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化資源選題的出版價值研究

摘要：紅色文化資源是傳揚革命精神、涵養人們精神世界的重要內容。我國紅色文化資源豐富，但紅色文化資源的開發尤其是立足于出版方面的開發探索存在不足。紅色文化資源選題的開發，可以進一步拓展紅色文化資源的文化內涵屬性和資源開發屬性，并將紅色文化資源開發過程中形成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推廣出去。文章以《南昌路：孕育之地的紅色文化資源研究與推廣》為例進行個案剖析，嘗試從史學價值、文化價值、實用價值三個維度探究此類選題的出版價值，并基于資源開發視角的史觀和史料運用、文化品質提升路徑、紅色文化推廣實踐等，展示紅色文化資源開發過程中應該采取的常規路徑。紅色文化資源選題的出版價值主要表現在：史學價值方面，多重史料的深度挖掘、大背景下的微觀史學運用，以史料的深度挖掘為經，以宏大歷史觀下的微觀史學指導為緯，為紅色文化資源的整合運用提供了豐富的史學實踐；文化價值方面，革命精神的溯源、文化品質的整合、人物研究的多維度，為紅色文化資源的內涵屬性深化提供了基本理路和方式；實用價值方面，基于文化資源內涵和遺存的旅游線路開發，實現了學術研究和致用的有效協調，有助于紅色文化資源的保護與開發推廣的協同發展，為紅色文化資源的資源屬性開發提供了案例借鑒。

關鍵詞：紅色文化資源；《南昌路》；史學價值；文化價值；實用價值

中圖分類號：G23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23）07-0061-03

基金項目：本論文為202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時代國家儀式的主流價值表達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1CKS041

近年來，紅色主題類選題受到各大出版社的熱捧，此類圖書在深化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革命精神的理解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動了全民“學史”熱潮的發展。紅色文化資源選題作為紅色主題類選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注重“紅色文化”屬性，更注重“資源”屬性背后實際應用價值的開發，可以說是一種內容直指實踐的強應用型圖書選題。此類選題具有豐富的史學價值、文化價值、實用價值。本文嘗試以《南昌路：孕育之地的紅色文化資源研究與推廣》[1]（以下簡稱《南昌路》）為例，從史學價值、文化價值、實用價值方面具體探析此類紅色文化資源選題的出版價值。

一、史學價值

紅色文化資源作為既往存在的“文化遺跡”，對其進行資源屬性的開發利用之前，回歸其原本的面貌是開發必不可少的基礎工作。這就涉及在紅色文化資源開發中如何挖掘史料，并將其應用于資源開發的實踐問題。

（一）多重史料的深度挖掘

首先，對具有歷史屬性的紅色文化資源的分析與“致用”離不開對承載事實的相關資料的掌握，其次才是挖掘資料富含的信息。我國學者歷來重視史料問題，20世紀前期充分掌握史學資料更是被學界提升到空前的地位，史學家都自覺地投入對史料的占有上，甚至有歷史學家呼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2]。人們深入地下收集史學資料，以殷墟甲骨文資料的發現為標志，地下出土的資料被譽為“第一手資料”[3]。與執著收集資料不同的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另一派學者則將重點投入對現有文獻資料的辨偽存真上。對歷代流傳下來可見的文獻資料進行的辨偽活動，使人們認識到對待史學資料的態度應該更加審慎。

《南昌路》在開發紅色文化資源的過程中，對待史料采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首先，窮盡式的歷史資料收集為深入闡述提供了扎實的資料依據，其將毛澤東、孫中山、李大釗三位偉人關涉南昌路的傳記資料、文獻匯編、年譜、信件、回憶錄、口述資料等統集于各個人物當中。這些資料基本涵蓋了“直接材料對間接材料、官方記載對民間記載、本國記載對外國記載、近人記載對遠人記載、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本事對旁涉、直說對隱喻、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4]分類。其次，對歷史資料的辨偽確保了資料的可靠性。圍繞大同幼稚園門牌號問題，通過對舊址資料的整合分析，指出各家考證中致誤的原因，最后指明大同幼稚園的門牌號其實為“陶爾斐斯路56號”。這些史料的挖掘，豐富了人們對南昌路紅色文化的認知，為紅色文化的開發提供了資源保障。

