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研發如何影響中國企業的專利實施水平？

尹志鋒 郭家寶 申媛 鄧儀友

摘要：提升專利實施水平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環節，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方式?；?019年中國企業專利調查數據，實證檢驗企業開展海外研發對其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研究發現，海外研發有利于提升企業發明專利的實施水平，在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變量法緩解內生性問題后仍然成立。機制檢驗結果表明，海外研發主要通過改善專利質量來提升企業的專利實施水平。異質性分析發現，海外研發對專利實施水平的正向影響，在研發方式為跨國聯合研發、研發地點為歐洲的企業中更加顯著。企業應通過調整創新戰略、積極開展海外研發以提升專利質量，進而帶動專利實施水平的提升。

關鍵詞：海外研發；專利實施；成果轉化；專利質量；創新戰略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848-2023（02）-0088-16

一、問題提出

專利實施是指專利權人以生產經營為目的自行、許可（或轉讓）他人制造、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專利產品的行為，主要包括三種方式：一是自我實施，即專利權人利用專利技術生產出產品，實現專利技術的產業化；二是許可或轉讓實施，即通過專利許可或專利轉讓方式，幫助受讓方將專利技術轉化為產品，專利權人獲得專利許可或轉讓收益；三是專利作價入股，即專利權人通過專利價值評估將專利權以無形資產參股、與其他形式財產相結合的方式，按法定程序組建企業，并以企業為載體使專利得到實施。

企業專利實施水平會受到企業內外部多種因素影響，如企業的研發投入及專利管理能力、專利交易市場的完備性和政策因素等。本文聚焦考察海外研發對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主要基于如下兩個原因。第一，海外研發是后發國家及新興經濟體企業進入全球創新鏈體系、實現技術追趕甚至技術引領的重要路徑。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導致產業技術的標準化水平越來越高、國際兼容性越來越強，企業為在國際競爭中謀求生存與發展，其研發活動需要向境外擴展以更好地嵌入國際競爭環境、破解技術壁壘。由此，海外研發為企業提升技術創新能力、走向價值鏈高端提供了機遇。第二，理論層面探討海外研發對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以及通過何種機制產生影響尚存在不確定性，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支撐。一方面，憑借東道國的異質性創新資源、充足的學習機會和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1］，海外研發有助于拓寬企業知識流動邊界，強化企業知識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2-3］，預期對企業專利質量及專利實施水平產生正向影響。另一方面，企業將研發活動延伸至海外，會面臨東道國在文化、制度、地理環境等方面與母國的諸多差異，導致企業嵌入當地社會網絡的不確定性程度增加。外來者劣勢降低了企業獲取各項創新資源的能力，并增大了企業在東道國的學習、溝通和協調成本［4］，可能會對專利實施產生負向沖擊。

綜上分析，海外研發對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在理論上存在不確定性，還有待實證檢驗。在海外研發日益成為企業接近世界技術前沿主要方式的背景下，考察海外研發對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以及海外研發通過何種渠道影響企業的專利實施水平具有較大的實踐意義。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系統探討了海外研發對于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一方面拓展了影響企業專利實施水平因素的相關研究，另一方面豐富了海外研發創新激勵效果的相關文獻。第二，在考察海外研發對專利實施水平影響的基礎上，細分了海外研發的不同方式和地點，進一步探究其異質性效應，深化了對海外研發影響專利實施水平的認識。第三，基于2019年中國企業專利調查的獨特數據，在現有文獻關注海外研發對創新成果影響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了海外研發對企業創新成果（專利）轉化的影響，有助于了解企業從海外研發資源獲取到實現專利技術價值的完整創新路徑。

二、文獻梳理

影響專利實施水平的因素可以歸納為專利質量、專利管理能力及專利實施的外部環境。首先，高質量的專利是專利實施的基礎保障。研發過程中的資金與人力投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專利的技術含量。研發投入越多，表明專利技術含量越高，專利實施概率會因具備堅實的技術基礎而提升［5］。其次，給定既定質量的專利，企業專利管理能力的不同也會帶來差異化的實施效果。已有研究發現，部分企業由于綜合運用專利能力較弱，不能將專利成果與企業經營管理有效結合，抑制了專利實施［5］。最后，專利實施依賴外部市場環境。專利信息平臺、專利交易平臺有利于緩解專利技術信息不對稱問題，專利融資平臺則能夠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從而有利于專利許可轉讓［6］；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高低、知識產權制度中對專利權的權屬規定均會影響專利實施［7-8］。

海外研發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在理論與實證上具有不確定性，可以歸納為正向、負向及非線性影響三種。首先，基于海外資源豐富、創新環境良好、高技術人才充足以及潛在的知識溢出效應等因素，海外研發能夠促進企業創新績效提升［1，9］；其次，基于外來者劣勢、溝通和管理成本過高、企業吸收能力不足等原因，海外研發可能不利于提升企業創新績效［4］；最后，受到創新活動成本與收益的雙向動態影響，海外研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可能存在U型、倒U型、S型等非線性關系［3］。

從作用機制來看，海外研發促進企業創新的機制多元。首先，企業通過海外研發可以在國際市場中獲得充分的學習機會，便于多樣化的知識積累，這一過程有利于拓展企業的知識流動邊界，從而促進創新［1，4］；其次，進入海外市場帶來的國際需求和高端研發人員有利于企業降低創新成本［10-11］，提升創新能力；再次，通過嵌入東道國當地的社會網絡，海外研發可以建立高度信任的組織關系，實現頻繁的信息交流，更方便獲取當地的社會資源，為企業創新提供有利條件［3，12］。

從作用效果異質性來看，海外研發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受到多種因素調節。企業強勁的技術吸收、整合能力有助于提升企業吸納、整合海外研發資源的效率，正向調節海外研發對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效果［2-3］；企業享有的社會資源會正向調節海外研發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1］；海外研發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效果會因企業在東道國的社會嵌入度不同而呈現差異［4，13］。

上述研究對于本文探究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并存在進一步拓展的空間。一方面，既有研究探討了研發投入、專利質量、政策法規等因素對專利實施的影響，但對海外研發如何影響專利實施水平鮮有涉及；另一方面，既有研究考察了海外研發對企業專利申請、專利授權、專利被引量等方面的影響，但缺乏對海外研發如何影響創新成果轉化的關注?？紤]到企業的現實生產力依賴專利技術的有效轉化，而海外研發也逐漸成為企業整合國內外創新資源、獲得優質創新人才、開拓國內外市場的重要手段，因此有必要探討海外研發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專利技術的價值轉化。鑒于此，本文利用2019年中國企業專利調查數據，從實證層面探究海外研發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企業專利實施水平，力圖對現有文獻進行拓展。

