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視角下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時空演變與影響因素研究

任志安，湯 沁，夏宇航，張梅菊

（安徽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中部崛起”戰略是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戰略組成部分之一，在區域發展新格局的時代背景下，“中部崛起”戰略的再升級，為中部地區六?、僖罁?006 年4 月15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將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統稱為“中部地區六省”。帶來又一個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新契機，同時對于實現全中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也具有戰略性意義。近年來，我國中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大幅加快，由于中部六省生態旅游資源豐富多樣，旅游業一直保持著集聚發展的勢頭，并迅速成為中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導產業之一。同時中部地區旅游業低效、粗放的發展模式帶來的生態環境污染等問題也逐漸凸顯。2019 年5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工作座談會中強調，中部地區應該始終堅持綠色發展。宋瑞[1]認為旅游業應該從以往強調規模和數量劇增的粗放發展方式轉變為強調質量和效益的軌道上來，在過去僅僅以經濟指標衡量旅游業發展的基礎之上加入生態、環境等指標綜合衡量旅游業的發展，以全面提升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效率。在此時代背景下，將環境污染與能源排放等因素納入旅游業生產率的指標框架研究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時空演變及其影響因素是一個十分具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課題，這不僅僅在探尋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提升路徑上提供一些參考，而且會對相鄰流域綠色旅游業的發展提供借鑒意義。

一、文獻綜述

綠色生產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作為衡量地區經濟增長質量和環境保護效率的重要標志，是研究者們的研究重點。目前，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旅游業綠色生產率對經濟發展和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影響。指標構建方面，劉佳等[2]將旅游業能源消耗總量與碳排放量加入研究框架之中；路小靜等[3]在研究中將環境與能源支出納入衡量旅游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體系中，引入環境代價與能源消耗兩大變量作為影響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重要因素。然而，現階段基于能源和環境角度關于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研究尚且不足，大多數的研究還是基于經濟為產出指標，資本與勞動指標為投入指標來衡量旅游業的發展效率。研究方法方面，西方學者對旅游業生產效率研究的較早，Hu 等[4]、Sigala 等[5]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模型測度了國外旅游酒店的全要素生產率。Bosetti[6]首次將環境影響因素納入投入產出指標體系，使用DEA 研究了意大利國家公園的旅游業可持續發展效率。國內對旅游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研究起步較國外稍晚，王永剛等[7-8]采用了DEA-Malmquist 指數分析法對中國旅游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度與分解，吳旭曉[9]利用灰色關聯分析數據包絡模型（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GRA-DEA）對我國東部、西部和中部的區域旅游業發展效率進行研究。研究范圍方面，研究者研究的內容大多涵蓋了國家、地區與省域。宋長青等[10]對全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度與分析。王兵等[11]對中國北部、南部與中部三大區域內綠色發展效率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對比研究。汪鋒[12]對中國34 個省市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研究。研究內容方面，近幾年國內開始在原有的投入產出體系中納入與環境、能源等相關的綠色資源類指標，以此實現對全要素生產率更為精準地衡量，并促成資源與環境的共同良性發展。然而，關于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研究還較為匱乏，更多的是對工業[13]、制造業[14]、農業[15]、水資源[16]的綠色生產率進行研究，這對研究旅游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供了借鑒。西方學者大多數從微觀的角度研究旅游業全要素生產率，例如從旅行社[17]、旅游酒店[18]、旅游交通[19]等角度進行研究。

縱觀已有的文獻，學術界對國家、地區和省際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研究日臻成熟，但還是存在如下的局限：第一，研究者把目光主要聚焦在工業、水資源、農業等領域，對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研究不足。第二，研究區域上，在現有的對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研究中，對國家、省域、分地市的研究較多，區域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研究較為匱乏。中部地區是實現我國全面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區域，研究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發展具有典型的現實意義。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文章基于非徑向、非導向性距離函數的基于松弛的全局ML 指數（slacks based measure of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 SBMGML）模型對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進行測度與分析。對比已有的研究，本文的創新性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研究視域上，文章以中部地區所包括的六個省為研究對象，構建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指標體系；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利用基于非方向性距離函數的SBM-GML 指數模型，將碳排放等因素納入到模型之中，凸顯出在環境污染等因素的影響下中部地區綠色生產率的變化情況。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1.旅游業能源消耗與碳排放的研究方法

借鑒已有研究成果[20]，本文通過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估算旅游能源消耗量，公式如下[21]：

