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的《晉察冀日報》婦女報道研究
——以1941至1942年樣本為例

孫 璐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沒有婦女的解放和進步,就沒有人類的解放和進步,從世界第一份婦女權利宣言誕生起,婦女事業發展的每一步都推動了人類文明進步[1]。馬克思認為,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婦女的社會地位來進行精確的衡量[2]。眾所周知,婦女能夠參與社會勞動、自給自足、獲得婚姻自由和參政議政等各項社會權利的情況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在世界近代歷史上,與業已步入機器大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國家婦女相比較,身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婦女想要謀求解放和發展更為艱難。當時的中國正飽經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漢奸的壓迫,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重重壓迫,婦女還有更多一重的壓迫,就是受到男子的壓迫[3]168,接受教育廣度和程度普遍極低,尚未能充分參與社會生產勞動,更遑論擁有社會地位和各項權利。近代不少思想家和革命者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都未能將解放婦女變成現實。直到馬克思主義學說傳入之后,中國婦女才得以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和開展的婦女運動中實際獲得大踏步的解放和發展,并反過來積極投身到中國革命和建設洪流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德國法西斯在歐洲不斷擴張,日本侵略野心也隨之膨脹。1941至1942年期間,日本急于鞏固對中國的侵略和控制,以便抽調兵力實施“北進”與“南進”開拓亞歐戰場,于是加強對國民黨當局的威逼利誘,與親日派聯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創立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愈發瘋狂的“掃蕩”與“清剿”。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積極與正面戰場相配合,以頑強的反擊和巨大的犧牲對日軍主力進行牽制,為反法西斯戰場爭取了寶貴的戰略準備期,幫助同盟國贏得了太平洋戰場的戰略主動,為反法西斯取得二戰勝利作出卓越貢獻。這一時期,中國歷史處在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偉大轉變之中[4]。

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之初,中國共產黨就在華北敵后開創了第一個抗日民主根據地——晉察冀邊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級黨組織積極發動群眾,開展革命斗爭,使邊區成為堅持華北敵后抗戰和全國持久抗戰的堅強堡壘及對日反攻作戰和收復東北失地的前進陣地,并樹立了新民主主義中國的良好“模型”,被中共中央譽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區政治部于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省阜平縣創辦《抗敵報》,1940年11月7日改名為《晉察冀日報》[5]40,集毛澤東同志的字為報頭,并由隔日刊改為日刊,于1948年6月14日終刊后與中共晉察冀分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合并,是敵后抗日根據地黨委領導創辦最早的中央分局黨委機關報和大區黨報。在該報創辦的十余年時間里,共出版了2 845期報紙,見證與伴隨著晉察冀邊區的創建、鞏固和發展[5]44,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賦予黨報的“宣傳者和組織者”的任務[5]40,是模范抗日根據地晉察冀邊區一面戰斗的“文旗”[5]42,為抗日根據地軍民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卓越的貢獻[5]40。該報對中國共產黨在晉察冀邊區開展的婦女救國運動、保護和提高婦女權益等婦女解放工作以及邊區婦女精神面貌進行積極報道,在1941至1942年異常嚴峻的抗日斗爭中為邊區婦女燃起革命理想和希望的火炬,不斷為邊區婦女引領前進的方向,鼓舞廣大婦女堅持救亡圖存,幫助其獲得跨越式的解放與發展,成長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因此,本文對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的1941至1942年期間《晉察冀日報》所刊發的婦女題材的報道進行專門研究(下文均簡稱“婦女報道”),厘清在這期間該報婦女報道內容類別的特點及意義,分析不同國際國內政治局勢對其婦女報道的影響,以及所體現出的獨具中國特色的反法西斯婦女觀的特點和意義,這對當下及未來的中國婦女工作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目前,學界對于《晉察冀日報》的研究比較豐富,但是專注于該報婦女報道研究的成果較少。劉建民以《晉察冀日報》“三八”婦女節相關報道為例進行了定性研究,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組織“三八”婦女節紀念活動的特點與影響,借以反映婦女生存狀態的變化和中國革命的發展進程[6]。此外,學界就抗戰時期女性報道問題也有一定的關注,郭小良對抗戰時期的《邊區群眾報》的女性報道的內容與特點進行了定性與定量研究,對該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作用和媒介功能實現進行了分析[7]。田競開對抗戰時期《新華日報》的婦女形象構建和婦女報道特點進行了定性研究[8]。田頌云對延安時期《邊區群眾報》的女性報道進行了定性研究,認為這一時期的女性報道內容總共分為十一類,歸為勞動、日常與空間三個方面,并對其作用和啟示進行了分析[9]。本文對以上成果進行了學習和借鑒,采用定量與定性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以期較為系統地厘清1941至1942年期間《晉察冀日報》的婦女報道與中國共產黨在晉察冀邊區的抗日斗爭、太平洋戰爭發展形勢之間的關系、內容特點與相互作用,分析這些報道所體現出的這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婦女觀及其特點。

經對《晉察冀日報》進行搜集和整理發現,由于多年戰亂輾轉或數據庫收錄局限的原因,該報部分報紙遺失,留存至今的報紙的期次和版面有些缺損,但幸運的是大部分得以保存,仍是進行社科研究的第一手寶貴資料。據統計,筆者得到該報1941年除10月份之外和1942年全年的新聞報道分別為8 469篇和8 203篇,從中篩選出以婦女為主題的報道數量分別為1941年161篇和1942年125篇,見表1。

