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適度區間與突破路徑

楊仁發 鄭媛媛

摘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破解保護與發展突出矛盾，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新進步的必然選擇。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國地級市面板數據，理論分析并實證檢驗制造業服務化對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非線性影響，并進一步探討突破非線性關系、實現制造業服務化節能效應的路徑選擇。研究結果表明，制造業服務化與能源利用效率呈倒“U”型關系，制造業服務化在適度區間內顯著推動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提高環境規制強度和城市創新能力是助推制造業服務化突破“適度區間”，實現制造業服務化轉型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雙贏局面的有效路徑。因此，在推進城市服務化轉型過程中，一要聚焦制造業服務化的質量，提高生產性服務投入，提高城市創新能力，優化服務投入結構，二要進一步加大環境規制強度，設立合理的地方環保支出并進行有效監管。

關鍵詞：制造業服務化；能源利用效率；倒“U”型關系：突破路徑

中圖分類號：F4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23）03-0039-10

收稿日期：2022-08-09

作者簡介：楊仁發（1977-），男，江西贛州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產業經濟與區域經濟；鄭媛媛（1995-），女，安徽合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一般項目“中國數字經濟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研究”，項目編號：21FJYB045；安徽省教育廳課題研究生科研項目“服務型制造‘穩就業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項目編號：YJS20210062；安徽省高校學科（專業）拔尖人才學術資助項目，項目編號：gxbjZD2022002。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中提出：“積極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低能耗的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途徑之一是能源從低效率工業部門流向高效率的服務業部門［1］。這是因為與實物要素相比，服務要素的清潔屬性能夠產生“生態效率”，而制造業服務化能夠提升投入端和產出端服務要素的占比，實現“經濟—環境”的雙贏。但也有文獻研究表明長期以來我國服務業發展中的能耗問題被忽略，我國服務業發展也并非綠色［2］?，F階段我國制造業服務化轉型是否能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伴隨服務業擴張，對服務化引發的產業空心化和不成熟的去工業化的擔憂隨之而來，發展中國家過度發展服務業會使得經濟失去支撐，從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3］，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也成為夯實本國實體經濟的重要抓手。制造業是經濟增長中的“基石”和“引擎”，“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是我國在服務化趨勢下的重要準則。制造業服務化轉型并非程度越深越好［4］，制造業服務化節能效應的發揮是否也存在“適度區間”？

面對日益尖銳的能源環境矛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擺脫資源環境約束的重要手段之一，學術界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做出諸多探討。其一是能源利用效率的測算及比較問題，Miketa和Mulder（2005）［5］測算對比56個國家的能源生產率后發現，各國間絕對能源生產率水平的差異逐漸縮小。鄒艷芬（2013）［6］構建涵蓋企業、居民和政府三個消費群體的指標體系來測算各國能源利用效率，對比后得出我國能源利用效率整體偏低的結論。深入分析我國行業或企業的能源利用效率后發現，部分超大企業和重點能耗產品的產品能耗強度的降低甚至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同行業的企業間能源利用效率差距過大是導致整體水平偏低的原因［7］。其二是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因素和提升路徑，學者基于產業集聚、對外貿易、技術進步、規制政策［8-11］等方面，探討經濟發展中諸多因素對我國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并對提升我國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提出可行路徑。

