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非心臟手術圍術期血壓評估與管理指南

《成人非心臟手術圍術期血壓監測與管理指南》撰寫組；中國老年醫學學會醫療照護分會

血壓管理是圍術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高血壓或低血壓作為圍術期心血管事件的重要危險因素，其管理越來越被重視，相關共識陸續發布［1-2］?！吨袊哐獕悍乐沃改?018》［3］及 《2022 ESC 非心臟手術患者心血管評估和管理指南》［4］中有部分內容提及圍術期血壓管理， 對指導圍手術期血壓管理、降低手術風險及并發癥發生率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然而，目前尚缺乏在這一領域獨立完整的循證指南。因此，在上述指南與共識的基礎上，按照國際和國內指南制定的方法與步驟，組建多學科指南制定專家工作組，先后經過指南制定調研、評估籌備、相關指南評價分析、臨床證據檢索及等級評價、形成推薦意見等流程，經專家組5 輪討論，制定了《成人非心臟手術圍術期血壓評估與管理指南》（簡稱《指南》）。

本指南對推薦類別采納國際通用的方式：I 類，指已經證實和/或一致公認有效、有用或有益的治療或操作；II 類，指有效或者有用的證據尚有爭議，或者存在不同觀點的治療或操作；IIa 類，證據傾向于治療或操作有效；IIb 類，證據不能被證實有用或有效，可考慮使用；III 類，指已經證實和/或一致公認無用或無效，甚至可能有害，不推薦使用。

指南證據來源的水平如下：證據水平A，證據來源于多項隨機臨床試驗或薈萃分析；證據水平B，證據來源于單項隨機臨床試驗或多項非隨機對照研究；證據水平C，證據來源于專家共識和/或小型臨床試驗、回顧性研究或注冊登記。

1 專業術語與定義

圍術期：圍術期包括術前、術中、術后3 個階段，涵蓋自確定手術治療之日至與這次手術相關的治療基本結束的時間范圍。

圍術期低血壓： 圍術期期間平均動脈壓 （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 值＜65 mm Hg 或血壓下降幅度超過基礎血壓值的20%［5-6］。

圍術期高血壓：圍術期期間血壓升高幅度大于基礎血壓的30%，收縮壓（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140 mmHg 和（或）舒張壓（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 ≥90 mmHg［4，7］。

圍術期高血壓危象： 包括圍術期高血壓急癥和亞急癥。高血壓急癥是指圍術期過程中出現短時間血壓增高，并超過180/120 mmHg， 伴即將發生或進行性靶器官如心臟、 腦、腎臟、血管、眼底等損害。高血壓亞急癥指血壓顯著升高但不伴進行性靶器官損害。

2 流行病學

全球每年近3 億患者接受外科手術， 患者圍術期血壓波動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手術當日降壓藥物的停服、精神緊張、 麻醉藥物、術前腸道準備所致的低血容量、疼痛、炎癥等［8］。近25%非心臟手術患者存在圍術期高血壓，血壓越高，術中發生出血、心肌損傷、心律失常、腦卒中等風險越高，未控制的高血壓是取消擇期手術的主要原因［9-12］。由于圍術期低血壓和高血壓的標準定義采納較大范圍的血壓閾值， 采納的標準不一樣， 則圍術期低血壓發生率為31% ～93%不等［5］；圍術期低血壓發生急性腎損傷、心肌損傷及死亡風險 增 加［13-18］。

3 圍術期高血壓或低血壓的危險因素

圍術期高血壓主要危險因素：（1）有原發性高血壓病史，術前血壓控制不理想或不合理停用降壓藥物；（2） 患嗜鉻細胞瘤、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癥、腎動脈狹窄、中重度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等繼發性高血壓，而且術前血壓控制不佳；（3）患者緊張、焦慮情緒所致；（4）麻醉過淺或鎮痛不全、缺氧或CO2潴留、麻醉藥物應用、惡心嘔吐或寒戰等；（5）術中操作牽拉；（6）液體輸入量過大、升壓藥物使用不當、尿潴留、腸脹氣、術后傷口疼痛、咳嗽等。

