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工作者勝任力研究圖景與展望

張 平，張鈴旋

（東北大學 文法學院，遼寧 沈陽 110169）

一、引言

社區是國家進行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社區治理不僅事關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的貫徹落實，更事關居民群眾切身利益與城鄉基層的和諧穩定。社區工作者作為社區治理工作的具體執行者與社區發展建設的關鍵所在，理應在社區治理研究領域內獲得相應的重視。對社區工作者勝任力開展相關研究，不僅能為加強社區組織建設提供理論支撐與方向指導，助力建設高素質的工作隊伍，還能從工作者的角度使社區發展更適應基層群眾的工作需要與社會發展趨勢，通過構建勝任力模型我們也能夠更為清晰地認識到社區工作者們在履職的過程中應當具備的技能才略與素質涵養，從而借助具有針對性、指向性的培訓與教育來提高社區工者綜合素質與工作績效的整體水平，提升其履行職責、服務社區的能力水平，促進實現社區建設中的人崗匹配與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推動人事制度的發展與革新。

二、勝任力與勝任力結構模型的內涵

（一）勝任力與勝任力模型

1.勝任力的概念內涵

1973 年，勝任力這一概念被美國哈佛大學的麥克利蘭（McClelland）教授帶入公眾視野。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實踐的深入，學者們對勝任力的定義也在不斷更新迭變并且尚未形成相對一致的結論。雖然不同學者對勝任力概念的具體定義有著不同的理解，但是從研究者給出的定義中可以歸納出大部分學者們提及的勝任力概念共性：勝任力是一種能力素質特征且常被用來衡量工作績效。

例如，趙海濤將勝任力定義為把某一工作中表現優異者與表現平平者區分開來的個人潛在的、深層次特征，它可以是動機、特質、自我形象、態度或價值觀、某領域的知識、認知或行為技能，任何可以被可靠測量，并且能顯著區分優秀績效和一般績效的個體特征[1]。張梅英認為人們在進行具體活動時，往往需要綜合運用多項能力，才能獲得成功，而在應用領域內的深層綜合能力就可以稱為是“綜合才能”或“勝任力”[2]。袁浩鏞理解的勝任力則是一個組織、企業或者行業為了實現其戰略目標并達到成功，需要具備達到相應職業素質、能力和知識的綜合技[3]。

2.勝任力模型的概念內涵

作為勝任能力的一種結構表現形式，勝任力模型則是使用“模型”對勝任力各因素進行總結、提煉與展示，體現的是勝任能力各要素特征之間的構成關系，學者們在概括勝任力模型的具體內涵時，會從不同角度切入以進行深度探討與總結；在構筑模型的過程中也會依據勝任力要素是否易于觀測與培訓等方面而對其進行結構層次的劃分。

蔡曉軍將勝任力模型定義為構成每一項工作所必須具備的這些表層與潛在特征的總和，并且強調一個完備的勝任力模型可能包含多個組群，而每個組群內又將包含諸多具體的勝任力特征[4]。劉福成、黃志明認為勝任力模型是在我國當代人力資源理論與實踐不斷提高的基礎上而出現的全新概念，它通常與崗位職責聯系在一起，而勝任力結構描述的是達到某一特定崗位要求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的組合[5]。楊李元、楊建軍理解的勝任力模型指某個企業之中特定的職位角色之中人員所具備勝任力要素的總和，主要依據人員特定的職位表現優異要求所組合起來的一種勝任力結構[6]。

總之，勝任力及勝任力模型概念的出現顛覆了以往人才任用與選拔實踐中的傳統觀念，學者們否認了智力因素在工作績效考核中的主導性作用，認為態度、認知、個人特質等從前不被注意到的因素才是卓越績效背后的真正原因。直至今日，有關勝任力的研究方興未艾，各界學者依然在從各個角度對其進行補充與應用，不斷探索與構建以不同人員為研究對象的勝任力模型。

