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游發展筆談
——對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認識和反思

主持人：周尚意 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

1970年代人文主義地理學出現，在1980年代有許多人開始詬病其方法論比較薄弱①SMITH S J.Practicing humanistic 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84,74(3):353-374.，或者有人認為人文主義地理學“說教多、實踐少”②JOHNSTON R J.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Anglo-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Since 1945[M].New York:Edward Arnold,1979:138.。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意味著人們難以采納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研究方法。隨著后現代主義大潮的到來，挑戰一切既有方法論成為主旋律，一些尚未搞懂人文主義地理學方法的人們也就繞過人文主義地理學。如此，就好比一個人，決定不吃3個饅頭來消除饑餓感，而是直接吃第3個饅頭。

2022年8月10日，人文主義地理學創始人段義孚先生仙逝。在緬懷這位睿智的地理學前輩之際，中國學者也在反思。本組筆談的學者從不同的視角介紹了他們對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認識。除了參加筆談的學者，其他未能參加筆談的學者也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斷探索如何采用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立場。盡管我們還不能給這些學者貼上“人文主義地理學者”的標簽，但這樣的探索具有重要價值，其一是與堅持“科學主義至上”的學者保持對話，其二是與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的學者對話，其三是與人文主義地理學者自身對話，并在對話中找到各個方法論存在的價值，從而推進人文主義地理學的不斷發展，其中有些人開始進入后人文主義地理學的階段。

人文主義地理學研究如何使用研究素材③本研究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文化地理學規范研究范式探究”（41771148）階段性成果。

周尚意

（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北京100875）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3.03.002

許多旅游地理學研究采用日記、游記，以及微博等即時通訊的個人感言作為研究素材，用以揭示人們的地方感。采用了這些體現書寫者主體性的研究素材，是否就意味著研究者已經確立了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立場？如果不是這么簡單，那么如何使用這些素材，才能充分體現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視角？這便是本文思考的問題。

一、從反思自己的研究切入

這里列舉一篇未采用人文主義地理學立場的典型案例。筆者曾與學生一起用《魯迅日記》作為研究素材，將魯迅在北京生活工作期間居住、工作、購物、會友等活動的地點標注在地圖中，并與城市空間的基底疊加，從而理解魯迅為何選擇不同的地點④周尚意, 張樂怡.魯迅在京足跡折射的文人城市空間結構意象——對《魯迅日記》中北京地名的分析[J].熱帶地理,2015,35(4):456-462.。中國科學院地理與資源研究所的劉闖研究員一直致力于科學數據的共享，她建議筆者將這套數據分享在她和同事們運營的數據平臺上⑤張樂怡,周尚意.魯迅1912—1926年間在北京出入場所及頻率數據集(Places Lu Xun in Beijing)[EB/OL].[2022-12-06].全球變化科學研究數據出版系統,2016.DOI:10.3974/geodb.2016.03.18.V1.。文章發表后馬上有讀者關注，并發來郵件，指出數據中的兩個地名其實都是民國時期的東安市場（位置在今王府井商業區），因為他的父親曾在東安市場有產業。筆者還以此證明所收集的數據得到社會關注。

人文地理學應用GIS技術的初級水平大抵就是標注事實的地點，譬如古代名人的人生軌跡⑥浙江大學學術地圖發布平臺[EB/OL].[2022-12-06].http://amap.zju.edu.cn/maps.。筆者所做的魯迅在京生活軌跡研究，貌似還采用了GIS 的疊置分析，即將魯迅的生活軌跡與城市居住空間層、商業空間層疊加，由此看到當年高級知識分子的空間偏好。我們甚至還采用了行為地理學的時空移動效率，解釋了魯迅幾次搬家為何都是在北京老城的西部（今西城區的一部分），即魯迅希望所住的地方與上班的地方不遠。然而，從方法論上看，筆者的這個研究與繪制李白人生路線圖是一樣的⑦李白的人生“路線圖”（中學歷史地理教學用圖）[EB/OL].[2022-12-06].http://www.zxls.com/Item/335664.aspx.，均屬于經驗主義研究。而最后進行的行為地理學解釋，相當于哈維在《地理學中的解釋》一書中的“通往科學解釋的培根式的路線之一和線路之二”的最后一步（見原著圖4.2和圖4.3）①大衛·哈維.地理學中的解釋[M].蔡運龍, 等譯; 高泳源, 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45.。此書漢譯本沒有將原著中的圖精準復制，原書兩圖中的最后一步“解釋”都用了雙線框②HARVEY D.Explanation in Geography[M].London: Edward Arnold,1969:34.，以表明此步驟并非是依據前面的歸納步驟可以完成。哈維在書中說，這種“解釋需要某種邏輯上完善的推論方法”（見原著第36頁）。這就是為何哈維后來放棄了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方法，邁向了結構主義的解釋邏輯。人文主義地理學也是一套解釋的邏輯，它甚至可以理解為是對結構主義的深層結構變化的解釋。當行為主義地理學的研究需要解釋行為軌跡時，也就必然走到與結構主義地理學和人文主義地理學結合之路，因為只將外部環境的限制作為行為的解釋是不夠的。只有充分認識到人們思維的復雜性和能動性，才能大致推測出所研究的主體下一步移動的動機和移動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審視移動背后的人性目標。

人文主義地理學關注的是普遍人性，這是人之間彼此理解的基礎。能夠表達普遍人性的是語言，而非數字。李白人生軌跡圖中顯示，公元726 年李白游揚州，在那里創作了膾炙人口的《靜夜思》。該地圖并不能說明李白出游動機，以及為何只是在揚州創作出此詩，當然更談不上展示本詩蘊含的人性。如果要回答李白出游動機以及地點對創作的影響，顯然需要使用語言文字，而不能只用數字和地圖。遺憾的是，歷史上沒有留下充足的文字，讓我們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讓《靜夜思》流傳千年的是詩文展現的普遍人性——游子思鄉。有過離家遠行經歷的人，或許也曾在靜夜泛起思鄉之情，盡管每人思念的家鄉和親人不同，但是人們會理解對方的這種情感。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只有《靜夜思》的全文能夠充分表達這種普遍人性，并調動讀者共鳴，而不是其中的“思故鄉”三字，或“低頭思故鄉”一句。由此筆者引出本文的話題：人文主義地理學研究要選用什么素材？且如何使用這些素材？

二、從人文主義地理學代表人物的作品入手

若要了解人文主義地理學者們如何采用素材，不能繞過的學習路徑是閱讀早期人文主義地理學代表人物的作品。早期代表人物包括段義孚、邦克斯（Edmunds Bunkse）、布蒂默（Anne Buttimer）、鄧肯（James Duncan）、恩特里金（J.Nicholas Entrikin）、萊（David Ley）、洛溫塔爾（David Lowenthal）、波科克（Douglas C.D.Pocock）、波特斯（J.Douglas Porteous）、雷爾夫（Edward Relph）、羅爾斯（Graham Rowles）、薩 克（Robert David Sack）、賽 明 思（Marwyn Samuels）、西蒙（David Seamon）和韋斯特恩（John Western）等③POCOCK D C.Geographical fieldwork[J].Geography, 1983, 68:319-325.。在閱讀他們的作品時，可以思考他們如何選用素材，以實現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宗旨——提供不尋常的、富有成效的認識自然和文化的視角④TUAN Y-F.Escapism[M].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Press,1998:xvii.，促使人們思考人如何成為人⑤TUAN Y-F.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M].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12:1.。

這里選擇美國雪城大學地理學教授韋斯特恩的《歐洲大都會：斯特拉斯堡自畫像》⑥WESTERN J.Cosmopolitan Europe: A Strasbourg Self-portrait[M].Farnham:Ashgate,2013.作為樣例。該書2013年出版，當年好幾位知名的英美學者聯合評價了此書。書評人中包括上面提到的第一代人文主義地理學代表人物萊。他們指出，作者的研究基調是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即基于深刻同情心去理解被調查的人。韋斯特恩在調查時，既審視他人，也審視自己⑦HOUSSAY-HOLZSCHUCH M, MITCHELL K, BACQUE M, et al.A book review ofCosmopolitan Europe: A Strasbourg Self-portrait[J].The AAG Review of Books,2013,DOI:10.1080/2325548x2013.850362.?！安粩喾此肌闭侨宋闹髁x地理學的研究特征。韋斯特恩花費了7 年時間，在法國東北部與德國隔河相望的斯特拉斯堡開展了160余次深度訪談。他采訪的對象分布在不同年齡、不同出身、不同階層中。在這些訪談信息中，既有老斯特拉斯堡人對20 世紀初這座城市的印象，也有2011年才到這個城市的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的敘述。作者以許多個體的人生軌跡，展示了主體的多種視角，而非統一視角。這里既有日常勞作之瑣碎，家庭生活之快樂，也有令人心酸的遭遇和各種意料之外的事件。透過這些闡述，作者審視每位被訪者不同的地方感，其中有些甚至是對立的，且主體的情感態度與他們的身份并非必然掛鉤。在不同的故事敘述中，混雜著民族主義、超民族主義、雙重國家主義和跨國主義的價值觀。作者將這些調查結果放在一起，不是為了歸納出斯特拉斯堡人對該城市的統一情感，而是為了喚起人們對這個城市應該向何處去的思考，以及人們在追求種族和社會階層平等上的共鳴。

