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理市博物館清代教育碑刻看清代大理教育

沈伶燕

摘 要：大理地區的教育文化經過前代的經營，在清代得到較快發展。筆者對大理市博物館的六塊清代教育碑刻進行整理，并結合文獻資料分析碑刻所涵蓋清代大理市興建學校的原因、規模、教育資金的來源、官府對教育的態度等內容，由此對清代大理官學、書院等方面進行探討，闡述清代大理社會對教育的重視，地方官師“政教合一”的意識，并評價其教育思想價值，旨在為清代教育和相關研究提供參考，以及當代教育提供歷史鏡鑒。

關鍵詞：清代 大理 教育碑刻

大理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清代大理教育發展居云南前列，本文通過對大理市博物館、大理古城進行實地調研，以大理市博物館豐富的碑刻資源為依托，并結合文獻資料，對碑銘進行分類、分析、總結，可以看到清代大理官員、社會對學校教育的重視與清代大理學校的繁盛概況。

一、大理市博物館教育碑刻的基本概況

碑刻是指以石質為載體，刻寫、雕鐫有文字、圖像或造像等的文獻材料。教育碑刻是記載和反映我國歷代教育人物、思想、制度、形式、方法、機構、設施、檔案和學科建設、人才選拔以及重大教育事件等的原始石刻資料，是碑刻文獻中甚為基本、重要而又很有價值的部分，絕大多數屬于地上石刻。［1］教育碑刻作為碑刻文獻的重要類別，其內容涉及教育現象的多個領域，是值得整理、分析、研究的重要史料。

大理市博物館擁有豐富的碑刻資源，本文通過對大理市博物館關于清代教育碑刻整理發現，《建修太和縣學文廟并文昌宮魁閣碑記》《重建太和縣學文昌祠碑記》《桂香書院碑記》等碑文主要記載了修建、重修教育設施的原因、時間、資金來源、修建過程，撰碑、立碑人員等等，在碑文的結尾傳達一些告誡后人的哲理；《訓飭士子文碑》所記載的內容主要為康熙帝親撰告誡讀書人的生員守則，訓誡讀書人修身立本，以品為先，是朝廷政令傳達到邊疆并執行的實證；《提督云南等處學政按察使司張告示碑》記錄了朝廷委派的提督云南學政官員和負責教育的按察使司僉官員共同發布朝廷用人標準的條約，并鼓勵諸生踴躍參加考試；《太和縣學司鐸題名碑》記錄了大理太和縣學主持教化的司鐸人員名單（見表1）。

另有四塊關于清代教育的碑文，記錄奎星書院、西云書院、玉龍書院的相關內容，未存放在大理市博物館。為了更好地了解清代大理教育情況，本文把這四塊碑刻也做了整理（見表2）。

這些教育碑刻中包含的教育史料十分豐富，很多信息是在傳世文獻中無法見到的。教育碑刻作為一種特殊而重要的實物文獻，可補正史的缺漏。

二、大理市博物館清代教育碑刻的內容

云南在東漢肅宗元和中就已經開始興建學校，在南詔時期已立有孔廟，隨著時代的發展，教育設施不斷增加，清朝最盛。根據《新纂云南通志·學制考》統計，至清末新式學堂出現之前，云南的官學在明代73所的基礎上增加到101所，書院在明代的基礎上也有較大發展，明清時期云南書院共有219所。清前期因沙普之亂、大西軍入滇、永歷帝入滇、三藩之亂等，云南社會動蕩不安，文教事業停滯不前，直到清廷平定“三藩之亂”，在云南各級官員提倡下，教育發展重新得到重視。史料記載云貴總督蔡毓榮曾上疏日：“一在興教化……臣已飭行有司各設義學，教其子弟，各以朔望講約，闡揚圣諭，以感動其天良。各選年高有德之人，給以月廩，風示鄉里?！保?］“有清學校，向沿明制。京師曰國學，并設八旗、宗室等官學。直省曰府、州、縣學?！保?］清承明制，并在云南逐步推廣。清代云南教育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沿襲明代舊制，儒學、書院、義學在原基礎上繼續發展；第二階段，各類學校不斷發生變化，新式學堂紛紛建立，這一時期云南的官學教育為云南培養了大批人才。［4］清王朝推行“尊孔讀經”的文教政策，大理地區的私學遍布境內，教育體制完整，教育設施完善，可以說“明以迄滿清，學風日盛，人才蔚起”［5］。

（一）康熙年間對太和縣學文廟的修建

文廟又稱學宮、學廟，是我國古代的地方官學，文廟供奉孔子與儒家先賢，具有祭祀和傳授儒家經典的雙重功能。按慣例有府學文廟就不再增設縣學文廟，大理有府學文廟也有縣學文廟，為云南獨例，這也是清代大理教育繁盛的表現之一。從現有的碑銘來看，在康熙年間，太和縣學文廟經過兩次大規模的修建，“太和學制，創于明洪武二十七年……至康熙二十三年大師復滇而邑侯光璉張公、永熙盛公、相繼署理與紳于□議，于明倫堂西建文昌殿”［6］。太和縣學自明洪武二十七年創建以來，在景泰六年重修，正德二年擴建［7］，之后多次擴建，明末朝代更替，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云南才真正結束了明末以來的動蕩局面，為文教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所以在康熙二十三年太和縣學文廟得以修建。

