洛伐克注重傳統的民族特點也不無一定的關系4關于捷克斯洛伐克注重傳統的民族特點，克里瑪的《布拉格精神》、米蘭·昆德拉的《帷?！返榷嘤姓撌?。關于普實克的歷史觀點，參見《雅羅斯拉夫·普實克：布拉格漢學派的奠基者／生命和著作的資料》及普實克的《中國歷史與文學》（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布拉格，1970年）、《抒情與史詩》的相關論述。。普實克對中國現代文學與古代傳統之間的關系有著持久的好奇和學術的敏感，他在后來的代表性成果《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1957）、《論中國文學中傳統的重要性》（1958）、《以中國文學革命為背景看傳統東方文學與歐洲現代文學的相遇》（1964）、《魯迅的〈懷舊〉——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1969）5其中《論中國文學中傳統的重要性》以英文發表于《東方檔案》1958年第2期，列入《抒情與史詩》附錄“普實克現代文學研究書目”，但未被收入正文。參見《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李歐梵編選，郭建玲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等一系列論文中有更深入全面的闡述，通過晚清甚至晚明至現代文學的轉型研究，越來越清晰地呈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傳統資源和內生理路，提供了與20世紀50年代以費正清為主導的美國漢學界的“沖擊-回應”模式非常不同的解釋框架1有意思的是，普實克20世紀60年代末在哈佛大學講學時與費正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費正清去世時將全部中國研究的英文藏書捐贈給了普實克曾多年擔任所長的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設立了“費正清圖書館”。參見張娟《魯迅、普實克與捷克的魯迅圖書館》，《上海魯迅研究》2017年第1期。。

在方法論上，普實克對《吶喊》的解讀，尤其是對《藥》的結構形式及藝術特點的分析，初步顯示了他對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的運用。通過文學素材、組織原則、功能元素等來分析文學作品結構的生成及藝術特點，進而從文學結構演化洞悉社會歷史變遷，成為普實克的魯迅、茅盾、郁達夫、郭沫若等作家研究的主要理論路徑和批評手段，也深刻地影響了布拉格漢學學派的年輕學者。譬如，普實克的高足米列娜（Milena Dole?elová）的代表性論文《魯迅的〈藥〉》繼承并發展了普實克的觀點和方法，曾引起海內外魯迅研究界的廣泛關注。2參見樂黛云編《國外魯迅研究論集（1960—1980）》，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97～507頁；米列娜編《從傳統到現代：19至20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小說》，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溫儒敏《國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述略》，《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近年來隨著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等相關論述的出現，普實克重新引起學術界的興趣，但學界多聚焦于普實克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遺產”3語出陳平原《三讀普實克》，初刊《歐洲語言文化研究》第四輯，時事出版社2008年版；后收入《花開花落中文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尤其是他在“普夏之爭”中的立場和觀點，而忽略了他在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之前的成果。對《吶喊》捷克文版的翻譯及譯后記的考察，一方面讓我們看到，普實克的研究是一種與研究對象產生共鳴并帶入情感的“有情的漢學”，我們尊重漢學家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解讀中國的不同面向，但文學文化上的“共情”在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尤其值得珍視。另一方面，在后冷戰時期，尤其是在歐美漢學再次占據主導地位的學術語境下，對《吶喊》捷克文版譯介的考察，幫助我們從內在的學術理路來了解普實克，使我們對塑造一個被意識形態僵化了的普實克形象保持必要的警惕。4羅雅琳：《“現代”是內生的還是外來的？——重返普實克與夏志清、王德威的對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