三、選用和運用素材的特征

人文主義地理學研究方法并沒有限定必須用什么類型的素材，只要能很好地實現其宗旨即可。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資借鑒的經驗。

第一，巧用主體的描述性文字。例如段義孚采用了一段描述文字，并基于身體視角，解釋了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美國西部新興中產階級住房形式的變化趨勢，那就是建筑的建造和改造是向著滿足人類普遍需要的方向發展。我們可否精簡下面段義孚采用的文字，使之成為幾個數字或關鍵詞，進而說明段義孚提出的建筑變化背后的道理？努力之后我們會發現，為了將道理講透，我們可能還要增加文字，而非濃縮文字。例如介紹房間中公共和隱私部分分割的道理。

美國西部新興中產階級一般住在類似于農牧場主住宅的平房中。農牧場主的住宅有界限分明的前廳后堂，就像人的身體。房屋的前部是客廳，客廳的窗戶位于前門兩側，它們是瞭望草坪和遠處的“眼睛”?？蛷d用于交際，用于娛樂。夜晚來臨，主人會拉上窗簾（如同人閉上眼睛），退到房屋后部。這里有臥室、浴室和廚房，有維系人類生理需要的所有設施。每天晚上，主人要將廚房的垃圾倒出去，就像每晚他/她如廁，以清空身體中的排泄物①TUAN Y-F.Foreword[M]// OLWIG K.Landscape, Nature, and the Body Politic.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2:xii-xiii.。

質性的方法，不一定都是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方法。例如目前有一種質性分析方法——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是從質性材料中確認、組織和抽取觀點的系統分析方法，旨在尋求數據中規律性出現的模式，也就是數據展現的共性特征，特別是與研究話題直接相關的模式②COOPER H, CAMIC P M, LONG D L, et al.APA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M].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Association,2012.。這種分析邏輯本質上是經驗主義的方法，因此也很難說這種質性分析方法就是人文主義的方法，返回到上面提及的住房演化趨勢研究，研究者可以“抽取”出美國中西部中產階級住房的共同模式，但是要用描述性文字講出其道理或邏輯。上面的例子是段義孚提供的基于身體的弗洛伊德式邏輯，或現象學邏輯，而其他學者還可以采用另外的邏輯與之對話。段義孚曾說，最有價值的神就是道理之神③⑥TUAN Y-F.Reviewed work:The betweenness of place:Towards a geography of modernity by J.Nicholas Entrikin[J].Geographical Review,1992,82(1):85-86.。

充分采用多視角、可對比的素材，這是由地理學綜合性的屬性決定的。地理學家在研究特定地方時，既關注特定的話語，也關注普遍化的話語；既關注主觀視角，也關注客觀視角，還有地理學家分析每對關系之間的聯系。特定地方是空間和人們經驗的概念融合，它或賦予地球表面的區域以“整體 性”（wholeness），或 賦 予“個 體 性”（individuality）。地理學的研究回避不了地方的這種二元性質④ENTRIKIN J N.The betweenness of place[M]// ENTRIKIN J N.Critical Human Geography.London:Palgrave,1991:6-26.。人文主義地理學認為，將個體整合為整體的路徑不是找到主體行動特征上的一致，而是找到人性的共鳴。

這里介紹恩特里金在《地方間性》一書中采用的研究素材⑤ENTRIKIN J N.The Betweenness of Plac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Modernit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恩特里金畢業于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后成為加利福尼亞大學地理學教授。他在書中將不同學者的地方理論作為研究素材。段義孚在評價這本書的時候說，學者對世界的認識與尋常人的認識本質上沒有差別，因為他們是將自己日常經驗與自己提出的理論貫通之后，才讓自己認同了自己的主張⑥。在此書中，恩特里金對比了羅伊斯（Josiah Royce）的地方主義與歐達姆（Howard Odum）的地方主義，對比了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地方主義與艾薩德（Walter Isard）的地方主義，他看到了這些學者們在認識地方的過程中不斷反思，即在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的連續統一體中深化自己的認識。這種運用兩極對立統一的素材開展研究的方法，也是許多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所采用的，如段義孚用“黑暗與光明”、西蒙用“運動與靜止”來解釋人們地方感的形成。在介紹地方這個概念時，恩特里金強調豐富情境下的地方感，因此也是多角度的，它既包含了我們對地點經驗的存在性特質，也包含了我們作為世界上自然“對象”的地方感。人們的實踐是多樣的，因此我們看到的素材也一定是多樣的。人們會承認，自己的生活經驗是在主動的和被動的生活中體驗到的；我們將尋常的和非凡的、日常的和奇異的、常規的和異類的、沉悶的和狂喜的……種種經歷整合為自己的地方感①VAN MANEN M.Phenomenology of Practice[M].Walnut Creek(CA):Left Coast Press,2014:39.。因此，只用人生的一個片段，甚至是某個狀態下說的一句話來確定一個人的地方感，極不靠譜！西蒙在《生活占有地方》一書中主張，學者如果要做現象學研究，那么所采用的經驗證據（研究素材）可以是一手的和二手的（如報紙、想象的文學作品、令人信服的實地研究資料等）②SEAMON D.Life Takes Place: Phenomenology,Lifeworlds,and Place Making[M].New York:Routledge,2018:3.。但是要對這些素材進行反思。筆者認為，反思的過程一定要“去蔽”（lichtung），最終回答人的是要如何做會更好。

最后，筆者用《小王子》中對那位博學的地理學家的質疑作為結語：我們地理學家是否能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兩極之間擺動，以更好地認識人類空間活動（包括旅游）背后的人性？

（作者系該學部教授；收稿日期：2022-12-10）

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的理論意涵③本文由筆者2022年9月10日在“‘人文主義地理學對地理學的貢獻’學術探討會——暨段義孚先生追思會”上的主旨發言整理而成。

夏鑄九

（東南大學國際化（建筑）示范學院，江蘇 南京210096）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3.03.003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p>

——唐·李白《靜夜思》

關于段義孚先生理論意涵的發言，若是提供給《旅游學刊》發表，可以凸顯定位空間的地方感建構與異地之行逐漸普遍化，因移動造就兩點間的延伸性空間，以及兩個不同性質空間的全球并置。由神圣安全維護的地方感，到補償日常生活中集體消費不足，再到時空壓縮下網紅打卡符號，是旅游研究潛藏的空間知覺與結構轉變的社會與歷史過程。尤其，聯系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理論貢獻與在新自由主義霸權下的當前處境，更能凸顯段先生的理論意涵。

一、人文主義對抗實證主義的先行者

1975年左右，筆者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都市設計學程課堂的學習過程里，首次讀到段義孚的《戀地 情 結》（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1974）一書，以地方之愛拉開了新空間觀點的序幕。那時，后現代主義的文化轉向，正在全面取代現代主義，改造教學過程與專業技能，以及知識上空間認識的時刻。

前者，如耶魯大學學生運動，不滿院長保羅·魯道夫（Paul Rudolph）的現代主義形式主義大師作風，放火燒了建筑與藝術學院大樓；大學遂拔查理·摩爾（Charles W.Moore）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身為院長親自主導研究生一年級的設計入門課程，日后教材以《人體、記憶與建筑》（Body, Memory, and Architecture，1977）為題出版，徹底取代包豪斯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設計教學，即為一顯例。摩爾是普林斯頓校園里未被哈佛現代主義清除干凈、仍舊依循巴黎美術學院教學法的尚·拉伯度（Jean Labatut）的學生，也是現象學轉向的建筑師與建筑系教授。