圍術期低血壓主要危險因素：（1） 患者基礎血壓偏低；（2）術前禁食水、腸道準備等因素導致血容量不足；（3）麻醉期間肌松藥物的作用；（4）術中出血、術中補液不足等；（5）合并腎上腺皮質功能不全等原發??；（6） 急性冠狀動脈事件；（7）心律失常；（8）機械通氣等。

4 術前血壓評估與管理

臨床上會遇到的主要問題： 判斷術前是否存在血壓異常？ 是否需要進一步的檢查和評估？ 高血壓的程度及靶器官損害情況如何？ 是否需要推遲或取消擇期手術？ 術前血壓管理目標值是多少？降壓藥物該如何使用？如果手術確實進行，是否會增加圍術期風險？

4.1 推薦術前對患者進行體檢和高血壓相關實驗室檢查，了解高血壓類型， 必要時結合臨床排查繼發性高血壓原因，并對高血壓患者進行靶器官功能評估（I，C）

推薦依據：高血壓靶器官損害主要包括心、腦、腎、眼及廣泛的血管病變［19］。評估靶器官損害的存在及嚴重程度是高血壓患者術前評估的重要內容也是評判高血壓嚴重程度的一個指標。針對血壓升高患者的術前檢查和評估應包括血常規、尿常規、血清鈉、鉀、肌酐、血清尿酸、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血糖、尿微量白蛋白；12 導聯心電圖、超聲心動圖、頸動脈及雙下肢動脈超聲、眼底檢查等，另外還需對高血壓患者進行危險分層。

4.2 推薦監測術前基線血壓值，尤其是手術當日基線血壓水平，用于確定圍術期血壓管理目標值（I，B）

推薦依據：研究表明基于術前血壓值確定術中血壓目標值，可改善患者預后［13，20］。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結果提示術中將SBP 維持在基線血壓水平的10%以內， 可降低術后腦功能障礙和感染的風險［20］。另有觀察性研究提示基于術前血壓水平制定術中MAP 波動在基礎血壓的20%或50%以內相對安全［13，17］。臨床工作中根據術前動脈壓設定術中MAP目標值是常規做法。然而，目前圍術期基線血壓尚無明確定義， 而全身麻醉誘導前不久測得的MAP 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患者的正常平均MAP。一項前瞻性觀察性研究在非心臟手術前為370 例平素體健的非臥床患者自動監測血壓，結果發現誘導前的首次MAP 測定值波動范圍較廣， 可低于或高于平均 日間動態MAP 值［6］。

4.3 推薦圍術期在診斷高血壓之前行24 h 動態血壓監測，以識別白大衣高壓和隱匿性高血壓（I，A）

推薦依據：無論是患者術前因疼痛、緊張或其他原因所致單次血壓升高引起的過度降壓治療，還是因測量原因導致的漏診引起未行治療的高血壓，均會增加術后不良事件的發生風險［21-22］。多個高血壓指南建議在診斷高血壓之前進行動態血壓監測［23］。在臨床實踐中，可使用不同的設備進行動態和圍術期血壓監測，最大限度地減少測量誤差對血壓變化的影響，以及減少白大衣高血壓的漏診，并確保觀察到的血壓值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真實血壓水平［24］。

4.4 推薦監測圍術期SBP、DBP、MAP 和脈壓值， 避免依賴單次血壓水平指導術前血壓管理（I，A）

推薦依據： 近期發表的大量研究結果表明圍術期SBP、MAP 和 脈 壓 值 與 圍 術 期 預 后 相 關［16，25-31］；術 前DBP 升 高 與圍術期心腦血管事件風險增加和術后死亡率增加相關［18］；較低的術前DBP 與腎損傷有關［32］。另外，有證據提出最佳圍術期DBP 管理的J 型曲線， 即當DBP < 70 mmHg 或> 100 mmHg 時，圍術期心臟損傷發生風險增加［33］。一多中心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亞組分析及一項臨床研究結果顯示頸動脈內膜切除術后30 d 內卒中、 心肌缺血或死亡的復合終點的風險與DBP 基線值的增加有直接相關性［34-35］。以上最佳圍術期血壓水平可降低不良后果發生。另一項納入無癥狀頸動脈狹窄患者的多中心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結果提示基線DBP 是術后中風或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36］。

