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融合與傳播 永不消失的“記憶”：數字時代檔案建構的功能與危機

龐亮 易茜

內容摘要：迫于人類生理機能的限制，人類大腦擁有記憶與遺忘相互交替的體內記憶，這種交替性導致人腦記憶的局限性。在智能傳播的數字時代，記憶的承載媒介正在悄然發生變化，從人腦向機器轉移，通過數字介質使人腦記憶得以分門別類地永久保存，實現記憶的數字化存儲?；跈n案權力的轉向，從數字檔案的功能與危機兩方面，探討數字檔案與數字記憶的內生關系，通過分析數字檔案對傳統檔案的權力解構，探究數字記憶在數字檔案社會化功能中的呈現，以及二者對數字時代人與社會的影響，以期數字時代人們的記憶現狀得到更多關注。

關鍵詞：數字檔案；數字記憶；功能化；危機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2.007

早期的檔案是被存放在物質空間的文本，依托一定的介質載體，呈現中心化的封閉性。數字時代的技術平臺改變了檔案的呈現形式和人們記憶的存儲方式，檔案逐漸朝個人化趨勢演進。接入技術平臺的個體將私人生活隨時記錄，個體的私域信息被刻錄入互聯網的廣闊空間，私域信息匯集成數字檔案逐漸流入公域，被允許公開訪問。在賽博格的數字空間，個體能夠隨心所欲建立、維護和控制檔案，生成的檔案能夠被隨時編輯、翻閱與喚醒，比如社交媒體相冊有“往年的今天”提示功能，手機相冊能自動生成圖片回憶錄，云盤能夠智能整理出圖片故事，等等。技術作為介質改變了檔案存儲的空間與形式，使傳統檔案逐漸向數字檔案演變，檔案形式的改變決定了人類記憶建構方式的改變。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認為口頭記憶（said memory）的崩潰導致檔案的誕生，口語時代人們的記憶存在于內置大腦中，只有大腦皮質才能喚起人類記憶。在數字媒介時代，人們的記憶轉移到了外驅大腦，大腦的生成信息不再單純依靠傳統的固化介質儲存于封閉的物質空間，而是變成數字化存在，使人類記憶可以通過賽博格的延伸身體被隨時取用，這種記憶記錄方式已經逐漸變為人們現實生活的功能化需求。對數字時代的人類而言，這種需求是不可替代且不可逆轉的，將傳統內置大腦記憶通過數字檔案得以外顯。

所以，個人記憶檔案化是將體內記憶體外化的重要方式，在數字時代的信息技術平臺，通過文字、圖片、視頻等多種媒介形式，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被復刻到虛擬網絡空間，自動歸檔到人類的外驅“大腦”，構成能夠隨時喚起、展演甚至刪除的個體數字化檔案。從某種意義上說，數字檔案在承載著數字化文明的同時，也在解構數字化權力。傳統檔案將人類記憶囚禁在生理機制內，對體內記憶的遺失概不負責，技術媒介收編傳統檔案的權力，將其下放給數字檔案，直接改變人類記憶的存儲方式，催生體外數字記憶。數字記憶伴隨數字檔案而生，數字檔案與數字記憶的內在邏輯不禁引發思考：數字檔案通過化解傳統檔案的權力而確立自身，數字記憶如何影響數字檔案社會化功能的生成？技術功能紅利遮蔽下的數字檔案又會使人類陷入何種記憶危機？這些問題都將在本研究中探討。

一、數字檔案中的“記憶”

（一）從媒介記憶到數字記憶

從“結繩記事”到“廣播演說”，在萬物皆媒的歷史進程中，人類從生產生活到思想動員的發展史被媒介銘記，人類思維符號表征的體內記憶通過內置大腦復刻為媒介記憶。在信息技術時代，人類記憶仍在發生演化，媒介記憶逐漸發生數字化轉向。美國學者卡羅琳·基奇（Carolyn Kitch）提出媒介記憶（media memory）的概念，她認為媒介能夠作為“記憶代理人”與社會產生互動。媒介記憶與集體記憶相互關聯，媒介記憶往往以集體記憶的方式影響個體記憶。墨爾本大學教授沃爾克默（Volkmer）在研究代際童年記憶時發現，人們過往的個體記憶一定程度上由媒體塑造的集體記憶組成。莫蒂·內格（Motti Neiger）等以色列學者全面探討了媒介記憶理論，通過對不同媒介技術、類型與文本的研究，探究媒介記憶與集體記憶的聯結互動，此時的媒介是起到調解作用的中介。此外，媒介記憶在社會文化發展進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法蘭克福大學教授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論證了媒介與文化記憶的不可分割性。我國學者也有此方面研究，邵培仁等人強調媒介記憶對知識傳承與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邵鵬認為，媒介能夠整合人類的一切記憶，包括文化記憶。隨著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媒介記憶受到數字技術的影響，全面升級為數字記憶?；羲菇鹚梗℉oskins）早期研究了數字化媒體與技術的連接對記憶的影響。安娜·瑞?。ˋnna Reading）從政治經濟學視角研究全球數字記憶，發現數字記憶仍然涉及人工、原材料和能源等實體物質性。吳世文和賀一飛認為，數字記憶的結果是產生大量記憶數據，記憶數據依托技術并以技術格式存在。邵鵬認為數字記憶是人、機、人交互的巨大智能系統，其以通信網絡技術為依托的海量存儲遠超人類，人類記憶4.0是爭奪思想控制權的時代，記憶的數字化將是人類一切記憶的最終歸宿。人類記憶都將以數字記憶的方式存儲與呈現，媒介技術的不斷升級使全面數字記憶成為可能。

