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文化建設助推社區治理現代化研究

摘 要：社區文化建設作為助推社區治理現代化的新模式，對于“共享社區”的構建、社會文化的創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具有重要價值。當前，社區治理現代化進程面臨著社區居民對社區共同價值認同感不高、對社區歸屬感不強、公共事務參與度不夠等現實困境。需要從深化社區文化內涵、塑造獨特文化符號和構建多重文化空間入手，以提高社區居民認同感、歸屬感和參與感為中介，使之成為積極有效的“治理主體”，從而助力于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治理新格局。

關鍵詞：文化建設；社區治理；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3411/j.cnki.sxsx.2023.01.013

Research on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Boos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SONG Xiao-fang

（College of Marx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Abstract：As a new mode of boos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e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hared community”，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culture， and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t present，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faced with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low sense of community common value， low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ir own community， and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public affairs.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ommunity in which they live， and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public affairs. In view of this， communi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needs to start from three approaches： deepening community cultural connotation， shaping unique cultural symbols and constructing multiple cultural spaces， and improving community residents＇ sense of identity， belonging and participation as the medium to make them become active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subjects”， so as to help build a new community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Key words：cultural construc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新時代加快推進我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實現全體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關鍵之舉。為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1］28。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再次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2］47?？梢?，社會治理已日益成為我們黨和國家關注的重點領域之一。針對社會治理如何具體落實這一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保?］127社區治理是社會治理的基礎所在，惟有逐步推動社區治理現代化，才能使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當前，學界圍繞“如何優化社區治理”這一主題進行了諸多探討，提出了“黨建引領社區治理”“五社聯動”“數字技術賦能”等多種治理模式。但從解決社區居民矛盾沖突的角度來看，上述模式所構建的社區治理體系主要側重于矛盾沖突發生之后的善后處理，而特定社區的文化環境則能夠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居民的思想觀念，塑造正確的人生價值觀，進而規范和約束其具體行為。由此可見，做好社區文化建設能夠從源頭避免和減少矛盾沖突的發生。因此，從文化角度切入，深入探討推動社區治理現代化的創新路徑極為必要。

一、社區文化建設助推社區治理現代化的價值意蘊

新時代，社區將文化作為重要的治理資源納入社區治理體系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價值。社區通過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共享”價值觀念能夠增強居民“共享”意識，加快“共享社區”建設進程。社區治理作為我國基層社會開展的最新具體實踐活動，能夠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提供豐富素材，從而促進文化創新。此外，社區文化建設也將為社區居民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創造機遇與條件。

（一）社區構建價值：融入文化元素構建“共享社區”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突破基本的物質生活層面，越來越凸顯出對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等社會價值的追求。傳統的以政府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單一主體治理模式在應對新形勢新挑戰時往往捉襟見肘。為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4］49。社區是社會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所以“三共”社會治理格局也是社區治理所要達到的目標。就“三共”的具體內涵而言，“共建”是指共同進行社區建設；“共治”是指共同參與社區治理；“共享”則是指共同享有治理成果?？梢?，“共建”和“共治”是“共享”的基礎，“共享”是“共建”和“共治”的目的。因此，構建“共享社區”是社區建設和社區治理的最終目標。

社區文化建設作為社區建設的重要方面，對于構建“共享社區”大有裨益。其一，社區文化建設塑造社區居民的“共享”理念，形成構建“共享社區”的邏輯前提。在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發展史上，各民族共同鑄造了博大精深、燦爛輝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它不僅是中華民族賡續綿延、源遠流長的歷史明證，也是中華民族立足現實、開拓未來的文化基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孟子·梁惠王下》）、“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等以“共享”為核心的價值觀念，正是社區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寶庫。社區通過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大力發掘和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共享”思想，能夠使居民在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之下逐步生發出“共享”理念，搭建“共享社區”的邏輯前提。其二，社區文化建設催生社區居民的“共享”行為，形成“共享社區”的現實表征。社區內部豐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活動是社區文化建設的重要方面，它能夠為社區居民提供人際交往、思想交流、精神交融、成果共享的時機與場域，使之在參與過程中體驗到社區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共用所帶來的個人收獲感和愉悅感，從而更進一步激發、強化和拓展社區居民在眾多方面的“共享”行為，這將形成“共享行為”——“收獲感”——“共享行為”之間的良性循環，使“共享”日益成為社區的鮮明現實特征。