（二）社區工作者的勝任力及勝任力結構模型

社區工作者是指在社區黨組織、社區居委會和社區服務站專職從事社區管理和服務，并與街道或鄉鎮簽訂服務協議的工作人員。主要包括社區黨組織成員、社區居民委員會成員中的專職人員和在社區從事黨建、治理、服務等工作的全日制專職工作人員。

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指社區工作者在建設社區，服務居民的過程中能夠用以區分績效優異者與績效一般者的知識、技能、自我概念、特質、動機等方面的特征。也有學者對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模型的概念做出了定義，認為社區工作專業人才的職業勝任力模型是指中國內地當前現實處境下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各種職業勝任力要素的組合，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與結構[7]。

國內研究人員在探討社區工作者的勝任力構成要素時，習慣從不同的角度將其要素內涵進行多層次的具體劃分：白峰從知識、能力、素養三個維度進行切入，每一維度下又劃分兩級層次，最后歸納總結出30個具體特質要素，并對其內涵進行了闡述與說明[8]；徐衍光認為社區工作者的勝任能力可以包括價值倫理、理論知識、實踐技能三方面，并且提出可以從這三個方面發展社會工作教育[9]；車峰在獲得比較充分的城市社區工作者勝任力要素信息后，同專家組共同提取了包括豁達開朗、熱情誠懇、耐心細致、同理心、感召力等在內的23 個城市社區工作者勝任力要素[10]；周蘭蘭通過政策研究與訪談得出社區工作者專業知識、工作方法、組織協調能力、溝通表達能力等12 項勝任力特質[11]；朱彤瑤則從道德素質、工作能力、知識能力三個角度具體劃分了10 個勝任能力基本要素，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出一個完備的社區社會工作者勝任能力評價指標體系[12]。

總體來看，在探討社區工作者勝任力特征內涵時各學者的觀點主要可歸納總結出四種結構說，其中建立在三結構說與四結構說研究框架下的討論相對集中，而五結構說與六結構說則在深度上略遜一籌，但它們都同樣在分析社區工作者的勝任力要素及其結構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模型的構建方法

因學者們在構建勝任力模型時的切入角度與具體研究對象不同，所以其采用的構建原則與方法也有所不同。問卷調查法、文獻分析法、行為事件訪談法與政策分析法是在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模型的構建研究中被眾多學者們高頻使用的幾種研究方法；除以上這些被高頻使用的方法外，職能分析法、專家小組討論法、德爾菲法、描述性統計、相關性分析與主成分分析等方法也在勝任力模型的構建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過分析該領域內的全部文獻并對其勝任力模型的構建方法進行逐一統計，得到應用頻數相對較高的研究方法分布情況，如表1 所示。

表1 自2008 年來應用頻數排名前5 的模型構建方法

學者們為保證模型構建的嚴謹與有效，盡量避免實施過程中的誤差干擾，通常會在研究過程中綜合使用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研究方法。例如，鄭學健采用職能分析法、行為事件訪談法建立具有6 個勝任特征因素的社區工作者勝任特征模型，并制作問卷對社區工作者勝任特征的現狀進行調查分析[13]。車峰以北京地區內的城市社區工作者為研究對象的專家討論中總結出23 個勝任力要素，但在綜合運用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行為事件訪談法和德爾菲法四種研究方法后，他從5 個維度凝練了包括20 個要素的城市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模型[10]19-29。馬志強等人致力于構建我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全科醫師勝任力模型，通過大量的文獻分析及與專家的深度訪談，初步建立包含16 項因子的全科醫師勝任力模型，并設計包含16 項勝任特征的調查量表在江蘇省鎮江市7 個區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內進行預調查與實證研究[14]。吳偉莎首先通過分析文獻與行為事件訪談初步擬建了社區工作者的勝任力模型，并在經其利用問卷調研的方式進行驗證與修改后最終確立了包含5 個維度、12 個勝任力要素的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模型[15]。具體的代表性成果如表2 所示。