（二）記憶內生的“冰”與“火”

數字記憶在智能傳播時代已是大勢所趨，與人腦記憶相比，數字記憶有著技術所賦予的先天優勢，這種先天優勢又與人密不可分，記憶的內生屬性直接關聯記憶與人的情感的關系問題?？傮w上看，一切記憶都具有“冰”與“火”兩重屬性?！氨笔侵赣洃涍^于整體化和機械化，缺乏與人相通的個體性和溫情符號；“火”是指記憶在災難歷史時空中偏向于強化民族主義與創傷仇恨。在“冰”屬性的媒介記憶研究中，陳振華指出導致出現“冰”屬性的原因在于“主體的缺失”，這很容易造成人們逐漸忽略文本世界中潛在的人類情感、審美趣味和符號價值，記憶逐漸成為毫無情感的機械復制，數媒時代生成的數字記憶，記錄的只剩下缺乏人類情感的空洞數據。由此可見，解決主體缺失問題關鍵在于解決“個體”的問題，從記憶的受眾入手。謝卓瀟認為在媒介記憶建構過程中要將個體視為記憶的主動消費者，讓個體在具體社會框架和語境中結合記憶符號“解碼”記憶文本。李紅濤和楊蕊馨將個體視為積極的行動者，強調個體主動參與利用媒介記憶過往的記憶實踐，通過媒介物與心靈互動。記憶“冰”的屬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媒介技術引起的，因此，在重塑個體角色的基礎上，必須重視個體情感的功能性，達到技術與人的雙向互動。在“火”屬性的媒介記憶研究中，許多學者認為，媒介、歷史與記憶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黃顯強調數字媒介對于歷史知識生產的意義，認為數字媒介既是史料重要的傳播和分析工具，更是其不可分離的媒介構成。阿斯特莉特·埃爾認為過去本身屬于一種被媒介化的記憶，文學、電影等媒介更適合表征創傷歷史?！盎稹北憩F在傾注了炙熱的民族與集體情愫，而這種情愫主要體現在災難歷史的集體敘事上。余霞通過對不同國家針對南京大屠殺的媒體相關報道揭示不同國家媒介記憶的差異，發現中國以“創傷”為框架，圍繞歷史之痛和現實之傷展開記憶。由于歷史經歷與文化的差異，中國多是以受害方的視角解讀災難歷史，不少學者的研究支撐了該框架的準確性。李紅濤和黃順銘在《記憶的紋理》一書中，探究南京大屠殺創傷記憶的建構過程，揭示不同因素對形塑當代中國政治和文化記憶的影響。黃月琴和王文岳看到了抵抗記憶與創傷記憶的不平衡性帶來的危害，認為媒介書寫的災難歷史記憶將造成民眾對待歷史與現實的不理性，滋長民族主義情緒。此外，以受害者的身份解讀災難事件所引發的創傷記憶，還將造成其他負面影響。比如，楊慧瓊等人認為創傷記憶為謠言的傳播提供可乘之機，創傷情感以記憶的方式通過媒介傳播的過程本身為消極情緒“煽風點火”。

（三）數字檔案的界定與建設

數字時代的信息技術催生了數字檔案，數字與檔案的結合擺脫了實體媒介的束縛，帶來了多元化的檔案形式，實現檔案存儲與傳輸的新變革。在數字化介入檔案的發展歷程中，產生了多個數字與檔案結合的概念，即檔案數字化、數字化檔案和數字檔案。檔案數字化被定義為依靠計算機技術的檔案轉化，將傳統載體的檔案信息進行數字化轉換的系統工程。數字化檔案的提及可以追溯到有關自然災害圖數據的數字化收集和管理，數字化檔案是將傳統檔案利用技術手段轉化為數字化的信息，是電子文檔歸檔后的數字化電子檔案。數字檔案是由傳統載體轉向數據化載體存儲的數字編碼形式，包括電子文件及其元數據歸檔以及館藏檔案的數字化信息。數字與檔案相結合的概念看似十分相似，三者實則有本質的區別與聯系。梁惠卿認為，檔案數字化與數字化檔案是過程與結果的關系，“數字化檔案只是檔案數字形式的復制品，并不是檔案本身，而數字檔案才是真正的檔案”。

目前對于數字檔案的概念學界沒有明確界定，結合相關學者的論述，本文認為，數字檔案是指人們以各種數字形式在社會生產實踐活動中直接在線上空間生成并按照一定規律整理而成的具有保存價值的數字記錄，是一種面向未來的具有歷史再現性的歷時記憶存續。與傳統檔案相比，數字檔案數據的原始性逐漸弱化，更偏向強自主性、易生成性、可復制性和流動性等特點。但又區別于其他網絡數字內容，數字檔案更強調歷史再現性、價值性、社會性等屬性。因此，數字檔案成為信息技術時代直接形成的數字歷史記錄價值單元。數字檔案海量存儲空間與數字存儲樣態能夠實現數據的動態化管理，不少學者為數字檔案建設發展提出了實質性建議。為了滿足傳統檔案的記憶與資源特性，有學者呼吁建構記憶數字資源庫，以豐富檔案數字資源。建構數字檔案是一項長期且持久的艱巨工作，在數字檔案的收集存儲與管理過程中，數字媒介發揮著關鍵作用。除核心數字化技術外，從傳播層面看，考慮媒介的易接受性和易用性，更利于檔案與受眾產生文化勾連；從安全層面看，區塊鏈的使用能夠增強數據信任，更利于數字檔案的長期保存。

