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甘寧邊區中小學語文教材的選編與意義

王英麗

內容摘要：陜甘寧邊區的語文教材通過不斷嘗試編寫修訂而成，內容豐富多彩并取得了重大成就。1938年開始編寫的小學《國語課本》經過三次修訂，在內容、取材方面進行了調整；1945年胡喬木編寫的《中等國文》正確處理了語文、政治、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形成了嚴謹的編排體系。陜甘寧邊區教材的編寫有力地推動了隴東地區中小學教育事業的發展，促進了陜甘寧邊區教育事業的整體發展，為新中國的語文教育奠定了基礎，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知識分子。

關鍵詞：陜甘寧邊區 隴東解放區 中小學語文 教材選編

中小學教育有關國家振新和民族富強，是黨和人民密切關注的大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密切關注中小學學生的教育，在教材編寫、課程教學以及教育政策方面做了不少的改革措施。黨的二十大強調推進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行動自覺，這必定要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革命解放區的語文教育，以史為鑒，完善教學體系，優化教育資源。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到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1]陜甘寧解放區的語文課程與教材在一定形式上反應出當時的社會性質和政治形態。當時處于抗戰時期，相關的教育政策主要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制定的，帶有明顯的政治化與革命化色彩。

一.陜甘寧邊區教育概述

20世紀30年代，以習仲勛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南梁為中心建立了陜甘寧革命根據地，而位于甘肅省東部的隴東則是陜甘寧邊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甘肅唯一的革命老區。一方面，在抗日戰爭時期，隴東地區地處偏僻，經濟落后，人民貧困，教學資源極度匱乏，并且經常受到敵人的破壞。另一方面，在復雜的戰時環境下，學生的學習千篇一律、毫無規章，因此需要統一的標準使得教育走向規范化，制定嚴謹的教育政策、編寫正規的教材變得迫切起來。這時候出現了董純才、胡喬木等為黨的教育事業奉獻的領導者，在沒有參考性資料、指導性文件的條件下，教材編寫逐步展開。在這樣艱苦的戰爭環境下中，中國共產黨人和偉大的教育工作者憑借著頑強的意志、克服困難和戰勝敵人的信心，努力為學生創造出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陜甘寧邊區的教材不斷進行修訂完善，教材的編寫以學生為主，教育工作者運用靈活的教學方法，積極地豐富教學內容，使得學生能夠在艱苦惡劣的條件下提高自己的學識和認知，對學生不僅進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而且進行了軍事技能方面的講解?？傊?，教材的編寫是董純才這批優秀的教育領導人原創性的思想，真正扎根于中國國土，真正展現了中國當時的社會圖景，宣傳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思想與斗爭信念，為中國教育開辟了嶄新的道路。

二.陜甘寧邊區中小學教材研究

不論處在怎樣的時代，教材始終是是教師和學生的第一手資料，教師圍繞著教材教，學生圍繞著教材學。陜甘寧邊區的教材編寫工作一直處于不斷地嘗試中，主要以新民主主義為指導，編寫適合學生的教材。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長達十二年的時間里，陜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者嘗試編寫了各種教材，其中語文教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編撰了三次的小學教材《國語課本》和初中的《中等國文》。

（一）小學的三套《國語課本》

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各地為了支援戰爭進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這其中就包含教材的編寫。陜甘寧教材的編寫是對蘇維埃文化的繼承，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個偉大創舉，強調文化為革命戰爭和階級斗爭服務，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吸引有知識、有文化的群眾投入到抗戰中來。同時將教育與勞動相結合，培養有思想、有文化的優秀的工農知識分子，喚醒人民群眾，使人民群眾擺脫愚昧思想。但是教材的編寫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斷的嘗試中編寫出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三套教材分別呈現出以下特點。

1.政治化傾向嚴重，內容平鋪直敘

首先，第一套教材教學內容單一，過分宣傳抗日，涉及的語文知識相對較少。整套教材圍繞著抗日，教材中的一切包括花鳥蟲魚、飛禽走獸、鋼鐵煤油都成為時代的抗日英雄。人民群眾更是如此，“人人去當兵，當兵去打仗”（第一冊第一課《出兵了》），所以整部教材相當于一部抗日宣傳手冊。其次，這部教材故事性不強，內容單一，沒有與日常生活相聯系，將書本與實際生活割裂，不適于武裝學生的頭腦?？偟膩砜?，這部教材語文要素包含的極少，過分強調政治，強調抗日，脫離了語文教育的基本原則。

2.內容簡單化

第二套教材在第一套教材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撰，內容方面數量更加豐富，如第三冊《折箭》《野?？箶场?。但是內容粗淺單一，平鋪直敘，如第一冊中的《我是小八路》《二哥當炮兵》，還有部分課文題目與內容反差太大，如《婦聯會》《掃蕩與反掃蕩》，題目泛化、空大，課文總體字數少。針對第一套過分宣傳抗日的問題，第二套進行了刪減，但是刪減的力度太大，比如陜甘寧游擊戰的故事一篇也沒有。因此，在這基礎上又進行了第三套教材的編寫。