諸多研究均證實產業結構調整可以影響能源利用效率，但二者間的關系如何尚無定論。部分學者實證研究二、三產業占比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后發現，以“退二進三”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能夠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工業化進程的不同階段產業結構也呈現不同特征，產業結構與能源利用效率間也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且產業結構調整質量對提升能源效率更加重要［12］。雖然產業結構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并不明確，但學者們均提出以簡單的“騰籠換鳥”來推動服務業發展的產業結構調整是不可取的。制造業服務化作為服務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一方面通過附著在產品中的服務實現價值共創，替代了原本能源投入實現的價值增值部分，實現清潔生產［13］，另一方面高端服務要素所具備的知識密集型屬性，能夠催生技術進步來推動能源效率的提升［14］。Rothenberg（2007）［15］通過對部分制造業企業服務化轉型案例進行分析，發現在成本和政策法規驅動下企業以服務取代產品，通過提供系列服務延長產品使用周期、減少傳統產品使用，實現企業的環境效益。Zhang等（2022）［16］實證檢驗美國制造業上市企業服務化對環境績效的影響，發現制造業服務化顯著推動企業的環境績效，并且企業的吸收能力和人力資本產出效率發揮著正向的調節作用。進一步聚焦到制造業服務化的節能減排效應，祝樹金等（2020）［17］實證檢驗發現我國制造業服務化有利于推動能源強度的降低，機制分析表明技術創新和要素結構優化發揮正的中介效應。黃玉霞和謝建國（2019）［18］基于碳減排視角，發現制造業服務化通過生產效率提高效應、能源要素替代效應和結構優化效應三條渠道顯著降低碳排放強度。

總的來看，目前已有研究多側重于探討制造業服務化的經濟效應，而關注制造業服務化能否改善資源消耗或環境污染的文獻較少?；诖?，本文通過構建城市面板數據，實證檢驗制造業服務化對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幾點貢獻：（1）創新性從城市層面探討制造業服務化與能源利用效率的相關關系，理論層面深入探討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可能存在的非線性影響，并進行實證檢驗。（2）從環境規制、政府環保支出及城市創新能力提升三方面對制造業服務化與能源利用效率間“適度區間”的突破路徑選擇進行探討。（3）我國城市發展與能源使用情況存在差異，城市層面區分城市區位、能源消耗水平和資源稟賦情況，行業層面將制造業劃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將服務業劃分為生產性服務業和其他服務業，細致探究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異質性問題。

二、理論分析

制造業服務化過程中服務要素投入制造業生產，能夠推動制造業技術進步、價值鏈升級和資源配置優化，從而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當制造業服務化超過“適度區間”，過度服務化扭曲要素配置造成效率損失以及服務化引發的規模擴張帶來的能源回彈等均將不利于能源效率提升。另外，城市發展特征、制造業服務化轉型質量存在區別，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也存在差異。

（一）基礎性研究假說

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效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技術進步效應。制造業服務化的重要特征是服務要素（尤其是高端的生產性服務要素）增加到生產投入中，高端服務要素所蘊含的高質量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19］。企業基于降低生產成本或獲得環保特性從而提高產品差異化等出發點投資節能技術開發，獲得環境效益，推動能源利用效率。價值鏈升級效應。服務能夠創造更多價值增值，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會向價值鏈兩端延伸，從簡單的加工裝配、貼牌生產模式向提供研發、咨詢等的“產品+服務”模式轉變，有利于推動價值鏈升級從而避免成為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同時我國也會傾向將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大的產業進行轉移，推動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通過出口產品及配套服務，能夠樹立自主研發優勢，破解發達國家的“低端鎖定”，實現價值鏈升級，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資源配置優化效應。制造業服務化通過將技術、信息等高級生產要素投入生產過程，推動各類要素“內部化”動態匹配獲取競爭力，節約企業的生產成本，規避部分信息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推動資源配置的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有效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使得同樣的能源消耗獲得更多產出，資源由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流動，最終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20］。

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也存在不利影響。當企業過度服務化時，競爭成本和調整成本的增加會對抑制技術創新［21］。制造業企業核心戰略向服務環節的過度傾斜，會導致企業產品和服務的脫節，追求“大而全”的服務業務拓展也會分化企業資源，最終降低企業效益，抑制企業創新投入。生產過程中存在一個使得資源配置效率達到最優的比例水平，當服務要素投入過度，服務要素和生產要素匹配難以同時達到規模經濟，反而會降低生產效率，對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產生不利影響。能源回彈效應也是造成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產生的不利影響的原因，制造業服務化催生的綠色創新可能會引起產品或企業能源消耗的降低和能源效率的提升，但從社會整體來看，技術進步會提高生產率從而通過產品成本減少引起價格的下降，增加產品需求，推動企業擴大生產，最終引發能源消費總量的增加，降低能源利用效率?；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1：制造業服務化與城市能源利用效率間呈現非線性關系。

