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小霸王怒斬于吉”故事在歐洲的流變、改編與闡釋*

遠思 南開大學

《三國演義》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斬于吉”主要講述了26歲的“小霸王”孫策在占領江東后遭仇家行刺身負重傷，養傷期間力排眾議斬殺了江東地區頗具名望的道士于吉，后被其魂魄糾纏，不堪其擾以致傷口復發而死。在卷帙浩繁的《三國演義》敘事以及三國故事相關研究中，這則故事在中國本土很少獲得關注1參見：徐永斌：《從〈三國演義〉中孫策處斬于吉事看中國早期道教在江東的發展》，《明清小說研究》2012年第1期，第77～88頁。[XU Yongbin, “Cong sanguoyanyi zhong Sun Ce chuzhan Yu Ji shi kan zhongguo zaoqi daojiao zai jiangdong de fazhan”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in Jiangdong in Early China Based on the Execution of Yu Ji by Sun Ce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ing Qing Xiaoshuo Yanjiu (Novel Stud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1(2012):77-88.]，但它卻在19世紀下半葉以來相繼引起了英、法、德等歐洲國家的漢學家及作家的興趣，被多次譯介、改寫和闡釋?！度龂萘x》第29回孫策斬于吉的故事在歐洲的流變是中國故事在世界文學中被吸納和改塑的一個典型案例，對于研究世界文學作品中的“中國故事”在西方文化和文學語境中呈現出怎樣的文化價值的變異規律，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價值。

一、英語世界的傳承性譯介

《三國演義》的“孫策斬于吉”故事在19世紀英語世界的流傳具有較強的傳承性。漢學家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鄧羅（C.H.Brewitt Taylor，1857-1938）、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等人相繼對該故事選段進行了選譯和評論。其中最早對《三國演義》中“小霸王”孫策的故事表現出關注的是英國傳教士、漢學家艾約瑟。艾約瑟出生于一個基督徒家庭，從小受牧師父親的影響在敬虔的環境中成長。1847年被按立為牧師后，艾約瑟于1848年被倫敦布道會派遣至中國上海，協助主持墨海書館的編輯出版工作。在1852年上海墨海書館出版的一部名為《漢語會話》（ChineseConversations，1852）的漢語教材中，艾約瑟選譯了《三國演義》（San-kwo-che，HistoryoftheThreeKingdoms）第29回“小霸王怒斬于吉”的內容作為中國小說的范例，并用中英文對照的方式刊載了故事內容2Anonymous,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Extract from Chap 29,” in Chinese Conversations: Translated from Native Authors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52), 158-83.。經考證，艾約瑟所用底本為清代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評點本3參見：王燕：《艾約瑟〈漢語會話〉與〈三國演義〉的英譯》，《明清小說研究》2017年第2期，第156～169頁。[WANG Yan, “Aiyuese Hanyu Huihua yu Sanguoyanyi de yingyi” (Joseph Edkins Chinese Conversation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ing Qing Xiaoshuo Yanjiu (Novel Stud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2(2017):156-69.]。而英文部分則將摘譯內容命名為《方士于吉之死》（TheDeathofYuKeihtheMagician），并標注了“摘自第29章”。艾約瑟只圍繞“孫策斬于吉”的故事情節節譯了中間部分，始于“正話間，忽報袁紹遣使陳震至”止于“言訖，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4Katherine F.Bruner; John K.Fairbank; Richard J.Smith,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1854-1863,(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86), 43.。