表1 《晉察冀日報》1941至1942年全部報道與婦女報道的數量統計對比

一、在反“掃蕩”中堅持為婦女高擎理想與希望的火炬

1940年底,日本為了在亞太地區進一步侵略擴張,急于“清剿”中國的抗日力量,晉察冀邊區頑強地反擊著越來越多的“掃蕩”。1941年,華北日軍增至32.5萬余人,偽軍增至10余萬人,吸取以往“肅正作戰”的教訓,研究了中國內戰時期國民黨“剿共”的經驗,開始變單純的軍事進攻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即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幾位一體的“總力戰”;變短期的“鯨吞式掃蕩”為“堡壘主義”、步步為營,有計劃的“蠶食”和連續圍攻、反復“清剿”;變一般的燒殺搶掠為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處于華北心臟地區的晉冀察根據地面臨嚴峻考驗,進入了更為艱難的發展時期,《晉察冀日報》的出版與報道也受到了相應的影響。1941年初至1942年底,日偽在華北連續進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制造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大慘案,抓捕、屠殺我干部、群眾10萬余人,邊區財政經濟也遇到了空前的困難[10]。自1940年冬季反“掃蕩”期間,《晉察冀日報》報社機關開始從阜平數度輾轉遷徙,編輯部與印刷廠甚至分散在不同地點,并在之后的兩年中隨戰局需要持續轉移社址并參與反“掃蕩”戰斗[11]63。

隨著日軍對根據地日益頻繁的“掃蕩”和變本加厲的“治安強化運動”,該報在不斷的轉移和戰斗中遭受了慘重的損失。據統計,日軍僅1941年就對晉察冀根據地進行了三次“治安強化運動”,該報工作人員在對敵戰斗中犧牲了11位(1)《晉察冀日報》1941—1942年期間在對敵戰斗中犧牲的工作人員人數,由本文根據《晉察冀日報社革命烈士簡介》進行統計整理。參見《晉察冀日報大事記》編寫組編:《晉察冀日報社革命烈士簡介》《晉察冀日報大事記(1937.12—1948.6)》,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年,第282-284頁。;而在1941年和1942年短短兩年時間里,該報在與敵遭遇的英勇斗爭中共壯烈犧牲了16位報社工作人員,占十余年整個報史全部38位烈士的42%。經濟也出現嚴重困難,這些困難也在該報的報道刊載數量上有所體現。表1統計數據顯示,自1941年夏秋季節至1942年,該報刊出的全部文章數量一度銳減,婦女報道數量也隨之減少。1942年3月30日,日軍在晉察冀邊區宣布實施第4次治安強化運動,為期兩個半月,從1942年4月開始,婦女報道數量與之前相比大幅度下降,該報全部報道數量也相應有所減少。

但是,即便在上述顛沛艱險的境況中,報社也一直在堅持出報,因而被譽為“中外新聞出版史上罕見的奇跡”[11]281,期間也從未停發婦女報道。據表1,該報不僅每個月都有婦女報道見報,尤其在“三八”婦女節、春耕和麥收的勞動時節,還會增加婦女報道數量,加大對婦女的宣傳和動員力度。例如,日本1941年1月和7月就在晉察冀邊區進行了兩次長達數月的“治安強化運動”,但從表1所顯示的1941年2、3月和6、7月的數據可以看出,這些月份的《晉察冀日報》雖然全部報道數量沒有明顯增加,但婦女報道數量卻比其他月份相對更多,體現出在這些抗戰形勢嚴峻的月份中該報對婦女報道和晉察冀邊區對婦女工作的側重。

僅在1941年1月,《晉察冀日報》就連續刊發3篇主題為“反掃蕩”的婦女報道,詳實地介紹邊區婦女參與抗日的情況并進行生產和戰斗的輿論動員。例如,其中《什么也不愿落在男人后面,反掃蕩中的阜平婦女》一文的篇幅甚至達到了一千余字。該文記述的邊區婦女抗日情況:她們不僅“和男人一樣參加了游擊小組、(在)游擊隊過集體生活。晚上,都涌進冬學去努力地學習”,“全阜平的青婦、壯年、老太太都動員起來了,在區婦救會的領導下,各區婦女都紛紛組織了碾米隊、青婦偵察組、除奸通訊組、縫衣隊、慰勞團、醫護班、炊事團等組織”,還“大批的進行募集慰勞品”;并且在文末號召婦女們:“她們要以自己的勝利來為阜平死難的姐妹們復仇啊!”[12]除了介紹邊區婦女參與抗日情況并進行生產和戰斗動員的報道外,該報還刊發文章指出婦女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給出建議或工作方法指導。例如,女革命家、作家白冰就在報道中充分肯定了這些婦女的發展成就與重要價值,并提出改善建議。她說“這就使冀中婦女在本身解放上,在參加社會活動上,在政治認識上,在娛樂學習上,都有超越的進步,打碎了封建鎖鏈,向著一切進步的障礙不斷作無情的斗爭,而冀中的婦女武裝就在斗爭中發展壯大鞏固起來了,成為抗日根據地中一支不可摧毀的力量,盡了她援助前方鞏固后方的任務”[13]。此外,她還指出了婦女組織工作中需要改進的一些問題。這類報道不僅為婦女工作該如何更好地開展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辦法,更是為婦女燃起革命理想的火炬:一方面,使廣大婦女讀者們看到,在愈來愈緊張的抗日斗爭中,共產黨為婦女們指引的方向在哪里、目的與要求是什么,并有具體的模范案例可供參考,以及積極參與抗日的意義和價值所在,為中共領導下的晉察冀邊區抗日救亡爭取和動員了占人口半數的婦女力量;另一方面,客觀上促進了邊區廣大婦女參與社會生產和事務的積極性,帶動了她們的社會化,促進了她們不斷對自身進行認識、發展和解放;再一方面,客觀評價與鼓勵婦女參與抗日生產勞動,肯定了婦女參與社會生活的行為及其作出的貢獻,強化了以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一貫被壓迫和輕視的婦女們的社會存在感和聲音,積極傳播“男女平等”等婦女權利理念,大大地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促進了邊區新民主主義社會及文化發展。

