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技術：為非遺創新性發展賦能

史軒

摘 要：近年來，隨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不斷探索實踐，非遺發展方向逐漸轉向創新融合，新信息技術高速更迭，推動非遺的保護和發展逐步進入數字化時代。借力數字化手段，當下非遺的保護和創新工作在生產、傳播、經濟層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數字化技術帶來便利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因此，急需通過加強針對非遺數字化的專業性規劃和政策指導、加速拓展權威平臺對接社會資源、培養青年綜合型人才承擔發展重任等方式合理高效利用數字化等科技手段賦能非遺創新性發展。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技術；創新性發展

2004年我國正式批準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來，經過近二十年的不懈探索，非遺保護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當下，關于非遺發展方向的討論重點逐漸由“確保存續”轉化為“創新融合”。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和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5G技術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人類社會正在快速邁入數字化時代。數字化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如今，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道路上，數字化技術手段為非遺的創新性發展帶來了無限可能，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新的契機。

一、政策：支撐非遺借力數字化促發展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需要有堅實的政策保障。放眼綜觀國際、國家層面的政策法規，它們為非遺通過數字化等科技手段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宏觀的戰略方向與法律保障。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鼓勵各締約國通過科學、技術手段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各締約國根據教科文組織的倡議，開始注重將數字化等科技手段運用到非遺保護工作中。例如，在教科文組織支持非物質文化遺產基金的財政援助下，蘇丹于2009年啟動了民間傳說和傳統音樂檔案的數字保存項目，到2013年已初步建立了數字數據庫，并制定了數字化檔案管理和行動計劃。其中，喀土穆大學民俗和傳統音樂檔案館收藏的自1963年以來搜集的3000多份蘇丹傳統音樂的錄音和照片，已全部借助數字化手段被保存到該數據庫中。這些珍貴資料包含了蘇丹不同社區對民間傳說和口頭傳統進行不同研究的成果。

我國在開展非遺保護工作之初，就大力推動運用數字技術加強對非遺的確認、立檔、保存、宣傳等。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05〕18號）指出：“要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彪S后，2006年出臺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令第39號），進一步提出“鼓勵地方通過大眾傳媒等手段普及非遺知識，促進社會共享”，這表明在弘揚非遺方面也需要數字技術的參與，擴大非遺的傳播效果。

中國藝術研究院較早成立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中心，運用數字化技術進行非遺數字文字、圖片、音頻、視頻資料的保護。2006年建設研發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庫管理系統”，此外，為探索建立非遺數字化保護工作模式，還設計研發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管理系統”。[1]根據“十二五”規劃，原文化部于2010年10月啟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程”，旨在通過先進成熟的數字信息技術，使我國大量珍貴、瀕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真實、系統、全面的記錄，更加有效地保護、傳承和發揚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現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2011年12月25日，中國藝術研究院在京舉辦“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程（一期）”項目驗收展示會。項目成果主要涵蓋三方面內容。一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資源數據庫開發應用。二是秦腔、高密撲灰年畫、徽派傳統民居營造技藝3個國家級非遺名錄試點項目的數字化資源采集及專題展示。三是傳統美術、傳統戲劇、傳統技藝三大門類的數字化標準規范草案制定。其中，包含3項基礎類標準和4項業務類標準及工作規范在內的工程數字化標準規范初步制定。

針對不同類別的非遺保護工作，國家也做出了相應指引，如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轉發文化部等部門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的通知》（國辦發〔2017〕25號）中指出，“探索手工技藝與現代科技、工藝裝備的有機融合，提高材料處理水平，切實加強成果轉化”，并“鼓勵商業網站與相關專業網站設立網絡銷售平臺，幫助推介傳統工藝產品”。

人們日益認識到，科學技術的發展促使人類的生產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整個社會的進步，為各領域帶來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在非遺傳播領域，從國家的角度也在不斷強調數字化等信息技術的強大作用。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在《“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文旅非遺發〔2021〕61號）中強調：“適應媒體深度融合趨勢，拓展非遺傳播渠道，支持各類媒體利用微博、微信、短視頻、直播等全面深入參與非遺傳播?！?022年我國第17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期間，文化和旅游部開展了“云游非遺·影像展”活動，通過2300余部非遺傳承紀錄影像、非遺題材紀錄片帶領人們在光影中感受非遺魅力。[2]

