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育的美好樣態

摘要：在新課程改革如火如荼的當下，《文心》里所提到一些問題依然存在于語文教學中。重讀語文教育史上的經典《文心》，有助于發現語文教育的美好樣態 ，即：語文教育的目的是更好地生活 ，語文教學的起點是兒童本位 ，語文學習要在真實情境中發生 ，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不只是語文教師的事。

關鍵詞 ：《文心》;生活教育 ;兒童本位 ;真實情境

學生時代曾經浮光掠影地讀過《文心》，當時覺得這部小說的故事不夠新奇曲折 ，自然沒留下深刻的印象。30年后 ，因為研讀語文教育史的需要 ，再次閱讀這本書 ，這才發現，當初我實在是辜負了作者的苦心。

《文心》是一部小說體裁的語文教育著作，由夏丏尊和葉圣陶共同創作。20世紀 30年代 ，中小學教師的薪水微薄 ，舉步維艱 ，教師很難專注于本職工作 ，導致基礎教育備受詬病。面對語文教育中的諸多問題 ，有著豐富教育經驗的兩位先生便萌生了與青年談讀寫的想法。借助做開明書店編輯的便利條件，他們約定在《中學生》雜志上以 “文心 ”為題講讀寫的故事 ，每期 2篇。從1933年1月至1934年6月，共寫就 32篇，1934年結集出版。至1949年 3月，已經印行 22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多家出版社也多次重新出版 ，說明本書深受廣大師生的歡迎。

1983年，在該書的再版后記中 ，葉圣陶之子葉至善先生曾說 ：“書里講的雖然是三十年代語文教學上的問題 ，現在看來還切合實用 ，因為有些根本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逼鋵?，即使在新課程改革如火如荼的當下，《文心》里所提到的一些問題依然存在于語文教學中。重讀《文心》，讓我對語文教育的美好樣態有了新的憧憬。

一、語文教育的目的是更好地生活

語文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在傳統語文教育中 ，“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根深蒂固。應該說 ，與世襲制度相比，通過讀書出人頭地、改變身份有其合理的價值。對于統治者來說 ，要想讓國家長治久安，就必須擁有治國安邦的人才 ，科舉也就應運而生。一千多年的科舉考試中 ，確實有一批卓越之士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但競爭所釀成的悲劇也同樣史不絕書。

封建社會中 ，讀書畢竟是少數人的 “事業”，為選拔人才投入的社會成本畢竟有限。在廢除科舉之后 ，教育逐步普及 ，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已經無法適應新的形勢。這時候 ，語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就是教育者必須重新思考的嚴肅課題。

在《文心》一書中 ，兩位先生借用書中的角色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王仰之先生看來 ，學習語文的最終目的在于 “整個生活的改進 ”。他說 ：“會考到底不是什么緊要的事 ，只要應付得過去 ，能夠及格，這就好了。緊要的還在于學習了各種科目，是否真能充實你們自己 ，是否隨時隨地可以受用。這是成功與失敗的標準 ，你們學習一切 ，都可用這個標準去考量自己 ，從而知道自己是成功還是失敗?！痹谕跸壬磥?，“學校里所以分設各種科目原為著教學的便利起見”，倘若只是因為學校里開設了語文課 ，因為要考試而去學習語文 ，那絕對是 “無益費精神的傻舉動 ”。

這樣的語文學習觀在書中隨處可見。在論及為什么要提筆作文的時候 ，王先生就表明了作文不是 “無所謂的玩意兒 ”，不是 “無中生有的文字把戲 ”，而是 “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同吃飯、說話、做工一樣 ，是生活本身 ， “而不是生活的點綴 ”。

對于有學生自命為文學家的現象 ，王先生不以為然。文學教育是語文教育的一部分，但語文教育絕不是為了培養文學家 ，學習語文是生活的需要。用王先生的話來說 ，“文學者固不必人人去做 ，然而文學者創作的態度卻是人人可以采取的 ”。這樣的認識中肯又實在。

