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國家”的構建：中國國家建設的歷史進程與基本經驗*
——以鄉村生活治理為討論中心

田先紅 呂德文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民生活得到巨大改善。 1949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43.8元，2020年達到17131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1949年的116元增加到2020年的13713元，年均增長6.96%。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從1954年的68.6%降到32.7%。農村義務教育全面普及，城鄉基本養老、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全覆蓋，人均預期壽命由1949年的35歲提高到77歲。①農業農村部黨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黨領導新中國“三農”工作的歷史經驗與啟示》，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10/t20211014_6379436.htm, 2023-02-10。為保障和改善貧困人口生活，國家深入實施脫貧攻堅戰略，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按照中國政府2011年確定的收入絕對貧困線衡量，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8年的1.7%；2019年底，貧困發生率進一步下降，僅為0.6%。 1978—201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總共減少超過7.5億人。②謝岳：《中國貧困治理的政治邏輯——兼論對西方福利國家理論的超越》，《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鄉村水電路氣房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全面升級，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道路硬化率達100%，而且全部通電、通光纖和4G網絡。①農業農村部黨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黨領導新中國“三農”工作的歷史經驗與啟示》，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10/t20211014_6379436.htm, 2023-02-10。在人居環境方面，截至2017年，全國農村衛生廁所使用總戶數達21701萬戶，普及率達81.7%。②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官方網站，http://zdscxx.moa.gov.cn:8080/nyb/pc/index.jsp。農村生活垃圾收運處置體系覆蓋全國90%以上的行政村。 95%以上的村莊開展了清潔行動。③農業農村部黨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黨領導新中國“三農”工作的歷史經驗與啟示》，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10/t20211014_6379436.htm, 2023-02-10。尤其取消農業稅以后，國家開啟了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新戰略，進一步加強干預和保障農民生活。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以及鄉村振興等戰略先后得以實施。國家不僅推動基礎設施、農業產業等物質和經濟層面建設，而且越來越多地進入農民生活領域，開展鄉村生活治理（如移風易俗、煤改氣、人居環境整治等）。④所謂生活治理，指政治權威主體采取特定的方式，干預民眾生活，進而滲透、規范、協調社會的行為過程。從干預的程度上看，生活治理具有改良、改造和革命等不同層次。國家對鄉村生活的改造展現出日益濃厚的興趣，試圖以新型的生活理念、規則來改變農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我國到2035年發展總體目標的設定就包含“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的內容，進一步明確了我國農村社會發展的目標。⑤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4頁。

新中國在短短數十年時間內改善農民生活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西方國家遠遠無法企及的。而且，中國大規模地滲透、改造農村農民生活，與西方福利國家側重提供“兜底式”社會福利的模式存在巨大差異。中國的鄉村生活治理不僅是為農民提供社會福利保障，而且試圖改造農民的生活理念、行為、方式，構建了一種獨特的生活治理模式——系統治理。這在倡導捍衛私人生活領域的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以生活治理為基本內容的中國國家建設路徑，對西方現代國家建設理論構成了重要挑戰。此外，在傳統中國和近代民國時期，國家都曾試圖滲透、改造鄉村生活，但均因國家能力孱弱、路徑方式不當等原因而導致要么成效有限，要么不了了之。由此引發的研究問題是：在中國，為何國家在干預和保障農村農民生活方面展現出獨特的偏好？它反映了何種不一樣的國家建設理念和邏輯？新中國在鄉村生活治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經驗是什么？本文基于生活治理的視角探討國家建設問題，從歷史角度梳理了中國從傳統中國到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開展鄉村生活治理的演變過程，并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開展鄉村生活治理的基本經驗，闡釋中國國家建設的基本邏輯。在理論上，本文嘗試建構一種基于生活視角的國家建設理論，進一步豐富現代國家建設理論體系；在實踐上，對新中國的鄉村生活治理進行經驗總結。

一、國家建設的生活之維

近代國家政權建設源起于西歐。國家政權建設的核心在于政治權力集中和對社會經濟生活調控能力提高，⑥王威海：《西方現代國家建構的理論邏輯與歷史經驗：從契約國家理論到國家建構理論》，《人文雜志》2012年第5期。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國家權力的集中；二是國家向社會汲取資源力度的加大，國家壟斷稅收資源；三是官僚機構的合理化、規范化。⑦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頁。因此西方學者對國家政權建設的研究主要沿著韋伯式的國家理論路徑，聚焦在國家權力的集中、官僚機構建設以及稅收資源汲取等方面。

諾伯特·埃利亞斯指出，近代歐洲國家的形成，是在自然經濟向貨幣經濟轉變的時代背景下展開的，通過對領土的競爭和稅收、軍事權力的逐步壟斷而實現。國家為了集中統治權而展開斗爭，逐步形成領主政權，并加強內部整合。⑧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第315—329頁。查爾斯·蒂利等人側重研究戰爭和準備戰爭在歐洲國家形成中的作用，關注戰爭、治安、稅收、食物供應等方面的過程。⑨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在歐洲現代國家形成中，國家權力不斷向社會滲透，社會民眾的抗議則促進了歐洲國家民主制度的建設與完善。歐洲現代國家建設的過程也是公民權的成長過程。蒂利還分析了強制、資本在各個國家的不同分布模式所導致的國家建設道路的差異：在強制密集的模式里，統治者從他們自己的人口和他們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戰爭資源，在此過程中建立起龐大的榨取機構。而在資本密集的模式里，統治者依靠和資本家的契約來租借或購買軍事力量，從而不用建立龐大的永久的國家機構來進行戰爭。在中間的資本化強制模式中，統治者采取上述兩種模式中的某些行為，但是將更多的精力投入于直接把資本家和資本的來源吞并到他們的國家機構中去。①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與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35頁。在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歐洲國家越來越多地致力于建設社會基礎結構、提供服務、規范經濟活動、控制人口流動和保障公民的福利。吉登斯將現代民族國家視為一個具有領土邊界的行政實體。他認為，現代民族國家是最突出的“權力集裝器”（power containers），集中了國家的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F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伴隨著對法律秩序、貨幣制度和稅收制度的統一掌控?，F代民族國家內部的行政力量急劇膨脹，包括通信、信息儲存、監控、規訓能力等方面。②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趙力濤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13—238頁。

上述研究沿襲韋伯的路徑，將國家視為一個由領土、主權和人口等要素構成的實體組織，認為現代國家建設就是疆域不斷明晰（領土邊界形成）、權力不斷集中、資源不斷被榨取、官僚機構不斷完善的過程。尤其是資源汲取、暴力壟斷、機構完善被視為現代國家建設的主要內容。③這樣的研究范式也直接影響了一些學者研究中國的國家形成與建設問題。比如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夏江旗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但是，這些研究忽略了現代國家建設的生活規范層面。實際上，現代國家在汲取資源、建立和完善官僚機構的同時，也不斷地深入日常社會生活，為民眾建構、提供新的生活理念和規范，以替代傳統的生活理念和方式。通過這種引導和規訓，使民眾的生活日益朝著符合現代國家要求的方向發展。