表2 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模型構建的代表研究成果

四、社區工作者勝任力的測度與應用

構建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模型的研究成果不僅在于創新與完善已有的勝任力模型并探索全新的維度與具體要素，還在于建立在勝任力模型基礎之上的人事管理制度、社區勝任力現狀、影響因素、干預策略等方面的社區研究。

（一）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水平

在該領域內進行研究時，學者們會優先總結提煉社區工作者的勝任力特質并從不同維度構建勝任力模型，隨后在所建立的模型框架之下，展開對一定范圍內的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水平的調研工作，并根據調研得出的相關測度結果進行分析。何琳、田慧和王嵐以社區醫護人員為研究對象，在天津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內采用便利抽樣方法抽取符合抽樣標準的樣本進行了勝任力測度研究。結果顯示，被調查者健康管理核心勝任力各維度和總分均低于中位數，說明了天津市基層醫護人員健康管理核心勝任力總體水平處于中下等水平，在此基礎之上研究者還將研究結果與南昌、上海等地的醫護人員勝任力水平進行了橫向對比[19]。徐會作聚焦社區教育工作者，研究社區教育行政主管、專兼職教師、志愿者勝任力素質現實水平與期望的差距，發現社區教育工作者在知識、課程開發能力、處理矛盾和沖突的能力、溝通協調能力、語言文字表達能力、活動策劃與組織能力以及創新等方面與期望水平存在顯著性差異，其他方面則能夠達到期望或與期望差異較小[20]。

社區工作者因其承擔職能、所屬區域等因素的差異同而表現出不同的勝任力水平，雖然部分社區工作者能夠在勝任力的測度結果中獲得較高評分，但不論從具體維度分析或是從總體上來講，社區工作者這一整體的勝任力水平仍有一定提升空間。

（二）社區工作者勝任力影響因素

對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水平的影響因素與成因進行分析，不僅利于學者了解勝任力測度結果與現實因素的內在聯系，更有助于其為社區革新人事管理制度，提高工作人員整體素質，提出更加切實可行的提升意見與策略。韓杰以赤峰市紅山區為例，分析了其社區專職人員勝任力與隊伍建設存在的問題并剖析背后原因，提出了是由于選拔聘任手段未體現職業特征，培訓開發無法滿足工作者能力素質要求，考核機制科學化不足，對社區專職工作者隊伍建設重視程度不夠等原因造成了現實中的諸多問題[21]。何琳、田慧和王嵐基于天津市社區醫護人員健康管理核心勝任力現狀分析了社區醫護人員勝任力的影響因素，認為對健康管理的了解程度是影響健康管理核心勝任力水平的重要因素，亦是影響專業實踐能力和知識綜合能力這兩個維度的主要因素。徐會作在研究勝任素質的影響因素時得出結論：性別對活動策劃與組織能力、教育教學能力存在顯著性影響；身份、學歷、工作年限對知識維度自我評價存在顯著性影響，身份與學歷、身份與工作年限、學歷與工作年限對知識維度自我評價交互作用顯著；身份、學歷、工作年限對能力維度自我評價存在顯著性影響，身份與學歷、身份與工作年限對能力維度自我評價交互作用顯著[20]60-65。王會玲在分析濟南市H區社區專職工作者能力具備情況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城市社區專職工作者能力不足的成因，具體包括教育培訓不完備、績效考核缺少社區書記或主任、職業發展不通暢、薪酬策略水平模糊以及工作準入與資源下沉機制落實難五個方面[22]。

總之，無論是主觀還是客觀因素都會對社區工作者的勝任力水平造成一定影響，而且其影響程度與顯著性并非一成不變，具有一定動態性。這就要求該領域內的研究者們時刻關注現實動向，根據實際變化對影響因素進行追蹤分析。