后者，認識論上的現象學轉向，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社會模型里的社會科學領地，正處在實證主義的長期支配之下，段義孚可謂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先行者，發揮了跨學科領域的廣大影響力。至于早期運用人文主義理論視角的人，在段義孚旁邊的其老師有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索爾（Carl O.Sauer），他在1920年代創立了文化地理學派。杰克遜（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他創辦《地景》（Landscape）期刊定義了美國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1957年起即受索爾密集邀訪在地理系的研討課上課，自1967 年起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地景建筑系教授美國與歐洲地景史，1969年秋季起在哈佛視覺與環境研究暨地景建筑系教授類似課程。還有，人文主義的社會主義規劃師凱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1960）的里程碑著作，同樣是在方法上受喜仁龍（Osvald Siren）影響，在耶魯藝術史系教書的吳納遜（Nelson Ikon Wu）的《中國與印度建筑》（Chinese and Indian Architecture: The City of Man, the Mountain of God,and the Realm of Immortals,1963），以及建筑史學者羅伯－修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的《生存，空間與建筑》（Existence,Space and Architecture,1971）開啟了生存空間的建筑新理論視角。之后，陸續有雷爾夫（Edward Relph）的《地方與無地方》（Place and Placelessness,1976），以及段義孚自己的《空間與 地 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1977）等出版。

在思想層次上，或者說，空間的再現與表征上，這種范式轉移或者說論述話語轉向，既是人文主義對現代主義的反思，也是現象學對實證主義的挑戰。那時，筆者作為1970年代末的建筑與都市設計及規劃專業的學習者，段義孚所代表的“人文主義取向”，既溫暖又有文化魅力，一反現代主義冰冷的機器隱喻和實證主義的技術理性，在當時的社會與學院機構之內，對環境與人的關系、空間與地方的對照，對體驗、價值及意義的探索，具有知識上的吸引力，確實是批判現代主義沒有人的世界與實證主義刻意模仿自然科學的偽科學取向，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新的對人與社會關懷的視角，可謂受用不盡。當然，段義孚這種有理論意義的跨學科影響，在人與環境研究（即環境心理學）、女性主義取向的研究上，都同樣可以看到。

到了1982年，現在被稱為是洛杉磯學派的地理學家史考特（Allen J.Scott）的論文里，就已經由知識論的層次上清楚指陳社會－空間的論述話語的社會根源①SCOTT A.The meaning and social origins of discourse on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M]//GOULD P, OLSSON G.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London:Pion,1982:141-56.。這就是說，戰后資本主義凱恩斯模型的商品生產積累系統與福利國家干預的調節政策、技術控制與人性關系能動性之間，一種相互對立的價值浮現。這種對抗性的主題之下，不同的空間觀點再現的是社會深層的結構性分裂。

前者，仰賴技術官僚系統追求效率與理性的方法論，如理性規劃，從系統分析、益本分析、土地使用到運輸模型，以及空間過程的實證主義的空間理論，如新古典主義土地使用理論、中心地分析和重力模型，以貨幣量作為價值與操作的普遍度量的社會。

而后者，資本主義發展的更復雜的社會、新社會問題，以及都市運動浮現，亟須更細致的社會、文化與心理的管理形式。如有感情的個人與社會生活瓦解，引起對空間移情方面的研究（德意志美學），“移情”（empathy）指涉的美感經驗，又可聯系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關心地方的“空間感”與社會文化的管理，容納辯護式規劃、分權決策、參與式設計等規劃設計過程，甚至還可以加上保存價值的浮現與政策的執行，以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平順再生產的正當性與文化上的連續性。

簡言之，前述的資本積累、國家干預和人文主義人性關系能動性，邏輯實證論和現象學，兩者之間的矛盾與危機，表現在空間的論述話語的沖突與對抗之上，這是空間論述話語的社會意義轉變與歷史的脈絡。以及，這也就是新馬克思主義這種批判性的空間的再現與表征浮現，席卷師生，左右學院，除了解釋社會的分析能力之外，還選擇能推動社會改變的論述話語的歷史脈絡。

也因此，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地理系教授艾倫·普瑞德（Alan Pred）就試著在認識論上跨過現象學與西方宗教思維的關系，由英國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1961 年《漫 長 的 革 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中首度使用與討論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借取這個“概念”，作為理論建構的基本元素，替代地方感未能適當處理脈絡過程而成為自由漂浮的現象，同時又能把握1980年代之后，社會理論上要求主體與客體并舉的結構化過程（structuration），即是一例②PRED A.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J].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1983,13(1):45-68.。

再多加一句話，對于中國的政治與歷史經驗而言，社會改變與論述話語改變的人文主義反思與空間實踐貢獻，并不是保守而已，中國傳統文化對社會-空間的時間變遷與空間結果的反思莫過于：“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靜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保ㄌ啤ざ鸥Α洞阂瓜灿辍罚┘诧L暴雨、冷雪不宜，會是傷農的倒春寒。

不過，不論是對人文主義者還是新馬克思主義者而言，現實政治里真正嚴苛的挑戰已經浮現了。就是這個時候，由于1960 年代到1970 年代的社會運動并沒有能真正替代資本主義政治，1968年之后享用百花齊放的學院校園的遠方，1980 年代開始，華盛頓與倫敦，跨大西洋兩岸的政治保守主義先后取得了政權，空間的論述話語里，也開始在權力的草皮上清除異己，譬如說英國的建筑史領域，劍橋大學建筑史教授華金（David Watkin）就對現代主義的自由主義預設的美學價值發動了攻擊③WATKIN D.Morality and Architectur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④WATKIN D.The Ri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以及，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成為支配性的價值觀，資本主義的彈性積累與更為刻薄的后福特主義模型，開始登上了全球經濟的舞臺。

二、勇敢誠實的心靈——面對“新人文主義”的歷史陰影，轉身米歇爾·?？?/h3>

大約是在1990 年代末至2000 年代初這段時間，段義孚在中國臺灣地區的一次演講之后，臺灣大學的會場里答聽眾問，大意是：當時在地理學領域里，早已如日中天全面替代了實證主義取向，被稱為“新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前景想象為何？最近的研究重點為何？段義孚，這位昔日走得最早與理論思索最前沿的人文主義地理學者，平和清晰而勇敢的回應讓人動容：“沒有明天”。因為深掘現象學的哲學根源，必須勇敢面對不能回避的黑暗，中世紀的德意志共同體，即納粹主義的幽靈。這是令人最不愉快的現實，所以新人文主義地理學沒有明天，而他當時在閱讀?？拢∕ichel Foucault）。

段義孚，昔日在外部，面對實證主義強制性籠罩的機械與冰冷，引領范式轉移，當之無愧；而后在內部，勇敢面對新人文主義不愉快的歷史陰影；今日在外部，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支配性的不利形勢之下，人文主義地理學被忽視也難自況，然而，人，應意志堅強有理想。段義孚仍舊保持知識上清明，洞悉歷史與全局，以及，人文主義者總是“重新尋求人的意義”，擁有自身誠實心靈的先行者，絲毫沒有什么失望失志，仍要“做些什么”①TUAN Y F.Dear Colleague[EB/OL].[2022-12-06].http:www.yifutuan.org/archive/2004/20041116.htm.?！疤斓夭蝗?，以萬物為芻狗”，生存空間在于自身，而不依賴神，不靠蒼天，“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他回到老子。作為空間理論的探索者，“人類自身的全面實現”之路，回應當前新自由主義支配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面“異化”與新法西斯主義公然冒頭的現實世界，何其不易？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令人尊敬。

（作者系該院特聘教授；收稿日期：2022-12-10）

人文主義地理學與其他地理學流派間的關系及應用

劉 蘇1,2

（1.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重慶400715;2.西南大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所，重慶400715）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3.03.004

如何梳理人文主義地理學與其他流派間的關系？其中蘊含著怎樣的規律？人文主義地理學自產生伊始，就與其他流派不斷形成錯綜復雜的關系。背后有兩方面的機制：其一，人文主義地理學內部需不斷平衡個體與整體、主觀與客觀等思想的張力，形成“鐘擺思維”②高慧慧.人文主義地理學思維方式和實踐運用研究——以代表人物及其奠基作品為核心研究素材[D].北京:北京師范大學,2022:91.；其二，對此張力的平衡與其他流派的沖融關系并行，令其自身不斷演化。人文主義地理學在1990年代隱退，其精髓又被不同地理學領域所繼承，產生了更廣泛的應用。

一、發端：與實證主義、行為主義的交鋒

人文主義地理學發端于文化地理與歷史地理學家的思想，并最早與實證主義地理學產生分歧。他們認為，地理學家應當研究各樣人的“地理知識”（geosophy）③約翰斯頓.地理學與地理學家[M].唐曉峰, 李平, 葉冰, 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52-275.。持有該觀點的學者主要有3位：賴特（John K.Wright）、洛溫塔爾（David Lowenthal）與柯克（William Kirk）。進而，他們批評實證主義地理學忽略了這類知識，認為后者通常只反映研究者自己的想法，而未關注作為研究對象的人與地的意義③。進入1970 年代，歷史地理學家格爾克（Leonard Guelke）展開了“理念論”范式下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研究，與實證主義地理學爆發了大爭論③。因格爾克的理念論傾向將人的主觀意識與客觀世界割裂開，便無法解釋客觀世界對人的意識與行為的限制③，進而遭致實證主義地理學與行為地理學的猛烈批評。

