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的影響關系研究

2023-05-10 03:00肖茵琦
中國市場 2023年12期

摘 要:文章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以我國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探究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并引入四大審計機構作為中介變量探究其在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關系中的中介效應。結果表明:企業責任感越強,對企業績效的提升效果越好,兩者顯著正相關;企業責任感越強,越傾向于選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年終審計,兩者顯著正相關;企業審計機構的選擇在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起到顯著的中介作用。并從企業自身與外部視角出發提出建議,有助于企業更好地履行責任及提升績效。

關鍵詞:企業責任;四大審計機構;企業績效

中圖分類號:F239.4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23)12-0000-00

1 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不斷逼近,激烈的企業競爭愈發明顯。企業責任感,已然成為了衡量一個企業未來發展動力和價值創造的重要因素。企業責任評分,總體上評價了一個企業對其各利益方的責任履行程度和表現情況。而企業責任的履行是否能夠直接促進企業獲利,其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是否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則是我們的關注要點。

在過去的研究中,已有不少學者認識到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且意識到在兩者的直接關系之外,還存在不少其他因素的影響作用。但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企業內在因素如股權結構[1](陳夢婷等,2021)、女性高管比例[2](李育等,2016)等或外部客觀因素如媒體關注[3](陶文杰和金占明,2012)所起的作用,文章則探究企業外部主觀選擇審計機構在兩者關系中所帶來的影響。審計機構對于企業年終審計報告的質量起著決定性作用,極大程度上反映了對企業的監督力度即為企業對于外部監督的態度,是否選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高嚴性年審也能側面反映出企業責任感。為進一步多角度探討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的影響關系,文章引入四大審計機構作為中間變量,研究其在兩者關系中所起的作用,并為上市企業年審時的選擇提出建議。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

已有不少學者研究發現企業責任對于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吳丹妮和于溪洋[4](2021),張兆國等[5](2011),譚文雙等[6](2019)等學者根據資源基礎理論,聲譽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及社會交換理論表示,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會向合作方及消費者傳遞良好的信號,樹立積極的企業形象,提高企業聲譽。徐莉萍等[7](2020),黃光等[8](2014)則從風險管理的角度分析,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為企業積累了道德資本,它幫助利益相關者將負面事件歸因于管理上的弊端而不是企業自身意愿。此外,企業積極的社會責任行為便于建立與政府的政治關聯,享受優惠政策(劉嵐和王倩,2016)[9];而其積極承擔員工責任,則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員工的工作態度,更大可能將具有專業技能的人才留在企業,也將吸引外界人才加入企業,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周其仁,1996[10];張雪和韋鴻,2021[11])。

企業通過保障對各利益體責任的履行,獲取各方支持,從而為提升企業績效奠定基礎。因此,我們提出假設:

假設1: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即企業責任評分越高,對企業績效的提升效果越好。

2.2企業責任與四大審計機構

審計機構的選擇一定程度上反映企業對于外部監督的態度,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因其出色的業務能力及較強的監督力度而聞名。2012年萬福生科和2018年康美藥業財務造假案均是因為其審計機構未保持職業懷疑,未對往來款項等進行有效函證等失職行為而最終出具不實審計報告(吳育丞,2021[12];周超和魏開華,2013[13])。

Bryan和Allen(2007)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戰略管理認為企業應要提高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可觀察及認同程度[14]。企業責任的可視性將通過年審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大致表現出來,而選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年審報告則能提高其可信度進而提高各利益相關者的認同程度。

企業責任感較強的企業,本著對利益各方負責的態度,更希望得到一份質量高的審計報告,以此完善自身內部的工作與結構,審視賬務的處理及漏洞,提高外部的監督力度,從而保證對利益各方的責任履行。因此,我們提出假設:

假設2:企業責任與是否選擇四大年審顯著正相關,即企業責任評分越高,企業越傾向于選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年終審計。

2.3企業責任,四大審計機構與企業績效

目前學者對于外部審計機構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較少,因對外部審計機構的選擇為企業外部的獨立變量,故其單獨對于企業績效的影響較微弱。馬麗波和倪慧強(2015)[15]探究了社會責任在外部監管與企業績效關系間的影響,并得出外部監管在不同績效節點的差異性及社會責任影響的方向差異性。外部審計機構的選擇也是外部監管中的一部分,通過企業責任對外部審計機構選擇的影響,及外部監管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可以猜測外部審計機構的選擇也將在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有所影響。

企業責任感較強的企業,會因其積極承擔責任獲取利益各方支持而為提升企業績效奠定基礎,同時也會促進其選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年審工作以得到更高質量的審計報告來調整工作完善自身,而企業在審視建議報告完善自身工作的同時,也會規范財務處理、彌補疏漏,進而提升業務能力與盈利能力,最終提高企業績效。因此,我們提出假設:

假設3:企業審計機構的選擇在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起到顯著的中介作用,即企業責任評分越高,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越可能成為他們的年審選擇,從而提升企業績效。

3 樣本選取和研究設計

3.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文章以2010-2019年我國A股上市企業的數據為樣本。在樣本的選取過程中,剔除ST、金融類企業以及存在數據殘缺、極端值和明顯錯誤的樣本,采用STATA16.0分析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最后得到4434家樣本企業,25862個樣本觀測值。文章企業責任評分數據來自和訊網、其余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并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1%水平的winsorize處理以消除極端值對本文結論的影響。

3.2變量定義

3.3模型設計

文章使用回歸分析依次檢驗,驗證企業績效、企業責任評分和審計機構之間的關系,設計模型如下:

模型(1)驗證企業績效與企業責任的關系,其中反映企業責任對企業績效的總效應,模型(2)驗證四大審計機構與企業責任的關系,模型(3)將是四大審計機構作為中介變量驗證該變量在公司績效與企業責任之間發揮的中介效應,其中反映企業責任對企業績效的直接效應。此外,和反映中介變量即四大審計機構的中介效應。

