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翻譯為名的文化傳播與文化反撥

摘 要： 辜鴻銘跨越中西的文化熏陶所造就的“世界視野”賦予他文化傳播的自覺意識和文化使命。辜鴻銘應用語言顯化、情境顯化和道德顯化策略釋譯《中庸》，在譯語文本中，營造“文化和諧”的氛圍，將中國文學與歐美文學平等觀照，試圖在清末民初“西學東漸”的文化語境中踐行另一種與之相對的文化傳播路徑，輸出中國智慧，希冀以儒家道德文化價值觀拯救世界文明。

關鍵詞： 《中庸》英譯；文化傳播；文化反撥；辜鴻銘；儒家道德文化

收稿日期： 2021-12-11

作者簡介： 熊建閩，福建商學院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語言學、翻譯與文化傳播研究，E-mail：sunrain1688@163.com。

近代以來，西方殖民者用堅船利炮轟開國門，中華文化逐漸由中心滑向弱勢邊緣，在西方強權政治和文化霸權的歷史語境下，中華民族的整體形象被不斷地抹黑曲解，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尊嚴屢遭肆意踐踏。辜鴻銘以自己橫貫中西的世界眼光和卓越的文化實踐能力傳播中華文明價值，為樹立正面的民族形象發聲，在西方世界引起積極反響。

一、辜鴻銘的“世界視野”與跨文化傳播意識? 辜鴻銘出生華僑世家，從少年時代就開始歐洲留學生涯，足跡遍及英、法、德、意等西方國家，獲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等學位。在歐洲求學十余年間，辜鴻銘系統地學習與接受了西方文化，深入了解西方政治、民風習俗，通曉英語、法語、拉丁語等多種語言，西學底蘊深厚，其中對他日后文化主張和文化理想有重大影響的是當時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大師卡萊爾、愛默生、阿諾德等著名人文學者的文化思潮。大師們“對古希臘羅馬的盎然興趣，對古代制度文明的眷戀之情，對近代西方實用主義、重商主義的痛惡之感，都已經深深傳染給他”〔1〕。

近代西方實用主義和重商主義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是“功利主義”和“人性異化”的危害，造成“人的機械性”，“實用”和“有利”成為文明進步的標準，人們的社會生活以物質逐利的最大化為根本目的，人們精神生活的追求與內心情感的滿足則被棄之不顧。西方社會在物質文明的絢麗光影下所暴露出來的種種社會陰暗與丑陋被辜鴻銘敏銳地捕捉到：“在過去的歐洲，這種有效地征服和控制人們情欲的道德力是基督教?？扇缃襁@樣血腥的戰爭已超越了它，它似乎表明，基督教作為一種道德力量已經失去了效用。它缺乏一種有效的道德力去控制和約束人們的情欲，于是歐洲人民又不得不重新采用物質力量來維持社會秩序?！薄?〕以暴力、軍警、監獄等國家機器來治理社會預示著基督教的名存實亡，在辜鴻銘看來，歐洲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充分揭示了基督教這種曾經有效約束歐洲人的道德約束力量已經超過了適用期限，“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聲光化電”為依托的物質力量，但這是極其危險的，因為：“自然界的物質力量對人類所能造成的傷害，是沒法與人類情欲所造成的傷害相比的。毫無疑問，如果這一力量——人類情欲不予以調控的話，那么不僅無所謂文明存在之可言，而且人類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3〕?？磥?，物質文明并不能給人們帶來真正的和平幸福，無止境地追逐物質文明帶來的是對物質財富無休止的渴望，讓人們的精神家園無所歸依；依靠物質力量來維持的社會秩序無法給人類社會帶來安寧與祥和，人類社會文明與否的評判標準并不一定掌握在看似進步的西方人手中，西方人強大的以“聲光化電”為依托的物質力量也不能抵御由無止境的物欲追求導致的利益傾軋與戰爭風險，試圖在西方文化世界內部找到解決社會危機的方法已無可能。