1970 年，雷爾夫（Edward Relph）首次提倡要把現象學引入地理學④RELPH E.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J].The Canadian Geographer,1970,14:193-201.，此觀點在第二年得到了段義孚的回應與支持⑤TUAN Y-F.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J].The Canadian Geographer,1971,15:181-192.，產生出比理念論更廣泛的影響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格爾克的主觀意識與客觀世界分離的問題，對實證主義地理學與行為地理學構成了更有力的回擊⑥約翰斯頓.地理學與地理學家[M].唐曉峰, 李平, 葉冰, 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52-275.。

但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卻對實證主義地理學與人文主義地理學皆持批評態度，認為前者的問題在于，雖然它研究社會，卻與社會疏遠；而后者則時常忽略了社會行動者的限制因素，這些因素又恰恰是行動者生活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⑦GREGORY D.The discourse of the past: Phenomenology,structuralism,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978,4（2）:161-173.。所以，在人文主義地理學內部，始終存在個體與社會整體間的張力，也因此逐漸演化出兩條不同的研究路徑，并與地理學的不同流派建立起了廣泛的聯系。

二、內部分歧：與其他流派的豐富聯系

人文主義地理學在1970 年代演化出的兩條路徑，分別為經驗詮釋路徑（傾向個體）和社會世界的詮釋路徑（傾向社會整體）①SEAMON D, LUNDBERG A.Humanistic geography[M]//RICHARDSON 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7:1-12.。前者主要結合現象學與存在主義，注重探討個體地方經驗的代表人物有段義孚、雷爾夫、布蒂默（Anne Buttimer），該路徑影響了1990 年代初產生的地方哲學；后一條路徑還結合了符號互動論、后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文化社會學理論，傾向從社會建構的角度去詮釋地方，代表人物有萊（David Ley）、鄧肯（James Duncan）②LEY D.Social geography and social action[M]//LEY D,SAMUELS M S.Humanistic Geography:Prospects and Problem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8:42.，兩條路徑均與地理學的其他流派產生了豐富的聯系。

首先，同經驗詮釋的路徑聯系最緊密的流派是地方哲學。兩者有何關聯？經驗詮釋的路徑通常采用現象學的描述法去刻畫地方中的個體經驗，傾向把地方視為個體認知與情感的表征，因此，常被批評帶有主觀主義的認識論傾向②。在1990 年代，當人文主義地理學不再作為顯學而存在的時候，經驗詮釋的思想要素逐漸匯融到地方哲學中，代表人物有凱西（Edward Casey）與馬爾帕斯（Jeff Malpas）。地方哲學在吸收并改造地方作為人的經驗表征這一主觀要素后，提出了人在地之中的地方整體觀，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人地關系里人類中心主義的主觀性式微，而地方本體論的客觀性凸顯，概念化為生存的在地性或具身化的地方，出現由人到地的本體論轉向。而人文主義地理學與地方哲學的共同點之一可體現為兩者的本質主義傾向，但前者強調個人經驗的本質，后者強調地方經驗的本質。

其次，與社會世界的詮釋路徑產生聯系的流派頗多，包括馬克思-結構主義地理學、后結構主義地理學、后現代地理學和新文化地理學等。由于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在1960—1970 年代不斷批評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個人主義與唯我主義，促使人文主義地理學內部演化出社會世界的詮釋路徑，它強調需結合社會與歷史的背景開展研究②。其代表人物萊認為，當人文主義地理學太注重價值、意義、感知與反思，而不扎根社會與歷史的語境時，就會陷入晦暗的理想主義③LEY D.Cultural/Humanistic geography[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81,5:249-257.。進而，萊對現象學的本質直觀（wesensschau）提出批評，轉而強調要從社會建構的視角去解釋人在社會環境中的行為。但，萊也并非完全站在社會整體論視角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立場上，因為，他認為后者也容易導致被動人的模式，其整體主義也難以應用到實證研究之中④DUNCAN J, LEY D.Structural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A critical assessment[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82,72(1):30-59.。因此，萊的研究總呈現出極廣泛的理論背景的混合，總體上有3類：一是，運用現象學去理解“主體間性世界”的人文主義視角；二是，馬克思主義與結構主義的批判性視角；三是，同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想觀點的嫁接⑤HUBBARD P, KITCHIN R.Key Thinkers on Space and Place[M].London:Sage,2011:287.。因此，到1980—1990年代，社會世界的詮釋路徑便與后結構主義產生了豐富的勾連，且與新文化地理學合流⑥SEAMON D, LUNDBERG A.Humanistic geography[M]//RICHARDSON 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7:1-12.。由此，它與非本質主義的地理學流派（如女性主義地理學）產生了較多的關聯與同構。

三、隱退與繼承

進入1990 年代，人文主義地理學已不再是顯學，但從其中脫胎而出的各個研究主題則被眾多地理學領域繼承了過去，像地方經驗、在家性、社區歸屬與認同、地方的外部性、生存的在地性、移動與地方等，由此在地理學中產生了更廣泛的應用。同時，這些領域幾乎未脫離人文主義地理學最核心的目標：要把人和人的復雜性置于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中心地位⑦SEAMON D, LUNDBERG A.Humanistic geography[M]//RICHARDSON 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7:1-12.。進而，個體與整體、主觀與客觀等思想張力則泛化到了諸多具體的研究領域里。

四、余論：有何應用？

人文主義地理學僅是一門思辨的學問么？它在地理學中有何應用？人文主義地理學看似是一門在學理層面上不斷叩問與反思的學問，也是在同其他流派展開理論對話的過程中，自身內涵不斷演化的學問。但其應用性目前也是中國地理學界十分關心的問題。

首先，此問題關涉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功能與實踐。盡管人文主義地理學在誕生之初便與科學范式下的實證主義地理學與行為地理學產生了激烈交鋒，但它卻必須嚴格建立在科學知識的基礎上，因為科學上形成的法則和規律像人生戲劇中的命運一樣，是起作用的①TUAN Y-F.Humanistic 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 66(2): 266-276.譯文參考李旭旦、湯茂林譯稿.。因此，人文主義地理學對科學地理學的貢獻在于：揭開了后者只局限于自己的概念框框之內而對之不予覺察的事物——人的經驗，所以，詮釋人類經驗的矛盾性、兩可性和復雜性正是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功能之所在②TUAN Y-F.Humanistic 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 66(2): 266-276.譯文參考李旭旦、湯茂林譯稿.。那么，它在地理學中的實踐就體現為：能把人的經驗分解成可以系統排列的簡單論題，并賦予明確的結構，其組成成分再用科學來解釋③TUAN Y-F.Humanistic 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 66(2): 266-276.譯文參考李旭旦、湯茂林譯稿.。如雷爾夫對地方內部與外部的結構化分析，應用到了日后的景觀工程理論研究里④SEAMON D, SOWERS J.Place and placelessness, RELPH E[M]//HUBBARD P, KITCHEN R, VALLENTINE G.Key Texts in Human Geography.London:Sage,2008:43-51.。

其次，此問題還關涉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用處。段義孚認為，所謂“用處”，可用3 個指標來衡量：其一，某項工作能付以酬勞；其二，它能對人們的生活和土地利用有明顯影響；其三，它能對社會福利有所貢獻⑤TUAN Y-F.Humanistic 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 66(2): 266-276.譯文參考李旭旦、湯茂林譯稿.。段義孚指出，雖然人文主義地理學在傳統的官僚機構里沒有確定的用武之地，但它依然能給社會帶來福利。比如它能評價作為人地關系媒介的某種文化的優缺點，進而能建議規劃者在何種文化下，人們傾向居住在一起，以及居住在一起的好處和代價為何⑥TUAN Y-F.Humanistic 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 66(2): 266-276.譯文參考李旭旦、湯茂林譯稿.，從而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影響社會的福利。