三、研究假說

（一）海外研發與專利實施水平

海外研發能通過獲取全球范圍內充足的技術學習機會和豐富的創新資源［1，9］，助力企業增強其知識吸收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由此成為企業實現技術趕超、帶動專利質量提升并成為全球技術引領者的戰略選擇。進一步地，高質量專利通常蘊含著更大的經濟價值，有利于企業將專利中的潛在盈利轉化為現實利潤［14］，并通過專利產品化和產業化、專利技術轉讓或專利出資入股等方式得以實現，進而促進專利實施水平的提升［5］。由此，本文預期企業通過開展海外研發能夠吸收境外先進知識和招攬高端人才構建企業多樣化知識網絡，借助境外成熟的資本市場和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減少創新不確定性，消化境外多維度消費者信息，把握市場趨勢，進而補齊企業創新資源短板。這一過程將促使企業生產出技術壟斷力強、市場耦合度高、商業潛力大的高質量專利，進而助力企業以自我實施、許可實施及作價入股的方式實施專利。

第一，研發國際化能夠擴展企業獲取異質性知識和優質人才的渠道，并加強企業與東道國各創新主體的技術交流，拓寬企業的知識流動邊界。一方面，企業通過開展海外研發活動進入東道國的研發資源密集區，便于企業吸收更多的異質性知識以及聘用優質人才，從而構建多樣化的知識資源庫［15］，知識結構的豐富將帶動企業專利質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企業在嵌入東道國當地的社會網絡后，能通過與當地企業、研發機構、大學等創新主體間頻繁的合作交流，在“干中學”中強化自身的深層次學習能力和先進知識技術的吸收能力［2，9］，將東道國的技術化為己用，從而產出高質量的專利。

第二，東道國成熟的資本市場和法律體系給予跨國研發企業良好的創新環境［1］。由于研發本身具有高成本、高風險、低成功率等特點，企業通過在海外展開研發活動，可以依靠發達國家成熟的資本市場緩解融資約束、分散研發風險及降低研發成本［16］；依靠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促進企業投入更多的研發費用［17］以及保護企業的專利生產和專利實施［18］。因此，企業愿意更多地進行“顛覆性創新”，使研發出來的專利具有更高的質量。

第三，海外研發能夠提升企業的國際視野并獲取眾多的海外消費者信息，有助于企業精準捕捉消費者偏好，從而更好地預測未來的消費趨勢。通過嵌入各東道國的社會組織網絡，企業在地理上直接接觸東道國的消費者、文化和市場，能夠迅速獲得消費者的偏好信息。由此，企業在進行研發活動時，可以依靠豐富的消費者偏好信息靈活調整其研發方向，精準預測東道國的未來消費趨勢，并結合企業自身對母國消費者需求深度了解的優勢［9］，進一步強化針對特定消費市場需求的研發能力，帶來專利質量的提升。

進一步地，企業專利質量提升有利于促進企業以自我實施、許可實施及作價入股的方式實施專利。在自我實施方面，海外研發更有可能形成高質量、“顛覆式”創新，有利于提升企業專利的自我實施水平。由于企業將研發活動拓展至海外，東道國的市場、文化和制度與母國有著較大的差異，研發環境的不同促使企業不斷學習和吸收東道國的先進知識技術，有助于企業克服后入者劣勢，實現技術突破［1，19］，因此更可能“催生”出“顛覆式創新”［9］。這類創新成果往往研發投入大、質量高且能幫助企業維持核心競爭優勢，專利權人也傾向于選擇自行利用該專利技術生產產品并實現產業化［5］。在許可實施方面，海外研發形成的突破性創新技術通常具有技術路徑上的“不可規避”性，這將有利于促進技術轉移，專利許可或轉讓實施率由此提升。在作價入股方面，高質量專利更便于通過作價入股的方式實施。企業通過海外研發形成的高質量專利，技術基礎牢固、新穎性高，有著更大的潛在經濟價值和商業價值，更容易獲得資產評估機構的認證，進而促進專利以技術入股的方式實施?；诖?，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假說1：海外研發能夠提升企業的專利實施水平，且主要通過強化專利質量促進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的提高。

（二）海外研發方式與專利實施水平

本文將海外研發方式分為“建立獨資海外研發機構”“收購具有研發能力的海外企業或機構”“與其他企業或機構開展跨國聯合研發”三類，不同的海外研發方式對專利實施的作用效果不同。

選擇“建立獨資海外研發機構”的企業資金豐厚、擁有技術優勢，開展境外研發更多是出于擴張海外市場的目的［20］，這種方式對企業專利實施的促進作用較為有限。第一，處于技術前沿的企業面臨更大的突破瓶頸，難以在短期內完成技術升級或取得顛覆式創新；第二，選擇自建研發機構的企業由于語言及文化方面的障礙，在調研東道國市場需求上優勢不明顯，可能面臨更大的溝通和協調成本。

企業在技術基礎薄弱而資金充裕的情形下通常會選擇通過“收購具有研發能力的海外企業或機構”的方式來彌補技術劣勢。該方式對提升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短期作用明顯但后勁可能不足。海外收購獲得的技術可能相對國內技術更為領先，但一般并非核心技術，企業通過改良該技術，在短期內生產出較高質量的專利，從而帶來專利實施水平的提升。在長期，由于企業自身技術基礎薄弱，即使收購了相對領先的技術也無法對其中的隱性知識進行內部消化，導致企業無法產出高質量的專利，不利于專利實施水平的持續提升。

當技術能力落后于海外主體、資金不夠雄厚時，企業通常會選擇“與其他企業或機構開展跨國聯合研發”的方式開展海外研發［20］。聯合研發能夠彌補自建研發機構與收購研發機構的劣勢，對企業專利實施水平預期形成更穩健的作用效果。第一，聯合研發為企業整合并充分利用境內外研發資源、促進境內外研發人員深度互動提供了平臺。通過接觸境外研發環境，企業能夠破除知識流動障礙，推動技術人員交流形成研發合力以獲取更大的技術溢出效應。第二，聯合研發能夠以當地技術人員為介質，掌握當地消費者的偏好信息，幫助企業更好地融入東道國市場，以便研發出符合市場預期的高質量專利，從而提升專利的實施水平。第三，聯合研發通過直接推動研發成本降低、技術風險分攤，促進雙方的市場信息互通、技術經驗共享，既有助于縮短研發周期，又能夠降低創新過程的不確定性，提升研發成功率［15，21］。

