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多維身份認同的混雜性

內容摘要：身份認同是個體安身立命的根基。張賢亮歸來恢復寫作的自由后，由于從傳統秩序反叛中走出來的新的自我意識和觀念與新時期的政治文化環境處于脫節狀態，迫切需要建構新的身份認同，重新確立自身位置。本文從改造自我的政治認同、被征用的人民認同、未完成的啟蒙認同三個維度，分析張賢亮身份認同的多維性和混雜性及其生產機制。

關鍵詞：張賢亮 身份認同 《綠化樹》 多維性 混雜性

身份認同是個體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個體在一種具有終極價值的世界觀指導下，回答“我是誰”以及處理和他人關系時確認自身的問題。在社會重大轉型時期，由于社會制度、倫理結構、道德評價體系等視闕的調整，知識分子往往需要重新建立身份認同，在新的社會制度、倫理結構、道德評價體系等提供的視闕中，確立自我的某種內在本質以及在社會網結中的位置，建立重新認識自我的框架，實現對自我和周圍事物的完整、穩定的認知。

張賢亮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無法繞開的作家，也是一個充滿矛盾性和復雜性的作家。張賢亮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了“兩次勞教，一次管制，一次群專，一次關監”，生活的全部目的成為為了活著而活著，身份認同更無從談起。新時期國家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調整了知識分子政策，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盵1]張賢亮歸來重新獲得言說的權利，從傳統秩序反叛中走出來的新的自我意識和觀念，與實存期間的新的政治文化環境處于一定程度的脫節狀態，迫切需要構建新的身份認同，重返社會舞臺的中心。由于新時期文學的“過渡狀態”，處于新舊文化交織的張賢亮身份認同呈現政治認同、人民認同、啟蒙認同膠著狀態并形成一定的張力。本文以《綠化樹》為研究對象，結合張賢亮的創作自述，窺探新時期張賢亮多維身份認同的混雜以及實現機制。

一.改造自我的政治認同

1982年3月21日，張賢亮在致孟偉哉的信中說，“使很多人難以相信的是，我竟從一個具有朦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變成了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盵2]隔年張賢亮便發表了《綠化樹》，并在題記中宣稱“將描寫一個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甚至曾經有過朦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經過‘苦難的歷程，最終變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盵3]張賢亮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身份帶來的心理創傷和強制灌輸的知識分子改造理論，潛移默化轉化為沉重的“原罪”意識，產生了被政治所拋棄的心靈創痛和“贖罪”的心理焦慮。所以，基于改造自我的目的，張賢亮近乎“告白式”地表達了他的政治認同以及摒棄資產階級身份追求無產階級身份的努力和決心。正如有論者指出的，“社會主義話語曾是張賢亮改造自我的目標，帶有強烈精神合法烙印，也帶有被改造的恐懼與創傷?！盵4]

《綠化樹》發表于《十月》1984年第2期，是張賢亮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一部小說，小說主人公章永璘在很大程度上是張賢亮植入作品中的自我形象。章永璘是一個背負著沉重“原罪”意識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文化觀念上根深蒂固地認為身上流淌著“資產階級”的血液。小說開篇，章永璘是一個受饑餓驅使四處覓食的狼孩，為了生存，章永璘諂媚、討好、嫉妒，把知識分子的全部智慧換成了填飽肚子的小聰明，如：制作可以多打100cc飯的罐頭桶，為了多買蘿卜算計憨厚的老鄉，想方設法從伙房弄來稗子面煎餅吃，等等。張賢亮對饑餓作了形象的描寫：“饑餓會變成一種有重量、有體積的實體，在胃里橫沖直闖：還會發出聲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經呼喊：要吃！要吃！要吃！”[5]章永璘被迫放棄幻想知識分子式的生活和不切實際的雄心壯志，只有夜深人靜思考的時候才會把自己和饑餓的野獸區分開來，但同時產生一種比饑餓還要深刻的痛苦，“白天的種種卑賤和邪惡念頭卻使我吃驚，就像朵蓮格萊看到被靈貓施了魔法的畫像，看到了我靈魂上被蒙上的灰塵；回憶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開它的畫卷，我審視這一天的生活，帶著對自己深深的厭惡。我顫栗，我詛咒自己?！盵6]

