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居民低碳素養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李爽　王勁文

關鍵詞 低碳城市試點；低碳素養；綠色技術創新；多期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 F427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3）04-0093-11 DOI：10. 12062/cpre20220922

為確?！半p碳”目標如期實現，中共中央、國務院2021年10月發布《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強調要“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低碳城市試點作為中國綠色低碳政策體系的重要空間載體，自2010年啟動以來其重要地位不斷提升，試點范圍不斷擴大，截至目前，已有6個省份、80個城市及1個地區被列入試點范圍。低碳城市同時強調低碳生產和低碳消費，各試點城市的行動計劃都將發展低碳產業、倡導低碳生活確定為低碳經濟的雙重目標。一方面，企業作為低碳產業發展的微觀單元，其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決定了城市低碳產業的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低碳生活意識和低碳消費水平的提升，將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進而對城市低碳產業發展形成倒逼機制。因此，考察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果，對于評判試點政策的有效性、進而完善“雙碳”政策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1 文獻綜述

截至目前，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有效性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低碳城市的環境治理效應［1-3］和經濟增長效應，較少關注低碳城市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4-6］。在有限的研究中，熊廣勤等［7］發現低碳城市試點建設顯著提高了其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張志新等［8］認為低碳試點政策增加了企業的綠色創新數量，但對綠色創新質量卻存在抑制作用。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低碳政策進行了分類，鐘昌標等［9］指出，相比命令型工具以及資源型工具，市場型工具對于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更有效；徐佳等［10］則得到相反的結論，認為命令控制型工具是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有效路徑；宋德勇等［11］將試點機制分為“自上而下”的制定生產以及“自下而上”的申報遴選兩類，并得出“自下而上”的機制具有促進低碳技術創新的顯著作用?？傊?，既有研究充分關注了不同類型低碳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異質性影響，但由于劃分標準、實證方法、數據處理等方面的不同，導致研究結論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左。

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機制是技術創新經濟學的重要議題。傳統上居于主導地位的“供給推動”假說強調知識存量、研發投入等供給端因素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12-13］。然而，Schmookler［14］對1840—1950年美國鐵路、石油冶煉等四類工業的實證研究發現，這些行業的投資額和專利數量呈現極強的相關性，且前者在大多數時間領先后者，據此提出企業技術創新動力的“需求拉動”假說，強調企業技術創新活動受市場需求及潛在需求的引導和制約。Acemoglu［15］將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歸納為價格效應和市場規模效應，并認為后者有利于創新的豐富程度。范紅忠［16］提出有效需求規模假說，指出市場有效需求可以通過分攤研發成本、影響市場結構等途徑對技術創新產生拉動效應。Bastian［17］、Dubois等［18］、呂鐵等［19］則以醫藥行業、家電行業為例，實證檢驗了市場規模擴大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促進作用?？傊?，上述學者均關注到市場需求因素對企業創新的巨大拉動作用，但在實證研究中通常是以顯性的“市場規?！弊鳛楹饬恐笜?，且并未聚焦低碳產品這類與綠色技術創新成果直接相關的產品類型上。

居民的低碳素養和低碳消費偏好被公認為是促進企業碳減排、生產低碳產品的重要推動力。龐晶等［20］和王秀村等［21］指出，通過增加低碳宣傳等方式能夠提高居民的低碳信念和對低碳產品的認知，進而增加其低碳消費偏好。Moon等［22］、Ray等［23］和Amacher等［24］發現，低碳偏好型消費者愿意為低碳產品支付更高的價格，且其支付意愿與低碳產品的減排量成正比，從而刺激企業生產并提供更多低碳產品。孟昕等［25］認為，消費者低碳意識和低碳消費偏好的提高有助于促進企業減排，并提高碳排放配額的使用效率。Du等［26］和陳柳鑫等［27］從供應鏈角度指出，在有效的外部監督和內部道德自律的約束下，消費者的低碳消費偏好不僅能夠促進企業碳減排，這有助于提高供應鏈總利潤。然而，目前尚未有學者探討低碳消費偏好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兩方面不足：一方面，片面強調研發補助、稅收優惠等供給端低碳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推動作用，而忽略了需求端低碳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拉動作用；另一方面，過分關注試點政策類型對企業綠色創新的異質性影響，忽略了居民、企業及城市層面的異質性特征?；诖?，文章的邊際貢獻主要是：①在機制分析方面，以技術創新經濟學中的“需求拉動”

