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儲政策改革對玉米播種面積的影響分析

許欣怡

摘 要 2016年，國家發改委對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玉米收儲制度進行改革，將持續8年的玉米臨儲制度改為玉米價補分離制度。為了給水稻、小麥后續的政策調整提供參考，以2008—2020年20個玉米主產區的省級年度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基于全樣本和雙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收儲政策改革對玉米主產區的玉米播種面積的影響，探討玉米收儲制度對農民種植積極性的影響。結果表明：1）臨時收儲政策和價補分離政策均對玉米播種面積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2）玉米收儲政策改革使得政策對玉米播種面積的正向影響減弱；3）有效灌溉面積對玉米播種面積有顯著正向影響，大豆播種面積對玉米播種面積有顯著負向影響。

關鍵詞 玉米；收儲制度改革；播種面積；面板數據；DID模型

中圖分類號：F323.7；F326.11 文獻標志碼：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3.06.042

玉米臨時收儲政策實施后，我國玉米播種面積持續增加，2015年中央首次下調玉米收購價格后，玉米播種面積開始下降并趨于平穩。2020年，全國玉米播種面積相對玉米價補分離制度實施前一年即2015年減少了8.2%。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近年來玉米進口激增。在如今國際關系緊張的大背景下，玉米越來越依賴進口的現狀不免令人擔憂，因此本文從糧食安全的視角出發，分析使玉米播種面積波動的政策因素，探究玉米市場化收購和實施對農戶種植積極性產生的影響，并根據實證結果為國家糧食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提出建議[1]。

1 玉米價補分離政策影響播種面積的研究設計和數據說明

1.1 研究假說

根據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理論中的不平衡發展理論，在對農業生產進行政府政策扶持時，應考慮不同地區資源稟賦的差異性。

據此提出假設H1：臨時收儲政策和價補分離政策均對玉米播種面積有正向影響[2]。

玉米市場在微觀層面可以看作一個近似完全競爭的市場，以舒爾茨為代表的理性小農學派認為農戶作為理性人會通過追求利益最大化實現帕累托最優，當一個地區的農戶都基于現有資源稟賦做出理智的決策，將會改變該地區的糧食種植結構[3]。

據此提出兩種假設，H2：收儲制度改革會對政策實施區的玉米播種面積產生負向影響；H3：收儲制度改革會對政策實施區的玉米播種面積產生正向影響[4]。

1.2 變量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用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安徽、陜西、山東、湖北等20個玉米主產區玉米種植的相關面板數據，這些區域的玉米生產占到全國玉米生產的90%以上。我國2008年實行玉米臨時收儲政策，2016年開始進行政策改革，轉而實行玉米“市場化改革+生產者補貼”的玉米價補分離政策，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將收儲制度改革對玉米播種面積影響的時間段定在2008—2020年，并以2016年為時間節點，將樣本劃分為玉米臨時收儲政策時期和玉米價補分離政策時期。

本文用玉米播種面積（A）作為被解釋變量，用是否為政策地點和時間的交互項（D）為核心解釋變量，其他解釋變量有省份虛擬變量（P）和時間虛擬變量（T），P=1表示政策發生地區、P=0表示對照省份，T=1表示玉米價補分離政策時期、T=0代表玉米臨時收儲政策時期?？刂谱兞窟x擇人工成本（r）用來表示各省的農業資源稟賦，生產成本（p）用來表示生產玉米過程中的總成本，土地成本（h）代表播種玉米的機會成本，用現金收益（c）體現農戶種植玉米的收益，有效灌溉面積（g）體現農業基礎水平，考慮到玉米和大豆的替代性，引入大豆播種面積（S）[5]。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中，人工成本、生產成本、土地成本和現金收益的數據均來自《布瑞克農業數據庫》，玉米播種面積、大豆播種面積及有效灌溉面積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時間和政策的虛擬變量的選擇和劃分參考中央一號文件[6]。

1.3 實證模型設定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作為實證研究的基本模型。以東北三省一區為實驗組，其他16個省份為對照組進行準自然實驗。s代表省份，t代表時期。具體模型如下：

Yst=β0+β1Pt+β2lngst+β3lnS+β4lnrst+β5lnpst+β6lnhst+β7lncst+εst

s=1，2，…，N；t=1，2，…，T

DID穩健性檢驗的模型為：

Yst=β0+β1P+β2T+β3PT+β4lngst+β5lnSst+β6lnrst+β7lnpst+β8lnhst+β9lncst+εst

s=1，2，…，N；t=1，2，…，T

采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避免了內生性問題的同時側面驗證了面板模型估計結果的可靠性，使得本文研究結果的精確性得到了提高。

2 收儲制度對玉米播種面積影響的實證分析

2.1 面板數據估計結果

本文先從整體上分析2008—2020年收儲政策對玉米播種面積的影響，再分別分析2008—2016年的臨時收儲時期和2016—2020年的價補分離時期對玉米播種面積的影響。估計的模型結果如表1所示。

表1的估計結果顯示，臨時收儲時期和價補分離時期玉米的收儲政策均在1%水平上對玉米播種面積有著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1成立；但不同時期的政策對農戶種植玉米的積極性影響具有異質性。兩個時期對玉米播種面積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臨時收儲政策對玉米播種面積的影響要略大于價補分離政策，假設H2成立。此外，從該模型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有效灌溉面積對玉米播種面積有顯著正向影響，大豆播種面積對玉米播種面積有顯著負向影響。

2.2 DID穩健性檢驗

如表2所示，P的估計結果顯著為正數，與前面的面板數據估計結果一致，假設H1成立；時間虛擬變量的系數和交互項的系數均顯著為負數，說明了無論是臨時收儲政策還是價補分離政策都對提高玉米播種面積、激發農民種植玉米的積極性有著顯著的影響，相比較而言，改革后的政策對玉米播種面積產生的積極影響要明顯的弱化，假設H2成立。

2.3 實證結果分析

由全樣本面板模型估計結果得出，政策在整體上對農民種植玉米的積極性有著明顯的刺激作用[7]。D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收儲制度改革對政策實施區的玉米播種面積有負向影響[8]。

除了收儲政策以外，有效灌溉面積也對玉米播種面積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玉米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玉米的生產水平，從而影響農民的種植決策，由此可以說明改善基礎設施和土壤環境有助于玉米增產[9-10]；大豆播種面積對玉米播種面積有著顯著負向影響，全樣本及價補分離時期土地成本均對玉米播種面積有顯著負向影響，DID穩健性檢驗結果并不顯著，隨著玉米生產土地規?；洜I的不斷推進，玉米土地成本在流轉過程中被貨幣化，其顯性化水平不斷增加給農戶帶來了更大的經營風險，尤其是實行價補分離政策之后，玉米價格出現了明顯的波動及下降趨勢，土地成本的增加縮減了農戶的盈利空間，對農戶的種植積極性產生了消極影響，從而使得農戶減少了玉米的種植。

3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議：1）完善價格補貼政策，實行多元化補貼，在保障農民種植玉米收益的同時注意政策的公平性，從簡單用種植面積作為補貼依據的方式改為根據玉米銷售量進行補貼的方式；2）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讓農業生產方式向集約化生產轉變，從而構建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模式，提高糧食生產效率；3）保護耕地的生態環境，避免化肥、農藥的過度使用，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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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許慶，楊青，章元.農業補貼改革對糧食適度規模經營的影響[J]經濟研究，2021，56（8）：192-208.

[10] 隋麗莉，郭慶海.“價補分離”政策對玉米種植結構調整效應研究：基于吉林省調研數據的分析[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8（12）：95-98.

（責任編輯：劉寧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