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價值鏈嵌入對我國產業就業匹配的影響

朱金生,張馨予,何 雄,董天琪

(1.武漢理工大學 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2.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為應對國內外復雜的經濟新形勢,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雙循環本質是資源和財富在不同經濟主體間基于價值增值的循環流動過程,而這種價值增值同時存在于國內價值鏈(NVC)和全球價值鏈(GVC)中。國內價值鏈的發展、全球價值鏈的嵌入以及二者的互動與銜接,將推動產業結構轉換和升級,就業結構也會發生相應的動態變化。如果二者同步調整、協調發展,就可以推動產業升級、就業增長,進而提高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但是,如果勞動力素質跟不上產業升級,就業結構的變動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變動,導致二者不匹配,必然會阻礙產業的進一步優化,使得內外價值鏈嵌入受阻,從而對雙循環產生制約,不利于經濟持續穩步增長?？梢?產業與就業的協調發展是保證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的“車之雙輪”,如何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通過優化雙鏈嵌入,在促進產業升級的同時保證勞動力就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1 文獻綜述

1.1 雙鏈嵌入對產業升級的影響

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升級具有積極作用,全球價值鏈嵌入可以產生學習和技術效應、增強價值鏈關聯度、促進技術創新、提升運營效率,從而促進產業升級[1]。同時,發達國家為鞏固其在價值鏈上的領導地位會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打壓[2],因此發展中國家要跳出既有技術軌道,進行技術創新與升級[3]。為探尋我國產業升級的新路徑,有學者進一步研討了國內價值鏈的構建與發展,認為應該充分挖掘各區域要素稟賦優勢和國內需求來推動產業的發展與升級[4]。在雙循環背景下,不僅要利用全球價值鏈升級直接促進產業升級,還應整合國內價值鏈促使產業升級產生溢出效應[5]。

1.2 全球價值鏈嵌入對就業的影響

目前,關于全球價值鏈嵌入對就業的影響主要有3種觀點:①全球價值鏈嵌入不僅對就業數量有顯著促進作用,還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就業結構[6];②嵌入全球價值鏈不僅有可能形成“低端鎖定”“技術鎖定”,還可能產生就業“擠出效應”,從而對我國就業產生不利影響[7-8];③全球價值鏈對就業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影響,且對不同行業、不同技能就業的影響存在差異[9]。

1.3 產業升級與就業的關系

對產業升級與就業關系的研究主要從以下3個層面展開:①產業升級對就業的影響。很多學者認為,產業升級和就業擴張存在對立統一關系。短期技術進步使得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產生就業損害效應;長期技術進步引起勞動生產率提升,產生就業創造效應[10]。②就業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一種觀點認為,隨就業結構的優化,就業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導致其消費水平提高,從而使得一國產業結構優化[11];另一種觀點是,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錯配的問題會阻礙產業結構升級[12]。③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匹配的影響因素,學者指出技術進步[13]、消費結構[14]、對外開放程度、勞動者素質[15]等會影響產業就業匹配。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分別從不同層面觀察到全球價值鏈、國內價值鏈、產業及就業的相互影響,但缺乏從價值增值的循環流動視角考察背后的深層原因及其作用機理。如何將這四者納入統一框架下,并分析其傳導關系、作用機理和異質性影響需要新的嘗試,這有助于在思想上更全面地把握雙鏈嵌入中產業升級和就業同步增長的“兩難”困局,在理論上更深入地揭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作用機理,在實證上更準確地考察雙鏈嵌入對于我國產業就業匹配的影響方向和程度,在政策上提出更合理、有效的對策建議,從而使我國更好地在雙循環背景下通過雙鏈的互動與銜接促進產業與就業匹配,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2 理論分析框架

2.1 價值鏈嵌入對我國產業就業匹配的影響

價值鏈嵌入會產生水平的貿易規模效應和垂直的貿易技術效應,從而在總量和結構上對產業、就業及二者匹配產生影響。從規模效應來看,嵌入價值鏈會使貿易需求增加,生產者不斷加大投入,產出規模擴大,生產總值和就業數量隨之增加,從而影響產業就業匹配;從技術效應來看,價值鏈嵌入會推動貿易部門內技術進步、部門間技術溢出,對產業、就業及二者匹配產生影響。價值鏈嵌入對我國產業就業匹配的影響主要有3條路徑:①技術進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產生就業創造、破壞和補償效應。當就業創造和補償效應大于破壞效應時,會增加就業,促進產業就業匹配。②技術進步會導致投入結構變動,增加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投入,減少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投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對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匹配產生作用。③技術進步會倒逼勞動者素質結構改善,促進就業結構升級,使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相適應。鑒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1價值鏈嵌入會對我國產業就業匹配產生多方面影響,其綜合影響可能是正向的。