除了艾約瑟之外，美國漢學家鄧羅和卜舫濟也分別單獨選譯過《三國演義》中孫策斬于吉的故事片段。鄧羅于1889年在《中國評論》（ChinaReview）雜志上將其刊載的故事選段命名為《孫策之死》（The Death of Sun Tse）5C.H.Brewitt Taylor, “The Death of the Sun Tse,” China Review XVIII 3 (1889): 147-51.。卜舫濟在其1902年的《〈三國演義〉選譯》（Selections fromTheThreeKingdoms）中再次選譯《三國演義》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斬于吉”，題名為《國王孫策斬殺道士》（King Sun Ts’é Has the Taoist Monk Beheaded）。該譯文載于1902年上海版《亞東雜志》（TheEastofAsiaMagazine）第1卷，由上海北華捷報社出版發行6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 “Selections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1 (1902): 122-28.。英語世界對孫策和于吉故事的講述主要以翻譯的形式進行，對其內容改動不大。卜舫濟在對該篇故事的評論中稱其講述的是年輕的統治者對迷信的恐懼7Ibid., 122-28.，而艾約瑟則更多表現出對孫策的認同。艾約瑟在選取《三國演義》“小霸王怒斬于吉”故事選段時保留了毛綸、毛宗崗父子的評論共二十余條，收錄在《方士于吉之死》英譯部分的附錄注釋里。毛氏父子對待孫策的態度不同于羅貫中的批判，二人在評論中認為孫策斬于吉表現了他的英明見識，不信鬼神更體現其英雄本色8(明)羅貫中：《三國演義（上）》（毛宗崗批評本），長沙：岳麓書社，2015年，第226～227頁。[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Bookstore, 2015, 226-27.]。而艾約瑟在《漢語會話》“序言”中也明確地提出對“中國人批評的精神和方式”9王燕：《艾約瑟〈漢語會話〉與〈三國演義〉的英譯》，《明清小說研究》2017年第2期，第156～169頁。[WANG Yan, “Aiyuese Hanyu Huihua yu Sanguoyanyi de yingyi” (Joseph Edkins Chinese Conversation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ing Qing Xiaoshuo Yanjiu (Novel Stud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2 (2017): 156-69.]表示認可。整體來說，英語世界對《三國演義》中“小霸王怒斬于吉”這則故事的三次譯介反映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古典小說的故事情節在英語世界的跨文本旅行過程中所獲得的多元化解讀?！爸袊适隆痹谟⒄Z世界的文化和文學語境中的流布具有較為穩定的傳承性。

二、法語世界的開放性增衍

除了上述三位英語世界的漢學家之外，法國漢學家西奧多·巴維（Theodore Pavie，1811-1896）也在同一時期對孫策和于吉的故事表現出了格外的關注，不僅在《三國演義》法譯本中進行了譯介和評論，還單獨將該故事以《巫師于吉》（Yu-KileMagicien）為題收錄在中篇小說集《海外故事與場景》（Scènesetrécitsdespaysd’outre-mer，1853）中。巴維在1845—1851年間陸續翻譯并出版了《三國演義》法譯本（Histoiredestroisroyaumes，1845）。他所采用的底本并不是艾約瑟所用的清代毛氏父子批評本《三國演義》，而是藏于皇家圖書館的滿漢雙語的明朝嘉靖壬午本《三國演義》。這一點在他的《三國演義》法譯本前言中有所體現：“在皇家圖書館有若干個《三國演義》版本，但最主要的版本有兩個，一個是帶圖版的，……另一個在執行細節上不那么仔細，沒有加標點，但行文中注有韃靼人的滿語，……韃靼語的譯文為我們幫了大忙。我們所選用的版本有8卷，共24冊書，每本書10章?！?0Theodore Pavie, Histoire des trois royaumes vol 1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vol.1) (Paris: Duprat, 1845), 51.他對《三國演義》章節和整體結構的描述與嘉靖壬午本24卷《三國演義》十分契合。與清代毛氏父子批評本《三國演義》不同的是，在嘉靖壬午本《三國演義》中，“小霸王怒斬于吉”故事是單獨成章講述的。這也使巴維有更大可能單獨關注到該故事。此外在《三國演義》法譯本前言中，巴維還對中國的儒釋道三教以及道教在三國時期嶄露頭角的情況表現出了關注：

