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翻譯政治策略的中華學術外譯新理念

胡偉華

（西安工程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陜西西安，710048）

一、全球化語境下中華學術外譯的政治策略需求

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國與國之間聯系更加緊密。一個國家想要在國際舞臺上占據一席之位，就得以全球化思維在全球化語境下與他國往來與合作。全球化語境具有不同的內涵特征，從跨文化交際學角度來看，全球化語境即克服或者轉化國與國之間的差異與沖突，以全球一體化的視角運用不同的交流方式進行不同文化之間的適應與融通；從傳播學角度來看，全球化進程中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必然會通過具有不同社會歷史背景和政治氛圍的文化、政策、價值觀等的傳播建立一定的聯系，而全球化語境就是不同國家和民族基于此種傳播運用不同的符號進行社會交流的語言環境；從語言學角度來看，全球化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即交際的失敗往往是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間的語言形式、語言政策、語言規劃及語言規范的差異。翻譯本身就是不同意識形態、文化之間的交流碰撞，而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文化翻譯需要相關譯者綜合考慮譯本選取、譯者素養、策略運用、話語構建甚至譯事主導者等翻譯鏈條的全過程，挖掘和表達文本背后的核心文化元素、意識形態、政治內涵，從而在國際舞臺上樹立正確和正面的國家形象。

中華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沿襲和積淀，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歷久彌新；隨著21 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我國的航空航天、電子通信、互聯網技術、智能制造等高精尖技術也取得長足進展；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顯示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制的強大優勢，治國理政經驗日趨豐富和完備。向世界各國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示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成果，介紹中國政府治國理政的成功經驗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是當代中國翻譯工作者的主要任務。中華學術外譯譯本的選取正應該圍繞以上各方面，選取內容全面、觀點正確、論述充分、語言生動形象、能夠全面代表我國現階段各方面優秀成果的文本精心組織翻譯，謀劃譯本傳播，擴大我國影響力，為世界發展作出貢獻。

在當代全球化趨勢越來越清晰、世界各國交往越來越頻繁的大趨勢下，翻譯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多民族、多地區、多國家、多意識形態、多宗教團體共同參與互動形成的復雜語境要求譯者講求一定的政治策略。譯者應采取“柔性翻譯”理念，在譯入語語言風格、話語構建、遣詞造句、目的語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適應性和源語政治態度、社會文化規約、核心概念和觀點以及意識形態立場之間做好協調和適配，以期生產出既符合源語表述內容和傳播目標又符合目的語表達習慣、易于接受的優秀譯本，同時做到“柔性翻譯”和“柔性傳播”的結合，以合作、共贏、發展為宗旨，向世界傳遞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善意和仁愛，重塑中國國際形象，贏得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和支持。

二、近十年中華學術外譯情況分析

“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設立的國家級項目［1］，其目的是向國外推介翻譯質量高、譯本內容能夠體現中華文化精髓和當代中國價值觀念以及代表中國學術前沿的學術精品。對于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為核心，向世界推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國家治理經驗具有戰略意義，對于增強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構建中國特色學術“話語權”，促進國際社會平等的學術交流，擺脫國際社會固化的學術霸權意義重大［2］。

從立項數量看，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自2010 年首次設立到2018 年共計872 項。除2013 年數量稍微回落，整體呈上升趨勢。圖1 清楚顯示了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從設立之年到2018 年9 年間的立項數量變化情況。

圖1 2010—2018 年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立項數量

從資助文版看，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英文項目居于主要位置，這與英語在世界大部分國家普遍流行及我國英語學習者、英語譯者眾多不無關系。其次與我國毗鄰的韓文、日文、俄文數量也不少，其中在2015 年以后增速加快，德文緊隨其后，西班牙文以及阿拉伯文等小語種增速緩慢。此外，資助文版語言種類每年也呈現出遞增的趨勢。表1 表明了中華學術外譯項目2010 年至2018 年間的項目資助文版數量變化情況。

表1 2010—2018 年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資助文版

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學科分布反映著國家在對外傳播中的戰略部署。表2 是2010 年以來學科分布的大體布局?？梢钥闯鲋袊鴼v史、哲學、理論經濟學、中國文學以及法學的占比最大，其中最多的是中國歷史，而哲學中譯本最多的是中國哲學史方面的文獻，包括儒、釋、道理論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面文集。前五個學科的總占比達50%。充分顯示國家在對外傳播布局中的重點所在，也看出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學術作品的跨境傳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立項較少的學科分別是統計學、圖書情報、綜合研究、體育學和外國文學等。