2.2 雙鏈互動對產業就業匹配的影響

國內價值鏈的構建有助于全球價值鏈資源的整合、鏈條的延伸和地位的攀升,從而有利于技術進步效應的傳播與高端人力資本的積累,帶來產業結構升級,加速就業結構變動,促進產業就業匹配。全球價值鏈的嵌入有助于國內價值鏈資源的整合、生產效率的提升,并且全球價值鏈的激烈競爭會倒逼國內價值鏈的構建和發展,帶來貿易規模的擴大與技術效應的強化,進而促進產業與就業匹配。鑒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2全球價值鏈和國內價值鏈在促進產業就業匹配上存在互補關系。

2.3 不同行業價值鏈嵌入對其產業就業匹配的異質性影響

不同行業價值鏈嵌入對其產業就業匹配產生的影響存在差異。資本或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嵌入雙鏈帶來的附加值高,不僅有助于產業規模的擴大,總產值和就業數量隨之增加,從而促進產業就業匹配,還會產生較強的技術效應,促進產業升級,產生較強的就業創造、補償效應。此外,由于這兩個行業主要吸納高技能勞動者,而基數效應對高技能勞動者替代作用較小,就業破壞效應較弱。綜合來看,就業創造和補償效應可以抵消破壞效應減少的崗位,從而促進其產業就業匹配。但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主要承接價值鏈分工的低端環節,技術含量較低,所帶來的附加值也相對較低,不利于產業升級與就業的持續增長,如果不積極創新帶動技術升級,那么勢必會影響產業就業匹配。鑒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3資本或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嵌入價值鏈會促進其產業就業匹配,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嵌入價值鏈會阻礙其產業就業匹配。

2.4 雙鏈不同嵌入方式對產業就業匹配的異質性影響

不同價值鏈嵌入方式承擔了不同生產環節,所獲得的附加值高低不同。嵌入全球價值鏈上游能獲得較高附加值,產生較強的規模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有助于產業就業匹配。嵌入全球價值鏈下游的附加值較低,規模效應較小,且可能導致“低端鎖定”,不利于技術效應的溢出和擴散,因此可能不利于產業就業匹配。但是國內價值鏈是基于國內要素市場的供求關系發育而成,有利于發展符合我國資源條件和比較優勢的“適用的技術”,更有利于產業就業匹配。國內價值鏈的構建與發展有利于擺脫低端鎖定的價值鏈分工地位,為產業升級、就業增長以及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鑒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4對于全球價值鏈而言,上游參與度越高越有利于產業就業匹配,下游參與度越高則越不利于產業就業匹配。對于國內價值鏈而言,不論以何種方式參與均能促進產業就業匹配。

國內價值鏈、全球價值鏈以及雙鏈互動對產業就業匹配影響的理論機制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分析框架

3 指標測度

3.1 區域增加值貿易核算框架的構建

基于LEONTIEF[16]的投入產出理論,參考MENG等[17-18]的投入產出表的嵌入規則,構建G個省份、N個行業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投入產出嵌套表,并以三區域模型為例進行區域增加值貿易的核算:

Esr=AsrXr+Ysr=

(VsBss)T#Ysr+(VFBFs)T#Ysr+(VsBss)T#(AsrXr)+

(VFBFs)T#(AsrXr)=(VsBss)T#Ysr+

(VsLss)T#(AsrBrrYrr)+(VsLss)T#(AsrBrFYFF)+

(VsLss)T#(AsrBrrYrF)+(VsLss)T#(AsrBrFYFr)+

(VsLss)T#(AsrBrrYrs)+(VsLss)T#(AsrBrFYFs)+

(VsLss)T#(AsrBrsYss)+(VsLss)T#[AsrBrs(Ysr+YsF)]+

(VsBss-VsLss)T#(AsrXr)+(VrBrs)T#Ysr+

(VrBrs)T#(AsrLrrYrr)+(VrBrs)T#(AsrLrrEr)+

(VFBFs)T#Ysr+(VFBFs)T#(AsrLrrYrr)+

(VFBFs)T#(AsrLrrEr)

(1)

式中:Esr為區域s流向區域r的總流出;A為投入系數矩陣;X為總產出;Y為中間投入;B為里昂惕夫逆矩陣;V為完全增加值系數;L為國內最終品需求;F為其他國家;#表示相同維度矩陣相同位置對應元素相乘。