對檔案的占有帶來對記憶權力的掌控。 檔案與記憶的關聯在數字時代同樣適用。在以往關于數字記憶的研究中，缺少對數字檔案的關注。以往研究多是基于技術與人的關系分別研究檔案和記憶，如從技術層面研究數據存檔，從館藏層面研究檔案信息，從文化層面研究媒介記憶?？傮w上，都是將數字檔案與數字記憶割裂，忽視了二者的相互聯系與影響。數字檔案與數字記憶存在何種內生關系？數字檔案又如何作用于擁有數字記憶的“賽博人”？這些問題要從檔案的源頭開始追溯。

二、檔案發展的權力轉化

（一）國家權力的外化表征

德里達認為檔案具有物理意義和政治意義的雙重屬性。他在著作《檔案狂熱》（Archive Fever）中探究了檔案的起源，認為檔案誕生于“市政大廳”（arkheion）這個詞。自古以來，檔案的保存需要一定場所，這個場所的建立需要以統治者的管控為前提，市政大廳就是將檔案和統治者的政治權力緊密聯結起來的重要場所。匯集于市政大廳的檔案以實質載體為依托，被放置在高聳寬闊的密閉區域，形成自上而下的數據支配，未被授予權力的普通人永遠無法觸及。所以，檔案是統治者控制下存儲數據的政治權力空間，是國家權力機關實行專制統治的分化形式。

實際上，建立在權力基礎上的檔案是一種記憶本能的需要。人類發展至今，記憶系統進化并不完善，由于衰退性體內記憶需要依靠外在物質性的輔助才能得以外化保存，從而保證“歷史痕跡”在人類發展長河中延續。繼市政大廳之后，保存檔案的場所慢慢開始向公共領域延伸，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文化資源管理機構出現，允許公眾在更大程度上公開訪問，這些機構構成人類體外記憶的主體。文字、資料、圖畫、文物等物質性信息被復刻在相應的承接載體上，并分門別類嚴格保存在特定的物質空間中，以便查閱與考證。這些記憶物化為彌補體內記憶的局限性而存在，雖然脫離了市政大廳的權屬管轄，卻進入了另一個權力循環——國家檔案博物館。因此，從一定程度上看，國家檔案博物館形式的多元體外記憶的物質呈現方式，仍然屬于集權的一種外化形式。

（二）個體權力的民主內化

檔案自誕生之初就籠罩在統治者專制權力的掌控下，一直作為一種政治控制的工具被統治者壟斷。數字時代權力主體轉變，由統治者變為普通大眾，致使檔案在一定程度上逐漸走向民主化。信息技術時代媒介與資源的主動權爭奪使得權力下放，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點擊鼠標而實現內容的復制和粘貼，將其占為己有，連接網絡的每個人都有權利訪問、交流或者創建檔案，檔案與人類記憶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聯系。電子檔案促進了新的、模擬社會性的形成，進而從本質上改變了記憶和檔案之間的關系，使得檔案成為集體記憶的基礎。由于權力從集權化向民主化逐漸轉移，從根本上改變了檔案的存儲與管理方式，檔案不再是存放在市政大廳的遙不可及的巨型龐物，檔案的公開性與可獲得性帶來人類記憶結構形式的改變。

在智能傳播的數字時代，媒介延伸了人的身體，包括人的記憶。媒介技術賦能使人的記憶通過建檔的方式得以長久保存。德里達認為，存檔的技術結構同時也決定了可存檔內容的結構，甚至其與未來的關系。因此，在人類體內記憶體外化的過程中，媒介技術的角色已在悄然發生變化。媒介技術不再是被動的中介者，而是主動的檔案及人類記憶的積極建構者。萊斯利大學教授凱倫·弗羅斯特格（Karen Frostig）強調在數字時代，記憶越來越倚重機器而非人腦。迫于人腦記憶的遺忘性，媒介技術承擔起“不被遺忘”的記憶職責。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長河中，檔案的物質性與非物質性都需要通過媒介技術加以固化。媒介技術將個體的互聯網軌跡記錄下來，通過記憶物化達到記憶轉存。我們的所有言行都可能以數字化的形式被互聯網永久保存，并通過存儲器被同時代的人或未來的人訪問。媒介技術將人腦記憶復刻成數據化存儲記憶的過程，屬于軟件程序的精密讀寫，生成不斷堆砌的數字檔案。數字檔案的產生使數字化時代的權力被平均分配，早期的檔案集權被分解，權力逐漸呈現去中心化與民主化的特征。

三、數字檔案的社會功能

從傳統檔案到數字檔案，人類記憶存儲方式發生了改變。人們依靠傳統介質——文字印刷、建筑物將原始數據的記憶逐漸轉化為數字記憶，數字記憶更多是憑借互聯網“硬盤”以電子相冊、云盤、社交平臺等數字形式進行可復制的自主性存儲。也就是說，數字檔案不斷堆砌成數字記憶，而數字記憶不斷拓展數字檔案的社會功能。在數字時代，檔案的范圍和形式得到延伸，成為個人與社會對具有保存價值的歷時記憶空間的互動，從政務商要拓展至日常生活，承載形式更加多元，包括文字、照片、聲音、視頻等。當人們記錄與分享個體經驗時，日常生活與個人喜好、政治和宗教立場以及對于事情的反思在產生的那一刻均成為數字檔案。數字檔案對于數字時代的人來說是一種極具個體意義的數字痕跡價值集成。一方面，數字檔案能滿足人們的心理訴求與情感期許。比如隨時記錄心情感悟、吃飯前拍照打卡、保存有趣視頻，通過云標簽分門別類，人們從中獲得不斷疊加的記憶滿足感，找到情感寄居的歸宿。另一方面，數字檔案能夠提高人們工作生活的效率。比如按關鍵詞主題劃分數據資料、按時間地點歸檔照片視頻、梳理備查工作數據。此外，專業存儲軟件甚至可以實現自動歸檔與記憶喚起功能，提升數字記憶生成的進程化與精細化。