（三）海外研發地點與專利實施水平

本文將海外研發地點區分為美國、日本和歐洲。相對研發選址為美國和日本，中國企業選擇在歐洲開展海外研發預期會獲得更高的專利實施水平，主要判斷依據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全球研發主體熱衷于將海外研發業務選址于歐洲。歐洲是全球最大規模的海外研發投資吸納地之一，眾多投資機構和各類企業的聚集使歐洲地區有著豐富的知識交互。在歐洲進行海外研發的中國企業可以把握更多機會、招攬更多人才以及吸收更多異質性知識，并通過與當地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等創新主體進行深入交流和學習合作，提升自身知識存量，優化自身知識結構，增強技術創新能力。

第二，歐洲不僅擁有與美國同樣的世界領先技術，還存在異于美國的優勢。首先，歐洲的創新資源與中國企業的資源需求互補契合度更高。由于中國科技人力資源儲備充裕但研發效率不高，中國企業選擇歐洲開展海外研發有利于充分借助當地的人力資源與技術資源，幫助提升研發人員的專業素養，從投入端提高中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22］。其次，近年來美國為維持其核心技術的全球領先地位，選擇將競爭對手列入實體清單和限制關鍵技術出口等方式阻斷技術交流，極大地削弱了其作為東道國的研發溢出效應。

第三，歐洲的教育制度及專利制度能夠為企業創新提供包容的環境，也與中國專利制度更有共通性。一方面，相對日本重視紀律和知識積累的教育體系，歐洲和美國的教育制度更注重培養創新意識，這種文化氛圍更有利于發揮海外研發對于專利實施的提升作用［23］。另一方面，歐洲的專利制度與中國頗為相似。中國與歐洲多國均采用了“專利盒”稅制以降低企業知識產權收入的相關稅負；中國專利審查機構的改革也主要以歐洲專利局為重要參考對象實施推進［24］?；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假說2：海外研發方式及研發地點選擇的不同會對專利實施產生差異化的作用效果。

四、研究設計

（一）基準回歸模型

本文旨在考察海外研發對中國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設定如下基準模型以驗證研究假說1。

Oprobit（IMP）=a0+a1ORD+A×X+ε（1）

其中，IMP表示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本文聚焦考察質量較高的發明專利，主要基于如下原因：（1）實用新型及外觀設計專利更多地體現為“漸進性創新”，發明專利需要投入較多的人力物力，更加趨近于“實質性創新”；（2）相較于實用新型及外觀設計專利，發明專利需要經過實質性審查，授權難度更大，一旦授權會有更強的權利穩定性；（3）在社會效益創造方面，發明專利對經濟增長質量有相對更大的提升作用［25］。在變量構造方面，參考既有研究并結合數據可得性，本文依據企業在回答“有效發明專利中已實施的比例大致為多少”時提供的信息，將專利實施水平劃分為三個等級（分別記為1、2、3）

受訪企業要求從“0”“0～10%（不含0和10%）”“10%～20%（不含20%）”等11個選項中選擇一項?？紤]到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原始數據分級較多，同時為了增強在回歸結果經濟解釋表述上的簡潔性、清晰度，本文將原始數據由之前的11個等級匯總為3個等級。，數值越大，表明實施率越高。

ORD是0—1變量，表示企業是否進行海外研發，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企業在2018年參與過“建立獨資海外研發機構”“收購具有研發能力的海外企業或機構”“與其他企業或機構開展跨國聯合研發”其中至少一項海外研發活動時記為1，反之為0。X代表一系列的控制變量，參考既有研究并基于數據可得性，本文控制了企業規模、企業所有制類型、企業年齡、所在省份、產業特征等［26-27］。

在控制變量構造上，本文根據《國家統計局關于印發統計上大中小微型企業劃分辦法的通知》將企業規模分為大型、中型及小微型三類

受訪企業要求從“微型企業”“小型企業”“中型企業”“大型企業”“不清楚”5個選項中選擇一項?？紤]到小型企業與微型企業在規模與經營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本文將小型企業與微型企業合并為小微企業，同時刪除回答“不清楚”的企業樣本。；按照登記注冊類型將所有制區分為內資企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及外商投資企業；企業年齡用調查展開年份（2019年）與企業成立年份差值表示；地區變量依據企業所在省份劃分為東、中、西部；依據企業在問項“貴企業是否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的信息構建0—1型產業變量，當企業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時記為1，反之為0；依據企業所在產業對專利的依賴程度構建0—1型產業變量，基于企業在問項“根據您在市場競爭中的多年經驗，您認為貴企業所在行業是否依靠專利取得或維持競爭優勢”提供的信息，將回答“是”的企業納入專利依賴型產業，記為1；反之，納入非專利依賴型產業，記為0。

（二）內生性處理

考慮到企業是否開展海外研發具有一定內生性，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對被試組（開展海外研發）與控制組（未開展海外研發）中可觀測的協變量加以匹配，以增強二者在可觀測變量維度的平衡性，通過賦權來估計因果效應。用于匹配的協變量需要滿足其預期影響企業是否開展海外研發和其預期影響企業專利實施水平兩個條件。結合既有文獻并基于數據可得性，本文選擇“企業規?！薄八兄祁愋汀薄捌髽I年齡”“產業特征”作為匹配的變量。具體選擇依據如下：（1）大企業在組織效率、資源部署以及資金能力方面具備優勢，更能夠承擔海外研發的成本，更能利用海外研發成果的規模經濟，因此更傾向于進行海外研發［10］。（2）企業年齡與是否進行海外研發預期具有不確定性。成熟企業一方面經過長期學習和經驗積累，在利用海外研發資源時更具優勢［28］，另一方面可能存在更明顯的技術路徑依賴，從而抑制其海外研發。（3）相較于內資企業，港澳臺及外商投資企業更熟悉國外的創新環境和創新資源，其開展海外研發的概率預期更高。（4）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及專利依賴型產業中的企業對于前沿技術的需求更為迫切，其開展海外研發的概率亦相對更高。