參考王直等[19]的研究,區域總流出在區域間貿易中被分解為16部分。第1～5部分為最終被區域r吸收的區域s增加值(DVA),其中第1～2部分為國內貿易中包含的區域s增加值(DVA_NVC),第3～5部分為參與國際貿易包含的區域s增加值(DVA_GVC)。第6～8部分為返回的區域s增加值(RDV),是區域s生產隱含于貿易中的一部分,其中第6、8部分為國內貿易中返回的區域s增加值(RDV_NVC),第7部分為國際貿易中返回的區域s增加值(RDV_GVC)。第11、12、14、15部分為用于生產區域s貿易流出的其他區域增加值(FVA),其中第11～12部分為國內其他區域生產的增加值(FVA_NVC),第14～15部分為其他國家生產的增加值(FVA_GVC)。第9～10部分為區域s中間品流出的價值重復計算。第13部分為其他區域流入后再由s流出或出口的價值重復計算;第16部分為其他國家進口后再由s流出或出口的價值重復計算。

3.2 全球價值鏈和國內價值鏈參與指標的測度

借鑒黎峰[20]的研究,構建區域部門層面的國內價值鏈嵌入度(NVCP)、全球價值鏈嵌入度(GVCP)、國內價值鏈上游嵌入度(nup)、國內價值鏈下游嵌入度(ndown)、全球價值鏈上游嵌入度(gup)、全球價值鏈下游嵌入度指標(gdown)。

(2)

(3)

(4)

(5)

(6)

(7)

式中:EX為部門總流出或總出口;DVA_NVC為國內貿易中包含的增加值;RDV_NVC為國內貿易中返回的增加值;FVA_NVC為國內其他區域生產的增加值;DVA_GVC為國際貿易包含的區域增加值;RDV_GVC為國際貿易中返還的增加值;FVA_GVC為其他國家生產的增加值。

4 研究設計

4.1 計量模型設定

為考察嵌入全球和國內價值鏈對我國產業就業匹配的影響,以及檢驗二者影響產業就業匹配時的交互作用,將基準回歸模型設定為:

(8)

4.2 變量選擇

(1)核心解釋變量為全球價值鏈嵌入度(GVCP)和國內價值鏈嵌入度(NVCP)。

(3)控制變量:①所有制結構(OWN),采用各地區-產業國有控股企業資產占企業資產比例表示,衡量國家對產業的干預程度;②資本深化程度(K),采用各地區-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衡量;③企業規模(SIZE),采用各地區-產業工業企業銷售產值除以各地區-產業工業企業數衡量;④企業績效(PERF),采用各地區-產業企業利潤總額與主營業務收入之比衡量;⑤技術密集度(INTEN),采用各地區-產業企業固定資產凈值比上銷售產值與固定資產凈值之和衡量;⑥技術水平(INDS),采用DEA-Malmquist 指數法,以總產值為產出變量,資本存量和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為投入變量,運用DEAP2.1測算純技術效率。

4.3 數據來源

樣本期選取2007年、2012年和2015年,考察對象為中國25個省13個工業行業,分別是資源采掘業C1、食品煙草制造業C2、紡織服裝業C3、木材及家具制造業C4、造紙印刷及文教制造業C5、化學工業C6、非金屬礦物制品業C7、金屬冶煉制品業C8、機械工業C9、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C10、電子機械及電子通信儀表制造業C11、其他制造業C12、電氣水生產供應業C13。剔除數據缺失的河北、山西、貴州、遼寧、青海、西藏和港澳臺地區,最終樣本為975個。①核心解釋變量數據來源:中國-世界投入產出嵌套表中部分數據來源于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WIOD)提供的2016版世界投入產出表(WIOTs)。另一部分數據來源于 2007年、2012年、2015年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需說明的是,由于世界投入產出表僅更新至2014年,無法與最新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直接匹配,以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為控制數,2015年中國區域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中間品和最終品數據參照WIOD表中國與世界的中間品和最終品比例計算得出,并根據中國統計局 2015 年分省進出口總值來平衡嵌套表。②被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統計年鑒。

5 結果分析

5.1 基準回歸

為驗證假設H1與假設H2,建立截面數據模型進行回歸檢驗,使用多維面板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其中,實驗1僅考慮核心解釋變量GVCP、NVCP和GVCP×NVCP,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價值鏈嵌入對產業就業匹配產生了顯著促進作用,并且參與國內和全球價值鏈在促進產業就業匹配方面呈現互補關系。實驗2加入產業層面的各控制變量,實驗3進一步納入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實驗4加入技術水平變量,結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系數仍顯著為正,說明在控制了眾多因素后,結論依然成立。

表1 國內價值鏈、全球價值鏈與產業就業匹配的回歸結果

5.2 行業異質性分析

將制造業分為勞動密集型(C2、C3、C4、C5)、資本密集型(C6、C7、C8)和技術密集型(C9、C10、C11),探討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業嵌入價值鏈對其產業與就業匹配的異質性影響,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雙鏈嵌入度越高,其產業就業匹配度越高;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雙鏈嵌入度越高,其產業就業匹配度越低。因此,假設H3成立。