假說為指導，將需求因素納入分析框架，構建出“低碳政策—居民低碳素養—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傳導鏈條。②在異質性檢驗中，分別從消費者、企業和城市三個層面考察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異質性特征，從而對低碳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全方位檢驗。③在實證分析中，從內容、行為、意識角度綜合刻畫消費者的低碳產品需求，并運用百度指數的年均搜索次數進行衡量；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以解決第一批和第二批試點城市在起始時間上的不一致性。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 1 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直接作用機制

低碳試點政策是為解決氣候變化問題而出臺的環境政策。與傳統的環境政策，比如環境規制政策不同的是，低碳試點政策是一種“軟約束”，即中央政府并未對各試點城市制定嚴格的審評標準，也未出臺專項財政資金支持，而是將權力充分下放給各地方政府。通過梳理發現，截至目前，各試點城市均陸續出臺一系列旨在提高低碳產品供給、培育低碳產品需求的政策措施。表1分別從供給端和需求端梳理了部分試點城市出臺的低碳政策措施。

技術創新經濟學中的技術創新激勵理論指出，由于市場在激勵技術創新方面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創新的風險補償和動力不足等問題，因此，政府有必要在技術創新中發揮積極作用，通過實施技術創新激勵政策來彌補市場失靈［28］。相關實證研究也證實，以研發補助、稅收優惠、金融支持等為政策工具的技術創新激勵政策對于增加技術供給、提升企業技術創新動力確實具有直接激勵作用［29-31］。從表1可以看出，各試點城市均廣泛運用了技術創新激勵政策工具來促進企業綠色創新，如加大對低碳發展的財政支持力度、設立低碳技術研究財政專項、加大低碳人才培養的資金支持、加快建立碳金融市場、拓展多元化投融資渠道、引導金融機構加大信貸支持等等。這些政策措施無一例外將資助對象瞄準至“低碳技術”“低碳人才”“低碳發展”，無疑將引導企業把更多的創新資源匯聚到綠色技術創新上來，對企業綠色創新活力的提升起到直接的促進作用?？傊?，各個試點城市的低碳政策當中包含了大量技術創新激勵政策工具，意圖通過增加技術供給對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給予直接激勵和支持，這將有助于提升當地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動力和綠色技術創新產出水平。據此，文章提出假說1。

假說1：低碳試點城市出臺的技術創新激勵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具有直接促進作用。

2. 2 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間接作用機制：基于居民低碳素養的中介效應

文章認為，低碳試點政策可以通過提高居民低碳素養、增加居民綠色消費偏好，進而促進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這里的“居民低碳素養”是指城市居民因環保意識增強而產生的節能減排需求和低碳產品偏好。相關研究［32-34］指出，低碳宣傳、公益廣告等科普方式有助于提高人們的低碳環保意識，使人們認識到產品低碳屬性的價值，進而增加民眾對低碳產品的需求。從低碳試點城市發布的行動方案可以看出，各個城市均十分重視對居民低碳素養的培養，采取各種宣傳手段來提升居民的節能環保意識，培養居民的低碳生活習慣和低碳消費偏好。如贛州市政府發布的《贛州市人民政府關于建設低碳城市的意見》中明確指出要深入開展“節能宣傳周”和“低碳日”等活動，加強低碳文化的傳播普及，推進節能減碳全民行動，促進人們的日常生活習慣從高碳模式轉向低碳模式。

居民環保意識和消費方式的轉變有助于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一方面，根據“需求拉動創新”假說，企業的創新行為與其他生產行為是一致的，同樣受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所驅動，消費者的有效需求可以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市場規模的擴大能夠激勵企業開展研發活動進而提高創新能力［35-37］。隨著居民低碳素養的提升，他們的消費選擇會更加關注產品的生產流程是否節能環保，其消費行為是否會引發環境污染，甚至愿意為低碳產品接受更高價格，這將使綠色低碳產品迎來日益廣闊的市場需求和更加豐厚的利潤空間，分攤企業的研發成本從而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居民低碳素養的提升使得他們更加關注所在城市的環境質量，對城市節能減排工作提出更高訴求，從而對當地政府的環保督察工作產生有效的外部監督機制，倒逼高污染企業加緊進行綠色技術研發。綜上，文章提出假說2。