（二）大歷史觀下的微觀史學實踐

歷史資料的挖掘只是實現紅色文化資源開發的第一步，對歷史資料的有效整合和運用才是放大歷史資料實用性的最終目的。20世紀70年代，隨著年鑒學派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宏觀史學研究方式的式微，以豐富史料運用為基礎的描述具體個案的微觀史學研究興起。長時段注重宏大的歷史規律與具有普遍性意義的“靜止的史學”研究，在“史學危機”的呼吁中轉向更具生動性的“強調要研究個人（個性）、獨特性和突發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更有限的歷史”[5]。問題式層層深入的微觀史學研究方法受到人們的青睞，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等都是其經典代表。然而，微觀史學過于注重個體的、微觀的、區域的事物的研究，也產生了歷史碎片化的問題，致使歷史研究出現斷裂化傾向，這種斷裂導致“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的辯證關系被徹底放棄，歷史不再被看作對今人的啟示”[6]。正是意識到了這點，以小視角切入研究人物并以他們“為什么能”“革命精神如何形成”等問題為思路的《南昌路》，在寫作中力避歷史碎片化傾向，將每個人物的研究及研究過程中的各個要素進行整合聯結，并放在時代大背景下思考。為了探索南昌路為何能聚集如此多的名人、共產主義思想為何在此誕生等問題的時代大背景及區域小背景，專列《偶然與必然：近代上海歷史整體中的南昌路》一章進行剖析。

二、文化價值

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創造的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為核心的先進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鮮明底色，凝聚著中華民族英勇頑強、艱苦奮斗、愛國奉獻、自力更生等優秀精神品質[7]。我國以紅色革命精神、紅色文化遺跡、紅色革命人物為主要內容的紅色文化資源蘊藏豐富，僅就人民日報2018年發布的數據來看，“我國登記革命舊址、遺跡達33315處”[8]。但也存在革命精神內涵表意不清、文化資源整合不足、革命人物研究扁平等諸多問題。這些都是開發紅色文化資源必須首先注意的問題，也是紅色文化資源選題出版的意義所在?！赌喜贰丰槍ι鲜鑫幕瘍r值挖掘不足的問題給出了解決方案。

（一）革命精神的溯源性

紅色文化資源最核心的價值體現是其包含的革命精神內涵。過去對革命精神在推進中國革命進程、爭取民族獨立、豐富中國共產黨建黨精神方面的理論研究成果豐厚，但稍顯不足的是，缺少對各個紅色文化資源所包含革命精神形成理路和過程的更具實踐性的探析[9]?！赌喜贰肥肿⒅貙t色文化資源的溯源性探析，并在溯源的過程中將革命精神更具生活化地展現出來。在探尋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中，從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是否為無政府主義的擁護者談起，并將毛澤東如何由贊同無政府主義到懷疑無政府主義主張的過程中摸索“出路”的問題條分縷析，指出其從對普通民眾的同情到經過考察最終喊出了“民眾的大聯合”；在探尋毛澤東認可第一次國共合作并積極參與其中的原因時，敏銳地發現了這與國民黨成立初期也十分重視農民問題有重要關系。在這些很普通的細節中，可以看到毛澤東思想最開始的影子。

（二）文化整合的品質性

當前紅色文化資源沒有得到有效開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紅色文化資源雖多，但較為松散，一是諸多紅色文化資源在內容上缺乏聯系，二是紅色文化資源的載體即物質文化遺址與紅色文化非物質文化遺存的融合性不夠[10]。提升紅色文化資源整體品質成為出版紅色文化內容的圖書的關注點?！赌喜贰肥冀K貫穿著實現紅色文化資源有效整合的思路，書中明確提出“把以南昌路為中心區域的紅色歷史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深入了解這一區域的重大歷史意義”。其始終堅持同步探尋紅色文化遺址與革命思想的形成，始終注重對各種紅色文化資源內在聯系的解析，探尋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則必同步分析其在南昌路老漁陽里的生活，探尋陳獨秀對中國早期革命思想的影響必勾連其對中國早期重要思潮的互動。諸如此類的整合，有效筑起了紅色文化資源的高品質特性。

