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律”到“多元”：明代輿論生態的生成邏輯與歷史圖景

摘 要： 明代輿論空前高漲，并呈現出極具時代特色的復雜態勢和歷史意蘊。明初，重典治吏，士習卑下，輿論沉寂，生氣索然；至中后期，政局常變，文化多元，輿論日興；逮及明末，時局衰微，綱紀頹弛，輿論的多元訴求幾乎一律轉為救世諷時的哀惜和吶喊。明代輿論本質上是國家意志與道德說教的集中體現，也是官民意志與集體利益的別樣表達，還是國家政治與公眾話語的互動表征。明代官員、士民以批判者、警示者的身份，以獨立、理性的精神氣質，評議朝政，裁量人物，建言獻策，不僅平衡了權力格局，維系了政治秩序，引導了國家政策，催生了政治文明，而且反映了明代輿論的普遍利益訴求、價值取向和政治情懷，并以輿論話題的獨特方式展現了明代歷史的真實圖景。

關鍵詞： 明代；輿論生態；輿論話題；輿論政策；輿論功能

輿論的生成既是社會現實的話語需要，也是社會現實的客觀反映。一方面，輿論的形成離不開人、環境及其二者的互動，其中人的思想交流和意見互動是輿論形成的主體要素；而客觀的時空環境則是輿論生成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輿論一旦形成，必然借助某種公共場域和公共話語反作用于現實社會，尤其是那些能夠代表集體意識和共同意見的輿論話語，時常對社會政治產生警示、矯正、批判、監督、預測作用。同樣，明代輿論（包括官方輿論與民間輿論）的生成、發展始終伴隨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動而不斷變化，呈現出極具時代特色的復雜態勢和歷史意蘊。明代官員、士民以批判者、警示者的另類身份，以獨立、理性的精神氣質，評議朝政，裁量人物，建言獻策，不僅平衡了權力格局，維系了政治秩序，引導了國家政策，催生了政治文明，而且反映了明代輿論普遍的利益訴求、價值取向和政治情懷。于此，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邸報、言官、歌謠、黨議、講學等輿論形態及其傳播意義。具體參見林語堂：《中國新聞輿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王天有：《晚明東林黨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陳寶良：《明代民間輿論探析》，《江漢論壇》，1992年第2期；周玉波：《明代民歌研究》，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王鴻泰：《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象與公眾社會》，《明代研究》總第12期，2009年；劉中興：《晚明輿論傳播與東林運動》，博士學位論文，華中師范大學，2013年；展龍：《明代謠諺的輿論訴求與政府應對》，《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等。以此為基礎，本文擬將明代輿論置于一代時勢的宏大視閾下，借助政治空間、輿論話題、輿論政策、文化場域、思想根源等輿論要素，深刻闡析明代輿論生態的多元生成邏輯和復雜現實依據，總體呈現明代輿論形態的主流思想基調和集體話語傾向，以期凸顯輿論在不同歷史場景中的變化趨勢、傳播形式、政治效應等重要問題，并為新時代深化、升華“輿論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創新路徑和理論參考。

一、政治空間：專制統治的嬗變與輿論的“自由度”

輿論學認為，“民意只有在自由、寬松的民主環境中才能真實地表達出來，如果對民意施加壓力，用武力去鎮壓它，用特務監視人民的活動，民意就會隱蔽起來”。劉建明等：《輿論學概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頁。因此，欲使民眾充分表達意見，須營造可以接受不同意見的輿論環境。明代君主專制統治的政治體制及復雜多變的政治環境，構成輿論生成、傳播的總體政治空間。明初緊張的政治生態，致使輿論傳播形式較為單一，輿論環境較為沉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輿論一律”格局。至明中后期，輿論環境較為寬松，輿論表達趨于“自由”，但這一時期明廷并未充分重視迫于時勢而日益高漲的官民輿論，更未能及時疏導民眾的憤郁情緒，以致民心盡失，民怨沸騰，民變四起，最終在輿論的憤怨、批評和哀嘆中走向覆亡。

洪武年間，明太祖勤于政事，善于納言，并認為：“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眾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保鳎┯嗬^登：《典故紀聞》卷一，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7頁。他深知民心向背關系王朝盛衰和天下治亂。為此，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特置登聞鼓于午門外，以“伸理冤抑，通達幽滯”。（明）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一七八《刑部二十·伸冤》，《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79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164頁。同時，他鼓勵民眾詣闕上訴，申訴冤情，陳訴意愿，“有可言之事，亦許直至御前奏聞”。（明）劉惟謙等撰，懷效鋒點校：《大明律》卷一二《禮律二·儀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頁。這些基于“民本”觀念的輿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民間詞訟自下而上的基本原則，無疑有利于統治者及早洞察民情，及時滿足民愿。但是，明太祖是“雄猜之主”，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65頁。深知皇權來之不易，故采取一系列遏制“異端”言論、壓抑“異己”輿論的極端舉措，以致士習卑下，生氣索然，“群臣惴惴，無敢頌言”，（明）鄧元錫：《皇明書》卷一，《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315冊，第532頁。 “士氣消折盡矣”。（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一《禁衛》，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538頁。明成祖奪權后，在清理建文言論、隱諱建文史實時，不惜付諸暴力，肅清建文舊臣。經過太祖和成祖的強權威懾，至仁宗、宣宗時，縱然極力鼓勵直諫，但士民鑒于前車，依舊謹言慎行，不敢直言，即使風憲之官，也“緘口不言時政”，《明太祖實錄》卷二一五，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丁亥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169頁。官方輿論依然沉悶。明初君主專制統治及其催生的嚴肅輿論氛圍，將朝野士人逼入政治的困境和生命的絕境，以致整個明初士風謹固，鮮言時政，即使是在野士人也惶惶難安，“今之為士者以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清）吳乘權等：《綱鑒易知錄·明紀》卷二，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612頁。處此境地，朝野士人唯有屈從權勢，茍且偷生，既不能發揮主體意識，監督政務，制衡權力，也難能彰顯獨立人格，申述內心意愿，實現輿論價值。

明中后期以降，專制統治漸趨昏亂，社會控制日益弱化，輿論時常充當了社會的“溫度計”和政治的“回聲筒”。此時，群臣直言成為風尚，百官抗疏以為美談，“居其職者，振風裁而恥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睹魇贰肪硪话恕稹顿潯?，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803頁。如孝宗踐祚伊始，即更新庶政，大開言路，鼓勵群臣直言獻策。弘治九年（1496）閏三月，少詹事王華進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里用事，指陳甚切”，《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傳》，第5159頁。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王）華諷上”。（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615頁。孝宗聽聞后，不僅未加罪王華，反而“命中官賜食勞焉”?！睹魇贰肪硪痪盼濉锻跏厝蕚鳌?，第5159頁。此外，明初一度“禁言”的學校生員也踴躍上書。孝宗欲在萬歲山建立棕棚，以備登臨遠眺，監生虎臣聽聞，“上疏切諫”。祭酒費訚深恐虎臣此舉殃及自己，便“鋃鐺系（虎）臣堂樹下”。結果孝宗非但未責怪虎臣，反而認為他所言有理，將棕棚拆毀，并任命虎臣為云南知縣。（清）夏燮：《明通鑒》卷三五，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壬午條，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405頁。此事很快傳揚開來，引發了朝野人士的直言之風，甚至奏事失實也會免于處罰。弘治十一年（1498），通政使司右參議李浩“奏事差錯”，遭到御史彈劾，孝宗不但未罰李浩，反而要求通政司奏事“錯一二字者免劾”?！睹餍⒆趯嶄洝肪硪凰乃?，弘治十一年閏十一月丙寅條，第2508頁。

