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古今的海絲傳奇：古?是如何征服海洋的？

明代以后，倭寇為患，政府實行海禁政策，浩浩蕩蕩的商隊就此消失在茫茫大洋之上。

海禁之后，那個光輝燦爛的鄭和遠航時代仍然引人遐想，海洋貿易不僅是財富和權力，還是探險精神，是開放和包容，是全新未來的注腳。

我們仍然期待這樣的開放，那何不回望歷史的書頁？目光向南，那里書寫著海上傳奇。

不?于農耕?明

以大陸性農耕文化為底色的華夏文明并不畏懼波濤。早在河姆渡文化時期，先民們就已經學會了制作舟船，古越人善舟楫，刳木為舟， 剡木為楫， 《淮南子》便記載，“ 九疑之南， 陸事寡而水事眾， 于是民人……短綣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p>

分散在中國南部和東南亞的南島語族，是遠洋航行的高手。在簡陋的條件下，能憑一舟之力， 跨越海洋， 足跡遍達太平洋島域。最能代表這一族群文化的“ 有段石錛”，便沿著先民的足跡，散播四方。

有什么樣的環境，便發展出什么樣的文化和技術。所以沿海一帶的人群將目光轉向海洋也就不足為奇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從來不止一種生存形態，華夏農業民族的“大陸文化”，與東部沿海漁獵族群的“海洋文化”一起，隱藏在先民的基因中，成為生生不息的文化編碼。

海外貿易的起點

大家都知道徐福為秦始皇求仙藥的故事，秦始皇是否真的如此懼怕死亡我們不得而知，但徐福是往東海上求藥的，并在海面上發現了三座神山?？梢韵胂?，當時的徐福就如同后來的鄭和，帶著將軍的氣質，站在船艇的前端無比自豪地看著自己遠征的船隊。

漢時張騫鑿空西域——隨著各地人群的融合，帝國終于有了自己與他者的意識。當帝國在北方的朝廷里謀劃著外交政策的時候，在南方的海洋上，民間的貿易早已靜悄悄發生了。

到漢武帝平南越，將整個嶺南地區和今越南北部地區納入統治版圖，官方派出使者去往獅子國（今斯里蘭卡），民間的貿易之路被官方化，由此開啟了輝煌的遠洋貿易時代。

在廣州的南越王墓內，發現有一件波斯風格的銀盒，其它器物如金珠泡飾，鏤孔熏爐，象牙，乳香等，應該都是舶來品。

在廣西合浦地區的漢人墓葬中，最為矚目的當屬大量的珠飾。通過對玻璃珠的成分進行科學檢測， 學者發現這批珠飾多數為“印度-太平洋貿易珠”，此外，墓葬中還有瑪瑙、波斯釉陶壺等舶來品。

南朝時期前來做生意的人更是直接留下了個人財產，像海盜的寶藏一樣等待著世人的發現。廣東遂溪縣江邊村便是這樣一個“藏寶點”。

這批窖藏有波斯銀碗、銀簪、鎏金器、銀鐲、波斯沙卜爾三世銀幣、耶斯提澤得二世銀幣、卑路斯銀幣……據推測，其原來的主人可能是自海上來的粟特人。

早期的船舶現在已經看不到了，但是在兩漢時期的模型明器中，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的船舶樣態。廣東出土的兩件陶制的船模型，可以看到船上的設施相當復雜，漿、爪錨配備齊全。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銅提筒上裝飾有羽人船紋飾，船身修長，兩端翹起，裝飾有羽旌、長桿、木鼓等物，水手們氣宇軒昂的姿態如在眼前。

這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期， 從交州（今越南北部）、廣州地區出發，經中南半島沿海，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沿岸和波斯灣地區，大致沿岸前行，最終和陸上絲路殊途同歸。

佛從海上來

關于佛教初傳的路線，學界一直有爭議。一派認為佛教從中亞輸入，一派則認為從海上來， 后者以伯希和、梁啟超先生為代表，認為佛教初傳之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如今大家可能還是會為何者更早探討不休，但基本上同意佛教的東傳是多線并行。從海上來的佛在東南沿海上岸后，在中國的南方發展出了迥異于北方的風格。