進一步地，采用工具變量法識別海外研發與專利實施水平之間的因果效應。本文選擇“同一地區、相同年齡企業組實施海外研發的企業占比”“同一所有制、相同規模企業組實施海外研發的企業占比”兩個工具變量?！巴貐^同年齡企業組實施海外研發的企業占比”這一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與外生性要求。在相關性方面，由于企業所在地區在知識產權保護、市場化水平方面存在差異，知識產權保護嚴格、市場化水平高的地區的企業更傾向于進行海外研發［1］，且相同年齡企業由于處于類似的企業生命周期，在創新能力和經驗上具有相似之處，其選擇海外研發的概率也會趨同［28］，因此該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要求。在外生性方面，同地區同齡企業開展海外研發的占比反映了地區及年齡層面的創新氛圍，對于目標企業而言是相對外生的，此外該工具變量預期主要通過影響目標企業的海外研發決策，進而對企業專利實施產生影響。由此本文認為該工具變量符合外生性要求。

“同一所有制、相同規模企業組實施海外研發的企業占比”這一變量也符合工具變量的相關性與外生性要求。在相關性方面，同一所有制類型的企業在政治關聯、社會資源獲取以及政策導向方面具有類似性，對國外創新資源信息掌握程度也比較接近［1，9］，而相同規模的企業在利用海外創新資源的需求及能力方面具有類似性，因此同一所有制、相同規模的企業會表現出一致的海外研發傾向，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條件。在外生性方面，一方面，相同所有制類型及同等規模企業組中實施海外研發的企業占比反映的是所有制—規模層面企業的海外研發的意愿強度，對于目標企業的海外研發策略選擇具有外生性；另一方面，所有制類型相同且同等規模企業組中實施海外研發的企業占比預期主要通過影響目標企業的海外研發策略選擇，進而影響專利實施水平。由此，該工具變量也滿足外生性條件。

（三）作用機制檢驗

本文借助Baron等［29］的分析框架檢驗假說1中海外研發提升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渠道，即檢驗海外研發是通過提升專利質量進而促進企業的發明專利實施。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Oprobit（PQ）=α0+α1ORD+A×X+ε（2）

Oprobit（IMP）=β0+β1ORD+β2Q2+β3Q3+B×X+ε（3）

式（2）用以檢驗企業海外研發對專利質量的影響。其中，PQ表示專利質量，依據企業在回答“如果貴企業有意出售所擁有的專利，每件專利的預期收入是多少”時提供的信息，將企業專利質量劃分為三個等級（分別記為1、2、3）

受訪企業要求從“5萬元以下（不含5萬元）”“5萬～10萬元（不含10萬元）”“10萬～50萬元（不含50萬元）”“50萬～100萬元（不含100萬元）”“100萬～500萬元（不含500萬元）”“500萬元及以上”6個選項中選擇一項?？紤]到原始數據分級較多，同時為了增強在回歸結果經濟解釋表述上的簡潔性、清晰度，本文將原始數據由之前的6個等級匯總為3個等級。統計結果顯示，每件專利預期收入為“10萬元以下（不含10萬元）”“10萬～50萬元（不含50萬元）”“50萬元及以上”的企業占比均為樣本總量的1/3左右。本文將“10萬元以下（不含10萬元）”組界定為較低專利質量組，將“10萬～50萬元（不含50萬元）”組界定為適中專利質量組，將“50萬元及以上”組界定為較高專利質量組。，數值越大，專利質量越好。

式（3）與式（1）的區別在于進一步加入了表征專利質量等級的有序變量Q2和Q3。專利質量構成海外研發影響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渠道，需要滿足如下條件：一是在式（1）中海外研發會顯著影響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二是在式（2）中海外研發會顯著影響專利質量層級；三是在式（3）中專利質量會顯著影響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且對比式（1）的回歸結果，式（3）海外研發變量的回歸系數在顯著程度上有所下降或系數絕對值下降。若在式（1）中海外研發對企業發明專利實施具有顯著影響，且式（2）中專利質量對發明專利實施具有顯著影響，式（3）中海外研發這一變量的系數因控制專利質量由顯著變為不顯著，則表明海外研發完全通過專利質量這條路徑影響發明專利實施水平。

（四）異質性分析

為了探究海外研發對企業發明專利實施的結構性影響，本文構建以下模型：

Oprobit（IMP）=e0+e1DZ+e2LH+e3SG+EX+σ?（4）

Oprobit（IMP）=f0+f1US+f2EU+f3JP+FX+δ?（5）

式（4）用于分析海外研發方式對企業發明專利實施率的影響。其中，DZ、LH、SG是0—1變量，分別表示企業是否通過“建立獨資海外研發機構”“與其他企業或機構開展跨國聯合研發”“收購具有研發能力的海外企業或機構”方式開展海外研發。若企業在回答“截至目前，企業是否有如下海外研發業務”時選擇了上述某類研發方式，則對應的變量取值為1，反之為0。

式（5）用于分析海外研發地點對企業發明專利實施率的影響。其中，US、EU、JP是0—1變量，分別代表企業海外研發地點為美國、歐洲、日本。若企業在回答“若企業有海外研發業務，開展海外研發業務的地區和國家”時，選擇了“美國”“歐洲”或“日本”，上述對應變量取值為1，反之為0。

為了探究海外研發對企業發明專利實施率的影響是否因專利實施方式而異，本文將企業發明專利實施率劃分為“產業化實施率”“許可實施率”“作價入股實施率”三類。其中變量ID表示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實施率，依據企業在回答“已實施的有效發明專利中，用于生產出產品并投放市場的比例大致為多少”時提供的信息，本研究將專利實施水平劃分為三個等級（分別記為1、2、3），數值越大，表明實施率越高；LC表示企業發明專利許可實施率，依據企業在回答“已實施的有效發明專利中成功許可他人的比例大致為多少”時提供的信息，本文將許可實施水平劃分為三個等級（分別記為1、2、3），數值越大，表明實施率越高；PS表示企業發明專利作價入股實施率，依據企業在回答“已實施的有效發明專利中作為財產作價入股的比例大致為多少”時提供的信息，本文將作價入股實施水平劃分為三個等級（分別記為1、2、3），數值越大，表明實施率越高。由于上述三個回歸中實施水平均為1～3的排序變量，本文采用如下Ordered-Probit模型：