（二）文化創新價值：社區治理實踐推動文化創新

就文化這一現象而言，它不是從來就有，也并非憑空產生，而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源泉和精神脈絡，并且不斷動態性發展。文化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對于國家或民族而言都至為關鍵，它是決定一個人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時，它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是特定國家或民族區別于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深層次標識，是一個國家或民族不斷團結奮進和興旺發達的精神動力和信念支撐。因此，推動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事關個人前途命運、國家繁榮進步和民族偉大復興。但文化創新并非是個人或群體的純粹主觀意志性活動，而是“實踐的產物，是一個創價過程和價值體系，它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深入而日益豐富”［5］88。

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高社會治理能力成為黨和人民開展的最新社會實踐活動，這一實踐活動的具體表現場域則為我國基層社會——社區。因此，社區治理實踐活動在解決社區公共問題以維持社區正常運轉的同時也成為文化創新的沃土和源泉。其一，社區治理實踐活動注重吸納社區居民參與其中，開拓和暢通居民意愿表達渠道，引導多元主體平等協商，共謀治理之策，這既是對社區治理模式的探索、更新和完善，也是對社區居民政治平等地位的鞏固、民主參與權利的維護和參政議政能力的提升，能夠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文化的創新與發展。其二，社區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滲透于居民日常生活當中，使之逐步升華成為居民“日用而不知”的道德規范和倫理準則，進而有效規避個人失范、失序行為的發生，使社區真正成為“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的生活場所，達到良好的社區治理成效?！八囆g來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和諧美好的社區生活能夠為文藝工作者創作出貼近群眾生活、體現時代特點、彰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秀文藝作品提供豐富素材，推動喜聞樂見的大眾文化繁榮發展。其三，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媒體日益成為社區文化建設的重要平臺。在網絡媒體上講述好社區典范人物故事，宣傳好社區文化價值追求，傳播好社區正向能量，有助于清除腐朽沒落文化對網絡空間的污染，從而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文化環境，促進網絡文化的健康發展。

（三）人的發展價值：利用“共享社區”促進人的發展

關于“人應該實現什么樣的發展”這一主題，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提出：“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保?］683由此可知，在他看來，“自由”和“全面”是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更高級社會形式中人的發展所應具備的兩個向度。馬克思也曾針對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作出過清晰闡釋：“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保?］168即人與環境之間存在著雙向影響關系，人能夠通過實踐活動改變所處環境，環境也能夠反作用于人自身的發展。社區文化建設作為營造社區良好文化環境，構建“共享社區”的重要途徑，恰恰能夠為社區居民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空間與條件。

其一，現代社會日益精細化的專業分工將人們封閉在固定的工作崗位之上，人們為了生存只能像“零部件”一樣服從于社會“大機器”的生產需求。顯然，這樣的工作狀態壓制了人內在的自由個性，是對人的“類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7］56的抹殺。社區工作者在入戶調查和了解居民興趣愛好的基礎上組織各類文藝活動，并逐步形成常態化的文藝活動開展機制，這就為居民在社區內部根據自身特長和偏好自由選擇文藝活動提供了機會與條件。居民通過參與不僅能夠有效緩解工作和生活壓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其個性化發展需求，是對人之“類特性”的逐步復歸。其二，社區文化建設所營造的“共享”氛圍能夠帶動社區居民形成團結友愛、互幫互助的良好局面，從而提升居民的公共道德素質。同時，社區文體設施為居民提供了進行藝術欣賞的文藝作品和進行體育鍛煉的器材設備，能夠起到解放思想、啟發民智、提高審美水平和強健體魄的重要作用。此外，社區公益慈善活動則為社區居民提供了施展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又一渠道，是開展新時代勞動教育的“社區課堂”，能夠培養居民熱愛勞動、崇尚勞動、勤于勞動、主動勞動的勞動精神?？梢?，通過社區文化建設所構建的“共享社區”能夠在德智體美勞等領域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當前社區治理現代化面臨的現實困境

“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2］50是我國近年來為推動社區治理現代化而傾注心血和灌注力量的重要方面。其中，“自治”主要指將作為社區主體的居民納入社區治理體系，使其在社區事務治理過程中充分發揮作用。但由于諸多原因，當前社區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著社區共同價值認同感不高、社區歸屬感不強、社區公共事務參與度不夠等現實狀況。在我國社會已形成“善治離不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8］11這一共識之下，社區居民的參與現狀顯然不利于社區治理的現代化。