（三）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提升策略

為提升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水平，加強隊伍建設提出意見與相關策略一直是學者們研究與探討的重點。不論模型構建的具體結果如何，無論研究對象是社區工作者整體還是具體領域內的專項工作者，研究者們最終都會在完善績效考評指標、能力評價體系、革新人事制度、優化職業發展環境等多個方面上營造提升社區工作者能力素質及勝任力水平的相關策略。吳偉莎在勝任力模型的框架下從微觀和宏觀兩個維度出發對提升社區社會工作人才勝任力提供相應的建議，提出社區應當發揮自我完善功能，加強招聘、培訓工作及工作者專業化教育，建立人才開發機制，同時政府加強對社區工作者的管理與關注，提供良好的發展空間[15]。車峰借助勝任力模型建立了城市社區工作者績效考評指標體系，并運用模糊層次分析法證實其有效性，朱彤瑤則在模型的基礎之上構建了社區社會工作者勝任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兩項研究成果都為完善評估工作者勝任能力系統，提高城市社區工作者績效考評效果進而提升工作者勝任能力提供了有益借鑒[10]19-29。申夢林、蘇安閣從“冰山模型”中易被忽視的下層勝任力素質角度出發揭示社區教育工作者勝任力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提升意見：社區工作者應加強理論創新，提升個人修養；開展教育培訓，明確角色定位；堅持自我省視，更新自我認知；組織觀摩調研，提高工作動機[23]。張丹丹同樣關注社區工作者中參與社會矯正的工作群體，結合所建立的勝任力模型在形式和內容上對該崗位提出了在招聘、培訓以及管理方面的建議[24]。李懿則以北京市S 街道為例，深入挖掘社區專職工作者在參與社會救助的過程中遇到的勝任力困境，并為提升工作者專業能力建言獻策，以助力社區救助工作的開展[25]。

如何提升社區工作者的勝任力水平、加強社區組織建設以及革新人事管理制度幾乎是該領域的所有研究者們都會探討到的問題，而絕大部分的提升策略最終都可以歸納至個人、社區、政府三個層次的執行主體上面。

五、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學者們在研究社區工作者勝任力特征內涵時對三結構說與四結構說的討論相對集中且充分；在構建勝任力模型的具體過程中，對問卷調查法、文獻分析法與行為事件訪談法這三種研究方法的使用頻次最高。同時通過對社區工作者勝任力測量與評估發現，該群體的整體勝任力水平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并且因其承擔職能、所屬區域等因素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勝任力水平；多種類型的主、客觀因素都會對社區工作者的勝任力水平造成影響，并且其影響程度與顯著性具有一定動態性；在探討提升社區工作者的勝任力水平，加強社區人才建設等問題時，絕大部分的提升策略最終都可以歸納至個人、社區、政府三個層次的執行主體上面。依據社區工作者勝任力的研究概況，現對該領域的未來方向做出如下展望。

（一）增加對社區工作者勝任力的研究投入

相較于西方國家，我們有關勝任力方面的研究本就起步較晚，在社區領域內的勝任力研究更是在近十年內才逐漸步入大眾視野，獲得研究者們的關注。因此即使社區工作者的勝任力研究在近年來發展勢頭向好，但在該領域內的研究仍存有大片空白，并且科研文獻基數少，文獻更新速率慢，參與的研究學者數量少（見圖1）。所獲關注嚴重不足，亟須更多學者投身到社區工作中的勝任力研究中來，填補學術空白。增加該領域的相關研究不僅對勝任力模型的創新與完善有所裨益，而且能夠使其更加適應中國社區工作的運作模式，提高社區工作者能力素質，助力社區工作者的組織建設。此外，從社區勝任力研究的文獻分布來看，學者們更多地將注意力聚集在社區治理的問題上，而相對忽視社區治理的行為主體，直接研究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的相關文獻明顯不足。研究者們不但在整體上對社區工作者這一主體缺少關注，還對社區中工作者中的專職工作人員探討不足，在構建具體職能工作者的勝任力模型并在此基礎之上深入研究時，學者們傾向于將研究重心聚集到教育管理、衛生服務、心理矯正三方面，而對于其他方面，專職工作人員的探索與思考則極少，甚至沒有。整體而言，社區工作者領域的勝任力研究深度亟待加強，研究領域也有待于拓寬。因此不但有關社區工作者勝任力的研究整體需要增加，對社區治理的行為主體的關注也需增加，對承擔不同職能的社區工作者都應給予相應的關注，不應只局限于教育、衛生等方面，而是要擴展研究范圍，對黨建、環境衛生、宣傳、消防等其他與居民福祉密切相關，與社區治理緊密相連的方面要予以同等重視。