高血壓患者圍術期血壓波動可進一步加重其并發癥發生率［25-28］。此外，一項大型單中心研究發現，術中低MAP 及術中MAP 變異與術后30 d 死亡率明確相關［16］。非心臟手術患者手術當日血壓受多種因素影響， 包括術前暫停降壓藥物、術前腸道準備導致血容量減少、術前精神緊張等，所以應根據血壓水平給予補液或降壓等治療。

4.5 高血壓1 級或2 級患者無需推遲手術（I，A）

推薦依據：過去20 余年的研究表明，術前輕度至中度高血壓并不是術后并發癥的主要危險因素，因此輕中度高血壓不需要推遲手術［38-42］。美國圍術期評估和管理指南沒有將高血壓確定為導致推遲或取消手術的危險因素，歐洲心臟病學會/歐洲麻醉學學會指南也持類似觀點， 但這并不說明術前高血壓在圍術期的管理中應該被忽視［43-44］。有證據表明，圍術期高血壓患者發生心肌缺血風險明顯增加［45］。因此，社區或基層醫院進行血壓評估和監測，SBP ＜160 mmHg 和DBP＜100 mmHg 的患者即可進行擇期手術［46］；圍術期應繼續進行降壓治療，推薦高血壓控制不良或未經治療的患者在麻醉和手術前應控制血壓［47］。因此臨床醫師和麻醉醫師應該關注圍術期高血壓，并進行相應地治療和管理。

4.6 推薦SBP 高于180 mmHg 和/ 或DBP 高于110 mmHg可延遲擇期手術（I，A）

推 薦 依 據：SBP 高 于 180mmHg 和/或 DBP 高 于110mmHg 與心肌梗死/缺血、心律失常、腦血管事件和腎功能衰竭的發生率增加有關，因此推薦SBP 高于180mmHg 和/或DBP 高于110mmHg 應權衡延遲手術以優化降壓藥物效果的潛在益處與延遲手術的風險， 使用快速作用的靜脈注射藥物，血壓通?？梢栽趲讉€小時內控制，可暫時推遲或取消擇期手術，將血壓控制在理想范圍再行手術治療，該推薦與歐洲指南建議一致［44］。

4.7 患者SBP 高于180 mmHg 和/ 或DBP 高于120 mmHg且合并終末器官損害時，推薦取消擇期手術并立即住院治療高血壓急癥（I，C）

人們不知道的是，就在虎鯨媽媽孤獨地死去時，小虎鯨被泰德以20000美元的價格賣給了邁阿密海洋館。它被老板起名為洛麗塔。就這樣，4歲的洛麗塔離開大海，被迫住進了人類為它打造的牢籠里——一個被稱為“鯨魚碗”的水池里。按照相關規定，容納虎鯨的水池至少要15米寬，而“鯨魚碗”只有可憐的11米寬，最深的地方僅6米，最淺的地方只有3米。

推薦依據：高血壓急癥患者應推遲擇期手術，手術延期可進一步降低終末器官損傷或死亡的風險［48］。

4.8 推薦長期服用β 受體阻滯劑的患者， 圍術期繼續使用β 受體阻滯劑（I，A）

推薦依據：β-受體阻滯劑在圍術期具有多種潛在有益作用，2014 ACC/AHA 指南指出在接受非心臟手術長期治療的患者中，應繼續在圍術期使用β 受體阻滯劑［49］。突然停止β受體阻滯劑治療可引起撤藥反應，其特征是心動過速、高血壓和隨后的心肌缺血，這是由于β 受體阻滯劑數量增加導致內源性兒茶酚胺刺激過度所致［50］。2017 年加拿大心血管學會非心臟手術患者圍術期心臟風險評估和管理指南也建議：在長期服用β 受體阻滯劑的患者中在圍術期繼續使用β 受體阻滯劑［51］。