在《三國演義》這樣一本對孔子的哲學、對儀式的遵守如此充滿敬意的書中，“道”的學說卻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各個教派的飽學之士從最初的幾章就開始煽動民眾；他們不斷地使用他們的超自然力量，呼風喚雨。各種元素在任何場合都會受到他們力量的支配。死者的靈魂，無論是受祝福的還是受苦的，都會出現在他們保護的朋友面前，出現在他們恫嚇的敵人面前11Ibid., 41.。

這段對道教和道士的評論與《三國演義》第29回孫策斬于吉的故事內容遙相呼應，也可以看出巴維早在翻譯《三國演義》時對此故事表現出特殊關切的深層動因是對中國古代社會儒釋道三教地位的關注。1853年，巴維又在其編纂的中篇小說集《海外故事與場景》中再次敘述了“小霸王怒斬于吉”故事，題名為《巫師于吉》?！逗Ｍ夤适屡c場景》是一本收錄世界各國中短篇小說的合集，巴維在前言中借助旅行回憶錄的敘事方式以充滿不舍、感傷和對東方世界無比眷戀的基調搭建了一個世界文學的烏托邦，敘述了包括印度、智利、秘魯、新西蘭、中國等地在內的海外見聞12Theodore Pavie, Scènes et récits des pays d’outre-mer (Scenarios and Stories from Overseas Countries) (Paris: Michel Levy Freres, Libraires-Editeurs, 1853), 5.。在進入故事主要內容之前，巴維為故事搭建了一個敘事框架：一位在中國傳教15年的法國牧師在環游世界的游船上行為怪異而引起同船游客的好奇。這位沉默寡言、很少與其他乘客交流的牧師因平時喜歡翻閱中文的大部頭作品而被游客們要求講述一則中國童話故事。在眾人強烈要求下，牧師“去船艙翻開一本大部頭的中國書籍，拿著一卷印在絹紙上的書，”13Ibid., 258.并講述了《三國演義》中“小霸王怒斬于吉”故事。在故事開篇，巴維將中國的三國鼎立歷史背景描述為每個民族歷史都不得不經歷的危機時期、革命時期和無政府主義時期，并將孫策及其領地同查理大帝與勃艮第公國相提并論14Ibid.。在故事講述過程中，巴維對中國古代生活的物質富裕程度進行了超出原文本范圍的想象，比如孫策及其臣仆皆穿絲綢服飾，孫策居住在城堡中，出行乘坐轎子，狩獵時的坐騎是來自韃靼的駿馬等。與英譯本相比，法國漢學家巴維對故事的敘事方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動，對故事中的生活細節進行了一定的增衍，把中國故事納入到法國世界文學地圖之中，與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國的故事放在一起講述，為中國故事營造出異域風情，使中國故事呈現出可與歐洲和世界相互融通、相互了解的開放性。這樣的改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西方讀者對中國的異域文化發生興趣，但尚未使中國故事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獲得更多超越原文本的新內涵15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ed.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1992), 73.。

三、德語世界的拓展性改編與闡釋

（1） 作家保爾·海澤（Paul Johann Ludwig Heyse,1830-1914）的詩學重構

1856年，德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保爾·海澤在青年時代以中篇詩體小說的形式對《三國演義》“小霸王怒斬于吉”的故事進行了改編，題名為《國王與方士》（K?nigund Magier）。德國現實主義作家馮塔納（Theodor Fontane，1819-1898）在與海澤的通信中對小說予以了較高的評價，認為它的選材與眾不同，具有很高的詩學價值16Roland Berbig, Theodore Fontane Chronik (The Theodor Fontane Chronicle) (G?ttingen: Verlag De Gruyter, 2010), 682.。與英法兩國對《三國演義》“小霸王怒斬于吉”故事的改編相比，保爾·海澤首次在真正意義上將德語詩學和文化語境嵌入這則中國故事，為之賦予了獨特的美學形式重構和文化內涵重塑。

