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對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影響效應研究

郭力 李欣燁

[摘? ? 要] 近年來，沿黃各城市在快速擴張中普遍面臨水資源短缺、水土流失、土壤植被破壞、空氣質量下降等問題，生態韌性趨弱。借助數字經濟發展機遇以提升沿黃城市的生態韌性，是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從生態系統抵抗力、適應力、恢復力三方面構建指標體系，研究2006-2017年沿黃46個城市的生態韌性演變特征，運用面板模型、時空地理加權模型分析表明：樣本期內沿黃城市生態韌性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下游>中游>上游，下游城市的生態適應力、恢復力較高，但是生態抵抗力低于中上游；生態韌性大小在空間分布上呈“低-低”或“高-高”韌性區集聚特征，以省會城市為高韌性區向周邊遞減；數字經濟發展能顯著提升沿黃城市的生態適應力和恢復力，但對抵抗力有抑制作用，各因素影響生態韌性的作用強度和方向存在異質性?；诖?，實現黃河流域城市高質量發展，首先，要完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展。通過實施數字技術向制造業、能源化工業賦能滲透，提高產業資源利用效率，推廣數字技術在環境監測中的應用。其次，要加強省會城市對周圍城市的帶動，嚴防生態韌性風險連鎖反應。三是沿黃城市尤其是中上游城市在吸引外商投資時要警惕產業“污染轉移”問題，限制嚴重損害城市生態韌性的企業。四是沿黃城市只有加快高質量發展才能真正獲得保障生態韌性的底蘊和底氣。

[關鍵詞] 數字經濟；生態韌性；區域協調發展；黃河流域；城市治理；時空演變；生態文明建設

[中圖分類號] X22;F299.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3）05-0086-11

一、引言

城市生態韌性是城市生態系統應對工業化進程中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沖擊時表現出的抵抗力、適應力和恢復能力。生態韌性強調城市要形成抵御生態風險災害的自然屏障和緩沖潛能，能夠基于自凈能力、環保技術、政策規制等快速修復生態缺陷。黃河流域是我國北方重要的生態屏障，橫跨東中西部，生態脆弱區分布廣，脆弱生態類型多，屬于生態韌性構建難度較大、也較為重要的地區之一。近年來，沿黃各城市在快速擴張中普遍面臨水資源短缺、水土流失、土壤植被破壞、空氣質量下降等問題，生態系統應對外力沖擊的抵抗力和恢復力趨弱。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數字信息等新基建，提高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對傳統產業的滲透率。數字經濟可以通過信息數據的互聯互通為產業內協作分工創造條件，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以及節能減排，進而促進生態韌性提升[1]。在新發展階段，數字經濟成為解決沿黃城市產業結構偏重、自然資源依賴、環境非適應等問題，提升城市生態韌性的重要途徑。本文通過分析沿黃城市生態韌性的演變特征，定量評估數字經濟發展對生態韌性的影響效應機理，并提出提升生態韌性的對策建議，有利于全面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二、文獻綜述

城市韌性是指城市對當前環境改變的適應與調節力，以及應對外部沖擊時的抵抗和恢復力，主要包括城市經濟韌性、社會韌性、生態韌性、制度韌性等多個維度[2] [3]。Holling（1996）首次將韌性概念應用到生態學領域，提出生態韌性是生態系統恢復平衡的速度、應對危機的能力，以及新環境適應力。生態韌性作為城市韌性的重要部分，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從城市生態韌性的衡量方式來看，張小飛等（2011）等從自然災害、環境污染、生態退化角度，構建了城市綜合生態風險的評估框架[4]。王少劍等（2021）將城市生態韌性分解為抗沖擊能力、自適應能力及沖擊后恢復力，并將珠三角地區的城市化水平與生態韌性進行耦合協調，發現隨著城市化水平總體的提升，生態韌性水平持續降低，認為城鎮化過程中城市生態系統亟需提高其韌性[5]。陶潔怡等（2022）從韌性的基本特征（抵抗力、適應力和恢復力）出發，使用熵值法構建生態韌性指標[6]，發現研究期內長三角城市生態韌性抵抗力呈現波動下降，而適應力和恢復力呈現波動上升趨勢。