2022年5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明確了文化數字化戰略的任務和目標，以及工作重點和路徑步驟。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對“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進行總體安排和部署。隨著社會生產生活各個領域數字化進程的加快，國家從宏觀層面持續強化對文化數字化轉型的頂層設計。

各省市依據國際和國家一級發布的政策法規也相繼出臺了有關文件，并對通過數字化推動非遺創新發展進行了初步實踐。甘肅省是較早開展遺產數字化及非遺數字化保護的省份之一。2012年，由敦煌研究院和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合資注冊了甘肅恒真數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經營范圍包括石窟、寺廟、墓葬壁畫、館藏畫數字化，彩塑三維建模，影視動畫制作，工藝品設計與開發等，開啟了甘肅文化與數字化的聯系。同年頒布的《甘肅省數字城市建設規劃（2012-2016年）》明確指出“甘肅省將逐步實現全省各部門、各行業、各領域信息資源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平臺、統一標準、統一接口”并“整合建設甘肅省云計算平臺”。[3]甘肅省在文化遺產領域的實踐與相關政策的不斷深化，為甘肅省非遺數字化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2015年公布了《甘肅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條例》（甘肅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告第21號），其中明確指出：“鼓勵、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運用數字化采集、處理、存儲等技術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推動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數字化體驗，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有效詮釋、展示、傳播與開發利用?！?016年，甘肅啟動非遺數字化工程，借助音頻、視頻、圖片等數字化技術實現非遺保護與傳承。2021年，由甘肅省文化產權交易中心、蘭州牛肉拉面行業協會共同推出的甘肅文旅文交中心數字非遺交易平臺上線，推廣牛肉面制作技藝和文化，并推出數字非遺交易平臺首款掛牌產品：牛肉面非遺文化禮盒。此舉將傳統產品的批發零售線上化、數字化，構建起一種新的消費模式，實現多方帶動各相關產業鏈發展的效果。[4]2022年，甘肅省文旅廳與騰訊云聯合建設的“甘肅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數據平臺”上線，首批次共630項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檔案數據成功“上云”。這是西北地區首個以數字化方式記錄、保存和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大數據平臺，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以及推動相關成果轉換利用有著重要意義。隨著平臺數據錄入工作深入開展，甘肅全省各級10個門類的“非遺”代表性項目將分期分批全部“上云”，包括3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83項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493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2186項市州級“非遺”代表性項目、5396項縣區級“非遺”代表性項目以及68名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617名省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3452名市州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8299名縣區級傳承人相關檔案資料（包括視頻、音頻、圖片、文字等）。

又如北京市在2019年開始施行的《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條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公告第1號）明確提出：“市、區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門應當綜合運用圖片、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形式，建立規范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及相關數據庫?！蓖?，“中國非遺音樂數字工程”在北京啟動，通過數字技術錄入和保護中國瀕危的傳統音樂，并面向全世界推廣和傳播。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大數據平臺在北京發布，目前，該數據平臺已搜集了超過3萬項非遺項目，收錄傳承人3000余人，覆蓋了105個國家和地區。此外，還有一些更早推動“非遺+數字化”的探索，如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故宮數字博物館、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等網絡平臺，除了采用文字、圖像、音視頻等記錄手段，還使用了3D建模、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現已成為大眾研究我國非遺的數字資源寶庫，這些數據庫將共同構建起北京乃至中國的非遺數字化體系。

可見，在良好的政策推動下，非遺在不斷實踐探索中對數字化的借力模式也發生了變化，由最初助力保存、記錄、展示的輔助性工具，逐漸進化為助力創新與發展的支撐手段與科學動力。隨著整個社會數字化進程的加快，國家圍繞“文化數字化”的整體戰略部署和各地助力“文化數字化”的細化配套政策，將使非遺數字化創新發展步入“快車道”。