其中，n 指旅游交通運輸類型，此處取空運、鐵路、公路、水運，共計4 類；指第i 類旅游交通運輸方式第t 年旅客運輸人數；指第i 類旅游交通運輸方式游客運輸人數所占旅客運輸人數之比。借鑒已有研究成果[22-23]，空運、鐵路、公路、水運分別取值64.7%、31.6%、13.8%和10.6%；指第i類旅游交通運輸類型能耗系數/C 排放因子，能耗系數單位為MJ/pkm，空運、鐵路、公路、水運分別取值1、1.8、2 和1.48，C 排放因子單位為g/pkm，空運、鐵路、公路、水運分別取值27、133、137 和106。

其中，k 指旅游活動類型，此處取觀光賞景、娛樂度假、拜訪親友、商務活動、其他，共計5 類；指第k 類旅游活動第t 年參與游客人數；指第k類旅游活動能耗系數/C 排放因子，借鑒已有研究[25]，能耗系數單位為MJ/人，觀光賞景、娛樂度假、拜訪親友、商務活動、其他分別取值8.5、26.5、12、16 和3.5，C 排放因子單位為g/人，觀光賞景、娛樂度假、拜訪親友、商務活動、其他分別取值417、1670、591、786 和172。

2.SBM-GML 指數模型

本文采用同時考慮非期望產出的SBM 模型，這樣可以同時顧及資源與環境的約束：

GML 具體公式為[26]：第一，構造環境技術集，該集合要求將預期產出與非預期產出均囊括在內。假定在時期,有生產單位通過投入種生產要素，定義為，得到了E 種和F 種預期產出和非預期產出，各定義為：以及，則有對應的環境技術集：

模型化表示如下：

3.空間引力模型

空間引力模型是分析空間經濟聯系的主要工具[27]，借鑒已有的研究，本文運用引力模型衡量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空間聯系強度。本文參考孟德友[28]、蔣天穎[29]的研究將省市之間的公路里程數代表兩個省份之間的時間距離來計算空間聯系量?；趧⒗^生等[30]學者的相關研究，將省市之間的衰減指數定為2。具體模型如下所示：

（二）指標選擇和研究方法

1.指標選擇

旅游行業綜合性特征顯著，故探究旅游業綠色生產率應兼顧旅游業特征，選擇強關聯性投入產出指標。與此同時，為保障本文結果客觀性，應選擇SBM-GML 模型適用性數據。目前研究旅游業生產率的文章不多，以往的研究通常以資本和勞務作為投入指標，收入作為產出指標，但是在當前的效率和生產率的研究之中，中國各地區/省市整體性經濟增長績效與各行業行業性全要素生產率等相關測度問題，均已通過設計環境投入產出量化指標納入環保排污維度，例如環境投入指標包括行業能需等、環境產出指標包括排污量等?；谥W數據庫中旅游業全要素生產率相關文獻資料，以引用率為依據，選擇排名靠前40 篇進行數據統計，得到認可度較高的綠色效率和生產率的投入與產出指標。接著，根據所選取的投入與產出指標，制作一份關于旅游業綠色投入與產出指標的調查問卷，邀請旅游學與經濟學專業30 多位專家進行填寫，對得出的結果進行頻度統計構建指標體系。最后根據中部地區旅游業的實際情況，對構建的投入產出指標體系進行修正。最終確定了中部地區綠色生產率投入與產出指標，具體指標如表1。

表1 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投入與產出指標

2.數據來源

本文以中部六個省市2008—2019 年的統計數據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交通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旅游抽樣調查資料》以及各地市統計年鑒、國民發展與統計公報。

三、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時空演變

（一）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時序演進特征

本文基于“自上而下”法和能源消耗/碳排放量的計算公式測量出中部地區六個省的旅游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并將旅游業能源消耗納入投入要素中，同時將CO2排放量視為非預期產出，利用MAXDEA7.12 軟件測度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本文以2008—2019 年作為樣本期。具體結果見表2、表3。