至明后期，皇帝惰政，近與外廷隔絕，以致朝政紊亂，世道乖漓，士論喧騰，“往時私議朝政者，不過街頭巷尾，口喃耳語而已。今則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明）沈一貫：《敬事草》卷三《請修明政事收拾人心揭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史部第63冊，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64頁。世宗御極，雖力革弊政，“天下翕然稱治”，卻因“繼統”之故與護禮派針鋒相對，爭論不休，以致“輿論沸騰”?！睹魇贰肪硪话恕妒雷诒炯o二》，第250頁。經此論戰，世宗對百官信任不足，猜忌有余，甚至議禮時為其辯護的官員，也或遭貶殺。不僅如此，議禮之后，世宗萬機不理，沉溺仙道，“不齋則醮，月無虛日”。（清）夏燮：《明通鑒》卷五○，嘉靖二年四月癸未條，第1924頁。于此，群臣激昂陳詞，冒死直諫，工部員外郎劉魁更是“鬻棺以待”，上書諫止；《明史》卷二○九《劉魁傳》，第5530頁。海瑞控訴世宗不視朝政，事多廢緩，以致“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睹魇贰肪矶逗Ｈ饌鳌?，第5928頁。但世宗逸豫荒政，不顧諫言，致使輿情傳布郁塞不暢，輿論生態日趨惡化。穆宗繼位不久，即怠于臨政，詔停日講，引起百官冒諫，不遺余力。給事中魏時亮直言“新政不宜遽怠”，而須“慎起居，罷游宴”?！睹魇贰肪矶弧段簳r亮傳》，第5819頁。給事中王治也請求“勤朝講，親輔弼”?！睹魇贰肪矶晃濉锻踔蝹鳌?，第5674頁。至萬歷時，言路曾有“兩變”：一是張居正執政時，壓抑言論，排斥異己，“異己者輒斥去之，科道皆望風而靡”，（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三五《明言路習氣先后不同》，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805頁。并借機禁建書院，嚴控講學，反對“別標門戶，聚黨空譚”。（明）張居正：《張太岳集》卷三九《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6頁。張居正去世后，言路大開，黨爭日熾?！暗箯垺笨癯奔ぐl了久被壓抑的輿論活力，雖然明廷一度禁止“出位言事”，（清）夏燮：《明通鑒》卷六八，萬歷十四年三月癸卯條，第2734頁。但言諫之風日盛，“士大夫筆爭舌戰者數十年”，（明）繆昌期：《從野堂存稿》卷六《答李夢白》，《續修四庫全書》本，集部第1373冊，第565頁。最終演化為錯綜復雜的朋黨紛爭，“此言路之又一變也”。（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三五《明言路習氣先后不同》，第805頁。二是官員對內閣的失信，也加劇了官員“同官互訐”，（清）談遷：《國榷》卷七五，萬歷十七年十二月甲申條，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618頁?！芭_諫群攻”（清）談遷：《國榷》卷七五，萬歷十七年十二月甲申條，第4618頁。之風。為此，神宗曾詔令官員“共持公論，毋再瀆擾”，（清）談遷：《國榷》卷七二，萬歷十二年四月辛亥條，第4473頁?！安辉S借言奸黨攻訐爭辨”。（清）談遷：《國榷》卷七三，萬歷十三年四月戊辰條，第4504頁。自此，內閣首輔明哲保身，一應事體，務承帝旨，如王錫爵、趙志皋、張位、沈一貫、方從哲等，莫不“外畏清議，內固恩寵，依阿自守，掩飾取名，弼諧無聞，循默避事”，《明史》卷二一八《贊》，第5768頁。言路至此又變，政局也由此大變。其間，神宗怠政，輿論嘩然，如馮經倫批評神宗拒絕納諫，不喜言官，“陛下何為一旦自涂其耳目邪”；《明史》卷二三四《馬經綸傳》，第6104頁。張養蒙諷喻時政，“邇來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明史》卷二三五《張養蒙傳》，第6122頁。王元瀚斥責君德缺失，怠于政事，“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明史》卷二三六《王元瀚傳》，第6150-6151頁。葉向高感嘆神宗深居日久，“典禮當行而不行，章疏當發而不發，人才當用而不用，政務當修而不修，議論當斷而不斷”?！睹魃褡趯嶄洝肪砦逡弧?，萬歷四十一年七月丁卯條，第9657頁。朝臣上書言事，聲色俱厲，甚而掛印離去，但縱然如此，很多奏疏仍被留中不理，“君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線”。（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九三《建言上》，哈佛燕京學社1940年版，第6698頁。此線不通，輿論的預警、監督、矯正作用便喪失殆盡，這對國家治理極其危險，“萬幾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睹魇贰肪硪话税恕稄埵柯鳌?，第4992頁。

逮及明末，皇權日衰，黨爭日烈，輿論高漲，朝野志士懷抱經世之志，力抵怠政之風，力挽朽敗之勢。此時，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橫行朝野，諺謠“委鬼當頭坐，茄花遍地生”，《明史》卷三○《五行志三》，第486頁。以拆字方式指斥魏黨之惡。首輔溫體仁嫉妒驕橫，陷害忠良，時謠“崇禎皇帝遭溫了”，（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一○《童謠》，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63頁。諷刺朝廷用人之失。名將曹文詔出兵后金，又在山西、陜西等地討伐民亂，時謠“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搖”，《明史》卷二六八《曹文詔傳》，第6895頁。盛贊曹氏軍威。此外，晚明民眾還通過小報、小說等通俗讀物，關心時政，知曉時事，并借此發表政論。張顯清：《明代后期社會轉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頁。如《征播奏捷傳》《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遼海丹忠錄》《剿闖通俗演義》等講述遼東戰事、閹黨始末、農民起義、清兵南下的時事小說異彩紛呈，不僅反映了時人關注現實的輿論心懷，而且以別樣的視角真實記錄了晚明巨變。在江南地區，廣大民眾還借揭帖、傳札、流言等制造輿論，傳播輿情，晚明江南等地發生的民變，即與民眾的輿論動員有極大關系。王鴻泰：《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象與公眾社會》，《明代研究》總第12期，2009年，第87頁。當時，民眾通過反閹黨、抗稅監等政治行為來表達心緒，抒發情懷，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輿論訴求的最終踐履。然衰亡之際，輿論呼聲雖然高漲，但卻難以喚醒國君，警示世人，最終隨著明之覆亡而陷入蒼白的怨憤和悲鳴！

二、輿論話題：復雜多變的政治事件與社會問題

輿論是一種特殊的精神交往形式，時常與政治變動、社會關系、心理因素等交織在一起，彌漫在社會的各個領域，時時反映著人們對社會現實的各種意愿和態度。社會現實中的各種復雜性、突發性、敏感性社會現象、政治事件或公共事務，往往是引發公眾廣泛關注的輿論客體。在中國古代社會，輿論客體是由君主專制統治衍生、催發的社會現象或社會事件，不僅具有明顯的公共性、現實性特征，而且具有更加突出、復雜的矛盾性、斗爭性特征。明代處于封建社會的晚期，空前專制的統治格局，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和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始終是激發社會矛盾，引發政治危機的歷史緣由，也是引起輿論關注，激起輿論風潮的公共話題。

明初，黨獄迭起，株連萬千。當時，丞相胡惟庸寵遇驕恣，生殺黜陟，無不專行。朱元璋決定鏟除胡氏及其“奸黨”，與朝野輿論的推助有著直接關系。如大將軍徐達“深疾其（胡惟庸）奸，從容言于帝”；劉基“亦嘗言其短”?！睹魇贰肪砣鸢恕逗┯箓鳌?，第7906頁。翰林學士吳伯宗彈劾胡惟庸“專恣不法”?！睹魈鎸嶄洝肪硪涣?，洪武十七年四月乙未條，第2508頁。監察御史韓宜可亦彈劾胡惟庸等“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并乞請斬殺，以謝天下。過庭訓：《明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九《韓宜可傳》，廣陵書社2015年版，第1037頁。 群臣皆言胡罪，太祖深信不疑，最終誅之。此后，受胡黨牽連，韓國公李善長也受到輿論質疑和彈劾。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監察御史劾奏李善長，認為其出身小吏，建國無功，卻位極人臣。然而李善長卻不念皇恩，陰謀叛亂，實乃“大逆不道”?！睹魈鎸嶄洝肪矶鸲?，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戊戌條，第3023頁。太祖不信，未予理睬。不久，監察御史又請按問李善長及其從子佑伸之罪，太祖“不得已”，下佑伸獄。此后，李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亦上告李善長與胡惟庸結黨，太祖始疑，命廷臣問訊，具得其實，群臣趁機奏李善長等“反狀甚明”，罪不可赦。最終，在朝野輿論的壓力下，李善長以死奉法?！睹魈鎸嶄洝肪矶鸲?，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庚子條，第3024頁。成祖靖難奪位，名分不正，他即位之初，便附會祖制，平復輿論，表明正統，“朕初即位，與天下更新，不宜復念舊惡，其悉除之”，《明太宗實錄》卷一○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戊戌條，第165頁。極力為靖難正名，以堵眾人之口，并責難建文舊臣不能食君祿，擔君憂，訓諭大臣“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睹魈趯嶄洝肪硪灰?，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條，第186-187頁。成祖恩威并施，誘導輿論，且國運昌隆，政治升平，史書多溢美之詞。