4.9 推薦在非心臟手術前24 h 內不新增使用β 受體阻滯劑（I，A）

推薦依據： 一項包括POISE 試驗數據的Meta 分析文章指出隨機分配美托洛爾的參與者圍術期非致死性心血管事件較少；但圍術期中風發生率和全因死亡率增加［52］。一項包含33 項隨機對照試驗（RCTs）大規模薈萃分析得出結論：盡管圍術期缺血和梗死發生率降低，但圍術期開始使用β 受體阻滯劑并未顯著降低死亡率或心力衰竭發生率，該分析結果也顯示，圍術期使用β 受體阻滯劑可增加卒中風險，死亡風險增加28%［53］。

4.10 推薦圍術期患者有≥3 個改良心臟危險指數（RCRI）風險因素高?；颊?，于術前超過1 周開始使用β 受體阻滯劑（IIa，C）

推薦依據：在具有3 個或3 個以上RCRI 風險因素（如糖尿病、心力衰竭（HF）、冠狀動脈疾病、腎功能不全、腦血管意外）的患者中，可于術前使用β 受體阻滯劑［48］。在一項觀察性分析結果提示術前超過1 周開始β 受體阻滯劑治療時，發生心血管事件較少，在具有多種危險因素和圍術期心肌梗死高風險患者中，術前開始β 受體阻滯劑治療是必要的［54］。盡管不應在手術當天開始高劑量β 受體阻滯劑治療，如果患者可以耐受且相對安全，術前超過1 周開始β 受體阻滯劑治療是合理的［3］。術后恢復β 阻斷劑應考慮到患者是否存在相對禁忌證（如低血壓及心動過緩）［55］。

4.11 非心臟手術前24 h 停用ACEI/ARB，如果患者血液動力學穩定，則在手術后第2 天重新開始ACEI/ARB（I，A）

推薦依據：3 項RCT（總共188 例患者）檢查了術前持續與不使用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ACEI）或血管緊張素受體拮抗劑（ARB）非心臟手術時的效果，所有3 個試驗表明ACEI/ARB 的術前繼續治療是與術中低血壓風險增加相關［56-58］。僅1 項試驗報告了關于心血管并發癥，但數量事件太小，無法得出任何結論［57］。圍術期相關研究，術中MAP 低于60 ～70 mmHg 與死亡風險增加， 心肌梗死和中風相關，如果患者血液動力學穩定，應于術后第2 天恢復ACEI/ARB治 療［52，59］。

4.12 不建議使用鈣離子拮抗劑（CCB）以防止圍術期心血管事件。長期規律口服治療劑量的CCB 對血流動力學無明顯影響，且能增強靜脈麻醉藥物、吸入麻醉藥物、肌松藥物和鎮痛藥物的作用，故不推薦在術前停藥（IIa，C）

4.13 推薦術前2 ～3 d 停用利尿劑， 使用利尿劑期間監測電解質。

推薦依據：2017 年歐洲重癥監護醫學學會建議不要單獨使用袢利尿劑預防急性腎功能損傷［60］。在心臟手術中，連續輸注呋塞米治療未發現保護作用， 術后肌酐水平反而升高［61］。同樣，一項評價隨機對照試驗和觀察性研究的薈萃分析得出結論，呋塞米不能改善腎功能［62］。對于急性心衰患者，較高劑量利尿劑可減少臨床癥狀，但與腎功能一過性惡化有關，同時，術中利尿劑可加重術中體液缺失，因此，主張術前2 ～3 d 停用利尿劑［63］。在接受非心臟手術患者中，使用利尿劑患者發生低鉀血癥比例高達36%， 應監測電解質水 平［64］。

