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質量與科技創新：機理與證據

摘要：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由其對人力資本的積累、科學知識的創造以及社會服務的供給帶來了促進作用而直接或間接地提升了科技創新水平。對高等教育質量與科技創新的內在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后發現：自高校擴招以來，我國高等教育不僅具有經驗上的“數量”擴張，還普遍具有事實上的“質量”提升，且后者為各行各業培養了更加優質的創新人才而顯著地促進了科技創新；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對科技創新帶來了顯著的“改革紅利”，即以質量提升為導向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能夠有效地促進科技進步和創新提升；發揮高質量高等教育在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善居民消費結構中的積極作用，能夠間接帶來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因此，堅持深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堅持“以人為本”來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是實現創新驅動型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關鍵詞：高等教育質量；高等教育制度；科技創新

一、引言

以發展高等教育來促進有效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是實現中國經濟由要素投入型的粗放式增長向創新驅動型的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重要渠道。這是因為：創新，從根本上來說是由“人”這一主體所從事的對制度和要素進行重組和革新的綜合性活動，它應以一定的知識、技能、信息、文化和素養等要素或稟賦的積累和儲備為基本前提。很明顯，高等教育以其豐富的學科門類、前沿的專業知識和高端的師資人才為各行、各業及各部門培養了主導創新活動的“人”才，因而是整個社會創新的主要來源。高等教育在促進科技創新能力提升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在人口增長放緩、資源供應緊張和治污成本攀升的新發展階段，將隨著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而愈發彰顯。那么，高等教育質量將如何影響科技創新？在我國各省、市的發展實踐中，高等教育質量的變動又帶來了怎樣的“創新效應”？基于此，本文擬從質量的視角，就高等教育發展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展開機理和實證研究。文章的主要邊際貢獻在于在測算高等教育質量指數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其影響科技創新的傳導機理和數量關系。

已有文獻對于創新為何會發生的解釋，主要從創新需求和創新供給兩個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其中，從創新需求的角度來看，創新性產品市場需求規模的擴大和需求結構的優化，不僅能夠有力地激發企業的創新意愿（Schmookler，1966），還能夠有效地降低企業的市場風險（Vernon，1966），更能夠極大地增加企業的經營利潤（Nelson和Winter，1982）。因此，市場需求規模的大小和結構的優劣直接決定了新產品的銷售量和創新理念的實現，是拉動創新的外在力量（范紅忠，2007）。但是，市場規模和結構在邏輯上只是需求層面影響創新的直接原因，導致規模大小和結構形成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影響創新的深層次原因。其機理在于：低收入群體不能承擔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需求，而高收入群體則對個性化的定制產品具有較強的偏好，唯有中等收入群體才是消費標準化和規?；瘎撔滦彤a品的中堅力量。因此，一個國家的中產階層和高收入階層的占比越大，其科技創新水平越高（Sokoloff和Zorina，1990）。不過，收入分配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在實證研究中由于采用不同的分析樣本而有可能得出具有差異的結論，如有觀點認為收入不平等越嚴重越有利于企業創新動力的激發，因而有利于科技創新（Foellmi和Zweimuller，2006）；也有與此完全相反的觀點則認為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科技進步和創新提升（Young，1993）；還有觀點則認為收入不平等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并不只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它將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而有可能出現或正或負的數量關系（王俊和劉東，2009）。

如果說市場需求是創新提升的外在拉力，那么創新供給則是創新提升的內在推力。從機理來看，基礎研究與實驗發展領域的人員投入和資本投入是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的主要源泉（權曉虹和沈體雁，1999），而高等教育的發展特別是質量的提升則為研發人員創新能力的培養和提升提供了重要的來源。因此，不管是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還是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創新的源泉最終都將歸于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在中國的創新實踐中，盡管創新往往表現為企業的一種逐利活動，但就根本而言，企業科技創新的主體依然主要是來自于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學歷人才，即在創新實踐中充斥于企業研發部門的人員大多都有過高等教育的經歷，這與企業招募科技研發人員時須有本科以上學歷的資質規定相符，因此，企業的創新活動從本質上來說依然來源于高?；蚩蒲袡C構的智力支持（石麗和陳萬明，2015）。高等教育發展對科技創新所帶來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高等教育為先進工藝的推廣、科學文化的傳播以及管理方法的實施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能夠提升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和生產效率（劉自成，2017）；高等教育發展所帶來的知識傳播與發揚，總量上促進了人力資本的積累，結構上則豐富了人力資本的層次，最終促進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因此，高等教育的發展提升了微觀個體的創新能力，最終帶來了中觀層面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宏觀層面國家或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李子聯，2020；Benneworth和Sanderson，2009）。