張賢亮以人的食欲為切入點，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知識分子基本生存需求和精神渴求之間的分裂以及生存的痛苦，實現了對文革的批判并與國家話語保持了同構關系。但這只是章永璘身份轉變的前提，而對《資本論》的研讀，為章永璘實現身份轉變提供了思想武器。章永璘把自己的種種惡習歸咎為資產階級身份，“當我意識到我雖然沒有資產階級實名，血液中卻已經溶入資產階級的種種習性時，我大吃一驚?！译m然不自覺，但確實是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其所以不自覺，正是因為這是先天就決定了的。我所屬的階級覆滅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7]為了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章永璘結束一天的體力勞動后，懷著虔誠的懺悔在夜晚苦讀《資本論》，不僅獲得了心靈的救贖和思想的進步，“念了這本書就可以知道社會發展的自然法則；我們雖然不能超過社會發展的自然法則，但知道了，就能夠把我們必然要經受的痛苦縮短并且緩和；像知道了春天以后就是夏天，夏天以后就是秋天，秋天以后就是冬天一樣，我們就能按照這種自然的法則來決定自己該干什么?！盵8]而且，實現了自我的超越，“隨著我‘超越自己，我也就超越了我現在生存的這個幾乎是蠻荒的沙漠邊緣?！盵9]《資本論》是張賢亮勞改時唯一能閱讀到的書籍，張賢亮作了密密麻麻的眉批并寫了上萬字的讀書心得，通過反復研讀，改變了張賢亮對于政治、經濟和人生的看法，“這部巨著不僅告訴我當時統治中國的極左路線絕對行不通，鼓勵我無論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后能大致預見中國政治經濟的走向?！盵10]《資本論》也改變了張賢亮的氣質，使他原本柔弱感傷的詩人氣質中，加入了理性思辨的精神能力與洞悉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樂觀精神。兩相對比，可以發現作品中研讀《資本論》的章永璘是作者的化身。

張賢亮對苦難的態度是積極的，認為當時的文學作品不重視展現傷痕美，沒有有意識地把傷痕中使人振奮，使人前進的那一面表現出來，啟發人哲理性的思考，給人以美的享受。張賢亮把傷痕比作庫圖佐夫的獨眼和納爾遜的斷臂，認為治愈之后的傷痕能表現一種缺陷美，可以從慘痛的經歷中提煉出美的元素。受這種美學觀影響，張賢亮把苦難作為人生的砥石和成長的必由之路，作為知識分子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的精神煉獄，欲實現建樹和大有作為，必要經受苦難而后才能達。因此，作品中的章永璘認為自己的命運是注定的，自己只是最后一個烏兌格人，“我這樣認識，心里就好受一點，并且還有一種被獻在新時代的祭壇上的羔羊的悲壯感：我個人并沒有錯，但我身負著幾代人的罪孽，就像酒精中毒者和梅毒病患者的后代，他要為他前輩人的罪過備受磨難。命運就在這里。我受苦受難的命運是不可擺脫的?！盵11]章永璘賦予了苦難積極的意義，也由苦難的被動承受者轉變為主動承受者，挺身接受苦難考驗，最終在小說的結尾走上紅地毯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共商國是，由資產階級文化知識分子成為黨內的重要干部，正式完成了身份的蛻變。張賢亮將苦難神圣化也遭到了不少批評，有論者認為張賢亮對苦難的態度說明“盡管歷史曾經帶給知識分子災難，但一切并不那么可怕，因為這僅僅是一個過程，一個更為成功的社會自我，將在災難的盡頭等待，并將給予受難者豐厚的報酬?！盵12]