5 術中血壓評估與管理

5.1 推薦術中保持SBP ＜130 mmHg，DBP ＜80 mmHg，尤其在老年人群中［31］。

5.2 推薦術中MAP 維持在60 ～70 mmHg 以上，術中SBP應維持在90 mmHg 以上（I，A）

推薦依據：一項系統綜述對130 項研究進行分析，總結出140 種關于術中低血壓不同的定義，其中較常用的定義包括：（1）SBP ＜80 mmHg， 低于基線水平20%；（2）SBP ＜100 mmHg 且低于基線水平30%。由于缺乏低血壓的標準定義，既往研究報告的術中低血壓的發病率為5% ～99%［5］。雖然術中血壓是嚴格管理的，但有證據表明，由于動脈壓管理的做法各不相同，術中低血壓仍然很常見。

越來越多證據表明，術中MAP 低于60 ～70 mmHg 與心肌損傷、急性腎損傷和非心臟手術的成人死亡有關［12-17，65］。因此，術中MAP 維持在60 ～70 mmHg 以上的患者發生急性腎損傷（AKI）和心肌損傷的風險較小。

器官損傷和低血壓之間的關系是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的函數，較低壓力持續較短時間即可引起器官功能損傷。一項研究系統發現圍術期心肌損傷、 急性腎損傷和死亡風險取決于術中低血壓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當MAP 維持在小于70 mmHg 僅10 min 時，任何末端器官損傷的風險略有增加。MAP 低于65 ～60 mmHg 至少5 min 或MAP 低于55～50 mmHg 時，風險中度增加。據報告，MAP 低于65 mmHg至少20 min、MAP 低于50 mmHg 至少5 min 或任何持續時間MAP 低于40 mmHg 的情況下， 導致靶器官損傷的風險最高［66］。同樣，一項多中心研究通過368 222 例非心臟手術患者發現，MAP 值越低，則發生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急性心肌梗死、或死亡的復合終點事件風險越高［67］。

不同閾值水平的術中低SBP 和MAP 與術后急性腎和心肌損傷相關，對于SBP，對器官損傷效應在低于約90 mmHg時開始累積，導致器官損傷的MAP 閾值約為65 mmHg［68］。

臨床上重要的低血壓不僅發生在手術中，而且也發生在麻醉誘導和手術刀切開皮膚之間這個時段。一項研究結果提示：雖然麻醉誘導至手術皮膚切口前的時間比整個術中時間短，但時這個時間段發生的低血壓占整個麻醉過程中觀察到的所有低血壓的三分之一，并與主要并發癥獨立相關［69］。在麻醉誘導與手術切口前這個時段發生低血壓的原因主要由基線患者危險因素和麻醉藥物使用有關。

5.3 對于接受非心臟手術的成年人，術中MAP 水平不應超過術前基線水平20 mmHg 或20%， 目前尚無充分證據建議術中應開始治療的血壓上限值（II a，C）

推薦依據： 目前只有為數不多的臨床研究在不同的手術人群中對術中高血壓和不良臨床事件給予不同的界定，主要包括：（1）MAP 較術前基線水平升高20 mmHg；（2）血壓≥160/90 mmHg；（3） 術中血壓升高基線MAP 的20%以上；（4）絕對SBP≥180 mmHg 持續時間超過5 min；MAP ≥130 mmHg 持續時間超過5 min；DBP≥120 mmHg 持續時間超過5 min，相對基線SBP 增加50%超過5 min；MAP 增加＞50%超過5 min，DBP 增加＞50%超過5 min。研究在不同的手術人群中采用異質研究設計， 評估術中MAP 升高與臨床不良事件的關系， 幾乎沒有證據提示術中MAP 的升高與非心臟手術患者術后發病率的增加有關［17，70］?？偟膩碚f，現有數據表明，術中血壓升高與術后發病率的相關性不像低血壓那樣強。一項納入254 名患者的觀察性研究中描述了兩種與術后并發癥相關的術中血流動力學模式：MAP 低于基線水平20 mmHg 60 min，MAP 高于基線水平20 mmHg 15 min［71］。這項研究表明，術中MAP 水平超過術前基線水平20 mmHg 或基線血壓水平的20%，并持續較長時間與術后并發癥發生風險顯著相關，因此，推薦術中MAP 水平不應超過術前基線水平20 mmHg 或20%， 目前尚無充分證據建議術中應開始治療的血壓上限值。