表2 2008—2019 年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指數及其分解

表3 中部地區分省旅游業綠色生產率指數及其分解

據表2，中部地區年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為1.203，旅游業綠色生產率平均增長速度為20.3%；年均GEC 為1.004，平均增長速度為0.4%；年均GTC 為1.201，增長了20.1%；技術進步對旅游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相對較大，技術效率的變化影響次之。說明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整體逐年上升，旅游業的整體環境得到很好的改善，從政策層面而言，政府近年針對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發展的相關政策得到改善并起到了實效，提高了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發展的效率。分時段看，在2008—2011 年有著爆炸性增長的趨勢，到2011 年到達頂點，2011—2013 年有著下降的趨勢，但是增長率也達到了3.1%，在2013—2014 年有著些許增長的波動之后，2014—2016 年呈現下降趨勢，增長率下降至7.6%。2016—2017 年有些增長的波動，綠色生產率上漲了25.3%，綠色技術效率下降了5.7%，綠色技術進步效率下降了21%，說明此次下降，綠色技術進步對綠色生產率的影響要大于綠色技術效率。

根據表3 可以看出：六省旅游業綠色生產率均保持在增長狀態，其中山西省的增長速度最快，平均增長率為48.5%；河南與湖南省的增長率要稍稍低于其他省，增長率為8.3%。從技術進步指數與技術效率指數分解來看，中部地區的旅游業技術效率指數小于對應的技術進步指數，表明該省旅游業綠色生產率受技術效率的影響要大于技術進步。河南、山西與湖南省的技術效率均為1，說明這三個省的技術效率指數處于一個較為穩定的狀態，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影響主要依賴于技術進步指數的大小。

（二）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空間結構演變

將數據輸入空間引力模型經過運算，得到我國中部地區六省市間的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空間聯系量。借鑒徐維祥等已有研究成果，按照空間聯系量劃分空間聯系強度等級以形成空間聯系結構，通過劃分中部地區六省市之間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空間聯系強度得到5 個層次。以1、5、10、20 為分位點劃分為弱聯系、較弱聯系、一般聯系、較強聯系和強聯系[30]。如表4 所示，2008 年，省市之間的空間聯系強度不大，相互之間是存在著弱聯系。說明在2008年，中部地區六個省市之間的旅游業空間聯系強度并不十分顯著，故從某種程度分析，中部地區旅游業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能力相對不強，對旅游產業的綠色生產率產生了影響。2012 年，隨著旅游業的高速發展，中部地區各個省份之間旅游業空間聯系強度在逐漸變大，河南與江西之間的聯系強度變為了強聯系，安徽與湖北之間的聯系強度基本沒變，其他省份之間的空間聯系強度從弱聯系變為較弱聯系。2014 年，中部地區各個省份之間的空間聯系格局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安徽省與河南省之間的空間聯系強度仍然是最大的，河南省與湖北和山西的空間聯系從較弱聯系變成了一般聯系，說明河南省的旅游業不斷進行產業升級，政府也在不斷推動區域旅游的協同發展。

表4 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空間聯系結構

比較2008 年、2011 年和2017 年的我國中部地區六個省之間的旅游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空間聯系強度，可以發現安徽的旅游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與江西和湖北一直保持著較強聯系和強聯系，與河南、山西省一直保持著一定聯系，說明安徽可以作為中部地區上下游旅游業綠色發展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河南省與湖北省、山西省的空間聯系強度從弱聯系轉為一般聯系，說明河南省作為中部地區上游的旅游業綠色發展的紐帶地位日益明朗；而作為中部地區下游的江西地區與湖北的旅游業空間聯系一直不明顯，一是可能因為空間距離較遠，符合距離的衰減定律；二是因為要素的流動受到了制約，影響了省市之間旅游業的相互聯系。

四、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影響因素解析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選擇

本文具體模型如下：

（1）區位熵：區位熵反映了某一區域要素的空間分布情況，同時也可以表現某產業專業化的程度。本文區位熵的算法通過地區旅游業總收入占地區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計算。

（2）旅游業產業結構：旅游業是一個綜合性服務產業，與餐飲業、住宿業和其他關聯產業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所以產業結構是影響旅游業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第三產業總產值占GDP 的比值來衡量旅游業產業結構。

（3）交通便利程度：交通的便利程度與地區旅游業的發展息息相關，是旅游業高速發展的前提。本文以等級公路到達數來表示交通便利程度。

（4）旅游業創新能力：旅游創新可以為旅客提供舒適方便且富有特色的旅行，從而可以加速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本文通過統計該省份在國內專利授權量來衡量其旅游創新能力。

（5）GDP 的增加也會帶動旅游業的繁榮，利用各省各年的GDP 平減指數對當年的地區生產總值進行價格平減。

（6）人均GDP 的增加同樣也會帶動旅游業的繁榮，利用各省各年的GDP 平減指數對該地區的生產總值進行價格平減。

（7）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帶來現代化環境污染治理能力和技術，降低旅游業的污染水平，城市化水平用城鎮人口比重表示。