在日寇反復“掃蕩”晉察冀邊區的這兩年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晉察冀日報》堅持不懈的婦女報道詳細地記述了邊區婦女們是如何以高漲的革命熱情全方位地參與著對敵戰斗和解放自我,成為高高擎起的革命理想火炬,在抗日斗爭中烈烈不熄,為邊區婦女們照亮和指引了解放和發展自我的正確前進道路,喚醒她們的革命意識、家國情懷和國際精神,鼓舞她們燃起不屈的斗志和對勝利的渴望。

二、形成晉察冀反法西斯婦女報道新立場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的1941至1942年,正值歐亞兩大戰場形勢日益嚴峻而被動,被迫備戰、應戰,再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的復雜進程,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導致中國國內戰場形勢也出現戰略性的變化?！稌x察冀日報》的婦女報道的方向和內容也隨之出現調整和變化。1941年始,這些報道以抗日斗爭中晉察冀婦女爭取解放為主旋律,涵蓋了以晉察冀婦女為主的廣大婦女們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而1942年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后,《晉察冀日報》在1941年的基礎上增刊了國際婦女相關報道,以強調本土性同時兼具國際視野的姿態形成晉察冀邊區婦女反法西斯的新立場,在國際輿論場上彰顯了極具中國特色的影響力。因此,本文對這期間該報婦女報道逐一進行內容分析,并進行了分類統計,嘗試以直觀的形式考察該報婦女報道內容的邏輯架構,見表2。

如表2分類統計數據所示,縱觀《晉察冀日報》1941年和1942年的婦女報道,從報道的國別范圍上來說主要分為國內婦女報道和國際婦女報道兩部分。其中,作為受眾主要為晉察冀抗日革命根據地干部和群眾的區域性報紙,該報國內婦女報道的數量要遠遠多于對國外的報道,其中1941年為144篇,1942年為105篇,分別占到1941年和1942年全部報道的89.4%和84%,總起來看占到了這兩年全部報道的87.1%,報道內容上相較國際婦女報道而言也更加豐富和細化。接下來,本文將對該報的國內和國際婦女報道從內容上分別進行論述。

表2 《晉察冀日報》1941至1942年婦女報道內容分類統計與比較

(一)該報國內婦女報道主要分為五個大類

第一,“三八”婦女節專稿,包括圍繞“三八”婦女節而刊發的領導人、領導機關和有影響力的人士的“三八”節祝賀致辭、講話、社論或評論員文章等,以及本根據地各區域或其他根據地慶?！叭恕惫澦e行的集會、活動情況。圍繞“三八”婦女節而刊發的婦女報道在《晉察冀日報》上非常令人矚目,一般在新年過后不久,進入2月份開始就會提前刊發“三八”節相關報道,提醒邊區干部群眾為這一重要婦女節日的到來提前進行準備;節日期間更是會對相關情況進行頭版頭條、多版多條地重點刊發,節日過后也會持續報道直至3月份結束;“三八”節專稿所傳達出的共產黨的政策與關懷、全國及邊區社會各界的問候,給予邊區婦女干部和群眾極大的指引與鼓舞。

第二,各項婦女權益保護,主要指晉察冀邊區及所轄各縣、村的黨委、婦救會等黨組織,圍繞保護和提高婦女權益所進行的各種動員、號召、工作指導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績。這期間報道所涉及的婦女權益保護,一方面,包括邊區廣大婦女同胞的各項基本社會權利,比如參與社會勞動生產的權利、婚姻和戀愛自由權、家庭財產權、繼承權、受教育權、參與社會文化生活、參選參政權等,尤其是對非共產黨員的農村婦女和其他階級的婦女的選舉權的保障;另一方面,發展和保護婦女干部,給予擔任“政民干部”的婦女及其子女更多優待,切實為婦女參與組織婦女解放運動和抗日斗爭提供政策、輿論和物質上的支持。毛澤東同志認為,不僅要培養大批有理論武裝的婦女干部,而且要培養大批做實際工作的婦女運動的干部,沒有一批能干而專職的婦女工作干部,要展開婦女運動是不可能的[14]9。

第三,對于婦女的人身傷害信息的報道,主要是揭露和痛斥日本帝國主義對邊區婦女和婦女運動的種種侵害暴行,其次是本區域婦女的刑事案件。其中,刑事類報道數量極稀少,從內容上看也不具有典型代表意義和分析價值。但是,關于日軍侵略者對邊區婦女施加暴行的報道卻時有出現,在斗爭形勢嚴峻時刊發頻率更高。這些報道,一方面,記錄侵略者暴行,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虛偽陰謀,警醒邊區廣大婦女堅持抗日;另一方面,對侵略者暴行進行痛斥和聲討,爭取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反法西斯國際同盟的幫助與支持。

