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資源錯配與家族企業ESG投資

許永斌 鄭智勇

【摘 要】 家族企業ESG投資是一種服務社會、與環境協同發展的投資，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戰略。共同富裕通過資源錯配，進一步影響家族企業ESG投資行為。文章結合共同富裕的時代背景，基于資源錯配理論，選取2015—2020年我國2 407家家族企業，建立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從資本錯配與勞動力錯配層面，探討了共同富裕對家族企業ESG投資的影響。研究發現，共同富裕促進了家族企業ESG投資，共同富裕通過改善資本錯配與勞動力錯配來影響家族企業ESG投資。因此，文章建議從共同富裕、資本錯配與勞動力錯配三個方面改善家族企業ESG投資，以最終實現家族企業的基業長青和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共同富裕； 資源錯配； 控制權配置； 家族企業ESG投資

【中圖分類號】 F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3）02-0108-07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雙循環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共同富裕成為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在新時代的前十年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4.4萬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2萬美元，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達到18.5%，穩居世界第二位。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要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將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三個方面確定為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主攻方向，為共同富裕賦予了新的內涵和使命。共同富裕是一個漸進而漫長的發展過程，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貧富差距在經濟循環中自動擴大，然而過大的貧富差距將導致階層固化與公共危機，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標的逐步實現[ 1 ]。從圖1可以看出，2000—2009年基尼系數呈波動上升，此后在黨中央實施一系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舉措后，基尼系數逐年下降至2015年的0.462，在2015年之后又緩慢回升?；嵯禂低ǔ０?.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由于部分群體隱性福利的存在，中國實際的貧富差距可能更高，仍有許多尚待調整的空間。

ESG是一個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對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的綜合性評估[ 2 ]，本質上是對利益相關者的負責與包容[ 3 ]。2018年9月，中國證監會發布了《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修訂版），首次引入ESG理念，并確立了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基本框架。2018年11月，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發布了《中國上市公司ESG評價體系研究報告》，豐富了上市公司ESG指標評價體系。近年來，我國ESG的發展速度迅猛（如圖2）。根據商道融綠《A股ESG評級分析報告2021》，截至2021年7月，A股上市公司發布ESG報告的數量已經從2009年的371份增加到1 125份，數量增幅持續穩定。但A股上市公司發布ESG報告的比例提升并不明顯，占當年全部公司的比例在22.5%～27%之間波動，最近五年有較緩慢的波動。

家族企業作為一種特殊的企業組織形態，所具備的長期視角，以及福澤周邊與社區共生的發展理念，與ESG非常契合，因此ESG投資在家族企業間越來越普遍。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城市虹吸效應與城鄉二元化改革不徹底導致貧富差距仍然存在，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土地等生產要素得不到有效分配，產生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 4 ]，致使家族企業面臨一系列資源配置難題，不利于長期導向的投資決策?；贑ai et al.[ 5 ]的研究表明，企業的ESG投資差異取決于國家差異，并非企業特征，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顯著相關。因此本文嘗試結合共同富裕的時代背景，從資源錯配②角度分析共同富裕對家族企業ESG投資的影響，從而為家族企業更好地進行ESG投資提供有益的對策建議。

本文的研究貢獻在于：第一，家族企業ESG投資作為社會責任投資的更高級形式，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結合共同富裕的時代背景，創新性地構建共同富裕、資源錯配與家族企業ESG投資的理論分析框架，填補了共同富裕與家族企業ESG投資的理論空白。第二，關注家族企業的異質性特征，嘗試結合資源錯配理論，以資本錯配與勞動力錯配為中介機制，從家族企業控制權配置的角度，分析共同富裕目標下家族企業ESG投資的情況。第三，從共同度和富裕度指數兩方面構建共同富裕指標體系，指標設置科學合理，突破了單一維度的衡量缺陷。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理論分析

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城鄉和區域間發展與平衡的共贏，本質是資源的空間合理配置[ 1 ]。城市虹吸效應與二元化改革不徹底導致貧富差距仍然存在，而不平等的公共消費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資源供求長期失衡，導致生產要素無法自由合理流動[ 6 ]，從而形成資源錯配。