表2 2010—2018 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學科分布情況

項目負責人是連接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之間的紐帶，他們執行項目組織者的要求，選取翻譯策略，并影響翻譯效果［2］。從項目申請人看，自2010 年設立外譯項目以來，高等院校和一流出版社對外譯項目負主要責任。通過對九年立項負責人情況分析，可以發現，各大出版社之間競爭激烈，而負責人中高校譯者一直是主力軍，并且相當一部分譯者采取與出版社合作申請的模式。以2018 年外譯項目為例，185 項外譯項目中，個人與出版社進行合作的項目就達38 項。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參與項目的個人譯者均為中國人，外國譯者在中華學術外譯方面沒有起到直接作用。

由此可以推斷，中華學術外譯在中國越來越受到重視，所涉及國家、語種增多，直接顯示出中國對外交流的日益頻繁，而項目負責人的單一性也不禁使人反思，母語為漢語的譯者對外翻譯時是否能達到與本土譯者譯介時的同等效果？根深蒂固的“歸化”“異化”策略在紛繁復雜的全球化形勢下能否適應全球化語境的要求，達到有效對外傳播國家形象的目的？基于此，本研究提出跨文化翻譯政治策略的中華學術外譯新理念，以期為上述問題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

三、基于跨文化翻譯政治策略的中華學術外譯實現路徑

跨文化翻譯的政治策略是指在當下雙邊跨文化交際行為逐漸被多邊跨文化交際行為所取代的背景下，為調和參與交際的各利益集團和政治團體的利益關系、有效傳播源語信息、適應譯入語社會文化環境、實現多元文化視角下的跨文化交流，作為跨文化交際橋梁的翻譯活動的過程設計、應遵循的原則與使用的方法和技巧。其理論基礎為文化翻譯理論和闡釋學、現象學等哲學理論及跨文化交際學理論等；其研究重點關涉交際各方的民族特點、語言文化差異、意識形態沖突、國家政治需求以及翻譯參與者，如譯者、源語作者、目的語讀者、譯事贊助者以及譯作出版者等，平衡各方在跨文化交流和傳播中的利益訴求和政治需求；其跨學科特點關涉文學、歷史學、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其實現路徑主要包括譯者素養構建、譯本選擇、對源語內容的認知、重組和再闡釋、對目標語言形式的甄選以及翻譯方法本身的柔性順應需求。

根據全球化語境下跨文化翻譯政治策略的實現路徑，中華學術外譯在遵循跨文化翻譯政治策略“互鑒共生”［3］原則的基礎上，首先應關注源語譯本選取，以保證傳播內容的真實性、有效性、實用性、科學性；其次應關注譯者素養，包括譯者的雙語理解與操控能力、跨文化交際意識及多元文化適應能力、民族意識及家國情懷；還要關注在翻譯過程中適應源語理解和譯入語話語構建的“柔性翻譯”理念在譯文語言模式選擇、譯入語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以及生態環境適應方面的實踐；最后要關注傳播過程中的譯本推廣，從推廣渠道、推廣地域、推廣載體等方面構建全新的譯介理念。

（一）中華學術外譯文本的選取

翻譯作為對外傳播的一種方式，是向世界如實介紹本國文化的重要渠道。采用翻譯推動文化“走出去”是一種涉及譯事發起者、原文作者、譯者、目的語讀者、譯事贊助者、出版商、發行商、媒介等翻譯全環節的活動，因此被稱為譯介。譯介學指出譯本傳播不僅包含翻譯文本的生產，還包括在文本之前“選譯了什么”，翻譯后的“交流、接納、影響、傳播”等問題［4］。譯介學把翻譯置于更廣闊的背景，使好的源語文本在文化交流中發揮更大的價值。美國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D.Lasswell）認為傳播階段的五大要素是判斷傳播活動成功性的核心準繩［5］，而核心要素便是傳播內容。因此，中國文化與形象傳播的前提是譯本的選擇，譯本需要以能代表大眾以及中國政府積極形象、展示本國魅力、突顯本國元素符號的優秀作品作為翻譯對象。