（二）拓展性研究假說

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情況、發展模式不同，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也存在差別。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東部地區憑借良好的區位條件和創新基礎，率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大力推動現代服務業發展，依托數字化技術的深度應用，實現了制造業服務化的快速發展，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優化推動了能源消耗與經濟發展的“脫鉤”，已經走上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因此制造業服務化對東部地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影響甚微［22］。與之相反的是，早期中西部地區為了快速實現經濟發展往往降低環境標準以吸引投資和承接高污染、高耗能產業，從而造成環境福利的損失和能源粗放式消耗。中西部地區發展制造業服務化，能夠推動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激發技術創新，有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中西部地區目前產業結構較單一，產業發展仍需依靠勞動、資本和資源投入，未實現創新驅動，若一味追求制造業服務化轉型反而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下降，最終不利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從能耗水平和資源豐裕度來看，資源型城市依賴礦產資源的開采和加工，產業體系中傳統產業比重偏高，服務業發展滯后，經濟結構性矛盾并未得到解決，資源型城市通過制造業服務化是破解“資源詛咒”的途徑，但與非資源型城市相比，資源型城市能源利用效率普遍不高，制造業服務化更能推動資源型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2：城市制造業服務化發展水平、能源消耗水平不同，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也存在差異。

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對能源需求不同，技術水平也不同，因此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也存在差異。從制造業要素密集度異質性來看，知識密集型制造業采用創新驅動的生產模式，生產實現集約化，能源利用效率最高。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生產過程中以勞動要素為主導，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包括重化工業、冶金和礦采選業，是傳統的高耗能、高排放產業，嚴重依賴資源的投入，能源利用效率最低，不同要素密度制造業進行服務化轉型，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也存在差別。從服務業要素密集度異質性來看，高質量的服務投入具有更高質量的價值增值和附加值創造能力，能夠推動生產率的提升。生產性服務業作為中間投入行業，其具有的知識密集、低能耗、高產出的特征，成為“穩增長”和“促減排”的重要突破口，生產性服務業通過將研發、設計等服務要素嵌入到工業生產中，推動發展模式從依賴資源投入的粗放型發展向依賴知識、技術和信息的集約型發展轉變，推動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但制造業企業若生產中出于獲取經營收益的目的過度投入對生活性服務業等其他要素投入，開展過多非核心業務形成“大而全”的發展模式，反而擠占企業研發資金、造成資源錯配，從而拉低能源利用效率?；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3：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業和服務業存在差異，服務化轉型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也不同。

三、研究設計

（一）典型事實

下圖匯報了2007年、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中國地級市能源利用效率核密度的動態變化，2007和2010年核密度圖呈現明顯的“雙峰”分布，說明城市間能源利用效率差距較大，部分城市的能源強度過高?！笆晃濉逼陂g，我國加強節能減排工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及《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對節能減排工作提出約束性指標，推動高耗能城市的能源強度的降低及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2010年偏右的高能源強度峰值開始回落?！笆濉逼陂g，我國對節能減排力度進一步加大，出臺《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指導文件，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發展規模和速度，制定《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來鼓勵淘汰落后產能，制定《萬家企業節能低碳行動實施方案》，對重點用能單位進行監控管理，力求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2010年后，核密度圖逐漸轉換為偏左的“單峰”分布，城市間能源利用效率差距逐漸縮小，高能耗城市能源強度進一步降低?！笆濉逼陂g，我國繼續推進節能減排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強調“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對今后節能減排工作提出更多要求?！笆晃濉币詠?，我國逐漸建立起一套系統的節能減排政策體系，節能減排工作取得不菲成績，2007—2019年，核密度曲線峰值不斷左移，表明地級市整體能源利用效率持續提升，且城市間差距進一步縮小。