對家族企業而言，資本錯配體現在股權安排的錯配。創始人如果以股權資本超額配置于家族股東會、董事會或經理層，將增強對企業的影響控制[ 7 ]。股東會層面，隨著兩權分離度增加，控股家族作為信息優勢方，通過金字塔結構、交叉持股、惡意擔保等方式攫取中小股東利益，干預企業的戰略決策，以獲得控制權私有收益。董事會層面，控股家族利用對董事會席位的超額控制，更多優秀的家族成員任職董事會，深化家族董事會的信托責任關系，形成家族股東與董事的利益協同效應，更好地為家族企業的長遠發展提供理性決策。經理層層面，控股家族將股權超額配置給經理層，家族成員進入企業參與管理，合理平衡企業經濟利益與社會情感財富間的關系[ 8 ]，抑制了職業經理人的機會主義短視行為。

勞動力錯配體現管理權安排的錯配。家族企業“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和利他主義行為，導致家族企業的人力資源配置傾向于任人唯親，而非任人唯賢，表現為核心職位的任用以家族成員為主，盡量減少使用有能力的職業經理人[ 9 ]，而不考慮其是否具備提供獨立建議的能力或是否適合崗位[ 10 ]。因此家族企業的“裙帶主義”與信任結構牢固掌握著企業控制權的意念，職業經理人被認為是“圈外人”，與家族企業之間存在嚴重的信任不足，最終無法形成適應競爭和持續經營的整體能力。

資源錯配本質上反映了控制權如何配置的問題?，F代經濟學認為，企業控制權的配置是獲取剩余索取權的保證?？刂茩嗯渲米鳛榧易迤髽I關系治理框架的重要內容，家族企業依靠家族倫理協調關系，完成各種資源配置活動，其核心在于實現控制權在家族成員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合理配置[ 11 ]。因此合理的控制權配置能夠激勵家族企業的股東會、董事會和經理層充分運用各職能部門的人力資本優勢更好地安排ESG投資。

環境方面，家族企業通過新工藝的研發，持續生產出低能耗、低污染和差異化的綠色產品，用技術創新推動綠色發展。社會責任方面，家族企業積極參與第三次分配[ 1 ]，以慈善捐贈帶動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的發展，有利于提高公信力和企業認知度，獲得持續性競爭優勢。公司治理方面，家族企業為了實現自我管理、有效決策、法律合規和滿足外部利益相關者需求，建立內部機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構建理論框架，如圖3所示。

（二）研究假說

1.共同富裕與家族企業ESG投資

家族企業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基于股東財富最大化原則進行ESG投資[ 12 ]。一方面，家族企業采用ESG投資的方式，尋求更優的配置結構，重新分配生產要素，以提升家族企業配置效率。環境方面，在實現產品品牌化發展的基礎上，提高節能減排的生態效應。社會責任方面，家族企業更加重視家族聲譽、公眾聲譽和外部聲譽，努力維持與相關利益者的關系，實現對管理層的有效監督。公司治理方面，優化股權治理結構，降低代理成本，確保治理層通過恰當的方法實現與社會、經濟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家族企業采用ESG投資的方式，優化內部資源配置結構，“糾正”生產要素分配失衡，以提升家族企業配置效率。家族企業盡自身能力最大限度守護控制權[ 13 ]，將更多的資金流合理配置于家族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或者培養有能力的職業經理人，鞏固家族成員的影響控制，以維持和傳承社會情感財富，從整體上提高家族企業的治理水平。因此，提出假設1：

H1：共同富裕對家族企業ESG投資有正向影響。

2.資源錯配的中介作用

共同富裕一方面要通過生產要素在發達地區的合理流動與高效聚集，驅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試圖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在地區之間實現人均意義上的平衡發展[ 1 ]。共同富裕下的資源錯配具體表現為資本錯配和勞動力錯配。資本錯配體現在家族企業將股權資本超額配置于股東會層面，而在董事會與經理層層面配置不足，進一步加劇了對中小股東的利益攫取，以獲得控制權私有收益[ 14 ]。勞動力錯配體現在家族企業的人力資源配置傾向于任人唯親，而非任人唯賢。能力不足的家族成員占據關鍵管理職位，有能力的職業經理人無法利用專業優勢為家族企業的長遠發展做出理性決策。隨著“雙碳”目標的持續推進與資本市場對ESG投資關注度的不斷提高，共同富裕已經成為推動家族企業向“百年傳承”目標邁進的重要戰略，資源錯配表現出的控制權配置失衡，必然會影響家族企業ESG投資的效果。因此，提出假設2：