假說2：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可以通過提高居民低碳素養來間接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2. 3 異質性分析

2. 3. 1 消費者角度的異質性

低碳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會因城市居民受教育水平不同而產生差異。低碳政策對居民低碳消費的促進作用取決居民低碳意識是否能夠得到有效提高。一般而言，大學生群體由于具備受教育水平較高、接收低碳信息的渠道更廣、對新思想新理念的接受度更高等優勢，與普通市民相比更易受到低碳宣傳的積極影響，對低碳產品的消費偏好更強、質量要求更苛刻，從而倒逼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據此，文章提出假說3。

假說3：城市的高等教育水平越高，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越大。

2. 3. 2 企業角度的異質性

低碳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因企業自身的創新能力不同而產生差異。一方面，從供給端作用機制來看，技術創新激勵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效果可能隨著政策供給量的增加而趨于減少，即所謂的“邊際效應遞減”。與非高新技術企業相比，高新技術企業原本已享有所得稅減免、研發補助等多項創新政策支持，與低碳試點相關的創新激勵政策對其邊際效應較低，因而高新技術企業對低碳政策的敏感度較低；而低碳政策對非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支持措施可能帶來綠色技術創新從無到有的實質性飛躍。另一方面，從需求端作用機制來看，隨著低碳試點政策的實施，當地居民的低碳素養不斷提升，對環境質量的要求隨之提高，由于與高新技術企業相比，非高新技術企業的節能減排水平本身較低，因而由當地居民環保要求的“倒逼機制”所產生的綠色技術創新壓力更大，非高新技術企業不得不通過加緊發展綠色技術來解除“雙碳”目標下的生存危機，否則可能被當地居民舉報或者政府環保督察；此外，居民低碳素養的提升勢必帶來更多的低碳消費偏好和更高的低碳產品溢價，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非高新技術企業自然也希望從低碳產品市場上“分一杯羹”，面對低碳產品市場的先行者——高新技術企業的激烈競爭，唯有采取更大力度的綠色技術創新才可能實現低碳產品市場的“彎道超車”?；诖?，文章提出假說4。

假說4：相較于高新技術企業，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非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大。

2. 3. 3 城市角度的異質性

低碳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因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產生差異。其一，居民對商品價格的敏感度。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居民的消費水平也越高，需求價格彈性越低，從而更樂于接受低碳產品的環保溢價。其二，居民的需求層次。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充分滿足之后，會激發出更多的享受性需求和發展性需求，從而對城市生態環境、產品的綠色低碳屬性等提出更高要求。其三，各試點城市的具體措施。無論是對企業綠色創新提供研發補助、稅收優惠、信貸支持，還是對居民的低碳出行、低碳消費行為進行補貼、獎勵，諸如此類的正向激勵措施都需要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給予專項支持，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力度歸根結底取決于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據此，文章提出假說5。

假說5：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越大。

綜上，低碳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路徑如圖1所示。

3 研究設計

3. 1 數據說明

對于低碳試點城市的選擇，該研究將2010年設立的第一批5個省份8個城市以及2012年設立的第二批試點城市納入考察范圍，而第三批試點城市于2017年批準設立，考慮到政策實施時間尚短且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產出的影響具有較強的時滯性，因此并未將其納入?？紤]數據的可得性，故將大興安嶺地區剔除，由此得到6個省份34個城市作為實驗組，將其余城市作為控制組。文章研究對象為第一批和第二批試點城市中的滬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運用國泰安數據庫及對應的企業數據匹配得出2006—2019年的面板數據。同時，由于綠色技術創新主要集中在制造行業，因此，在進行篩選時剔除了金融、房地產等服務業企業，僅保留了工業企業。對于綠色專利的篩選，參考齊紹洲等［38］的做法，采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2010年列出的“國際專利分類綠色清單”，結合國際專利分類號甄別并提取出樣本上市公司的綠色專利數據。

3. 2 計量模型

文章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為自然實驗，選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DID）研究低碳試點政策的實施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構建企業層面模型，設定如下：