（一）個人身份與記憶的多元重構

從某種意義上說，互聯網像是一個擁有無限空間的元檔案，存放其中的檔案之間通過云標簽與超鏈接彼此關聯。在數字信息時代，人們查找資料不再需要去圖書館和檔案室，只需在電腦前打開搜索引擎輸入關鍵詞就能獲取所需。數字檔案打破了機構與個體、公共與隱私的界限，每個人在網絡世界中無意建立著自己的公開個人檔案?；ヂ摼W賦予個人權力，讓個人成為數字檔案建構的主體，數字檔案在改變人們的數字行為和身份的同時，形塑人們的數字記憶。換言之，人們正通過多元化途徑重塑個人身份與記憶。

首先，私人檔案信息的創建與收編。網絡世界的人們更加隨心所欲，他們可以隨時創建私人筆記本、私人相冊，發表僅自己可見的生活日常，將公共檔案收歸私人所有。人們將開源的互聯網檔案信息分流，進行自我意圖的選擇性展演與呈現，重新劃分公域與私域的界限。其次，選擇記憶復刻多個數字自我。人們可以根據自我需求將分散的記憶安置在“復媒體”（polymedia）上，將不同記憶形式配置給不同平臺，比如人們更傾向于將動態影像上傳到短視頻網站，將靜態圖片上傳至微信朋友圈或微博。人們在數字空間的自我塑造往往會呈現兩種全然不同的形象，比如在社交媒體創建兩個賬號，大號上展示積極正能量的形象，小號上則展現出截然相反的一面。通過此方式，人們在不同媒介平臺的數字記憶不斷分化，除了固化單一平臺的特定人設外，更好地強化個人記憶。最后，在數字檔案里組裝記憶。民主化賦予人們更多的自主性，數字檔案里記錄的并非人們原封不動的所有記憶，而是人們進行加工和重組后的記憶。人們可以根據自身需要進行篩選，甚至刪除信息，最終將認為有必要記憶的信息存檔，這也是民主化公共權力下人們自由意志的體現。

（二）信息控制的博弈空間

最早的檔案系統是一個封閉空間，信息存儲的控制權掌握在國家統治者手中，數字檔案解構了公共權力對于信息資源的壟斷，使檔案不再以國家控制的形式存在于公眾難以企及的嚴密私人空間，而是日益變得公開化、個人化，日益強化的個人自主性允許檔案在一定程度上被建構、整理和控制?；ヂ摼W技術使網絡社會的數字檔案成為開放空間，以國家為中心的權力逐漸向以個人為中心的民主化權力轉移，信息資源更多地被公眾占有。雖然數字空間的權力更多歸個人所有，但個人檔案信息的建構并不是單一個體行為，而是涉及多個個體。有學者認為，在交互界面中，檔案很大程度上是由開放和集體協作的項目所構成的，其間的使用者對于生產、規范和消費內容均承擔責任。這里所謂的集體協作指的是互聯網的分享機制，在“一人栽樹眾人乘涼”的建制下，無論數字檔案的創建者為何人，人們均可下載、轉發、保存他人的文字、圖片、視頻，甚至能完整下載其他用戶的歌單。此時，數字檔案或多或少地成為集體協作的產物。換句話說，技術所支撐的文件分享機制不涉及傳統檔案機構的監管審批，如今只需通過互聯網就能將文件分享的相關主體聯結起來。這種高效信息分享方式分散了信息控制權，使檔案建構的信息來源更加多元，將檔案變成一個巨大的共享工程，成為他人與自身重組后的集合數字記憶。公開的個人數字檔案屬于連接網絡的任何人，從而生成所有人共有的數字記憶，在這種集合數字記憶的基礎上不排除個體繼續生成關聯內容與形式的數字檔案。

（三）數字歷史記憶的“集體敘事”

?？抡J為，檔案是可以被說出來的東西的法則，是支配著陳述作為獨特事件出現的系統。它是包含與排斥的場域，這個場域能夠操控歷史，并且證明歷史的差異。檔案能夠選擇哪些被言說，哪些被拋棄，檔案雖然是斷裂的非線性記錄，但仍然維持其“確定事物—陳述” 的規則性，通過說出來的東西，提供文化、文明與時間的共存方式。數字媒介的物質性彌補了檔案去物質性的缺陷，它讓檔案恢復物質存儲功能，復刻數據，書寫數字歷史檔案，同時還原歷史記憶。數字歷史檔案既是代際的文化延續，又是集體間的文化認同。個人利用數字媒介參與文化建構，將代際的記憶匯合為民族國家間的共同集體記憶，構建歷史檔案記憶數據庫。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檔案可以縫合歷史斷裂的時間。在當今去中心化與個體化特征日益顯著的數字檔案時代，檔案對于歷史文化的影響依然存在。