明中期，國勢漸衰，朝政昏亂，上至皇帝，下至權臣，多為輿論詬病，而其間發生的英宗親征、南宮之變、武宗南巡等重大歷史事件，更引起朝野的熱烈爭議和深切關注。英宗在位時，王振弄權，輔政大臣年老力孤，朝廷大政盡歸權宦。侍講劉球應詔陳言，指斥麓川之失，結果觸犯王振，被逮入獄，肢解而死；（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第446頁。內使張環、顧忠以匿名信箋，揭露王振罪行，結果被殺；《明史》卷三○四《王振傳》，第7772頁。監察御史李儼、霸州知州張需也因辱罵王振，被逮治戍邊。（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第448-449頁。王振兇暴，朝野皆知，然英宗視若無睹，任其禍亂。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入犯，王振欲挾帝親征，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埜等勸諫不絕，闡明利害，“臣等至愚以為不可……愿留意三思，俯察輿情”?！睹饔⒆趯嶄洝肪硪话恕?，正統十四年七月壬辰條，第3486頁。然而英宗錯信宦官，漠視輿論，一意孤行，執意出征，以致兵敗土木，朝野嘩然，“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為?！睹饔⒆趯嶄洝肪硪话艘?，正統十四年八月癸亥條，第3509頁。翰林侍講徐珵（徐有貞）惑亂人心，力主南遷，兵部侍郎于謙堅決反對，“言南遷者可斬也”?！睹魇贰肪硪黄摺稹队谥t傳》，第4545頁。英宗北狩，景泰帝臨危即位，朝野彈劾王振黨羽：“（王）振傾危宗社，請滅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詔，群臣死不敢退?！保ㄇ澹┕葢骸睹魇芳o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極守御》，第477頁。武宗在位時，行事荒誕，嗜玩成性。正德十二年（1517）春，武宗欲在郊祀時另行游獵，閣臣梁儲進言阻止：“今祀禮未舉，而先有意于游獵，則精誠已分矣……況自祖宗列圣以來，百五十余年皆未嘗有此舉動，臣等乃不能極力諫阻，以致皇上輕改祖宗之舊章，怠忽郊祀之大禮，縱耳目之細娛，忘宗社之至計，則臣等之罪大矣?！薄睹魑渥趯嶄洝肪硪凰奈?，正德十二年正月戊寅條，第2831-2832頁。梁儲認為郊祀關乎社稷，皇帝當樹立標范。成國公朱輔以“災異連年，愁嘆盈路，夷狄盜賊，無日寧息”《明武宗實錄》卷一四五，正德十二年正月戊寅條，第2832頁。為由，也阻止武宗游獵。同年，武宗多次私訪邊關，梁儲、蔣冕、毛澄、吳儼等以土木之鑒極力勸阻，“伏望亟還京師，親君子遠小人，則天位可永保矣”，《明武宗實錄》卷一五三，正德十二年九月甲戌條，第2954頁。最終武宗顧忌言官，懾于群臣，終止游幸。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武宗下詔南巡，祀神祈福，閣臣楊廷和等力諫不聽。三月，給事中邢寰、御史王度等上疏阻止，僉事張英更是“自刃以諫”?！睹魇贰肪硪涣段渥诒炯o》，第210頁。迫于直諫，武宗最終放棄南巡，“上亦為之感動，竟罷南巡”。（清）夏燮：《明通鑒》卷四八，正德十四年四月戊寅條，第1837頁?？梢?，當時官員言論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匡正君失、制約君權的作用。

明中期，宦官專權，憲紀不振，“一聞國政，便作奸欺”，（明）王世貞撰，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卷九二《中官考三》，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757頁?！白円走x法，任情黜陟”，（明）王世貞撰，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卷九五《中官考六》，第1811頁。引發了輿論風波。一方面，作為輿論操控者，權宦肆意干政，打擊官員，制造輿論。如成化十五年（1479），汪直誣陷馬文升“撫安無方，用致邊患”，憲宗信以為真，斥責言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并對給事中李俊等27人、御史王浚等29人施以廷杖?！睹鲬椬趯嶄洝肪硪痪拧?，成化十五年五月癸酉條，第3384頁。正德時，武宗怠政，劉瑾竊權，“摧折臺諫”，《明史》卷三○六《劉宇傳》，第7837-7838頁。雖然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及御史趙佑等為論劾權宦，馳疏極諫，但在劉瑾淫威之下，直臣備受迫害，致使正德前期言路閉塞，“科道寂然”?！睹魑渥趯嶄洝肪砦逦?，正德四年閏九月丙子條，第1240頁。另一方面，作為輿論的客體，宦官擅權，倒行逆施，激起怨憤，成為輿論抨擊的對象。如憲宗即位初，給事中王徽等縱論閹患：“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一聞國政，即肆奸欺……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有方正不阿者，即以為不肖，而朝夕讒謗之……恩出于內侍，怨歸于朝廷，此所以不可許其交結也?！薄睹魇贰肪硪话恕稹锻趸諅鳌?，第4768頁。成化二十一年（1485），吏科給事中上疏：“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得安?！保ㄇ澹埼谋颍骸睹鲿肪砣摺堵毠倬拧?，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47頁。當時，汪直大權獨攬，以萬安等為首的內閣卻一味“蒙恥固位”，被民謠諷刺為“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明史》卷一六八《劉吉傳》，第4528頁。反映了民眾對宦官專權和廷臣無能的憤懣。

至明后期，在皇權日衰、政局日亂之際，輿論的“話語力量”日益凸顯，這在大禮議、爭國本等政治事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嘉靖年間，世宗不顧禮制，大興議禮，問罪臣僚，其中在“左順門”事件中，“下詔獄拷訊”一百多人，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睹魇雷趯嶄洝肪硭囊?，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條，第1050頁。議禮以來，輿論紛攘，士人秉持君道，維護正統，雖然世宗以大獄血案暫時壓制了反對言論，但議禮之事紛爭不息，世宗被迫命“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圣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八《世宗肅皇帝》，《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4冊，北京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313頁。萬歷十四年（1586），首輔申時行請立太子，國本事件拉開帷幕。（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七《爭國本》，第1061頁。之后，給事中姜應麟、御史孫維城、禮部侍郎沈鯉等進言建儲，皆被神宗以“揣測圣意”為由駁回。萬歷二十年（1592），給事李獻可、葉初春及御史錢一本、鄒德泳等因建儲之事受到處分。次年，輔臣王家屏等聯名上書，以為不建儲，難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七《爭國本》，第1063頁。萬歷十五年（1587）至萬歷十六年（1588），御史何倬、王慎德、陳登云等又奏建儲，均未得到神宗回應。直至萬歷二十九年（1601）十月，迫于輿論壓力，神宗不得不“立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睹魇贰肪矶弧渡褡诒炯o二》，第282頁。萬歷四十二年（1614），福王常洵離京就任藩王，國本事件才告終。

總之，明代官民輿論關注的話題大多在于皇帝作為、宦官擅權、大臣弄權等朝政要事，而靖難之役、土木之變、嘉靖議禮、朋黨之爭、礦監稅使等社會問題和政治事件則直接激發了輿論熱潮。在某些時候，朝廷忽視輿論甚至會產生極端的結果。如正統間，英宗拒聽勸諫，執意親征，結果導致土木之難。成化間，憲宗忽視民情，漠視民怨，結果導致流民之亂。萬歷間，神宗不顧諫言，濫派礦監，放縱稅使，結果引發市民之變。凡此表明：輿論是統治者施政的指向標，反映了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和群眾的利益需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輿論不可以被忽視，更不可以被壓制。