圖能源利用效率變化趨勢

（二）模型構建

基于前文理論綜述和典型事實分析，本文選取2007-2019年276個地級市的相關數據實證檢驗制造業服務化對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為驗證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非線性影響，加入制造業服務化的二次項，計量模型設計如下：

engeffit=α0+α1servit+α2serv2it+θΧit+γyear+γcity+εit（1）

其中，?engeffit為城市i在時間t的能源利用效率，?servit為城市i在時間t的制造業服務化程度，X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產業結構（isit）、經濟發展水平（pgdpit）及其平方項（pgdp2it）、城市規模（scaleit）、新型基礎設施水平（trafit）和工資水平（wageit），γcity和γyear為城市和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誤差項。

（三）指標選擇和數據來源

1能源利用效率（engeff）：諸多研究表明地區能源消費總量與燈光總量存在相關關系［23］，借鑒史丹和李少林（2020）的做法［11］，以各城市夜間燈光總量（DN）進行賦權將各省能源消費總量分解到各地級市，采用地級市能源消費總量與實際GDP的比值來衡量，單位為噸標準煤/萬元，該值越大說明能源利用效率越低，越小說明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計算公式如下：

energyct=energypt/DNct（2）

engeffct=energyct/GDPct（3）

2制造業服務化（serv）：從服務要素投入視角入手，采用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國區域投入產出表中的制造業對服務業的完全消耗系數計算出P?。ㄗ灾螀^、直轄市）的制造業服務化程度，如公式（4）：

servpij=apij+∑nk=1apikapkj+∑ns=1∑nk=1apisapskapkj+……（4）

其中式（4）第一項為P省制造業j對服務業i直接消耗量，第二項和第三項分別表示對第一輪和第二輪的間接消耗，其后依此類推。在計算各省制造業服務化程度的基礎上，本文參考羅軍（2020）［24］的做法，將各省制造業服務化程度按照城市c第二產業增加值與GDP的比值分解到地級市，得到地級市制造業服務化程度，如公式（5）：

servcij=servpij×outci/GDPc（5）

3控制變量：（1）產業結構（is）。工業是能源消費的主要產業，第二產業占比越少，能源利用效率越高，采用城市第二產業增加值與GDP比值的對數來衡量。（2）經濟發展水平（pgdp）。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消費偏好越傾向于節能環保，考慮到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本文加入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平方項，采用人均GDP的對數值來衡量。（3）城市規模（scale）。能源作為城市發展的必需要素投入，城市規模的擴大有利于產生集聚經濟效應，推動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采用城市常住人口的對數值來衡量。（4）新型基礎設施水平（traf）。新型基礎設施的完善能夠產生溢出效應，推動各類要素效率提高，采用城市人均年末擁有電話數來衡量。（5）工資水平（wage）。工資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產生成本效應不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但也會激發結構提升效應，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采用城市職工平均工資來衡量。

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和連續性，本文最終選擇2007—2019年276個城市作為研究樣本，西藏自治區、臺灣地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不納入分析范圍，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2007年、2012年、2015年、2017年各?。ㄊ?、自治區）投入產出表，部分缺漏值采用插值法和移動平均法進行補齊。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首先通過Hausman檢驗判定所用模型是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根據模型可知，Hausman檢驗量為18284，在1%的顯著性下拒絕原假設，說明存在固定效應，因此本文選用固定效應模型來檢驗制造業服務化對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

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的存在，本文依次將控制變量加入回歸，所得結果如表1所示，制造業服務化一次項系數為-29966，二次項系數為45044，且均在1%的顯著系水平上顯著，表明制造業服務化與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假說H1得以驗證。當城市開始制造業服務化轉型，一方面具有清潔性和知識密集性的服務要素嵌入生產，激發技術創新改進生產方式，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生產率，推動價值鏈地位攀升以環境友好、高技術復雜度產品嵌入價值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制造業服務化通過發展維修、維護、回收、環保技術開發等業務，在整個產品周期內提供更有效的設計、更長的使用壽命，從而減少能源消耗。當制造業服務化程度超過“適度區間”，企業開展服務化所造成的成本提升使得企業陷入“服務化困境”，企業經營收益下降會擠占企業節能減排資金。企業通過發展服務業務形成比較優勢從而擴大生產規模，生產擴大進一步推動能源使用，降低能源利用效率。