與傳統國家相比，現代國家對民眾日常生活的規訓力度更為強大?！半S著現代國家的建構，農民的日常生活也與國家緊密關聯起來了?！雹苄煊拢骸秶一?、農民性與鄉村整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46頁?！巴ㄟ^對人們生活活動的整合，國家意志傳遞并深入到鄉村社會，國家成為鄉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雹菪煊拢骸秶一?、農民性與鄉村整合》，第345頁。尤其在中國，自古以來國家就有干預和保障民眾社會生活的傳統，貫穿于從傳統中國到民國時期再到新中國的整個國家建設過程。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國家干預和保障民眾生活的理念、方式、路徑等不斷傳承、變遷及創新，形成獨特的國家生活治理進程。 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以法律的形式規范家庭教育。通過法治手段來規范民眾家庭生活，標志著中國的生活治理法治化邁向一個新的階段。

國家介入民眾日常生活不僅是中國國家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西方現代國家建設的內容之一。吉登斯指出：“現代國家的一項主要特征就在于，國家行政人員的控制能力的巨大擴張，直至甚至能左右個人日?；顒拥淖钏矫懿糠??！雹薨矕|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第11頁?！爸挥邪殡S著現代國家的發展，國家的行政權限才開始同所有的人聯系起來，才開始將它的活動同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整合起來”。⑦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第195頁。?？抡J為，在近代，國家不再將對罪犯的懲罰作為一種公開表演，轉而通過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檢查、紀律約束等更為微觀的、文明的權力技術加強對人們的規訓。國家的規訓機制在近代社會不斷擴展，逐漸形成了所謂規訓社會。⑧米歇爾·?？拢骸兑幱柵c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9、193—194、235頁。規訓社會的形成表明現代國家強化了對民眾生活行為的規約。

因此，無論在中國的國家形成與建設過程中，還是在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生活治理都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提出從生活治理的維度來探討國家建設問題，并試圖建構“生活國家”這一概念。所謂“生活國家”，指國家通過特定的方式來干預、滲透民眾社會生活，將社會生活不斷納入國家體系之中的過程。一方面，國家對民眾生活承擔著獨特的責任。國家通過干預、保障民眾社會生活，增強自身的合法性。干預和保障民眾生活，是國家的重要責任。另一方面，國家形成與建設的過程，就是國家不斷將權力觸角滲入民眾社會生活的過程。

國家建設研究的生活視角，意味著跳出韋伯式的國家理論路徑。國家不只是一個體系（state system），還是一種理念（state idea）。①Patricia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0.除了管理土地、人口、汲取稅收等實體層面的功能外，國家還具有規訓的功能?！皣倚纬傻倪^程最充分地表現在特定社會秩序的構建中，表現在集體遵守由基本規范規則形成的特定行為準則中?！雹赑atricia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 p.3.現代國家對民眾生活的滲透與改造，實質上是國家規訓功能的體現。

國家建設研究的生活視角，還意味著凸顯中國國家建設進程/路徑與西方國家的差異。已有諸多研究揭示出中國現代國家建設路徑與西方國家存在諸多不同。比如，王國斌指出，近代歐洲與中國現代國家建設所處的背景環境、主要目標和采用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差異。近代歐洲在政治組織上雜亂無章，眾多的小型政治單位并存，而傳統中國卻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大一統帝制國家，基本上不存在歐洲式的貴族、宗教機構和政治傳統。統治者面臨的最主要挑戰，并非創立一個與其他政治對手競爭的全新國家，而是重建和改造一個農業國家。維持與重建國內秩序，既是國家的主要考慮，又是其行政力量投付最多的方面。③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李伯重、連玲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7—104頁。因此，在傳統中國，國家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而不是像歐洲國家那樣的戰爭機器。

中西現代國家建設的過程都呈階梯化，但軌跡存在差異。西方現代國家構建實行政治權利優先，遵循政治－經濟－社會的公民權利發展軌跡。西方政治發展理論認為，政治發展就是從政權政治到經濟政治再到民生政治的發展過程，④劉俊祥：《民生國家論——中國民生建設的廣義政治分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民生問題、分配問題被置于政治發展的最末端。而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則遵循著經濟社會權利優先、政治權利殿后的軌跡。⑤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7頁。

此外，趙鼎新、杜贊奇等人的研究也揭示了中國國家建設路徑與西方國家的巨大差異。⑥參見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在這些差異中，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承擔改善民眾生活方面的功能和責任之間的差異尤其值得我們深思。王國斌在其對歐洲和中國國家形態的比較觀察中指出：“當論及物質性福利，我們發現中國有一種干預生存的傳統，而這種傳統使歐洲政府對抗小農經濟之不穩定所作的努力顯得相形見絀?！雹咿D引自裴宜理：《中國人的“權利”概念——從孟子到毛澤東延至現在（上）》，《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2期。中國國家視農民福利為最重大的問題。國家為保障農民物質福利而采取的各種保障措施（比如建設糧倉），都是歐洲國家所無法想象也難以做到的。⑧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第99—100頁?！爸挥性谥袊?，一個近代國家才會以這樣巨大和系統化的努力來統治一個農村社會。這是因為：只有在中國，才一直存在著一個如此重視農村社會的國家?！雹嵬鯂螅骸掇D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第141頁?？梢?，雖然中國和西方國家一樣，都承擔了滲透和保障民眾生活的功能，但是在國家滲透和干預民眾生活的理念、程度、方式等方面，中國與西方國家都存在巨大差異。而且，中國在滲透和干預民眾生活的偏好方面尤為凸顯。

下文將對傳統中國、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各階段國家滲透和干預鄉村民眾生活的歷史進程進行梳理，總結新中國的鄉村生活治理基本經驗，并基于生活治理的視角概括提煉中國國家建設的基本邏輯和規律。

二、新中國成立前的“生活國家”構建

（一）傳統中國的“生活國家”構建

傳統國家并非與民眾生活無涉。相反，干預和保障民眾生活是傳統國家政權的重要職責?！叭寮业哪繕耸钦{節人民生活和教化人民的心智?！雹偻鯂螅骸掇D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第139頁。孟子曾經闡述了保障民眾經濟福利與統治合法性之間的關系：“保民而王”；“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儒家“道德經濟”的論斷使得保護和推動人民的生計成為治國的基石。在儒家那里，國家必須行仁政，提供百姓生計所需。只有保證了收成，得到了農民的支持，統治者才享有天命，而忽視百姓生計則會引致起義。②裴宜理：《中國人的“權利”概念——從孟子到毛澤東延至現在（上）》，《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2期?？梢?，干預和保障民眾生活，是傳統中國的責任，也是統治者獲取和增強合法性的途徑。馬克斯·韋伯甚至將傳統中國視為“福利國家”。③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徐建青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序第6頁。具體而言，傳統中國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干預和保障民眾生活。