表2 異質性分析與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5.3 價值鏈參與方式異質性分析

雙鏈的不同嵌入方式可能對產業與就業匹配產生異質性影響。為檢驗假設H4,將模型設定為:

(9)

價值鏈參與方式異質性分析結果見表2,可知嵌入國內價值鏈上游和下游均會促進我國產業就業匹配。但以不同方式嵌入全球價值鏈對我國產業就業匹配存在一定異質性影響。全球價值鏈上游參與度與我國產業就業匹配程度呈正向變動關系,說明嵌入全球價值鏈上游會促進產業與就業匹配,但全球價值鏈下游參與度越高,匹配度反而下降。

5.4 穩健性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即將產業就業匹配度指標替換為產業就業耦合協調指標:

(10)

(11)

(12)

式中:A為耦合度;T為綜合發展水平;D為耦合協調度。產業就業耦合協調度反映了各產業要素投入與產出的協調程度,耦合協調度越高,表明人員投入與產值產出越協調。

(2)替換解釋變量,即將2007年被解釋變量的數值分別替換為2012年和2015年的平均值。

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2,可以看出替換變量之后,核心結論依然成立,說明結論是穩健的。無論是嵌入國內價值還是全球價值鏈,都能對產業就業匹配起一定的促進作用,并且二者在促進產業就業匹配上是互補的。

5.5 進一步分析:規模效應和技術效應

5.5.1 規模效應分析

規模效應是指價值鏈嵌入通過影響貿易需求規模進而影響產業、就業以及二者匹配。為分析規模效應,將企業規模(SIZE)設為中介變量,企業規模越大,貿易規模越大,建立以下3個模型:

(13)

(14)

(15)

主要關注式(13)中的系數λ1、λ2、λ4,式(14)中的系數α1、α2,式(15)中的系數β1、β2,規模效應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式(13)的結果可知,企業規模擴大,產業就業匹配度越高;由式(15)的結果可知,價值鏈的嵌入會促進企業規模的擴張,因此規模效應會對價值鏈嵌入與產業就業匹配的關系產生正向中介效應;比較式(13)和式(14)的回歸系數可知,該中介效應為部分中介效應。由此可得,在雙鏈嵌入對產業就業匹配的影響機制中存在規模效應,并且規模效應會對價值鏈與產業就業匹配的關系產生正向部分中介效應。

表3 規模效應和技術效益檢驗結果

5.5.2 技術效應分析

技術效應是指價值鏈嵌入通過影響技術水平進而影響產業、就業以及二者匹配。為分析技術效應,將技術進步(INDS)設為中介變量,建立以下3個模型:

(16)

(17)

(18)

主要關注式(16)中的系數λ1、λ2、λ4,式(17)中的系數α1、α2,式(18)中的系數β1、β2,技術效應回歸結果見表 3。由表3可知,各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式(16)的結果可知,技術水平提高,產業就業就會越匹配;由式(18)的結果可知,價值鏈的嵌入會促進技術水平的提高,因此技術效應會對價值鏈嵌入與產業就業匹配的關系產生正向中介效應;比較式(16)和式(17)的回歸系數可知,該中介效應為部分中介效應。由此可得,在雙鏈嵌入對產業就業匹配的影響機制中存在技術效應,并且技術效應會對價值鏈與產業就業匹配的關系產生正向部分中介效應。

6 結論

(1)運用2007、2012、2015年中國-世界投入產出表,對我國全球和國內價值鏈嵌入度進行了科學測算,并對參與全球價值鏈、國內價值鏈及其二者互動對我國產業與就業匹配的影響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嵌入全球和國內價值鏈通過規模效應和技術效應顯著促進了我國產業與就業匹配,且兩者在促進產業就業匹配上存在互補關系。因此,政府應注重國內價值鏈的發展、全球價值鏈的嵌入以及雙鏈的互動與銜接。將擴大內需與實施對外開放有機結合,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級生產要素,發展和延長國內價值鏈,全方位對接全球分工體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我國產業升級并且帶動我國就業增長。

(2)不同行業嵌入雙鏈對產業與就業匹配存在異質性影響。具體而言,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嵌入雙鏈有利于其產業與就業匹配,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嵌入雙鏈則相反。因此,要在增強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價值鏈嵌入程度的同時,推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增長方式轉變,通過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培育來實現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型升級和就業同步增長。

(3)以不同方式嵌入雙鏈會對產業就業匹配產生不同影響。對于國內價值鏈,無論以任何方式嵌入均能促進我國產業與就業的匹配;對于全球價值鏈,嵌入其上游有利于我國產業與就業匹配,但嵌入其下游則相反。因此,在積極嵌入國內價值鏈的同時,加快向全球價值鏈上游環節攀升,打破“低端鎖定”,獲取更高附加值,強化嵌入價值鏈所帶來的規模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進一步促進我國產業就業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