從作品整體的文學形式角度來說，保爾·海澤對中國故事的改編采用了塞爾維亞五步抑揚格的詩行形式敘事，并且在改編故事中融入了作家自身的美學理論。在《三國演義》故事所改編的《國王與方士》中，一位云游道士（Tao-Sse）憑借自己的布道和法術獲得了百姓和官員的青睞，年輕的君王孫策（Sün-Tse）以基督徒身份質疑道士，威脅要將他殺死。孫策的母親怕兒子因此失去民心，勸說他給道士一個機會：道士為證明自己的法力，必須當眾祈雨，若祈雨失敗則要被處以火刑。道士祈雨成功，然而孫策仍然下令將他殺死，殺人的行徑和道士的陰魂始終令孫策心神不寧17Nicole Nelhiebel, Epik im Realismus.Studien zu den Versnovellen von Paul Heyse (Epic Realism.Studies on the Verse Novels by Paul Heyse) (Oldenburg: Igel Verlag Wissenschaft, 2000), 72.。孫策的母親勸他到寺廟懺悔自己的罪過，以此安慰百姓和官員們不滿的情緒。孫策表面聽從母親的話，親自前往寺廟，但因為悔過不誠，最終依然難逃道士的詛咒。他在神志不清的狀態下殺死了近臣張昭，并因此精神崩潰，又因為腿傷復發，最終英年早逝。這樣的故事情節設置與海澤在1871年至1876年間編纂的《德語中篇小說寶藏》（DeutscherNovellenschatz，1876）前言中所提到的中篇小說結構的美學范式“獵鷹理論”18Vgl.Paul Heyse;Hermann Kurz, Deutscher NovellenschatzBd.1 (German Novella Treasure: Volume 1) (München:Oldenburg, 2007), 20.十分相符。獵鷹理論的名字典故源于薄伽丘《十日談》中第五天的第九個故事。在故事中，獵鷹是貫穿始終的一件物事，它把沖突推向高潮，起到決定故事發展和結局的作用。海澤認為，一部中篇小說只能講述一個事件、一個沖突，并且應有一個明顯的轉折點。每篇中篇小說都應借助一個“獵鷹”——一個關鍵事物來凸顯故事情節的起承轉合19Ibid., 20.?！秶跖c方士》選取《三國演義》第29回“小霸王怒斬于吉”的故事，以孫策的傷口為“獵鷹”（即線索），推動整個故事情節的發展。在故事的開頭，海澤就不斷暗示孫策的腿傷，“他的大腿是否復發了舊傷，他的心中是否萌生了新愛?！?0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1864), 86.當看到于吉受到百姓追捧時，孫策“額頭青紫，怒從王座上跳起來，艱難地拖著受傷的腿，蹣跚著走上陽臺”21Ibid., 88.。大臣張昭力勸孫策放過于吉，并勸他不要動怒：“你的傷口需要靜養，箭頭的毒已被藥膏封住，一旦怒氣攪動你的血液，傷口就會復發?！?2Ibid.但孫策執意殺死于吉，并在其死后多次見到他的鬼魂糾纏自己。孫策因此心神不寧，“腿上傷口鮮血沸騰”23Ibid., 96.。母親勸他為于吉修廟祝禱，孫策不情愿地參加這場政治做秀之后，于吉鬼魂仍舊糾纏不止，甚至使孫策一時精神錯亂，失手誤殺了張昭。這時孫策的傷口再次崩裂，醫官宣判了孫策的死期：“箭頭的毒再次復發，您的生命已快到盡頭?！?4Ibid., 99.而此時有大臣私下議論，“如果道士還活著，只有他能撫平這翻涌的血”25Ibid.。在《三國演義》原著第29回中也可清晰看出，孫策“傷口復發”是把整個故事沖突推向高潮、最后導致孫策悲劇結局的一條重要的線索。海澤敏銳地抓住了《三國演義》中的這一線索，對其進行美學重構的結果與作家自身的“獵鷹理論”暗中契合。