回國后，辜鴻銘就職于“國學大儒”張之洞幕府，受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文化主張的影響，辜鴻銘潛心研習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并為之深深吸引。深厚的西學修為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碰撞與交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中西文化的比照意識。多年之后，辜鴻銘回憶道，“張之洞是一個目光遠大的政治家。由于這種契機，使得我能夠與中國最有修養的人在一起朝夕相處，從他們那兒，我才對中國文明以及東方文明的本質稍有解悟……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東西方文明的比較研究，我很自然地得出了一個重大的結論，那就是，這養育滋潤我們的東方文明，即便不比西方文明優越，至少也不比它們低劣”〔4〕。

中日甲午海戰之后，國內民族危機日益深重，變法圖存之聲日盛。隨著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中國軍事侵略和經濟壓榨程度的不斷加劇，中華古老文明在與西方現代文明的交鋒對撞中頹勢盡顯，“撻中揚西”、追隨西方文化觀念和仿效西方政治制度的熱潮隨之空前高漲。在有了自己的中西文明優劣判斷后，辜鴻銘并不為這種潮流所動，因為他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弊端和西方社會內部的真相已有深刻識解，對國人盲目崇洋的熱潮既堅決反對又深感憂慮。在對中西文明不斷比照和深入研究后，他進一步意識到，“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在中國舊的秩序正在消亡，他們歡呼新知和進步文明進入中國。但我個人卻不相信在中國古老的秩序會過時，因為我知道舊式秩序、中國文明和社會秩序是一個道德的文明和真正的社會秩序，它符合事物的本性，因此不會消亡”〔5〕。中國的道德文明符合事物本來的發展規律，歐洲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由于物質利益至上和道德約束力量的缺位，而中國古老文明將永存是因為它是真正的道德文明。辜鴻銘于中西文化對比的視野中，以自身的跨文化眼光洞見中華文明之中可用于拯救西方世界的密鑰：“我相信，對于歐洲人民，特別是那些正處于戰爭災難之中的歐洲人、那些不光要制止這場戰爭而且要挽救歐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歐洲人來說，良民宗教將是一種使其受益無窮的新宗教。不僅如此，他們還會發現這種新宗教就在中國——在中國的文明中”〔3〕。

中國文明之中的“良民宗教”是辜鴻銘于中西跨文化視野中覓得的拯救世界文明的文化良方，辜鴻銘將這種良民宗教與道德文明聯系起來，他的眾多英文著作或譯作中常借此不斷宣揚和闡發自己的中西文化觀。辜鴻銘跨越中西藩籬的文化熏陶所造就的“世界視野”，一方面讓他體察到中西方文明的優劣短長，西方的物質文明和中國的道德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互相觀照并有效地結合起來；另一方面，他深信，要避免爆發于歐洲的那一場世界大戰，要改變西方民族對中華文明的蠻橫無理，就要高揚以道德為基礎的中華儒家文化，讓西方人了解并接受古老中國智慧的“文明之道”，幫助西方社會揭示道德文化與秩序的缺失才是社會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由此，跨文化溝通與傳播意識成為這種“宣道”方式的自覺表述。辜鴻銘力圖借助中國文明中的道德力量播揚中華文化價值觀，從而挽救歐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

二、以翻譯為名的跨文化傳播? 辜鴻銘一邊用英語等文字著書立說弘揚中華文明，一邊在中國古代經典中探尋道德文明的深邃光芒。他盛贊《中庸》：“就我有限的知識來看，在所有歐洲的文學作品中，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都沒有見過像這本小書中所發現的那樣簡單明了到了極點，同時又如此完整而豐富的關于道德責任感或道的闡說?！薄?〕既已意識到道德責任感在西方文明中缺位，辜鴻銘遂主動踐行自己的文化使命，以翻譯為媒，將《中庸》里所蘊含的道德責任感傳揚出去，并且也要像原書那樣，做到“完整而豐富”。為此，他批評當時已頗為聞名的傳教士理雅各的《中庸》譯本：“無論注釋還是緒論中，理雅各博士均無片言只語顯示他對孔子學說有整體的、哲學的理解”〔6〕。理雅各譯《中庸》雖被學者譽為“皓首窮經”，但西方傳教士的身份底色使他或者輕慢或者有意識地誤讀了包含在《中庸》中的道德原旨，這也許與他傳教的“宏旨”無關。而有著強烈跨文化傳播意識的辜鴻銘，其“宏旨”正在于以道德學說立場釋譯《中庸》，為《中庸》全書鋪就道德文化氛圍。于是，在整部《中庸》英譯中，緒論、譯文、注釋、附錄等內容相互配合、相互印證，試圖更完整地表達對這本書道德文化內涵的理解與感悟。他的翻譯策略以西方讀者的認知方式為導向，通過語言顯化、語境顯化和道德顯化手段構建他們熟悉的文化通道，匯通中西文化，促成西方讀者對中華道德文明的有效認知與接受。