三、輿論政策：既利用又控制的“雙重”選擇

輿論一旦生成，便會引發社會的廣泛討論，并因官方參與而形成國家施政的輿論資源。理想的輿論狀態是官民意見一致，輿論生態和諧，但很多時候，官民之間緣于某些利益分歧，其意見或態度時常處于一種對立、對撞乃至對抗狀態。正因如此，明廷為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緩和官民輿論危機，推行了既利用輿論，又控制輿論的雙重輿論政策。

（一）利用輿論

輿論是公眾意見的集合，也是官方決策的重要依據。明代統治者重視利用輿論，并通過詔民獻言、鼓勵輿論、收集輿情等方式，確保言路暢通和風憲活躍，如此朝政弊病才能夠及時被糾正，民情吏治才能夠及時被反映，“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明）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二，第20頁。洪武時，明太祖規定：“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茍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明太祖實錄》卷一七一，洪武十八年二月甲辰條，第2594頁。 “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加罪”。（明）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八，《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357冊，第144頁。成祖改元，即遣御史分巡天下，洞察輿情，了解民意。永樂十年（1412）春，成祖命“入覲官千五百余人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明史》卷六《成祖本紀二》，第90頁。以強制手段保證地方輿情、民眾意愿能聞達朝堂，傳布諸司。仁宗認為御史乃朝廷耳目，關系“政事得失，軍民利病”，（明）陳建：《皇明通紀·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卷九，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34-535頁。須辨明是非，區分利弊，呈請民意，以備圣斷。為此，仁宗曾因群臣寡諫、言路沉悶而敕曰：“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言而慮后譴，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猷，輔朕不逮?！保鳎┯嗬^登：《典故紀聞》卷八，第142頁。宣德三年（1428），宣宗敕曰：“凡官民建言章疏，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勿諱?！薄睹魇贰肪砭拧缎诒炯o》，第119頁。即使在成化時，雖然言官“多以直言得罪”，但憲宗也能接受給事中童軒的建議，“凡有上書敷陳治道者，果于圣意有合，乞厚加賞赍；其或乖謬有瀆上聽，亦必曲加寬貸”?！睹鲬椬趯嶄洝肪矶?，天順八年二月丙申條，第43頁。明初以來，天災頻仍，皇帝常下詔求言，以示警醒。如建文元年（1399），京師地震，明廷“求直言”。（明）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一二，《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357冊，第192-193頁。景泰四年（1453）春，各地災傷迭見，景帝接受王竑上言，“近親儒臣，講道論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睹魇贰肪硪黄咂摺锻醺f傳》，第4707頁。弘治十年（1497）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地震。孝宗召求直言，刑部主事鄭岳以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卷二五《孝宗敬皇帝》，《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4冊，第282頁。

明代統治者重視借助輿論宣揚執政理念，豐富決策依據，洞察社會輿情，凝聚臣民意愿?！洞笳a》規定：凡各地“耆宿老人、遍處鄉村市井士君子人等”均可對地方官員測評，“列姓名具狀”遞送朝廷，也可詣闕面奏，并根據民眾評議黜陟官員，尤其對那些坐贓害民的地方官員，準許民眾“連名赴京狀奏”，（明）朱元璋：《大誥·民陳有司賢否》，《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862冊，第254頁。 “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三三《重懲貪吏》，第764頁。且各級官員不得阻攔。同時，明廷還建立了輿論反饋和收集通道，以便隨時洞察民意民怨，了解社會動態。一方面，通過自上而下的出巡查政，搜集輿情，調整國策。永樂元年（1403）十一月，成祖“欲知民隱”，遂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令各言所治郡縣事?！保鳎╆惤ǎ骸痘拭魍o集要》卷一三《成祖文皇帝》，《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4冊，第162頁。 耆耄之士，“所履必精，所見必明，所言必公”，（明）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四《送臧居簡歸鄞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集部第26冊，第42頁。故出巡官員時常借助召問里老保甲等方式知悉民情，上報朝廷。正統五年（1440）三月，大學士楊士奇等因四方雨澤不足，乞令三法司“親詣州縣，召里老親鄰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明）雷禮：《皇明大政紀》卷一一，《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353冊，第730頁。天順二年（1458），副都御史崔恭和巡撫蘇松，“進郡縣耆老，令盡言民利病，以通下情”。（明）鄧元錫：《皇明書》卷二一《名臣上》，《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316冊，第127頁。成化間，奸佞李孜省、梁芳等表里為奸，干亂政事。天順二十一年（1485），星變求言，言官極論傳奉之弊，批評李、梁奸事。憲宗大悟，貶李孜省及傳奉官五百余人?！睹魇贰肪砣鹌摺独钭问鳌?，第7882頁。弘治六年（1493）四月，孝宗曉諭群臣：“自去冬無雪，至于是月不雨……田苗枯槁，民庶驚惶，朕甚憂懼”，要求群臣“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可以興革者……仍條奏來?！薄睹餍⒆趯嶄洝肪砥咚?，弘治六年四月辛酉條，第1401頁。為響應孝宗詔令，群臣紛紛疏言，縱論人臣賢否、政事得失和民情休戚。另一方面，通過自下而上的輿論訴求，解決民眾夙愿。如通過設登聞鼓等方式收集民情，“凡民間詞訟，皆須自下而上，或府州縣省官及按察司官不為伸理，及有冤抑、機密重情，許擊登聞鼓，監察御史隨即引奏”。（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卷一七八《刑部二十·伸冤》，《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792冊，第164頁。又如，按照民眾集體乞請，留任清官廉吏；而那些受到輿論質疑和民情嫌棄的官員，則會被遷調、替換或罷免。如正統間，藁城知縣難堪任用，辦事不力，民眾呼吁前任知縣徐榮將其代替，“耆民百余人奏保榮廉勤有為，民吏悅服，新任知縣昏耄不任事，乞令榮還任以惠一邑”?！睹饔⒆趯嶄洝肪硪凰乃?，正統十一年八月辛酉條，第2846頁。乞留制度的實施，對于撫慰民意、紓緩民困、澄清吏治頗具意義。展龍：《乞留：明代輿論的清官期盼與官員調留》，《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27頁。凡此，明代官方利用輿論，就是借助輿論的集體立場和共同意見維護專制統治，構建輿論權威，這為臣民直接對話朝廷提供了機會，促進了輿論生態的向前發展，可謂適輿論以順民心，造輿論以順時事。

（二）控制輿論

明廷控制輿論，主要是控制輿論信息的發布源頭和擴散途徑，以控制臣民的思想、言論及行為，盡可能地消弭輿論的負面效應，所謂“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卷一七《說疑》，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00頁。

明代言官體制造就了官員直言敢諫、俯不折首、橫不畏死的凜然風骨和處世情懷。但與此同時，高壓式統治策略又極大遏制了輿論的“自由”空間。明初，皇帝常下詔求言，但因言獲罪者亦多。洪武九年（1376）九月，太祖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伯巨應詔陳言“裁抑諸王”，（明）俞汝楫：《禮部志稿》卷四九《宗藩七議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第597冊第921頁。太祖以離析骨肉的罪名處死葉氏，違背了“詔天下人陳天下事”的承諾。這表明明廷所謂“言而無罪”是有條件的，即不能違背統治者的意愿。吏科給事中王樸因諫忤旨，遭到罷免。后啟為御史，太祖問他“汝其改乎”，王樸卻說：“臣今日愿速死耳?！碧媾?，命行刑?！睹魇贰肪硪蝗拧锻鯓銈鳌?，第3999頁。洪熙元年（1425）五月，翰林侍讀李時勉上書言事，激怒仁宗，被武士以金瓜擊之，“肋骨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下錦衣衛獄。（明）陳建：《皇明通紀·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卷九，第535頁。嘉靖初，大興議禮，修撰舒芬、御史朱淛等疏言：“皇上孝事兩宮當如一日……禮數頓殊，關系不小?！笔雷谂鋵缥煌?，“各逮訊”。（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八《世宗肅皇帝》，《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史部第34冊，第316頁。此后，世宗漠視朝務，山西監察御史楊爵痛心上疏，指陳“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世宗震怒，竟施酷刑。（明）張鹵：《皇明嘉隆疏鈔》卷八，《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466冊，第298-299頁。神宗親政，獨斷專行，貪戀財氣，怠于朝政，萬歷十七年（1589），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直言“皇上之病在酒色財氣者也”，《明神宗實錄》卷二一八，萬歷十七年十二月甲午條，第4086頁。神宗不悅，因申時行進言，雒氏才免于受罰。其間，廷杖等嚴酷手段是處置言官、打壓輿論的重要方式，這無疑摧殘了官員的肉體，傷害了官員的心理，更極大挫傷了其直言弊政、指陳時勢的勇氣和信心。