修建學宮是從古至今的傳統，目的是為“宣圣之教澤”、教化民眾，“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修葺學官，尊崇文教，時勤祀之典以□報享之隆”?！吨亟ㄌ涂h學文昌祠碑記》開篇同樣指出“文昌帝君主掌人間嗣祿，敦孝教、忠國家以輔元開化，扶佐文治，特于春秋祀先師日隆其典禮，另祠以奠之”［8］。碑銘記載修建太和縣文廟主要為官辦，私人捐助，“諸生捐貲鳩工共襄其事……幸西晉孫公津世大新奉簡擢蒞任茲士時有遵旨修學之命，乃捐貲集材毅然以修葺為己任”?！办稌r多士如得所未有，群清於公，移廢館階石、闌楯以飾圣殿丹陛之全，瓦片、橡木以佐新祠柱楹之半。既蒙批允，復罰贖捐金，選材命匠正興作間，忽報升河南太守，適鄧川刺吏舒公代篆繼至，諸如經費度支不足者概任之?！保?］重修太和縣學文昌祠時使用舊館的一些材料，在重修的過程中換為鄧川刺史主持修建，依然井井有條，把文昌祠修建得美輪美奐。重修之后的太和縣學文昌祠與原文昌祠不在一個位置，“夫文昌祠原在大成門東后，改明倫堂右，雖經再建，位向終偏”［10］。

據《新纂云南通志》記載，太和縣文廟在“清康熙初，教諭周祖曦重建圣祠。二十九年，通判趙之藺重建泮池，周以石欄。三十一年，提督諾穆圖、參議道畢忠吉重修，并制祭器、樂器”［11］。結合碑銘可知，太和縣文廟實際在康熙年間進行了三次修建；之后，“在咸豐六年，杜文秀據城，廟宇坍塌；同治十二年，巡撫岑毓英籌款與府學合建一廟，太和縣學文廟改為敷文書院”［12］。合建之后的文廟位于古報國寺遺址，至此再無太和縣學文廟。清代大理地區文化教育相較于前代發展較快，明代大理地區共建9所學宮、50所社學、25所書院，清代新建社學38所、書院72所、義學176所。［13］文化教育的發展，使得云南提督偏圖申奏朝廷后，康熙親筆題寫“文獻名邦”的匾額以示表彰。

（二）清代太和縣的書院

太和縣作為大理地區的核心區域，通過對太和縣碑刻的分析，可以管窺清代大理書院的發展概況。書院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高級學校，是知識分子講學進修的地方；清代的書院雖未正式納入官學體系，但實已官學化。［14］在清代，大理地區先后創辦書院72所，清代大理府太和縣（今大理市）建有書院12所。 ［15］

桂香書院為進士李元陽在明嘉靖年間捐建；清康熙三十年，提督諾穆圖捐修；雍正二年，提督郝玉麒、知縣龍為霖續修；十二年，迤西道雷之瑜重修。 ［16］出資修建桂香書院的李榮春認為修建書院可以培養子孫，是一件善事，“適吾伯曾祖云山李公諱榮春，妣楊氏福元，聞其意而欣然曰：建書院以培子孫，美舉也，遂捐貲鼓舞……以為構此不過為自身適興之所與子孫讀書之地”［17］。桂香書院為私辦公助，桂香書院后期皆由官府出資維修、增撥束脩膏火，作為學院的辦學經費，從桂香書院的創辦到后期的維修體現清代大理地區注重家庭教育，官府重視教育，具有良好的教育氛圍?！吨匦蘅菚罕繁懼幸搀w現了清代大理地區重視教育的社會風氣：“常對人曰：天下事一姓為之而不足者，眾姓為之而有余?！保?8］