科舉制廢除以后 ，很多人開始否定練字的作用 ，書中借慧修的父親的態度批評了這種錯誤的認識。當然 ，世殊時異 ，練字的目的、標準和方法都有很大的改變?！皬那暗娜司毩晫懽?，目的在獵取功名 ，或者在成為書家。他們的寫字和日常業務交涉較少 ;換一句說 ，就是和眼前的實際生活不發生多大的密切關系?！倍F代人因為生活和職業的原因，每天都需要執筆書寫 ，寫字成為實際生活的一部分 ，“迅速、正確、勻稱和合式 ”才是應持的標準。

學習語文并不是為了應付考試 ，而是為了幫助學生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問題 ，從而更好地生活。這些作為夏丏尊、葉圣陶兩位先生的語文學習觀 ，在此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都得到過進一步闡述 ：切“近不切近現代青年的現實生活 ，才是國文教學成功跟失敗的分界標?！盵1]

二、語文教學的起點是兒童本位

盧梭在《愛彌兒》中指出 ，不要把兒童看成是 “小大人 ”，他們具有獨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 ，有自己特有的想法、看法和感情。堅持兒童本位 ，也是夏丏尊、葉圣陶兩位先生共同的教育思想 ，這在《文心》這部著作中有著充分的體現。

《文心》是一本特意為兒童而寫的書 ，充分考慮到兒童的興趣和需要 ，他們選擇了小說這種兒童喜聞樂見的文體形式 ，把閱讀和寫作的各類知識融入故事中 ，讓學生在輕松的閱讀中理解并接受這些知識。

當時的學校教育還屬于初創時期 ，基本的教育原則尚未建立。就語文學習而言 ，“選材、練習 ，都歸成人做主 ，學童全居被動地位”[2]的現象比比皆是。在《文心》中，作者塑造了王仰之等一批教育者的形象。通過他們的言傳身教 ，我們看到夏丏尊、葉圣陶兩位先生追求的語文教育的起點。

“國文課是教師與學生的共同工作?？墒侵黧w究竟是學生 ，教師的實施方法無論如何精到 ，如果學生只還他個 ‘不動天君 ，也就難有很好的成績?！盵3]為了更好地引導學生 ，教師不僅要以身作則 ，做學生的示范 ，還要與學生建立平等民主、親密和諧的師生關系 ，充分激發學習的主動性。為此 ，在教學中 ，王先生始終堅持 “不憤不啟 ，不悱不發 ”的基本原則，時時處處給學生預留獨立思考的空間 ，只有在學生真正需要的時候才適時點撥。教授課文的時候 ，總是讓學生自己先解釋 ，有問題也是讓學生先嘗試解答 ，最后才是教師補充與發揮。指導學生為《抗日周刊》寫評論文字時，同樣不是直接傳授寫作方法 ，而是通過對閱讀對象、寫作主體的身份以及具體寫作內容的追問 ，循循善誘 ，讓學生在思考中尋求答案，最后才總結出 “從情與意的方面來說話 ”的一番道理。

在談到作文的內容和題目的時候 ，王先生告訴學生 ，在實際應用上 ，一篇文字的題目往往是完篇之后才取定的 ，題目的大部分作用在于便于稱說。出題原本是作文練習迫不得已的事情 ，但這并不表示我們可以胡亂為之，而應該從兒童的認知出發 ，盡可能選擇那些能引起他們 “意趣 ”的作文題 ，激發他們寫作的熱情 ，讓他們有話可說。

書中 ，《日記》一章的內容主要由樂華與父親滯留上海時的三篇日記組成。日記所以動人 ，就在于 “這次的經歷 ，在全中國人 ，在我，都值得記憶 ”，也就是說 ，這些文字寫出一代中國人心中的隱憂與傷痛。樂華之前一直有寫作敘事文的想法 ，但總是寫不出 ，就在于他沒有切己的生命體會。杜威曾經說過 ：“兒童生活在人際關系十分狹隘的世界里。除非事物密切地、明顯地涉及他自己的或者他的家庭和朋友的安樂 ，否則就很難進入到他的經驗里?！盵4]這是至理。