曇摩耶舍是第一個有確切記載取道海路來中國的外國僧人，他于公元401年從罽賓國抵達廣州，在此建佛殿譯經傳教，也即后來的光孝寺；中南天竺婆羅門達摩菩提于公元5 2 6年來廣州，修建西來庵，此后又北上洛陽，創立了佛教禪宗。西印度優禪尼國高僧波羅末陀于546年抵達廣州，開創了攝論學派。

從海上絲綢之路抵達中國的佛教經典是以印度的梵文或巴利文為主的小乘上座部佛教，打破了以大乘佛教為主的北傳模式，在嶺南地區，小乘和上乘佛教完成了融合，其代表譯著《法華經》便產生在嶺南，同時結合中國傳統儒、道文化，形成南方特色的佛教教義經典。

盛世?象，?州通海夷道

中古時代，在基督徒還沒有稱霸海上的時候，印度洋和太平洋是阿拉伯人的天堂。廣州是一道門，連接了沉重的大陸和輕盈的海島，連接了茶葉和香料。這座東方的城市，在唐開市舶后，就是這些行商之人的應許之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劃開巨浪的是人類逐利的天性。

阿拉伯古典地理學名著《道里邦國志》記載了唐代南部沿海最重要的四個港口，魯金（今越南河內） 、漢府（ 廣府）、漢久（福州，一說泉州） 、剛突（江都）。其中以廣州最盛?！巴鈬浫罩?， 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國，不可勝用?！?/p>

《新唐書·地理志》中，“廣州通海夷道” 全長1 . 4萬公里， 商船從廣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門港，過海南、越南，至馬來半島，出馬六甲海峽，抵達斯里蘭卡和印度半島的南端，再從印度西海洋至波斯灣的奧巴拉港和巴士拉港，直抵阿拉伯帝國。

唐之海外貿易的興盛，和它富強的國力和開放的政策緊密相關。這些外來的使者和商人受到了寬厚的政策扶持，政府在貢道、迎送、館轂方面均有明確的規定，蕃使返國的“報贈”、“程糧”、“傳驛”等費用，均由中央或州府提供。同時，政府還資助這些外國商民在華貿易定居，甚至積極吸納他們入朝為官。

來到廣州的阿拉伯人如果選擇在冬季留在此地，便是“住唐”，滯留的人多了，在城內形成了蕃坊，一時之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p>

而住唐的蕃人中也有著嚴格的等級區分，上層來自大食，下層來自昆侖（馬來）。史書中的昆侖奴，便是來自南海的島民，以善水和善馴象為人所知。所以有了汝州葉縣廣教寺歸省禪師的略顯荒誕的回答：“如何是西來意？昆侖背象牙?！?p>

這些靠經商致富的人積極出資捐助番坊內的廟宇和學舍建設，番坊儼然成為了一個飛地，最早的懷圣寺，便是由蕃客出資修建。懷圣寺內佇立著“ 光塔”，據說塔頂的金雞曾起著風向標的作用，指引著海上的浮船。

橫跨大洋的旅程注定漫長，很多商人上岸之后便再也沒有歸家，直至長眠于此。城內的清真先賢墓，便是安葬經海路來華的外籍人士和穆斯林的場所。

說是“ 絲綢之路” ， 實際上“ 絲瓷之路”可能會更加準確。裝滿船艙的，除了大宗的綾、絹、絲、棉類貨物，還有新崛起的陶瓷品。大批的青瓷和白瓷被銷往東南亞、印度、東非和阿拉伯地區。

在今日開羅南郊的福斯塔特，伊朗內沙布爾、巴基斯坦卡拉奇斑波爾，伊拉克薩馬臘、加里曼丹島北部等遺址中，均發現有唐代時期的瓷器，如唐三彩、邢窯白瓷、越州窯黃褐瓷、長沙窯、越州窯等產品?？绾５拇善鞯挚沽孙L浪和顛簸，成為了文化傳播的使者。