數字經濟在狹義上被視作一種產業經濟形態，在廣義上被視作一種經濟行為[7]，能夠打破傳統生產要素的制約，催生新業態、新模式，如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8-9]，有利于節約生產資源、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高技術研發水平，因此對環境保護和治理有促進作用。當前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主要從多指標綜合評級著手（巫瑞等，2022；于世海等，2022）[10-11]。在對數字經濟與生態環境關系的研究中，劉新智等（2021）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綠色轉型的提高效果[12]，發現相較于生態空間轉型的影響，對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的轉型影響效應更突出。鄧榮榮等（2022）利用空間計量模型研究了數字經濟發展對不同污染物的降低效果，及其差異性和空間溢出效應[13]，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應最明顯，對PM2.5濃度的降低效應最小，且對東部地區污染減排效應更強?？婈戃姷龋?022）實證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非線性影響具有空間效應，但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較弱，數字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呈倒U型關系[14]。

綜上，當前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改善污染防治、碳減排等具體生態效應的研究較多，但是關于其對生態系統韌性的異質性影響效應研究較少，尤其缺少面向黃河流域城市的實證分析，本文在這方面的研究具有邊際貢獻。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

1. 被解釋變量。城市生態韌性（UER，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主要根據沿黃城市的水土、大氣、人居環境等核心生態問題，借鑒陶潔怡等（2022）研究成果，分別從生態抵抗力、適應力以及恢復力3個方面選取17個指標。首先以極差標準化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和正向化處理：

然后運用熵值法對指標進行賦權，綜合計算城市生態韌性，具體結果見表1。

2. 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Dig（Digital economy）發展水平衡量借鑒陳小輝等（2021）、于世海等（2022）相關研究，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資源利用、數字化人才和數字產業4個視角納入10個二級指標，運用熵權法對指標進行賦權并得出綜合得分，見表2。

3. 控制變量

（1）制造業集聚（Aggl）。由該城市制造業從業人員占全國比重除以該區域所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國比重計算得出。制造業大規模集聚會加劇對黃河流域煤炭等資源的過度消耗，可能會降低城市生態韌性。

（2）技術進步（LnTech）。采用專利申請數來表征技術進步（辛玲等，2021）[15]。高新技術開發運用能夠使傳統產業轉變為低污染、低能耗、高效益產業，實現能源與資源的節約，對城市生態韌性帶來正的影響。但技術進步也可能會強化資源開采密度，造成生態環境破壞，因此技術進步的影響可能存在區域差異。

（3）產業結構（IND）。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由于環境污染主要來源于工業活動的排放物，預計以第二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會破壞城市生態系統抵抗力，降低城市生態韌性。

（4）富裕程度（PGDP）。以人均GDP來衡量城市富裕程度。城市越富裕越有條件有效減少污染物排放和加強污染治理，對城市生態韌性產生積極影響。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城市人均GDP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

（5）人口密度（POP）。以單位面積常住人口數量衡量。人口高度集聚會導致城市通勤成本上升，造成空氣污染。但是人口集聚也能夠通過降低生產成本，推動節能減排，進而提高城市生態韌性，因此具體效應有待驗證。

（6）對外開放度（FDI）。以外商直接投資表征城市對外開放度。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國際產業鏈轉移具有“污染避難所假說”和“污染光環假說”等學術爭論，黃河流域各城市引入外商投資的生態韌性效應可能具有異質性。

（二）數據來源與描述統計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EPS數據平臺以及各地級市年鑒，研究樣本為黃河流域46個地級市，時間跨度為2006-2017年。對缺失值數據通過插值法補全；為避免異常值影響，對數據進行縮尾處理；對技術進步、富裕程度、人口集聚、對外開放程度等變量采取對數化處理。