第四,婦女抗日戰斗和生產情況,主要包括對邊區婦女組織抗日和戰斗過程中所作的各種動員、號召、工作方法指導,各項工作的進展情況、所取得的成績,對于生產和戰斗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對涌現出的先進區域、模范集體和個人進行表彰,對婦女工作受到敵方破壞的情況和英勇犧牲的婦女事跡的報道,報道對象涵蓋了幼、青、中、老各個年齡層的婦女。毛澤東同志曾這樣評價婦女:婦女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現在打日本,要婦女參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沒有婦女參加就不成功,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14]11。這期間的婦女報道既展現出邊區婦女廣泛地被組織起來參與抗日生產與戰斗的恢弘社會場景,也刊載了這一時期涌現出的許多可歌可泣的婦女抗日英雄事跡,例如,對《陽曲縣婦救會主任,高瑩同志殉國》[15]的各界追念與哀悼和對《向偉大“回民母親”致敬,獻縣各界追悼馬老太太》[16]的社論等。此類內容的報道數量也最多,且在全年每個月份都有分布,分別占到表2中1941年和1942年國內婦女報道的60.4%和58.1%,以及國內外婦女報道全部樣本的51.7%,因而是1941至1942年間《晉察冀日報》婦女報道的主旋律,其他類別內容和主題的報道也都或多或少與之存在直接或間接的聯系。

第五,婦女文學藝術作品及活動的相關報道。這類報道的內容主題涵蓋邊區婦女生產生活和婦女運動的各個方面,包括婦女的婚姻、財產、參政等社會權利、中外文藝名作、婦女文化活動、抗日生產勞動、武裝斗爭、擁軍參軍和軍民魚水情、描寫日軍暴行和表達民眾悲憤等;表現形式有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圖畫,以及與婦女文學作品和文化活動相關的消息。毛澤東同志認為,假如中國沒有占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14]9。而這些婦女文學藝術類報道就生動地展現了在反擊日本對邊區多次“掃蕩”和“治安運動”期間共產黨領導下獲得解放和覺醒了的邊區婦女的精神面貌:她們擁有清晰的自我認知、情感表達和社會行為選擇,熱愛生活、痛恨侵略者、飽含家國情懷,以及對革命的崇高理想、對抗戰的全身心支持和對美好未來的無限向往。雖然此類報道數量不是最多,占比不是最高,卻為該報婦女報道注入了婦女們喜怒哀樂的生動情感,不僅最大程度地凝聚了邊區軍民關于婦女觀念的共識,也極大地豐富了邊區婦女的精神世界。

綜觀該報以上五類國內婦女的報道,一方面,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國內外戰爭局勢變化對晉察冀邊區抗戰形勢的影響直觀地體現在該報婦女報道樣本和1941至1942年表1和表2所統計的數據和內容的變化上。相關文獻和檔案顯示,這一時期隨著日本對晉察冀邊區不斷地進行“掃蕩”和“治安強化”,邊區正常的婦女工作受到了愈加嚴重的影響,反映在本文統計數據上,可見:1941年秋和1942年,尤其是1941年4月開始,從報道主題上看,該報以反映邊區婦女解放和組織生產生活現實情況為主題的報道顯著減少,而婦女從參與支前生產勞動更多地轉向直接參與前線武裝抗日戰斗,因此婦女組織工作被日軍破壞或婦女在戰斗中英勇犧牲的報道顯著增加,報道對象涵蓋各個年齡階段和社會身份,其中既有年輕的,也有年長的;既有女共產黨員、女民政干部,也有普通的婦女群眾。這些關于她們的報道真實地展現了邊區婦女對日軍進犯的英勇反擊;數量增多的婦女文學藝術作品及活動的相關報道更是謳歌了這一時期邊區覺醒婦女們蓬勃的生命力、捍衛家國的不屈斗志和無畏精神。

另一方面,從內容上看,該報在這一時期的國內婦女報道是全方位的,報道內容從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積極應對日軍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的“全力戰”,并充分踐行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婦女工作、新民主主義婦女觀的全部思想。