Oprobit（ID）=b0+b1ORD+BX+ζ?（6）

Oprobit（LC）=c0+c1ORD+CX+μ（7）

Oprobit（PS）=d0+d1ORD+DX+θ（8）

企業年齡、所有制類型以及所在地區可能構成海外研發促進企業專利實施的調節變量。第一，企業年齡對海外研發促進企業專利實施的調節作用具有不確定性。一方面，企業隨年齡增長能夠積累研發經驗，有助于企業充分吸收海外研發帶來的創新效益［28］，研發出更高質量的專利，從而促進專利實施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企業年齡越大，面臨的技術路徑依賴越明顯，不利于企業通過海外研發來提升專利實施水平。第二，不同所有制企業在海外創新資源獲取及利用方面存在差異。港澳臺及外資企業由于對海外市場更為熟悉，海外創新資源對其專利實施的促進效應具有“錦上添花”的效果，而內資企業雖然進行海外研發相對較少，但其通過海外研發獲得的技術信息、消費偏好信息能夠在更大程度上促進專利實施，具有“雪中送炭”的作用。第三，地區因素也會影響海外研發的專利實施效果。相對于東部和中部地區，中國西部地區在市場開放度、經濟發展水平上都較為落后，創新人才資源也較為匱乏，企業通過開展海外研發帶來的各種創新資源可能是其實現創新“跨越式”發展的有效途徑，海外研發所帶來的“稀缺”創新資源將有利于提升企業的專利實施水平。鑒于此，本文構建以下模型考察上述因素是否會發揮調節作用：

Oprobit（IMP）=g0+g1ORD+g2HMT×ORD+g3FOR×ORD+g4AGE×ORD+

g5CT×ORD+g6ET×ORD+GX+λ（9）

其中，HMT、FOR分別表示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AGE表示企業年齡，CT、ET分別表示企業所在地區為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

五、數據、變量及實證結果

（一）數據與變量

本文的數據源自2019年中國專利調查項目（以下簡稱專利調查）的企業部分。專利調查自2008年實施以來已成為獲取中國國內專利權人及其專利相關數據和信息的重要渠道。專利調查采用分層抽樣和配額控制的方式，按照擁有有效專利的數量將國內企業專利權人分成5層，將擁有100件及以上有效專利的權利人單設一層，其他4層依次分別為擁有1～2件、3～9件、10～29件、30～99件有效專利的權利人。再根據具體層的權利人擁有的有效專利數量占抽樣框各層權利人擁有的有效專利數量的比例分配每層的權利人樣本數量。在每層內部，利用簡單隨機抽樣，抽取相應數量的專利權人樣本。

本文選用2019年的調查數據主要基于如下兩點考慮：一是企業海外研發業務模塊是2019年專利調查新增的內容，是開展本研究的前提

從歷年的全國專利調查問卷（企業部分）可以發現，只有2019年的調查問卷包含了“企業是否有如下海外研發業務”等與企業海外研發相關問題，因此目前階段筆者無法構造面板數據進行估計，也無法探究企業海外研發對專利實施水平影響的動態變化特征。；二是2019年的調研數據能夠反映中國企業海外研發、專利實施水平的新近特征，有利于刻畫中國創新型企業的專利實施水平是否以及如何受到海外研發的影響。2019年企業專利調查共發放問卷10?603份，樣本覆蓋25個省份

2019年中國專利調查問卷覆蓋的25個省份分別為廣東、云南、吉林、四川、安徽、山東、江蘇、河北、河南、浙江、湖北、湖南、甘肅、福建、貴州、遼寧、陜西、黑龍江、寧夏、廣西、新疆、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最終回收有效問卷10?578份，有效問卷回收比例為99.8%。

（二）核心變量描述性統計

核心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梢园l現，發明專利實施率低于10%（實施率區間為1）、大于等于10%且小于70%（實施率區間為2）、大于等于70%（實施率區間為3）的企業占比分別為306%、273%及421%；具有海外研發經歷的企業占104%。在企業特征方面，樣本企業平均年齡為141年，小微企業、中型企業、大型企業的占比分別為534%、253%及213%。內資企業、港澳臺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占比分別為925%、35%及40%。在產業特征方面，有449%的企業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818%的企業屬于專利依賴型產業。

（三）基準回歸

海外研發對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2。第（1）列未控制其他變量，結果表明，開展海外研發有助于企業發明專利實施率的提高。第（2）列控制了企業相關特征變量，第（3）列較第（2）列新增了兩個產業特征變量，第（4）列在第（3）列的基礎上再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第（2）～（4）列的結果表明，在控制企業、產業特征變量及省份固定效應后，企業進行海外研發能顯著提升企業的發明專利實施水平。對于這一結論的經濟解釋如下：一方面，海外研發通過在全球范圍內網羅優質技術人才，整合創新資源，構建企業知識網絡庫并提升企業技術吸收能力［1］，幫助企業實現技術突破，促進了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東道國消費者信息與母國消費者信息的結合有助于企業掌握不同地區的消費者偏好［9，30］，多元消費者信息的匯聚強化了企業針對不同市場需求的技術研發能力，提高了發明專利的質量，進而帶來專利實施水平的提升。

此外，從第（4）列控制變量的結果來看，大中型企業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其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相對于小微企業而言顯著更高，反映出企業專利實施的規模效應；企業年齡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企業年齡增長帶來的創新經驗累積作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專利依賴型產業的系數也顯著為正，表明產業的技術水平和知識產權屬性與專利實施水平密切相關。

（四）內生性處理

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來緩解“企業是否開展海外研發”這一變量的內生性。表3考察了企業海外研發行為的驅動因素，用于選擇匹配的協變量。第（1）列考察了包括企業規模、所有制、年齡在內的企業特征對海外研發的影響。第一，相對于小微企業，大中型企業更傾向于開展海外研發?？赡艿脑蛟谟?，企業規模越大，其資源部署能力越強，同時也具備實施專利的軟硬件支撐，能夠通過規模經濟提高海外研發的創新收益，進而其海外研發意愿更強［9-10］。第二，相對于內資企業，港澳臺資及外資企業更傾向于開展海外研發。原因在于，港澳臺資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不僅在制度上與海外的制度模式更加接近，其在人才、知識等創新資源方面也與海外市場的創新資源更加契合，這些相近的特性降低了它們開展海外研發的嵌入成本和學習成本，因此有著更強的海外研發動機。