（一）語言顯化策略

語言顯化是辜鴻銘借助目的語文化的語言表達習慣和顯性邏輯連貫等特點，將中文古文句段之間暗含的語意連接關系明晰化，并在文體風格上彌合西方讀者的期待視野，以利于讀者閱讀和理解。林語堂指出：“辜之文，純為維多利亞中期之文，其所口口聲聲引據亦Mathew，Arnold， Carlyle， Ruskin諸人，而其文體與Amold尤近，此有二事可見，好重疊和好用I Say二字?！?〔7〕 如：

上焉者，雖善無征，無征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中庸》第二十九章）

However excellent a system of moral truth appealing to supernatural authority may be， it is not verifiable by experience; what is not verifiable by experience， cannot command credence; and what cannot command credence， the people will never obey. However excellent a system of moral truth appealing merely to worldly authority may be， it does not command respect; what does not command respect， cannot command credence; and what cannot command credence， the people will never obey. Therefore every system of moral laws must be based upon the man's own consciousness.〔5〕

原文中，上焉者和下焉者分別意為“夏、商禮法”“不在皇位的圣賢”，辜鴻銘將其釋譯為兩種道德體系。譯文充分利用英語的行文特色，結構工整、嚴謹，上下邏輯連貫，英語復合句式的反復重疊運用使英文表達莊重得體，語意明晰。整體文體風格既貼近原文，也符合當時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這種復合句式（或結構）的重疊使用在《中庸》譯文中經常出現，如第二十六章譯文：It is because it is vast and deep that it contains all existence. It is because it is transcendental and intelligent that it embraces all existence. It is because it is infinite and eternal that it fills all existence（原文：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同時，辜鴻銘應用邏輯嚴密的英文文體解構了原文，意在表明：道德無論是訴諸超自然權威（上帝），還是由俗世圣賢來維系，得到的結果都是“民弗從”。只有儒家的君子之道反諸于己，求諸本心，才是正解。辜鴻銘的譯文呼應了《中庸》構建的天（God）、地（nature）、人（human life）三位一體的德性論，即“德性是上至統治者，下至各個層次的從政者首先必備的基本素質”〔8〕。

（二） 情境顯化策略

情境顯化策略意在跳出原文既定的文化語境，根據目的語讀者的“前理解”，設置與之相匹配的文化氛圍與文化經驗，使西方讀者更方便地進入到其相應的文化角色里，在熟悉的文化概念系統中順利實現文化“視野融合”，達成文化共識。如：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圣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保ā吨杏埂返谑哒拢?/p>

Confucius remarked： The Emperor Shun might perhaps be considered， in the highest sense of the word， a pious man. In moral qualities he was a saint. In dignity of office he was the ruler of the Empire. In wealth all that the wide world contained belonged to him. After his death his spirit was sacrificed to in the ancestral temple， and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preserved the sacrifice for long generations…

For God in giving life to all created things， is surely bountiful to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qualities. Hence the tree that is full of life， he fosters and sustains， while that which is ready to fall， he cuts off and destroys. 〔5〕