已有文獻主要從“數量”的角度對高等教育發展影響科技創新的傳導機理做了大量的研究，這為本文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研究思路。但遺憾的是，注重從高等教育質量的角度所展開的研究看似豐富，實則極少出現在文獻之中，這在經濟社會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新時期，無疑是一種理論上的滯后和研究上的缺位。僅有的文獻僅在分析區域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對創新水平的影響時間接地指出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在數據經驗上對創新具有促進作用（呂艷和胡娟，2010）。綜合而言，已有研究較少考慮地區差異和主體差異分別從省、市層面和創新主體的角度就高等教育質量對科技創新所帶來的效應展開直接分析。此外，僅有的相關主題的研究對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科技創新的作用機制極少涉及，這為本文就這一主題展開深化研究提供了可行空間。

二、傳導機制的文本分析

從內涵來看，高等教育質量可以被抽象化地概括為高校里進行某種教育活動的目標所達到的程度（胡森，1987），它可以分為個人本位為主、知識本位為主和社會本位為主的高等教育質量（胡建華，2005）?；谶@一理解，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科技創新的傳導機制也就可以相應地概括為培養創新人才和積累人力資本、參與知識創造和促進科學研究、主導科技攻關和提供社會服務三種渠道。在這一機制中，高等教育質量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在呈現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同時，又交融性地顯現出“內在效應”和“外溢效應”，見圖1。

第一，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通過培養創新人才和促進人力資本積累而提升了一國的科技創新水平。從內涵上來看，人力資本通常被界定為是一種具備知識、技術、信息和文化等稟賦的有效勞動要素，人力資本的形成必須經過特定的知識教育、技能培訓和經驗積累才更有可能達成。而高等教育則為多樣化、專業化人才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學科基礎和知識來源，因此是促進人類知識進步的重要場所，是社會專用型人力資本和通用型人力資本形成和積累的重要來源（孫志軍，2004）。更高質量的高等教育能夠在單位教育資源投入中帶來更多高效率和高素質的人才產出，因而能夠更有效地提升一國或地區的整體人力資本水平，而高質量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則進一步促進了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Liu，2007；Madsen，2014；姚東旻等，2017）。其作用機制主要表現在：首先，人力資本的存量越多以及人力資本的質量越高，整個社會對新知識的認知能力、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就越高，在此基礎上將新知識轉化為新產品、新技術和新方法的概率也就越大，科學技術的原始創新和再創新也就越有可能實現（March，1991）。其次，優質高等教育的接受者往往具有較強的學習精神和研究精神，而這又往往伴隨著較強的創新能力和創新精神，這些品質有利于其在熟練掌握某個領域內基本工具以及該領域操作流程的基礎上進行旨在提質增效的改革和創新（吳延兵和劉霞輝，2009）。最后，就理論而言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員工不僅能夠實現組織的技術專業性和多樣性（Hayek，1945），還更有可能對現有的流行標準和固定模式提出質疑（Tushman和Anderson，1986），使組織能夠在接觸到更廣泛、更先進技術前沿的基礎上實現新知識吸收和利用能力的增強（Hill和Rothaermel，2003），只是這一機制在現實中有可能受到制度上的制約而出現運行不暢的現象。綜上，高質量的高等教育所帶來的人力資本的積累有效地促進了一國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

