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是否有助于提升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

朱金鶴 龐婉玉

摘 要：包容性綠色增長作為一種綠色共享式增長，是促進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008～2020年地級市面板數據，以“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作為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的外生沖擊，探討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依然成立。從傳導機制上看，數字經濟發展通過資源配置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顯著促進了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從空間效應上看，數字經濟發展能顯著促進鄰近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從異質效應上看，數字經濟發展對包括經濟發展、財政分權以及城市規模等不同特征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促進作用存在差異。

關鍵詞：數字經濟發展；包容性綠色增長；智慧城市；雙重差分模型

文章編號：2095-5960（2023）04-0012-11；中圖分類號：F49，F124.5；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中國經濟雖然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但因其粗放型發展方式導致的環境透支、生態赤字、收入差距等不綠色不包容問題顯著。步入社會主義新時代，在既要追求經濟增長也要實現環境友好和社會公平的三維目標驅動下，實現包容性綠色增長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應有之義。黨的二十大對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增進民生福祉提出了新要求，“包容”和“綠色”的發展模式已逐漸成為我國轉變發展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當經濟發展的環境友好條件被提前鎖定，低成本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作為一種伴隨數字技術產生的新經濟發展形態，2020年，數字經濟對一線和新一線城市整體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超過70%①? ①數據來源：新華三集團數字經濟研究院與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計算和大數據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城市數字經濟指數藍皮書（2021）》。 ，一系列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成為帶動經濟綠色增長，促進社會進步的強勁動力?！鞍菪跃G色增長”強調增長、綠色與公平的并存，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方式，而數字經濟具有高效率、低能源和共享性等多重特征，那么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通過何種途徑影響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是否會對周邊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產生影響，以及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影響是否具有異質性？回答這些問題，能夠為制定具有時效性和瞄準功效的數字經濟發展與包容性綠色增長戰略提供理論依據與政策導向。

從現有研究來看，基于對包容性綠色增長外延與內涵的研究，包容性綠色增長被定義為一種追求經濟增長、環境友好和社會公平的可持續發展方式[1]，因此，數字經濟發展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可以從以上三個層面展開。其一，數字經濟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從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已有數字經濟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理論相關研究多從宏觀經濟層面、中觀產業層面和微觀企業層面三個維度進行展開，研究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經濟增長質量和水平的提高；[2]另一方面，在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們認為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區域經濟增長，但不同區域間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異質性。[3，4]其二，數字經濟發展對環境友好的影響可以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從宏觀層面上看，研究者們通過對省域和市域數字經濟發展影響生態效率發現，數字經濟在提升生態效率中的積極效應，是實現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5，6]從微觀層面上看，數字經濟可通過其高滲透性，與各行各業充分融合，有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減少污染物排放，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改善。[7]其三，數字經濟發展對社會公平的影響可以從發展機會均等和發展成果共享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從發展機會均等上看，數字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多靈活就業的機會，有助于偏遠地區和弱勢群體從事以往無法觸及的經濟活動；[8]從發展成果共享上看，數字經濟發展使得任何人都有可能獲取到以往難以得到的資源。[9]綜合來看，現有文獻僅研究了數字經濟發展對經濟、環境或者社會影響的某一個或兩個方面，缺乏對這三個方面的全面考慮，尤其是探索包容性綠色增長影響因素和實現路徑的研究相對缺乏。

為準確對數字經濟發展影響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進行研究，本研究從經濟、環境、社會三重維度衡量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并結合“國家智慧城市”試點這一準自然實驗，采用雙重差分法對數字經濟發展影響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進行檢驗。

二、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分析

包容性綠色增長是多維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被定義為綠色發展與包容性發展的有機結合，強調經濟、環境與社會三者協調并重且不可或缺。［1，10]基于此，本文從經濟增長、環境友好以及社會公平三個方面分析數字經濟對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首先，數字經濟發展能顯著提高生產效率，是拉動城市經濟高質量增長新引擎。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依托物聯網、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數字技術迅速改變了社會交往方式和經濟商業模式，在網絡正外部性的基礎上，擴大了經營范圍和商品種類，最大化發揮規模經濟效應，降低了單個產品邊際成本，從而提升城市生產效率；另一方面，城市生產效率的提高意味著城市傳統經濟與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緊密結合，使得生產成本不斷下降，新增市場主體和企業等私營經濟活力不斷得到激發[11]，有助于城市經濟的高質量增長。