從控制變量來看，工業是消耗能源的主要部門，因此第二產業占比越高，越不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人均收入水平一次項為負，二次項為正，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與能源利用效率之間也存在倒“U”型關系，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不斷提高，能源消耗逐漸減少，但當經濟發展達到拐點，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可能出現“復鉤”，目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還遠未達到拐點，經濟發展仍顯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城市規模和新型基礎設施水平顯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但工資水平的上升對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發揮不利影響。

（二）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

為避免其他因素引發的內生性問題，文章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穩健性和內生性檢驗：

其一是更換制造業服務化衡量方式，采用各市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數作權重，重新衡量各市制造業服務化水平，回歸結果如表2列（1）所示，制造業服務化與能源利用效率仍呈現顯著的倒“U”型關系，本文主要結論仍成立。其二是剔除政策影響，“節能減排”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政府也出臺多項規章制度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因此在考察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時，要剔除相關政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參考史丹和李少林（2020）［11］的做法，剔除2009年、2010年和2013年推行的《關于開展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范推廣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入選的三批共26個試點城市，剔除節能減排財政政策綜合示范以來入選的三批共30個試點城市，回歸結果如列（2）所示，制造業服務化與能源利用效率仍呈現顯著的倒“U”型關系，本文結論依舊成立。

其三是工具變量法，由于存在一些不可觀測因素的原因導致遺漏變量造成回歸結果的不準確，制造業服務化轉型也可能是因為能源價格沖擊或受能源利用效率影響而產生反向因果造成內生性問題，本文構建兩階段最小二乘法模型，采用制造業服務化滯后一期為工具變量進行回歸，如列（3）所示，F值大于10表明工具變量的選擇是合理的，制造業服務化與能源利用效率之間仍是顯著的倒“U”型關系，本文基本結論得證。其四是制造業服務化滯后一期，考慮到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時滯，因此本文考察制造業服務化滯后一期對當期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回歸結果如列（4）所示，制造業服務化與能源利用效率間仍顯著為倒“U”型關系，本文主要結論依舊成立。

（三）拓展性分析：突破路徑選擇

由基準回歸結果看出，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為非線性的倒“U”型關系，當制造業服務化程度不斷提高跨越適度區間，制造業服務化會抑制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陷入“服務化—能源困境”之中。制造業服務化順應全球制造業分工深度重塑，培育新發展動能，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手段，繼續推動制造業服務化創新發展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確選擇，因此必須突破“服務化—能源困境”，實現制造業服務化發展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雙贏。

能源資源的稀缺性和環境問題的外部性是導致能源利用低效率的原因，政府通過“看得見的手”進行調節是解決能源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企業開展服務化的首要動機是獲得更多收益，因此節能目標往往不被重視，而政府行為能夠起到有效的調節作用。政府對城市節能減排管理主要可以分為政府規制和環保支出。環境規制是政府推動節能減排的首選工具，環境污染必然伴隨能源消耗，政府通過增加企業污染排污成本，推動企業轉變生產方式，提高生產效率。通過環境規制設立準入門檻，使得高耗能產品退出市場從而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企業。高環境規則會迫使高耗能產業從環境成本高的國家或地區轉移，從而避免成為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環境規制也是應對能源回彈效應的有效手段，環境規制使得企業將節能減排約束納入生產函數中，糾正企業資源錯配，主動進行環保升級改造，推動非能源要素和清潔能源替代能源要素，抑制因服務化創新引起的需求增加導致能源消耗的增長。