西云書院作為滇西著名學堂，是白族文化的縮影和地區人才培養的平臺，見證了清代白族地區的教育。［19］西云書院由提督楊玉科改為書院，“爵帥楊公捐置西云書院，惠愛梓桑，意良深切”［20］?！捌浔臼鹛岫阶灾酶魈幥绊棶a業，不敢自私，情愿捐入地方歸諸公用……全數捐入書院，以備山長束脩，生童膏火，文武舉人、優拔貢生進京盤費，并購買書籍之需。俾士子誦讀有資，力圖上進，仰副朝廷振興文教之至意?！保?1］碑銘記載提督楊玉科捐置書院的用意深遠，及其捐財物的具體用途，而捐置書院是為鼓勵士子讀書，其目的是“仰副朝廷振興文教之至意”?！段髟茣盒颉分幸灿型瑯拥挠涊d：“爰將大理府城前建公寓，捐置迤西所屬五府三廳為肄業書院，并將田畝、灶租、鋪面，盡數捐入書院?！保?2］“再此原咨內鋪面系廿余間，嗣又陸續添建四十余間，共計六十余間，全數捐入書院。又太和屬之下兌、豐呈莊、龍龕等處叛產，除分給殘廢兵勇外，余剩四百三十余畝，今并捐入書院?！保?3］在捐置西云書院之后又陸續捐鋪面、田產，為西云書院的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使得西云書院逐漸發展與內地一致。西云書院也如《西云書院序》中所言“數年后恍然見西周菁莪棫樸之盛，而多士青云直上，焉則書院為不虛設，西云之名籍垂不朽矣”［24］。歷經百年洗禮，西云書院現為坐落大理古城的大理市第一中學，仍然在發揮價值。

書院經費是書院賴以生存發展的關鍵，從現有的碑銘來看，桂香書院初建和重建、重修奎星書院皆為私人捐助，西云書院為地方官員捐助，玉龍書院的資金來源有民間助學、地方官員捐助。［25］這體現了清代大理地區民間、地方官員重視教育的發展的良好氛圍，形成社會力量聯合辦學的良好傳統，從而促進了清代大理地區教育文化的發展。但清代的書院終究擺脫不了時代的局限，也不可能完全獨立于清政府的各項政策之外。［26］可以說，其時書院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到統治者書院政策的影響。清代書院作為官學之補充，書院與科舉密切聯系，清代大理地區書院的興盛，為大理培養了一批人才，使大理成為名副其實的“文獻名邦”。

（三）康熙年間清廷教育思想在碑銘中的反映

《訓飭士子文》為康熙帝對生員的教訓戒?？滴跏组_博學鴻儒科明經取士，然卻不乏賣官鬻爵投機專營之弊政，故皇帝親撰此文，訓誡讀書人修身立本，以品為先。地方官員恭敬刻碑立于文廟，是大理地方執行中央政令的實物見證。碑銘開篇點明國家興教化是為了培育人才，康熙尊師崇儒、重視學校，為了教育風氣清明，剔除各種弊端，才使得“賢材蔚起”?！皣医W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厘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材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制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保?7］康熙帝恩威并重地告誡士子：在學習上以品行為先，在品行上以孝為先，這是康熙帝對生員品行的重視。碑刻落款為“巡撫云南兼建昌畢節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費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臣郭環敬錄，提督云南省學政按察使司僉事臣馮佩實，云南大理府知府加一級臣章履成，同知加四級臣魏鴻基，通判臣石承謨，太和縣知縣臣查嗣詢，府學教授兼訓導事臣李北有等敬

立”［28］。有中央大員、地方官員，也有地方府學教授，這是中央教育政令得到了重視、落實在大理執行的實物見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所立《提督云南等處學政按察使司僉事張告示碑》，碑銘主要記錄清廷用人標準，鼓勵學生知行合一，做一個君子：“照得學校為教化之地，宮墻乃仕進之階，使者恭膺簡命視學滇南，忻逢我皇上御極六十年，文德覃敷，聲教四記化成，六道氣運光昌，漢唐以來所未曾有?！保?9］在碑文開頭指出學校是施行教化的地方，皇帝登基六十年，科舉考試是為了選拔真正有才干的人，這樣才能夠成就國家的強盛、成就士子的才華，在平日治學中要“嚴杜積弊”，并列舉條約八則：“即丁酉科膺黔闈正考官，虛公披閱，拔錄真才……嚴杜積弊，縷列宣告，辭無泛涉，言必在行，爾生童其各凜尊，毋忽，所有條約八則，開載於左一端士行士人為學，端在躬行?！保?0］碑銘中八條準則反映清代云南對人才的選拔開明靈活，“記曰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使者當自加勉焉”，立碑的目的是用來勉勵學生以這八條準則約束自己的言行?！短涂h學司鐸題名碑》文末記錄了大理太和縣學主持教化的司鐸人員名單，從中可以看到明清大理地區掌管文教的具體人員。

從碑銘中可以看出，清廷的教育政策在大理地區得到了很好的執行、貫徹，加強了大理與內地的文化溝通。

三、結語

通過以上碑刻可知，清代大理學校蓬勃發展，一方面促進了清代大理人才的培養、社會的穩定，也為民國大理文教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體現了清代大理地區重視教育的良好氛圍，官方的重視與支持、民間力量的聯合共同促進清代大理地區教育發展，增強了當地人民對中原文化和對中央王朝的認同，“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修葺學宮，尊崇文教，時勤祀之典以報享之隆。我宣圣之教澤，直與天地并垂不朽也”［31］，也啟示我們，教育事業的發展不能光靠國家的號召，必須社會各個方面都重視，才能全面促進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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