從作品的文化內涵角度來說，保爾·海澤為《三國演義》人物形象賦予了更貼近德國本土經驗的、同時也與原著相比更豐富的精神內涵。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海澤將《三國演義》中孫策和于吉關于民間信仰和迷信問題的論爭都置于基督教神學語境之下?！度龂萘x》原文中，“太平青領道”始創于張角26徐永斌：《從〈三國演義〉中孫策處斬于吉事看中國早期道教在江東的發展》，載《明清小說研究》2012年第1期，第77～88頁。[Xu Yongbin, “Cong sanguoyanyi zhong Sun Ce chuzhan Yu Ji shi kan zhongguo zaoqi daojiao zai jiangdong de fazhan”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in Jiangdong in Early China Based on the Execution of Yu Ji by Sun Ce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ing Qing Xiaoshuo Yanjiu (Novel Stud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1 (2012): 77-88.]，后被于吉一系發揚光大，在江東地區廣泛流布。于吉在民間所做的事情只局限于“普施符水，救人萬病”27（明）羅貫中：《三國演義（上）》（毛宗崗批評本），長沙：岳麓書社，2015年，第225頁。[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Bookstore, 2015, 225.]，他的教義《太平青領道》也多是“治人疾病方術”28Ibid., 225.，與核心政治紛爭并無直接關系。而在海澤的小說中，于吉的名字直接被改為“道士”（Tao-Sse），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傳播太平道的教義，其宗教性質更為濃厚。海澤甚至在1878年再版的詩體小說中把標題直接改為《國王與傳教士》（“K?nigundPriester”），以強調道士活動的宗教使命。這或許與當時德國學界對道家經典與基督教思想淵源的解讀不無關系。1870年，普蘭克勒（Reinhold von Pl?nckner，1820-?）與施特勞斯（Victor von Strauss，1808-1899）曾經先后把《老子》譯成德文，后者甚至把老子的道家思想歸為“原始基督教”范疇，認為老子是受到“上帝啟示”的先知，因此擁有非凡的智慧29Victor von Strauss, Lao-Tse, Tao Te King (Leipzig: Breitkopf und H?rtel, 1870), 129.?；蛟S受此影響，在同時代的海澤筆下，于吉作為道教領袖，布道方式上帶有天主教色彩，并且因此吸引了底層民眾：“一位道士來到城中，被人喚作圣人。他用賜過福的水為人們治病，他在永恒青春之中不死?！?0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87.于吉自述自己得到 “通向安寧之道”《太平青領道》?！耙还灿幸话俣嗑?，其中五十卷是上古的法術咒語，可使身體康復；而剩下的教義，是教人如何永葆青春?！?1Ibid., 89.而《三國演義》中百姓對于吉“焚香伏道而拜”32（明）羅貫中：《三國演義（上）》（毛宗崗批評本），長沙：岳麓書社，2015年，第225頁。[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5, 225.]的推崇則被海澤描寫成了一場類似天主教地區紀念圣人的節日游行：“婦女們晃動著香爐，孩童們在街道上撒花；圣人就立在道路中央，蒼白的胡須直至腰際，他的容貌燦爛流光，如同五月的桃花?！?3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88.海澤并沒有去過中國，也并非漢學家，他以西方的表述對中國道士的修仙和方術進行了瑰麗的想象，依賴德國人熟知的基督教語境下的傳統和習俗，為使德國讀者達到更好的理解效果而采用他們普遍認同的理解代碼，以此構造并表述中國，使中國在西方人關于中國的話語中“存在”。34愛德華·薩義德著：《東方學》，王宇根譯, 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29頁。[Edward Said, Dong fang xue(Orientalism), trans.WANG Yugen,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99, 29.]