其次，數字經濟發展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是實現城市生態環境友好的新途徑。第一，從宏觀視角上看，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分析城市再生產過程中的海量數據，大大減少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問題，降低經濟運行中的交易成本，進而降低整個城市經濟系統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12]第二，從中觀視角上看，數字經濟基本上都是環境友好的新興產業，直接減少能源消耗的同時，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可以與傳統產業結合，更好地推動城市傳統產業節能減排；第三，從微觀視角上看，數字經濟發展可以將傳統企業的經驗化、人工化控制模式轉變為標準化、精準化控制，有利于實現城市企業的提質增效和節能減排。[13]

最后，數字經濟發展能夠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是維護城市社會公平共享的新方法。一方面，雖然數字經濟在發展初期容易受到區域原有的資源稟賦與經濟收入水平制約，導致數字技術難以惠及所有群體，存在一定的“數字鴻溝”擴大效應[14]，但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數字經濟逐步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數字鴻溝”逐漸出現消弭的態勢。[15]長期來看，數字經濟發展是縮小區域差距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6]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通過遠程辦公、遠程教育和遠程醫療等基于云服務的各種實踐活動，顯著促進了城鄉間的交流合作共享[17]，減少了城鄉不平等和階層固化現象，能夠有效促進城市公平正義的實現?；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實現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

（二）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的影響機制

資源配置效應。數字經濟發展能夠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提升資源配置效率，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實現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一方面，從宏觀層面上看，數字經濟發展可以突破地域限制，使市場有效配置資源功能更好地發揮，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資源利用效率；[18]從微觀層面上看，數字經濟可以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通過實時調整能源供應，使傳統產業從研發到生產再到銷售的全環節更加智能、精準、高效，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19]另一方面，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意味著生產要素從低效率生產主體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生產主體，能夠在不增加要素投入與不改變生產主體技術前沿的前提下，提升城市經濟效率，改善生態環境質量。［13］

數字經濟發展通過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促進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是實現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從數字產業化上看，數字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生產要素—數據要素，形成了更廣闊的信息溝通渠道，實現了更強的知識擴散效應，提升了經濟體知識存量，從而促進了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從產業數字化上看，數字經濟可以與傳統商務模式、管理模式相結合，催生出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加速了技術創新的迭代升級。另一方面，隨著城市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使得生產力社會化、機械化和智能化水平也不斷提高，逐漸改變了居民的工作、生活方式，不僅實現了經濟的穩定增長，還改善了生態環境質量[20]，與此同時，共享經濟在民生領域迅速崛起，實現了居民在教育、醫療、環境等各方面的發展成果共享?；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數字經濟發展可通過改善資源配置、促進技術創新提升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

三、實證設計與數據說明

（一）識別策略與模型設計

本文研究目的是探究數字經濟發展能否提升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這就需要精確識別此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一方面，“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作為政府推動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和方式之一，住建部分別于2012、2013和2014年推進了三批“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建設，為本文的實證工作創造了契機；另一方面，準自然實驗的研究設計作為近年來評估政策效應的常用方法之一，為本文實證提供了良好研究方法?；诖?，本文將“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視作為城市層面數字經濟的外生沖擊進行準自然實驗，參考孔令池等的研究[21]，構建多期雙重差分模型來識別數字經濟發展與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提升間的因果效應。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二）指標選擇

1.被解釋變量。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gig）。本文參考周小亮等的研究［1］，構建包括經濟、社會、環境三個維度在內的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指標體系（見表1）。具體來看，首先，經濟增長維度從經濟總量產出、經濟增長動力和經濟增長潛力三個領域來構建指標體系，包括人均收入水平、消費支出水平、產業結構水平、對外開放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和科技支出水平6個三級指標；其次，借鑒余興厚等資源稟賦和主體認知的思路[22]，分別從機會和成果的視角將社會公平維度劃分為機會均等和成果共享兩個維度，包括教育機會均等、醫療機會均等、就業機會均等、基礎設施均等、精神成果共享和物質成果共享6個三級指標；最后，環境友好維度是實現包容性綠色增長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綠色生產消費和生態環境宜居兩個領域，單位產值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等10個三級指標。