達利特（Dalit）是印度種姓制度的低等人，現今仍然有許多達利特人遭受種姓制度迫害。迫于西方媒體對達利特人的歧視與壓迫鮮有報道，位于海得拉巴的中央外國語大學的博士巴斯蘭（Bathran）于2012年創建了一個名為Dalit Camera（以下簡稱DC）的檔案，這是一個以YouTube頻道與新聞網站的形式呈現的“檔案”，在相對民主的互聯網空間，記錄關于達利特人的新聞、公開會議、書面證據和證詞等內容，其目的是“對英語新聞卡特爾化霸權的回應和反駁”。之所以稱以數字化界面呈現的DC為檔案，因為DC是達利特志愿者提供的歷史真實信息的數據累積。據此，達利特人能夠擺脫西方媒體的傳統專制宣傳，重新生成其自身發展歷史進程的新“數據”。因此，DC成為達利特編年史與存檔結合的數字化體現。數字媒介的存檔具備留存線上記憶的功能，能夠為集體記憶的建構與文化的傳承提供信息資源，是維系當下和過去記憶脈絡的重要紐帶。達利特人通過DC表達了對存檔、編年史和“尋求某種不可動搖的歷史基礎”的渴望。作為參與性編年史的數字檔案，DC成為直接對鎮壓力量做出回擊的“網絡代理人”，它代表了印度達利特人的聲音，形成平等正義的社會政治倡導空間，用平民的底層聲音重新建構歷史。DC不再是單純的記憶機構，更多被視為一種社會與政治實踐。德里達認為，檔案與人類精神是聯系在一起的。數字檔案占據的實體物質空間越來越少，但卻越來越大地影響著個人、民族甚至國家記憶與身份的建構，人類記憶結構與集體身份認同因數字檔案的存在而發生結構性改變，甚至直接影響社會的歷史進程與文化傳承。數字媒介的新物質性對歷史檔案重新書寫、組織，踐行歷史生產實踐，成為聯系不同時間的史料。數字檔案將個人的歷史記憶延伸到公共網絡空間，復刻為帶有強烈民族烙印的數字記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數字檔案的歷史敘事能力。

四）科技向善下的“生命敘事”

從傳統檔案到數字檔案，檔案的存儲地點從銅墻鐵壁的物質空間逐漸轉移到海量存儲的虛擬空間，從私域逐漸轉向公共領域，并呈現去中心化和個人化的特征。人人都可以成為數字檔案的創建者和管理者，被賦予編輯和維護數字檔案的權利。數字檔案依托強大的信息技術平臺，允許多人同時在線進行數據化信息操作，多點連接與傳輸更加迅速和便捷。集體協作下的數字檔案連通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使數字檔案肩負承載對個體生命書寫意義的職責。

近些年，在自然災害與社會災難事件中涌現出的“救命文檔”，也稱互助文檔，為線下災難救援提供了巨大幫助，使眾多處于水深火熱中的災民得到救助，這無疑是合眾數字書寫存儲的一種檔案形式?；ブ臋n誕生之初是由個人創建的網絡電子文檔，經信息技術平臺傳播后，由網友不斷豐富和擴展求援信息，形成公眾抗災資源對接平臺。這個龐大的信息系統中包含志愿者、求救者和救援者的多元主體，參與者能夠自由加入并編輯檔案，在各自的分隔場域跨時空進行信息生產?；ブ臋n將災區內外的民眾凝聚成集體協作的災難共同體，并為其提供信息溝通的特定場域，成為公眾參與公共生命救助與公共危機治理的新途徑。這份特殊意義的數字檔案在公共領域建立供需關系，搭建生命通道，營造救援空間。換句話說，互助文檔發揮的不僅是科技工具的作用，還在對無數個體境遇的敘事過程中，建構個體生命的力量與希望。在線性編輯與存儲過程中，互助文檔生成的歷時經歷構成記錄在冊的共時呈現，在時間的雕刻中凝聚為生命敘事的數字檔案，銘刻時代的數字記憶。

四、數字檔案的潛在危機

數字檔案帶來社會生活的便捷，給人類提供個體價值功能化的信息支持，并賦予人類控制生理機能的“權力”，人們可以隨時留存記憶或者刪除記憶，為人們“選擇性遺忘”找到合理“出口”。即時生成的具有保存價值的信息單元不斷填充數字檔案，為個人提供記憶內容指引，內生記憶逐漸受到數字化控制，形成個體數字記憶，并且不斷將個體異化為記憶外置的“賽博人”。數據化書寫使原生記憶借助數字介質，脫離人腦封存在賽博空間，不斷累積電子數據形成的數字檔案悄無聲息造成“賽博人”的記憶慣性，使其并沒有感到這種數字檔案所帶來的潛在危機。

（一）強制“被刪除”下的權利剝奪

數字檔案的建構與存儲需要依托一定的數字媒介載體，即信息技術平臺，社交媒體則是當今信息技術平臺的記憶空間，也是數字檔案存儲的重要場域。人們使用社交媒體記錄具有個體價值的生活隨想、照片和作品，不同形式的數據按照書寫的先后順序生成個體生命經驗與歷程的數字檔案，不斷記錄在社交媒體上的個人數字檔案的容量逐漸變大。然而，由于數字檔案不像傳統檔案擁有實體介質空間，存放在社交媒體上的內容通常無法批量轉移，用戶不再登錄社交網站、社交平臺關閉或者公司內容政策的變動，都可能致使用戶累積的數字歷史檔案丟失，從而導致數字記憶的遺忘。