四、沿黃城市生態韌性的時空演變特征

（一）動態演變特征

從總體來看，2006-2017年沿黃城市生態韌性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其中下游城市的生態韌性均值最高，中游城市次之，上游城市最低，省會城市和上游地區城市生態韌性增長率速度較快。如圖1所示，根據生態韌性增長率將其分為四個類型：低速上升型（增幅0～0.25）的城市有16座，包括漯河、泰安、蘭州等，占比34.8%；波動中速上升型（0.25～0.5）的城市有21座，包括平頂山、寶雞、西安等，占比45.7%；波動較高速上升型（0.5～0.75）的城市有7座，包括太原、鄭州、呼和浩特等，占比15.2%；波動高速上升型（增幅大于0.75）的城市有2座，為鄂爾多斯和晉中，占比4.3%。前兩個階段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區，后兩個階段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上游城市尤其是省會城市。

從3個分指標來看，下游城市的生態適應力、恢復力相對較高，但是抵抗力低于中上游城市。一方面，下游城市居民的環保意識相對較高，環境規制力度剛性，污染治理能力較強，有利于保持城市生態適應力和恢復力。下游城市的人口分布更加集聚，交通擁堵、建設用地高強度開放、廢棄物集中排放導致城市生態承載壓力增大，因此下游生態抵抗力低于中上游。另一方面，中上游是我國煤炭、能化產業集聚區，資源開發帶來水污染、空氣污染等，影響生態適應力。

（二）空間分布格局

為了比較分析沿黃各城市生態韌性的空間分布特征，以2017年作為代表年份繪制生態韌性空間分布圖，并根據自然斷點法將其劃分為低韌性區、較低韌性區、一般韌性區、較高韌性區、高韌性區五種類型，如圖2所示。

省會城市基本處于韌性高值區，且以省會城市為中心向周邊城市遞減，空間上呈“低-低”或“高-高”韌性區集聚。高韌性區主要分布在下游區域，低韌性區主要集中在中上游，原因可能在于中上游城市生態環境脆弱，土地荒漠化、大規模煤炭開采、水資源短缺污染等。下游城市憑借相對發達的經濟水平，資源利用效率、平均污染排放強度、產業結構高級化等擁有較高的生態韌性。尤其以清潔能源、計算機、金融、高新技術產業以及服務業為主的城市能夠更有效提高城市生態系統的抵抗力、恢復力。

五、實證分析

（一）面板數據模型分析

模型（1）-（4）分別為各變量對城市生態韌性以及生態抵抗力、適應力、恢復力的影響效應。Hausman檢驗均在1%的水平上建議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如表4。

1.? 數字經濟發展對沿黃城市生態韌性的影響效應分析。從表4可以看出，數字經濟發展總體上對城市生態韌性具有顯著提升效果，主要是通過提高生態“適應力”和“恢復力”而起作用，但是卻降低了城市生態系統“抵抗力”。第一，模型（2）顯示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生態抵抗力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原因主要在于數字經濟使對自然資源的獲取更加容易，刺激了能源需求增長產生的回彈效應，進而引起環境污染和生態系統抵抗力下降。生產電子媒體設備需要資源開采、維持數字傳播產生數據可能增加能源需求以及媒介廢棄物的毒性等，數字傳播同樣可能對環境造成損害[16]。因此，過度重視產業末端環節的數字化轉型，可能會進一步賦能數字技術對自然資源信息獲取和掠奪應用能力[17]。