張賢亮的政治認同中凸顯的是馬克思主義信仰者身份，對苦難的積極態度則是張賢亮政治認同的重要內容，展現了張賢亮與歷史和解的姿態，符合國家“一切向前看”的歷史總體性要求，但張賢亮將苦難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極左政治運動的批判力度。

二.被征用的人民認同

現代小說中，知識分子與民間聯系密切，“有的從民間文化中尋找審美力量，有的從政治立場發現民間的革命性因素，還有的從民間立場尋找民間的精神?！盵13]知識分子走向民間、書寫民間、表達民間，是他們確認自我身份的一種重要方式。張賢亮也曾贊美過民間：“長期的底層生活，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種種來自勞動人民的溫情、同情和憐憫，以及勞動者粗礦的原始的內心美”。[14]《綠化樹》中，張賢亮將章永璘推向民間，在與勞動人民的交往中獲得了拯救，實現了自我超越，也構建了自身的人民認同。

馬纓花、海喜喜、謝隊長是張賢亮著力刻畫的勞動人民形象。馬纓花是拯救章永璘的關鍵人物，是一個善良、淳樸、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她沒有嫌棄章永璘的資產階級身份，無私地為章永璘提供食物，幫助章永璘恢復了肉體上的健康?；謴腿怏w上健康的章永璘不再怯懦，變得更加自信，面對“車把式”海喜喜的挑釁，與這個高階層勞動者、令人畏懼的巨人斗了個平手后極度興奮，“我感到一種旺盛的活力，一種男性的激情也在我體內暗暗地涌動，我甚至能聽得見它像海潮般的音響……?！盵15]章永璘打架后馬纓花說：“你，倒挺像咱們的人?！盵16]這說明章永璘被勞動者正式接納成為他們中的一員，而且贏得了馬纓花的愛情。但是，章永璘愛情高漲并爆發后，馬纓花婉拒了他，讓他好好地念書。章永璘認識到自己粗鄙的一面，經歷了生死掙扎與絕望后，在馬纓花的柔情與幫助下，繼續研讀《資本論》，最終擁有了自覺性，覺醒了知識分子身份，實現了自我超越。海喜喜是一名優秀的體力勞動者，他以一種粗野、雄豪、彪悍和對勞動者的無畏的精神風貌，向章永璘昭示了適應這片土地的生存法則，是章永璘邁向自食其力勞動者目標的精神榜樣。海喜喜與章永璘因為馬纓花成為情敵，在愛情爭奪戰中失利后選擇主動退出，建議章永璘與馬纓花結婚，還無私地把開荒得到的豆子送給他們，展現了勞動人民的善良與樸實。謝隊長德高望重，受群眾愛戴，辦事靈活，知道還喜喜留不住后，故意放走了他。

通過刻畫馬纓花、海喜喜、謝隊長等勞動人民形象，張賢亮構建了一個有具有樸素的道德良知和民間正義的普通民眾組成的民間社會。特別是通過馬纓花這一凡俗女性的生活品格來呈現民間形態，有論者謳歌了她們平凡的偉大，“對于苦難的現實和不堪回首的歷史，她們沒有足夠的知識理性以銘刻記憶，也不期望能被歷史所記憶和書寫；她們的生活邏輯就是再長的黑夜也有天明時分，就像女人分娩時必然要經受的肉體陣痛，但新生命的誕生不會因此而停止；天明對苦難的記憶來自不可避免又必須承受的生理慣性，或者‘存在即合理的情理邏輯。她們無意間將歷史的苦難與自我的痛感體驗相結合，同時又將歷史對她們的薄情‘理解為一種生命儀式，一種生命的常態?！盵17]這也是她們“喜光，耐干旱貧瘠”的本性，這正是張賢亮不斷謳歌和贊美的基礎：“在我們的文學中，在哺育我的中國文學和歐洲文學中，這樣鄙俗的粗狂的、似乎遵循著一種特殊的道德規范但確是機智的、智慧的、懷著最美好的感情的體力勞動者，好像還沒有占上一席之地。命運給了我這樣的機緣發現了他們，我要把他們如金剛鉆一般，一顆一顆地記在心里?！盵18]