3.取材狹窄

第三套教材取材偏重于邊區生活，邊區以外的新生事物幾乎沒有，比如反映游擊戰、自衛戰、戰爭英雄的課文占比較大，并且第二套教材中的一部分優秀課文直接被刪去，如《鷸蚌相爭》《一個抗日小英雄》《野?？箶场返?，辛安亭在《談談國語課本的使用與補充教材的編選問題》中提出“取材太狹窄，生產材料太多，其他必要的社會和自然知識太少，目前邊區的材料太多，外邊帶有長期性的知識太少”。正如教材中提到的編寫時間倉促，又是作為臨時課本編寫的，因此有缺點在所難免。

1938年8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小學教學法》中提出：“邊區小學校依照國防教育方針及實施辦法以發展兒童的身心，培養他們的民族意識及抗戰建國所需要的基本知識技能?！盵2]處于抗日戰爭時期的大背景下，邊區加強對學生的培養，使學生對于抗日、愛國、文化等有了清晰的了解，同時教授學生對于基本危險的防衛，學生不僅能夠學習到書面知識，而且學會了基本技能。從三次修編國文教材中也可以看出教育工作者對于教育的重視，正是在一步步的試錯中才有了更適合學生的教材。

（二）中學的《中等國文》

“教育為政治服務”一直貫穿于語文教育當中，教材的編寫自然離不開政治。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延安召開，會上毛澤東同志提出“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與藝術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與盡可能高度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盵3]但是胡喬木在1945年主持編寫的《中等國文》打破了這種現象，學科的本體功能開始占主導地位。這一教材總共六冊，供初中三年制學生使用，在《說明》部分，作者規定了每冊的教育內容，第一冊是說與寫的常識、第二冊專注于詞和句、第三冊是對詞與句的進一步拓展等。由此可見編者注重于學生基礎知識的把握，希望通過語文知識的學習，不僅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更培養學生的革命精神與道德修養。這部教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1.將語文、政治、文化三者很好的融合

如何處理語文、政治、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是陜甘寧邊區教材編寫所面對的主要問題。胡喬木在《中等語文》中合理地處理了三者之間的關系，以語文教育為主導，其他兩方面為輔。一方面顧及學生的實際需要，另一方面也顧及學生的間接需要。

2.打破了國文教材政治化的傾向

這部教材重視語文知識的掌握，包括語法、句法、修辭方面的知識，便于教師培養學生的知識素養，教材提出“漢語漢文規律”的概念，是對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的進一步規范。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打破了國文教材文藝化和政治化的傾向，國文為每個個體服務，方便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國文也因此成為一門人盡皆知的獨立的學科。

3.形成了嚴謹的編排體系

《中等國語》教材結構完整，包括資料輔助、作業練習、語文知識等。同樣，每冊都有不同的側重點，包括基本的字詞、常見的概念、不同文體的作文等。教材之中眾多因素相互聯系，整套教材形成一張完整的網絡圖，各冊之間，單元之間，課文之間都有著密切的關聯，相互聯系，缺一不可。

隴東地區是陜甘寧邊區的一部分，因此陜甘寧邊區的教材也適用于隴東地區，胡喬木主編的這一教材很好地展現了語文教育的基本規律，將語文教育這一學科與政治分開，使國語成為一門獨立的、為眾多學者所熟知的學科。

三.邊區語文教育的價值及其意義

陜甘寧邊區政府在成立以來，秉持著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態度，不斷發展教育事業，為人民群眾掃清識字障礙，教材的編寫不僅對邊區做出了重大貢獻，更為整個新中國后來的教育帶來了開創性的意義和價值。

（一）有力地推動了隴東地區中小學教育的發展

隴東地區處于黃土高原地帶，經濟相對于沿海城市來說較為落后，教育資源缺乏，教育水平低下?？谷諔馉幰詠?，以董純才為代表的優秀教育工作者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結合中國具體實際，先后編寫出適用于當時的語文教材，推動語文教育的發展，打破遍地都是文盲的現象。如隴東老區“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前，只有五所完全小學，初小和私塾總共也只有50多所，讀的全是《三字經》《百家姓》之類的舊書”。[4]隨著教材的編寫，教育事業逐漸發展起來，學生有了更多的入學機會，能夠使用更標準的教材。隴東地區也隨之在各個鄉鎮開始創辦學校，使得學校的分布合理、均勻化，只有學校不斷的擴大，才能確保更多的孩子有學可上，為想要讀書識字的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將學習普及開來。1938年統計：華池縣、環縣、慶城縣等共建小學252所，有學生4877人。隴東地區也創辦過研究生教育，但是由于戰時環境未能堅持下來。