二、數字化：創建非遺保護廣闊空間

數字化科技手段的出現，使得非遺保護工作在記錄、展示、生產、銷售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非遺項目和其蘊含的精神價值以及傳承人，可以在數字化手段的加持下被更加廣泛地傳播，促進人們對其展開全面的了解、認知。南京大學藝術學院開展的“南京傳統工藝非物質文化遺產虛擬展示”項目，是以“ZHI藝”非物質文化遺產虛擬展示平臺為基礎，對南京傳統手工藝非遺項目進行數字轉化及虛擬展示，通過對絨花、金箔、云錦等三項非遺工藝進行深度文化梳理，目前僅收集的高清大圖就多達1758張，口述史涵蓋了錄音461分鐘、視頻691條，以期通過視覺化、審美化和數字化的方式對非遺傳統工藝進行解讀，在更大范圍內傳播、傳承南京非遺傳統手工藝相關文化及知識。[5]

其次，數字化等科技手段帶動了“非遺+”，傳承人和實踐者通過不斷實踐與創新，加速非遺產品與現代社會審美的融合。例如，依文集團成立于1994年，至今已形成集自主品牌、產業互聯網、文化產業整合及防護防疫產業平臺四大業務板塊為一體的大型集團企業。依文集團釋放中國文化原力，將中國式的生活哲學和文化內涵植入時裝。其立足苗族刺繡傳承人和國際設計師資源，搭建了“繡娘數據庫”和“全球設計師空間”。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擁有1600多位設計師8000多個民族傳統紋樣的數據庫，來自全球的設計師可以通過這個龐大的數據庫，超越時空限制與繡娘一起合作。其中，77歲的苗族刺繡傳承人潘玉珍的傳統技藝搭乘現代設計，形成了首飾、包包、家具等一系列產品，從2000年起，她帶領苗繡走過了10多個國家，也走過了上海、北京、深圳、西安、重慶等20多個國內城市。如今這位年近八旬的繡娘和她的繡品已經成為國際時尚舞臺的?？?，已然為刺繡與全球時尚產業的結合帶來了機遇。

最后，數字時代推動了消費升級，從而也為非遺助力包容性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ヂ摼W的普及和云計算、5G、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產業數字化過程中的廣泛應用，使非遺發展的科技支撐發生重要改變。數字化進程中，市場消費需求和供給結構正在發生重構。新消費環境追求效率，消費者和管理者都在進行橫、縱向對比并做出決定，線上消費成為新的消費方式和習慣?！?022非物質文化遺產消費創新報告》顯示，非遺商品消費者規模達到億級；90后和00后正在成為非遺商品消費主力；淘寶天貓上，年成交過億非遺產業帶由2021年的14個增長到18個；2022年，淘寶平臺非遺店鋪數為32853家，較2020年增長9.5%；非遺交易額較2020年增長11.6%。[6]我們不難發現，近年來人們對傳統節慶活動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各類相關的非遺項目、非遺元素、非遺產品成為節慶活動消費的核心。2022年端午節前夕，由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導，北京冬奧會開幕式視效團隊黑弓文化設計的宜昌·端午系列12款數字藏品在線上發售。藏品以“粽子”和“龍舟”等端午節符號為靈感，融合宜昌特色文化元素，上線首日總參與人數便達52277人，開售不到3分鐘，共計24000份藏品便全部售罄。

我們欣喜地發現，數字化技術正在成為全方位展示非遺的新方法，非遺的歷史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價值、審美價值也正在通過數字化技術實現高質量的傳播效果。

三、重構：數字化進程中非遺創新性發展的挑戰與機遇

盡管數字化技術飛速發展為非遺的記錄、保存、展示、生產帶來諸多便利與機遇，但是，數字化技術與非遺創新性發展的融合仍處在初期探索階段，目前面臨一定的挑戰。我們應該以時代的發展為背景，理性地構建非遺的數字化，正確認識數字化為非遺創新性發展帶來的挑戰與機遇，為重構非遺良性發展的生存環境不懈探索。