第二，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通過參與知識創造和促進科學研究而為一國科技創新提供了知識之源。在既定政策框架下，社會研發部門以其直接參與知識創造和科學研究而為科技創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一方面，研發部門擁有完備而專業的科學研究團隊，能夠對不同學科領域出現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展開長期的追蹤式研究，而在這一過程中產出的論文和專利等科技成果則成為科技創新中新產品、新技術、新方法和新知識的重要來源，同時這些優秀成果通過技術轉讓等方式而直接為區域科技創新提供了技術支持，因此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研發部門的研究人員所從事的原創性基礎研究、理論研究和科學實驗是知識創新的源泉，是社會生產力直接而重要的構成部分（柳翔浩，2018）。另一方面，各類研發部門擁有專一而充足的科學研究經費，能夠為科學研究和知識創造的順利開展提供穩定而堅實的資金支持。從硬件來看，科技創新的提升必須要有完備的基礎設施、豐富的研究資料和先進的研究設備，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研發部門通過投入必要的專項經費，既能夠在過程上促進科學研究的順利推進，又能夠在結果上對科研人員形成有效的激勵，從而使知識創造和科技創新在“人-物”要素相融的過程中實現螺旋式上升，并最終通過技術轉化而成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直接生產力（鐘之陽和周歡，2018）。不僅如此，研發團隊在直接從事知識創造和科學研究的過程中，能夠形成有效的“帶動效應”，即研究團隊中的領軍人才或高層次人才會在日常研究活動中帶動其他成員研究水平的提高，這些成員在進入其他創新型團隊后又將吸納和帶動更多的、能在短時間內掌握該創新技術的一般人才，最終帶來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Black等，2004）。很明顯，在多層次人才隊伍中，“領頭羊”式的領軍人才在推動科技創新中的“帶動作用”，與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只有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才更有可能在高等教育活動中為整個社會培養出知識體系完備、研究視野開闊和研究方法先進的專業人才。

第三，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通過提供社會服務和促進知識溢出而提升了一國的科技創新水平。從直接渠道來看，與通過人才培養促進人力資本積累、通過科學研究促進知識創造而帶來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一樣，高質量的高等教育在提供更有效的科技攻關和更高質量的決策咨詢、咨政議政等社會服務中也直接促進了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這一直接影響的傳導機理表現在：高等教育能夠在培養人才和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主動對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和現實需求，在與政府、企業以及其他院校的緊密合作中，通過提供重大科技攻關研究和咨詢、咨政等社會服務而為發展中的重大需求和關鍵問題提供創新性的解決方案，并最終以可復制的方案成為科技創新的重要來源。從間接渠道來看，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通過社會服務所帶來的科技創新的提升也體現在知識技術對其他機構和群體的“外溢效應”中。知識技術之所以具有“外溢效應”，是因為知識技術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產品屬性。它一旦被“生產”出來后，能夠在市場催化和社會傳播中形成“鏈式反應”而為其他院校、企業等研究主體所學習吸納。因此，這種超出單個組織需求規模的“外溢效應”最終帶來了地理區域內整體創新能力的提升（權曉虹和沈體雁，1999），而其關鍵在于對象具有“外溢”的特質。因此，自高等教育在直接參與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知識創造之始，就已經開始由其所帶來的知識外溢而為整個社會提供了一種“不為人知”的公共服務，而后者則顯然帶來了整個社會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Kirchhoff等，2007；梁軍和趙青，2018）。

三、研究設計與典型事實

以上述傳導機制的分析為基礎，本文實證研究的思路是：建立以科技創新為被解釋變量、以高等教育質量為解釋變量、以消費需求等變量為控制變量的面板數據模型，從全國、地區和主體三個層面來綜合檢驗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科技創新的時空差異，變量的具體設置見表1。

對于被解釋變量科技創新的度量，本文以專利數量來作為測度指標之所以采用專利授權數作為科技創新的替代變量，是因為在創新成果產出的指標中，盡管有諸如科技論文發表數、科技著作出版數、科技成果登記數、專利申請受理數與專利申請授權數等指標可供選擇，但就合理性和可靠性而言，各類專利應當是創新成果產出的較好體現形式（Griliches，1990），是可用于經濟社會的內生發明知識的唯一最可靠的歷史指標（Archibugi，1992）。。首先，借鑒宋旭光和趙雨涵（2018）、梁軍和趙青（2018）等人的處理方法，采用國內專利授權數來作為整個社會科技創新水平的替代指標。其次，基于統計年鑒的可得數據，采用專利申請數來度量不同創新主體的科技創新水平。在我國創新實踐和統計制度中，專利申請主體主要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研發部門三大研發主體的科研人員。從統計數據來看，這些人員普遍具有較高的學歷，或者說各類研發主體擁有高等教育經歷的研究人員占比普遍較高，特別是在研究與實驗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中，這一比例尤高，見表2。因此，這些主體的科技創新能力在理論上都受到了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質量的影響，而本文所聚焦的高等教育質量的變動在“知識外溢”和“創新外溢”的催化下，都將直接或間接地為這三大創新主體的專利產出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诖?，本文將在揭示高等教育質量為科技創新帶來總體影響的基礎上，進一步區分主體揭示其所帶來的分維效應。在替換被解釋變量的穩健性檢驗中，首先著重考察科技創新中“人”的因素，選擇了研發人員全時當量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替換變量；其次選擇了技術市場成交額作為替換變量，這是因為技術市場成交狀況能夠綜合反映單位時間內創新投入所帶來的產出規模。