其一，思想教化。至漢代，儒家思想在國家治理中取得主導地位。儒家倡導德治、仁政，教化治國。北宋理學家張載在重建宗族過程中，尤為重視倡導儒家親親孝道的倫理觀念。他主張“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經學理窟·宗法》），提倡制定族會制度，以揚善、罰惡，引領族人道德向上。此后，朱熹大力倡導“家禮”，其目標在于重新實現“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進而有助于國家“崇化導民”（《朱子家禮》）。④參見曹錦清：《歷史視角下的新農村建設——重溫宋以來的鄉村組織重建》，《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10期；李治安：《宋明理學家對鄉里社會新秩序的構思與探索》，《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宋明時期創立和流行的各種鄉規民約，如《呂氏鄉約》《南贛鄉約》等，對于民眾的思想教化具有重要作用。鄉約以民間群體約定的方式規范“同約之人”，尤其突出鄉民的自我教育、自我勸誡和自我約束，利用鄉里公眾輿論評價的力量，實施道德倫理教化，并將修身、齊家等儒家學說滲透融會其中。⑤李治安：《宋明理學家對鄉里社會新秩序的構思與探索》，《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此后，清代統治者將“鄉約”作為一種宣揚官方見解的大眾宣講機構，由生員在“鄉約”中講解皇帝的圣諭訓示。⑥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第118頁。統治者通過思想教化，使傳統規范、倫理道德在鄉村社會秩序維系中發揮重要作用，形成所謂禮治秩序。⑦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8頁。也因此，傳統鄉村成為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⑧《梁漱溟全集》第5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5頁。

其二，生活保障。中國國家具有重視保障民眾物質生活的傳統。如研究者所揭示，傳統中國在自然災害期間為維持人民生產和生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在19世紀面臨內亂外侮、國家財政力量薄弱的情況下，官方的活動、鼓勵和監控仍然在鄉村賑災事務中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⑨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前言第1—5頁。每當重大災情發生后，官府必須承擔起勘災、查賑、賑濟等職能，建立粥廠、賑濟中心和地方倉儲，調控物資價格，以保障民眾生活安定。⑩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第79—248頁。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安定，國家采取諸多政策加強向民眾供給生活物資。清朝還創建了一個復雜的糧食供給系統，以常規的和非常規的手段干預食物供給狀況，建立與維持一個儲糧數百萬噸的倉儲系統。?? 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第99—100頁。? 曹錦清：《歷史視角下的新農村建設——重溫宋以來的鄉村組織重建》，《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10期。? 李治安：《宋明理學家對鄉里社會新秩序的構思與探索》，《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其三，組織建設。國家對鄉村生活的干預需要以相應的組織為依托。編戶齊民、保甲制度等行政組織既是傳統國家征收賦稅的依托，又是其干預鄉村生活、穩定鄉村社會秩序的組織載體。此外，傳統國家還重視引導鄉村社會自治組織建設。張載首次提出了重建宗法組織的主張。他倡導修建族譜和祠堂，建立宗族集體財產，增強宗族權威和文化認同。?? 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第99—100頁。? 曹錦清：《歷史視角下的新農村建設——重溫宋以來的鄉村組織重建》，《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10期。? 李治安：《宋明理學家對鄉里社會新秩序的構思與探索》，《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他還強調宗族與倫理、保家與保國的相互關系，立足當時的新形勢對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論進行了推演和發揮。?? 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第99—100頁。? 曹錦清：《歷史視角下的新農村建設——重溫宋以來的鄉村組織重建》，《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10期。? 李治安：《宋明理學家對鄉里社會新秩序的構思與探索》，《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此后，程頤、朱熹在張載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和實踐了宗族建設的方式和路徑。?? 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第99—100頁。? 曹錦清：《歷史視角下的新農村建設——重溫宋以來的鄉村組織重建》，《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10期。? 李治安：《宋明理學家對鄉里社會新秩序的構思與探索》，《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可見，盡管傳統國家的能力有限，但它也在不斷試圖干預和保障民眾生活。尤其在宋明時期，國家對鄉村社會生活的干預達到一個高峰。當然，傳統中國干預和保障鄉村社會生活，主要目的是維護統治穩定秩序。傳統中國對鄉村社會生活的干預主要側重德治、教化層面，國家滲透能力有限，組織建設不夠健全，缺乏全局性的統籌謀劃，更多地依靠地方官府的自主探索和實踐。

（二）民國時期的“生活國家”構建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重要內容，也是其國家建設藍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孫中山認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雹佟秾O中山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32頁。民國時期，除了梁漱溟、晏陽初等知識精英倡導實施的鄉村建設運動外，國民政府在20世紀30年代推行了“新生活運動”。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闡述了國民政府發起新生活運動的邏輯：首要目標是建設國家復興民族，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②此前，孫中山就曾提出要復興中華民族，恢復優秀傳統道德和知識。參見《孫中山選集》（下），第638—718頁。而要提高一般國民的知識道德，又必須從一般國民的基本生活，即所謂“衣食住行”入手。③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新生活運動促進團編，1934年8月，第6—7頁。如此，他為“新生活運動”提供了合法性依據?！靶律钸\動”是中國傳統思想與西方現代文明的混合體。一方面，強調恢復傳統文化內核、道德規范，比如禮義廉恥、孝道、忠義、信用等，④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綱要》，田曉青主編：《民國思潮讀本》第3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613頁。體現出明顯的儒家傳統規范；另一方面，也吸納了一些西方現代文明、社會道德規范內容。⑤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第4—8頁。國民政府要求推進民眾生活的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⑥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綱要》，田曉青主編：《民國思潮讀本》第3卷，第620頁。蔣介石夫婦還呼吁、支持基督教援手“新生活運動”。⑦楊衛華：《新生活運動與民國基督徒的新國家想象》，《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趙曉陽：《宗教和政治的疊合互利：基督教與新生活運動》，《史林》2021年第2期。所有這些都表明“新生活運動”受到現代西方思想、理念的深刻影響。

1.“新生活運動”的主要目的。國民政府推行“新生活運動”，主要是服務于政治目的，⑧當然，并不是說在其他時期國家改造鄉村生活就沒有政治目的，而是強調民國時期國民政府改造鄉村生活的政治目的要強于其他時期。是要創造國家、復興民族。⑨汪毅夫：《1934—1937：福建的新生活運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2期?！靶律钸\動”將個人生活與國家更緊密地關聯起來，大幅度提高了私人生活的政治化程度。⑩皇甫秋實：《新生活運動的“變奏”：浙江省禁吸卷煙運動研究（1934—1935）》，《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國民政府試圖通過“新生活運動”對農村生活作全面而深入的改造，塑造新國民，培養民眾的國家認同。?? 劉文楠：《借迷信行教化：西山萬壽宮朝香與新生活運動》，《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 楊衛華：《新生活運動與民國基督徒的新國家想象》，《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綱要》，田曉青主編：《民國思潮讀本》第3卷，第616—620頁。? 皇甫秋實：《新生活運動的“變奏”：浙江省禁吸卷煙運動研究（1934—1935）》，《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劉一博：《20世紀20—40年代國共兩黨對贛南地區的社會改造——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生活運動”與“贛南新政”的比較研究》，《贛南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如有研究者所言：“新生活運動把國家問題化約為個人和道德問題，通過規訓民眾、制造新國民的方式來建構一個現代國家?！?? 劉文楠：《借迷信行教化：西山萬壽宮朝香與新生活運動》，《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 楊衛華：《新生活運動與民國基督徒的新國家想象》，《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綱要》，田曉青主編：《民國思潮讀本》第3卷，第616—620頁。? 皇甫秋實：《新生活運動的“變奏”：浙江省禁吸卷煙運動研究（1934—1935）》，《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劉一博：《20世紀20—40年代國共兩黨對贛南地區的社會改造——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生活運動”與“贛南新政”的比較研究》，《贛南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梢?，國民政府是將“新生活運動”放在現代文明國家建設的框架下去構想和實施的。通過“新生活運動”加強國家建設，重新建立起國民黨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的權威和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實現國家集權，增強政權合法性。