西蒙（David Seamon）在《生活世界地理學》一書中就談到了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空間實踐與應用問題，以及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如他談到，城市街道的規劃需考慮居民日常生活的經驗，而因缺乏此方面的考慮，洛杉磯某次交通規劃被撤銷；以及社區規劃需考慮人的“身體芭蕾”與“相遇”的經驗特征，否則社區會喪失安全、生機與活力⑦戴維·西蒙.生活世界地理學[M].周尚意,高慧慧,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60;64-65;192.?？梢?，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應用研究始終要求研究者從行動者（當事人）的行動與意義出發去解釋周遭的社會世界⑧SAPKOTA K.Humanistic geography: How it blends with human geography through methodology[J].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of Nepal,2017,10:121-140.。該基本立場在1990 年代以降繼承到了諸多地理研究的具體領域里（如上文所述）。同時，過去10 年間，隨著GIS 的內涵從數字對象極大地擴展到人類經驗的對象中，使得人文主義地理學也應用到了GIS的領域里⑨ZHAO B.Humanistic GIS:Toward a research agenda[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2022,112(6):1-17.。

總的來說，人文主義地理學更體現為導向“智慧”之學⑩葉超.作為中國人文地理學鑒鏡的段義孚思想[J].人文地理,2014,29(4):3-7;12.，因此，開展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研究更多是一種人文學范式的研究，即以描述和詮釋為其基本方式，因此，應用性并非其核心追求。然而，此學問的重要性卻始終體現于，它秉承了現象學回到事物本身的精神，回歸到了人地關系的實質，看到人與世界的相互滲透是不可見的經驗聯系，并在關注和詮釋這些聯系的過程中，不僅展現出了人類世界的完全圖景，也能讓人全面理解自身，讓人感受到對自己、對同胞和對作為我們家園的地球更加深切的關懷與同情?戴維·西蒙.生活世界地理學[M].周尚意,高慧慧,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60;64-65;192.。如此，它帶來的益處就不僅是社會的福利了，更是人類的福祉。

（作者系該院講師和該所研究員；收稿日期：2022-12-11）

從旅游研究知識論到“旅游知識學”?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融合媒介環境學視角的日常生活空間體驗研究”（42171221）階段性成果。

裴齊容1，張驍鳴1,2

（1.中山大學旅游學院，廣東珠海519082；2.中山大學旅游休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廣東廣州510275）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3.03.005

在總結其學術思想的著作《人文主義地理學：對意義的個體追尋》中，段義孚曾嘗試以旅游現象來揭示人的心靈力量。他所具體討論的是出色的故事和觀念對城市的改變，舉出的例子是游客因為文學作品而對牛津這座“溫馨之城”和“夢想之巔”充滿了興趣，抵達之后就在牛津城的各個地方尋找能夠印證其想象的街道、建筑、人物、情節，而絲毫不顧及這座正在擴張的城市工廠林立、臭氣熏天?段義孚.人文主義地理學:對于意義的個體追尋[M].宋秀葵,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145.。

按照今天旅游研究中的流行術語，上面的敘述涉及了吸引物社會建構現象，但段義孚對材料的選用相當隨意，似乎牛津的游客行為就是一個信手拈來的例證而已。值得留意的是，為了說明故事和觀念對城市乃至對世界的改變，除了旅游這個比較“實在”的語境外，他還提到了馬克思的思想對許多國家的政治和生活的塑造性，以及相對“虛幻”的佛陀、耶穌的“堪稱神話故事”的行跡對藝術、音樂、文學以及生活的深刻影響①段義孚.人文主義地理學:對于意義的個體追尋[M].宋秀葵,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146-148.。這些材料為人熟知，但可能恰恰由于太常見、太普通而缺乏針對性，絲毫不具備當前研究中所一貫要求的“一手”或“典型”的性質，也談不上“充分”或“可信”。其觀點更不見得新奇，甚至只是十分個人化的觀察、引述和意見，既不追求理論的深度，也不追求表達的力度，近乎文學中的“隨筆”體裁。

如果說段義孚筆下的游客只是一些被文豪妙筆所激發的早期觀光客，那么在另一位人文主義地理學家Edward Relph的《地方與無地方》一書中，當代游客更是被刻畫為屈從于旅游指南、包價旅行路線、旅游紀念品的缺乏主見的人。并且，很多人的旅行目的不再是去體驗那些獨特而不同的地方，而僅僅是用相機“搜集”那些地方②愛德華·雷爾夫.地方與無地方[M].劉蘇,相欣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130-132.。鑒于此，他把游客界定為對地方持有“非本真態度”的典型群體，認為他們基本上缺乏對地方深層的和象征意義的認識，總是不加鑒別地保持一種“人云亦云”的偶然性、膚淺性和片面性③愛德華·雷爾夫.地方與無地方[M].劉蘇,相欣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130-132.。

Relph 的尖銳批評，雖然已經有一些現實觀察作為佐證材料，但是在當代旅游研究者看來，很可能他的觀點才是偶然的、膚淺的和片面的。自20世紀70 年代以來，背包旅游、徒步旅游、替代性旅游、生態旅游、研學旅游、志愿者旅游等各種旅游新形式的出現，以及在這些形式背后的主體對體驗的中心性（按Erik Cohen 的說法）、深刻性、整體性的追求，足以擲地有聲地對Relph做出反駁。畢竟，他只是說出了在那個年代正當繁榮的大眾旅游的一些特點。而且，他的聲音，其實不過響應了20 世紀60年代以Daniel Boorstin為代表的知識精英所展開的現代文化批評④BOORSTIN D.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7:77-117.?？少Y對比的是，同樣是用到了“本真”的概念，Relph 明確貶低游客的“非本真態度”，而在旅游研究中影響頗深的人類學家Dean MacCannell 卻更平和地認為，游客對地方、對當地人的理解是日益增長的，就像從舞臺的前臺不斷走向后臺，他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從一開始就能夠像Boorstin 褒揚的那樣以知識精英的態度來旅行，只要樂于實踐這種“舞臺本真”，就遲早會觸碰到地方上的一些真實事件⑤MACCANNELL D.旅游者:休閑階層新論[M].張曉萍,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19.。

有意思的是，Relph 的書和MacCannell 的書都是初版于1976 年。雖然他倆在學術生涯中似乎從未有過公開的對話，但是他們所代表的觀點分歧，時至今日仍然沒有退出有關旅游的公共輿論。只不過，他倆各自舉出的旅游情景實例，在今天有一些變化：當代的“大眾旅游”之典型就是“打卡旅游”——但主要手段也還是拍照，而相機逐漸被手機取代；當代的“舞臺本真”之典型就是游客通過社交媒體或網絡社區而營造出自己的“舞臺”，在媒介技術支持下“反客為主”地展現地方、分享體驗?？雌饋?，Relph對現代旅游的觀察只說對了一半，那就是人們繼續表現出在地方體驗或理解上的偶然性、膚淺性和片面性，而MacCannell 則說對了另一半，那就是人們在不同時代都有其語境各異的“舞臺”，為他們提供了超出旅游過程或目的地本身的延展體驗。旅游體驗——或者不妨更徹底地說是“人”——的復雜性在我們這個時代再次得到驗證。

在人文主義地理學的代表性人物中，Anne Buttimer 有關旅游的觀點也許是最積極的，因為她對人抱有更明確的信任和期待。她在《地理學與人文精神》一書中提到，無論真實還是虛構，西方文學中的異國他鄉旅行故事向來具有很高的地位，因為“‘旅行’本身就是一個隱喻”⑥安·布蒂默.地理學與人文精神[M].左迪,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230.。更重要的是，“從個人生活到國家生活、社會生活和帝國生活，旅游激發了人們對經驗世界的洞察”，并且這種觀察將帶給人們對世界的整體理解，而不是固定的從而也往往是扭曲的、碎片化的世界觀。在她看來，地理學家也首先應以旅行的方式去認識世界，從中發揚其對地理感知差異的好奇心，去理解特定的地方和事件的獨特性⑦安·布蒂默.地理學與人文精神[M].左迪,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230-231。

然而，從“論證”的角度來看，Buttimer只是純粹“拋”出了這些觀點，而沒有哪怕像段義孚、Relph那樣至少給出文學與旅游的實際例子或者是對當代旅游情景的直接觀察。因此，從自認為主要是“社會科學”（已成為“權威”期刊如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對稿件的明確要求之一）的旅游學科的研究范式來考量，Buttimer 的觀點恐怕更難得到目前占據主流的經驗研究立場的支持。同時，她圍繞著旅游或旅行展開的“議論”，也并不在一個具有演繹色彩的概念性研究框架之下，而仿佛就是興之所至，借助旅游現象來呼吁地理研究者對地方、故事、事件的獨特性保持興趣。顯然，這也是一種接近“隨筆”的寫作風格，而它更為純粹地依賴于“思”，與段義孚作品中那種旁征博引有所不同。