其次，海澤為孫策賦予并加強了具有德國特色的啟蒙主義思想，使一個中國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在德語文學的土壤中獲得了新生命?！度龂萘x》中的孫策具有一種樸素的啟蒙信念，認為人讀書應明理，堅決反對迷信，同時又表現出略顯驕縱狂妄的自信——“吾命在天，妖人決不能為禍”35（明）羅貫中：《三國演義（上）》（毛宗崗批評本），長沙：岳麓書社，2015年，第225頁。[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5, 225.]。從始至終，孫策對民間迷信十分不屑，態度堅定，毫無半點動搖。而在《國王與方士》中，孫策則以上帝信徒的身份宣示自己的政治身份合法性：“身為國王，身為上帝的兒子，我維護父親的榮耀和基業，定要把偽善者打倒在地?！?6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90.“權力只屬于一個人，它屬于那個被人需要的英雄和救世主，而不屬于一個在永恒上帝面前不自量力的偽善者”37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90.。學者羅瑟在其著作中認為這是一種近似于自然神論的啟蒙主義思想38Ernst Rose, Blick nach Osten.Studien zum Sp?twerk Goethes und zum Chinabild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Looking East: Studies on Goethe’s Late Work and the Image of China in German Literature of the 19th Century) (Bern:Herbert & Cie Lang AG, 1981), 155.，與當時德國思想界的啟蒙話語暗中契合。18世紀以來，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等人開創的德國啟蒙理性哲學思想并不否定基督教的精神內涵，而是力圖使理性與信仰協調共存。啟蒙主義作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曾經把追求真理的求知欲稱為上帝恩賜給人類的最高貴的沖動，并且認為人為了獲得真理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值得贊美，不過“純粹的真理只屬于上帝”39Gotthold Ephraim Lessing,“Eine Duplik (1778)” (A Duplicate), in Werke und Briefe in zw?lf B?nden.Werke 1774-1778, Hrsg.v.Arno Schilson, Bd.8 (Works and Letters in 12 Volumes.Works from 1774 to 1778, ed.v.Arno Schilson, Vol.8) (Frankfurt am Main: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9), 510.。德國思想界對啟蒙主義的討論總是被約束在基督教神學的框架之內，而海澤在其文學文本中所刻畫的基督徒孫策也體現了西方意識形態向文學文本的這樣一種分配40愛德華·薩義德著：《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16頁。[Edward Said, Dong fang xue(Orientalism), trans.WANG Yugen,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99, 16.]。當孫策指責道士時，他表現出的并非武斷和盛氣凌人，而是頗具思辨性地以理服人：“我認得你和你的同類，你們一切謙卑都是偽善，你們的魔法是人類的瘋狂，你們的永葆青春是詭計，這在你們教派中從未絕跡?！?1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90.“也許你們知道通向太平的路；但每個走上這條路的人，內心那本想走向真理的清醒聲音就被麻醉，然后把身體埋進自己的謊言中?！?2Ibid..孫策躁動不安、追求榮譽和真理，并且永不停歇地追求建立新的功業，這種主動好戰的、渴望勝利的存在體現的是一種浮士德式的現代性的生命目標，與道士所提倡的無為、不爭的“太平道”正相抵牾。與原著相比，這也是海澤為孫策故事注入的源于德國本土經驗的全新思想內涵。