第二，模型（3）表明數字經濟發展對生態適應力具有較高的促進效應。究其原因，一是數字經濟發展有效提升了沿黃城市對各類污染物、廢棄物的無害化處理能力和凈化能力。例如數字技術能夠對城市供水設施老化提出報警，及時維修以做到節水節電增效。數字化助力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流程更規范、操作更環保，提高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無害化利用率，降低環境污染。二是數字經濟能夠提高制造業資源利用效率，使用先進技術提高工業廢棄物的綜合利用效率，新技術創新使清潔技術替代高耗能技術，改善高城市空氣質量，進而提高城市生態適應力。例如白銀市作為資源型城市忽視了大中型化工冶煉企業的技術改造，導致以SO2為主的城市空氣污染、以重金屬為主的水污染、以廢渣堆放為主的土壤和粉塵污染等問題突出[18]。三是數字經濟廣泛應用會催生新的商業模式，促進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向技術、數字密集型產業升級，以產業結構高級化助力城市生態適應力提升 。

第三，根據模型（4），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顯著提高城市生態恢復力。一是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提高公眾環保意識，提高公眾對生態環境的監督水平，為政府強化環境規制提供有利條件，最終提高城市生態系統的恢復力。二是數字技術利用能夠對沿黃空氣質量、河流水質、污染物排放、土壤環境等數據進行實時動態監測，并推動生態資產數據庫的發展，對生態環境進行評估，為政府提供相應的數據支持實行生態價值補償，分別根據上中下游制定相應的環境保護政策，提升黃河流域城市生態系統恢復力。

2. 控制變量的影響效應分析。第一，從模型（1）（4）來看，制造業集聚對城市生態韌性具有負向影響，且主要通過降低生態抵抗力起作用。原因：一是黃河流域尤其是中上游城市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這會吸引大量資源型企業、重工業在特定區域高度集聚，進而帶來環境污染；二是資源型城市的高強度開采往往造成資源擠占、結構僵化等負效應[19]；三是制造業集聚的技術外溢效應降低企業研發創新的積極性，不利于污染治理。

第二，技術進步對城市生態抵抗力有抑制作用，但對總體生態韌性有積極作用。原因在于綠色技術進步能夠促進黃河流域工業向技術密集型和環境型升級，提供技術支持降低污染排放和提高資源利用率，有利于解決水資源短缺、水土流失、植被破壞等問題，提升城市生態韌性。

第三，產業結構通過抑制生態恢復力進而降低了生態韌性。說明黃河流域依賴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其能耗、物耗水平和污染物排放強度較高，不利于生態恢復；二是工業開發普遍導致了環境問題會阻礙產業的發展，而產業發展受阻又不利于改善生態環境，進而產生不可持續的非良性循環的發展方式。

第四，富裕程度對城市生態適應力和總體生態韌性有促進作用。說明富裕程度主要是通過優化生態“適應力”來提升生態韌性的。證明了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城市，越有財政實力完善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和技術條件，達到提升生態韌性的目的。

第五，外商直接投資對生態韌性的不利影響主要來自于生態抵抗力。這說明沿黃城市引入外資產業的主體可能多是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型低端產業，產業層次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污染轉移”假說。

（二）時空地理加權回歸模型分析

時空地理加權回歸（GTWR）模型是在地理加權回歸（GWR）的基礎上引入時間因子，既突破了樣本量的限制，又考慮了時間與空間非平穩性，能有效估計因子參數[20]。利用GTWR模型對數字經濟發展的生態韌性影響效應進行空間異質性分析，剔除人口規模（POP）以減輕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對各項指標進行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如表5，最終選取6個指標進行分析，GTWR模型的擬合優度和顯著性等檢驗均要優于OLS估計。

主要基于ArcGIS10.8軟件估計GTWR模型。采用Huang（2010）等[21]制作的GTWR插件，帶寬采用AICc優化設置，時空距離參數比值為1，模型如下：

式中，[ui，υi]分別為每個市的經緯度坐標，[（ui，υi，ti）]是第i個城市的時空坐標；X，Y分別為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p為解釋變量的個數；[β0（ui，υi，ti）]為截距項；[βk（ui，υi，ti）]為第k個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為模型的殘差項。將GTWR計算得出的各個變量的回歸系數在ArcGIS10.8上進行可視化表達，選取2017年回歸結果，對黃河流域局域的生態韌性各影響因素進行空間分析，結果如圖3。