5.4 術中血壓管理靜脈用藥

推薦依據：血流動力學異常的術中管理主要包括使用縮血管藥物和血管擴張藥。術中常用的縮血管藥物，如去氧腎上腺素或者去甲腎上腺素；血管擴張藥，如硝普鈉、尼卡地平、硝酸甘油等；或者短效β1 受體阻滯劑，如艾司洛爾等。

在圍術期出現高血壓急癥（一般超過180/120 mmHg）時需要緊急處理，如合并心率快且無β 受體阻滯劑禁忌證者可首選艾司洛爾或拉貝洛爾；不能應用β 受體阻滯劑且腎功能正?；蚝喜⒐跔顒用}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心功能不全者首選硝普鈉、硝酸甘油等，其通過提供或促進內皮細胞釋放一氧化氮（NO），擴張動、靜脈血管而發揮降壓作用。

6 術后血壓評估與管理

術后血壓受患者疼痛、情緒緊張、術式和圍術期管理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術后低血壓和高血壓是常見事件，與不良事件風險增加相關［72］。然而，人們對術后低血壓和高血壓的正確評估和管理往往知之甚少。

6.1 推薦對術后高血壓或術后低血壓患者行床旁評估，及時進行血壓監測，判斷血流動力學是否穩定，了解病因，并給予適當的治療（I，C）

推薦依據：術后應進行重點的病史和體格檢查，并按照以下程序進行評估：（1）了解患者血壓、心率、體溫、脈氧飽和度，對疼痛程度進行評估；（2）判斷低血壓或高血壓狀態是否穩定；（3）術后低血壓患者應考慮進行被動抬腿試驗（passive leg raise，PLR）［73］；術后高血壓應了解患者疼痛程度、是否緊張、是否伴有氣短等；（4）可初步判斷低血壓是否由于前負荷不足所致，如果PLR 測試不能糾正低血壓，進一步的治療應集中在使用血管活性藥物提高血管張力； 如果PLR 試驗陽性，可給與靜脈補液治療。有癥狀的低血壓患者應立即治療，在這種情況下，無創心輸出量監測器和便攜式超聲設備也可以協助判斷低血壓的原因，從而有助于指導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法。同時，治療低血壓時需要關注所使用的藥物的不良反應，例如，去甲腎上腺素最好用于低血壓伴有心動過速的情況，因為去甲腎上腺素可導致反射性心動過緩［74］。

6.2 推薦術中應用機器學習方法來預測低血壓的發作（IIb，B）

推薦依據：目前已有臨床研究證實術中可應用機器學習法構建預測模型來預測和識別低血壓發作及血流動力學改變，機器學習法是計算機利用算法和統計學模型并根據先前分析過的訓練數據集來預測臨床結局事件，但目前在臨床應用還有一定局限性［75-77］。

6.3 推薦術后收縮期動脈壓維持在90 mmHg 以上，MAP 維持在70 mmHg 以上；對于高血壓患者，發生心臟、腎臟器官功能損傷的閾值高于90 mmHg（I，A）

推薦依據：術后低血壓一般界定為術后SBP<90 mmHg、血壓水平低于基線血壓水平的30%、MAP 低于65 ～70 mmHg，低血壓持續時間越長，發生腎功能損傷、心功能損傷的風險水平越高［78］。對于術前高血壓患者，發生傷害的閾值可能高于SBP 90 mmHg。因此，為避免出現非心臟手術后心肌損傷、心肌梗死、急性腎損傷、中樞神經系統缺血性事件或死亡， 盡量避免患者術后血壓降幅超過其基線水平的20%，并保持SBP≥100 mmHg、MAP （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65 mmHg［13，20，24，79-80］。