圖1 社區工作者勝任力研究文獻總數及增長情況

（二）拓展勝任力水平現狀及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調研勝任力水平現狀及影響因素的研究多出于學位論文，而學位論文時常受研究者所在地區局限，調研范圍多被限定在某一市或某一區內，雖能精度較高地反映當地社區工作者勝任力現狀、面臨的問題以及影響因素，對當地問題解決具有較高理論指導意義，但對于學界的整體研究來講其代表性與典型性都不夠，應適當擴大實證研究的調研范圍，選取分布更廣、更具代表性的研究樣本，以便從更宏觀的視角總覽我國社區工作者整體的勝任力現狀，從具體的“點”研究走向覆蓋更廣的“面”。在不忽視具體地域范圍的勝任力實證研究的同時，了解我國勝任力現狀以及成因的總體情況方能有助于國家從宏觀上給予政策支持或相關指導，各地社區都從中了解具有普適性的研究內容以供自我治理、自我完善、自我建設。

（三）增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雙向互動

近些年我國社區勝任力領域內的實證研究呈增多趨勢，但多數研究的實踐過程只是為了校驗與證實其構建模型的有效性與可信度，而非以從實踐中提取凝練勝任能力模型的構成要素為目的，在研究方法上也應在文獻及政策分析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加強理論實踐的雙向互動。國內大多數的社區工作者能力界定都是通過理論分析而來，而絕大部分勝任力的研究又都會在模型或是研究現狀的基礎之上分析影響因素，提出提升勝任力、加強隊伍建設的策略與建議，因此未從實踐中來的理論探索極有可能在回歸實踐的過程中出現無法與實際情況接軌的情況，并在某種程度上造成理論知識與社區實踐不匹配的尷尬局面。所以，研究者們在未來的研究過程中應當增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雙向互動，在實踐調研的過程中總結歸納勝任力要素，搭建符合現實實際的勝任力模型，探討與具體情景緊密相切的社區治理課題，在此基礎之上再為工作者的能力提升，組織隊伍建設，激勵機制完善等社區人事管理方面提供切實建議，用源于實證的理論指導實踐，做到從實踐中來再回到實踐中去。在構建模型、分析成因以及提出提升建議是都要時刻注意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打破二者之間的障蔽加強互動與聯結無疑有利于學者們在社區工作者勝任力研究領域內針砭時弊、與時俱進，更有助于這一領域的長足發展。

總之，我國有關社區工作者的勝任力研究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整體上研究深度尚淺，模型搭建缺乏創新，中國情景下有關勝任力及其模型的討論并不充分，因而無論是在勝任力模型的構建中還是在現狀及影響因素、提升策略的分析上都尚存有待開發的領域。國外有關勝任力的研究起步較早，有大量相關研究成果可供借鑒，這讓我們在充分借鑒既有經驗的同時，也不得不思考相關研究理論本土化的問題。目前我國在社區工作者研究領域內并未對基礎性研究理論做出充分的本土化修正，在概念使用、模型構建以及構建方法上依然對西方文獻與已有的研究成果較為依賴。學者們要想深耕社區勝任力的研究領域，讓勝任力研究在中國“茁壯成長”，就要使其理論之基深深地扎根于中國的土壤之上，對相關領域的概念界定與模型構建進行中國化修訂，在模型構建中增加中國元素，努力搭建符合中國社區工作者具體工作情景的理論框架，而非一味地追隨西方學界的現有成果。筑牢理論本土化的基石，學者們有關社區工作者勝任力的研究方能在中國大地上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