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翻譯的音形義編碼

牛菲 朱全定

【摘要】傳統文化在武俠小說中以綜合形態出現，研究武俠小說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外譯和跨文化交流意義重大。實際上，拓展中國武俠小說在全世界傳播的文化地理分布阻礙頗多。囿于環境，借助翻譯實現文學有效性的傳達至關重要。語言藝術美的再現或補償很大程度上以語言的音、形、義為根基。本文通過剖析《射雕英雄傳（四）》原作與譯本發現，譯者在文本編碼時主要通過中國文論強調的音形義傳遞原作精神：語義關乎情理，從根本上影響著受眾的解讀，其實現方式多為與音或形的兩兩結合，即音義顯化、形義顯化，或是三者有機結合（音形義顯化）；語言形式和人物形象對文本有效性起著錦上添花的作用；文本中“聲音”的處理多表現為抽象的形式，具體體現在詞匯選擇和人名翻譯上。

【關鍵詞】《射雕英雄傳（四）》英譯本；音形義編碼；文學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H315?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25-008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5.029

一、引言

中國武俠小說走出去尚在起步階段，面臨著翻譯作品少，涉及作家少的問題。目前，受西方讀者追捧的網絡武俠小說涉及正統中國文化不多，其本身的文學價值和文化價值并不高（王雪明，2021：32）。

而金庸武俠小說處于文化傳統的“小百科”時代（陳墨，2008：4）。作為武俠小說的典范，其借武技較量顯示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嚴家炎，2019：19）。

金庸小說融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人類精神為一體，蔚成20世紀華人文學之奇觀（孔慶東，2004：135）。武俠小說是中國的“國粹”，雖古已有之，但在當代中國成就最高（湯哲聲，2013：105）。

金庸作品伴隨著1972年漢陽出版社推出的《武劍道》拉開了在海外傳播的序曲（張乃禹，2020：53）。

其中，《射雕英雄傳》作為金庸“射雕三部曲”的龍頭，其西方譯介也經歷著漫長的過程。從2018年英國麥克萊霍斯出版社推出了安娜·霍姆伍德英譯的《射雕英雄傳·第一卷：英雄誕生》至由譯者張菁和白雪麗英譯的第四卷《射雕英雄傳·第四卷：一個心靈的破碎》于2021年3月初的全球出版，金庸小說伴隨著外譯的增多受到更多重視，武俠小說也呈現出與西方主流文學融合的態勢。

二、文學的有效性和編碼機制

譯文若不能促成有效的文化交際，則不能讓中國文學作品在譯入語境中被接受、傳播，并產生影響（謝天振，2014：6）。

文學的有效性是作者通過語言的藝術編碼，充分利用語言的音形義，最大限度地喚起讀者的感知和體驗（王曉路，2021：115）。所謂“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即聲音的處理關系到文本主旨（阮元，1980：270）。

“音”除具體聲音外，也包括譯者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靶巍敝肝谋揪幋a中風格、體例、句式、詞語以及人物形象?！傲x”即文本內涵?；诮涣鞯哪康?，語義的有效傳達至為重要。

當聚焦于文學作品，音、形、義的傳達往往不是通過作者直抒胸臆來實現的，其實現方式往往是與音或形的兩兩結合，即音義顯化、形義顯化，抑或是三者有機結合（音形義顯化）。

就音形義三者的關系而言，義多關乎情，情即情理，音和形多關乎文辭和形式（周振甫，1986：283）。赫曼斯早在1996 年就提出翻譯敘事話語總是包含著譯者的聲音，因其隱藏于譯本敘事者后，往往被忽略（Hermans，1996：26）。

金庸的武俠作品在結構、人物、情節、語言等小說藝術的多面面都是精湛的、上乘的（范伯群，孔慶東，2003：171）。面對如此經典的作品，譯者有義務傳達原文意蘊，實現文學有效性。

三、文學有效性的音形義編碼探究

如譯者張菁所言，翻譯武俠小說首要實現的就是讓人輕松地、沒有成見地去接觸中華文化或是傳統文化（徐明徽，2019）。音形義編碼拉近了受眾想象中的中國和實際中國的距離，使中國文化能夠在譯語文化生態中順暢地播。

（一）形義顯化

源語（1）：第一道是包括日月水火金土羅睺、計都的“七曜九執天竺筆算”；第二道是“立方招兵支銀給米題”；第三道是道“鬼谷算題”：“今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三，七七數之剩二，問物幾何？”（金庸，2011：977）。

譯語（1）：The first was：The Sindhu written calculation of the seven brilliances and nine luminaries，which included the sun，the moon and the stars- Water，Fire，Wood，Metal，Earth，Rahu and Ketu.

The second was：“The problem of disturbing silver and issuing rice to soldiers whose numbers are conscripted in cubic multiples”.The last one was the Problem of the Ghost Valley Sage：

Here are objects whose number is unknown：counted by threes two remains，counted by fives three remains，counted by two again remains.How many are there？（Gigi，Shelly，2021：21-22）.