H2：共同富裕通過資源錯配影響家族企業ESG投資。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隨著2015年《環境保護法》的頒布，要求建立上市公司環保信息強制性披露機制與節能減排擔保機制，政策要求逐步嚴格，上市公司開始重視ESG投資。因此本文以2015—2020年為研究區間，選定了我國2 407家滬深A股上市家族企業31個?。▍^、市）的貧富差距指標，按照“年度—省份—企業”進行配對。為了保證數據的可靠性，進行了如下篩選：（1）選擇研究區間內的家族企業共13 277個研究樣本；（2）剔除樣本期間內經營狀況異樣的ST、*ST和SST公司；（3）剔除重復性樣本期間的數據；（4）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1%和99%的Winsorize處理，并在企業層面上進行Cluster聚類標準誤以減小異方差，得到2015—2020年的10 858個研究樣本。共同富裕的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年鑒，家族企業ESG投資的數據來源于潤靈環球ESG評級數據庫，資源錯配數據來源于按ACF法計算所得指數，其他涉及家族企業的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采用Excel、DEAP2.1和Stata16.0軟件進行實證分析。

（二）變量選擇

1.家族企業ESG投資

本文借鑒潤靈環球ESG評級體系，按照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三個維度構建家族企業ESG投資評價指標（如表1）。

2.共同富裕

本文參考陳麗君等[ 15 ]關于共同富裕指標的度量方法，從共同度指數和富裕度指數兩方面來衡量共同富裕。其中，共同度指數考慮到地區差距、收入差距與城鄉差距，因此選取各省份基尼系數、城鄉居民收入倍差與城鎮化率構建指標體系，以反映各省份財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富裕度指數考慮到居民人均收支情況，選取各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性支出與恩格爾系數構建指標體系，以反映各省份財富支配的富裕程度（如表2）。首先對共同富裕指標體系進行KMO檢驗，KMO值為0.6519，依據KMO的衡量標準可知共同富裕各指標是適合進行主成分分析的。其次，對共同富裕各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后得到方差貢獻率和因子載荷矩陣，發現前三個共同富裕因子為主要因子，其累計的方差貢獻率為87.35%。

3.控制變量

本文考慮了企業規模、成長性、財務杠桿、盈利能力等作為控制變量，并控制了年度和行業的固定效應。本文各變量說明如表3所示。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4反映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梢钥闯?，ESG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4.662和0，呈右偏分布，根據p25和p75，ESG的數值為0較多，右側的拖尾較長，說明大多數家族企業尚未開始進行ESG投資。CP主要分布在2附近，說明共同富裕水平總體比較均衡，呈正態分布。

（二）基準回歸

從表5列（1）和列（2）看出，無論是否考慮控制變量，共同富裕的估計系數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

本文認為，在共同富裕目標下，家族企業采用ESG投資的方式尋求更優的配置結構與更高的配置效率，從而有利于家族企業進行ESG投資。究其原因：一方面，共同富裕目標驅使家族企業以家族聲譽、長期導向和兼顧內外部利益相關者利益為首要目標，更好地維持和傳承社會情感財富。另一方面，面對環境規制與社會公眾的約束，家族企業為提高合法性，采用ESG投資方式加強環境治理、社會治理與公司治理。當家族企業的ESG投資表現與共同富裕的價值觀念相契合時，才能獲得合法性支持[ 16 ]，因此家族企業更有動機提升自身ESG表現。結論支持H1。

（三）中介效應

如表6，可以發現資本錯配與勞動力錯配在共同富裕對家族企業ESG投資的正相關關系中起著部分中介作用。共同富裕通過改善資本錯配與勞動力錯配，進而使家族企業ESG投資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導致產品有效需求不足，在足夠的生產能力下供求失衡，最終造成整個社會的產能過剩。隨著資本與勞動對立的進一步加劇，資本的逐利性驅使過多的流動資本“脫實向虛”，往高盈利、高收益的行業聚集，引發了一系列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問題。共同富裕的目標能夠優化資本配置結構并提升資本配置效率，進而促進家族企業ESG投資。