2.“新生活運動”的主要內容。一是推動現代教育進入鄉村社會，開展公民訓練。在鄉村普及民眾和兒童教育，加強國民識字教育。國民政府還在鄉村普設保學，替代農村傳統的私塾教育；?? 劉文楠：《借迷信行教化：西山萬壽宮朝香與新生活運動》，《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 楊衛華：《新生活運動與民國基督徒的新國家想象》，《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綱要》，田曉青主編：《民國思潮讀本》第3卷，第616—620頁。? 皇甫秋實：《新生活運動的“變奏”：浙江省禁吸卷煙運動研究（1934—1935）》，《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劉一博：《20世紀20—40年代國共兩黨對贛南地區的社會改造——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生活運動”與“贛南新政”的比較研究》，《贛南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二是推行移風易俗。從衣著打扮、坐立姿勢、垃圾傾倒、“蔬米布帛”、“家常便飯”等日常生活領域著手，倡導“規矩”“清潔”，規范公共秩序，實現“三化”。?? 劉文楠：《借迷信行教化：西山萬壽宮朝香與新生活運動》，《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 楊衛華：《新生活運動與民國基督徒的新國家想象》，《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綱要》，田曉青主編：《民國思潮讀本》第3卷，第616—620頁。? 皇甫秋實：《新生活運動的“變奏”：浙江省禁吸卷煙運動研究（1934—1935）》，《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劉一博：《20世紀20—40年代國共兩黨對贛南地區的社會改造——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生活運動”與“贛南新政”的比較研究》，《贛南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弘揚“忠孝信義”“禮義廉恥”等傳統道德規范。宣揚科學，規范民間宗教信仰，反對封建“迷信”行為。此外，一些地方實施了禁吸卷煙、禁止賭博等政策。?? 劉文楠：《借迷信行教化：西山萬壽宮朝香與新生活運動》，《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 楊衛華：《新生活運動與民國基督徒的新國家想象》，《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綱要》，田曉青主編：《民國思潮讀本》第3卷，第616—620頁。? 皇甫秋實：《新生活運動的“變奏”：浙江省禁吸卷煙運動研究（1934—1935）》，《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劉一博：《20世紀20—40年代國共兩黨對贛南地區的社會改造——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生活運動”與“贛南新政”的比較研究》，《贛南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通過上述舉措，國民政府試圖規訓國民、塑造現代的“文明人”，推進農村現代化。

3.“新生活運動”的推行方式。①已有學者對新生活運動的發起準備、推行過程、推行人員、推行效果等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分析，參見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靶律钸\動”是一場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導的政治運動。在“新生活運動”過程中，國民政府在官僚體制內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動員，而非直接動員民眾。②劉文楠：《借迷信行教化：西山萬壽宮朝香與新生活運動》，《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國民政府建立了比傳統國家更為強大、健全的行政組織體系——全國性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通過宣傳、教導、督促、檢閱與獎懲等方式推行“新生活運動”。③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第100—115頁。在鄉村社會，國民政府主要依靠基層政權組織，比如縣、區（區公所）、保甲組織來推行各項政策。國民政府在“新生活運動”中還借助于強制力量：它運用暴力機器介入鄉村生活改造，包括憲兵團、公安局警察等，建立了憲警聯席制度，推進民眾生活軍事化。④劉文楠：《規訓日常生活：新生活運動與現代國家的治理》，《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靶律钸\動”也表現出對社會精英的倚重。蔣介石多次講到，“新生活運動”的成功推行，有賴于各種領袖和知識分子率先垂范、擔負責任。⑤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新生活運動促進團編，1934年8月。

與傳統中國的鄉村生活治理相比，“新生活運動”呈現出更為明顯的政治化、運動化、現代化等特征。國民政府已經有意識地把生活治理置于現代國家構建的框架下展開，將干預和改造民眾生活作為構建現代文明國家的重要前提。國民政府展現出比傳統中國更強的動員和滲透能力，“新生活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當然，由于國民政府的腐敗、央地協調不足、干預方式不當、脫離普通鄉民生活情境及強制權力的過度使用等原因，“新生活運動”最終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生活國家”構建

早在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就高度重視保障和改善民眾生活。在中央蘇區時期，出于革命斗爭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實施了蘇維埃運動，推動文化教育的普及和社會風俗的改良，使工農民眾的階級意識和價值觀發生深刻變化，鍛造了大批具有自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新人，并在文教衛生、移風易俗等方面取得了開創性成就。⑥劉一博：《20世紀20—40年代國共兩黨對贛南地區的社會改造——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生活運動”與“贛南新政”的比較研究》，《贛南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在陜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通過樹立“反面典型”等方式改造“二流子”，教育鄉村民眾。⑦周海燕：《鄉村改造中的游民規訓與社會治理策略考察——以“改造二流子”運動為例》，《江海學刊》2012年第5期；王建華：《鄉村社會改造中“公民塑造”的路徑研究——以陜甘寧邊區發展勞動英雄與改造二流子為考察對象》，《江蘇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革命年代的不少理念和經驗在新中國成立后得以延續。

新中國的“生活國家”構建，既受到傳統“民本”理念的影響，又有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承諾的因素。正如王國斌所指出：“儒家的目標是調節人民生活和教化人民的心智，而1949年以后的共產黨也有相似的目標。盡管這些目標的實質與形式均已改變，但是國家對人民的基本責任，即塑造人民的個性、創立社會的和經濟的保障等，仍舊是中國悠久傳統的一個部分。無論在傳統時代還是當代，人民都有權利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求國家介入……要求國家履行其職責的各種壓力，形成了一種‘協定’?！雹嗤鯂螅骸掇D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第139—140頁。裴宜理、史華茲等人也認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其許多層面的內容均與某些傳統中國的思維、行為習慣一致。比如，毛澤東和孟子都高度重視民眾尤其是農民對于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意義。⑨裴宜理：《中國人的“權利”概念——從孟子到毛澤東延至現在（上）》，《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2期。

建設美好生活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要求?？茽柲卧谘芯拷浀渖鐣髁x體制時，對這一問題有著深刻闡述。他指出，共產黨向人民許諾“明天的生活一定會更好”，“它將扮演起經濟水準已經相當發達階段的福利國家的角色。每個人只需干好自己的那份工作，剩下的事全部都由國家來負責”；“國家有義務為所有人提供基本需要：食品、住房、醫療、教育、休假以及文化產品和服務”。⑩雅諾什·科爾奈：《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張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49—50頁。建設美好生活，尤其是比資本主義國家過上更美好的生活，是社會主義體制優越性、先進性的充分體現，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承諾和歷史使命?！叭说淖杂扇姘l展，既是社會主義國家政黨政治的歷史使命和終極價值，也是其理論自覺的核心價值與關鍵驅動”①王韶興：《社會主義國家政黨政治百年探索》，《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7期。。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要實現全體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關鍵在實現農民的自由全面發展。國家之所以越來越多地介入農民生活領域，從根源上講，是由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及其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所決定的。黨和國家有義務、有責任讓農民過上美好生活，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型政黨”②楊光斌主編：《政治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42頁；唐亞林：《使命型政黨：新型政黨理論分析范式創新與發展之道》，《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4期。的目標所在，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先進性的體現。