以上數據采集于2008—2019 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和中部地區六省份2008—2019 年的《統計年鑒》和《國民經濟發展統計公報》。將變量加入模型公式可以構建出面板數據模型。

（二）影響因素與作用機制

本文借助Stata16.0 軟件，在回歸模型中依次加入各個控制變量，并根據Hausman 檢驗結果選擇相應的固定效應或者隨機效應模型。具體結果見表5。

表5 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影響因素Tobit 面板回歸結果

根據模型（7），R 方的值為0.843 2，說明擬合程度較好，對模型（7）進行所得的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影響因素的測算結果，可以得出區位熵、GDP、產業結構和城市化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產生了正向的影響；交通便利程度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產生正向影響；人均GDP和創新水平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產生負向的影響；各個因素的影響機制分析如下：

旅游產業的創新水平的上升一般來說會增加旅游業的生產率，因為創新水平越高就會更加完善和改進諸如住宿、餐飲等相關旅游產業的配套設施，使消費者享受更加優化的旅游體驗。但是本篇文章中旅游業創新水平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中部地區旅游業產生了負向影響，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旅游業創新水平還沒有達到效果或者是達到的效果不佳。區位熵每提高1 個百分點，旅游的發展效率就會提高0.05 個百分點。并且從表5 中可以看出，在同一水平下，區位熵對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影響最小，表明旅游業專業化程度對于產業效率存在正向促進作用。旅游業產業結構的系數為正，說明在2008—2019 年期間中部地區旅游業產業結構正在不斷優化中。交通便捷程度的系數為正，表示交通便捷程度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旅游發展效率就提高0.04個百分點。因此交通越發達，到旅游景點的交通工具的選擇性越多，對當地旅游業和經濟發展都存在有利影響。城市化水平的程度系數為正，一般來說，城市化水平越高，旅游景點的招商引資與技術引進的程度越高。GDP 與人均GDP 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正好相反，GDP 對旅游業的發展呈現正向關系，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會促進旅游業更高速度發展，而人均GDP 對旅游業的發展呈現負向關系，可能是因為在樣本期中部地區的居民因為工作時間的增加而減少了外出旅游的機會，所以會出現人均GDP 增加反而旅游業生產率降低的情況。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首先利用“自上而下”法計算出區域內旅游業的能源消耗系數與碳排放量，采用SBM-GML計算2008—2019 年中部六省的旅游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時序演變分析，再以空間引力模型對空間格局進行對比分析，最后利用Tobit 面板模型研究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的影響因素。結果得出：首先，整體來看，中部地區旅游業當前發展效率有待提高，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不穩定，但整體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分省份來看，六個省的旅游業綠色生產率都大于1，其中江西省綠色生產率增長速度要快于其他省，而河南省要稍次。其次，中部地區六省市間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空間聯結格局變化較為穩定，江西和安徽的空間聯系強度較高，而中部地區的其他省市之間的空間聯系強度較弱。最后，區位熵、GDP、產業結構和城市化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產生了正向的影響；交通便利程度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產生正向影響；人均GDP 和創新水平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產生負向的影響。

基于中部地區旅游業綠色生產率時空演變與影響因素研究結論，提出如下的研究建議：第一，旅游產業優化升級。旅游業可持續發展須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指導，以科技加持旅游業產業革新升級，集中精力提高旅游業減排的激勵機制，提升旅游業綠色發展效率。第二，積極推動旅游業的低碳技術進步。從支持綠色技術的開發和提高綠色低碳技術的轉化效率著手，增大相關技術投入，包括綠色能源技術、節能減排技術以及可再生能源利用技術等，提高清潔能源的利用和轉化效率，以此降低游客開銷，提高旅程質量和效率。第三，增強省市之間的空間聯系強度。河南省和安徽省應該發揮好紐帶作用，借助旅游產業一體化大平臺，引進低碳旅游技術和貫徹低碳旅游理念，構建出衣食住行游玩一體化的低碳循環的產業鏈；加大旅游開放程度，擴大綠色旅游規模，共建共享公共設施，完善中部地區交通、運輸網絡體系。第四，優化低碳交通的體系。合理限制私家車旅游出行的同時倡導公共交通和非機動車出行，注重多種運輸方式的優化組合，以全面提升交通運輸效率。此外，還應當積極創建低碳旅游交通運行體系，倡導低碳交通，鼓勵綠色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