共同富裕的實現有利于暢通社會性流動[ 17 ]，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努力破除城鄉勞動力流動障礙，促進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鄉勞動力的分割局面[ 18 ]，優化了人力資源結構與配置效率。家族企業在共同富裕的目標引領下，更好地實現兩代人之間職業和社會地位的代際流動，強化機會公平機制，進而提升ESG投資。結論支持H2。

（四）穩健性檢驗

1.PSM匹配

本文考慮到有些家族企業可能實際上沒有ESG投資，但依然可以匹配到省級層面的共同富裕指標，因此通過手工整理家族企業的年度報表及相關資料，將文本中明顯提及ESG投資的家族企業賦值為1，其余賦值為0，采用PSM樣本匹配方法進行近鄰匹配、半徑匹配與核匹配，以克服樣本自選擇偏差的影響。最終匹配后相關變量的標準化偏差基本不顯著，表明匹配結果良好。如表7，無論采用哪種匹配方式，結果依然是穩健的。

2.IV工具變量法

本文考慮到共同富裕與家族企業ESG投資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問題，家族企業ESG投資高的地區，帶動家族企業共同富裕，從而進一步影響該地區家族企業的ESG投資。因此本文選擇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與鐵路營業里程數作為工具變量IV1和IV2。如表8，IV1和IV2的F值均大于10，排除了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可能性。第一階段IV1與IV2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鐵路營業里程數越多，越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二階段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之后，結論依然穩健。

3.其他穩健性檢驗方法

（1）本文為保證樣本的可靠性，采用了Jackknife與Bootstrap樣本抽樣方法，分別重復2 407次與1 000次，得到的結果（0.265***（2.97）/0.265***（3.02））依然是穩健的。（2）本文將因變量更改為家族企業是否進行ESG投資的虛擬變量，采用Logit模型再次回歸，發現結論（0.009*（1.93））總體顯著。（3）本文將研究樣本更換為上市即家族控股的直接創辦家族企業，結論（0.356***（2.95））仍然穩健。（4）本文將研究區間改變為2011—2020年，回歸后結論（0.319***（3.35））保持不變。（5）本文更換了解釋變量的衡量指標，將解釋變量指標替換為按Topsis熵值法計算的綜合指標得分，結論（0.428***（3.27））依舊穩健。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結合共同富裕的時代背景，基于資源錯配理論，選取2015—2020年我國2 407家家族企業，構建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從資本錯配與勞動力錯配層面，探討了共同富裕對家族企業ESG投資的影響。得出以下主要結論：共同富裕促進了家族企業ESG投資。機制分析發現，共同富裕通過改善資本錯配與勞動力錯配促使家族企業ESG投資增加。

鑒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供以下政策建議：首先，縮小貧富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加快推進共同富裕進程，保持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同步，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疊加發力。同時促進和擴大社會性流動，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努力破除城鄉勞動力流動障礙，將創新驅動與財富驅動相結合，建立起全覆蓋均等化的社會福利制度。其次，合理配置家族企業控制權。股權安排方面，家族企業應當保持適當的兩權分離度和風險承擔水平，通過稀釋部分股權為控制權配置釋放空間，強化董事會和經理層層面的控制權配置，弱化股東會層面的控制權配置。管理權安排方面，家族企業應有計劃地將管理權稀釋給關鍵崗位的員工，更多地將有能力的職業經理人任命于核心職位，幫助建立輔佐接班人的團隊。通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結合的方式來強化制度信任，并與聲譽信任、算計信任共同構建有效的雙層信任機制[ 19 ]。最后，優化家族企業ESG投資。家族企業不僅需要通過新工藝的研發，持續生產出低能耗、低污染和差異化的綠色產品，提高綠色創新效率，而且需要積極參與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捐贈，營造良好的企業聲譽與知名度，將環境、社會責任更好地與公司治理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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