（一）計劃經濟時期的“生活國家”構建

1.生活改造的目的。新中國成立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峙，冷戰帷幕逐步拉開。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新中國開展鄉村生活治理的目的，表現出鮮明的反帝斗爭傾向。國家實行全國動員，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新國家，以實現中華民族復興。

2.生活改造的內容。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土地改革的基礎上，開展了對農村社會生活的全方位改造。一是思想改造。破除封建迷信，宣揚無神論。 1950年，國家還頒布了《婚姻法》，變革婚姻生活，推動婦女思想解放。二是移風易俗。打破和顛覆“三綱五?！?、宗法制度等傳統儒家道德倫理，開展全國性的愛國衛生運動，打擊黃賭毒。三是加強規訓乞丐、“二流子”等群體。

3.生活改造的組織方式。一是在鄉村社會建立起密集的“權力組織網絡”。③強世功：《權力的組織網絡與法律的治理化——馬錫五審判方式與中國法律的新傳統》，強世功編：《調解、法制與現代性：中國調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204頁。黨在鄉村社會建立了基層黨組織，派駐工作隊，發揮黨支部、合作社、互助組等在生活改造中的組織和引導作用。二是實行運動式治理。中國共產黨動員民眾的能力和程度遠勝于傳統中國和民國時期。黨和國家在鄉村社會開展大規模群眾動員。通過不斷的群眾動員推動鄉村生活改造深入。三是注重發揮農民群眾的主體性、創造性，弘揚農民的主人翁意識，讓農民真正實現當家作主。通過深入走群眾路線，發掘群眾中的積極分子，讓先進帶動后進，共同進步。在改造過程中，發揚基層民主，讓農民充分討論、表達，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增強自治能力。④仝志輝：《20世紀50年代鄉村改造：沒有“鄉建派”的鄉村建設》，《開放時代》2018年第3期。

4.生活改造的程度。新中國的鄉村生活改造范圍和程度均遠勝之前，可謂一場生活革命。革命、斗爭的思維慣性滲透于鄉村生活改造過程中。黨和國家在鄉村社會開展階級斗爭，推行“訴苦”運動，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用階級關系沖破血緣關系的束縛，把農民從家族中解放出來，建立和強化個體與國家之間關聯。以革命方式變革鄉村社會的權力關系，⑤狄金華：《革舊俗造新民：鄒平鄉村建設中“改造私人生活”實踐的再思考》，《學?！?019年第2期。重塑社會結構，以實現對鄉村社會生活的全面、徹底改造，而非改良。⑥楊瑞：《近代中國鄉村改造之社會轉向》，《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通過鄉村社會生活的改造，國家能力空前增強。

新中國的鄉村生活改造與民國時期的“新生活運動”相比，在目標、策略及對傳統生活陋俗的態度等方面有一些共同之處，⑦比如，二者都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試圖建設新國家、振興中華民族，指向了現代國家建設，推動國家權力下沉，培育公民的國家認同，增強政權合法性；都強化政治動員，增強了國家能力，尤其是國家對社會的整合能力；“陳舊—時新”“落后—先進”的兩極思維邏輯都貫穿在兩個階段的生活治理中，強調對傳統生活陋俗的改造，追求現代化，等等。但在宗旨、能力、內容、路徑、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甚至本質差別。最重要的是，國民政府的“新生活運動”最終不了了之，而新中國的鄉村生活改造取得了巨大成效。當然，計劃經濟時期的鄉村生活改造也存在一些過激之處，招致不少阻力，進而影響到改造的成效。一些研究揭示出，部分地區的農民曾經在一些領域對國家的生活改造政策進行抵制，國家不得不改變之前的強勢改造方式，轉而利用鄉村傳統倫理道德來實現改造之目的。⑧張婷婷：《新國家與舊家庭：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家庭的改造》，《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二）改革開放以來的“生活國家”構建

改革開放后，國家改變之前全面滲透私人生活的方式，逐漸放松對私人生活領域的干預。國家陸續實施了計劃生育、普九教育、扶貧開發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政策，繼續履行著干預和保障農民生活的責任。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而早在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就鮮明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雹倭暯剑骸读暯秸勚螄碚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頁。當前，農村作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點，農民作為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者，是黨和國家必須著重關注之處。如何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是黨和國家的職責使命所在。跟以前各個時期相比，新時代國家介入農民生活的最主要條件在于國家能力的大幅度增強。國家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財政資源，有能力、有條件來反哺農村。

近年來，國家在接續之前扶貧開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戰略的基礎上，持續實施了一系列旨在改善農民生活的新戰略、新舉措。 2013年以來，精準扶貧、脫貧攻堅的工作步伐進一步提速。2017年，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移風易俗、美麗鄉村建設、農村環境集中整治，以及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等工作正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開展。國家憑借其空前強大的能力介入鄉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物質生活方面，包括村村通、戶戶通、煤改氣、廁所革命等。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包括移風易俗、電影下鄉等。在私人生活方面，包括提倡喜事簡辦、規制彩禮數目、殯葬改革等。在公共生活方面，包括興修鄉村圖書室、修建活動廣場、開展農村環境整治等。這一階段國家改造鄉村社會生活取得新的巨大成效，積累了重要經驗。跟計劃經濟時期相比，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生活治理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適度政治化?，F代國家對鄉村社會生活進行改造，就是在個體生活與國家政治之間建立關聯。私人生活改造的政治化趨勢不可避免。然而，計劃經濟時期，私人生活的過度政治化也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沖擊了一些有益的傳統道德倫理規范，切割了鄉村社會家庭關系。改革開放后，國家漸漸改變了之前將鄉村私人生活領域過度政治化的做法，重新恢復和保障私人生活，給予人們更為充分的私密空間。國家不再通過革命、斗爭的方式來改造鄉村社會生活，而主要采用思想教化、制度規范和利益引導等方式。

其次，常規化。計劃經濟時期，高頻度、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盡管使得鄉村生活改造在短時期內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尤其對鄉村社會、家庭、倫理關系帶來巨大沖擊。改革開放后，在農村計劃生育等領域，雖然仍可見運動式治理的痕跡，但國家更加倚重政府常規治理方式，引導農民轉變觀念和行為方式，運動式治理也主要局限于科層體制內的動員。