（三）人物研究的多維性

文化的價值不僅體現在一系列精神和遺跡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創造文化的人身上[11]。對革命歷史人物的研究就是在豐富紅色文化資源的內涵，但這種研究不應當只是停留在人物故事上，而是要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去還原真實的人物。正如米夏埃爾·蘭德曼所說，“我們不僅是文化的建設者，我們也被文化所建設；個體永遠不可能僅僅通過他自己而被理解，相反，只有通過支撐和影響著他的文化先決條件才能被理解”[12]?！赌喜贰纷⒅貜闹魏陀绊懭宋锏奈幕葲Q條件呈現人物，對革命人物陳獨秀的研究從革命思想的形成進行框架素描，從漁陽里6號的日常生活進行補白，從其兩次被捕中對共產國際態度的改變進行重點刻畫，多角度還原了“活生生”的陳獨秀。

三、實用價值

紅色文化資源研究的落腳點是要在挖掘內涵中實現保護與開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紅色資源是我們黨艱辛而輝煌奮斗歷程的見證，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護好、管理好、運用好”，“增強表現力、傳播力、影響力，生動傳播紅色文化”[13]。紅色文化資源選題的出版，可為紅色文化資源的開發提供實踐案例，助推紅色文化資源學術研究走出書齋，作用于現實生活。

（一）實現內涵與價值的協調

文化資源開發之難，在于如何實現資源保護與開發的平衡，如何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向驅動。南昌路地處法租界中心，在彼時全球動蕩的關鍵時期見證了近代中國的發展，“環龍路44號，曾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要見證”“新婚的孫中山和宋慶齡入住環龍路63號……這是夫婦倆在上海的第一個住處”[14]。如此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應該如何更好地開發？充分發揮南昌路革命遺址的歷史遺存作用，量身打造屬于南昌路的特色紅色文化亮點，延展其革命教育意義，進而合理開發紅色旅游路線，成為實現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路徑?！赌喜贰吩O計出了“革命道路尋訪——‘星火初燃，革命道路的正反合”“革命精神探求——‘毛澤東與南昌路的不解之緣”兩條旅游參觀線路。在第一條線路上，參觀者可于孫中山故居、《新青年》編輯部舊址、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中感悟中國走共產主義道路的必然；在第二條線路上，參觀者可于毛澤東舊居、《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復興公園、大同幼稚園舊址中走近偉人。

（二）助推學術走出書齋

人們常說這是一個“酒好也怕巷子深”的時代，紅色文化資源的研究與推廣也面臨同樣的窘境，縱然紅色文化資源豐富，圍繞紅色文化研究的成果豐厚，但真正對落實紅色文化資源應用進行實操者很少?！皩t色文化資源而言，圖書出版為當下紅色資源的活化利用提供了發展契機”[15]，此類踐行紅色文化資源開發的選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赌喜贰吩诰w論中明確提出“以南昌路為中心區域紅色歷史文化的研究還應為以南昌路為中心區域文化的推廣服務”，并盛贊上海多倫路文化街區因開發紅色資源而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向驅動的成功。研究的最后，作者將落腳點放在了南昌路旅游線路的規劃上，設計出了多條紅色教育路線。

四、結語

紅色文化資源選題的出版價值豐富。從史學價值視角來看，其一方面豐富了史料的多樣性，在鉤稽中加深了散亂史料彼此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基于資源開發大背景的史觀運用，讓紅色文化資源相關史料“活了起來”，使紅色文化資源更具開發價值。從文化價值視角來看，革命精神的溯源有助于加深人們對革命精神的理解，文化整合的品質性有助于提升紅色文化資源的可開發性，對革命人物的多維性研究讓紅色文化資源更加立體豐滿。從實用價值角度來看，基于紅色文化資源的旅游線路開發實踐為紅色文化資源的開發提供了基本的案例借鑒；此類選題的開發，可以促使更多的紅色文化實踐類研究走出書齋，作用于現實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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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鮑鵬飛，編輯，研究方向：出版與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