（一）社區居民共同價值認同感不高

“社區價值觀”是指社區成員受其成長、生活的社區環境影響而逐步形成的用以評價行為、事物以及從各種可能的目標中作出適合自己的選擇的共同準則?；鶎由鐓^作為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間場域，不僅是居民解決自身吃喝住穿等基本物質需求的主要場所，而且是居民交流思想觀點的重要舞臺。居民惟有對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社區共同價值形成一致認同，才能在治理社區公共事務時自覺以集體利益為出發點，通過民主協商形成“共同意志”，以之指導自身實際行動，從而凝聚為解決社區事務的現實合力。但就目前狀況而言，社區時常存在一些不良現象，如個別居民在社區公共場所遛大型犬類時不牽犬繩，從而給其他居民造成安全隱患；某些居民對于上門求助的鄰居因擔心無端受牽連而找借口搪塞；個別居民在樓道堆放垃圾，不遵守社區公德。此類現象雖然不會引起軒然大波，但卻揭露出社區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即社區居民尚未對社區共同價值形成高度認同。

究其原因，則在于：一是社區宣傳共同價值的方法、手段和形式較為單一刻板，導致居民逐漸對社區價值觀失去興趣，也就無法有效接受社區共同價值的教育與滋養。目前，大多數社區仍以宣傳欄標語、電子屏幕標語、宣傳手冊、好人好事宣講會等形式作為培養居民共同價值認同感的主要途徑。但此類形式本質上是在對社區居民進行單向的思想灌輸。從心理學來說，人在心理上對客觀事物的接受具有選擇性，所以處于被動狀態的社區居民會對內容千篇一律、數量繁多冗余的宣傳載體產生漠視乃至抵觸情緒，進而直接影響社區居民對社區共同價值的情感共鳴和自覺認同。二是社區居民的文化背景不同，人生經歷各異，因此思想觀念呈現多元性，難以達成一致。社區居民雖然同處一個地域空間，但各自在性格特征、智力水平、經濟條件、職業狀況、家庭風氣等方面可能千差萬別。相較于社區文化環境而言，這些因素對人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影響更為直接和深刻，所以同處一個社區但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居民個體會呈現出多元化的價值觀念。三是市場經濟大環境所產生的“利己主義”觀念構成了對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社區共同價值的現實沖擊，居民因此而對社區共同價值產生了質疑。改革開放之后，為激發勞動者生產積極性，調動一切生產要素致力于經濟建設，我國的經濟體制逐步實現了由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轉變，社會成員也由原來的“單位人”轉變為現在的“社區人”和市場中的“經濟人”。市場經濟天然的個體利己主義價值觀與以“生活共同體”形態存在的社區所要求的集體主義價值觀之間必然形成巨大張力，同時擁有“經濟人”和“社區人”雙重身份的社會成員也產生了價值觀動搖。

（二）社區居民特定社區歸屬感不強

社區居民歸屬感是指“社區居民把自己歸入某一社區人群集合體的心理狀態，主要包括對社區的投入、喜愛和依戀等情感”［9］163。由此可見，社區居民歸屬感的形成雖然離不開有特定地理位置和地域空間的社區，但只具有外在物質形態的社區并非一定能給居民帶來歸屬感。歸屬感更加強調居民與社區之間潛在的無形的情感心理聯系。就其形成來看，社區居民歸屬感的建立需要長期的培養孕育，而它一經產生就能成為居民的一種穩定的心理狀態，使社區居民無論是在面對社區日常公共事務時，還是在偶遇社區重大突發事件時都能夠受到內心歸屬感的驅使，主動參與社區事務治理。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某些社區居民的歸屬感并不強烈，突出表現為對社區發生的事情持觀望或冷漠態度，沒有在社區長久居住的意愿，在遷出社區時沒有對社區或其他居民的留戀不舍等現象。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社區居民之間缺乏穩固的人際信任與聯系。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戶籍管理制度的逐步改革以及基層社會行政管理體制的優化完善，我國社會人員的跨地域跨文化跨民族性流動不斷加劇，原先居住于農村的村民在有了一定經濟實力后，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醫療、文化、基礎設施服務而大規模進城，少數民族地區的居民也大量遷入漢族群眾居住的城市社區，而本來居住于特定社區的居民也可能由于各種主觀或客觀因素遷出社區。此類活動割斷了原來人際之間由血緣或族群關系所維系的天然聯系，而社區里由于人員結構復雜、流動性大也無法在短期內積累足夠的社會資本以建立人際間的新聯系，所以社區內的新居民常常處于“孤島”狀態，缺乏社區歸屬感；二是深受政府行政力量影響的我國社區缺乏自身獨特性。在我國，社區的興起是國家與社會相分離的結果。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國家與社會基本上是“同質同構”的，國家利用行政手段通過“單位體制”壟斷、控制和支配著幾乎全部的社會資源，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管理模式使社區因缺乏發展資源而處于停滯不前狀態。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沿著市場化方向不斷深入，“單位體制”漸趨弱化，原先由政府委托給“單位”所承擔的部分政治管理和社會保障職能由社區承接。此種狀況雖然使社區獲得了政府財政資源的有力支持，但也使其日后的發展處于政府較為嚴密的權力管控之下。由此可見，我國社區的發展深受政府行政力量的影響，自然發展空間有所不足，因而在現實中呈現出數量繁多而結構類似的特點，缺乏自然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獨特社區文化衍生品，而往往擁有獨特性的社區更能使內部居民因對社區的辨識度提高而自覺產生和增強身份歸屬感。