妖言是民間輿論的表現形式之一，具有神秘性、誘惑性、欺詐性等特點。對于妖言等怪誕邪說，明廷明文禁止：“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保鳎﹦⑽┲t等撰，懷效鋒點校：《大明律》卷一八《刑律一·造妖書妖言》，第135頁。成祖時，“申誹謗之禁”，《明史》卷六《成祖本紀二》，第83頁。又規定“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者斬，知情不首者罪同，知情首告得實者，給與重賞”?！睹魈趯嶄洝肪硪晃濉?，永樂十二年四月己酉條，第1751頁。仁宗時，規定“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明）陳建：《皇明通紀·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卷九，第530頁。而且，明代將妖言排除在大赦之外，同極刑而治，“凡謀逆、強盜、人命、妖言、偽造印信……悉依律”?！睹餍趯嶄洝肪硭亩?，宣德三年閏四月壬寅條，第1037頁。洪熙元年（1425）閏七月，法司上奏：“有軍卒造妖言誹謗語，欲誣害所管指揮者，驗問是實，于律當斬?！薄睹餍趯嶄洝肪砹?，洪熙元年閏七月甲寅條，第150頁。成化八年（1472）二月，憲宗下旨：“今后官吏軍民僧道人等，但遇一應妖書，即時燒毀，不許收藏傳用惑眾”，否則“處以重罪”。（明）戴金編：《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三二《刑部類·造妖書妖言》，劉海年、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5冊，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237頁。明廷雖為禁絕妖言煞費苦心，但妖言依然泛濫不絕，或假以鬼神天命，企圖謀逆；或妄議朝政，誹謗君主，或捏造事實，蠱惑人心。如晚明妖書一案，“妖書”——《續憂危竑議》大肆渲染鄭貴妃欲廢太子而以福王代之的意圖，且涉及當朝大臣，以至掀起輿論風波。彼時，人人自危，朝政大壞，神宗大怒，“急購所為妖書者并其黨，立賞格逾軍功，于是偵校四出，多所捕逮”，（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一四《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沈肩吾一貫》，《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542冊，第440頁。暫時平息了妖書案，但牽連而起的梃擊案、紅丸案繼續危害朝政，余震不斷。妖言帶有一定的迷惑性，民眾缺乏辨識能力，極易受惑，明廷嚴禁妖言，無疑是整治虛假輿情和凈化輿論環境的重要舉措。

邸報是明代公報，內容廣涉政令計劃、邊防軍情、社會民生、百事雜談等時事訊息。邸報一經刊出，便會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故明廷限制邸報傳抄，“故事，章奏非發鈔，外人無由聞；非奉旨，邸報不許抄傳”?！睹魇贰肪矶迦锻鯌軅鳌?，第6530-6531頁。如萬歷間，礦監稅使橫行地方，官員奏劾，百姓號哭，而神宗一概不理，反而對稅使不惜加賞，時人“接邸報，見欽賞礦稅內使王虎、高淮、楊榮等或蟒衣玉帶，或內府騎馬，或歲加祿米若干，大駭見聞”。（明）溫純：《溫恭毅集》卷六《天變非常不畏可駭圣恩倒施眾望益孤懇乞皇上亟推喜慶之恩力修挽回之政以收人心以保泰運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88冊第520頁。消息通過邸報迅速蔓延，萬民切恨，掀起了反抗稅使的游行，迫于此，神宗只好撤回部分稅使。此外，對邸報所載軍事信息，明廷也禁止傳抄，“凡涉邊事，邸報一概不敢抄傳，滿城人皆以邊事為諱”。（明）文秉等：《烈皇小識》卷六，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頁。如此，一則防止泄露軍情，二則以防影響士氣，如時人所言：“近日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抄者，邊塞機宜有未經奏聞先已有傳者，乃至公卿往來，權貴交際，各邊都府日有報帖，此所當禁也……又如外夷情形，邊方警急，傳聞過當，動搖人心，誤大事矣?！保鳎┯谏餍校骸豆壬焦P麈》卷一一《籌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7頁。至崇禎時，明朝和后金交戰，軍事部署因勢而定，發刊邸報必會泄露軍機，“如事關兵機……各要害知之……何必密也……疑揣轉甚，張皇孔多”。（明）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一○《六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頁。因此，出于穩定時局、管控軍情的需要，明廷禁抄邸報。然而，民眾已習慣邸報的官報效應，邸報的常規輿論主導作用一旦失效，往往引起猜疑，促生謠言，“久不得京師消息，甚切憂念，聞禁抄邸報，海濱一無所聞，天下氣脈通塞”。（明）儲巏：《柴墟文集》卷一四《書簡·寄喬白巖希大》，《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集部第42冊，第556頁。禁抄邸報雖一時限制了不利輿論的散播，但也造成信息不暢、流言四起的負面效應。

若懲處直言、禁止妖言等壓制輿論的舉措，是明廷控制輿論的有為之為；那么漠視輿論，留中奏疏便是明顯的無為之為?！傲糁小笔侵富实蹖⒆嗍枇粼趦韧?，不作批示，這無疑是對群臣言論的一種漠視。明中期，留中奏疏已經出現，成化二十一年（1485）五月，工科都給事中盧瑀，湖廣長沙府通判、刑科給事中秦昇等俱以災異言事，“吏部承密諭擬奏”，因張吉“尤剴直，留中不出”?！睹鲬椬趯嶄洝肪矶?，成化二十一年五月戊午條，第4502頁。弘治十年（1497）十二月，禮部郎中王云鳳上疏言事，“詞甚激切”，留中不發?！睹餍⒆趯嶄洝肪硪蝗?，弘治十年十二月己丑條，第2338頁。正德九年（1514）九月，武宗“狎虎被傷”，多日未朝，編修王思認為“臣事君猶子事父，父有疾，子不可不問安，有過不可不諫”，于是上書待命，武宗留中不下，降遠方雜職?！睹魑渥趯嶄洝肪硪灰涣?，正德九年九月庚午條，第2348頁。武宗留中引起朝臣不滿，御史王度等進言：“伏望時出御門，以受朝參，仍將去冬及今春留中未出章奏，一一批答，以示維新之政?！薄睹魑渥趯嶄洝肪硪黄叨?，正德十四年三月丁酉條，第3314頁。此后，世宗、神宗等長期怠政，漠視輿情，致使關涉王朝興衰的重大國事被延誤擱置，未能得到及時解決。僅以《明實錄》所載，世宗留中四十余次，神宗留中更是多達三百余次。留中奏疏多是朝野官員的輿情匯報，也是朝廷洞察民情、處理朝政的重要參考，但最高統治者不以為然，漠然視之，以致危機頻仍，民事凋敝，國祚衰微，王朝覆沒，誠所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睹魇贰肪矶弧渡褡诒炯o·贊》，第295頁。

輿論是人們對自身利益需求的一種訴求和表達，包括人們對政治生態、社會現象、人物行為的看法、意見和態度。因此，正確掌握輿論的生成和發展規律，并予以高度重視、積極引導和深切關注，不僅契合于民心民意，更有利于輿論融合。反之，若漠視輿情，對輿論訴求三緘其口，不以為然，久而久之，難免滋生問題、激化矛盾、引發混亂。明代的輿論政策雖歷經變動，但總體不出利用、控制兩策，凡輿論引導社會的能量越大，官方管控也就愈加嚴密；同時，官民不但對社會事件發表言論，甚至對君臣之失、朝政之弊也諫言辯駁，其輿論活動尚有一定的權利保障和政策支持，不能說是完全的“輿論專制”。