在政治上,一方面,該報代表婦女聲明堅決抗日的政治立場,例如,在皖南事變爆發以后,該報在頭版版頭最為顯著的位置,刊出“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反對何應欽等親日派,保護婦女切身利益的口號之下,實行力量的檢閱和戰斗的動員”[17];另一方面,該報引導并鼓勵婦女參政,真正賦予婦女參與政治的權利。例如,報道中共與各界婦女成功參政的消息,“太行山區婦女界,舉行參議員選舉,選舉結果實現了三三制原則”等,正確引導婦女向實現民主和解放的方向努力。在軍事上,一方面,該報痛斥日軍凌虐邊區婦女的暴行,揭露日軍政治誘降和“奴化教育”的虛偽陰謀,另一方面,該報鼓勵婦女參與抗日戰斗或積極支援前線戰斗。例如,報道“靈邱四區婦女運輸隊工作積極”[18]等消息。在經濟上,為了應對日偽對邊區實行的“經濟封鎖”,該報在“三八”婦女節、春耕和麥收等時節,以多篇消息的形式,不斷動員邊區婦女積極參與生產。除了春耕夏收糧食生產,還號召婦女開荒、修灘、種樹、紡織、編草帽、刮土鹽等,并且大力宣傳勞動模范個人和集體。在文化上,該報不僅圍繞“三八”婦女節發表和轉載多篇文章,全面闡述婦女的解放思想,介紹婦女組織工作,還關心在日常生活中婦女們的文化生活,反饋婦女們的心聲。例如,1941年3月8日當天,該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社論《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19],不僅指出帝國主義戰爭擴大,戰斗形勢緊迫,還闡述了“三八”節的意義,提出關注婦女婚姻等婦女權益問題,充分顯示了該報對婦女及婦女解放的高度重視;而《靈壽的婦女》[20]一文,則報道了邊區靈壽縣婦女在戀愛婚姻自由和參與冬學等文化教育活動等方面所取得的可喜進步。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是密切聯系著的,婦女解放運動應成為社會解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存在著。離開了社會解放運動,婦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時,沒有婦女運動,社會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會解放,就必須發動廣大的婦女群眾來參加;同樣,要真正求得婦女自身的解放,婦女們就一定要參加社會解放的斗爭”[3]169,“把婦女問題解決,打破輕視婦女侮辱婦女的社會歧視與社會壓迫,使婦女能得到自由與平等”[3]170,“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辦事之權,開會之權,講話之權,沒有這些權利,就談不上自由平等。我們共產黨是提倡這種權利的,希望同志們大家團結起來,結合在一塊兒”[3]171?！斑@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21]665。因此,這一時期該報關于國內婦女的報道,是中國共產黨在晉察冀邊區解放舊社會、構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新經濟、新政治和新文化的革命實踐的真實寫照,包括中國共產黨對邊區婦女解放和抗日生產戰斗的指引與支持,激發出邊區婦女的巨大革命潛力,她們同男性并肩作戰,為邊區的建設和抗日斗爭貢獻戰斗力量和后勤支持,廣泛地參與生產勞動,承擔家庭與社會的責任,并在這一過程中從被壓迫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越來越多地享有各項社會權利和男女平等,收獲尊重、認可、社會支持與愛護,使其自我認知不斷升華,自信心不斷增強,肯定和挖掘自我價值,努力實現社會價值,為晉察冀邊區的成長壯大和抗日斗爭作出巨大貢獻。這些婦女報道也呈現和記載了晉察冀邊區社會文明發展程度的劃時代進步。

(二)該報國際婦女報道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大類

其一,對于國外共產主義婦女運動情況的報道,例如,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婦女罷工和示威運動等。這類報道專注于無產階級婦女運動,更多地出現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形成之前。毛澤東同志認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這就是說,不能離開蘇聯的援助,不能離開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無產階級在其本國進行反資本主義斗爭的援助。尤其是蘇聯的援助,是抗戰最后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盵21]680本文研究樣本也顯示,《晉察冀日報》在1941年曾多次報道國外婦女無產階級運動情況,為國內婦女解放運動提供借鑒和參考的價值,同時喚醒國內婦女意識覺醒和形成革命共鳴,之后則因越來越多的國家被卷入反法西斯戰爭而銳減直至暫停。

其二,對國外尤其是蘇聯等婦女反法西斯斗爭情況的報道,主要包括晉察冀根據地婦女組織與國外婦女組織就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相互致電聲援,對國外尤其是蘇聯婦女在反法西斯的戰斗和生產勞動中所作出的努力與貢獻進行報道,以及揭露和痛斥法西斯對婦女的種種暴行。1941年春季,該報新聞臺在以抄收新華社電訊為主的同時,增加抄收偽中華社(北平)和南京偽中央社的新聞電訊。同年6月,又增設了一個英文收報臺,主要抄收莫斯科塔斯社的英文電訊,并特任兩位英文翻譯專員[11]75。本研究的樣本內容和統計數據顯示,該報關于蘇聯等國外婦女的反法西斯情況相關報道從1941年6月開始增加。從1942年春季開始,為適應國際形勢變化的需要,報社又增收了路透社外文電稿,有時也抄收美聯社、法新社等九個電臺的新聞。同年秋,根據延安新華社統一新聞廣播的指示,再次增收新華社和外電稿,每天抄收達三萬字[11]93。表2的數據顯示,1942年刊發的全部報道和婦女報道數量比1941年減少了約1/4,但1942年關于國際婦女報道的數量卻多于1941年,印證1942年該報加大了對國際婦女報道的力度。從報道內容統計上觀察得知,其中最為顯著的是關于國外婦女反法西斯斗爭進展報道的增加,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鞏固和擴大國際統一戰線的趨勢。

本文認為,這兩類關于國際婦女運動和參戰情況的報道,一方面,讓晉察冀邊區婦女解放運動和反法西斯斗爭找到國際同盟的支持、匯入世界革命的時代潮流,并從中汲取力量、增強自信,極大地開拓了國際視野和思想格局;另一方面,與世界反法西斯婦女力量相互致電聲援,向國際社會傳遞出中國婦女為國際婦女運動提供支持的強烈意愿。

這一時期《晉察冀日報》婦女報道主題鮮明,內容豐富詳實,吸引了世界的關注,在太平洋戰場上形成了中國晉察冀邊區婦女反壓迫、反法西斯的新立場,向國際社會展現出以晉察冀婦女為代表的廣大中國婦女群體是如何以無私偉烈的崇高精神,奮勇投身于人類解放和發展事業。

