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與區域創新水平的提升

彭連連

【摘 ?要】論文基于數字經濟視角，借助2011-2019年我國254個城市的面板數據，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人才和數字技術3個維度實證研究數字經濟對區域創新水平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技術均顯著提升區域創新水平，而數字人才與區域創新呈現倒“U”型關系。最后，論文就如何通過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人才和數字技術驅動區域創新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人才；數字技術；區域創新

【中圖分類號】F49；F12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志碼】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章編號】1673-1069（2023）04-0049-03

1 引言

“十四五”規劃提出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新時代如何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議題之一。伴隨著互聯網和新興科學技術在居民生活和社會生產領域的快速普及和滲透，數字經濟為提升區域創新水平孕育了豐厚沃土。

首先，在數字經濟時代，得益于信息資源的集成共享，知識在經濟社會領域內的流動和擴散加快，進而加速區域創新；其次，數字技術打破了創新邊界，將用戶、企業、大學、資金提供者和中介服務等創新主體一同連入創新系統，擴大了創新活動參與者的范圍，對創新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無疑，在當下抓住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機遇，對促進我國區域創新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義。

因此，本文借助2011-2019年我國254個城市的面板數據，探究數字經濟對區域創新水平的具體影響方向及效果，以期為區域創新水平的提升指明方向。

2 文獻綜述

“數字經濟”一詞最早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Tapscott Don（1996）發表的《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希望與危險》，書中從數字經濟及其要素、互聯網情景下的業務和管治以及適應轉型與變革時代的領導力這3個方面對數字經濟的特征進行了分析，但是Tapscott Don并沒有直接給出數字經濟的有關定義。隨后，國內外許多學者開始探討數字經濟的內涵與本質。Mesenbourg（2002）認為數字經濟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一是以通信網絡為代表的基礎設施；二是一種電子商務，即，使用數字化進行在線交易；三是經濟發展模式數字化，例如，交易信息數字化。何梟吟（2005）認為數字經濟是如今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它是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利用數字技術，涉及生產的各個領域，如制造、管理和流通等領域，以數字化的形式體現出來。其中，目前關于數字經濟較為官方的定義是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在杭州峰會上通過的首個多國共同簽署的數字經濟政策文件《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提出的，其從廣義層面指出：數字經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隨著時間的推移，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對區域創新的積極影響得到了學術界和實踐界的認可。在國內，理論分析層面，溫珺等（2019）從企業微觀層面、產業中觀層面和區域宏觀層面分析了數字經濟提升創新能力的影響機制；李雪等（2021）則從理論上具體分析數字經濟驅動區域創新績效的直接和間接作用機制。實證分析層面，趙濱元（2021）綜合考慮數字經濟評價指標的相關性和可獲得性等因素，采用單一指標“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萬戶）”來衡量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其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不僅能夠帶動本地創新績效提升，而且對周邊城市的創新績效也有顯著正向影響。然而單一指標難以反映數字經濟綜合水平，學者們主要通過構建指標體系來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溫珺等（2019）學者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技術含量最高的發明創新影響最大，體現了數字經濟發展驅動的是真正的創新。此外，也有少部分學者不構建指標體系，而是選擇每一維度具有代表性的指標來分析數字經濟對區域創新的影響，如熊勵等（2020）選擇數字經濟基礎設施、人才投入、數字素養、資本投入和數字應用5個維度；周青等（2020）選擇數字化接入水平、數字化裝備水平、數字化應用水平和數字化平臺建設水平4個維度。國外一些發達國家對數字經濟的研究起步較早，關于數字經濟與創新的研究也比較豐富。Mikhail等（2018）分析了在向數字經濟過渡的條件下，促進創新活動的一些金融、稅收、信息、通信、基礎設施、技術和組織機制，還研究了端到端技術在俄羅斯國家經濟發展和促進公司創新活動中的作用。Dolbnya等（2021）以西伯利亞聯邦區為例，研究發現地區創新發展指標值與數字經濟發展指標值之間存在直接關系。

通過梳理相關文獻發現：目前，鮮有文獻探討數字經濟發展的各維度對區域創新的影響，且缺乏地級市層面的研究?；诖?，本文主要分析數字經濟分維度與區域創新水平提升的內在聯系，并基于2011-2019年我國254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

3 研究設計

3.1 變量選擇

本文借鑒Arundel和Kabla（1998）的指標設置，選擇專利申請數量來衡量城市的創新水平（inn）。關于數字經濟的衡量，目前仍未有統一的測度指標。通過文獻梳理可知，盡管各機構、學者在評價數字經濟發展程度時各有側重點，但多包括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人才和數字技術維度。因此，借鑒趙濤等（2020）與熊勵等（2020）的測度指標，分別從數字基礎設施（dig_inf）、數字人才（dig_per）和數字技術（dig_tec）維度對我國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