考慮到發明型專利的技術難度通常高于外觀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因此借鑒諸竹君等［39］的做法，將上市公司i 在第t 年申請的綠色發明型專利占比作為被解釋變量，即用綠色發明型專利與發明型專利的比值來衡量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同時，將采用上市公司綠色發明型專利的對數作為替換變量。相比而言，前者更能反映企業對綠色技術的重視程度，同時能夠有效剔除政策之外對技術創新能夠產生影響的其他因素［40］。由于創新活動往往需要較長的周期，因此在回歸時對數據采取了滯后處理。

核心解釋變量did 表示企業i在第t年是否受到政策沖擊的虛擬變量，當企業所在城市屬于試點城市時取1，否則取0。核心系數β1衡量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從平均意義上度量了綠色專利申請占比在企業經歷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沖擊后與非低碳城市試點之間的差異大小。如果低碳城市試點的實施有利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那么β₁將顯著為正，假說1得到驗證。

模型的控制變量包括：①企業規模，用企業年末的總資產取對數來表示。一般來說，企業規模越大時，為了維護自身的發展往往會投入更多資金進行研發［41］。②企業年齡，以企業的上市年份為基準，取對數表示企業年齡，一般認為企業年齡越大，成熟度越高，越具有創新意識［42］，同時也有學者［43］認為根據組織慣性理論，企業年齡成為企業創新的障礙。③企業的收益率，企業收益率一般與創新績效成正比。④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企業負債對創新能力有著負向作用。⑤托賓Q為企業市場價值與資本重置之比。⑥現金資產比率，企業的資產流動性越高，自身融資能力越強，對企業進行創新活動具有正向作用。⑦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并取對數。同時，α_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γ_p表示省份固定效應，用以排除各地區可能出臺的其他影響專利的政策，δ_c表示城市固定效應，用來控制城市層面的不隨時間變化的影響因素。ε_it 包含了模型中不可觀測的其他影響因素。此外，基準回歸中匯報行業層面的聚類調整標準誤。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在樣本期間，實驗組上市公司的綠色發明型專利均值為0. 334，綠色發明型專利占比為1. 597?？刂平M的綠色發明型專利均值為0. 252，綠色發明型專利占比為0. 176。結果顯示，在低碳試點政策實施后，實驗組的綠色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和綠色發明型專利占比比控制組增加得多?？梢?，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使得企業更加重視綠色技術創新。

4 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公式（1）構建的基準模型，以綠色發明型專利占比衡量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檢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對上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直接作用機制。表3展示了該部分的結果。其中列（1）和列（4）僅加入了核心解釋變量，列（2）和列（5）在核心解釋變量的基礎上加入了控制變量，列（3）和列（6）同時加入了控制變量以及年份固定效應、省份固定效應以及城市固定效應。所有回歸分析都使用了行業層面的聚類調整標準誤。

從表3的回歸結果看，對于綠色發明型專利占比來說，三個模型中的核心解釋變量did 估計結果都為正。說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著顯著促進作用。在加入了控制變量和控制了三種固定效應之后，核心解釋變量系數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可以得到綠色發明型專利占比受低碳試點政策的影響平均增加0. 52。因此，假說1得到驗證。同時，列（6）結果顯示，相對于綠色發明型專利占比，綠色發明型專利申請數核心系數在加入了固定效應之后并不顯著。原因是，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總體的創新數量受到限制，但是在低碳試點政策的影響下，企業會將更多的資源傾向綠色技術創新，在進行技術創新活動時，逐漸轉向綠色技術創新，使得綠色創新的占比顯著增長。

5 穩健性檢驗

5. 1 平行趨勢檢驗

雙重差分模型要求處理組和對照組滿足平行趨勢假定，在文章中則要保證實施低碳試點政策之前，試點城市和非試點城市企業的綠色發明型專利申請占比在時間趨勢上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以保證估計量的無偏性。平行趨勢檢驗的結果見圖2，展示了90%置信區間下β1 的情況，其中，橫軸表示政策實施時點，縱軸表示企業綠色發明型專利申請占比。從圖中可以看出，政策實施前核心解釋變量不具有統計顯著性。而在政策實施之后，試點地區企業綠色專利申請水平出現了顯著的增長，文章的平行趨勢假設基本得到支持。