三、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婦女觀的中國實踐成果

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傳入中國伊始,就引起了愛國人士的注意;十月革命的勝利讓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并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遂將其確立為指導思想來指導中國革命實踐,在中共領導下的《晉察冀日報》的婦女報道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婦女觀在中國的重要實踐成果。馬克思認為,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婦女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2]。恩格斯則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社會變革與婦女的社會權利、解放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更為具體的論述,他說:“從過去的社會關系中繼承下來的兩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婦女在經濟上受壓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盵22]84而“自從大工業迫使婦女走出家庭,進入勞動市場和工廠,而且往往把她們變為家庭的供養者以后,在無產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現以來就扎下了根的對妻子的虐待也許還遺留一些意外,男子的統治的最后殘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礎”[22]83,意即:婦女走出家庭開始進入社會生產,就是在過去的社會關系中受經濟壓迫的婦女獲得社會權利進而擺脫壓迫的途徑。他認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婦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個體家庭不再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盵22]85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興起,越來越多的無產階級婦女從中獲得解放,參與革命并為革命貢獻重要力量,因此列寧認為:“從一切解放運動的經驗來看,革命的成敗取決于婦女參加解放運動的程度?！盵23]181

《晉察冀日報》一直非常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以及應用,時常發表相關理論文章。例如,該報在1941年5月6日第1版刊發了社論《掌握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武器》[24]等。同時,該報的婦女報道也都充分體現并熟練運用著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關于社會變革與婦女解放之間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關系原理,尤其是在1941年至1942年間抗日形勢嚴峻的情況下,該報的婦女報道始終踐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和價值觀。在這期間,該報不僅及時刊發晉察冀邊區婦女積極參加生產和戰斗的相關報道,也對婦女通過“回到公共的勞動”來擺脫“經濟上受壓迫、以及受壓迫的結果”——“法律上的不平等”,進而為革命作出貢獻進行了全面的報道,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婦女解放思想,全面體現邊區婦女廣泛參與社會生產活動、獲得財產繼承權、參政議政等社會權利等婦女解放運動的實踐情況。

例如,該報刊發《平山婦女積極生產 春耕超過計劃 開荒萬余畝植樹十二萬棵》,該文記述,平山婦女參與春耕超過計劃,開荒萬余畝,植樹十二萬棵,此外,婦女們在開渠、禽畜養殖、建菜園、紡線和織布等生產勞動的成就也非?？捎^,還涌現出一百五十位婦女勞動英雄[25]。類似的報道還有《冀中婦運一年間婦女生活大為改善參加生產成績可觀》[26]等文。這類報道詳實地展現了當時晉察冀邊區婦女積極參與社會生產勞動的火熱場面和可喜成績,以及由此為當地婦女的生活內容帶來的變化。又例如,《繁峙實行新婚姻制鄉村風俗更加肅正》[27]和《北岳婦救召開各界婦女座談會,熱烈討論財產繼承權問題》[28]等文則反映了邊區婦女廣泛參與社會公共勞動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支持下所取得的婚姻和經濟上的社會權利的進步。在不斷獲得解放的同時,婦女們也更加積極地參與革命:例如,《反掃蕩中英勇的四專區婦女》[29]和《八專區婦女積極參加麥收 組織姊妹互助團友愛互助武委會開爆炸總結》[30],《北岳區婦救通電慰問全世界婦女,并望國府實現民主自由》[31]和《晉西北參議員選舉女參議員十人》[32],以及《邊區“三八”紀念大會向聶宋二首長致敬“我們不再是閨房里的囚徒而是晉察冀邊區鐵的衛士”》[33]等許多報道。這些婦女報道將1941至1942年期間邊區婦女在廣泛參與抗日生產與戰斗等社會活動后獲得解放的蓬勃精神面貌和勤勞英勇的形象進行了充分的勾畫和傳播,忠實記錄、尊重并頌揚了她們為中國抗日民族解放事業所作出的貢獻,完整地呈現出馬克思主義學說婦女觀指引下的中共婦女解放運動和邊區社會文明進步之間的緊密關系和發展過程,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婦女觀中國化的重要實踐成果。

四、辯證地學習和借鑒蘇俄婦女觀

列寧婦女觀,在列寧領導俄國革命時期逐漸成熟,是列寧將馬克思主義學說與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中蘇俄婦女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理論成果,并在斯大林時期得以繼承,是中國共產黨開展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借鑒,但并不是亦步亦趨的教條照搬,就像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盵3]502《晉察冀日報》的婦女觀與列寧婦女觀同屬于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發展,許多理念本質上是相同的,但是與列寧和斯大林相比較,該報在不同革命歷史時空下又都具有自己的特色,這充分體現在1941至1942年的《晉察冀日報》的婦女報道中。

中蘇婦女觀有許多相同的方面:例如,列寧認為“蘇維埃要求男女都能享受普遍的、平等的選舉權”[34]81?！安粌H要吸引婦女獨立地參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應當吸引她們參加經常的人人要擔任的公務,否則,不僅社會主義,就連完備而穩固的民主制度也無從談起”[34]163-164?！胺缮系钠降冗€不是實際生活中的平等。我們要使女工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實際生活中都能同男工平等……無產階級如果不爭得婦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35]177-178。斯大林認為“必須加強女工和農婦工作,并把她們提拔到選舉出來的黨和蘇維埃的機關里去。把勞動婦女工作提到應有的高度”[36]。列寧和斯大林所主張的婦女在法律和政治上的權利應享有男女平等,以及婦女解放和無產階級解放之間的關系等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以及德國法西斯入侵后蘇聯對婦女參與生產和戰斗的全面動員等革命實踐的經驗等……都是這一時期《晉察冀日報》婦女報道所積極借鑒并大力倡導的。