第一題出自《九執歷》，這里黃蓉要求瑛姑計算日食的時間。第二題出自元代數學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鑒》，是一道計算軍中糧草糧錢的題。第三題是《孫子算經》上有名的“孫子問題”，即求“最少”或者“至少”的問題，否則就會有無數個答案。

瑛姑出言不遜，大肆諷刺黃藥師，黃蓉為整治瑛姑，便出題三道“教訓”她。這一行為將黃蓉“七分邪中自有三分正”的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原文本著重“出題”這一行為，譯者通過深隱黃蓉的思想，反顯化了其形象，一隱一顯，譯者準確地發掘了文本內涵，塑造了黃蓉機智無雙、刁蠻活潑的形象。

題目涉及中國傳統命理學和古代數學，在英文中找到相應的釋義難度大，若不慎重考慮便容易造成錯譯、誤譯。為了保留中國獨特的文化內涵和深奧的本質，譯者運用簡單的句式保留了原有語義。

筆者看來，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匱乏的受眾，譯文仍略顯深奧，容易造成似懂非懂的效果。如果有適當的注解加持，語義的傳達定會更加到位。

（二）音義顯化

在《射雕英雄傳（四）》中，人名所蘊含的中華文化繁多且瑣碎。合理側重音義顯化既能最大程度保留人物名字特色、保留文化色彩，又能強化人物某一方面，或對人物關系梳理產生積極作用，還有助于揭示金庸小說以人物為中心進行武俠形式建構的思想（韓云波，2019：21）。

據統計，譯文中人名翻譯共60次，均使用了音譯，按照漢語拼音直譯27次，按蒙古語發音英譯13次（如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分別占全部人名翻譯的45%和21.67%。

按“直譯/意譯+音譯”翻譯的共20次，占比33.33%，如，譯者將“歐陽鋒”譯為“Viper Ouyang”，強化了其心狠手辣的特征，將“穆念慈”譯為“Mercy Mu”，樹立了其溫婉柔弱的形象。將“傻姑”譯為“the Qu girl”，強化了她與曲靈風的關系。

“音編碼”助力“義傳達”，有助于受眾了解異質性文化內涵（劉毅，2021：63）。

誠然，中英翻譯的目的是加深受眾對中華文化的理解，但仍要避免把中華文化完全歸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名是獨特的代號，蘊含著豐富內涵，這種復雜程度只有通過最大化的音譯保留才能得到準確的傳達：其一，翻譯中很難找到含義相近的英文名；其二，若將人名全部替換，其中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內涵會被極大地削弱，武俠小說的文學性也會大打折扣。

（三）音形義顯化

源語（2）：那書生捻須吟道：“六經蘊籍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

那書生一笑接吟：“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泄天機莫露口。一點累累大如斗，掩卻半床無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知否？”

黃蓉道：“‘六字下面一個‘一，一個‘十，是個‘辛字?！幼稚霞訖M、下去‘口，是個‘未字。半個‘床字加‘大加一點，是個‘狀字?！陹旃?，是個‘元字。辛末狀元，失敬失敬，原來是位辛未科的狀元爺（金庸，2011：999）?！?/p>

譯語（2）：The scholar smoothed his beard and began：“For years the six classics have guided this heart，One blade for ten winters this hand has boned.”

He smiled and continued：“Reclining， this one sprig of apricot blossom，Explain the heaven mysteries these lips would not.Materstroke from his great one，Obsecures half a bed of naught.Set aside this courtiers cap to retreat with the name whole，This face，did you know how it once looked？”

Lotus stuck out her tongue.“A man of letters and the sword.Impressive！”“Forgive us，please，foremost of scholars，as revealed by the first letters of your verse”（Gigi，Shelly，2021：57）.

“吟”為凸顯聲音之詞，“吟詩”本可翻譯為recite poem或hum verse，譯者反選用began和continued將書生慢條斯理的書卷氣得到突顯，強化了書生的儒雅之“形”。began和continued將吟詩這一行為前后貫穿起來，真正實現了“在文字上前后承接，在意義上脈絡貫通”（周振甫：243）。

原作中“書生”這一身份巧妙隱藏在一首七律詩中，借助漢字拆解整合得到謎底是“辛未狀元”。

但是，由于受眾對于漢字結構和字謎的陌生，譯者創造性地選用藏頭詩的形式，由每句詩第一個單詞的首字母拼寫成foremost，最后解釋為foremost of scholars。遺憾的是，原作中“辛未狀元”四字足矣，而在譯文中foremost卻難單獨承擔原文傳達的意義，需要借助scholars一詞來揭曉書生的身份。

翻譯中，體例由字謎轉為藏頭詩，譯者實現了“義”和“形”的巧妙結合。此處，譯文真正做到了情真理正、有質有文。

四、結語

譯本著力尋求傳播中華文化和受眾接受度之間的平衡：語義顯化貫穿了全篇；人物形象如書生謙遜儒雅、黃蓉古靈精怪借助體例轉變、詞匯選擇得以正向強化；不同的音譯策略助力武俠江湖中的人物刻畫?！渡涞裼⑿蹅鳎ㄋ模分刑N含的數學、燈謎、人名稱謂等中華文化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

放眼未來，在中國文學外譯中，譯者應從更全局性和綜合性的角度出發，不僅要合理選擇編碼的維度，還應充分利用注解、插畫、動畫等方式來展現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推動中國當代文學譯介的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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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牛菲，山西大同人，太原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方向：武俠小說、翻譯文學、譯介學。

朱全定，河南洛陽人，太原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通俗小說、譯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