5. 2 基于傾向得分匹配法的檢驗

試點城市的選擇首先由各省市自主申請，再經由國家發改委進行統籌考慮后再選擇是否頒布，因此，試點城市與非試點城市之間可能因為存在系統性差異而導致樣本選擇偏誤。文章進一步引入PSM?DID 進行穩健性檢驗。將控制變量作為協變量，選用半徑匹配的方法，據圖3 的平衡性檢驗圖示，協變量的標準誤偏差都在10% 以下，通過了平衡性檢驗。在此基礎上，進行雙重差分檢驗結果見表4列（1），did 的系數值仍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仍然支持該研究的假說1。

5. 3 其他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城市等級不同，地方政府的政策對當地企業的影響也會產生差異，表4列（2）剔除了直轄市的樣本數據，回歸結果均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進一步說明文章結論的穩健性。為了排除其他因素對政策效果的影響，故將政策實施時間提前3年進行檢驗。由表4列（3）結果可以看出政策效應并不顯著，說明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在試點政策的實施。

6 作用機制檢驗

6. 1 中介效應模型設定

綜上所述，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產生正向影響。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低碳試點政策通過提高居民的低碳素養、影響消費者的低碳需求進而推動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因此，需要進一步驗證低碳試點是否通過提高當地居民的低碳素養對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影響。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如下：

其中：M_it 表示中介變量。參照溫忠麟等［44］對中介效應模型的解讀，模型（1）中β₁顯著時，以中介效應立論；當模型（2）和模型（3）中系數a 和c 都顯著時，間接效應顯著，中介效應成立。

6. 2 中介變量的選取

借鑒中國消費者協會提出的“綠色消費”的三層含義來刻畫居民低碳素養，包括消費內容方面的綠色產品偏好、消費過程中對環境負擔和垃圾處理方式的關注以及消費觀念上的節能環保意識。參照鄭思齊等［45］的設計，以“低碳出行”和“低碳飲食”作為消費內容的關鍵詞，以“垃圾分類”作為消費過程的關鍵詞，以“環境保護”作為消費觀念的關鍵詞，通過百度指數搜索，獲得試點城市的年均搜索次數，表征當地居民的低碳素養。由于百度指數數據始于2011年，而第一批試點城市始于2010年，因此文章對于中介效應的檢驗僅針對第二批城市。

6. 3 中介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

中介機制檢驗的結果見表5、表6。表5為模型（2）的估計結果，表6為模型（3）的估計結果。表5對應的中介變量中did 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低碳城市建設提高了居民的低碳素養，使得居民在進行消費時逐漸選擇低碳食品、低碳出行，同時提高了環境保護意識。表6的結果中低碳出行、低碳飲食、垃圾分類和環境保護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居民低碳產品需求的增加有利于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活動，且表5結果顯示在加入中介變量之后，did 變量的估計系數值與基準回歸中的系數相比有所下降，這表明低碳出行、低碳飲食、垃圾分類和環境保護是低碳城市建設影響企業綠色創新數量的中介變量，中介效應顯著。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結論：居民低碳素養的提升是低碳城市建設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途徑。上述機制檢驗驗證了假說2。

7 進一步討論

7. 1 消費者角度的異質性分析

根據前文假說3的理論分析，文章認為消費者自身的低碳素養與其受教育水平成正比，當一個地區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時，低碳素養越高，從而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也越大。需要指出的是，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常規衡量指標是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但囿于該項數據僅具體到省級層面，相比高等教育，小學文化程度與初中文化程度、抑或初中文化程度與高中文化程度的居民之間在低碳素養方面并無明顯差異?；诖?，文章選取當地大學生在校數量來衡量地區居民受教育水平。將大學生數量排序后去掉極值求平均值，將高于均值的城市設定為教育水平高的城市，低于均值的城市設置為教育水平低的城市，通過進行分樣本回歸探討低碳試點政策對不同教育水平的城市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表7的列（1）、列（2）分別展示了教育水平較高和較低兩類城市的估計結果，可見核心系數did 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但教育水平較高城市的作用效果更大，從而驗證了假說3。同時，該結果也進一步說明了低碳試點政策通過影響消費者的需求進而對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正向作用。