四、文化場域：“一宗”程朱向多元文化的轉變

明代輿論生態的生成發展，既與專制背景下復雜多變的政治格局關系密切，更與極具時代特點的文化政策休戚相關。一方面，官方通過一統思想、大興文獄、禁止講學、禁止諺謠等文化專制政策，盡可能地將輿論空間限制在國家權力的框架內，以免“言多有失”，造成不可管控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晚明國家權力不斷“異化”商傳：《晚明國家權力異化的歷史思考》，《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第94-100頁。的境域下，明初那種“一律性”的文化導向、文化政策漸趨多元，官民輿論空前活躍，其應有的正負能量也隨之凸顯，充分印證了輿論是“社會皮膚”＼[德＼]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著，董路譯：《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頁。的重要論斷。

明初，程朱理學被奉為治國圣典，成為官方哲學。肇建之初，即 “一宗朱氏之學”，“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清）陳鼎：《東林列傳》卷二《高攀龍傳》，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5冊，明文書局1991年版，第136頁。 “不遵者以違制論”?！睹魇贰肪砹拧哆x舉志一》，第1686頁。與此同時，凡未能通達理學、切合程朱、違背正統而別有端緒的，即為“異端”。對此類有悖于官方正統思想的“異端”言論及其輿論行為，明廷皆予以禁止，甚至賦予監察官員糾劾“學術不正”《明史》卷七三《職官志二》，第1768頁。的權力。明太祖倡導研習儒家經典，但其中若有輕君之語，則大加刪減，如《孟子》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語，太祖便命人刪節，是為《孟子節文》。不僅如此，太祖還御制《大誥》，頒行天下，令學校嚴加遵循，并列為必讀書目，科考題目也須從中選取。洪武時還推出一系列頗具“格式化”的政治舉措和文化政策，如規定表箋須統一行文格式，“凡表箋，洪武間令止作散文，不許循習四六舊體，務要言詞典雅，不犯應合回避兇惡字樣，仍用朱筆圈點句讀”。（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卷七五《表箋儀式》，《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790冊，第380頁。洪武十七年（1384），明朝始以八股取士，行文須以理學為據，代圣立言；并規定軍民一切利病，不許儒學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卷七八《學?！と鍖W》，《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790冊，第412頁。

永樂時，承太祖遺風，進一步統一思想。一方面，奉程朱為圭臬，匯輯經傳，編纂“大全”，詔頒天下，以“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睹魈趯嶄洝肪硪涣?，永樂十三年九月己酉條，第1874頁。永樂二年（1404）七月，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書，內容“專毀濂洛關閩之說”。（明）陳建：《皇明通紀·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卷四，第409頁。成祖看后，斥其為“儒之賊也”，（明）陳建：《皇明通紀·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卷四，第410頁。并命銷毀其書，遣還饒州，處以杖責，并將其家藏書統統燒毀?！白x書種子”方孝孺，靖難之后慘遭滅族，其所著詩文也遭到禁毀，“敢有收藏者，照依奸惡罪之”。（明）陳建：《皇明通紀·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卷四，第419頁。當時，庶吉士章樸私藏方氏詩文，序班楊善密奏成祖，章樸被戮于市。另一方面，舉全國之力編修《永樂大典》，旨在粉飾太平，寓禁于修，消弭異論，也使眾多士人用心史事，無暇顧及世道時弊。編纂《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不僅統一了思想取向，整合了文化導向，“合眾途于一軌，會萬理于一原”，（明）胡廣：《胡文穆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集部第28冊，第627頁。而且將理學與科舉完全重合起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于是”。（明）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七《崇正學辟異議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92冊第44頁。凡此，明廷通過一系列修輯文史、會合道統的文化舉措，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統一思想、籠絡士人、控制輿論的目的，可謂“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明）胡廣等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書大全校注》卷首《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表》，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處此情勢，士大夫逐漸喪失了文化創新的勇氣和激情，集體陷入思維僵化、觀念保守、言論矜持的境地。

至明中期，理學仍為官學，“正學莫如朱熹”，明廷一再重申：“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叛道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薄睹魇雷趯嶄洝肪硪痪?，嘉靖元年十月乙未條，第569頁。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政治格局的變動，社會矛盾的激化，時人難以從體制上尋到改變現狀、維護統治的良策，只能從理學中尋找出路，于是心學蔚然而興。盡管當時官方將其視為“異學”，《明世宗實錄》卷一九，嘉靖元年十月乙未條，第569頁。定為“偽學”，甚至不惜“毀天下書院”，“不許聚集游食”，《明神宗實錄》卷八三，萬歷七年正月戊辰條，第1752頁。以抑制心學的傳衍，維護理學的正宗。但是，以王艮、何心隱、顏山農、李贄等為代表的王學后進，毅然不顧利害，結社講學，“蕩軼名教”“非圣無法”，掀起了人文主義狂潮。一方面，他們追求人性解放，鼓吹人心私欲，認為：“人心本是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保鳎┩豸蓿骸锻跣凝S全集》卷二《詩文雜著·樂學歌》，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頁。另一方面，他們追求人格獨立，宣揚離經叛道，認為：“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清）唐甄撰，注釋組注：《潛書注》下篇下《室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0頁。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黃宗羲全集》第1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頁。李贄等“異端”學者更是在強調私欲之時，毅然拉開“堂堂之陣”，高舉“正正之旗”，以無畏之精神、非凡之勇氣與專制抗爭，同理學論戰，大膽提出一系列“啟蒙”觀點，將心學所提倡的人文觀念、主體精神和獨立人格推入新境，推向極致，構成了晚明輿論熱情空前高漲，輿論生態更趨活躍的思想基礎。

晚明是一個新舊雜陳，多元并舉的時代，“是一個動蕩時代，是一個斑駁陸離的過渡時代?！岩粋€舊時代送終，卻又使一個新時代開始”。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這一時期，人文主義與專制政治的松動是一種互動關系，而且更多表現為自下而上的動向。商傳：《略論晚明的人文主義與社會轉型》，《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7期，第118頁。在此過程中，陽明心學表現出一種反專制、反傳統的激昂姿態，恰恰契合于士人群體厭常喜新、慕奇好異的心態，它的迅速發展和廣泛傳播，對于開啟民智、轉變士風、推揚輿論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此，士林學界充斥著一種僭越之風、批判之氣和變革之勢，士人議論朝政，貶斥時弊，張揚個性，表現出濃郁的革新意識和批判精神。凡此，皆成為晚明輿論空前活躍的文化背景、思想基礎和精神支撐。其中，以黃宗羲、顧炎武等為代表的進步學者，在反思晚明時弊之時，進一步提出諸多超越傳統觀念、具有啟蒙性質的思想論說。一方面，強調“君民共治”的超越性觀點，要求對君權加強輿論監督和權力制約；另一方面，提出“工商皆本”的革命性論斷，為當時“文士無不重財”，（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一《文士潤筆》，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6頁。 “士大夫工商不可謂不眾”（明）何良?。骸端挠妖S叢說》卷一三《史九》，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8頁。的發展局面提供了現實依據，營造了富有新意、極具活力的輿論環境。與此同時，明初泛濫的文禍余孽再次萌生，當政者經常利用文字忌諱大興冤獄，打壓士人，封堵言路。如熹宗時，魏忠賢把持朝政，“給事中陳良訓疏譏權奄，忠賢摘其疏中‘國運將終語，命下詔獄，窮治主使。葉向高以去就爭，乃奪俸而止”?！睹魇贰肪矶摹稹度~向高傳》，第6237頁。明廷通過“文禍”摧折異己、消弭異端，造成了士民噤聲的極端局面，降低了公眾輿論的活躍程度。文字之禍是一種荒誕、極端的文化政策，延明而續清，持續數百年，造成的輿論高壓、文明滯緩甚至波及近代社會。