最后，在對孫策悲劇的書寫上，海澤既表達了對他的同情和惋惜，又為人物賦予了比原著更為豐富飽滿的人文內涵。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對孫策的評價是“驍勇，與項藉相似”43（明）羅貫中：《三國演義（上）》（毛宗崗批評本），長沙：岳麓書社，2015年，第224頁。[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Shushe, 2015, 224.]，故而被人稱作“小霸王”。他雖然戰功赫赫但暴躁易怒，由于樹敵眾多而遭到刺殺，又加之受到于吉鬼魂的糾纏，最后精神崩潰而死。在孫策斬于吉一事上，不難看出羅貫中對孫策持有批判態度，而對于吉則表現出了同情。但在《國王與方士》中，海澤則更多地表現出對孫策的同情。這一點體現在故事開頭和結尾對孫策的贊美詩中：“像一只虎，整天/在洞中等候獵物，/像一只鷹，突然/從高處撲向食物，像一只雄獅，張開大口，/百獸發抖，不語屈服；/我們的國王偉大無比，/他的名聲越海過洋，/如煙霧，讓敵人窒息，/如芬芳，讓朋友舒暢，/翻騰在古老的長江邊，/如初升艷陽，長久放光?！?4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90.從詩的意象和情感來看，海澤的詩句與《三國演義》中的贊詩是遙相呼應的：“獨戰東南地，人稱‘小霸王’。運籌如虎踞，決策似鷹揚。威震三江靖，名聞四海香?！?5（明）羅貫中：《三國演義（上）》（毛宗崗批評本），長沙：岳麓書社，2015年，第228頁。[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Shushe, 2015, 228.]但與《三國演義》不同的是，海澤在《國王與方士》最后又再次引用關于孫策的贊美詩，并評論說“他的崛起曾煥發光芒，他的覆滅令人憂傷”46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100.。由此可見作家對少年英雄年壽不永的惋惜。另外海澤還用心理分析等文學手法為孫策賦予了許多內心獨白，既表現孫策少年得志、戰功赫赫之時的焦慮，如“在高墻之內的慶功宴上/坐著年輕的雄獅，我們的君王，/酒壺已溫，賓客滿堂，/他卻并不說話，杯中的酒/沒有濡濕他的嘴唇，外面的歌謠/也沒有浸潤他的心靈”；“他傾身閉眼，/夢境奪走了他清醒的精神。/這夢就像所有權威者夢到的那樣，/他內心的不滿無法饜足”又表現年輕君主面對道士威脅自身統治時的困惑和彷徨，“為什么他要來？難道我不是遵從真理？/為什么一個說謊者的鬼魂要這樣暗地里與我糾纏？”；“我為了逃離他，竟要在謊言的沼澤里彌足深陷。我遇到撒謊的騙子，竟要用謊言的懺悔來擺脫這一切。我多么不愿意這樣”47Ibid., 98.。這些增衍的內容使孫策的人物形象在離開中國古典文學土壤的德語文學視域下獲得了更具豐滿血肉的新生命。

（2） 漢學家與學者對故事的征引與闡釋

繼保爾·海澤之后，德國學者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又相繼表現出對《三國演義》“小霸王怒斬于吉”故事的關注。德國漢學家與學者對該故事的征引和闡釋呈現出與原著內涵不同的拓展的視角。1892年，德國駐華外交官卡爾·阿恩特（Carl Arendt，1838-1902）在《民俗協會雜志》（ZeitschriftdesVereinsfürVolkskunde）上發表的文章中再次敘述了孫策和于吉的故事，并對《三國演義》故事敘述過程中引人入勝的文學表現形式表達了贊賞和肯定。關于阿恩特對《三國演義》“小霸王”故事的關注是否受到了保爾·海澤《國王與方士》之影響，目前尚無法推測。但可以肯定的是，阿恩特與保爾·海澤對該故事有著相似的理解和闡釋。阿恩特對此故事并未止步于僅做講述，而是將其與《東周列國志》中另外五個故事放在一起，將它們共同作為論證中國民間思想的例子在文章中加以敘述，并認為這些故事所講述的“幾乎都是鬼魅的力量對以暴力和無理的方式侵犯其同胞生命的人進行報仇”48Carl Arendt, “Aber- und Geisterglauben der Chinesen” (Chinese Superstitions and Ghost Beliefs), in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Volkskunde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Association) (Berlin:Verlag für A.Asher und Co, 1892), 259.的問題，可以因其背后相同的思想而建立起聯系：

如果我們考慮到我們面對的是公認的歷史人物，那么這些嫁接在真實事件上的神跡則要表達的是，中國的民間思想如何形成了一個觀念，一個他們憑直覺當作真理、更多是感覺到而不是認識到的觀念，即世俗歷史是末日審判。它（中國民間思想）明確地試圖將這個觀念直觀地表現出來。49Ibid..