企業的節能減排成本會擠占生產成本降低企業收益，企業進行節能環保的意愿難以調動，導致服務化和能源利用效率不能實現良性互動，對企業發放節能減排補貼是重要的解決手段。財政環保支出是推動企業擴大節能減排投資規模的重要推動力，政府通過對進行節能環保等綠色領域投資的企業進行財政補貼的傾斜，彌補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造成的生產成本的減少，解決企業因綠色技術創新外溢產生的外部性而不愿進行綠色投資的顧慮，幫助企業克服市場融資不足造成的資金瓶頸，推動企業在服務化過程中進行更多的節能減排投資。政府環保補助對企業綠色創新也存在擠出效應，企業可能會為迎合政府的環保要求進行非意愿的環保投資，甚至在政府支配下進行資源配置。政府的綠色補貼會擠出企業綠色投資，且補貼資金的使用難以監管，會造成綠色投資的無效率［25］。

城市創新能力也能在服務化影響能源利用效率中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創新能力是制造業企業開展服務化的支撐，創新主導型產業更具有服務化的優勢和動力，其產品的集成能力強、復雜度高，更能夠搭載各類增值服務，足夠的自主創新能力能夠更好消化轉化嵌入的各類知識密集的服務要素，提高產品質量和性能，增強企業競爭力，成功實現服務化轉型。當企業服務化逐漸向研發設計等高端環節攀升，綠色技術進步引發生產技術的改進更加困難，創新能力提升能夠有效突破服務化過程中的綠色創新瓶頸，推動能源利用效率的進一步提高。

基于此，本文進一步探究環境規制、環保補貼和創新驅動三條路徑下，能否突破“服務化—能源困境”，實現制造業服務化的“經濟—環境”雙贏。變量衡量如下：（1）環境規制（er）參考葉琴等（2018）［26］的做法，利用城市污染物排放強度來衡量。（2）環保支出（expe）參考徐瑛等（2021）［27］的做法，以城市財政支出與所在?。ㄊ?、直轄區）財政支出的比重為權重，與各省節能環保支出乘積來衡量。（3）創新能力（cre）參考蔣殿春等（2021）［28］的做法，利用城市發明專利的數量來衡量。將交互項嵌入基準模型中進行檢驗，模型設定如下：

energyit=α0+α1servit+α2serv2it+α3Mit+α4Mit×servit+α5Mit×serv2it+θΧit+γyear+γcity+εit?（6）

其中Mit為環境規制（er）、環保支出（expe）和城市創新（cre），其余變量設定與上文一致。主要關注交互項系數α4和α5的顯著性。

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環境規制與制造業服務化二次項交乘不顯著，環境規制存在線性調節作用，環境規制與制造業服務化的交互項系數為-10860，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即在環境規制約束下，制造業服務化能夠顯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彰顯出政府規制在服務化影響能源利用效率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前期因服務化而引發的技術進步、生產、管理改進的節能效應被釋放，產業規模擴大就會引發能源消耗的進一步擴大，但環境規制約束企業在服務化程度進一步擴大中避免引起能源回彈，政府監管讓企業將節能減排納入企業生產函數，糾正資源錯配，存在的環境成本也會推動企業加大綠色研發，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環保支出與制造業服務化交乘項一次項系數為00713，二次項系數為-00646，且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當政府環保支出超過一定閾值后，制造業服務化能夠顯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當環保支出較小無法激勵企業更換生產設備、加大綠色研發，但環保支出會擠出企業綠色投資，因此服務化無法推動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當環保支出達到一定規模，環保支出會彌補企業綠色技術進步的外部性，資金的傾斜會鼓勵服務化企業開展環保服務，進行綠色研發。城市創新與制造業服務化二次項交乘不顯著，城市創新存在線性調節作用，交互性系數為-31112，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城市創新能力增強下服務化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城市創新能力決定著服務要素投入質量，當城市創新能力不強時制造業服務化更多開展的是運輸、銷售等低端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很小，當城市創新能力提高，研發設計等高端服務要素投入替代能源要素，最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政府加強環境規制，提高城市創新能力是突破“服務化—能源困境”，助推制造業服務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路徑。