7. 2 企業角度的異質性分析

從企業角度看，低碳試點政策是否會因企業本身的技術條件、創新能力的不同而呈現差異化的效果。對此，依據《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將企業劃分為高新技術企業和非高新技術企業，并進行分樣本回歸。結果見表7的列（3）、列（4），列（3）為非高新技術企業，列（4）為高新技術企業。非高新技術企業的核心系數顯著，而高新技術企業未通過檢驗，可見低碳試點政策主要對非高新技術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了正向沖擊，從而驗證了假說4。

7. 3 城市角度的異質性分析

為對假說5進行檢驗，以城市的人均GDP取對數代表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取平均值，將高于平均水平的地區定義為高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將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區定義為低經濟發展水平，通過分樣本回歸探討低碳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之間是否存在顯著差異。表7的列（5）、列（6）分別展示了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和較低兩類城市的估計結果，可見對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低碳政策的實施顯著提高了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能力，但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與假說5一致。

8 結論與政策啟示

文章基于2006—2019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法實證檢驗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

8. 1 結論

研究結果表明，低碳試點政策確實有助于提升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能力，使企業綠色發明專利占全部發明專利的比重平均而言提升了56%。此結論在進行了平行趨勢假設、PSM?DID 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機制檢驗結果顯示，低碳試點政策的實施通過提高居民的低碳素養進而促進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異質性分析發現：在消費者層面，城市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發揮低碳政策的綠色技術創新效應；在企業層面，與高新技術企業相比，低碳政策對非高新技術企業等“創新弱勢企業”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在城市層面，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低碳試點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大，存在引發“綠色技術鴻溝”的風險。

8. 2 政策啟示

基于上述研究，未來的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應從以下幾方面予以完善。

8. 2. 1 持續增加低碳技術供給，強化創新激勵措施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

基于基準回歸結果，包含了研發補助、稅收優惠等創新激勵措施的低碳政策對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確實發揮了顯著的積極影響。接下來，為如期實現“雙碳”目標，確保走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低碳試點城市應不斷總結經驗，豐富創新激勵政策工具，提高政策支持力度，充分釋放低碳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助推作用，并最終實現城市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長期目標。

8. 2. 2 大力倡導低碳生活、低碳消費，提升城市居民的低碳素養和低碳產品需求

基于中介效應和消費者角度的異質性分析結果，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通過提高居民低碳素養誘發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且低碳素養越高的消費者越能夠促進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因此，未來的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應更加注重居民低碳素養的培育和低碳消費習慣的形成，比如，采取多種形式的低碳科普活動和宣傳工作，通過設立“低碳銀行”、累積低碳信用積分等方式對居民的低碳行為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從消費內容、消費行為和消費意識等各個環節全面提高居民的低碳素養，進而從需求端倒逼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

8. 2. 3 對非高新技術企業、中小微企業等“創新弱勢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傾斜，充分釋放其綠色創新活力

傳統的創新激勵政策總是將非高新技術企業、中小微企業等弱勢群體排除在外或歧視性對待，而文章的異質性分析發現，低碳試點政策對非高新技術企業的促進作用甚至比高新技術企業更大?；蛘哒f，以非高新技術企業為代表的“創新弱勢企業”更加需要低碳政策給予的研發支持，并能在創新過程中更加高效利用這些資源，實現綠色低碳技術領域的“彎道超車”。與此同時，高新技術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優等生”和既得利益者，理應在低碳經濟發展和綠色技術創新中發揮更大的示范和引領作用。為此，政府應在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資格審核、組織實施、監督管理等各環節不斷優化管理制度、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并將“綠色創新能力”納入認定指標體系，充分釋放高新技術企業在綠色創新領域的活力和帶頭作用。

8. 2. 4 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中央財政支持力度，避免低碳政策引發的“綠色技術鴻溝”

基于城市角度異質性分析結果，經濟發達地區無論在低碳技術供給還是居民低碳素養方面都比經濟欠發達地區更具優勢，從而導致低碳政策對發達地區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優于欠發達地區，這意味著低碳政策若不進行調整優化，可能會加重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綠色技術鴻溝”。為此，在低碳試點政策設計上，中央政府在賦予地方政府更多決策空間和靈活度的同時，應對欠發達地區的低碳政策給予一定的專項財政補貼和轉移支付，提升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對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的支持力度以及對居民低碳消費的倡導能力。

（責任編輯：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