（三）社區居民公共事務參與度不夠

社區居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自主自愿參與是構建社區治理新格局，提高社區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彰顯社區居民公共精神的重要窗口。近年來，隨著黨和政府對社區民主治理的愈加重視、法律法規對公民權利和利益的愈加維護、社區居民自我意識的愈加覺醒，其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度有所上升，但整體上仍未形成積極參與的良好局面，主要表現為社區居民在社區選舉時大多迫于行政組織的催促壓力而被動參與、社區日常公共事務的參與者多為賦閑在家的退休人士。

究其原因，則在于：一是社區居民存在“搭便車”思維。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曾提出：“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保?0］3由此清晰闡明了“個人利益至上者”在自我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沖突時將會采取的行動抉擇。這一理論同樣適用于現實社區居民。社區居民作為“理性人”，當其看到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成本高于收益時必然采取躲避態度，等待其他社區成員參與之后“坐收漁利”。二是社區居民主人翁意識不強?；厮葜腥A民族數千年的發展史，我國曾經歷過漫長的封建專制時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禮緯·含文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等均透露出當時的封建統治者對平民百姓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統治權力，普通百姓對統治者形成了人身依附關系，個人主體意識則被徹底壓制。這種社會管理模式所形成的“臣屬”“子民”文化意識具有強大的歷史慣性，影響著人們的思想。三是社區居民缺乏參與時間。如今，社區居民背負著沉重的工作與生活壓力，已使其不得不把大部分時間與精力投入到工作當中，個人閑暇娛樂休息時間則日益減少，因此其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時間自然更加不足［11］。

三、社區文化建設助推社區治理現代化的創新路徑

提升社區居民的認同感、歸屬感和參與感是塑造其“治理主體”意識，使之與黨、政府、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共同構成社區治理新格局的關鍵所在。而文化作為能夠對人思想觀念產生潛移默化影響的要素，是提升社區居民“三感”的重要資源，因此做好社區文化建設是推動社區治理現代化的全新路徑。

（一）深化文化內涵增強社區居民價值認同感

一般而言，“社區行為規則、社區行為規約、社區文化習俗”［12］98等都是社區共同價值的外化表現，居民一旦對之完成了由知悉、遵守到發自內心認同的過程，也就標志著居民對社區共同價值認同感的確立。而居民惟有在對社區共同價值形成一致認同的基礎上才能更為充分地發揚公共精神參與社區治理，并在治理過程中以社區共同價值觀為指導，發揮自身聰明才智，采取最佳方法策略。而社區公共活動在開展過程中則是具體展現社區行為規則、行為規約和文化習俗的重要窗口，因此也成為社區居民對社區共同價值認同度的“顯示器”和認同感的“培養皿”。通過社區公共活動增強社區居民對社區共同價值的認同感，就是要使社區公共活動帶有更為深刻的文化烙印，將社區所倡導的共同價值滲透其中，即以深化社區公共活動文化內涵為重要抓手，培養和增強社區居民對社區共同價值的認同感。

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兩處著手：一是要以彰顯社區共同價值為取向精心策劃公共文藝表演活動。社區過去所籌辦的公共文藝表演活動多止步于淺顯的唱跳娛樂形式，形成了社區文化建設氛圍的“虛假繁榮”。此類文藝活動給社區居民帶來的僅僅是暫時的感官享受，難以與其建立深層次的精神世界連接。為改變此狀況，社區文藝工作者需要充分發揮文藝創作能力，嘗試從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取材，將發生在社區居民身上的、能體現尊老愛幼、鄰里互助、扶貧濟困等優秀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精神的真實故事經過藝術加工后搬上文藝表演舞臺。這種來源于“身邊人”“身邊事”的文藝作品更能使社區公眾在欣賞其藝術之美的同時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和價值觀認同。二是要以彰顯社區共同價值為取向熱心開展志愿性公共服務活動。就志愿性公共服務活動本身而言，其所具有的自愿性、公益性、服務性特征與社區共同價值深度契合，而且可提供的服務項目能夠涵蓋“園林綠化、醫療保健、科普宣傳、小區保潔、治安巡邏、義務調解、精神文明宣傳、民防、抗災救災”［13］78等多個方面，所以是培養社區居民價值觀認同的重要方式。社區應增強對志愿性公共服務活動的重視程度，制定開展社區志愿性公共服務活動的規范性準則，形成常態化運行機制。志愿者則應主要由社區居民擔任，從而使其成為社區文化的傳播者、核心價值觀的彰顯者，也使其他居民通過接受志愿服務從內心深處認同社區價值觀。