（四）異質性檢驗

1區域異質性

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存在差異，因此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也存在不同，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將樣本分為東部和中西部，按照能源消耗情況，逐年計算單位GDP能耗的均值，高于均值的歸為高消耗城市，低于均值的歸為低消耗城市。按照不同地區產業發展對能源的依賴程度，依照《關于印發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的判定，將樣本分為資源型城市和非資源型城市，所得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從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來看，制造業服務化對東部地區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并不顯著，主要是東部地區在發展初期已經通過將高污染、高耗能產業轉移或升級實現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通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已經形成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因此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不顯著。制造業服務化對中西部地區能源利用效率呈顯著的倒“U”型關系，制造業服務化在一定“適度區間”內能夠推動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分能耗水平來看，制造業服務化對高能耗地區和低能耗地區的能源利用效率均呈現非線性的倒“U”型關系，但與低能耗地區相比，高耗能地區拐點更偏右，可能是因為高耗能地區囿于能源利用效率低，制造業服務化所推動的產業升級，服務化引領技術創新催生的綠色技術進步效應、資源配置優化效應等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積極效應更需要持續釋放，才能夠更好提升高耗能地區能源利用效率，實現節能減排。同樣的，制造業服務化對資源型城市和非資源型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也呈現倒“U”型關系，且資源型城市的拐點要偏右，資源型城市能源消費結構單一、要素稟賦結構扭曲，制造業服務化能夠改變以高污染、高耗能的第二產業為主導產業的產業結構使資源型城市實現節能減排，與非資源型城市而言，制造業服務化對資源型城市的邊際作用更高，作用效果更好，假說H2得以驗證。

2行業異質性

制造業不同行業對能源需求存在差別，且制造業不同行業服務化效果也大相徑庭，按照制造業行業要素密集程度，將制造業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三類。生產性服務業由于具有高知識性、高人力資本性，是承載技術進步，推動產業升級的重要要素，將服務業分為生產性服務業和其他服務業兩類。對不同要素密度制造業服務化與能源利用效率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模型（1）、（2）、（3）是分制造業要素密集度的回歸結果，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和知識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呈現顯著的倒“U”型，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不顯著，主要是因為資本與能源是互補關系的，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早期在“GDP增長錦標賽”的競爭模式下，地方政府更偏好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根據國務院出臺的《高耗能行業重點領域能效標桿水平和基準水平（2021）》中對高耗能行業的界定中，高耗能產業絕大部分屬于資本密集型產業，能源利用效率低，因此制造業服務化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效應的影響并未顯現。模型（4）、（5）是分服務要素投入的回歸結果，生產性服務投入下制造業服務化顯著推動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生產性服務業通過將大量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引入制造業，推動制造業生產效率，激發企業綠色技術進步，推動制造業從依賴資源投入到依賴技術創新的發展模式轉變，有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其他服務業投入下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也為倒“U”型，當服務化超過拐點反而會抑制能源利用效率，是因為制造業企業過多發展消費型服務業務或生產性服務業務會偏離企業核心戰略，不利于企業資源的有效配置，造成能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假說H3得以驗證。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中國省級投入產出表測算城市制造業服務化程度，構建2007-2019年地級市面板數據，實證檢驗制造業服務化對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主要結論有：（1）制造業服務化對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存在倒“U”型關系，當制造業服務化在適度區間內能夠顯著推動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當制造業服務化進一步擴大超過拐點后，制造業服務化不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2）提高環境規制、提升城市創新能力是制造業服務化突破“適度區間”，顯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有效路徑。（3）從城市異質性來看，東部地區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影響不顯著，中西部地區制造業服務化與能源利用效率間呈倒“U”型影響。高能耗城市與資源型城市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影響的拐點更右。（4）從要素異質性來看，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對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不顯著，生產性服務投入型制造業服務化顯著促進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谝陨辖Y論，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啟示：