宋元，海絲的?盛

中國南方在宋朝時全面崛起，經歷了東晉北人南遷、六朝江左政權的經營，錢镠的建設，再到南宋偏安一隅。既然北國被馬背民族霸占，便一心一意地開拓南方廣袤的海上世界。

從北宋咸平二年設杭州、明州（今寧波）市舶司開始，沿海開埠的港口越來越多，到南宋時， 共設有江陰、秀洲華亭、秀州邀浦、杭州、明州、溫州、泉州、廣州八個市舶司。

這些對外貿易機構中，以粵、閩、浙最為主要，合稱“三路市舶”。市舶管理在政府的統一安排下，更為嚴密細致。

日本東洋史學家藤田豐八先生將市舶司的職務歸納為五點：1.入港海舶的檢查與抽解（征稅）、貨物的保管運送，2.專賣品和其它洋貨的收買、出賣、保管、解送，3.貨船出港許可證的頒發和違禁品的取締，4.販賣許可證的頒發，5.外國商船和商人的招徠、迎送和“蕃坊”事務的管理。

元朝建立后，也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元世祖初定江南，便下令允許沿海地區商人出海貿易。宋元時代的開放政策，促使沿海的泉州一躍而成為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 泉南佛國” 在這一時期大放異彩。

泉州

泉州，是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筆下“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由泉州港輸出的絲織品被阿拉伯人稱為“zantuni”，即刺桐，故而泉州也被稱為刺桐城。

中國的很多官方文獻習慣用泉州作為基點， 計算同其它地區的距離、方位、日程——泉州儼然成為中國和世界相聯系的樞紐。

外國蕃客沿著晉江入城，從破腹溝到水門關口，再到岸上的市舶司報關。這些外來的商人帶來了象犀、玳瑁、珠璣、玻璃、瑪璐、香料、胡椒等商品，它們堆積在港口城南交易市場，“金青龍、銀聚寶”，不可勝數。

來往的人多了，聚居在城南一帶，形成“番人巷”，城內隨處可見“摸絲纏髻西洋客”“纏頭赤腳”的蕃商。

泉州城內聳立著佛教的開元寺、伊斯蘭教的清凈寺印度教的番佛寺、景教興明寺以及摩尼寺。不同信仰的人群在這里匯合，形成了獨特的城市景觀。

位于泉州南門外的市舶司遺址是我國唯一留存下來的古代海關遺址，殘存的石墻、瓦當和脊獸，記錄了往日海關內外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泉州灣北宋時期的六勝塔，是指引著商船的燈塔；連接了晉江和南安的洛陽橋，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跨海石橋；靈山的圣墓，訴說著伊斯蘭教的傳入史……

海洋貿易不僅留下了諸多的文物古跡，也形塑了一座城市的氣質。多元融合、開拓進取、底蘊濃厚，今日的泉州，是探訪海絲歷史不得不去的站點。

商港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的杭州，亦是當時貿易的中心地。唐觀貞年間，自波斯、埃及等地的商人在著名的“珠寶巷”“強教坊”買賣珠寶。杭州城的靈隱寺、法凈寺、鳳凰寺，是不同文化和人群在這里交匯的產物。

到南宋時，杭州的外貿達到頂峰，大量的絲綢和瓷器在這里被運往海外，據《咸淳臨安志》記載，南宋時，杭州的絲綢名冠天下， 越窯瓷器更是成為世界級“ 馳名商標”。茶葉外銷則集中于清代和民國時期，杭州龍井曾一度被貫以“最上等茶葉”的名號。

寧波，古稱明州，居中的地理位置使其兼顧對東北亞和東南亞的貿易。至唐晚期，明州港已躋身中國四大港口之列，北宋時在明州設置“來遠亭”、波斯館、高麗館等，負責招待外商。