第一，數字經濟對生態韌性的影響效應在空間分布上呈東西高、中間低、高值集聚特征。高值區主要集中在蘭州市與青島市周圍。原因可能在于沿海城市數字經濟起步早、發展水平高且對周邊城市的生態韌性影響效果大，且白銀、西寧等城市的環境基礎薄弱，數字經濟的提升效果和帶動作用較明顯。

第二，制造業集聚對生態韌性的正向影響效應在下游城市、中游城市以及上游省會城市周邊表現為低值集聚。例如制造業集聚對淄博等周圍城市的影響最??；鄭州、西安、太原等中心城市的制造業集聚帶來“規模效應”的同時，也加劇了地區制造業分布不平衡，導致了自然資源過度開采和環境污染問題，因此在這些地區的制造業集聚降低了城市生態韌性。

第三，技術進步對生態韌性的影響總體由西向東遞減，在中上游呈正向高值區，下游為負向低值區。下游地區生態技術進步主要應用于對資源的開發，而中上游地區生態技術進步主要應用于保護和改善環境，提高城市抵抗力、恢復力，因此提高了城市生態韌性[22]。

第四，產業結構對城市生態韌性影響在空間上大致呈下游向上游遞減。例如山東省通過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升級，對生態韌性產生了較大促進作用。上游一些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反而抑制了城市生態韌性，這也再次印證了傳統能源富集的資源稟賦特征使得黃河流域產業結構升級路徑偏重且單一，能源、冶金、化工等產業過多對城市生態韌性產生不利影響。

第五，地區富裕程度對城市生態韌性的影響呈現由下游向上游遞減趨勢。這也表明沿海城市和發達城市更加注重環境友好，當地政府對環境的規制更加嚴格；中上游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普遍偏低，生態環境脆弱，需要平衡環境問題和發展問題，在生態韌性維系上受到掣肘。

第六，外商直接投資對城市生態韌性的影響為由東向西逐漸遞減。說明沿黃內陸城市在外商投資引入中的生態綠色導向缺陷更嚴峻。因此建議中上游城市在承接產業轉移中應進一步加強生態綠色導向，維持區域生態韌性以保障高質量發展。

（三）穩健性檢驗

采用北京大學發布的2011-2020年數字普惠金融指數（PKU-DFIIC）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替代指標，使用個體時間雙向固定效應進行穩健性檢驗。如表6所示，數字經濟對城市生態韌性及其三個子指標的影響效應方向與前文結論一致，只是回歸系數相比基準回歸明顯降低。

六、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文從生態抵抗力、適應力和恢復力3個子系統構建城市生態韌性評價指標，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資源利用、數字化人才和數字產業4個維度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基于2006—2017年面板數據，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和GTWR模型分析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生態韌性的影響效應。主要結論有：（1）樣本期內沿黃城市生態韌性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其中生態韌性均值表現為下游城市>中游城市>上游城市。由于環保意識、環境規制力度、治污能力、產業結構、人口密度等區域差異，下游城市的生態適應力、恢復力相對較高，但是抵抗力低于中上游城市。（2）省會城市普遍處于生態韌性高值區，且以省會為中心向周邊遞減，空間上呈“低-低”或“高-高”韌性區集聚。（3）實證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總體上顯著提高了城市生態韌性。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改善城市污染治理能力，加強生態環境監測、評估和價值補償，提高制造業資源利用效率，促成綠色經濟新業態新形態，從而顯著促進了生態適應力和恢復力起作用。但是由于能源需求增長的回彈效應等，數字經濟對生態抵抗力的影響為負。（4）各影響因素對城市生態韌性影響存在明顯的空間差異。數字經濟對生態韌性總體的影響效應呈東西高、中間低、高值集聚特征。制造業集聚、產業結構、外商直接投資能夠提高東部城市生態韌性，而對中上游內陸城市有抑制作用。