6.4 目前尚無明確循證證據可用于界定術后高血壓， 發生器官功能損害的高血壓閾值尚不明確。術后血壓管理的目標值應根據患者術前基線血壓水平及臨床實際情況而定。

推薦依據：術前基線血壓正常的成人非心臟患者，術后SBP 水平盡量維持在90 ～160 mmHg 之間，這是一個相對安全的波動范圍。同樣，此目標也適用于基線SBP 異常的患者（如SBP ＞140 或＜100 mmHg）。圍術期高血壓發作或低血壓應及時處理，以避免可能的不良結局。血壓異常的具體治療取決于引起血壓波動的原因、 發作持續時間和基線合并癥。

6.5 術后應根據臨床情況指導β 受體阻滯劑的治療， 這與藥物開始的時間無關（I，A）

推薦依據：一項Meta 分析顯示在非心臟手術后24 h 內開始使用圍術期β 受體阻滯劑可降低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的風險，但增加死亡、非致死性卒中、低血壓和心動過緩的風險［81］。Khanna 等［82］研究證實與術后第2 天或之后相比，術后第1 天恢復使用β 受體阻滯劑可顯著降低術后房顫風險，然而術后當天重新開始β 受體阻滯劑治療可增加低血壓風險。有臨床研究顯示術后及時恢復β 受體阻滯劑可降低術后死亡率［83］。因此，推薦對高血壓患者進行術后評估，如果無低血壓或心動過緩等禁忌，術后及時恢復β 受體阻滯劑，并嚴密監測血壓、心率等，避免出現低血壓或心動過緩等。

6.6 推薦術后盡快使用ACEI/ARB 等降壓藥物（I，A）

推薦依據： 有研究表明術后48 h 內未能恢復使用ACE抑制劑或ARB 藥物會增加30 d 的全因死亡率和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尤其對60 歲以下患者影響最大［84］。因此，推薦術后盡快恢復ACE 抑制劑或ARB 藥物，但是應密切監測血肌酐和血壓水平。

6.7 對于已經接受鈣離子通道阻滯劑（CCB）的患者，特別是血管痙攣型心絞痛患者，建議在圍術期繼續使用，但在手術當天保留劑量，以避免術后低血壓（I，A）

推薦依據： 圍術期服用CCB 可降低非心臟手術患者的缺血和心律失常的發生率，顯著降低心肌缺血和室上性心動過速的發作次數［85］。

7 總結

血壓異常與圍術期并發癥的風險增加有關，本指南以循證醫學證據為基礎，對術前、術中及術后血壓評估與管理進行推薦，旨在為圍術期血壓管理提供一定參考，以盡量減少圍術期血壓波動，從而改善患者預后。

利益沖突：無。

撰稿委員會：高凌根、王 彬、勇琴歌、韓 東、佐國琴、粟妍暉、馬靜、陸慶明、賀 晶、王嘉楠、程文佳、陳 雷、梁 琳、路 艷、宋思敏、郭瑩璐、張麗峰、潘 英、高 萌、楊金娟、李 想專家組成員（按姓氏拼音排序）：

解放軍總醫院（曹 豐、陳 雷、陳 韜、范 利、高德偉、高凌根、高遠、賀 晶、侯惠如、李天志、李 曉、劉 斌、劉 淼、馬 慧、皮紅英、王彬、王 昆、王 蓉、楊庭樹、勇琴歌、張 麒、朱 荔、周志鵬）；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黨愛民、劉亞欣、田 濤、王林平、周憲梁）；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華 琦、王艷玲）；國家衛生健康委科學技術研究所（茅群霞）；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王文憑）；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西藏成辦分院（王運倉）；首都醫科大學安貞醫院（溫 丹）；首都醫科大學同仁醫院（許英晨）；中南大學湘雅醫院（賀連香、彭華）；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郎紅娟）；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胡鸞嬌）；北京醫院國家老年醫學中心（李 欣）

證據評價小組：茅群霞（國家衛生健康委科學技術研究所）、劉 淼（解放軍總醫院研究生院）、毛君赫（海軍軍醫大學基礎醫學院）