再次，法治化。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鄉村社會生活的改造具有較強的政治強制色彩。改革開放以來，依法治國建設不斷推進，尤其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我國法治建設邁向新征程。在鄉村生活治理中，國家也越來越重視法治建設。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該法就保障和改善農民生活作出了諸多重要規定，包括“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豐富農民文化體育生活，倡導科學健康的生產生活方式，發揮村規民約積極作用，普及科學知識，推進移風易俗，破除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等陳規陋習，提倡孝老愛親、勤儉節約、誠實守信，促進男女平等，創建文明村鎮、文明家庭，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建設文明鄉村”等。 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該法第一條規定：“為了發揚中華民族重視家庭教育的優良傳統，引導全社會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增進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制定本法?！彪m然該法并不是專門針對農民家庭教育的，但它同樣適用于農民家庭教育領域。該法再一次表明國家越來越重視通過法治方式來干預和保障民眾生活。

最后，再傳統化。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在鄉村社會改造中大力推動“破四舊”，破除“三綱五?！?、宗法制度，這有助于樹立社會主義新風尚，但同時造成了對優秀傳統文化的過度沖擊。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更為注重恢復、尊重鄉村生活傳統。傳統文化漸呈復興之勢。特別是在《鄉村振興促進法》中，明確規定要提倡“孝老愛親、勤儉節約、誠實守信”等傳統道德規范?？傊?，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在鄉村生活治理中更加務實、理性、成熟，越來越注重通過制度的、法治的、常規的方式來滲透和引導鄉村生活，并根據鄉村社會的反饋來適時調整、修正政策。

縱觀傳統中國、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的國家生活治理演進歷程可知，“生活國家”構建的過程，也是國家成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建設逐步健全，國家能力逐漸增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改造鄉村生活的能力最強，取得的成效最顯著。不同時期“生活國家”構建的內容、路徑和機制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很大差異（見表1）。

表1 不同時期“生活國家”構建比較

四、新中國“生活國家”構建的基本經驗

新中國在鄉村生活治理中構建了一種系統治理模式。這一模式的基本經驗涵蓋兩大方面：一是普遍經驗，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頂層設計與群眾動員相結合、政策一統性與調適性相結合、整體推進與局部突破相結合；二是獨特經驗，包括將生活改造與社會結構重塑（革命）相結合、生活改善與生活規訓（改造）相結合、兜底保障與增權賦能相結合、思想精神改造與物質生活改造相結合，實現對鄉村生活的系統性治理。

（一）生活治理的普遍經驗

在新中國的生活治理過程中，黨和國家積累了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經驗，這些經驗不僅適用于生活治理領域，而且適用于國家治理的其他領域，具有普遍性。

1.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政黨是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組織形式，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皻v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民族復興必然是空想?！雹倭暯剑骸稕Q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第16頁。在新中國的鄉村生活治理中，中國共產黨作為堅強的領導核心，引領鄉村生活治理的政治方向，作出保障和改善鄉村社會生活的重大戰略決策，為鄉村生活治理提供強大的政治保障。中國共產黨的強大政治領導力，有利于匯聚各方資源力量，是我國鄉村生活治理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保證。反觀西方，多黨制度常常帶來決策效率低下。在民國時期，國民黨也曾經推動實施“新生活運動”，但是由于政黨的腐敗無能、力量渙散等原因，無法擔負起改造農民生活的重任。

2.堅持頂層設計與群眾動員相結合?，F代國家機器的基本特征就是標準化、清晰化、簡單化。②詹姆斯·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王曉毅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導言第3頁。長期以來，黨和國家都高度重視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這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體現。①項目制作為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是國家財政體制理性化的表征，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體現。各種項目資金也是根據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來安排、分配的。所以，項目制也體現了國家的規劃能力。參見渠敬東：《項目制：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2010年，中共中央在《關于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提出，“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在脫貧攻堅等領域，頂層設計發揮著總攬全局的核心作用。②王中原：《精準識別的頂層設計與調適性執行——貧困識別的中國經驗》，《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生活治理作為一項由國家主導的大規模社會改造工程，離不開周密、清晰的頂層設計。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全國性的鄉村生活治理行動都是在中央統籌謀劃基礎上推動實施的。 2017年，黨的十九大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了總體部署，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③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第32頁。此后，2018年和202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專門就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出了總體意見。 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就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標準、主要內容、戰略目標、時間安排等方面作出了總體規劃，為各級各部門提供了基本遵循。近年來鄉村振興能夠取得重要成效，離不開國家頂層設計的重要作用，它展現了黨和國家的強大規劃能力。在頂層設計的同時，黨和國家也實施了強有力的組織動員。新中國強大的動員能力是鄉村生活治理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礎。傳統時期和民國時期，國家滲透和改造鄉村生活的舉措都因動員能力不足而收效甚微。新中國則憑借強有力的組織動員滲透和改造了鄉村農民生活：一是在科層體制內展開動員，為各級黨員干部提供強大政治、經濟和精神激勵，使其投入于鄉村生活治理中。二是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組織建設關乎政黨的組織力問題，④田先紅：《政黨如何引領社會？——后單位時代的基層黨組織與社會之間關系分析》，《開放時代》2020年第2期。健全的組織網絡使中國共產黨擁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三是開展大規模的群眾動員。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發揮農民的主體性，增強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四是強化資源動員。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組織動員人力、物力、財政資源。尤其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國家財政能力大幅度增強，為此后的鄉村生活治理提供了更為強大的物質保障。

3.堅持政策一統性與調適性相結合。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必須保持強大的中央權威和基本政策的一統性，確保黨和國家的意志得到順利貫徹。新中國的歷史表明，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形勢適時做出調整，是政治體制保持強大韌性的重要條件。在鄉村生活治理中，黨和國家也遵循了這一原則，即根據鄉村實際不斷調整有關政策。比如，在計劃經濟時期，曾出現一些針對農民生活傳統的激進改造措施。改革開放后，尤其是近年來，國家越來越強調尊重和弘揚農民生活傳統，將鄉村生活治理與地方性知識結合起來。又如，在計劃經濟時期，大規模、頻繁的農村社會動員帶來一些負面影響。改革開放后，大規模群眾運動式治理漸漸淡出，轉而倚重常規治理。根據政策輸出的反饋效果，適時調整政策，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也增強了政策的適應性，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強大調適能力。

4.堅持整體推進與局部突破相結合。生活治理是一項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需要協同聯動、整體推進、營造氛圍，形成強大的政治動能。在具體的治理路徑上，中國共產黨主張循序漸進、逐步突破。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國家通過土地改革將農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分配給了農民，重構了農村的利益分配秩序，為后續的鄉村生活改造贏得了民心、奠定了基礎。在推動家庭領域革命時，將“三綱五?！钡饶承﹤鹘y道德作為批判對象，大力宣揚社會主義新型意識形態，從思想觀念上改造農民，進而將個人從家庭中解放出來，投入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

（二）生活治理的獨特經驗

除了上述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外，新中國在生活治理領域還積累了一些獨特經驗。

1.堅持生活改造與社會結構重塑（革命）相結合。中國共產黨對農民生活持系統論和整體主義的視野，將農民生活視為一個系統。在這一認識論下，農村的經濟與生活、社會結構與生活、農民的思想觀念與生活行為之間等都是相互關聯的。農民生活的系統性決定了生活治理方式和手段的綜合性。新中國的鄉村生活治理，不局限于在農民生活領域發力，而是通過社會關系的變革、利益分配秩序的調整等，為鄉村生活治理奠定新的社會結構基礎。它不是單獨開展某一方面的改造，而注重綜合施策，采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多種方式和手段，使治理效果最大化。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推動農村土地改革，正是從根本上重構了農村利益分配秩序。以此為切口，進一步推動了農民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家庭領域的變革，引發了一場較為徹底的社會革命。簡言之，新中國的鄉村生活治理，既針對生活，又超越生活。反觀傳統時期和民國時期，國家未能從根本上重塑鄉村社會結構、重構鄉村利益分配秩序，致使生活治理政策未能得到農民認同和擁護，治理效果不彰。