第（2）列在控制企業特征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了企業所屬產業特征對海外研發決策的影響。結果顯示，相對于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內企業選擇海外研發的概率顯著更高；相較于非專利依賴型產業的企業，專利依賴型產業內企業開展海外研發的傾向更強。原因在于上述兩類產業內企業的生產經營更需要高端技術的支撐，也更將先進技術視為其核心競爭力，其開展海外研發的動機也相對更強。

第（3）列在第（2）列的基礎上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結果顯示，企業規模、所有制及產業屬性的結論保持穩健。第（4）列在第（2）列的基礎上控制了企業所屬地區變量，結果顯示，相對于西部地區的企業，中部與東部地區的企業參與海外研發的積極性更強。原因在于中部與東部地區經濟相對西部而言更為發達、市場機制更為完善、市場開放度更高、研發資源也更為豐富，企業國際視野更為開闊，企業因而表現出更明顯的海外研發傾向。

本文以“企業是否開展海外研發”為被試變量，以企業規模、企業年齡、企業所有制類型、是否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否屬于專利依賴型產業為匹配變量，采用核密度PSM匹配法生成了匹配權重，對可觀測的匹配協變量進行平衡性檢驗

限于篇幅沒有在文中匯報，留存備索。。經過匹配后企業特征以及產業特征變量的T檢驗對應的P值基本大于10%，在平衡性上有了明顯改善。

基于PSM匹配權重，重新考察企業海外研發對于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結果見表4。第（1）列

結果顯示，企業擁有海外研發經歷對發明專利實施水平存在正向促進作用這一結論保持穩健，且在1%水平上顯著。第（2）～（4）列依次增加了企業特征、所屬產業特征、省份固定效應等控制變量，海外研發與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之間的正相關性基本穩健。

工具變量回歸估計結果見表5。工具變量“地區—年齡均值”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同地區同年齡組實施海外研發的企業占比越高，目標企業開展海外研發的概率也會高。這是同地區相同市場環境和政策環境、同生命周期下企業創新經驗趨同所帶來的效果?！八兄啤幠＞怠钡幕貧w系數也為正，表明同所有制同規模的企業占比與目標企業開展海外研發的概率具有正相關性。Wald?F統計值為125.785，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Sargan統計值為2.226，對應的P值為0.136，表明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企業開展海外研發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與基準結果具有一致性。

（五）機制檢驗

海外研發提升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作用機制見表6。第（2）列結果顯示，海外研發影響企業專利質量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企業開展海外研發活動能夠促進其專利質量提升。第（3）列結果顯示，專利質量對發明專利實施水平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進一步對比第（1）（3）列的結果可知，在控制了專利質量之后海外研發對專利實施的回歸系數由之前的顯著變成不顯著，表明海外研發主要通過提升專利質量的途徑來影響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由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說1得以驗證。

（六）異質性分析

本文進一步考察海外研發對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是否因海外研發開展方式和地點選擇、發明專利的實施方式以及企業自身特征的不同而存在顯著差異。

海外研發的不同方式和地點對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7。第（1）列結果顯示，三種海外研發方式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對企業發明專利實施起到促進作用，其中采用跨國聯合研發的促進效果最顯著。其經濟解釋在于：第一，跨國聯合研發能拓寬國際知識流動邊界、整合境內外研發資源、推動國內外技術人員合作、分攤研發成本和風險以提升創新效率［12］。第二，跨國聯合研發能以海外合作主體為媒介更好地嵌入東道國市場，降低由于語言、文化和制度差異帶來的學習成本和協調成本。因此，跨國聯合研發克服了自建研發機構、收購研發機構的劣勢，能夠更為顯著地提升發明專利實施水平。

第（2）列結果顯示，相對于海外研發選址在美國與日本，選址在歐洲的海外研發活動更能促進企業發明專利實施?？赡艿脑蛟谟冢阂皇菤W洲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研發投資地之一，該地區眾多的創新主體促進了知識的快速流動，使開展海外研發的企業獲得了充足的學習機會和豐富的創新資源，企業的創新能力得以提升；二是歐洲豐富的人力與技術資源能滿足中國海外研發企業的創新需求，兩者的有效互補能夠形成強大的研發合力，推動企業的專利實施；三是歐洲成熟包容的市場環境以及中歐專利制度的共通性［24］，有利于更有效地發揮海外研發對于專利實施的促進效應。由此，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說2得證。

海外研發對不同實施方式下的企業發明專利實施率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8。第（1）～（3）列結果顯示，海外研發在1%的水平上顯著促進了發明專利的產業化實施、許可實施以及作價入股實施。其經濟解釋在于：第一，企業開展海外研發有利于突破公司技術上限［8］，更易形成具有市場競爭力的高質量專利并占據更多市場份額，獲取超額利潤，因此企業也更傾向于通過技術產業化的方式實施專利。第二，東道國完善的資本市場和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給企業海外研發提供了良好的創新環境，從而促使企業更多地進行“顛覆性創新”。

這樣產生的發明專利往往具有較強的技術壟斷性，同行競爭對手在生產產品過程中很難避開其形成的技術路線，而只能通過獲得許可的方式實施技術，故開展海外研發的企業具有相對更高的許可實施率。第三，基于創新資源融合、研發風險分攤以及消費者信息的優勢，海外研發形成的專利技術具有較高的新穎性及技術穩定性。專利質量的提高帶動了專利權作為無形資產參股的價值，更易受到資本市場青睞，企業因此也傾向于通過專利技術入股完成專利實施。

本文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加入海外研發與所有制、企業年齡及地區變量的交乘項，以考察海外研發促進發明專利實施的效果是否因企業產權性質、企業年齡及地區特征的不同而表現出異質性，結果見表9。第（1）列結果顯示，相對于港澳臺資與外資企業，內資企業開展海外研發能在更大程度上提升發明專利實施水平?？赡艿脑蛟谟?，內資企業相對更多地側重于本土技術研發，而海外研發帶來的包括技術、信息和人才等多元創新要素能夠為內資企業注入更充足的研發動力。國內外創新元素的整合為企業產出更具創新性的專利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專利質量的上升進一步帶動了專利實施水平的提高。第（2）列結果顯示，海外研發促進發明專利實施水平提升的效應在新創企業中更大?？赡艿脑蛟谟谛聞撈髽I較少受到技術路徑依賴的束縛，海外創新資源在嵌入企業的過程中面臨更小的阻力。新創企業通過開展海外研發有了更多在東道國資本市場進行融資的機會，并能借助其發達的法律體系更好地保護自己的專利，因此較成熟期企業更愿意進行“顛覆式創新”，從而提升專利實施水平。第（3）列結果顯示，相較于中部及東部地區的企業，西部地區的企業開展海外研發更有利于其專利實施水平的提升?？赡艿脑蛟谟?，西部地區的企業在技術創新能力上整體落后于東、中部企業，其創新資源也相對稀缺。海外研發帶來的異質性知識和高端人才能夠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效果，促使西部地區的企業在高質量專利的產出上實現跨越式的發展，進而表現出更為明顯的專利實施促進效應。