但是,由于所處歷史時期、國家現實國情不同,蘇俄和中國共產黨各自所處的理論探索階段和革命實踐進程也不盡相同,因此,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該報婦女報道熟練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婦女觀作為新聞報道的指導思想,雖然在許多方面學習了蘇俄的婦女觀,但并沒有全盤照搬,而是辯證地、有選擇地進行了借鑒,非常注重與中國尤其是晉察冀邊區的歷史現實和革命情況相結合,形成了獨具中國晉察冀邊區特色的中共婦女觀,更加符合當時邊區革命實際和婦女解放需要的價值引導。

例如,列寧一度曾認為“女工運動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婦女的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而不僅是形式上的平等” 。因而,需要讓婦女參加社會生產勞動,使她們擺脫“家庭奴役”[35]211,但同時卻認為“做飯、看孩子”會使人處于“變得愚魯、卑微的從屬地位”[35]211,而且認為,“托兒所和幼兒園是這些(共產主義)幼芽的標本,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存在的價值,僅是“實際能夠解放婦女,減少和消除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34]390-391。這些觀點雖然有助于解放婦女,但是卻將婦女個體、家庭單位和社會這三者形而上學地割裂開來,沒有對做飯和看孩子這類必不可少的家務工作的社會價值予以足夠的重視,也在對婦女的社會角色期待上幾乎否定了從事這些工作的意義。另外,在德國法西斯入侵之前,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進行過一些婦女運動,這些運動從形式上進一步強化了“妻子”角色在家庭和社會中的雙重作用,但卻沒有注重解決性別、階層等社會次要矛盾中存在的種種隔閡甚至是沖突,因此,這些運動的效果不僅始終是隔靴搔癢,還導致對婦女社會角色期待更為單一和刻板,忽視了女性群體本身所具備的多元化特性,最終未能使女性解放與社會發展之間找到充分實現互相促進的有效路徑。

相比較而言,這一時期的《晉察冀日報》對婦女社會角色期待的構建并沒有教條地模仿上述列寧的婦女觀和斯大林時期婦女運動實踐,而是結合了中國的國情和革命實際,使其更具有中國特色?！稌x察冀日報》在婦女社會角色期待的構建上是將婦女個體、家庭單位和社會三者的需求進行了辯證的統一與有機的整合。該報的婦女報道批判婦女所受到的來自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侵害,以及封建家庭和婚姻關系內一切不合理的壓迫和束縛,鼓勵婦女參與邊區各種社會活動以獲得解放,也非常注重對婦女可以從家庭和社會活動中同時獲得支持與成就持肯定態度,而在家庭勞動和社會勞動中,對婦女社會角色的期待也是非常具有積極意義的,不論是在以家庭還是以婦女個體為單位參與抗戰、革命等積極社會活動時,該報都能夠明確家庭和社會對婦女從事家庭勞動的需求,并對婦女的這部分家庭勞動付出進行充分的褒揚,明確肯定了家庭勞動的社會價值。拿育兒工作來講,在《晉察冀日報》的婦女報道中,做飯和帶孩子等家庭勞動就不再必然是“家庭奴役”,例如,該報一篇名為《模范夫妻》的消息里,記述了一位妻子親自送丈夫參軍的場景,短短三百余字的篇幅里,文中出現了兩次對妻子抱著孩子的形象描寫:她抱著孩子與丈夫一起到征兵點與工作人員了解和辦理丈夫參軍事宜(2)由本文自《模范夫妻》整理。參見楊廷輝:《模范夫妻》,《晉察冀日報》,1942年3月3日,第4版?！搱蟮勒J為,他們夫妻二人在家庭與社會之間的分工合作是模范的。報道里的婦女雖正承擔看孩子的勞動,但卻是合理的家庭責任的需要,帶孩子也就不再必然是“家庭奴役”。在丈夫離家參軍抗日時,由妻子照顧家庭撫養子女,這不僅是在承擔家庭責任,也是在承擔參與、支援抗日革命和撫育下一代的社會責任,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價值。因此,在這類報道里,抱著孩子的婦女形象當然也就不是處于“愚魯、卑微的從屬地位”,而是“模范”的,從妻子與丈夫共同承擔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的默契分工合作中,合理地調和了性別之間在社會角色分工上最易產生的對立與沖突。

該報在這一時期還刊發一系列“保護婦女干部及其嬰幼兒”、提高物質補貼的報道,也體現出該報充分肯定參與邊區社會工作和革命斗爭的婦女在照看子女這項家庭勞動上的價值,并予以獎勵。不僅如此,1941年1月7日,該報刊發表頭版社論,宣布晉察冀邊區戰時兒童保育分會創建,并指出“『兒童就是未來』,保護中華民族的后一代,保衛我們革命的『后備軍』”,“保育兒童,保育革命后代,這在敵后的晉察冀邊區,更是一個嚴重的戰斗任務”[37]。這就表明,該報并不認為兒童保育工作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東西”,反而強調為全身心投入革命建設事業的或已犧牲的同志撫育其革命后代的價值實際上具有決定民族未來的重要意義。這里,開辦幼兒園和托兒所的作用就不再僅僅局限于能夠解放婦女和消除男女不平等,而是為其提供有了更為宏觀的家國視野和崇高的理想路徑。之后,該報還代表中共中央刊發了一系列關于兒童保育工作的動員、號召和工作進展情況的相關報道,其中也包括婦救會對邊區兒童保育會創建的回應《保育民族的后一代是邊區婦女的光榮任務,響亮回答各界領袖的號召!》[38]一文,號召邊區婦女參與兒童保育,充分肯定了婦女在兒童保育工作上的價值。