2.堅持兜底保障與增權賦能相結合。新中國的系統化生活治理模式注重發揮農民的主體性，增強農民自身發展能力，提升鄉村社會的造血能力，而不是簡單地提供“兜底式”生活福利，更不是“養懶漢”。這在脫貧攻堅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爸袊墓哺＠且环N發展意義上的分配制度，不是簡單的社會救濟，而是通過產業扶貧，讓貧困人口形成致富的能力，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雹僦x岳：《中國貧困治理的政治邏輯——兼論對西方福利國家理論的超越》，《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

3.堅持生活改善與生活規訓（改造）相結合。與西方福利國家注重生活福利保障不同，新中國的鄉村生活治理，不是僅僅為農民提供生活保障，而強調對農民生活觀念、行為、空間等的規訓和改造，引導農民生活積極向上，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無論是之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求“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還是當下鄉村振興戰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目傄?，都表明國家實施鄉村生活治理的目標并不局限在物質生活保障層面，而是要從整體上對農村和農民進行改造。

4.堅持思想精神改造與物質生活改造相結合。在保障和改善農民物質生活的同時，新中國也高度重視農民的精神生活改造?！耙獙σ粋€社會進行改造和重建，就必須對人的思想進行改造和重建?！雹谥x迪斌：《論新中國成立初期鄉村社會改造的經驗》，《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3期。注重思想改造是中國共產黨的獨特經驗。在歷史上，統治者也嘗試對農民進行思想教化，但因能力不足和方式不當，教化效果不彰。新中國初期則通過宣傳、訴苦等方式，啟發農民特別是廣大貧苦農民的思想覺悟，培養其階級意識，使農民產生新舊社會的強烈對比，對舊社會的痛恨與厭惡，從而激發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積極性和動力。③謝迪斌：《論新中國成立初期鄉村社會改造的經驗》，《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3期。改革開放后，國家依然高度重視鄉村精神文明建設。無論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還是鄉村振興戰略中都包含了“鄉風文明”的內容。

總之，新中國構建的系統化生活治理模式，從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福利國家模式。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將頂層設計與群眾動員相結合、政策一統性與調適性相結合、整體推進與局部突破相結合、生活改造與社會結構重塑相結合等等，是新中國的鄉村生活治理取得巨大成效的寶貴經驗。這一治理模式的基本經驗機制如圖1所示。

圖1 新中國生活治理的基本經驗機制

新中國鄉村生活治理的寶貴經驗，對于當下的鄉村生活治理具有重要啟發意義。當前，國家正投入大量的資源開展鄉村生活治理，并取得了重要成效，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開展鄉村生活治理的政策、標準割裂了農民生活，與農民生活系統產生張力；高標準、高要求的生活治理政策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成本；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政績爭相提高建設標準，打造各種示范點。在村莊本身缺乏造血功能的情況下，這一扶植型的、高標準的、不穩定的生活秩序只能依賴持續的資源輸入、強大的行政壓力來維持。政府對農民的生活治理政策、要求懸浮于農民的生活體系之上。因此，當前國家開展鄉村生活治理時，需要汲取新中國歷史上改造鄉村社會生活的經驗教訓，充分考慮鄉村社會基礎條件。鄉村生活治理的政策應該與農民既有的生活系統相對接，要在新生活的成本與農民承受能力之間進行權衡，要激發農民的主體性，形成鄉村生活治理的內生動力。

五、結論與討論

前文已對中國“生活國家”構建的歷史進程進行了梳理，并總結了新中國開展鄉村生活治理的基本經驗。下文將進一步闡述本文的基本結論以及可能的貢獻。

（一）基本結論

第一，生活治理是國家政權建設的重要內容。生活治理是國家權力加強對鄉村社會滲透的表征，是鄉村社會“國家化”①徐勇：《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第345頁。的過程，構成了現代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生活治理為基本內容的政權建設，并不是國家在基層新設官僚機構，不是組織、制度的下沉，而側重于現代生活理念的滲透和生活規則的建設。國家希望以其認可的生活方式和規則替代農民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規則。國家權力的介入，試圖打破農民生活的自發秩序，形成建構性秩序。

第二，“生活國家”的構建貫穿于中國國家建設進程中。干預和保障民眾生活，是國家的道義責任。干預私人生活，不僅僅是新中國的偏好，而且是傳統中國和民國時期的偏好。國家對民眾生活的關注和責任是一以貫之的。國家干預社會生活，并非中國國家獨有，但國家對于干預和保障民眾生活展現出如此濃厚的興趣和強烈的偏好，則可能是極為獨特的。②一項關于東亞民主的調查研究顯示，亞洲人理解的政府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解決人民的民生問題，持這一看法的亞洲人比例達到54.7%，而中國的比例更是高達67.1%，遠高于將選舉、批評的自由等作為民主的屬性。這項研究結果表明，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對于國家干預和保障民眾生活的責任有著比其他國家或社會更高的期待。參見鄢一龍：《新時代與民生國家建設》，《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懊裆笔侵袊赜械囊彩亲罹咧袊厣母＠拍??！皣悦駷楸?，民以生為先”，“民生為先”構成了歷代中國人治國安邦的思想基礎與基本準則。③高和榮：《民生國家的出場：中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實踐與邏輯》，《江海學刊》2019年第3期。因此，“生活國家”的特性在中國國家建設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中國國家的生活治理固然受到現代性的影響，但又有其內在的獨特邏輯和發展脈絡。

第三，“生活國家”的構建，代表了一種國家建設的獨特路徑。西方國家與社會之間界限分明。民眾生活屬于私人領域，不容國家干預。如梁漱溟所指出的：“但事情于團體或別人好無妨礙，單是個人自己的事，無論怎樣不道德，國家團體或他人均不能管，因為是個人的自由，別人不得干涉。這是西洋近代的法律思想。法律與道德是完全分開的?！雹堋读菏槿返?卷，第338頁。在西方，伴隨現代國家構建、技術進步，國家也越來越多地滲透進民眾生活，但它并不是國家的一種自覺責任。而且社會始終保持著對國家權力干預私人生活的警惕。在中國，國家不僅保障民眾物質生活，而且滲入私人生活領域。這是國家對社會、民眾的責任。它體現了國家與社會的緊密關系，國家與社會之間不是涇渭分明、相互割裂的，而是互有期待和責任。這在梁漱溟關于團體與自由之間關系的解釋中也得以呈現。在梁漱溟看來，“許你自由，為的是要你向上，發揮你的長處，對社會有貢獻，社會才能進步，你若違背了團體為希望發揮你的長處才許給你自由的意思，而去自由的時候，那么，團體就可以干涉你，不讓你自由。簡言之，你對，就許你自由；否則不能自由”。①《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99頁。團體既可給予個人自由，亦可干涉個人自由，無論如何，團體都是為了促使個人向上和社會進步?！皣宜宰鹬貍€人自由，是要讓個人充分發展自己的才性與可能；如果個人不愛惜自己殘毀自己時，國家就要加以干涉”。②《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42頁。這種關于團體（國家）與個人自由關系的思想為國家干預個人生活提供了觀念基礎。此外，中國非常重視傳統文化、道德規范，尤其是儒家的忠孝禮義廉恥行為準則。德治、教化民眾的色彩尤為突出，且延續至今。在西方，直到現代民族國家構建時期，規訓國民、培育民族國家認同才成為國家的重要責任。