由此可見教材的編寫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隴東地區教育的發展。隴東地區的一系列舉措值得肯定，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加強掃清人民群眾的識字障礙，提高學生的入學率，解決教員、教材短缺現象，加強對于學生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的訓練，這一系列舉措為中小學教育提供了更為全面的支撐。隨著教育資源逐漸豐富，教學設施也隨之加強完善，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成立為人民群眾指明了方向，為教育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整個邊區呈現出一片文明祥和的景象。

（二）促進了陜甘寧邊區教育事業的整體發展

隨著隴東分區教育工作的開展，教育資源不斷豐富完善，給整個陜甘寧邊區帶來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同時涌現出一批優秀的教育工作者，比如吳玉章，他積極地提倡漢字改革的方案，因此寫了《中國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和《中國新文字的新文法》兩篇論文，以求中國走上拉丁字母拼音化的道路。為了提高學生的文化水平，吳玉章舉辦訓練班，創辦學校，進行文盲掃除運動。雖然文字改革未能繼續下去，但是為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為陜甘寧邊區語文教育的發展進一步掃清障礙，開辟了一個廣闊的語文新天地。程今吾十分重視學生實踐能力的發展，他認為教師不僅要教給學生知識，更應該培養學生的說話能力，將聽、說、讀、寫統一起來。同時他認為教師與學生應該互相學習，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一觀點相當新穎，打破了傳統教學中教師為主的一言堂模式，促進師生平等交流，主張學生將書本知識與社會生活經歷相聯系，提高學生的遷移能力。陜甘寧邊區教育事業的發展離不開一批又一批優秀的教育工作者，正是這些優秀的教育工作者促進了抗日戰爭時期語文教育的發展，掃清了人民群眾的識字障礙，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文化素養。

隴東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帶動了整個陜甘寧邊區教育事業的發展，據統計1944年，“陜甘寧邊區小學增至1281所，學生增加到 34202名。到1945年上半年，小學數量又增至1377所，學生達到 34004名，民辦學校顯著增加，統計可知民辦小學占全邊區小學總數的61%，1945年上升到76%?！盵5]總而言之，抗日戰爭時期隴東地區教育事業逐漸發展，教材編寫逐步完善，有力地促進了人民群眾文化水平的提升，掃清了人民群眾的識字障礙，帶動了陜甘寧邊區教育事業的發展。

（三）為新中國的語文教育奠定了基礎

陜甘寧邊區的教材一直都是在不斷的摸索中建立起來的，教材的編寫充分體現了新民主主義精神。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國語課本》不斷修訂完善，最終經過三次修訂終于完成。胡喬木主編的《中等國文》對后來的教材編訂也產生了一些積極意義，比如1946年陜甘寧邊區教育廳制定的《初中國文課程標準草案》就是在《中等國文》的基礎上形成的。這些教材最終成為解放初期國語課本的藍本，其中部分經典性的課文也納入解放后編寫的課本中。

陜甘寧邊區教育工作進行中，對于教學方法也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反對教師一言堂的教學方式，注重學生思維的創新，對學生進行啟發式教學，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與操作技能，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互幫互助、互相學習、合作交流，發散學生的思維，將知識活學活用。部分語文教育工作者也創作了語文教學法相關的論著，如董純才的《國文教學新編》、潘開沛的《國文教學的理論與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指引著著陜甘寧邊區語文教育前進的方向，對于新中國的語文教育方法也起到一定的奠基作用。

陜甘寧教材的編寫對當時的邊區以及未來的中國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尤其是為地處西北貧困區的隴東地區帶來了豐富的資源，為隴東地區的學生提供了標準的教材，促進了隴東地區的發展，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知識青年。

陜甘寧邊區教育的發展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占重要地位，教材的編寫推動了邊區教育的發展，完善了隴東地區教育體系，實現了教育的規范化。中小學教育工作的改革是一項復雜的工作，教材編寫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要求，1938到1945年間修訂了三次的小學《國語課本》和1945年胡喬木編寫的《中等國文》為隴東地區教育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同時推動了隴東地區中小學教育事業的發展，促進了陜甘寧邊區教育事業的整體發展，為新中國的語文教育奠定了基礎?；厥钻兏蕦庍厖^語文教育走過的光輝道路，在當前的語文教育中，我們應該探索其獨特的價值，吸收優秀成果，創造出屬于當下的真正意義上的語文教育。

參考文獻

[1]毛澤東著.新民主主義論[M].新華書店，1949：37-38.

[2]陜西師范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陜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小學教育部分（上）[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11-14.

[3]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8.

[4]董清治：《隴東老區教育史》，甘肅教育出版社，第2頁.

[5]梁星亮.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733.

[6]魏伊萌.陜甘寧邊區小學語文教材選文內容演變研究[D].集美大學，2021.

[7]李亞洲.陜甘寧邊區語文教育研究[D].西北師范大學，2002.

基金項目：天水師范學院研究生創新引導項目陜甘寧邊區中小學的語文課程與教材研究——以隴東解放區為重點。

（作者單位：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