照片共享應用程序Flickr于 2017年11月宣布，程序免費存儲量將大幅減少，用戶最多只能存儲1 000張照片，超出的任何內容都將被刪除，除非用戶愿意付費購買專業賬戶用于容量擴充。2018年12月，Google 宣布終止社交網絡平臺Google+服務，次年4月起，用戶 Google+賬戶中的所有內容都將被刪除，不僅包括Google+的內容，還包括用戶在Blogger和YouTube等Google所屬網站上發表的評論。以上這些都是相對較好的情況，用戶會提前收到社交媒體的相關通知，讓他們有時間轉移在平臺上存儲的內容。更糟的是，用戶登錄時發現賬戶里的內容丟失或平臺無法訪問。2016年美國藝術家丹尼斯·庫珀（DennisCooper）的博客在沒有收到通知的情況下被谷歌刪除，刪除的博客是他多年來沒有存檔或備份的作品，幸運的是，經過漫長的法律官司，他最終勝訴，獲得了作品內容的恢復。數字記憶的強制“被刪除”導致的媒介失憶，與技術不穩定、人為因素以及商業利益有直接關系，最終深受其害的還是身處數字時代的“賽博人”。用戶的體外記憶被強制銷毀，所屬權利被無情剝奪，數字記憶隨著數字檔案的銷毀被遺忘。很多情況下，社交媒體平臺的服務條款并沒有明文規定，用戶會在內容將被平臺刪除前收到通知或擁有追索的權利。因此，人們需要意識到數據丟失后社交媒體不擔責的可能風險，保存數據化記憶最為穩妥的做法是及時備份正在發布和共享的數據信息。然而更可怕的是，數字記憶的肆意堆砌導致人們對于檔案存在的忽視，無數平臺上的海量數據檔案使人們無法知道已經丟失了什么或將會丟失什么。正如德國當代AI藝術家馬里奧·克林格曼（MarioKlingemann）指出的：“最終可能沒有多少人會注意到丟失的東西，因為我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p>

（二）刻意刪除的記憶失真

數字檔案的強自主性賦予了人們建構、維護和控制檔案的權利，人們能夠隨時建立或刪除檔案的電子數據，也有權決定允許公開訪問的權限范圍，擁有的權利越大，責任越大，風險也就越大。社交媒體平臺的不確定性讓人們認識到歸檔與備份的重要性，人們按照時間和標簽的類屬，按照一定規律提升內容的彼此關聯度，以免丟失過去書寫的記憶。與此相對的是，如果人們想要刪除體內記憶，往往從刪除數字記憶開始。然而，刻意對數字記憶進行刪除，容易引發更嚴重的后果。

一方面，選擇性刪除容易造成“遺忘”的假象。數字體外記憶與人腦體內記憶通過數字檔案聯結，當人們想要主觀上忘記某段不愿提及的過去，比如某場事故、某段戀情，則會將與其相關的文字、照片或視頻等內容在數字平臺上刪除，以此進行選擇性遺忘。事實上，這是一種自我欺騙的行為，這種方式只不過是人們借助體外物給予體內的某種暗示，以此造成欺騙的假象。數字檔案的刪除帶來數字記憶的消除，并不能從根本上造成體內記憶的遺忘，甚至更容易讓人陷入記憶與遺忘的自我糾結。

另一方面，刻意刪除還可能造成數字檔案被惡意操縱。當人們在社交平臺存檔時，往往會面臨兩種刻意刪除的情況：一是發布了一條未設置訪問權限的私密內容，二是想要銷毀過去的“黑歷史”。隨著內容短暫性或持續性曝光，在被刪除前的幾秒內容可能會被訪問者截圖留存。比如明星發布一條秒刪的微博，往往會在刪除前的極短時間內立即被網友截圖取證?，F實生活中，如果人們的記憶僅僅依賴這些截圖，或將面臨更大的風險。截圖容易被修改或偽造，增加數字檔案本身被人蓄意操縱的可能，人們的記憶也將被篡改與操控，進而變得不再真實。因此，為了防止記憶的扭曲，對數字檔案存檔信息的驗證變得愈發重要。

（三）記憶生理機制的衰退

區別于傳統檔案的雕刻、手抄、印刷等標準書寫范式，數字檔案的記錄是個體基于大腦記憶進行的“數據化書寫”模式，個體將有價值的體內記憶通過主觀性信息建構，以文字、圖片、視頻等形式，外化為體外記憶。在主觀性信息建構過程中，人們基于各自的價值評判標準進行“自傳式”的記憶書寫，從“本我”的視角出發，呈現出一種社會記憶的“民本立場”。個體記錄自我的生命歷程，對于同一事件，不同個體擁有且呈現不同的記憶差異。從Blog到Vlog，人們利用不同形式的介質不斷記錄個體思維與外部經驗，將其凝練與內化為內存不斷累加的數字記憶。

面對個體越來越習以為常的體外記憶活動，有學者擔憂，在虛擬空間信息生產機制的背景下，社會記憶會“窄化”為社會記錄，陷入只“記錄”不“記憶”的文化困境。技術的抽象化與無意識，將人類文明在數字復刻板上壓縮得愈發簡化，后代接收到的歷史文化記憶不斷被技術刪減，人類文明的價值底蘊將被越削越薄。人們更加“肆虐”地控制檔案，不斷機械化的數據復制使人變得麻木，陷入只顧錄入忽視輸出的“數字囤積”，記憶過度依賴數字媒介，或將導致人類記憶生理功能逐漸退化。媒介作為人身體的延伸，輔助人類生產生活，信息時代的數字媒介反客為主，人類生理機能將面臨被數字媒介替代而衰退的危機，這將直接影響人類的文化傳承，甚至危及人類未來的生存發展。