從近十年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資助重點可以看出，外譯項目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包括外譯文本種類不全，學科不夠齊備，作品不夠優秀等。作為最高層次的國家級外推項目，譯本選取應站在服從國家戰略高度作總體布局。首先在文化作品選取上，文化外譯文本應該是具有人類文化普遍意義的優秀著作［3］。在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本土文學更是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莫言摘奪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以及我國文學“走出去”戰略的順利施行為我國文學邁向世界帶來了新的曙光，也為各地區的文壇“走出去”帶來了深遠的啟示［6］。此外，對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儒、釋、道等傳統哲學，介紹周、秦、漢、唐等世界發展史上發出耀眼光芒的歷史記著等優秀作品應該作為譯介的重點。其次在科技思想外譯作品選取上，除保密的尖端技術外，反映我國在航空航天、電子通信、互聯網技術、智能制造等領域能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抗衡的宣傳作品都應大力譯介，向世界昭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科技的飛速發展和中國對人類科技發展作出的貢獻。第四是對我國政府治國理政經驗的外宣作品應大力譯介。對國家治理經驗的宣傳一方面為其他國家的管理體系提供借鑒，另一方面也抵御了某些輿論圍堵和宣傳攻擊。對這類作品的譯介是占領意識形態領域高地，在世界范圍內為我國爭取更多的朋友、理解者和支持者以及更多發展空間的有力舉措。

（二）基于“中西合璧”的中華學術外譯譯者選擇

譯介主體既可以是個體譯者，也可以是新聞出版署、出版社等組織機構［7］。譯者按照譯介主體的要求展開翻譯工作。外譯作品的譯者大體有三類，單人或合作的中國學者、單獨的國外漢學家或某學術領域專家或譯者以及中外譯者合作。近十年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主要申請人中罕見國外譯者或專家學者，由國外機構以及漢學家或學者與國內學者合作的項目也不多見，這是今后在項目組織和審批中應該加強的。國外漢學家或學者在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傳播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以目的語本族身份講述中國故事，其真實性、可信度都顯著提升，同時也增加了譯作語言和文化的適應性。

在跨文化翻譯的政治策略實現路徑中，基于“異化”“歸化”及“雜合”策略的“柔性翻譯”理念是翻譯過程中實現語言轉換的關鍵。對中華學術外譯來說，譯者首先要具備嫻熟的雙語語言操控能力，精通中國歷史及傳統文化，了解作品中的意象構念及特色表達。其中漢語能力決定著譯者對原文的理解準確性及深度，外語能力決定著譯者能否以地道的譯入語將源語作品中的優秀文化元素或科技理念和技術成果表達出來并獲得目的語讀者的接受。對中外歷史和文化以及各國經濟社會體制有深刻了解并能洞察其異同和優劣的譯者，更能成功將中國政府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思想譯介給國外讀者，從而構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

通過對外譯項目立項申請人分析，可以發現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僅有個別國外譯者或學者參與了部分外譯項目。本土譯者的缺陷在于其對目的語語言規范、語言政策及語言規劃的把握及對目的語讀者閱讀習慣、表達范式的遣詞造句以及目的語社會文化的適配方面與目的語譯者有著先天差距。而目的語譯者雖能做到地道的譯語表達，但卻不能對源語文本的中國哲學思想理念、傳統文化道德規約以及復雜的漢語表達做到察微知妙。

綜上，要產出既能反映中國優秀思想成果又能讓中外讀者都能接受的優秀譯本，“中西合作”是最成功的譯者模式。我們要挖掘和搜集國外漢學家、專業學者和研究機構，加強中外學術交流和翻譯的國際合作，進一步提升譯本的接受度，提高國家形象的域外傳播效果。

（三）基于“柔性翻譯”理念的翻譯策略及話語構建

如何生產出合理、高質量、可接受的翻譯作品是中華學術外譯過程中的核心環節。作為跨文化翻譯政治策略實現路徑之一的“柔性翻譯”理念，對全球化語境下的中華學術文本的外宣翻譯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我國在進行文化政策傳播時，要兼顧外國受眾的價值觀念差別、文化意識差異以及譯本接受心理，選取柔性翻譯手法。

“柔性翻譯”作為跨文化翻譯政治策略的主要實現手段之一，采用順應、雜糅、歸化異化漸變、轉喻等方式對源語語言的句式、詞匯、比喻等語言形式進行柔性處理。翻譯中采用講述式、散文式、辯論式及溝通式表達方式，以適應目的語語言規范和語言政策、文化特征、閱讀習慣和讀者的心理期待，使源語內容和表達范式在譯入語環境獲得最大限度接受，從而實現“柔性翻譯”與“柔性傳播”的結合，提高外譯作品以及國家外交宣傳的域外接受度和傳播效果。