在主要解釋變量的設置中，本文也考察了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對科技創新的影響，這一變量的具體取值借鑒李子聯（2020）的虛擬處理法，將已制定和實施相關法律、規定和規劃，或已召開重大會議并形成重大決定的年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取值為1，若未發生則取值為0。除上述解釋變量外，本文還設置了創新需求和創新供給兩大類影響科技創新的控制變量。其中，創新需求方面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和城鄉居民加權恩格爾系數，分別用以度量創新制度層面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王俊和劉東，2009）、創新需求規模（Schmookler，1966）和創新需求結構（范紅忠，2007）。在創新供給方面的控制變量中，考慮到高等教育質量即是創新供給層面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本文著重考察了除此變量之外的改革開放對本土創新供給的影響，主要包括進出口總額/GDP和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額/GDP，分別用以度量開放度和外資引進對創新供給的“溢出效應”。

除高等教育質量指數測算中高等院校排名的原始數據來源于艾瑞深中國校友會網中國大學排行榜（2003-2018）、網大中國大學排行榜（1999-2013）和武書連中國大學評價的數據外，其他所有數據均根據2000-2019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披露的數據整理計算而得。受數據可得性的影響，研究與實驗開發機構以及高等學校兩類創新主體專利申請量的樣本范圍為2009-2018年，其他數據的時間樣本則均為1999-2018年。在所挖掘的數據中，變量專利授權量和申請量、技術市場成交額、研發人員全時當量、高等教育指數和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均為總量數據，為使其與其它相對指標保持統計單位上的一致性，特對這些變量采取對數化處理，所有變量及數據的描述性統計見表3。在各主要變量的數據特征中，表征科技創新的指標國內授權專利、技術市場成交額和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其對數值的最小值分別為1.9459、6.3953和5.3936，最大值則分別為13.0776、17.7341和13.3293，平均值分別為8.5707、12.5652和10.4765，表明科技創新水平總體而言變動較大。與此相似，專利申請量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高等學校和研究與實驗開發機構中也表現出了較大的差異性，其對數值的最小值均為0，最大值則分別為12.3955、10.7660和9.6798，均值分別為7.3346、7.5315和6.2675。與此同時，高等教育質量的對數值最小值為4.3944，最大值則為9.7942，平均值為7.9569，表明高等教育質量在不同省份和不同時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在統計上表現出與科技創新指標相似的變動特征。

具體而言，上述變量的時空差異可以體現在中國各省、市高等教育質量指數及其與科技創新關系的動態演變特征中。首先，從中國各省、市高等教育質量指數的測算結果來看，在1999-2018年，高等教育質量指數最高的五個省份依次為北京、江蘇、遼寧、上海和山東，其指數均值分別為15098分、10137分、7766分、7557分和6462分；最低的五個省份則依次為貴州、海南、寧夏、青海和西藏，其均值則分別只有1184分、564分、551分、504分和307分。這一橫向比較結果表明兩類區域之間存在較大的發展差距，或者說高等教育質量在不同區域之間具有明顯的空間差異，這與現實觀測結果一致，見表4。從縱向來看，盡管部分省、市的高等教育質量指數呈現出小幅波動下降的趨勢，如北京、江蘇、遼寧、上海、湖北、陜西、四川和天津等高校集聚的傳統重鎮；但就總體而言，除此之外的大部分省、市的高等教育質量指數則普遍呈現出較明顯的上升趨勢，如山東、浙江和廣東等傳統重鎮，以及湖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云南、廣西、甘肅、新疆、貴州、海南、寧夏、青海和西藏等新興崛起省、市。這一結果表明我國各省高等教育不僅具有經驗上的“數量”擴張，也普遍具有事實上的“質量”提升，這為本文探析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科技創新的傳導機制提供了堅實的事實基礎和可靠的邏輯依據。