此譯中，“天”和“物”分別譯為“God”和“created things”，《圣經》中上帝的形象呼之欲出，西方讀者如面晤上帝教誨。同時，pious、saint、sacrifice、ancestral temple等富含西方宗教色彩的詞匯與God一道，為西方讀者建構起熟悉的西方宗教文化場域，辜鴻銘有意將原文中的文化意象詞匯，如“大孝”“德”“圣人”“天子”“宗廟”“天”以相匹配的西方文化概念詞譯出，使譯文語境本地化，由此設定的文化價值觀與讀者閱讀期待視野充分融合。辜鴻銘始終認為，儒家文化在中國人心中的經典地位與圣經在西方世界中一樣，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力。為此，他在《中庸》譯文中常常將圣經和儒經中的文化意象對比參照，如“天命”譯為Commandments of God，“天之道”譯為the law of God， “教”譯為religion， “圣者”譯為holy、divine natures， “命”譯為divine call，“禮”譯為moral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孔子的“弟子”譯為disciple 等等。如此鮮明的圣經文化意象與中國古書中蘊藏的文明智慧匯聚齊觀，不僅加深了西方讀者中西文化平等相通的印象，也在另一個側面說明，圣經中展現的所有宗教文明早已在中國古書智慧中一一呈現。

此外，在譯文和注釋中，辜鴻銘通過大量中西人文思想的相互類比和印證，搭建起跨文化溝通的橋梁，西方讀者由此得以在自身文化框架內部了解與吸收中國文明，不自覺地將中西方思想大家關于道德的哲學學說在互文語境中識解消化，如第5章中，子曰：“道其不行矣！”（Confucius remarked， “There is in the world now really no moral social order at all.”）辜鴻銘在隨后的注釋中引用卡萊爾和羅斯金的觀點加以互證：Confucius in his time， as Carlyle or Ruskin in modern Europe， considered the world to have gone on a wrong track， the ways of men and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to be radically wrong〔5〕。中西人物思想觀點的類比釋譯是辜鴻銘翻譯《中庸》的鮮明特點。據學者統計，僅雙行小注就直接引用了《圣經》3次，歌德6次，阿諾德5次，愛默生4次，卡萊爾2次，莎士比亞、奧維德、托爾斯泰、康德、彌爾頓各1次〔9〕。眾多西方現代“同道”學者的思想加持，有效拉近了西方讀者與中國經典的審美距離，有力地詮釋了儒家思想所蘊含和釋放出的現代意義和普世價值。

（三）道德顯化策略

語言顯化和情境顯化策略的運用是為了在文學和文化詩學層面讓西方讀者得以在其熟悉的文化系統中體認儒家哲學堂奧，實現中西文化互鑒。為此，在譯語形式和內容上，大量征用西方宗教語言和著名思想家的觀點學說，大都是在當時“西學東漸”文化大背景下，譯者不得不逢迎西方讀者閱讀口味以達成文化融合、實現翻譯目的的手段。辜鴻銘翻譯《中庸》的主旨是傳播 “道德中國”的思想主題，使歐美人“形成更深刻的道德責任感”，從而改變他們對中國人的霸凌態度和殖民政策。因此，辜鴻銘看似“以西釋中”的歸化翻譯策略，與其說成“解釋過度、流于附會”，不如視為包裹在實質核心要義外的一層“糖衣”，就譯者的文化用心而言，它只是“器用”，絕非“道體”，是譯者為了溝通中西文化、實現跨文化傳播目的的權宜之計。而道德顯化策略才是辜鴻銘達成英譯《中庸》目的的核心手段，辜鴻銘更是在《中庸》英譯文內與文外大加鋪陳渲染，務使《中庸》的道德經義從內而外、由中及西全面貫通，力求呈現“道德”的整體風貌。這主要通過以下方式實現。