阿恩特自稱這種自由式的解釋并不是他所征引的個別作家的個人發明，而是“植根于大眾的一般思維方式，代表了中國人的普遍觀點”50Ibid..。

除了阿恩特之外，德國學者羅瑟（Ernst Rose，1932-2013）在《歌德晚期作品與19世紀德語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研究》（1981）一書中也提到了《三國演義》“小霸王”故事，并對保爾·海澤的《國王與方士》進行了闡釋和解讀。羅瑟認為海澤在對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改寫得很成功：在原著《三國演義》中，孫策是個暴躁易怒的篡權者，而在海澤的《國王與方士》中，孫策則被塑造成為一個“早熟的、思想現代的年輕人”51Ernst Rose, Blick nach Osten.Studien zum Sp?twerk Goethes und zum Chinabild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Looking East: Studies on Goethe’s Late Work and the Image of China in German Literature of the 19th Century)(Bern:Peter Lang AG,1981), 155.。羅瑟認為整體來說，海澤用現代化的思想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故事情節進行了改寫，使其呈現出一種“心理上的現代化”52Ibid., 174.。此外，德國學者尼爾西貝爾（Nicole Nelhiebel）在專著《青年海澤小說中的中國母題》（EpikimRealismus.StudienzudenVersnovellenvonPaulHeyse，2000）中也對《國王與方士》中的故事情節進行了闡釋。該學者認為，孫策作為一位專制主義的統治者，害怕自己失去民心，進而失去對官員和子民的控制，因而把道士視作自己的競爭者。尼爾西貝爾的解讀主要圍繞著海澤小說所改編的基督教語境進行，在她的分析中可看到這樣一種在西方漢學界普遍存在的觀念前提，即道士作為宗教人士并不覬覦世俗統治者的權力，哪怕是曾經的黃巾起義首領們也并非想建立一個農民政權53Max Kaltenmark,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Ching,” in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eds.Holm Welch and Anna Seide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5.，而只是把自己的世俗政治角色看作一種過渡性的解決54Anna Seidel, “Taoist Messianism,” Numen 2 (1984): 161-74.，他們本身對于稱霸一方的世俗權力并無野心。在她看來，孫策要“把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統一在自己身上”55Nicole Nelhiebel, Epik im Realismus.Studien zu den Versnovellen von Paul Heyse (Epic Realism.Studies on the Verse Novels by Paul Heyse) (Oldenburg: Igel Verlag Wissenschaft, 2000), 74.，因此不能容忍道士獲得輿論上的青睞，也不能容許百姓對道士的信仰。然而她認為，“殺人的行為并不能讓孫策真正鏟除道士，卻反倒讓道士成為殉道的圣人”56Ibid., 74.。

從上述德國漢學家和學者對《三國演義》“小霸王怒斬于吉”故事情節的征引和闡釋中可以看出，他們對中國故事的闡釋體現了西方意識形態對東方的有意建構，而這種人為的建構從始至終表現出一種內在的一致性57（美）愛德華·薩義德著：《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2頁。[Edward Said, Dong fang xue(Orientalism), trans.WANG Yugen,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99, 2.]。他們力圖從文學作品中找出符合西方話語語境的邏輯，佐證并解釋現實世界中他們所認識的“中國”。在蘊含著西方政治話語的語境下，德國學者力圖發掘小霸王孫策這則故事中的體現著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國”，旨在完成并強化對西方文化價值觀的自我確認。

四、結 語

《三國演義》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斬于吉”故事在19世紀下半葉以來相繼引發了英、法、德等歐洲國家的漢學家及作家的興趣，對其進行不同形式的翻譯、解讀、文學重構和文本闡釋?！度龂萘x》“小霸王怒斬于吉”故事的文本經歷了跨越時代和文化的流通，在英、法、德語世界的文化語境中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靶“酝跖瓟赜诩惫适略跉W洲的流變體現了中國故事在世界文學系統流傳過程中的傳承性、開放性和拓展性。該故事在歐洲的流變、改編與闡釋體現了中國故事融入西方文化語境需應對的矛盾：文學闡釋的流變過程受到不同民族國別與源語言國家歷史文化交往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在不斷的擴展與外延中豐富自己的內涵；然而在作品的思想內涵得到豐富和擴展的同時，對其闡釋解讀的過程也難免經歷誤讀和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