從圖2所顯示的樣本范圍內中國各省、市高等教育質量指數與專利授權量的動態散點圖及其變化趨勢線來看，兩者之間存在同向變動的線性關系，且這一關系因散點密集分布在趨勢線的周圍而呈現出十分顯著的統計特征。測算結果表明：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我國大部分省份高等教育的規模在不斷擴張的同時，教育質量也得到了較為普遍的提升，且這一事實并不會、也不應因教育質量的提升幅度不大而遭至“經驗性”地歪曲。與此同時，我國各省、市的專利授權量也毫無例外地呈現出逐年增長的特征。因此，在所考察的樣本范圍內，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與專利授權量之間總體上存在著統計上的同向變化關系。也就是說，高等教育質量越高，科技創新能力就越強，反之則相反。那么，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是否促進了我國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解釋

為了能進一步更為精準地揭示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科技創新的數量關系，如下部分擬構建以科技創新為被解釋變量，以高等教育質量為解釋變量的面板數據模型。實證檢驗的步驟如下：首先，以專利授權量作為科技創新的主要衡量指標，分別從高等教育質量以及其與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相乘交叉項兩個方面來對其與科技創新的關系進行初始檢驗。之所以設置高等教育質量與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相乘交叉項，主要是因為兩者極有可能對科技創新的變動產生綜合影響。其次，在采用相同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情況下，分別以技術市場成交額和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兩個變量替換專利授權量作為科技創新的衡量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以驗證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科技創新的實證結果是否具有一般性或普遍性。再次，仍然以專利授權量作為科技創新的主要衡量指標，分別考察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地區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影響科技創新的空間差異。最后，以專利申請量為被解釋變量，分別考察高等教育質量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高等學校以及研究與實驗開發機構科技創新的影響。按此步驟，實證檢驗模型共有18個，其中初始檢驗模型2個，穩健性檢驗模型4個，分地區檢驗模型6個，分主體檢驗模型6個。各類模型的構建應以變量平穩為前提，對各變量進行檢驗后發現：在全國樣本和分地區情形下，各變量均為零階平穩。進一步地，對各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后發現，各模型所應采用的形式存在一定的差異性。按模型選擇結果進行檢驗后，全國層面、分地區和分主體情形下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科技創新的結果分別如表5、表6和表7所示。

首先，在初始檢驗中，除模型1中的控制變量XM、模型2中的控制變量EG和XM的回歸系數不能通過10%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外，其他主要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均為顯著，表明高等教育質量等解釋變量對科技創新的變動情況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因此，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對科技創新的作用機理能夠得到計量檢驗的有效支撐。具體而言，在模型1中，高等教育質量指數Log（EQ）對國內專利授權量Log（PA）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表明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有效地促進了我國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這一結果與賴德勝等（2015）及其他人的間接發現是相一致的，同時也驗證了我們在典型事實分析中兩者之間存在同向線性變化關系的結論。在模型2中，高等教育質量指數與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相乘交叉項Log（EQ）*EP對國內專利授權量Log（PA）也存在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就是說，高等教育質量越高、高等教育制度和政策的改革越多，我國科技創新的水平就越高。因此，一種旨在提升高等教育質量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實施能夠有效地促進我國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

其次，采用替換被解釋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后，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對科技創新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依然穩健。在以技術市場成交額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3和模型4中，高等教育質量指數Log（EQ）以及其與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相乘交叉項Log（EQ）*EP均對技術市場成交額Log（TE）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即兩者均能夠有效地促進技術市場成交規模的擴大，或者說，兩者均帶來了科技創新產出的增長。在模型5和模型6以研發人員全時當量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中，高等教育質量指數Log（EQ）以及其與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相乘交叉項Log（EQ）*EP均對研發人員全時當量Log（PE）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兩者均能夠有效地促進研發人員全時當量的增加，或者說，兩者對于科技創新投入的增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撐激勵作用。綜合而言，不管是科技創新產出，還是科技創新投入，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及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均能夠有效地促進其數量的增長，而兩者則極大程度地反映了社會整體創新能力的提升。

最后，在分地區情形下的估計檢驗中，盡管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所選擇的模型形式各有差異，但三大地區高等教育質量指數Log（EQ）及其與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相乘交叉項Log（EQ）*EP與國內專利授權量Log（PA）之間均也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均有效地促進了國內專利授權量的增長，因此是促進我國科技創新的重要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省、市高等教育質量指數的測算結果中，盡管東部部分省、市如北京、上海、江蘇、遼寧和天津的專利授權量在實現逐年增長的同時，高等教育質量的指數卻出現了小幅下降的現象，但估計結果表明：這些省、市的反向變化事實并未對兩者之間具有同向變化的檢驗結果帶來負面影響。也就是說，局部異常并不足以影響整體趨勢。因此，分地區情形下的最終估計結果與全國情形下的研究發現并無二致，這一結果也進一步穩健地驗證了高等教育質量與科技創新之間具有顯著的同向變化關系，即質量提升能夠促進科技創新。