首先，為了便于西方讀者對《中庸》道德哲學的整體性理解與吸納，辜鴻銘對儒家核心文化詞語進行統一且連貫的道德化釋譯，以彰顯儒家道德文化的優勢性和普遍性。他把“中庸”譯為the universal moral order 或the true central balance of our moral being、“道”譯為the moral law、“性”譯為moral nature、“和”譯為 the moral order、“中”譯為 our true self or moral being、“德性”譯為moral nature、“仁”譯為moral sense 或humanity、“君子”譯為 the moral man等等?？梢钥闯?，辜鴻銘將儒家文化中主要的核心概念都與道德意義緊密相連，同時，西方哲學思想當中的重要元素being、order、law、nature、humanity等都一一統攝于儒家普世的道德秩序（universal moral order）框架之中，這明顯是在向西方世界闡明中庸思想的強大包容性和普世性。西方哲學思想元素被納入到儒家無處不在的以道德為中心的強大文化體系中，西方人在閱讀并欣賞《中庸》譯文的時候，會不知不覺地融入其中，體會儒家道德精髓。

其次，借引歐美學者的思想學說，從道德立場角度對中庸核心要義進一步加以佐證與詮釋。如《中庸》第四章中：“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笨鬃诱J為道之不行與不明的原因是人們具體認識與實踐過程中的過之與不及。辜鴻銘將“過之”與“不及”分別釋譯為high above their moral ordinary self 和 not up to their moral ordinary true self。 “過之”與“不及”都是針對第一章里的“中（天下之大本也）”和第二章里的“時中”而言。在第一章里，辜鴻銘在譯文注釋里援引阿諾德的觀點（Our true self， as Mr. Matthew Arnold calls it， the central clue in our moral being which unites us to the universal order.），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譯為our true self or moral being is the great reality of existence，第二章里的“時中”譯為“constantly lives his true self or moral being”，顯然他是接受了阿諾德的相關論述，對此做出道德釋解。在第四章中，辜鴻銘為了說明“過之”與“不及”的問題，引出歌德關于道德本性（moral nature）的論述，并進一步闡明：道德本性，即道德存在，是我們平凡的、真正的自我（moral nature， what we call our moral being， is nothing else but our more true ordinary self. ）。因此，人們如果對生活奢求太多，超出自然的給予（to be more than nature requires them to be），就會散失“大本”（lose the sense of reality），食不知味，活在自我的虛妄之中。第二十七章中，“（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辜鴻銘將“道中庸”譯為live a plain， ordinary lif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ral order，也是這一思想的延續。

第三種方式是譯文注釋中對于相關文化現象的道德闡釋?；蛟S是為了凸顯《中庸》的道德氣質，辜鴻銘在中華古經中深挖道德資源，可謂不遺余力，但有些時候顯得較為牽強。如《中庸》第六章：“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辜鴻銘譯文：He looked upon evil merely as something negative; and he recognized only what was good as having a positive existence.）。原文中的“惡”與“善”本無道德上的好壞優劣之分，但辜鴻銘在之后的譯注中搬出莎士比亞和歌德的言論，聲稱人性的邪惡（evil in human nature）是人性發展有缺陷、不完全，是道德方面的缺失或無度。此外，《中庸》第二十九章原文中的“上焉者”和“下焉者”本與道德無關，卻被釋譯為兩種道德體系（a system of moral truth），也是這方面的顯例。

三、以翻譯為名的文化反撥? 辜鴻銘翻譯儒家經典意味著他倡導重拾與回歸傳統文化精神，而重譯儒家經典還暗含著對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主流意識形態的審視和抵抗。近代以來，在西方強權政治和文化霸權的歷史語境下，中華傳統文化橫遭惡意攻擊，“西學東漸”式的文化傳播熱潮漸成主流，“一切向西看”似乎成了解決當時中國一切政治與社會危機的不二途徑。飽讀“西學”的辜鴻銘原本可以憑借著對西方政治與文化的深刻洞見，利用自身的才識和文化資本順應時代風向，為“歐風美雨”登高一呼，順理成章地為自己博得更有利的文化地位，然而，或許正是由于他多年來對西方社會的認真觀察與審視，使他在中西文化對視中生成出另一種獨特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態度。