明前期，講學已興，“講學之風，亦始宣德時”。孟森：《明史講義》，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10頁。講學活動吸引了文人意趣，促進了文化昌榮，許多社會問題和輿論熱點經過講學評議，常會產生較大社會影響。為此，明廷長期控制民間講學，甚至大肆禁毀書院，致使輿論環境屢遭破壞。中期以降，書院林立，講學日興，宣揚良知之學，以期修正程朱，反動空疏，“隆萬此時，天下幾無日不講學，無人不講學”。（清）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一《高顧兩公語錄大旨》，《續修四庫全書》本，集部第1398冊，第446頁。當時，政治問題迭生，社會問題頻出，結社議政之風愈烈，給明廷造成很大壓力。在此情況下，萬歷七年（1579），明廷毀天下書院，“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凡先后毀應天等府書院六十四處”。（清）龍文彬：《明會要》卷二六《學校下·書院》，第417頁。霎時，講學活動即被遏制，評議朝政之風大為改觀。然張居正去世后，接踵而至的“倒張運動”，擾亂了朝綱政局，書院講學再度興起，禁講舉措愈加嚴厲。如首善書院，雖然宣示“不議朝政，唯明學問”，但風氣如此，黨爭如故，故書院開講年余，即遭禁毀，被迫停講，“棄先師木主于路左，壁有記為葉公向高文，董公其昌書，并碎焉”。（明）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三《書院》，第32頁。之后，魏忠賢掌政，面對言官和士人的圍攻奏疏，魏黨黨同伐異，欲滅東林，掀起又一次“禁講”運動。天啟五年（1625），御史張訥奏毀天下講壇，得旨：“都城書院改作忠臣祠久已有旨……其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著折毀，暨田土房屋估價變賣，催解助工?！薄睹黛渥趯嶄洝肪砹?，天啟五年八月壬午條，第2911頁。隨之，以巡按御史曹谷之奏，毀江西南昌等府書院；《明熹宗實錄》卷七七，天啟六年十月己未條，第3728頁。不僅如此，“凡有倡建書院，不論省直州縣，立時改毀”?！睹黛渥趯嶄洝肪砦灏?，天啟五年四月己亥條，第2705頁。此后，雖偶有結社講學活動，但再無以前盛況。

五、思想根源：忠君觀念、公義道德和獨立精神

儒家以禮儀規范維系王權運作，以圣賢教化規范倫理秩序，事君以忠是儒士文人孜孜踐行的基本準則，“君為臣綱”“君明臣忠”（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三○《襄公九年》，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873頁。是最為理想的君臣關系。儒家認為，“忠”不僅是忠于君，也要忠于道，忠于君即是忠于道。然而當君主昏聵，奸臣擅權時，臣子便以“道”規勸君上，甚至以死為諫，“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漢書》卷五一《賈山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329頁。直言即是明道，直言即是忠君。

明太祖曾言：“古昔圣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明）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八，《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357冊，第141頁。并命吳沉選取經典中忠君、孝親、敬天之語，編為《精誠錄》。明初鴻儒方孝孺堅持一臣不事二主，慨然就死，并作絕命之詞：“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薄睹魇贰肪硪凰囊弧斗叫⑷鎮鳌?，第4019頁。在他看來，朱棣奪位是違逆之事，是不忠之舉，寧愿以身殉國，也不同流合污，忠君既是忠于建文，也是忠于道義?？鬃釉浴耙缘朗戮?，不可則止”。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7頁。明中后期，直諫成為官場風尚，廷杖成為直臣榮光，“奉公則忘其家，直諫則忘其身”。（明）趙南星：《趙忠毅公詩文集》卷一九《救徐驗封疏》，《四庫禁毀書叢刊》本，集部第68冊，第584頁。這種違反常理的現象，賦予忠君思想更為廣泛的內涵，更多表現為“從道不從君”，“人臣之道，必秉公為國，不顧其私，乃謂之忠”；《明神宗實錄》卷二，隆慶六年六月癸酉條，第45頁。君主難免過失，勸諫是忠臣職守，“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睹魇贰肪矶鹁拧对垈鳌?，第5523頁。明中后期，政治秩序紊亂，皇帝德行缺失，這成為官員直言極諫的理由和契機。天啟時，閹黨禍亂，臣民激憤，熹宗退處深宮，沉迷木工。天啟三年（1623）六月，楊漣彈劾魏忠賢，直言群小“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明史》卷二四四《楊漣傳》，第6328頁?；实塾H佞臣，遠賢人，“必欲清君側而后皇上安，則后天下安耳”。（明）黃尊素：《黃忠端公文集》卷一《劾奏逆閹魏忠賢疏》，《四庫禁毀書叢刊》本，集部第185冊，第35頁。 “忠臣誠不愛其身，以報國”，（明）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二五《六科》，第396頁。時人認為天下是否太平，政治是否清明，都系于正人君子之言，“若凡事料其不可與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雖否塞，全賴正人君子之言”。（清）高嵀等：《東林書院志》卷五《會語三》，《續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721冊，第60頁。儒學浸染的士人具有強烈的經世觀念和憂患意識，故每逢主昏臣謬時，就會出現群臣抗憤、士人縱議的輿論境況。

在古代社會，士人是社會的精英，也是輿論的主體。解放士人的思想，不僅能夠改變萬馬齊喑的文化局面，還能彰顯士人的主體價值。陽明心學的興起，便是對儒學的繼承和突破，其既注重人的個體價值，“天地之性人為貴”；（明）馮從吾：《少墟集》卷二《語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93冊第38頁。又關心百姓日常生活，“理”即民生日用，而非苦思冥想的空泛理論。王陽明主張追求本心，并非單純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而是學出于己，獨立思考，以期打破程朱一統天下的局面。至明末，“啟蒙”士人進一步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提倡適當的人欲，“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并無天理之可言矣”。（明）陳確：《陳確集·別集》卷五《無欲作圣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61頁。他們出自程朱，又超越程朱，反對存天理滅人欲，批判理學對人欲的壓抑，認為“學者于道，不運在我心思之神以為抉擇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為函關之雞者幾?！?，（明）王廷相著，王孝魚校：《王廷相集》卷二八《與彭憲長論學書》，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510頁。希望培養具有獨立人格的個體。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廣大士人才對社會現實有了異樣態度。一方面，獨立的人格精神讓朝野百官敢于匡正君過，矯正君失；另一方面， 忠君觀念又將士人的輿論批評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圍之內。二者的結合規定了士人只能采取勸諫這種相對溫和的方式發起輿論見解，影響君主決策?！盀槌颊卟粦n其國之危，雖有皎白之操，不得為忠”，（明）趙南星：《趙忠毅公詩文集》卷一九《請朝講疏》，《四庫禁毀書叢刊》本，集部第68冊，第570頁。忠于君，君臣有道，忠于道，濟世救民，這種憂患意識、經世情懷成為明代輿論發生的重要思想根源。

較之明初，晚明的輿論場域復雜且開放。在官場，正人君子秉承道義，“品核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清）吳偉業：《梅村集》卷二六《冒辟疆五十壽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12冊第271頁。如王家屏，“性忠讜，好直諫”，屢怒神宗而不止?！睹魇贰肪矶黄摺锻跫移羵鳌?，第5729頁。沈鯉，遇事秉正不撓，神宗嫌其“方鯁”?！睹魇贰肪矶黄摺渡蝓巶鳌?，第5737頁。在民間，有識之士心系天下，奔走呼喚，如復社張溥主張“以國事付公論”，認為要想使“公論明”，須有人“諫政”，否則“直道難聞于世”。（明）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館課》卷一《擬簡銓衡擇中樞惜人才求直言疏》，《續修四庫全書》本，集部第1387冊，第535頁。這種觀點充分顯示了“士志于道”的社會責任感和清議的社會力量。同時，輿論傳播使得民眾對朝廷的認知更加清晰，反對礦稅監使、反對逮捕周順昌而引發的民變以及“民抄董宦”之變，都帶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惟四方采榷者，帝實縱之，故貪殘肆虐，民心憤怨”?！睹魇贰肪砣鹞濉蛾惥貍鳌?，第7814頁。同樣，東林黨倡導的“公論”“共治”思想，成為晚明啟蒙思潮的先導，也引起了明廷的關注，首輔趙志皋言：“今天下之治與亂，不在于他，而在于人心之險躁浮薄，敢于議論而無忌憚。又有一等傾危之士，弄雌黃之口，亂是非之真，鼓唇搖舌而莫測其端，捕影捉風而莫知其自。以致一人倡之，眾人從而和之，無者捏而為有，假者模而為真，沿習成風，恬不為怪，而是非淆矣?！薄度f歷邸鈔》，萬歷二十年壬辰條，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700頁。在他看來，當時明廷面臨的政治挑戰就是“人心叵測，議論橫生，搖惑其言，倒持國是”?！度f歷邸鈔》，萬歷二十年壬辰條，第700頁。