與此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該報在這些相關報道中所傳達出的觀念始終是:這項“看孩子”的工作,雖然青睞有志于此項工作并且具有足夠經驗、條件、高度政治覺悟和革命熱情的女性共產黨員,但也從未將其看作是應該單獨由邊區婦女承擔的責任,而是認為應由全社會共同承擔,是“這一代一切男女老幼的光榮職責,更是共產黨人嚴重的政治任務”,這“說明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嚴肅的負責態度,對民族后代珍重的關懷的精神”[37],要求全區各界人士、干部群眾都應盡可能地支持,共同參與到邊區的兒童保育工作中來,號召各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就將為抗日革命作貢獻放到了首要位置,以群策群力的觀念使不同性別和階層之間彼此形成合作關系,最大限度地消融了在“兒童保育”這項工作上可能因性別與階層差異而導致的沖突,增加了凝聚力,使婦女運動與社會發展進步、抗日革命需要和民族未來大業之間實現互相促進。

除此之外,該報刊發婦女題材的文學作品、文藝活動相關報道中的婦女形象并不局限于充滿革命力量與熱情的抗日生產戰斗的參與者,也不是單一的妻子形象,她們是群眾、共產黨員、戰友、同事和干部等,也是女兒、姐妹、母親、妻子和祖母,擁有多重女性社會角色,鮮活生動的形象躍然于各種題材和體裁的文章中,如《妞兒看著滿天星星,耀眼睛》[39]、《母親的溫存和母親的囑咐》[40]、《送郎》[41]和《媽女·文學——夜,爐邊,三個男同志的閑話》[42]等。這些文章的刊載,豐富了《晉察冀日報》婦女報道的種類,使報道中的婦女形象變得有血有肉,生動全面,散發出溫柔向上的光彩:一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地抒發著婦女群體的情感與心聲,既可能是女性與家庭之間的真摯的親情、愛情,也可能是她們對婦女解放和中華民族抗日革命過程中的種種辛勞、不屈與向往和平等細膩的內心感受;另一方面,也表達出晉察冀邊區正在創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文化對全體女性的尊重、信任、期待和愛護等積極情感。所以,該報婦女報道在對女性個體的解放,尤其是對其的尊重與珍視,在責任、權利和義務等問題上的觀念和態度,并不是僅從女性個體謀求解放的單一維度出發的,也沒有單獨強化女性的某一單個社會角色,而是將女性個體的多重社會角色及其相對應的多重社會期待、社會責任、權利和義務進行有機的整合,同時也將多重角色的女性個體與家庭的需求置于整個社會全面進步標準的考量中——對滿足婦女自身與家、國共同革命,從而實現社會全面解放與發展等需求進行了辯證的統一,從而形成了更加符合中國國情和革命實際的,區別于蘇俄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晉察冀邊區婦女觀。

五、啟示

太平洋戰爭前后的《晉察冀日報》婦女報道經歷了血與火的殘酷抗戰考驗,其所詮釋、踐行和記載的1941至1942年期間中國共產黨在晉察冀邊區開展婦女工作的精神、過程、成果,以及在這過程中所形成的獨具特色的婦女觀和實踐經驗,已經成為寶貴的文化和精神財富,并在之后的革命戰爭和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不斷成熟、發展和完善直至今天,其影響廣泛而深遠。

當前,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情和國情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中國和世界又迎來了新的歷史變革期,當前和未來的中國婦女發展都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而1941至1942年期間《晉察冀日報》婦女報道所體現出的婦女觀和實踐成果正是值得繼承和發揚的寶貴財富,相關學者和工作者應從中充分借鑒經驗,汲取力量,發揚老一輩“深入群眾,不尚空談”[14]11的優良工作傳統和作風,在國際形勢和面臨的挑戰復雜多變的情況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發展道路,牢牢把握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當代中國婦女運動的時代主題,找準前進方向[43],把廣大婦女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44]。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思想指南,堅持男女平等,摒棄和抵制不利于婦女發展的文化和思想,結合世情和中國的現實國情,從婦女的處境出發考察其所面臨的各種沖突,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方法論,立足于微觀個體,著眼于中觀群體,就具體問題歷史地、辯證地和系統化地進行剖析,應積極貫徹黨和政府出臺的各項婦女政策,勇于創新實踐,切實為婦女提供全方位的社會支持,關注婦女訴求,保障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中應享有的合法權益,肯定婦女的能力、價值和勞動,為婦女充分施展潛力,帶動和影響更多婦女實現自我價值和貢獻社會成就而營造積極的社會輿論氛圍。在這一過程中,在堅持中國特色婦女發展道路的同時注重加強與國際輿論的對話與溝通,在當前和未來推動世界文明進程共同向著更加平等、多元、包容、和諧的方向發展,尋求與其他國家和國際婦女事業的共識與合作,努力實現婦女解放、中國社會發展和引領世界文明新時代潮流這三者間的相互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