綜合第（2）（3）列的結果可知，海外研發促進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提升的效應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扶弱”特征。相較于成熟企業，新創企業能夠獲得的國內創新資源較為有限；西部地區企業相較于東部、中部地區企業在國內創新人才、技術和資金等方面也存在明顯劣勢。海外研發通過獲取全球范圍內豐富的創新資源，為這些相對“弱勢”的企業提供了一條“彎道超車”的路徑，有助于企業實現顛覆式技術創新，并提升專利實施水平。第（4）列綜合考慮了所有制、企業年齡及地區的異質性效應，所得到的結果與前三列基本一致，故不再贅述。

本文還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限于篇幅文中沒有匯報，留存備索。。一是替換被解釋變量（發明專利實施水平）。本文具體構造了連續型的發明專利實施水平變量

對于問卷中“企業有效發明專利中已實施的比例大致為多少”的問項，受訪企業要求從“0”“0～10%（不含0和10%）”“10%～20%（不含20%）”等11個選項中選擇一項。本文基于區間均值，如區間“10%～20%（不含20%）”取值為15%，構建了刻畫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的連續型變量。和0—1型的發明專利實施水平虛擬變量

基于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分布區間，按照實施率高低構建0—1型的虛擬變量。對于實施率低于50%的企業該變量界定為0（占全部樣本的48.12%），反之為1。，對基準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二是進一步細分企業規模。本文具體把企業規模分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四類，對基準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無論是采用連續型或0—1型的專利實施水平變量，還是采用更為細化的企業規模劃分標準，海外研發能夠提升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結論都是比較穩健的。

此外，本文還通過替換中介變量（發明專利質量），對機制分析部分進行了穩健性檢驗。本文構造的新變量包括連續型發明專利質量變量

對于問卷中“如果貴企業有意出售所擁有的專利，每件專利的預期收入是多少”的問項，受訪企業要求從“5萬元以下（不含5萬元）”“5萬～10萬元（不含10萬元）”“10萬～50萬元（不含50萬元）”等6個選項中選擇一項。本文基于區間均值，構建了刻畫企業專利質量的連續型變量。譬如，對于區間“5萬～10萬元（不含10萬元）”，對應的取值為7.5萬元。和0—1型發明專利質量虛擬變量

基于企業發明專利質量水平的分布區間，按照專利質量水平高低構建0—1型的虛擬變量。對于預期收入低于10萬元的企業該變量界定為0（占全部樣本的37.76%），反之為1。。穩健性檢驗的結果表明，無論是采用連續型還是用0—1型發明專利質量變量來刻畫發明專利質量，專利質量均構成海外研發影響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的完全中介變量。這表明本研究的結論是穩健的。

六、結論與政策啟示

從2011年開始，中國在專利申請量和專利授權量上均穩居世界第一，成為公認的專利大國。如何將專利數量優勢轉化為質量優勢，提升專利實施水平，對于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增長具有現實意義。本文基于2019年中國企業專利調查數據，考察海外研發對于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的影響，得到如下主要結論：第一，企業開展海外研發有利于提升其發明專利實施水平，該結論在考慮內生性問題后保持穩健。第二，海外研發主要通過改善專利質量正向影響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第三，海外研發促進企業專利實施的效果依海外研發方式、選址、企業特征不同而存在差異性。相較于采用海外獨建、收購海外研發機構方式，企業采用與國外主體聯合研發方式更能促進專利實施水平提升。相較于海外研發地點為美國、日本，海外研發地點為歐洲對于專利實施的促進效果更顯著。本文的政策啟示如下：

第一，開展海外研發是提升企業專利實施水平的有效方式。開展海外研發能夠同時提升企業專利產業化實施、許可實施及作價入股實施水平，體現出較強的滲透性。本文樣本中開展海外研發的企業占比大約為10%，意味著近90%的企業尚未受益于海外研發所帶來的專利實施水平提升效應。企業通過自發調整創新戰略，積極開展海外研發將有利于進一步提升專利實施水平。

第二，專利質量提升構成海外研發助推專利實施水平提高的有效機制。中國專利質量不高飽受詬病，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專利的有效實施。專利質量的改善構成海外研發促進企業發明專利實施水平提升的主要渠道，表明海外研發不僅是解決中國專利質量不高問題的有效途徑，亦能夠進一步提升專利實施水平。由此，企業開展海外研發需要聚焦增強技術的先進性及其與市場的耦合度，從而強化專利質量，以切實提升專利實施水平。

第三，在海外研發開展方式與地點的決策過程中，企業可考慮選擇跨國聯合研發的海外研發方式，優先選擇歐洲作為研發地點。首先，企業開展跨國聯合研發有助于增進國內外技術交流融合與研發資源共享，有利于提升專利實施水平；其次，歐洲作為中國企業開展海外研發的熱點地區之一，具備市場體量龐大、與中國創新資源互補且制度共通等優勢。相較而言，美國為維持其核心技術優勢實施了列實體清單、技術進出口限制等阻礙國際技術交流的措施，進一步凸顯出歐洲在吸引海外研發上的相對優勢。

第四，內資企業、初創型企業以及西部地區企業需要更加關注海外研發對于專利實施的促進效應。相較于港澳臺及外資企業、成熟企業以及東部地區企業，內資企業、初創型企業以及西部地區企業更能從海外研發中受益。一方面，該類企業較少開展海外研發，較少受到海外研發邊際生產率遞減的影響；另一方面，該類企業能夠獲得的國內研發資源有限，開展海外研發有利于彌補國內創新資源的不足。海外研發資源對于該類企業更多地體現為“雪中送炭”的作用，由此對其專利實施形成更明顯的促進效果。

參考文獻：

［1］李梅，余天驕.?研發國際化是否促進了企業創新：基于中國信息技術企業的經驗研究［J］.?管理世界，2016（11）：125-140.