初步選介段義孚、Relph和Buttimer三人作品中與旅游和旅行相關的段落，或可為旅游研究中爭辯未休的一些議題帶來新的思考角度。在面對人文主義地理學家的作品時，如果先行以自我歸類為“社會科學”的旅游研究的主流范式和方法論為評判標準，將會令人錯失其圍繞旅游現象所展開的討論在思想觀點上的啟發性價值。很顯然，在他們的筆下，旅游向來不是一個已然“定型”的現象，而討論旅游現象的范圍可以廣泛覆蓋過去、當代、本國、外國，關涉旅游的核心議題更加不需要局限于旅游本身，而是或者與論證心靈與世界的交互改造有關（段義孚），或者與當代人的環境經驗基本類型有關（Relph），或者更為宏大，與倡導一個學科的研究旨趣有關（Buttimer）等。這樣貌似令人莫衷一是的局面，也許正表明了人文主義地理學不同于其他“某某主義地理學”的一個關鍵特點：它對所有發生于“人”的世界中的地理現象有一種直觀的、起源式的興趣。

這種興趣明確受益于“地理知識學”（geosophy）概念。它主要由曾任美國地理學家協會主席的John F.Wright所倡導，號召從任何可能的角度展開對出現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任何人或人群當中的地理知識的研究①WRIGHT J K.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of 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47,31(1):1-15.。這里所觸及的實際上是整個地理學科究竟以什么作為核心研究對象的問題，或者說是根本研究旨趣的問題。該概念為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學術立場和研究風格的誕生，提前開具了“準生證”。對照這一概念，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核心工作就是運用地理學的想象力，考察已知的、未知的或處于已知和未知之間（有所知）的地方知識、情感、審美、記憶、信仰、意志……之無窮多樣性。由此，人文主義地理學家對現象學的普遍偏愛就很好理解了，因為現象學恰好就是一種旗幟鮮明地要求“懸置”現成的概念、理論、方法的哲學態度，而幾乎每一位有影響力的現象學家都發展出了個人特色突出的思想風格。在這樣的研究旨趣之下，主要關心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之間的“通達性”或“可理解性”的“知識論”相關議題，即便不是完全被“懸置”，也至少要退居次席。

目前，旅游研究中有關“知識”的爭議主要集中于“知識論”層面，甚至多數時候只是集中于方法論或具體方法的層次。這里還存在的一個誤解是，把現象學也理解為與實證主義同一層次的方法論或方法，而忽略了現象學實際上因為提倡“面對實事本身”，向來不會強制規定一套明晰的方法論或方法?，F象學不是一種方法，也不是一種方法論，更不是一種科學“范式”，其功用也不僅僅在于生產“科學知識”。旅游研究共同體確實可以一起深入思考如下問題：我們更應該期待的，究竟是被某種知識論束縛了可能性邊界但的確看上去更加系統化的局部知識，還是對任何時代、任何地方、任何人或人群當中的旅游知識做出探索，并接受一種豐富而新穎并善于包容“前科學的”成分的“旅游知識學”（toursophy）？我們生造這個概念，是想要發出一項號召，即化解知識論上的不必要爭議，增強所有對旅游感興趣的研究者之間的互相理解和彼此欣賞，從而確保未來從任何可能的角度展開的旅游研究也能夠獲得其“準生證”。

在《人文主義地理學：對意義的個體追尋》一書的尾聲，段義孚還以旅游為隱喻，談到了對生命之意義的基本認識。他說，一些人認為生命中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最終的目的地，然而這種想法對他沒有吸引力：他所看重的意義，總是終點上的“可取之物”②段義孚.人文主義地理學:對于意義的個體追尋[M].宋秀葵,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246.。生命旅程不僅要有方向，也要有目的。我們很尊敬段先生，但恐怕在這里沒有辦法完全同意他的意見。近年來，我們聽得多的是“說走就走的旅行”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這里面固然可能有“目的地”的地位，然而也顯然透露出“出發”“在路上”“周游”等鮮明態度。類似地，當以旅游來隱喻人生的時候，既有人追求“巔峰體驗”或“實現自我”，但也有不少人傾向于“把握現在”，或只是“步履不?！?。面對著遠勝于過去時代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迎面而來的是碎片化生活的不斷打破與重組，人們有關旅游的知識和有關生命旅程的理解也只會更加多樣化，乃至“過程”與“目的”也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選項。因此，我們的確需要一種“旅游知識學”立場，讓我們的工作既能聚焦旅游之中，還能超越旅游之外。

（第一作者系該院博士后，第二作者系該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通訊作者；收稿日期：2022-12-10）

自我與風景：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心靈旅行

黃 旭

（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3.03.006

在一系列人文主義地理學著作中，段義孚闡述了自己的戀地情結：與死亡谷沙漠的地理邂逅時，主體自我找到了客體對應物；正是在石頭、光線、風和沙子組成的廣袤荒涼與寂靜中，自我感到了安慰、養育和庇護。段義孚基于此經驗指出了自我與風景的可能關系：美是非人的，甚至是無生命的，才能成為靈魂的慰藉。如果進行一個精神實驗，援用精神分析學家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的“過渡客體-潛在空間”理論解析段義孚的戀地情結：童年時期自我與他者（或環境）的關系經驗可能會深刻地影響成年后對風景的具身感知；然而，這些早期的關系經驗往往被保存在潛意識里，形成依戀情結；沙漠作為過渡客體，幫助他進入了早期的潛在空間，同時與當下的感知保持聯系。為進一步發展這一精神實驗，筆者借用了現象學家西蒙（David Seamon）提出的“三角法”①SEAMON D.Merleau-Ponty, lived body, and place: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human situatedness[M]// HüNEFELDT T, SCHLITTE A.Situatedness and Plac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the Spatiotemporal Contingency of Human Life.Berlin:Springer,2018:41-66.，用以下3個文本來照亮或驗證彼此：一是段義孚先生的著作；二是溫尼科特的理論；三是筆者最近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知子羅城旅行時的第一人稱經驗敘事。筆者將嘗試討論如下問題：內心空間的體驗是什么？“走進風景”是什么感覺？這種體驗源于哪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會產生類似的內在體驗嗎？彼此能夠共情嗎？這些問題有助于討論“景觀與自我、身體的內在感覺之間的關系”，并且同樣有助于探索人文主義地理學、心理地理學和旅游地理學之間的共通領域。

一、段義孚的戀地情結與溫尼科特的客體關系論

在《地方、藝術與自我》一書中，段義孚闡述了他個人的戀地情結：“在我與沙漠（死亡谷）的第一次接觸中，我好像遇到了我的客觀對應物，沒有人類社會的外衣?！痹凇段沂钦l》中，他也談到了這種聯系：“對我來說，美必須是非人的——甚至是無生命的——才能成為靈魂的慰藉，如我對沙漠的熱愛?！雹赥UAN Y-F.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M].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9:55.正是在石頭、光線、風和沙子組成的廣袤荒涼與寂靜中，他感到了安慰、養育和庇護。甚至，段義孚沿著這個思路反復探討什么是迷失、斷裂、散漫、漂泊，或者幽閉、腫脹、禁錮、困頓，見其著作《恐懼的風景》《道德與想象力》《宇宙與壁爐》《逃避主義》和《戀地情結》。段義孚承認自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人與人之間聯系的破裂讓他著迷，但重新彌合卻具有神奇的吸引力；甚至自我也常常處于這樣的分裂之中，同樣需要以某種可能的中介以縫合殘缺割裂的自我③TUAN Y-F.Human Goodness[M].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8:vii-xii.。正如哲學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間的詩學》最后一章以圓的詩學縫合了對立的辯證法④加斯東·巴什拉.空間的詩學[M].張逸婧,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286-295.。段義孚在《空間與地方》一書中通過北京四合院的例子，直接展示了對巴什拉提到的完整性的期待，與人文主義心理學追求個體完整性的主張不謀而合⑤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M].王志標,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89.。在此，我們該如何理解段義孚對無生命客體物的依戀以及戀地情結呢？

盡管在探討人地關系中使用精神分析方法是很罕見的，但作為某種精神實驗，這種方法也許能夠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尤其是理解自我和景觀的復雜關系。精神分析方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它提供了理論和實踐手段來探索和反思那些通常隱藏在我們日常意識之外的潛意識領域。在探索景觀的感官知覺時，人文主義地理學往往依賴視覺感知和認知反思，甚至在試圖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時也是如此。然而，在精神分析學說看來，對一個地方/景觀的日常感知是多方面的、復調式的感官體驗，甚至充滿了個體的聯想，往往是尚未闡明的意義、兒童時期的回憶和后來的經驗詮釋，這些內容素材也普遍出現在段義孚的著作中。