（四）“上帝之眼”的記憶窺視

作為數字化的媒介記憶，數字記憶成為人類體內記憶的延伸，個人的內部情感與外部經驗被寄存在媒介空間，生命歷程的記憶數據會被自動記錄，并被服務器自動建檔存儲，持續生成的元數據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媒介空間不斷累加。存放個體數字檔案的媒介空間逐漸變成“圓形監獄”，連接網絡的記憶主體極易陷入持續暴露的危機。個體數字記憶在媒介空間中與其他記憶主體和訪問者隔絕，每個空間相互環繞并聯，存在于各自媒介空間的個體數字記憶暴露在公共互聯空間，極易使記憶主體被困在記憶泄露與算法“黑洞”中。

?？聦F代社會比作圓形監獄，他認為，圓形監獄是一種完美的權力機構，有獨特價值的人將在這個監視網絡中死去。數字時代的人被延伸了身體與記憶，擁有“上帝之眼”的媒介技術將記憶主體囚禁在圓形監獄中，使媒介空間的記憶數據一覽無遺?？此圃诟髯钥臻g下建構的私密檔案，實則是完全開放的信息數據，完整的數字化記憶代表了一種更為嚴酷的數字化圓形監獄。由于我們認為有價值的個體經歷都被存儲在數字記憶中，并且可以通過存儲器訪問，因此，我們的個體社會活動可能會被暴露在公共空間，不僅被我們同時代的人們所評判，而且還會受到所有未來人的評判。通過數字記憶，我們的生命歷程與思維活動流入公眾視野，隨時被他人窺視，歷時的所思所想被共時地毫無保留地再現。數字媒介使檔案的信息數據變得即時、可觸達，檔案不再是館藏文物，記憶不再是人腦電波，數字媒介增強了數字記憶的公開性與透明度。誰承想，曾經屬于個體獨有的、深藏于大腦深處的記憶，如今能夠被輕易窺探與獲取，這種個體隱私式的數字記錄究竟是強化人們在網絡社會的規訓，還是帶來人們在數字時代的權力極化？數字媒介技術帶來的紅利狂歡或將終結，進而走入極端的技術悲觀。近年來，技術恐懼的相關問題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

結 語

檔案作為人類記憶的重要載體，經歷了從專制化到民主化的過渡、從中心化到個人化的特征演變。傳統檔案通過印刷、建筑物等物質空間獲得存儲功能，數字檔案打破了復刻介質的實體性，數據化個體的自我經歷再現被整合為數字記憶，數字記憶的電子存儲有效拓展了數字檔案的多元社會功能，將現代人的記憶逐漸異化為電子機械記憶。破解困境的辦法更多取決于人們對待數字檔案的方式。人們不僅需要轉變簡單復制的刻板印象，還應該更多讓數字檔案的價值取向照進人們的內心世界，將人腦記憶與機器記憶融合，重塑記憶“情感交往的新秩序（new orders of affectiveassociation）”，使數字檔案真正成為歷史文化與科技人文價值的承載紐帶。數字時代的人離不開數字檔案的記錄，這種記憶依賴為現實社會帶來不小的挑戰，媒介技術催生的生理惰性或將影響人類未來的進化發展。如果說媒介技術是一種危機，那么如何在這場危機中“化險為夷”，在數字智能傳播中擺脫技術遮蔽，使技術真正為人類賦能？這些相關問題應該得到更多關注。

（作者龐亮系中國傳媒大學學科建設與發展規劃處處長，博士生導師，山西傳媒學院副院長；易茜系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2021 級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 DERRIDA J.Archive fever：a freudian impress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15，3，2，17，15.

② KITCH C L.The girl on the magazine cover：the origins ofvisual stereotypes in American mass mesa[M].Chaple Hill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③ MILLER T，VOLKMER I.News in public memory：an international__ s t u d y o f m e d i a m e m o r i e s a c r o s s g e n e r a t i o n s[M].P e t e rLang，2006.

④ NEIGER M，MEYERSO，ZANDBERG E.On media memory：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M].Springer，2011.

⑤ ERLL A.Memory in culture[M].Palgrave Macmillan，2011.

⑥ 邵培仁，吳飛.媒介理論前瞻[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251.

⑦? 邵鵬.媒介記憶理論：人類一切記憶研究的核心與紐帶 [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10，132.

⑧ H O S K I N S A.M e d i a，m e m o r y a n d e m e r g e n c e[J].M e d i adevelopment，2010（2）.

⑨ READING A.Seeing red：a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memory[J].Media，culture & society，2014，36（6）：748-760.

⑩ 吳世文，賀一飛.睹“數”思人：數字時代的記憶與“記憶數據”[J].新聞與寫作，2022（2）：16-24.

? 邵鵬.記憶4.0：數字記憶與人類記憶的歸宿[J].新聞大學，2016（5）：67-72+149.

? 陳振華.集體記憶研究的傳播學取向 [J].國際新聞界，2016，38（4）：109-126.? 王露露，閆靜，周延.數字媒體與檔案藝術的記憶問題反思[J].檔案學研究，2021（4）：80-86.