［2］IWASA?T，?ODAGIRI?H.?Overseas?R&D，?knowledge?sourcing，?and?patenting：?an?empirical?study?of?Japanese?R&D?investment?in?the?US［J］.?Research?Policy，?2004，?33（5）：?807-828.

［3］王展碩，謝偉.?研發國際化對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過程及結果分析［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8（9）：55-70.

［4］李梅，盧程.?研發國際化與企業創新績效：基于制度距離的調節作用［J］.?經濟管理，2019（1）：39-55.

［5］王黎螢，陳勁.?企業專利實施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9（12）：148-153.

［6］陳志芳，史進杰，段江濤.?基于AHP的專利轉化實施影響因素及其評價體系研究［J］.?現代情報，2015（11）：49-53.

［7］HENDERSON?R，?JAFFE?A?B，?TRAJTENBERG?M.?Universities?as?a?source?of?commercial?technology：?a?detailed?analysis?of?university?patenting，?1965-1988［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8，?80（1）：?119-127.

［8］JAFFE?A?B，?LERNER?J.?Reinventing?public?R&D：?patent?policy?and?the?commercialization?of?national?laboratory?technologies［J］.?RAND?Journal?of?Economics，?2001，?32（1）：?167-198.

［9］鐘昌標，黃遠浙，劉偉.?新興經濟體海外研發對母公司創新影響的研究：基于漸進式創新和顛覆式創新視角［J］.?南開經濟研究，2014（6）：91-104.

［10］CHEN?C?J，?HUANG?Y?F，?LIN?B?W.?How?firms?innovate?through?R&D?internationalization？?An?S-curve?hypothesis［J］.?Research?Policy，?2012，?41（9）：?1544-1554.

［11］陳衍泰，李欠強，王麗，等.?中國企業海外研發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基于東道國制度質量的調節作用［J］.?科研管理，2016（3）：73-80.

［12］YONEYAMA?S.?Building?external?networks?and?its?effect?on?the?performance?of?overseas?R&D?base［J］.?International?Journal?of?Innovation?Management，?2012，?16（3）：?1-18.

［13］司月芳，劉婉昕，朱貽文，等.?中資企業研發國際化行為與創新績效：基于2016—2018年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調研數據［J］.?地理科學進展，2019（10）：1523-1534.

［14］耿偉，楊柯，賈興興.?知識寬度視角下專利質量與中國跨國公司盈利能力［J］.?當代經濟科學，2022（1）：119-130.

［15］徐晨，呂萍.?創新國際化行為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J］.?管理評論，2013（9）：40-50.

［16］楊震寧，李東紅，王以華.?中國企業研發國際化：動因、結構和趨勢［J］.?南開管理評論，2010（4）：44-55.

［17］尹志鋒，葉靜怡，黃陽華，等.?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創新：傳導機制及其檢驗［J］.?世界經濟，2013（12）：111-129.

［18］吳超鵬，唐菂.?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證據［J］.?經濟研究，2016（11）：125-139.

［19］LUO?Y，?TUNG?R?L.?International?expansion?of?emerging?market?enterprises：?a?springboard?perspective［J］.?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2007，?38（4）：?481-498.

［20］王硯羽，謝偉，李紀珍，等.?自建與合作：資源與海外研發機構進入模式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6（9）：1360-1370.

［21］王龍偉，任勝鋼，謝恩.?合作研發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基于治理機制的調節分析［J］.?科學學研究，2011（5）：785-792.

［22］MININ?A?D，?ZHANG?J，?GAMMELTOFT?P.?Chinese?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R&D?in?Europe：?a?new?model?of?R&D?internationalization？?［J］.?European?Management?Journal，?2012，?30（3）：?189-203.

［23］KIBA?T，?COLLINSON?S.?R&D?performance?in?Japanese?companies：?a?relative?evaluation?of?overseas-based?and?domestic?R&D［J］.?Science?and?Public?Policy，?1998，?25（4）：?227-238.

［24］毛昊，劉夏，黨建偉.?對標世界一流專利審查機構的制度經驗與改革應對［J］.?中國軟科學，2020（2）：11-25.

［25］張杰，高德步，夏胤磊.?專利能否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基于中國專利資助政策視角的一個解釋［J］.?中國工業經濟，2016（1）：83-98.

［26］王悅亨，王毅，李紀珍.?創新目標、信息來源與創新成功關系實證研究［J］.?科研管理，2015（1）：8-17.

［27］SHEFER?D，?FRENKEL?A.?R&D，?firm?size?and?innovation：an?empirical?analysis［J］.?Technovation，?2005，?25（1）：?25-32.

［28］HUERGO?E，?JAUMANDREU?J.?How?does?probability?of?innovation?change?with?firm?age？［J］.?Small?Business?Economics，?2004，?22（3）：?193-207.

［29］BARON?R?M，?KENNY?D?A.?The?moderator-mediator?variable?distinction?in?social?psychological?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statistical?considerations［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86，?51（6）：?1173-1182.

［30］石麗靜，洪俊杰.?開放式創新如何影響企業自主研發績效？［J］.?經濟評論，2017（6）：53-65.

［本刊相關文獻鏈接］

［1］任曙明，李蓮青，盧佳蔓，等.貨幣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J］.當代經濟科學，2022（5）：14-27.

［2］張雪瑩，吳多文，王緣.綠色債券對公司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J］.當代經濟科學，2022（5）：28-38.

［3］成力為，肖彩霞.環境規制、研發投資與企業綠色技術進步［J］.當代經濟科學，2022（4）：115-129.

［4］陳喆，鄭江淮.綠色技術創新能夠促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嗎：兼論環境政策的選擇效應［J］.當代經濟科學，2022（4）：43-58.

［5］蔣藝翅，姚樹潔.信息披露質量對企業創新的激勵與治理效應研究［J］.當代經濟科學，2022（2）：117-128.

［6］耿偉，楊柯，賈興興.知識寬度視角下專利質量與中國跨國公司盈利能力［J］.當代經濟科學，2022（1）：119-130.

［7］占華，后夢婷.環境信息披露如何影響企業創新：基于雙重差分的檢驗［J］.當代經濟科學，2021（4）：53-64.

編輯：鄭雅妮，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