在家庭教育中 ，家長也能從兒童實際出發，適時指導?！缎⌒〉臅瘛芬徽轮?，周枚叔鼓勵孩子們要充分利用課外有限的時間多讀好書 ，提升自己的學習能力和人文素養。在與孩子們一起整理書籍的時候 ，指導他們按照字典、小說、詩詞集、經史子集等分門別類地擺放 ，以此初步了解書籍分類的基本知識。在指導孩子選擇課外書的時候 ，不僅顧及他們并不充裕的時間 ，還能根據他們的閱讀能力，精心選擇適合的讀物 ，指明切實可行的閱讀方法和進階之路。這種以兒童為本位 ，既119關注當下 ，又著眼于未來的做法 ，讓孩子們深受教益 ，也令我們深受啟發。

三、語文學習要在真實情境中發生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 （2017年版?2020年修訂 ）》指出 ：“真實、富有意義的語文實踐活動情境是學生語文學科核心素養形成、發展和表現的載體?！盵5]在《文心》中，教育者不僅善于創設有意義的語文學習情境 ，更重要的是把生活融入語文學習中 ，在真實的情境中展開教育教學。

“九一八事變 ”發生之后 ，當局的退讓使得民情激憤。第一中學的各項教育活動都重新做了部署 ，學科教學的內容也有了相應的調整 ，各學科都改授與抗日有關的教材。沈先生于算術科的應用問題中用飛機速率、軍艦噸數、食糧分配等做題材。張先生教地理 ，所講的是東北的地勢 ;李先生教歷史 ，所講的是歷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情形。校長黃先生、教務主任陳先生從前都曾留學日本 ，熟悉日本的一切 ，每星期給學生講一次日本的國情。

教國學的王仰之先生自然也不例外 ，選授的內容都是與抗日有關的文字 ，對學生參與的有關抗戰的活動也格外熱心。學生寫作《抗日周刊》評論欄的文字 ，引出了王先生關于知、情、意的一段論述。在此基礎上 ，他結合抗戰情緒高漲的形勢 ，指導學生抗戰宣傳文字的做法 ，鼓勵學生從情、意兩方面著力 ，?以“熱烈的感情激動大眾 ，以堅強的意志鼓勵大眾 ，叫大眾也起來和我們一起抗日 ”。

《戲劇》一章中 ，學生借助研究性學習 ，不僅初步了解古今中外戲劇的類型和歷史嬗變，更重要的是以剛剛發生的 “一 ·二八戰役”為題材 ，根據自己對戲劇的理解 ，編寫場次、人物和舞臺背景 ，創作出適合表演的戲劇腳本。這樣在真實情境中開展的實踐活動既有意思也有意義 ，大大提升了他們學習的興趣和愛國的熱情。

傳播甚廣的《中學生雜志》也結合現實生活，開設 “文章病院 ”專欄 ，具體分析了報刊上的著作序言、政府文件和公告等實用性文字的錯誤 ，讓學生在真實的生活中學語文。王先生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 ，讓他們在研究性學習的基礎上自己總結出 “用詞、用語不當，意義的欠缺和累贅 ，意義不連貫 ”等三類常見毛病。

除此之外，《文心》中學生獲取知識的渠道和場所豐富多樣 ，課堂之外 ，語文學習的隨時隨地發生 ：畫室、庭院、郊外、古寺皆是學習的場域。學習形式多樣 ，舉凡中學生經歷的信件往來、辯論演講、戲劇表演、家庭熏陶等 ，都是學習的好時機。