2.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treat×time）。將“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視為一次準自然實驗，設定虛擬變量形式（treat×time）。具體地，批復為“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的城市treat賦值為1，獲批當年及之后年份time為1，其余為0，以此作為衡量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

3.傳導機制變量。傳導機制變量包括資源配置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資源配置效應，資源配置效率可以通過要素市場扭曲指數來反映[23]，基于此，本文參考徐曉莉等的研究[24]，利用樊綱構建的要素市場化指數，通過構建要素市場扭曲指數作為資源配置效應的代理變量，即resourceit=max（marketit）-marketitmax（marketit）；技術創新效應，參考李廣昊等的研究［13］，采用各城市每萬人專利申請授權數來衡量。

4.控制變量。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包括：房屋價格水平（lnhouse），采用各城市每平方商品房銷售價格的對數衡量；城市緊湊水平（population），采用各城市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數量衡量；財政科教偏向（finance），采用各城市財政科教支出與財政總支出比值衡量；職工工資水平（lnwages），采用各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的對數衡量；政府干預程度（government），采用各城市財政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

（三）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對象為2008～2020年全國271個地級市，借鑒以往文獻，對收集數據進行如下處理：一是為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將原來以價格為基礎的數據進行了平減處理，均調整至2008年不變價水平；二是對部分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填補。最后得到2008～2020年271個地級市共計3523個樣本，所有指標原始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市）統計公報以及相關統計網站，表2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礎回歸結果

研究結果表明，“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影響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發展確實能夠促進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假設1成立。具體地，表3列（1）到列（4）報告了逐步放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后續分析以列（4）回歸結果為研究基準。表3列（4）結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treat×time的估計系數為0.003，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這一外生沖擊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可能原因在于，“國家智慧城市”的建設通過豐富的應用系統，加速了城市中社會空間、信息空間和物理空間的融合，推動了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高技術密集產業發展，促進了城市經濟向創新型和知識型轉變，有助于實現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相統一。

（二）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使用雙重差分模型需滿足平行趨勢的前提假設，即如果沒有“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的推進，實驗組和對照組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發展趨勢應是一致的。本文借鑒Beck T et al.的研究思路[25]，采用將實驗組虛擬變量與構造出的政策執行前后時間啞變量交乘的方法對多期DID模型平行趨勢進行檢驗。若回歸系數在政策實施前不顯著，則說明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政策實施前不存在顯著的系統性差異。為直觀觀察雙重差分模型是否滿足平行趨勢假定，圖1報告了95%置信區間下“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實施前后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變動趨勢。從圖1中可以發現，回歸結果表明“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影響滿足平行趨勢假定，適合采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研究。

2.安慰劑檢驗

為增強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排除非觀測因素對實證結果的影響，參考張國建等的研究[26]，通過隨機選擇樣本作為實驗組進行安慰劑檢驗。具體地，通過計算機隨機模擬生成不同批次相同數量“國家智慧城市”建設試點城市構建虛擬政策變量代替treat×time，將產生的虛假試點樣本作為實驗組進行回歸，同時為了提高安慰劑檢驗的可識別能力，本文將全樣本隨機抽取過程重復了500次，得到了500個虛假的估計系數核密度分布（圖2）。結果顯示，隨機產生的估計系數均值分布在0左右且近似于正態分布，證明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的估計通過安慰劑檢驗，其政策效應幾乎不受其他隨機因素影響，基礎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3.其他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國家智慧城市”建設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的政策效果評估具有可靠性，本文進一步采用以下4種方法對實證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①內生性檢驗。雙重差分模型雖然能緩解一定內生性問題，但“國家智慧城市”試點仍然可能受到不可觀測因素影響，從而干擾回歸結果。對此，本文借鑒周記順等的研究[27]，以1984年各城市每百人固定電話數量（phone）與時間趨勢項構造的交乘項作為“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的工具變量，采用2SLS回歸進行穩健性檢驗。②PSM-DID方法。為增強模型估計的穩健性，提高試點城市與非試點城市樣本的可比性，本文分別采用“核匹配”和“半徑匹配”對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匹配，并使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重新回歸。③子樣本回歸。與一般的地級市相比，省會城市與一、二線城市在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較為領先，為避免在分批次批復“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城市過程中可能存在樣本選擇偏差，從而對估計結果產生一定影響。所以本文分別對剔除掉了26個省會城市和33個一、二線城市的實證數據進行回歸。④排除其他政策干擾。由于在推進“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時無法排除同期內其他政策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影響，導致基礎回歸結果可能包含這一政策之外的影響因素。因此，本文借鑒朱金鶴等的做法[28]，依次控制了“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kd）和創新型城市試點（cx）政策的虛擬變量，對實證數據進行重新回歸。以上回歸結果見表4，結果均表明本文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五）異質性分析