? 謝卓瀟.春晚作為記憶實踐——媒介記憶的書寫、承攜和消費[J].國際新聞界，2020，42（1）：154-176.

? 李紅濤，楊蕊馨.把個人帶回來：數字媒介、社會實踐與記憶研究的想象力[J].新聞與寫作，2022（2）：5-15.

? 黃顯.作為史料的數字媒介：基于S市城市歷史生產的個案考察[J].新聞知識，2020（3）：27-34.

? 埃爾，王小米.創傷歷史、文學的命運與跨文化記憶：文學記憶與媒介記憶研究的新方向[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0（2）：15-19.

? 余霞.全球傳播語境中的國家創傷與媒介記憶——中、日、美、英“南京大屠殺”相關報道（1949-2014年）的內容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55（5）：129-137.

? 李紅濤，黃順銘.記憶的紋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 黃月琴，王文岳.抵抗與創傷：抗日戰爭歷史的媒介記憶偏向[J].當代傳播，2016（3）：63-65.

? 楊慧瓊，麻小影，顏如玉.創傷記憶和謠言傳播——基于對我國拐賣兒童謠言的分析研究[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6）：130-138+163+172.

? 李筱春.手段途徑結果——檔案數字化、網絡化、信息化三者關系淺析[J].蘭臺世界，2002（3）：4-5.

? 屠躍明，翟瑤.檔案數字化的元數據研究[J].蘭臺世界，2012（14）：60-61.

? 洛克里奇，張春艷.美國全國地球物理資料中心的自然災害活動[J].國際地震動態，1986（11）：27-29.

? 宋巖.檔案數字化是檔案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J].肇慶學院學報，2005（6）：71-73.

? 趙麗榮.關于數字檔案館構建的深度剖析[J].西部資源，2011（5）：69-70.

? 梁惠卿.檔案數字化、數字化檔案和數字檔案概念辨析[J].檔案管理，2013（1）：38-40.

? 馮惠玲.檔案記憶觀、資源觀與“中國記憶”數字資源建設[J].檔案學通訊，2012（3）：4-8.

? 孫振嘉，崔浩男，宋雪雁，等.數字時代檔案文獻編纂成果傳播影響因素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2020，64（3）：12-22.

? 劉越男，吳云鵬.基于區塊鏈的數字檔案長期保存：既有探索及未來發展[J].檔案學通訊，2018（6）：44-53.

? KEEN A.The cult of the amateur：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our culture and assaulting our economy[M].Broadway Business，2007.

? MAJ A，RIHA D.Digital memories：exploring critical issues[M].Inter-Disciplinary Press，2009.

? 鄭文明.個人信息保護與數字遺忘權[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21（5）：25-40+126.

? BROUWER J，MULDER A，CHARLTON S.Information is alive[M].V2_ publishing，2003.

?? BEER D.T h e p o p-p i c k e r s h a v e p i c k e d d e c e n t r a l i s e dmedia：the fall of top of the pops and the rise of the second mediaage[J].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2006，11（3）：26-33.

? 超憶癥焦慮V S檔案狂熱：你希望被互聯網記住還是遺忘[E B / O L ] .（2019-10-08）[2022-01-03].h t t p s：//b a i j i a h a o.b a i d u.c om/s？id=1646765800972383541&wfr=spider&for=pc.

? MADIANOU M，MILLER D.Polymedia：towards a new theory ofdigital media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J].International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3，16（2）：169-187.

?? ?？?知識考古學[M].董樹寶，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153，154.

? 余宏.數字媒介視域下的文化記憶研究[J].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3（1）：103-108.

? BHIM J.“About us.” Dalit camera[EB/OL].（2018-07-11）[2022-01-12].http：// www.dalitcamera.com.

? 余昊哲.社交媒體存檔與被遺忘權沖突的內在機理及調適路徑[J].情報理論與實踐，2021，44（12）：73-79.

? YALE E.The history of archives：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J].Bookhistory，2015，18（1）：332-359.

? UDUPA S.Archiving as history-making：religious politics of socialmedia in India[J].Communication，culture & critique，2016，9（2）：212-230.

傅居正，狄蓉，張思遙，等.“互助文檔”社會危機下協同治理的全新媒介——以“互助文檔”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中的媒介實踐為例[J].新聞愛好者，2022（8）：16-20.

TIFFANY K.Flickr will soon start deleting photos and massivechunks of internet history[J].Vox，2019.

谷歌今起關閉Google+，“社交死亡之路”上谷歌做錯了什么[EB/OL].（2019-04-02）[2022-01-12].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005843.html.

SIDAHMED M.The guardian：dennis coopers blog re-launchedafter Google censorship criticisms[EB/OL].（2016-08-21）[2022-01-15].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aug/31/dennis-cooper-dcs-blog - relaunched-google- censorship.

邵鵬.媒介失憶：數字技術光環下的“信息黑洞”——“短命”的網絡腳注觸發的警報[J].新聞記者，2009（1）：77-80.

陳旭光.邏輯轉向與權力共生：從網絡流行體看青年網民的集體記憶實踐[J].新聞與傳播評論，2018，71（3）：71-85.

胡百精.互聯網與集體記憶構建 [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3）：101.

?？?規訓與懲罰[M].劉兆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298.

邁爾-舍恩伯格.刪除：大數據取舍之道[M].袁杰，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3.

KIM J.The archive with a virtual museum：the（im）possibility ofthe digital archive in Chris Markers Ouvroir[J].Memory studies，2020， 13（1）：90-106.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