張賢亮形成人民認同的原因，一是勞改期間與勞動人民朝夕相處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二是新時期知識分子雖然實現了由小資產階級到工人階級政治身份的轉變，但在具有政治上的絕對正確性和道義上的神圣性、崇高性的“人民”面前，必須無止境地向人民靠攏，主動融入人民群眾并獲得他們的認可。深入考察《綠化樹》，我們會發現張賢亮的人民認同是基于基層勞動人民對知識分子的救助與保護。馬纓花、海喜喜、謝隊長等人民群眾幫助章永璘實現自我超越后，也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并退出主人公的視線，并且由后者對他們進行本質性的命名。究其原因，是張賢亮以勞動人民為二元對立的他者來確定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和身份認同，人民認同內涵在新時期知識分子政策的驅動下發生了位移，知識分子的地位悄然上升而人民群眾的地位悄然下降。章永璘覺醒知識分子身份后，感覺曾經給他庇護的馬纓花雖然美麗、善良、純真，“但終究還是一個未脫粗俗的女人”[19]，“過去的經歷和知識總使我感到勞動者和我有差距，我在精神境界上要比他（她）們優越，屬于一個較高的層次?！盵20]章永璘知識分子身份的優越感油然而生，“和人類的智慧聯系起來，”“從馬克思的書中得到了‘頓悟，我生命中就仿佛孕育出了一個新的生命，”[21]覺得受馬纓花的施舍“玷污了我為了一個光輝的愿望而受的苦行?！盵22]再回頭審視他和馬纓花之間的感情后，章永璘認為只是一種感恩、一種感激之情，兩個人之間不存在男女之情，在文化素養上不可彌補的差距讓她和章永璘不相匹配。

章永璘的自我超越是實現身份蛻變的關鍵環節。但張賢亮在看似堅定的人民認同內涵中增加了雜質，在政治認同和人民認同呈現膠著的狀態中，人民認同在在敘述文本中被政治認同潛在壓抑。

三.未完成的啟蒙認同

2008年張賢亮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說：“我感到自豪的是，將來寫中國文學史，談到上世紀80年代時，我是一個絕對不能回避的人物，我是啟蒙作家之一?！盵23]但評論界一般認為張賢亮是一個啟蒙觀念不明顯、啟蒙意識不強烈的作家。張賢亮在八十年代結束近20年后，毫不謙讓地授予自己啟蒙者稱號，可以看出他把啟蒙視為高端和精英的標識，啟蒙者是他真正心儀的稱謂。那么，張賢亮自封的根據是什么？《綠化樹》或許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綠化樹》中的章永璘是張賢亮精心打造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但也是以一個學識淵博、廣泛涉獵的知識分子形象，他熟悉中外文學，懂音樂，了解植物學、方言學、風俗學、地理學等知識，是張賢亮強大的理念植入作品而精雕細琢的形象，契合了張賢亮對知識分子虛構身份的想象。章永璘具有知識分子先天的優越感，小說開篇，章永璘在吃勞改農場最后一頓飯時與大學哲學系講師談哲學時簡單一個握手的禮節，將他拉回到曾經熟悉的世界。章永璘用十足的學者風度交談，用在學院走廊上常見的那種優雅姿態連連點頭，都證明他在勞改之前具有高貴和優越的知識分子身份。章永璘也清晰認識到自己的身份：“我表面上看來像個苦修苦煉的托缽僧，骨子里確是貴公子落魄……?！盵24]只是一個照面，馬纓花就對章永璘傾心不已，心甘情愿為他提供物質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勵，并許下“就是鋼刀把我頭砍斷，我血身子還陪著你”的帶著荒原氣息、血淋淋的山盟海誓。馬纓花對章永璘的愛慕，是對“紅袖添香”集體無意識的傳承，她把古代女伴男讀書作為一個美麗的憧憬，所以章永璘讀《資本論》的時候，“她會抬起美麗的眼睛給我一個會意的、嬌媚的微笑。那容光煥發的臉，表明了她在這種氣氛里得到了一種精神上的享受；她享受著一個女人的權利?！盵25]在馬纓花的潛意識深處，讀書是男人應該做的事和一種高尚的行為。這種文人落難、女性拯救的母題通過美麗嫵媚的女性肯定了知識分子的價值。但章永璘知識分子的優越感和超越自身的渴望打破了馬纓花沉浸古老傳統的幻想，章永璘清醒認識到他與人民群眾不能拉齊的差距。某種程度上講，要彌補這差距的難度遠遠超過跨越階級或政治身份的鴻溝。但是，章永璘需要這個差距，也無意去拉平這個差距，這種差距體現了知識分子的優越感，這種差距是維持啟蒙先天二元結構的前提。