（一）對西方強權政治的反撥

《中庸》第十七章：“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大德者必受命?！惫鉴欍憣ⅰ耙蚱洳摹弊g為according to their qualities，根據上下文，此處的qualities指的應是moral qualities（德）。接著，他在譯文中繼續解釋：The law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s here announced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ut Confuci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means， not the survival of the most brutally strong， but the survival of the morally fittest〔5〕。從中可以讀出，雖然歐洲提出的“適者生存法則（The law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聞名于世，但辜鴻銘認為中國儒家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有自己的生存哲學。有所不同的是，就生存法則而言，孔子提倡的是道德本性（the survival of the morally fittest），而不是西方人篤信的野蠻強權（the survival of the most brutally strong）。中華文明生生不息、浩浩蕩蕩延續數千年，不是倚仗于野蠻強權對弱勢文化的殖民掠奪，而是得益于道德生活的普遍性，因而，“大德者必受命”（辜鴻銘譯文：It is therefore true that he who possesses exceedingly great moral qualities will certainly receive the divine call to the imperial throne.）。所以，“觀察中國，你必須看它的本質，它的道德，而不是糾纏于它有沒有電燈”〔10〕。 中國文明是道德文明，而“如果把基督教從歐美文化中拿走，……除了戰艦、大炮、紅旗車、飛機、六國飯店、電影、探戈，以及兇猛的、吃得好、吃得過多的食肉動物之外，他們一無所有”〔11〕。歐美國家憑借科技文明優勢，擄掠和積累的大量物質財富提供給自己豪華的現代生活享受，但在辜鴻銘眼中，這種野蠻的暴力文明除了具有物質上的生存優勢之外一無是處；與中華文明的道德優勢相比，西方物質文明并不貼合“生存法則”，“道德適者”才能把握文明持久之道。

（二）對西方教育體制的批判

辜鴻銘在《中庸》英譯附錄A中指出，重視數量而不是質量的歐洲教育制度是一種半教育（half education），半教育的產品就是“本性發展不完善”的人，這類人是歌德眼中“魔鬼的化身”，這種人“不承認道德”。但不幸的是，全人類的文明與幸福卻掌握在這些“理智不健全”的“魔鬼”手中。于是，人類社會“缺乏道德社會秩序”，處于“科學殘殺的戰爭困境”之中也就不足為奇了。

辜鴻銘在《中庸》英譯附錄B中進一步分析了歐洲半教育制度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危險。由于這些“理智不健全”的“半智之人”控制了西方政府，他們常常只從利益得失而不是道德本性出發來處理一切事物?！八鼈儚某橄蟮?、深奧難解的玄學和所謂科學推理出發，來演繹推斷人類的起源和命運，推斷其道德本性、人或民族的行為對于未來的得與失，以及諸如此類人不能預知的問題?！薄?0〕于此，辜鴻銘把西方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產品視為“本性發展不完善”的人，這些人原本缺乏道德本性，視道德為無物，一旦參與國家政治的管理，當然拋棄以道德為主導的社會秩序，利用物質和科學的力量，把個人或集團的利益得失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基礎，這樣勢必造成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最終導致世界大戰的爆發。所以，辜鴻銘以為，“當今歐洲的問題就是應尋找一個與儒家學說一樣的道德體系，教你怎樣成為一個好公民，同時也像基督教一樣的力量，教人們（即使是野蠻人）成為一個好人?！?1〕”辜鴻銘眼中的儒教兼有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功能，行使著教會和政府的雙重職能，對比于西方教育培養出的“理智不健全”國民，儒家文化培育出來的是適合家庭和社會發展的有禮有德的文明人，這是西方教育體制無法比擬的。