4 實證結果分析

4.1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2可以得到不同公司的企業責任評分差距較大,四大審計機構為定類變量,其平均值為0.0563,即僅約5.6%的企業選擇四大進行年終審計。企業間股權集中度、公司規模、成長性和產權比率也有所差距。

4.2相關性分析

從表3中可以得到企業責任評分與企業績效的相關系數為0.414,說明兩者是正向影響。其次四大審計機構與企業績效的相關系數為0.029,說明兩者之間存在正向關系。企業責任評分與四大審計機構的相關系數為0.178,說明兩者之間也存在正向關系。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5,說明各變量之間沒有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4.3回歸分析

模型(1)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企業責任評分與企業績效在1%的水平上產生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因此,假設(1)通過驗證。

模型(2)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上市公司企業責任評分與四大審計機構的關系在5%的水平呈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因此,假設(2)通過驗證。

模型(1)中企業責任對企業績效的系數為0.0008619,模型(2)企業責任對四大審計機構的系數為0.0001238,在5%水平上顯著,模型(3)中四大審計機構對企業績效的系數為0.0036414,在5%水平上顯著,同時模型(3)中加入四大審計機構后,為0.0008615,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根據中介效應檢驗方法,和均顯著,四大審計機構在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應,假設(3)通過驗證。

5 穩健性檢驗

5.1變量替換

將解釋企業績效的變量總資產凈利潤率(ROA)換成總權益凈利潤率(ROE),再次放入模型中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結果顯示模型(1)和(2)分別在1%和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模型(3)企業責任對企業績效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而四大審計機構對企業績效在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即各主要變量之間依然存在顯著關系且中介效應成立,說明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5.2 PSM檢驗

為克服選擇四大審計機構與未選擇四大審計機構上市公司之間存在的系統性差異,在PSM方法的回歸中,控制企業的公司規模、產權比率、成長性及股權集中度,進行是否選擇四大審計機構的一一配對,最終采用一對四最鄰近匹配方法并在0.01的差距范圍內進行匹配,得到4818個樣本數據?;貧w結果如表6所示,結果顯示各主要變量關系依然顯著,說明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6 結論與建議

文章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基礎,利用我國A股4434家上市企業2010-2019年的面板數據,探究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并引入四大審計機構作為中介變量探究其在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關系中的中介效應。得出結論如下:①企業責任感越強,對企業績效的提升效果越好;②企業責任感越強,越傾向于選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年終審計;③企業審計機構的選擇在企業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起到顯著的中介作用,即企業責任評分越高,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越可能成為他們的年審選擇,從而提升企業績效。

對于以上研究結論,從企業自身與外部視角出發提出建議,從而加強企業責任感與提高企業績效。①企業應構建面于現代社會的責任意識,改變僅以利益至上的觀點,明確利益相關者理論即積極履行責任所能帶來的隱性資源機會,積極進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并做好正向宣傳報道。年終審計時首選業務能力較強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從而獲取高質量審計報告與高強度外部監督,進而規范自身行為、改善財務工作。②審計機構應提升自身業務能力,保持高強度的敏感性和洞察性,勤勉盡責,認真對待審計程序中的每一步驟,出具高質量審計報告,以規范企業行為與維護經濟社會的良好運行。③政府應加強對提高企業責任感的宣傳工作,完善相關的法條法規以引導企業提高責任感,并加大對企業不履行責任行為的懲罰力度,也應加強對審計機構工作的監督工作,促使其提升業務能力盡職完成審查,使得企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平穩運行。

參考文獻:

[1]陳夢婷,何麗,羅璇.股權結構、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J].中國管理信息化,2021,24(13):69-72.

[2]李育,張志宇,車亞冬.女性高管與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企業績效[J].全國商情,2016(24):39-40.

[3]陶文杰,金占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媒體關注度與企業財務績效關系研究[J].管理學報,2012,9(8):1225-1232.

[4]吳丹妮,于溪洋.企業社會責任、媒體關注與企業績效[J].合作經濟與科技,2022(3):130-133.

[5]張兆國,梁志鋼,尹開國.利益相關者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2(2):139-146.

[6]譚文雙,呂沙,王思力,劉江華,代鈺婷.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媒體關注與企業績效[J].中國商論,2021(15):151-155.

[7]徐莉萍,邵宇青,張淑霞.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缺失與企業績效[J].財會通訊,2020(13):83-88.

[8]黃光,夏文靜,周延風.消費者社會責任消費行為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響應的影響[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4,29(6):43-52.

[9]劉嵐,王倩.企業社會責任、政治關聯與非效率投資——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治理效應[J].中國管理科學,2016,24(S1):398-404.

[10]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J].經濟研究,1996(6):71-80.

[11]張雪,韋鴻.企業社會責任、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J].統計與決策,2021,37(5):157-161.

[12]吳育丞.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失敗案例探析——以正中珠江審計康美藥業為例[J].財政監督,2021(22):85-91.

[13]周超,魏開華.上市公司財務舞弊審計失敗的原因與對策思考——基于萬福生科造假的案例分析[J].西部財會,2013(7):67-70.

[14]HUSTED W,DAVID A.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value creation among large firms:lessons from the spanish experience [J]. Long range planning,2007,40(6):594-610.

[15]馬麗波,倪慧強.外部監管、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15(2):67-72.

[作者簡介]肖茵琦(2002—),女,漢族,湖南人,本科,研究方向為財務管理、公司經營。

91香蕉高清国产线观看免费-97夜夜澡人人爽人人喊a-99久久久无码国产精品9-国产亚洲日韩欧美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