啟蒙行為的發生需要施動者（啟蒙者）和受動者（被啟蒙者）同時存在，并由施動者將啟蒙行為作用于受動者后，這一行為才可以成立。肇始于十七世紀以來的西方啟蒙運動，啟蒙者和被啟蒙者角色位置的設定是穩定的和先驗的。作為精英的知識分子牢固占據著啟蒙者的高階身位，社會民眾位于被啟蒙者的低階身位，在這一穩定的二元結構中精英知識分子和社會民眾嚴格歸位。中國的啟蒙思潮發端于近代，從一開始就全盤繼承了十七世紀以來西方啟蒙運動的二元組成結構，即精英知識分子作為啟蒙者、社會大眾作為被啟蒙者角色定位。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延續了中國古代“勞心者治人”“勞力者至于人”社會二元結構。但可惜好景不長，精英知識分子持有的高貴和尊嚴在新民主義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改造實踐中被踐踏地體無完膚，啟蒙的二元結構被徹底顛覆，知識分子需要接受改造，向人民群眾學習才能成為人民中的一員。知識分子改造理論在新時期被廢除，但人民群眾作為一個元話語，在知識分子面前仍是一個偉岸的存在。張賢亮從小接受了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熏陶，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和啟蒙先驗的二元結構已深植根于內心。在22年的勞動改造中張賢亮認同了人民群眾，但并不代表他認同改造理論對先驗啟蒙二元結構的置換。所以，章永璘實現自我超越后從一個知識者蛻變為思想者，超越了時代與群倫，成為啟蒙二元先天結構中光彩照人的啟蒙者。張賢亮通過這種潛隱的敘事，肯定了啟蒙二元先天結構的不可顛撲和合乎歷史理性，也“揭示了啟蒙的‘先天形式如何在當代中國被倒置，揭示了這一倒置如何程度嚴重地抑制了啟蒙的正常發育。這可以用來揭示為何時隔半個多世紀我們仍然停留在‘救救孩子的啟蒙起點。這一次，不是‘救亡壓倒了‘啟蒙，而是啟蒙的自傷?！盵26]

張賢亮通過《綠化樹》表達了他的啟蒙認同，但這個啟蒙行為并未完成或者說根本就未發生。這是知識分子人格的缺陷使然，因為，“才子從來就無意以知識對女性進行啟蒙，而是非常樂于讓她們如同傳統女性一樣，充當喪失自我意愿和決定意向的被動客體；”也是時代的局限性，新時期知識分子雖然政治上納入了人民范疇，但在國家意識形態中，人民在政治身份上依然具有壓倒性優勢，章永璘只能在意識形態范疇內隱性地表達啟蒙先驗二元結構被倒置的非理性而在啟蒙行為上缺位。