第四，在“生活國家”構建中，需妥當處理國家與社會關系。國家滲透民眾社會生活的過程，也是國家處理其與社會之間關系的過程，國家通過生活治理來整合和控制社會。國家主導鄉村生活治理，體現了國家在鄉村社會的權力擴張及“劃界能力”（boundary-drawing capacity of the state）。③Patricia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 2007, p.4.傳統中國滲透、改造社會的能力有限，難以鍛造符合統治需求的民眾，因而難以實現國家構建的目標。民國時期，國民政府推行了聲勢浩大的新生活運動，但由于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鄉村社會結構，導致生活治理成效有限，國家構建同樣遭遇瓶頸。新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能力空前強大，生活改造取得巨大成效，但由于未能充分考慮悠久且強大的鄉村生活傳統，使得國家改造遭遇部分阻力，并醞釀著鄉村生活治理轉型。當前，一些地方政府推行城市的、現代的、標準化的生活理念，難以與農民生活系統相對接。國家理念和知識的滲透，帶來與鄉村地方性知識之間的碰撞和沖突，形成知識懸?、茼n玉祥：《鄉村振興戰略下農村基層治理新困境及其突圍——以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為例》，《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的困境。在鄉村生活治理中，需要合理確定國家與社會的邊界，防止陷入福利國家陷阱。這也說明，國家建設需要充分考慮社會基礎因素。社會構造國家，促進國家成長，國家只有不斷地在應對和反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才能夠最終成就國家自己。⑤劉金海：《國家成長的要素、機制與格局——基于政治生態學角度的國家成長理論》，《學術月刊》2020年第9期。若忽略社會基礎條件，國家建設將會遭遇阻力甚至失敗。

（二）可能的貢獻

第一，拓展了生活治理的研究視野。雖然已有某些研究涉及生活改造與國家建設之間關系，但它們多局限于某一時段、某一領域的研究（如民國時期“新生活運動”、陜甘寧邊區的生活改造等）。相關研究多分布于歷史學界，側重對歷史資料的解讀，在理論建構上存有缺憾。本文從國家建設的角度，將鄉村生活治理置于中國國家形成和現代國家構建的大視野中去理解，有助于進一步認識中國國家特性和國家建設規律，建構一種相對收斂的、整體性的理論解釋。

第二，豐富了國家理論概念體系。本文建構了“生活國家”概念。一方面，“生活國家”是現代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內容，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都出現了國家對民眾生活的滲透現象；另一方面，“生活國家”呈現了中國在對待民眾生活的態度和責任方面的獨特性，展現了一種獨特的國家類型。

在國家理論譜系中，“民族國家”已成為一個通用概念。⑥除民族國家外，還有民主國家、文明國家等概念，但這些概念難以與“生活國家”相關聯，因此，本文不再一一討論。民族國家“是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制政府的、具有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以及同質的國民文化的、由本國的統治階級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體國民的主權國家”。⑦寧騷：《論民族國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6期。它是“存在于由民族－國家所組成的聯合體之中，它是統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對業已劃定邊界（國界）的領土實施行政壟斷，它的統治靠法律以及對內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維護”。⑧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第147頁。民族國家具有主權性、民族性和人民性等基本屬性。⑨周平：《現代國家基礎性的社會政治機制——基于國族的分析視角》，《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F代民族國家的構建，既是國家權力集中、官僚化和滲透性增強的過程，又是公民對民族國家的認可、參與、承擔義務及忠誠。①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第1頁。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也出現了國家強化對民眾生活干預的現象?？梢?，民族國家與“生活國家”具有聯系。

“生活國家”與“民族國家”相比具有以下不同：首先，民族國家是一個實體化的國家概念，包括領土、主權、國民等要素，而“生活國家”強調國家的理念、規則層面；其次，民族國家是一種現代性的產物，是伴隨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和現代軍事斗爭而產生的，而“生活國家”則是一種更為久遠的現象；再次，民族國家包含了領土、暴力和國民認同等方面，其內容更為廣泛，而“生活國家”側重指國家對民眾生活的滲透和干預。

與“生活國家”比較接近的概念主要有民生國家和福利國家。民生國家主要指“以現代大工業和市場經濟為基礎，承擔發展經濟并解決民生公共品和促進民眾福祉為重任的國家”。②葉本乾：《生成與重構：現代國家構建中的農村基層政權》，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205頁。它是“以民生利益需要為本原基礎、以民生利益滿足為動力原因、以民生幸福公平為目的價值、以保障改善民生為重點職能、以民生制度體系為表現形式的民生政治現象和社會國家形態”。③劉俊祥：《民生國家論——中國民生建設的廣義政治分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有關民生國家的研究發軔于新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日益重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時代背景中。民生國家概念側重對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保障民生問題的概括提煉。它將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社會主義的重要內涵，致力于提高人民發展能力，強調個體、家庭、共同體和國家共同參與、共擔責任。④鄢一龍：《新時代與民生國家建設》，《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福利國家是指“通過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方式保障本國公民的基本生活福利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壟斷資本統治的國家形態”。⑤王賢斌：《民生國家VS福利國家：中西方的比較與啟示》，《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8年第4期。它向公民提供基本的“托底式”福利計劃，諸如貧困救濟、養老保險、失業保險、住房補助等。⑥謝岳：《中國貧困治理的政治邏輯——兼論對西方福利國家理論的超越》，《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梢?，無論是“民生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側重強調國家向民眾提供的經濟、福利保障層面的內容。二者都不太關注國家對民眾生活的規訓、改造。而“生活國家”則不但指涉了國家保障民眾生活方面的內容，而且強調國家對民眾生活的規訓與改造。

第三，總結了新中國“生活國家”構建的基本經驗。實現全體人民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歷史使命，也是其先進性的體現。⑦王韶興：《社會主義國家政黨政治百年探索》，《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7期。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實現全體人民自由全面發展為己任，并將農村農民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之重點，構建了系統性的鄉村生活治理模式。這一模式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效，最根本的在于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黨始終堅持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通過理性化的頂層設計、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健全的利益分配機制以及充滿韌性的調適能力，不斷推進鄉村生活治理進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效。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在鄉村生活治理中越來越務實、理性，不斷加強法律、制度建設，展現了成熟大國的責任擔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和部署了鄉村振興戰略，國家對鄉村生活的治理邁向了新階段，取得了新成效。黨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⑧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31頁。必將為我國農民生活改善和農村社會發展注入新的強大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