教育者在傳授知識的時候 ，也特別注重情境對學生的啟發作用。樂華和大文不理解魯迅的《秋夜》，周枚叔就指導他們融入真正的 “秋夜 ”中 ，用所經歷的真實情境去理解文章 ，體會 “外面的經驗 ”和 “內部的經驗 ”的區別。假期郊游 ，周枚叔結合《小石潭記》和《敕勒歌》，引領孩子們一起去感受古人觀察的精密和描寫的適切 ，告訴他們 ，“描寫 ”比 “記敘 ”更具感染力。這種時時處處的寫作指點是課堂教學的有益補充 ，大大提高了孩子們對自然和文學的感受力。這種將語文學習融入生活情境的做法值得借鑒。

四、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不只是語文教師的事

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語文素養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意義 ，但具體到提升學生語文素養的行動上 ，家長認為這是學校的事 ，學校認為這是語文教師的事。一個不成文的共識是：“讀寫 ”是語文教師的活。實際上 ，對于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來說 ，與學生緊密相關的每個人都是第一責任人 ，包括家長和語文學科之外的教師。

蘇霍姆林斯基說過 ：“每個教師不管他教哪門課 ，都應當是一個語文教師?！盵6]語言是最重要的教育工具 ，是任何東西都無法取代的。借助語言這個武器 ，學生就能感受到萬物之美 ，美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語言進入了學生的心靈。

《文心》中的 H市第一中學是春暉中學的縮影 ，但比春暉中學更為理想和純粹。這些教師不僅在自己的學科領域造詣深厚 ，更重要的是 ，他們都精通文藝、善于表達 ，能融會貫通地講授所任學科的內容 ，擅用語文學科知識來解釋各自學科的特點。圖畫教師李先生借油畫《母親》的創作 ，詳細闡述了創作的基本歷程 ，并結合寫作對 “應用之作 ”習“作”和“創作 ”做了具體深入的分析。在他看來，繪畫和寫作的方式不同 ，但無一例外要在 “習作 ”上下功夫 ———“真正的畫家 ，終身在寫生上用功 ，真正的文學家 ，雖至頭白亦手不釋卷，尋求文章的秘奧。教”英文的張先生不僅在自己的學科教學中注重中外語言的比較 ，有著一字不肯放過的嚴謹 ，還能指導學生正確區分小說與敘事文 ，他說 ：敘“事文好比照相，只須把景物照在上面就完事了 ;小說卻是繪畫 ，畫面上的一切全由畫家的意識、情感支配著的?！边@種恰當的比喻讓我們領略到學科融合的勝境。

令人稱嘆的地方還在于 ，這些教師雖然每個人都學有專長 ，但絕無文人相輕的陋習，他們都能拋開門戶之見 ，做到相互勉勵 ，坦誠與共。整個校園里也因此彌漫著一種從容、和樂、溫馨的氣氛 ，成為真正的教育烏托邦。

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長中同樣不可或缺。教育目標的一致 ，讓學校和家庭形成協同合作的雙向奔赴 ，促進孩子的迅速成長。在《文心》中，作者重點塑造了周枚叔這一家長的形象。

周枚叔原本也是教師 ，是國文教師王仰之先生的好友 ，在語文教育上有很多深刻獨到的見解。孩子們剛入初中時 ，國文的繁難讓他們心生畏懼 ，周枚叔適時點撥 ，讓學生放下了心理的包袱。通過《登泰山記》和《秋夜》兩篇經典文章 ，與學生一起洞察寫作的奧秘。

此外 ，在假期的郊游中 ，周枚叔引領學生一起去感受古人觀察的精密和描寫的適切 ，告訴他們 “描寫 ”的重要性。在詩歌鑒賞方面，注重培養學生健康的詩歌趣味 ，引導他們關注火熱的現實生活。在寫作上 ，他反對那種從書本中學作文的方式 ，把學生眼光引到書本之外 ，讀讀沒有字的書 ，在 “森羅萬象的事物上獲得新的觸發 ”。這樣的見解徹底改變了周樂華學習的態度 ，令他覺得眼前的一切東西都充滿著無限的內容 ，等待自己的發掘，學習的天地一下子就打開了。以此觀之 ，時時處處皆素養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絕非語文教師一人之責。

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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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賢友 ，江蘇省南京市天印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