（三）對國內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撥

晚清以來的“西學東漸”之風催生了大規模的翻譯活動?；谡?、經濟和軍事全面落后于西方文明的社會現實，一大批文人學者欲借翻譯之力行強國之實，力圖把西方的“器用”和“道體”輸入我國，為我所有。在這一文化背景下，“翻譯的主流話語背后所隱含的意義是啟蒙、科學、理性和革命”〔12〕。他們希望吸取他國的成功發展經驗，以西方的啟蒙與科學來挽救中國，用西方頗為流行的自由民主思想教化沉睡中的國民。然而，在同一時代，翻譯行為也并存著另一種文化姿態，即以中華文化的“道德普世性”來抵抗西方文化霸權。這種文化姿態不以西學馬首是瞻，更不因文化弱勢而自嘆自貶，而是提倡中西文明平等交往，互補短長，主張兩種文明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競爭，應共同致力于建設更美好的人類文明?？梢钥闯?，兩種翻譯實踐都有各自的文化目的和文化功利色彩，翻譯行為早已不是停留在語言或意義層面的簡單轉換。從形式上看，辜鴻銘所采取的后一種文化姿態是對前者的文化逆向操作，而就內容而言，正是表達了對國內崇尚西方自由民主之風、一切西化風潮的強烈不滿。因為，不加選擇地接受和“拿來主義”只會讓本土文化逐漸萎縮、消極退位，最終導致對本土文化的極度不自信。當時中國的文化現實就是試圖將過去的一切推倒重建，使中華文化完全讓位于西方文明，如此文化不自信若任其蔓延、彌漫于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則中華文明危矣。辜鴻銘等文人學者為此深為憤懣與憂慮。

辜鴻銘在中華文學經典中挖掘儒學的現代元素，將道德中國形象示于西人，以鮮有的文化勇氣與哲學邏輯，辯證而有力地向西方世界傳播中國文化，展現出卓然的文化自信與文化擔當。辜鴻銘還用儒學思想釋譯西學觀念，將西方社會人人崇尚的“自由”解釋成“人之道德本性的充分實現”〔13〕，他認為，“當今人愛奢談什么追求自由，可我敢說，要獲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循規蹈矩，即學會適當地約束自己”〔3〕。如果人們不按一個“好人”的標準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就會像歐美群氓那樣成為一幫烏合之眾，他們放蕩不羈、專橫妄為，一般民眾的自由反而更加無從談起。

四、結語? 辜鴻銘英譯《中庸》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古典文學欣賞或翻譯作品研究，甚至不在于翻譯行為本身，而在于譯作能否在異國他鄉獲得茁壯的生命力，進而叩開西方世界的大門，順利進入西方文化場域，讓西方人最終接受并“遵從道德責任感”，從而“使他們對待中國和中國人時，代之以道”。辜鴻銘所做的文化努力沒有白費，“無論是副文本與正文所形成的互文效應，還是核心概念詞的形式化統一，都是為了實現對中國文明的本質內涵和基本特征的整體性描述”〔14〕。為此，他不遺余力地深挖儒經中的道德資源，將中外道德哲學對比闡釋、相互勾連、互文見意，搭建起中西文化平等對話的通道，并力圖建構完整的儒家道德哲學體系。中西文化的交鋒與交融在《中庸》譯本中充分展現出來，獲得了西方讀者的積極回響。辜鴻銘以“翻譯”為媒，《中庸》譯文和副文本中大量的道德哲學闡述或是對原文內容的釋解和進一步說明，或是直抒胸臆般針砭國內外社會現實，或是與原文意旨無涉地借題發揮，無一不在指向譯者傳播中華道德文明的文化用心。同時，這也充分顯示出譯者胸懷道德文化事業和對中華道德文明的深深自信，由此向世人昭示中華文明絕不遜色于西方文明，中華文明有助于拯救世界文明，讓其重新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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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楊 柳.現代性視域下的林語堂翻譯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4，（10）：41-45.

〔13〕唐慧麗.“優雅的中國人”——論辜鴻銘對儒家道德人格的新釋〔J〕.湖北社會科學，2016，（3）：109-113.

〔14〕劉永利，劉軍平.雙重跨越與整體表達——辜鴻銘儒經英譯的跨文化闡釋〔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2）：110-114.

Abstract： World vision acquired from his being exposed to different cultures endows him with self-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mission. Through explicitation strategy of language， context and morality， Ku Hung-ming manages to construct cultural harmony in the translation of Zhongyong. He put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an equal standing so as to achieve his purpose of transmitting Chinese wisdom and help the world go on the right track in his cultural countera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Key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hongyo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cultural counteraction; Ku Hung-ming; Confucian Moral Culture

（責任編輯：陳艷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