第一，深入推進制造業服務化，尤其是加快推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的深度融合，發揮制造業服務化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效應，實現經濟綠色可持續發展。繼續推動服務型制造示范企業、項目、平臺和城市的遴選工作，發揮引領示范作用，對開展服務業務的企業進行稅收減免、設立專項資金等資金支持，推動制造業企業根據自身發展情況和發展戰略進行服務化轉型。支持企業向價值鏈上下游延伸，推動制造業服務化模式創新，抓住數字化發展契機，著力發展定制化服務、工業設計服務、節能環保服務等服務業務。鼓勵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和集聚，將更多的生產性服務要素投入生產過程中，替代能源資源要素，推動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第二，精準把控各行業、各地區制造業服務化的程度和方向，重點提升高耗能產業和高耗能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制造業服務化并不意味著程度越高越好，完全的“去工業化”和“空心化”是不可取的，各地區、各行業應該根據自身發展進行適度的服務化轉型，東部制造業服務化轉型已經達到一定水平，因此東部地區要追求制造業服務化轉型的質量，即增加高知識性的生產性服務業要素的投入知識密集型產業，中西部地區和資源型城市要以制造業服務化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方向，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加快中西部地區和資源型城市高消耗、高污染企業轉型、關?；蜻w移，加大綠色技術研發力度，推動中西部地區和資源型城市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發揮政策合力，加大環境規制力度，設置適度的節能環保支出，增強城市創新能力，實現城市服務化轉型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雙贏”。發展和保護存在矛盾，能源資源存在外部性等賦予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問題以復雜性，制造業服務化存在適度問題，不能單純依靠制造業服務化推動能源利用效率，要提高環境規制力度，加強對企業節能減排的監管，增加企業耗能排污成本，激勵企業以服務要素替代能源要素，加強對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而造成的能源回彈的管控。政府向企業撥付一定的節能環保補助，推動企業加大節能環保技術開發和投資力度，加快綠色環保技術的溢出［29］。進一步增強城市創新能力，為制造業服務化夯實產業基礎，助推高技術服務業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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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Manufacturing?Servitization?on?Energy?Efficiency：?Moderate?Range

and?Breakthrough?Path

YANG?Ren-faa，b，ZHENG?Yuan-yuanb

（Anhui?University?a.?School?of?economics;b.Institute?of?innovation?and?development?strategy，

Hefei?230601，China）

Abstract：Improving?energy?utilization?efficiency?is?an?inevitable?choice?to?solve?the?prominent?contradiction?between?protection?and?development?and?promote?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to?achieve?new?progress.?This?paper?constructs?the?panel?data?of?cities?in?China?from?2007?to?2019，theoretically?analyzes?and?empirically?tests?the?nonlinear?impact?of?manufacturing?servitization?on?urban?energy?utilization?efficiency，and?further?discusses?the?path?selection?to?break?through?the?nonlinear?relationship?and?realize?the?energy-saving?effect?of?manufacturing?servitization.?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the?manufacturing?servitization?has?an?inverted?“U”-shaped?relationship?with?energy?utilization?efficiency，and?manufacturing?servitization?significantly?promotes?the?improvement?of?energy?utilization?efficiency?within?a?moderate?range.?Improving?the?intensity?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urban?innovation?is?an?effective?way?to?boost?the?servitization?of?the?manufacturing?industry?to?break?through?the?“moderate?range”?and?achieve?a?win-win?situation?in?the?transformation?of?manufacturing?servitization?and?the?improvement?of?energy?utilization?efficiency.?Therefore，in?the?process?of?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of?urban?servitization，we?must?first?focus?on?the?quality?of?manufacturing?servitization，increase?investment?in?productive?services，improve?urban?innovation?capabilities，and?optimize?the?structure?of?service?investment.?Second，?we?must?further?increase?the?intensity?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establish?reasonable?Loc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expenditure?and?effective?supervision.

Key?words：manufacturing?servitization；energy?efficiency;?inverted?“U”?relationship；breakthrough?path

（責任編輯：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