基于研究結論，對黃河流域城市發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對產業數字化轉型有著重要的支撐作用[23]，能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實證表明數字經濟發展總體上能有效促進城市生態韌性提升，尤其是上游城市應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實施數字技術向制造業、能源化工業賦能滲透，提高產業資源利用效率，推廣數字技術在環境監測中的應用。（2）加強省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帶動，防范生態韌性風險連鎖反應。省會城市周邊等高生態韌性區要發揮示范輻射作用，加強城市間的分工協作，共享污染治理技術設施等。低生態韌性集聚區（尤其是中上游區域）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水體污染等問題嚴重，應對環境生態風險能力較弱。要加快科學推進水源涵養區生態優先保護，系統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避免城市生態風險向周邊的擴散以及形成生態韌性風險連鎖反應。（3）沿黃城市尤其是中上游城市在吸引外商投資時要警惕產業“污染轉移”問題，加大對生態綠色產業的引入，建立招商引資限制領域目錄，尤其應注意甄別、限制嚴重損害城市生態韌性的企業。優化自身資源消耗型產業布局，積極化解過剩產能，提高能源化工行業清潔化生產水平。推進生態與旅游、教育、文化、康養等產業融合，引導發展優勢特色生態產業。（4）沿黃城市只有加快高質量發展才能獲得保障生態韌性的底蘊和底氣。發展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道路，提高居民富裕水平仍是沿黃城市可持續地改善區域生態韌性的根本前提。尤其中上游城市只有持續發展經濟、提高自身獨立財政能力才能及時更新升級污染防治技術和硬件設施，能夠更好地應對當前生態韌性不足。

黃河流域水土流失和水污染依然是當前主要的生態問題，由于數據獲取的限制性，本文選取表征生態韌性的指標關于這兩方面仍有不足，評估結果與內容分析存在一定偏差，后續研究還需要對該指標進一步完善。此外，本文對黃河流域數字經濟的研究較少，數字經濟對城市經濟韌性是否存在非線性關系，需要進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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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汪智力]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22年度河南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應用研究重大項目“河南加快構建現代化城鎮體系的路徑研究”（編號：2022-YYZD-05）、2019年度河南省高?？萍紕撔氯瞬胖С钟媱潱ㄈ宋纳缈祁悾ň幪枺?019-cx-019）成果。

[作者簡介] 郭力（1982-），男，河南駐馬店人，經濟學博士，河南工業大學經濟貿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區域經濟與生態經濟研究；李欣燁（1998-），男，河南駐馬店人，河南工業大學經濟貿易學院碩士研究生。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these ciities are faced with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water shortage， soil erosion， vegetation destruction， declining air quality， and increasingly reduced ecological resilience.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digital economy to enhance the ecological resilience of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This paper uses an index system composed of three aspects， namely， ecosystem resistance，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and studi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resilience of 46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from 2006 to 2017. Through the panel model， and the 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TW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cological resilience of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demonstrates an overally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during this study period， with downstream cities ranking first， followed by cities in middle reaches and upstream cities; downstream cities shows good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but weaker ecological resistance that of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cit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resilience shows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 low-low ' or ' high-high '， with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s the high resilience area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decreasingly jogj resilien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but it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resistance， and the intensity and dire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ecological resilience are heterogeneou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cities， first of all， must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the empowering the manufacturing，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with? the digital technolog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utilizing industrial resource，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better coordinate between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cities so as to avoid the chain reaction occured in risks related to ecological resilience. Thirdly，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should be alert to ' pollution transfer ' in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forbid the entry of enterprises that seriously damage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Fourthly， only by accelera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n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truly sustain and ensure ecological resilience.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ecological resilience;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Yellow River basin;urban governance;spatio-temporal evolution;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