（二）塑造獨特文化符號增強社區居民歸屬感

增強居民的社區歸屬感不僅需要使特定社區擁有不同于其他社區的特征，而且需要在社區居民之間、居民與社區之間建立穩固的情感心理聯系。而文化作為一種既可以有外在物質載體也可以有內在思想內容的事物，恰好可以在這兩方面發揮有效作用。所以社區工作者今后應有意識地引導和推動社區文化符號建設。

其一，要在社區內部構建明顯區別于其他社區的物質標識，以之作為獨特的顯性文化符號。這一物質標識既可以是獨一無二的社區徽章，也可以是獨具風格的亭臺樓閣，還可以是別具一格的自然景觀等“客體性存在”。諸如此類的顯性文化符號能夠加強居民對所在社區獨特性的認識，增強其對個人社區身份的辨識，從而營造社區歸屬感。其二，要造就社區居民集體記憶，以之作為獨特的隱性文化符號。這種集體記憶既可以通過社區居民共同應對社區重大公共事件來形成，如社區居民齊心協力，共同應對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就能夠使居民產生一種心理聯系，體會到社區是一個生活共同體，這種真實感受雖然會隨著疫情的結束而褪去，但卻會形成一種社區集體記憶存留于每位社區成員的心中，逐步填補因血緣關系或族群關系弱化乃至消失而導致的孤獨無依感，從而增強社區居民的內心歸屬感。但顯然，類似于疫情這樣的社區突發事件在日常生活中畢竟是少數，可這并不意味著社區集體記憶的形成只能靠偶然的機遇。社區工作者還可以通過精心設計的大型公共文化活動，使社區居民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形成獨特的共同交往空間，產生群體性的思想交流和內心深處的情感共鳴，達到主觀境界上的融合，從而人為性地塑造集體記憶，增強社區歸屬感。

（三）構建多重文化空間增強社區居民參與感

社區居民參與感的增強不能僅靠抽象空洞的理論宣傳教育，而應該通過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多參與機會，使其在參與過程中獲得良好的身心體驗，以及在參與結束后取得顯著的作用成效來逐步激發其內在的參與動力。從社區文化建設來看，則可以通過構建多重文化空間來吸引社區居民積極參與。

首先，社區要大力營造實體公共文化空間。這一方面需要社區根據自身區域大小、地理環境、建筑構造等情況因地制宜，投入人力、物力和財力合理配置文體基礎設施，建立社區公共圖書室、體育活動室、舞蹈排練室、繪畫展覽室、文化走廊等實體文化空間；另一方面也需要社區“活化”實體公共文化空間，即應當充分認識到構建實體文化空間的目的不僅僅在于完善社區的功能與作用，更在于使社區居民聚集和參與到實體公共文化空間中來，豐富其文化生活，充實其精神世界，塑造和提升其“主人翁”意識。故而，社區應將靜態性的實體文化空間向居民低門檻甚至免費開放，提高利用頻率，真正實現“物盡其用”。其次，社區要借助網絡新媒體營造虛擬公共文化空間。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日益發展，以移動智能電子設備為載體，集圖片、文字、視頻等各種形式于一身的新媒體已成為當今文化傳播的新渠道。它傳播速度快、散布范圍廣、受眾數量多、互動能力強、存儲時間長。因此，社區應緊跟時代潮流，將網絡新媒體融入社區文化建設項目之中，積極構建社區虛擬公共文化空間，實現社區文化傳播的虛擬化、即時化、互動化，從而一方面打破實體公共文化空間所存在的地域和人員限制，使社區居民能夠隨時隨地參與社區公共文化活動，另一方面也使社區居民能夠通過網絡實現與更多人的交流互動，提升參與活動的體驗感。最后，社區應充分認識到實體公共文化空間給社區居民帶來的參與真實感與虛擬公共文化空間給社區居民帶來的參與便利性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關系，只有兩者相互協調， 彼此配合，無縫對接，才能在提升社區居民公共活動參與感方面發揮最大成效，進而激發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共同營造服務于社區居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良性社區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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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校對：葉慧娟］

收稿日期：2022-12-0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村社區治理現代化研究”（19CZZ023）

作者簡介：宋小芳（1993-），女，河南林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