通過這些素材，筆者在解譯段義孚的戀地情結時，發現借鑒溫尼科特的客體關系論是很有幫助的。這個概念最初是用來描述嬰兒和兒童發展中的自我與世界關系，并且童年的經歷會產生強大的回聲，這些回聲似乎貫穿整個成年生活。溫尼科特認為，人類生而具有創造性，在嬰兒去完成對自我和現實世界的區分與整合的過程中，有一個潛在的過渡性空間；嬰兒會創造性地通過游戲的方式，尋找一些過渡性客體，來逐步形成穩定的自我，建立構建自我與現實世界關系的能力①BONDI L.On Freud’s geographies[M]// KINGSBURY P.PILE S.Psychoanalytic Geographies.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4:57-72.。在治療過程中，溫尼科特強調，精神分析師最重要的是給患者提供一個促進性的客體，在這個潛在空間中，患者會自發地運用創造性的能力，通過游戲和想象的能力，達到自愈——也就是縫合自我和現實世界的割裂②DAVIDSON J, PARR H.Geographies of psychic life[M]//KINGSBURY P, PILE S.Psychoanalytic Geographies.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4:119-134.。

在筆者看來，這種認識可以用于解讀段義孚與死亡谷沙漠的地理奇遇，并將沙漠投射為自我的客體對應物。沙漠的空曠和荒涼使得他擺脫了存在于社會化環境中的焦慮，成為了促進性的、安全和創造性的空間。在“促進性環境”中，段義孚的自我進入了某種“未整合狀態”。他可以通過進入“潛在空間”的“未整合狀態”，探索“自我”和“他者/景觀”之間的關系。當然，在此過程中，精神分析可以回答如何解開自我和景觀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對景觀的感知時刻可能是多重感官體驗之間的交叉和互動：身份的各種元素、過去的記憶、遐想、文化和個人經驗?？偟膩碚f，借鑒精神分析理論和使用精神分析方法設計的精神實驗在促進參與者探索和表達這一過程中非常有效。當然，在此必須強調：斯人已逝，筆者只能通過對文本的解譯來進行這種精神實驗，不能認為是一個完整的精神分析實踐。

二、廢墟景觀、記憶與自我：非人客體的衰敗美學

為進一步發展此精神實驗，筆者借用了西蒙提出的“三角法”，加入了第一人稱旅行經驗敘事照亮或者驗證上一階段的兩個文本。筆者的旅程歷時一周，始于2022年8月中下旬的知子羅城及其周圍的老姆登景區。知子羅城曾經是怒江州府所在地（1970年代）和碧江縣城所在地（1980年代），但由于泥石流等地質災害而被廢棄。如今的知子羅城依然保持著1970—1980年代的城鎮格局和風貌，例如八角樓這類民族建筑，因此也被稱為“記憶之城”。筆者通過參與式觀察和跟蹤拍攝等質性研究方法，感知廢墟景觀及其地方記憶。

出生在1980年代的我，幼年生長的地方也是在一個縣城的單位筒子樓里。當我行走在知子羅城，過去的碎片仍然在原地，呈現在我面前，取代了當下的城市生活。我觸摸著這座廢城中每一棟公共建筑以及居民樓的磚墻，皮膚產生的粗糲感頓時喚起了遙遠的幼年記憶。盡管冰冷和殘破的石塊并沒有讓我直接接觸到過去，而是作為記憶修復的媒介，創造了一個促進性的空間。我在其中體驗到多種空間和時間的秩序：真實的碎片、廢墟的地理想象和更新后的建筑共同產生了現在和過去之間的復雜關系；與這種空間和時間秩序相重疊的是精神分析的主題：深度和表面、隱藏和揭示的意義、潛在和顯性的內容。

其中，將廢墟作為生命文檔的感覺整合了我的記憶，使得自我擁有了一個連續的時間脈絡，時間在土壤中分層，而不是在地平線上被丟棄。因此，在我的心靈結構中，廢墟并沒有隨著新經驗的積累而被抹去，而是被推入更深的地下，并加強了自我與地方的關系，用巴什拉的說法，它成為了“時間的化石”。廢墟擾動了線性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廢墟在時空失調的地方出沒，通過城市的傷口進入我的生活世界。它緊緊抓住我的想象力，為“小鎮做題家的原生身份自卑”而嘆息，為“輾轉于大都市的無家可歸”而感傷。與此同時，記憶的創造力在廢墟中迸發了，那過去的經驗為我進入廢墟的旅程提供通道。當我深入廢墟時，生命的流逝和沉默的存在結晶成為凝固的片段：居民樓一扇破裂的窗戶撞開了我童年的一個瞬間——我抓住柵欄打望下面的車馬，質樸又青澀。有了這種結晶，廢墟就會匯聚為獨立、安全的記憶場域。此刻，我在童年記憶的關聯性環境中感到了溫暖，以及棲居于世的庇佑感——我在知子羅城裸露的廢墟中找到了自己的客觀對應物。

這個對應物通過加強已經存在的記憶來撫慰我，盡管是潛在的——童年家園作為潛意識原型的存在，意味著每一次與1980年代老建筑的新遭遇都能夠找到定位。通過體驗從萌芽到消亡的途徑，廢墟戲劇性地重演了我生命歷程的時代結構：從現代性對傳統聚落的介入，到其連續的挫折，再到其逐漸消亡的空間形式。我看到理性和進步之間的關系讓位于瓦解、腐爛和侵蝕，直至一具尊嚴的死尸。而記憶運動的最后階段是一種重生：廢墟作為一個曾經的家的映射，最后以死亡景觀而倔強地存在著，在我接近無根/無家可歸的時候照亮自我。最終在內化廢墟景觀的過程中，我認識到廢墟作為我的過渡客體，創造潛在空間以實現自我完整性的動力機制。

最后，筆者想對3 個文本做一個簡單的總結。無論是段義孚的人文主義地理戀地情結，還是溫尼科特的精神分析的客體關系論，或者是我個人懷舊的行走的自傳體，都在嘗試治愈某種現代性的焦慮。沙漠或者廢墟的衰敗、荒涼美學向我們表明：荒涼與衰敗的過程是對理性幻覺的解構——人可以棲居于荒涼或者廢墟的地方，并在那里，現代性的焦慮消散了。盡管只是短暫的，空間和時間仍然錯位，但卻可以暫時寬慰海德格爾的“無家可歸”。進入廢墟的記憶旅程就像一場夢，試圖捕捉那些當下不再存在的圖像和意義。行走成為了理解廢墟的夢境般空間特質的方式：這一夢境并置了過去和現在的場景，兼容了真實與想象。行走將時間和空間碎片組合，拼湊在一起，由旅程本身賦予一個序列和敘述。它改變了時間和空間，使它們都不在原來的物理位置，但是卻有可能在心靈的空間中創造自我的完整。

（作者系該院副教授；收稿日期：2022-11-20）

人文主義地理學對地理標識性產品的地方性挖掘①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轉型期自然的社會建構過程、機制及其效應:基于廣東和云南的比較”（41971184）及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團隊項目“基于‘人-地’視角的區域融合與發展:轉型期廣東自然的社會建構過程、機制及其效應（2018B030312004）”階段性成果。

林煦丹，黃 劍

（廣州大學地理科學與遙感學院，廣東廣州510006）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3.03.007

1970年代，人文主義地理學興起。作為一種基于存在主義與現象學衍生出的看待地理現象的概念視角，它旨在通過對人類經驗和對空間、地方以及自然世界的全新理解，達成對地理現象的探索②段義孚.人文主義地理學:對意義的個體追尋[M].宋秀葵,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37-40.。這一視角的出現是對實證主義的一種回應和批判，也使堅持“主體性的回歸”成為許多人文主義地理學研究的哲學基礎。同時，它亦被認為是調和客觀性和主觀性、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等二元論的重要概念和應用途徑之一③LEY D, SAMUELS M.Humanistic Geography (RLE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Problems and Prospects[M].London: Routledge,2014:1-18.。

近年來，興起的新物質主義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人文主義地理學。由于強調物質本體的主體性，新物質主義主張將目光回歸至物質，以及強調物質的能動性，人類自身的角色時常隱身于研究之中。但本文認為，新物質主義更應融入人文色彩的地理學理解。因為，以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為哲學基礎的人文主義地理學強調的是對日常人類經驗的闡明，它并非抽象地討論世界，也并非完全孤立地考慮人類，而是更強調“世界上的人”④TUAN Y-F.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J].Canadian Geographer,1971,15(3):181-192.。換句話說，人與物質是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應在此語境下對地理現象進行討論。鑒此，本文以地理標識性產品這一充滿了人類勞動的地理產物為例進行人文主義地理學視角的剖析，以闡明人文主義地理學在當下研究的應用。