身份認同體系不是單一而是糅合復雜的，深處期間的個體具有不同的認同。張賢亮在《綠化樹》中呈現的政治認同、人民認同和啟蒙認同是矛盾和混雜的，如人民認同中包含著對人民的貶抑，啟蒙認同的不徹底性等。但是，我們并未看到認同主體內在撕裂的痛苦與絕望，有論者分析了其中原因：“‘五四啟蒙作家整體性的‘反傳統態度，使他們自己成了傳統的叛逆者和歷史的孤兒，而‘新時期作家則有‘歷史可以選擇，有‘傳統可以繼承，他們在‘新時期的歸來只是‘重回人民的懷抱。在‘告別歷史之后，他們及時地得到了黨、民族、國家和人民的承認和支持，并期盼這個‘大寫的自我能夠在新的歷史時期得以充分的成長與展現。因此，‘新時期作家的選擇和主流意識形態對‘新時期內涵的闡釋和任務設計大體一致。由于中國社會革命和人民之間的密切關系，作家的主體啟蒙認同和人民認同就在歷史的必然性中、真實地結合在主客的統一中?！盵27]

但這并不表示身份認同之間地位的對等。張賢亮的認同中，政治認同是統攝一切的，這是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的規約，也是張賢亮自我選擇的結果。在政治與文學的選擇上，張賢亮說：“我一直沒有想將‘作家當作一門職業，僅靠寫小說安身立命，提起筆，我便想參與社會活動，我是把寫作當成社會活動的一種方式來對待?！盵28]政治認同為張賢亮介入現實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人民認同處于被征用的地位，人民作為一種毋庸置疑的元話語和終極標準，每一個作家都必須以這個統攝性的概念來審視自己和自己的創作確保創作的歷史合法性，張賢亮一方面通過創作自述和作品對勞動人民進行了贊美，一方面又在政治認同的掩護下對人民進行了有限度的改寫。啟蒙認同處于隱匿的地位，張賢亮身份結構體系中的政治認同、人民認同壓抑了啟蒙認同，張賢亮借勢“政治話語”“人民話語”隱性表達了啟蒙的訴求，也悄然建構了作為啟蒙者的知識分子形象，這或許也是張賢亮自封為啟蒙者的主要原因。

注 釋

[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頁.

[2]張賢亮.《“認識靠頭腦，也就是靠思想站著的……”——致孟偉哉》.《張賢亮選集（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641頁.

[3][5][6][7][8][9][15][16][18][19][20][21][22][24][25]張賢亮.《綠化樹》《張賢亮小說自選集》.桂林：漓江出版社.第108頁，第136頁，第133頁，第158頁，第256頁，第242頁，第214頁，第212頁，第267頁，第242頁，第243頁，第247頁，第248頁，第218頁，第236頁.

[4]房偉.《“新與舊”的文學共識與爭議——新時期文學與張賢亮》.揚子江評論.2019年第2期.

[10]張賢亮.《文人下?！贰渡⑽募利悺?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108-109頁.

[11]張賢亮.《綠化樹》《張賢亮小說自選集》桂林：漓江出版社.第160頁.

[12]賀桂梅.《人文學的想象力》.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19-220頁.

[13]王光東.《民間的現代價值—中國現代文學與民間文化形態》.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

[14]張賢亮.《寫小說的辯證法》《張賢亮選集（一）》.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190頁.

[17]張繼平、郭富.《張賢亮小說中的知識分子與民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17.（12）.]”

[23]馬國川.《張賢亮：一個啟蒙小說家的八十年代》，選自《我與八十年代》.上海：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第96-97頁.

[26]王侃.《“反思文學”：如何反思？如何可能？——重讀＜綠化樹＞＜蝴蝶＞》.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4期.

[27]王金勝.《論“新時期”初期作家啟蒙認同困境》，東方論壇，2001年第1期.

[28]張賢亮.《張賢亮小說自選集 自序》.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作者介紹：張文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2015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