1.城市經濟發展異質性

經濟基礎差異會帶來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互聯網普及等諸多差異。為探究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異質性影響，本文以各城市實際地區生產總值平均值的中位數為界，將樣本分為高經濟發展城市與低經濟發展城市。實證結果如表7列（1）、列（2）所示，經濟發展水平高城市的雙重差分系數顯著為正，而經濟發展水平低城市雙重差分系數則不顯著，說明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國家智慧城市”城市對其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作用高于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智慧城市”城市。其可能原因在于：相比于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對當地科學技術的投入較多，自主創新的能力較強，有利于實現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轉型，提升數字經濟發展規模和水平，從而顯著促進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

2.城市財政分權異質性

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水平會使得城市對科技創新和數字產業等方面的投入存在差異。為探究城市財政分權帶來的異質性影響，本文通過計算財政分權程度，并以各城市財政分權均值的中位數為界，將樣本分為高財政分權城市與低財政分權城市。實證結果如表7列（3）、列（4）所示，財政分權度高的城市雙重差分系數顯著為正，而財政分權低的城市雙重差分系數不顯著，所以財政分權也有可能是“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影響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提升的因素之一。其可能原因在于：相較于財政分權低的城市，財政分權高的城市擁有較為自由的安排支出權力，在“國家智慧城市”建設中，可快速推動以物聯網、互聯網和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技術密集產業發展，促進城市向智能化、數字化方向發展，從而提升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

3.城市規模異質性

城市人口規模的變化會導致不同城市數字基礎設施水平產生差異。為探究城市規模帶來的異質性影響，本文以300萬為節點采用城市常住人口指標將樣本城市劃分為I型及以上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及中小城市。實證結果如表7列（5）、列（6）所示，“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Ⅱ型大城市及中小城市與I型及以上大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作用均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研究結果表明目前我國人口流動合理，且“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數字要素和信息技術的空間擴散和溢出效應，在能為城市數字化發展提供完備的新型基礎設施同時，也能為滿足居民生活需求提供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務和優良的生態環境，有利于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將“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視為一次準自然實驗，基于2008～2020年地級市面板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模型檢驗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影響效應。主要結論如下：第一，“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顯著促進了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在進行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依然成立；第二，“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提升技術創新水平顯著促進了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第三，“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周邊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產生了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促進了周邊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第四，經濟發展、財政分權以及城市規模等不同城市特質會影響到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的提升作用。

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一是各城市應進一步提高新型信息技術的投入，并自上而下實施統一底層技術標準，實現城際間智慧治理、智慧生產和智慧生活互聯互通，整體提高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使“國家智慧城市”建設真正成為城市實現包容性綠色增長的有力途徑。二是各城市應拓展城市間智慧技術合作領域，加大云計算、物聯網和互聯網等新型信息技術的研發強度，減少政策限制造成的效率損失，加快推進公用性與基礎性技術的應用和普及，提高城市資源配置效率和創新效率，為實現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奠定堅實基礎。三是各城市應立足區域發展特點、明確城市功能定位，在確保城市原有優勢的基礎上，依托“國家智慧城市”建設，有針對性地研發和推廣智慧城市應用，開發符合城市特點的智慧項目，因地制宜地滿足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人與自然協調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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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of green shared growth， inclusive green growt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from 2008 to 2020， and taking the “National Smart City” pilot policy as the exogenous impact of urban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urban inclusive green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inclusive green growth， and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level of inclusive green growth in cities through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inclusive green growth levels in neighboring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effect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level of inclusive green growth in citi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urban size.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inclusive green growth;smart city;double difference model

責任編輯：吳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