值得一提的是，在影響科技創新的控制變量中：第一，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所衡量的收入不平等對科技創新具有抑制作用，即收入不平等越嚴重，科技創新水平越低。不過，這一現象在東部地區并未出現，相反，東部地區收入不平等與科技創新之間卻出現了正相關關系。之所以出現這一差異，是因為科技創新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著“倒U”形關系（李子聯和朱江麗，2014），即在收入不平等較低階段，收入差距的適當拉大能夠帶來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反之在收入不平等較高階段，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則會抑制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相對而言，東部地區各省、市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小，處于“倒U”形曲線的左側同向變化區間，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則屬于“倒U”形曲線的右側反向變化區間。第二，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對科技創新具有促進作用，也就是說，居民消費支出規模越大，科技創新水平就越高。這一結果表明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能夠有效地促進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擴大內需對于促進創新驅動型發展方式的實現意義重大。這一結論與范紅忠（2007）等人的發現相一致。此外，加權恩格爾系數、開放度和外資引進規模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在不同的分析樣本和模型形式下具有不同的效應，其對科技創新的影響不具有穩健性。受主題所限，暫不就此展開延伸討論。

五、結語

以提升高等教育質量來促進有效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是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由要素投入向創新驅動轉變的重要渠道?；诖?，本文在梳理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科技創新的傳導機理的基礎上，建立了以科技創新為被解釋變量、以高等教育質量及其與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相乘交叉項為解釋變量、以消費需求等變量為控制變量的面板數據模型，并利用1999-2018年或2009-2018年中國各省、市的相關數據，從全國、地區和主體三個層面來綜合檢驗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科技創新的傳導路徑和數量關系。

研究結論顯示：從傳導機理來看，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由其對人力資本的積累、科學知識的創造以及社會服務的供給帶來了促進作用而直接或間接地提升了科技創新水平。因此，高等教育質量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既呈現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又交融性地顯現出了“內在效應”和“外溢效應”。從實證檢驗來看：首先，我國高等教育不僅具有經驗上的“數量”擴張，還普遍具有事實上的“質量”提升，且后者為各行各業培養了更加優質的創新人才而顯著地促進了科技創新。因此，進一步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是實現創新驅動型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其次，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對科技創新帶來了顯著的“紅利效應”，一種旨在提升高等教育質量的制度改革能夠有效地促進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最后，消費需求也是拉動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發揮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在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善居民消費結構中的積極作用，能夠間接地促進科技創新。

上述結論對發揮高等教育在促進科技創新中的積極作用的啟示在于：一方面，應進一步推進旨在促進高等教育質量的制度改革。這就要求進一步改革科學研究的評價機制，以更加靈活、更加包容和更加多元的指標體系來促進更有自由度和更富創新力的科學研究；同時，應適度為科研人員“松綁”，將其從科研經費使用、報酬待遇低廉以及行政干預普遍的多重束縛中解放出來，為其創造一個更加寬松和舒適的科研環境，以此提升科學研究的投入效率和產出質量，并最終有效發揮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增長績效”。另一方面，應進一步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應樹立人才立校的理念，應堅持將人才引進和人才培養作為高校長遠發展的關鍵舉措，以通過制度激勵來發揮人才在高等教育質量提升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應進一步完善按知識分配的收入分配機制，適當提高知識報酬和教育的總體回報率，以在發揮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對居民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的同時，通過縮小收入差距和擴大消費需求來促進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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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Li Zilian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supplies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culturing innovative talents and accumulating human capital， supplies knowledge base through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creating knowledge and science research， promo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supplying social service such as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consultation for government.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fter testing the influ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firstly， although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shows lower from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cy in China， it promo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ively. Secondly，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brings about notable “dividend effect”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 kind of institution reform to promot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will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ively. Lastly， play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promotion on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nd expanding consumer demand will indirectly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fore， insisting on deepening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and promoting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with the people oriented idea is the key of realizing higher 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innovation driven.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責任編輯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