今日城內的永豐庫遺址，是宋元時期是大型衙署倉儲區。這里出土了大量貿易陶瓷，他們來自各地的著名窯系，反映寧波作為重要集散地的突出地位。

2022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的溫州朔門古港遺址， 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又一個節點。商船航行于甌江， 從沿海進入龍泉地區，滿載著龍泉窯、甌窯瓷器，順江而下到甌江口換船出海。

沿著東南的海岸線，一座座城市依托著貿易而起。它們是對外開放的窗口，在歷史的長河里書寫著自己的故事。

商船

宋元時期海上貿易的繁榮，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發展。除了指南針被廣泛用于航海外， 作為航行的載體， 造船技術也有所突破。宋元當時的貨船，已經能夠使用轉軸，以調整帆的角度；水密隔艙技術已經十分成熟，人們用隔艙板把船艙分成互不相通的艙區，以保證船舶的抗沉性能，增加了遠航的安全性能。

泉州是當時最重要的造船基地，宋人呂頤浩記載：“海舟以福建為上，廣東船次之，溫、明船又次之?！彼驴脊虐l現的廣州“南海一號” 、泉州灣后渚港宋代海船、西沙群島“華光礁一號”都是“ 福船” 的代表作。明代鄭若曾《籌海圖編》載：“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口張，其尾樓高聳?！?/p>

其中泉州灣后渚古港宋代海船是目前世界上出土的最古老的木質海船， 這是一艘三桅遠洋商船，12道隔艙板將全船分成了13個艙，隔板與船殼用鐵鉤釘鉤聯在一起，并在兩旁裝置“肋骨”，以增加船體強度；多桅桿可以有效利用不同方向的海風， 提升船只的行進效率。

信仰

揚帆遠航的人，命運充滿了不確定性，沿海的人民不得不借助神靈的力量，祈求未知的旅程能夠順風順水。

隋開皇十四年，修建南海神廟，它本來是帝王祭拜海神的場所，到唐以后，商船出海前，會在此祭拜南海神，以祈求平安。

航行依托季風，季節性的風向帶來了洋流的變化，也決定了路途的方向和速度，故而風對于航行者來說是神圣的，泉州九日山的祈風石刻，便記載了地方官員祈風的儀式。

而更為著名的，莫過于廣泛流行于海洋人群中的媽祖信仰。在民間傳說中，媽祖本名林默，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出生于泉州莆田縣湄洲島東螺村。媽祖被神格化后，成為洶涌海濤中的神靈，能使臺風轉向，從而保祐船只平安。

出海的人將這種信仰帶到了各地，在整個東南亞沿海地帶， 形成了“ 媽祖文化圈”，為媽祖修建的“天后宮”，佇立在莆田、泉州、福州、廣州、南京、寧波等各個城市，甚至遠抵海外，成為遠航之人的精神寄托和文化紐帶。

從市舶到洋舶

清朝建立初期，將沿海居民內遷，“片板不許下?！?，后來局部開放了對外通商，在廣東、江蘇、浙江設置海關，但到1757年之后， 只保留了廣州一處對外通商， 設置“粵海關”，將經營國內貿易的“金絲行”和出口貿易的“洋貨行”區分開來，后者也被稱為“十三行”。

廣州從市舶時代來到了洋舶時代，登岸的不再是阿拉伯人而是歐洲人。占盡地利的廣州城向外輸送著自己的茶葉、生絲、廣彩、牙雕……

但是本質上來說，這一時期朝廷對于海外貿易持抑制的態度，清政府繼承了明代朝貢貿易的體系，因為懼怕自己的統治基礎受到威脅，將商船控制在最南方，并嚴格限制絲綢、茶葉等商品的出口。

故而這樣的“繁榮”也是極其脆弱的，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被迫打開國門，大陸失去了主體性，成為了海洋的附屬品。

洋舶時代的貿易，失去了往昔的榮光。中國的船只被遏制在海港里，無法掙脫岸的束縛，而航海應該是自由的，冒險、勇氣、征服、無拘束，在自主的貿易和交流中發展出的契約文化，它們是海洋的氣質，也是海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