一、地方性的形成與挖掘方式

地方是人文主義地理學中的重要概念之一。雷爾夫（Edward Relph）指出，當空間在環境和實踐中聚合人類所生產的意義、行為和身份時，空間就會成為地方⑤RELPH E.Place and Placelessness[M].London:Pion,1976:39.。但這并非是其他學派所批判的唯心主義傾向。相反，地方正是一個由具體的特性所描繪的世界。換句話說，地方既包括已知的人類經驗，也包括以這些經驗為基礎而展開的物質世界，即主體與客體統一于顯現的本體之中⑥CASEY E.The Fate of Plac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M].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243-245.。因此，凸顯地方特質的地方性是以人的經驗為基礎，并由人的經驗所解釋和建構的，這其中包含了主體對自身的理解、反思和對客體的詮釋。

地方性的終極結果是人類經驗不斷疊加、人與自然不斷交互而最終所形成的與地方無法割裂的“地方感”。這一情感聯系是身體通過重復的體驗和長期的邂逅，成為人們感知的延伸，與地方的連接會印刻在人們的身體中，并影響他們的行為選擇，形成一個“習慣場”⑦TUAN Y-F.Space and place:Humanistic perspective[M]//GALE S,OLSSON G.Philosophy in Geography.Dordrecht: Springer, 1979: 387-427.。具體而言，要真正認識、理解一個地方，需要通過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來達成。這些認識無疑需要身體長期沉浸于某種環境的持續體驗，尤其是多感官的綜合感悟。段義孚曾舉例：“在一個下午的游覽里，游客可以欣賞到一座城市的視覺景觀，但要了解這座城市特有的氣味、聲音、人行道和墻壁的紋理，需要更長時間的接觸?！雹賂UAN Y-F.Space and place:Humanistic perspective[M]//GALE S,OLSSON G.Philosophy in Geography.Dordrecht:Springer,1979:410.因此，地方性的形成是時間與空間的交匯，是人類感官與物質環境的深度持久邂逅。

人類的許多經驗是不透明的、不可言喻的、往往超出常識范圍以外的，因此，人文主義地理學必須以一種更為包容的方法論對現象進行挖掘，其表現在“沉浸式的方法論”，需要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接觸，并仔細地、準確地、全面地體會研究對象的世界和經驗②SEAMON D, LUNDBERG A.Humanistic geography[M]//RICHARDSON 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7:1-11.。由此可知，在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相關研究中，研究者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幾乎所有的地理現象都需要經過研究者的詮釋而進行輸出。既有研究主要闡釋了客體對主體的作用，例如地方景觀、地方身份和地方情感等對人的影響，卻忽略了研究者這一關鍵媒介。且許多研究較為重視分析結果，而人文主義恰恰是一種強調過程的視野。需要看到主體與地方的聯系之間需要種種中介（感官體驗、過往經驗等），方能真正把握物質的本質和意義。因此，有必要對如何以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視角挖掘研究對象的地方性進行剖析與完善。

筆者認為，應從主體與自然的深層互動出發，進行研究對象地方性的挖掘。主要可分為3 個步驟：第一為識別地方性，承認地方性的存在，這需要學者在研究時具備細致觀察的能力。第二為解構地方性，即對主體與地方的接觸過程進行觀察和剖析，并用心感受主體與地方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情感紐帶。例如主體如何通過勞作，運用種種動作細節感受物質，進而與地方形成互動場，最后達到產品地方性的輸出。第三為重構地方性。將視角懸置，打破原有的認知結構，實現研究者的認知重構。簡言之，即重視過程，形成對地方性的具體理解和可供共享的人類經驗、情感與意義。

二、廣東鳳凰單叢茶的地方性挖掘

根據《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規定》第2 條款規定：“地理標志產品，是指產自特定區域，所具有的質量、聲譽或其他特性本質上取決于該產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經審核批準以地理名稱進行命名的產品?！弊匀灰蛩刂饕óa地的氣候、土壤及水文等，而人文因素則主要涵蓋產地特有的加工工藝、生產技術及傳統配方等。該規定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地理標識性產品所具有的特點，即它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物質產品，既包括物質存在，也包括人的主觀意識和勞動，是富有典型地方性特點的地理產物。因此，在地理標識性產品的開發中更需人文主義視角的加持。筆者擬以廣東潮州鳳凰單叢茶為例，說明地方性的挖掘過程，通過實證更加真實地還原分析過程。

單叢茶與其他茶種的不同，首先在自然環境上便有所差異。由于鳳凰群山被大面積的原始森林覆蓋，水分蒸發慢，因此給茶樹生長提供了優良的水分條件。土壤方面，鳳凰山的土壤為粗晶花崗巖發育而來的山地紅壤和黃壤，屬于有機質含量高的酸性土壤，pH 值為4.5～6。用酸性高的土壤種植的茶樹可使茶樹有效利用土壤中的磷元素，有利于茶樹生長。此外，土壤越酸，生長出來的鮮葉中的氨基酸和茶多酚含量往往就越高，即茶葉品質更好。以上是構成地方性之一的自然稟賦。而遍尋中華大地，擁有優越自然環境的并不止鳳凰山一處，為何它與其他茶種有差異？其關鍵在于生產主體實踐下所展現的風物差異。人類對茶樹的培育與對茶葉的制作總是彰顯茶葉產品的地方性與價值差異的關鍵。首先，單叢茶是根據不同的單叢茶樹品種進行分別采摘，這是單叢茶的制作傳統中最獨特的品質——單株采摘，單株制作。其次，如今的單叢茶生產仍以小型家庭作坊式為主，茶葉主要依靠茶農的雙手進行手工制作。茶農的個人經驗在茶葉生產中總是發揮著關鍵作用。故而，鳳凰所生產出的茶葉產品獨具潮州本土的地方特色。此為第一步，識別其地方性從何而來。

第二步為解構地方性，即對主體和地方的互動過程進行剖析。從采摘茶葉開始，茶農便通過視覺、觸覺及嗅覺確定茶葉的成熟度，決定是否采摘。而在制作茶葉的過程中，曬青和晾青后的狀態需要通過視覺進行確認。做青時，茶青在竹篩中來回碰撞。在一輪拋搖后，茶農會捧起茶青細嗅，覺察茶青發生的細微變化，再通過手去感受，根據茶青的厚薄和自己主觀的感知度進行接下來碰青次數的判斷。在這一過程中，嗅覺與觸覺被靈活地應用至生產流程之中。綜合來看，茶農的視覺、嗅覺、味覺、觸覺等“身體感”經過與物質自然的長期互動，形成一種對地方的潛意識感悟，并將這種感受用以指導自己的實踐。雖然茶農對這一過程難以用詳細的語言向筆者描述，但筆者在觀察他們的日常工作時已能充分了解這一互動。在這一過程中，茶農與茶園、茶葉之間建立了一種奇妙的默契，通過長期以來感知自然的四時更替和茶葉狀態在時間流轉中的緩慢變化，他們形成了與地方的情感聯系，通過細致的茶園管理規程、原始的茶葉制作手法和專注嚴謹的茶葉生產態度得以展現。

通過識別與解構，筆者得以從新的視角看待地理標識性產品的生產?？梢园l現，以往我們所強調的加工工藝、生產技術和傳統配方等，實際上是人類與自然之間充滿生機的、繁盛的主體邂逅，在具身化體驗中慢慢養成。是每一個靜止的感知瞬間所形成的“地方”構成了植根于該地方的產品。生產出來的茶葉只是其結果的表達，它源起于物質自然環境，但在隨后注入了人的主體意識和思維過程，方能造就獨具地方性的地方特色產品。

雖然，自1990 年代起，人文主義地理學研究不斷呈現出與其他研究方向雜糅的趨勢，逐步形成復合的研究視角。但我們始終不能忽略人文主義的根基所在，即人文主義是相信人類有改善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潛力，是謹慎、批判地使用特有的知識、智慧和相關的生活經驗的一門哲學。此外，人文主義地理學還具有共享親切經驗的特征。因此，對地理標識性產品的開發必須更具參考性的意義導向。在產品開發方面，地理標識性產品的標準不能僅以科學為導向?？茖W可以是基礎，但不能是全部。生產者的地方性展示更有融入其中的必要。唯有如此，方能生產出更具生命力、獨一無二的產品?；卩l村旅游發展的視角，如何從生產者的角度出發，采用感官體驗的方式對旅游產品體系進行塑造，綜合視覺、味覺、嗅覺、觸覺等多種感受，給旅游者提供一種綜合、復雜的體驗，或許是當下紛繁的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規避模仿、雷同，平衡好游客的地方想象與旅游地的地方性展演，是實現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一種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