第一，加強針對非遺數字化的專業性規劃和政策指導。從已發布的政策法規來看，多數集中于非遺保護工作以及鼓勵利用科技來賦能文化產業。國家出臺了指向大文化領域的數字文化戰略，針對非遺的全國性和地區性數字化轉型規劃還基本沒有，實踐中數字化賦能非遺發展的針對性更加精準的制度、辦法和施行標準也幾乎沒有構建起來。當前，詳盡的非遺數字化資源基本掌握在各省市的資料庫中，未經分析、整理、計算的數字化資源，只能被簡單檢索或展示，并依照各地方制度加以利用，造成非遺數字化資源分布散亂、質量參差不齊、利用雜亂無章的現象。在實現非遺創新性發展進程中，對數字化資源的要求也在逐漸升級，由最初的采集、保存、展示逐漸轉化為整合、分析與共享。因此，只有盡早出臺非遺專業領域的數字化轉型規劃，構建協調統一的非遺數字化轉型方法體系和非遺數據建設與治理標準，才能加速擴大非遺數字化資源的傳播與共享，最大化發揮數字化資源對于非遺創新性發展的價值，進而設定非遺數字化資源采集、展示、使用的新標準。

第二，加速拓展權威平臺對接社會資源。近年來，隨著國家對非遺關注度的提升和非遺文化產品消費熱潮的高漲，非遺資源投入不足的壓力稍有緩解。但是，相較于非遺在當代中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推動文化交流互鑒、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要求和歷史使命看，針對非遺的資源投入仍顯不足，特別是我國非遺發展仍然缺乏社會商業資本關注與金融支持，還主要靠政府撥款和補貼以及傳承人自有資金推動運轉。由于非遺產業化程度低，商業資本和金融滲透度低，而資金投入不足又反制約非遺高質量發展及商業化。造成上述情況的重要原因是缺乏權威的機構和非遺資源與產業聚集平臺。我國目前非遺項目和產業明顯存在小而散的問題，并且缺乏金融化運作需要的確權、鑒定、估值、質押、保管等配套服務體系。因此，在全社會數字化轉型加快、文化消費形勢變化的情況下，一是國家和地區應根據非遺創新發展和資源布局現狀，搭建全國性、地區性非遺資源聚集平臺，引導非遺傳播、交易和消費透過規?；钠脚_運行，提升交易透明度，完善平臺各類配套服務功能，并打通非遺數據與生產和資本、金融的對接通道，提升數據共享水平；二是加強科技與非遺資源平臺、交易平臺的融合，推廣區塊鏈等新興技術在非遺創新發展和成果轉化中的應用，逐步解決非遺技藝及傳承人的確定、立根溯源、鑒定估值、交易流通問題，為非遺鏈接社會資源打開新通道。

第三，培養青年綜合型人才承擔發展重任?！吨袊沁z保護行業現狀深度分析與投資前景預測報告（2022-2029年）》顯示，我國共公布了五批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前三批大多是老一輩的大師，2012年第四批傳承人中雖然有十多位年輕化的“70后”，但多數在當時為五六十歲；2018年第五批新增傳承人在當年的平均年齡為63.29歲，有超過一半人數年齡在60歲以上。因此，后繼人才培養就是非遺自身發展的重中之重。另外，目前非遺從業者特別是傳承人普遍缺乏數字科技知識和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遺利用數字化創新發展的進程。因此，需要提高對非遺人才培養的重視度，增加對非遺人才培養的資源投入，通過高等教育、專項培訓、跨領域培養擴大非遺教育培訓受眾范圍，增加非遺人才的數量，讓更多熱情高、視野廣、思維活、技術強的綜合型青年人才加入非遺行業中來。

四、結 語

隨著數字化的多元化介入，非遺發展迎來了新的機遇。依靠清晰的頂層設計，借由數字化技術手段，非遺數字化平臺得以初步搭建，非遺的保護和創新工作衍生出了種類繁多的記錄、展示、銷售方式和渠道。隨著政策法規不斷細化完善、社會資源多元化介入以及人才儲備不斷充實，未來非遺能夠進一步借力數字化手段，通過“非遺+”等創新模式助力包容性經濟發展，為非遺的生產、保護、傳承、傳播、弘揚帶來新方法和新思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培訓中心培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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