第一，采用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和移動電話用戶數來衡量數字基礎設施，采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與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人數衡量數字人才，采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電信業務總量衡量數字技術。

第二，基于熵值法求得此3個維度內兩個指標所占權重，然后運用加權平均求和的方法得到各區域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人才和數字技術3個維度的綜合得分。借鑒趙濤等（2020）和溫琣等（2019）的研究，從城市經濟與社會發展兩個方面選取控制變量，包括：①經濟發展狀況（GDPP），采用人均GDP測度；②金融發展水平（fin），采用區域金融機構年末存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表示；③產業結構（ind），采用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衡量；④外商直接投資（fdi），采用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表示；⑤創新投入（exp），采用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支狀況中的科學技術支出表示。

本文研究所選取的數據，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其余指標的原始數據從《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獲得。

3.2 模型構建

本文采用專利申請變量屬于典型的計數數據，目前常用的面板數據計數模型有負二項回歸和泊松回歸。由于本文的專利申請變量數據存在過度離散的情況，即方差值遠遠大于其均值，如表1所示。

為了避免低估計量數據的標準誤差、高估顯著性水平的不良情況，選用負二項回歸模型。根據數字經濟對區域創新水平的影響，建立如式（1）～（3）的基礎模型，α0、θ0、ρ0表示常數項。式中，α1～α6、θ1～θ6、ρ1～ρ6為解釋變量對應的系數值，i表示不同的城市，t表示不同的年份，εit表示誤差項。

innit=α0+α1dig_infit+α2expit+α3fdiit+α4finit+α5GDPPit+α6indit+εit ? ? ? ? ?（1）

innit=θ0+θ1dig_perit+θ2expit+θ3fdiit+θ4finit+θ5GDPPit+θ6indit+εit ? ? ? ?（2）

innit=ρ0+ρ1dig_tecit+ρ2expit+ρ3fdiit+ρ4finit+ρ5GDPPit+

ρ6indit+εit ? ? ? ? ?（3）

3.3 實證分析

對所有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由表1可見，2011-2019年我國254個城市的平均專利申請數量為9 179件，標準差為21 764.64，說明我國各城市間創新水平差距較大。類似的，其余指標中，數字基礎設施、外商直接投資和經濟發展水平指標的方差均遠遠大于其各自的平均值，表明各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也存在較大差距。

以專利申請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分別以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人才和數字技術作為解釋變量，將創新資本、外商直接投資、金融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作為控制變量加入，進行負二項回歸得出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的模型1可知，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提高1%可使對應區域的創新水平平均增長0.003%，且在5%水平上保持顯著，說明提高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水平有利于促進區域創新水平提升。由表2的模型2可知，數字人才與區域創新水平無明顯線性關系，但是，通過借鑒周青等（2020）的研究，在式（2）中加入數字人才的平方項（dig_per2），得到模型3，發現數字人才與區域創新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說明一座城市內的數字人才過多不一定有利于其創新產出。由表2的回歸模型4可知，數字技術對區域創新水平的影響是正向的，數字技術水平每提高1%可使相應區域的創新水平平均增長0.5%，且在5%水平上保持顯著。

4 結論與建議

4.1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國254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運用負二項回歸模型，分別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人才和數字技術3個維度實證分析其對區域創新水平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有：提高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數字技術水平均有助于區域創新水平提升；數字人才對我國區域創新水平的影響呈現倒“U”型。

4.2 政策建議

第一，以數字基礎設施助力區域創新發展。數字基礎設施是發展數字經濟的基礎條件，政府應不斷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部署網絡和信息通信工作。只有建設好先進、完善的數字化基礎設施，搭建良好的數字網絡平臺，才能充分發揮和利用數字技術的優勢，進而有助于我國區域創新活動的向好發展。

第二，以數字人才賦能區域創新水平提升。數字人才可以反映區域內的數字素養，提升民眾數字素養對于各區域創新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形成一個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的社會。我國應建立健全的數字人才培養體系，重點培養高新技術人才，同時要注重創新型人才的儲備。此外，需要注意避免數字人才的過度投入，注重提高人才結構和布局的合理性。

第三，以數字技術引領區域創新攻關。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我國的數字技術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云辦公、云教育等逐漸深入社會生活中，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行各業的工作效率，各行各業也逐漸開始邁入數字化轉型的道路。各城市可以借助此趨勢加快拓展數字技術的新場景，進而催生新業態與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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