“柔性翻譯”以順應理論為理論基礎，是指翻譯中以順應為手段采取轉喻、歸化異化漸變、釋譯、句式分合、句式轉換、零翻譯等方式對源語語言的詞匯、句式、比喻等語言形式進行調和性處理。對于作品中優秀的文化元素可以采用“漸異化向”的翻譯策略以凸顯原文中的異質性和陌生性，以優化目的語語言、文學和文化；對于源語中文化自戀和文化霸權的暴力，可采用“漸歸化向”的翻譯策略，干預、解構源語中的話語霸權，適度滲入目的語文化的主流價值觀和信念，用目的語文化中既有的概念、表達方式進行再敘事和重構以符合本土典律，從而使譯文適應目的語語言規范和語言政策、文化特征、讀者閱讀習慣和心理期待，使源語內容和表達范式在譯入語環境獲得最大限度理解與接受，從而實現“柔性翻譯”與“柔性傳播”的結合，提高中華學術外譯作品以及國家外交宣傳的域外接受度和傳播效果。

（四）中華學術外譯譯本傳播

傳播效果是跨文化翻譯政治策略實現的最終目的，出版機構是國家文化傳播與輸出的核心渠道。在我國文化“走出去”的歷程中，國內出版機構應引領中國文化域外傳播，通過與國外出版商聯手對譯本進行市場運作，推廣作品的銷售和傳播。政府應關注外向型圖書策劃輸出的問題，促進國內外出版機構建立合作關系，訂立版權輸出協議，策劃翻譯、出版、銷售工作，基于版權代理商采用專業化、市場化的方式運行翻譯產品并進行推廣傳播［8］。也可通過在海外設立出版機構深度入駐海外市場系統，譬如我國外文局分別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設立長河出版社、百周年出版社等機構。

大眾傳播媒介也是譯作推廣的有效渠道。主流的大眾傳播媒介包括網絡、廣播、報紙、電視以及雜志等，起到了政治糾偏、思想引領和意識形態引導等作用。在持續為受眾提供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報道之余，也在無形中向受眾灌輸著一些理念，改變人們對國際國內時事的態度，深刻影響著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

此外，書展也是不容忽視的傳播方式。作為作家和作品邁向世界參與交流并獲取關注的核心渠道，書展是出版商、原作者、譯者以及受眾進行深度交流與研究探討、參與推廣的各方進行版權交易以及出版商進行新書發布的平臺。作為集中展示國家文化的黃金機遇，書展上的主賓國活動采用集中、迅捷的方式有效介紹了國家文化，成為本國文化邁向世界的又一重要平臺。

政府與官方媒體是促進文化國際傳播的核心力量，但民間團體對文化的廣泛有效傳播功不可沒。中華學術外譯作品的譯員大都為具有深厚語言功底和文化涵養的專家、學者，他們出自高校并大都具有一定國際背景，熟知核心國際傳播與出版的機制，成為本專業領域國際舞臺上我國現當代科技發展及現代文學難能可貴的代言者，是促使我國學術思想和文化邁向世界的一條有效的推廣宣傳渠道。

文化與形象的推廣需要傳播渠道的建構。莫言曾指出，“不同于商品的出口，文化走出國門是一個緩慢的進程”［9］。國家形象以及文化的傳播也應遵循循序漸進的規律逐步向不同地區以及國家輻射。進入21 世紀以來，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贏得了國際社會的積極響應與普遍認可。學術外譯文本的傳播對象也可分層次逐步擴大。首選與中國有貿易、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友好往來并簽署合作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其次選取與中國有地緣關系的如韓國、日本、東歐各國特別是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蒙古國等，再次是關注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技術、主要工農業產品和教育、高精尖技術的輸出目的地，最后就是發達國家和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國家。

四、結語

全球化語境下跨文化翻譯的政治策略是推動中華學術外譯的有效手段，其實現路徑涉及譯本選取、譯者素養構建、翻譯過程、譯本傳播等譯介全流程。其中外譯文本應能體現中國歷史、文化、國家治理及現代科技發展中的優秀思想和成果；而成功的跨文化譯者除了應具備雙語語言基本功外，還應具有正確的政治意識、跨文化意識、全球意識及民族意識等，從而實現有效的跨文化溝通。本研究還提出基于翻譯政治策略的中華學術外譯“柔性翻譯”理念，認為譯者在進行學術文本翻譯時應采用順應、雜糅、歸化異化漸變、轉喻等方式對源語語言的句式、詞匯、比喻等語言形式進行柔性處理，以適應目的語語言規范和語言政策、文化特征、閱讀習慣和心理期待，使源語內容和表達范式在譯入語環境獲得最大限度重生，以期對中華學術外譯及國家形象的對外傳播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研究認為，除以出版社為主渠道外，網絡、廣播、報紙、雜志、圖書展等相結合的立體式傳播渠道是提高中華學術外譯作品以及國家外交宣傳的傳播范圍、域外接受度和傳播效果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