在古代社會，輿論領袖在輿論生成、流播過程中具有“榜樣的力量”。陳力丹：《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頁。每逢社會出現重大問題，發生重要事件，輿論領袖便秉持道德大義，趁勢而起，大批士民順勢呼應，最終引發輿論風波，掀起輿論高潮。明中后期，文人結社如春潮怒上，勃然四起。如萬歷間，江西永豐人梁汝元（即何心隱），“以講學自名，糾聚徒眾，譏切時政”。（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一八《大俠遁免》，第480頁。顧憲成等東林黨人心系天下，諷議時政，裁量人物，諫諍于朝，掀起了晚明輿論的高峰。在其感召下，東林成員汪應蛟、張問達、王元翰、蕭近高、朱吾弼、溫純、金士衡、張養蒙等奔走相勸，抨擊時政，力挽時局，“中外爭礦稅者無慮百十疏”；《明史》卷二三七《包見捷傳》，第6170頁。李三才更是不惜性命，多次上書，勸諫神宗罷停礦稅，詔罷各役，并審視時局，改轅易轍，“倘皇上猶謂廷言不實，乞先斬目而后親臨朝寧，果否萬民有水火之害，是否宗社有危亡之憂，各處地方曾否有殺人掘墳之事，賣兒鬻女之擇”；《明神宗實錄》卷三四九，萬歷二十八年七月癸丑條，第6536-6537頁。周順昌批評稅監是“狼心虎口，肆毒無已”，以致小民淪為“網中之魚”。（明）周順昌：《忠介燼余集》卷一《申詳稅監變異緣由附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95冊第415-416頁。東林書奏紛呈不絕，神宗束之高閣，留中不發，引發輿論的關注和批評。在此過程中，東林黨人憑借良好的社會聲望和救世情懷，充當了朝野輿論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深山窮谷，雖黃童、白叟、婦人、女子，皆知東林為賢”，（清）陳鼎：《東林列傳》卷二《高攀龍傳》，第152頁。 “其名行聲氣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群相應和”。（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三五《三案》，第801頁。東林之后，復社又起，興復古學，以文會友，務為有用，并于崇禎十一年（1638）借“公揭”逐斥閹黨余孽阮大鉞，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是揭之功，不為不巨”。（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匯校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鮚埼亭集內編》卷一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頁。當然，輿論領袖的“名行聲氣”欲要產生一定效應，就須代表廣大民眾的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并以此贏得民眾的積極參與和有效互動，唯其如此，輿論領袖的主體價值才能得以體現。

當然，輿論合力的形成既需要輿論領袖的引導和傳布，也仰賴廣大民眾的參與和推助。凡逢社會問題叢生，社會矛盾激化時，往往民情洶洶，民變紛紛，“稅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義為民除害”。（清）文秉：《定陵注略》卷五《軍民激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第699頁。在萬歷以降發生的一系列民變中，以手工業者、商人為主體的市民階層及底層民眾扮演了輿論動員的主體角色，他們的輿論活動除了基于時勢的自覺參與外，更多是迫于官府豪強的盤剝、欺詐而被迫發起的輿論抗爭。如萬歷二十七年（1599），臨清民變首領王朝佐就是一個小商販；萬歷二十九年（1601）蘇州民變首領葛賢是織工；天啟六年（1626）蘇州民變的參加者也多是工商業者。天啟間，閹黨逮捕“六君子”“七君子”時，民憤沸騰，發起攻擊，領導者也是顏佩韋、馬杰、沈揚、周文元等市民階層，其英烈氣概備受時人贊譽，張溥《五人墓記》云：“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明）張溥：《五人墓記》，蘇州歷史博物館、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5頁。晚明市民階層的輿論自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追求自我價值，彰顯自我意識的精神訴求，是晚明社會轉型的重要標識。不僅如此，晚明參與民變的還有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群體——生員，他們是最富激情、最具力量的輿論動員者和參與者。如萬歷二十八年（1600）武昌反對稅使陳奉時，當地生員齊赴撫按衙門控訴稅使，群情激憤，蜂擁而至，后經撫按“曲為解諭，眾勢稍緩”。（明）文秉：《定陵注略》卷五《軍民激變》，第696頁。萬歷四十四年（1616）的“民抄董宦”之事，也是生員輿論鼓動的結果，他們“傳札而起，三月十四日鳴于府，十五日鳴于庠”，佚名：《民抄董宦事實》，上海書店1982 年版，第228頁。要求懲治奸惡，并暗中傳播檄札，鼓動民眾，很多士民紛紛加入，追從生員反對苛政暴斂，控訴稅使惡行。

晚明輿論深刻影響著政治秩序和社會思潮，并反作用于時人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其波及范圍之廣，社會影響之大，成為觀照晚明時勢的一面鏡子。一方面，輿論激發了世人的政治情懷和獨立意識，引發了空前活躍的革新、致用和批判思潮；另一方面，伴隨黨爭而來的輿論風波也在離隙君臣，擾亂朝政，異化人心，對晚明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作用，“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聲氣既廣，標榜日增，于是依草附木之徒爭相趨附，均自目為清流。門戶角爭，遞相勝敗，黨禍因之而大起，恩怨糾結，輾轉報復，明遂以亡”。（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六《小心齋札記》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816頁。

結 語

輿論源自現實，也作用于現實，正是輿論的道德規范功能、思想整合功能、社會批判功能和政治監督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輿論的“鏡子”價值和“皮膚”效應。梁啟超所謂“凡欲為國民有所盡力者，茍反抗于輿論，必不足以成事”，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卷二《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頁。林語堂所謂“中國新聞史就是公眾輿論和當權者之間的斗爭史”，林語堂：《中國新聞輿論史》，第2頁。皆肯定了輿論的話語力量?？v觀無數歷史事實，輿論的自覺性、集體性、公共性話題及其產生的時代效應，始終是當權者密切關注的重要議題。在某些歷史時期，輿論甚至影響時代的主流意識和集體話語，不僅提供了決策參考，矯正了政治紕漏，整合了國家意識，而且催生了歷史變革，預測了社會動向，引領了時代潮流，甚而引發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社會政治運動。明代輿論通過官民的公共訴求和集體意愿，或徑陳民意，形成君民輿情互動的生動態勢；或糾正君失，傳達捍衛道統的士人精神；或監督吏治，構建綱紀整肅、清正廉潔的政治環境；或察知危機，預測社會時勢的可能走向。輿論不會決定政治，但定會影響政治。明代輿論或以溫和的方式，或以激昂的方式，或以個人的力量，或以集體名義，感知、考量著社會現實，探尋、抨擊著社會問題，化解、矯正著社會矛盾?？梢哉f，明代輿論已成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自我調節的一種有效機制，也成為明廷解決時代問題的主要依據，“上則稟皇上之獨斷，下則付外廷之公論”?！睹魃褡趯嶄洝肪矶痪?，萬歷十八年正月甲辰條，第4100頁。當然，各種負面性、無序性輿論也會導致政治秩序的混亂和社會問題的惡化，如東林清議，旨在推揚公論，扶危理亂，但也有人依附東林，混跡清流，擾亂言論，“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清）黃宗羲：《汰存錄一》，《黃宗羲全集》第1冊，第329頁。故后人批評東林黨：“雖憲成等主持清議，本無貽禍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則黨類眾而流品混。既已講學，則議論多而是非生，其始不過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極，遂禍延宗社?！保ㄇ澹┯垃尩龋骸端膸烊珪偰俊肪砭帕缎⌒凝S札記》提要，第816頁?？傊?，輿論生態是國運盛衰的真實具象，如同一面清晰的多棱鏡，檢視著明代社會政治的不同側面，并對政治、社會、文化等產生了廣泛影響。明代輿論之所以呈現出逐漸高漲的演進態勢，最根本的原因是現實社會的驅動和政治環境的催發，而輿論浪潮的循環往復，既反映了明代民眾話語力量的日趨強化和“民主”意識的日漸勃興，也折射出明代輿論生態的總體趨向和政風世俗的演進軌轍。

責任編輯：孫久龍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歷史上的災害與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研究”（20&ZD225）；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代社會輿論與政治秩序研究”（11CZS017）；河南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文語義學交叉學科培育計劃”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概念史研究的知識論閾與理論建構”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展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